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讲的那些都见鬼吧！需要竞选总统连任的又不是他。
——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其白宫助手所言
经济学原理固然重要，但所有经济行动都是在以政治原则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法律和政府政策框架体系中进行的，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因此，政治和经济激励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研究经济政策比单独研究经济原理或政治原理更具挑战性——当然也更具启发性。
政治决策与经济决策
无论是在经济环境还是在政治环境中，人们都会根据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做出反应。然而，这些激励和约束条件在不同的环境中差别非常大。因此，选民的行为与消费者的行为自然不同，政治家的行为与出售商品、服务的商家的行为也会有异。
选民
做经济决策与做政治决策完全不同，即便是同一个人——例如既是消费者又是选民——在做这两种决策时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实际上，选民在考虑选择哪个候选人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根本比不上消费者在购房（甚至买车）过程中所耗费的心神。选民的政治决策对未来政策的影响较小，而且所影响的是其他很多人的生活；但消费者的经济决策则对自己的福利水平有着重要影响。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人们在做出这两种决策时所投入的思考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相径庭。对于很多法律和政策，都有这样的说法：“魔鬼藏在细节里。”但如果大部分选民都不去审视这些细节，很多邪恶的后果就会在华丽修辞的包装下，从初看无瑕的光鲜背后暴露出来。
政治和市场都能使人们对他人的需求做出回应。但职业政客和商人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极为不同。人们通常都将消费者选购商品的行为同选民选择由谁担任公职的行为进行类比。然而，这两种选择存在极大差异：不仅因为个人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两类决策在本质上就完全不同。选民只需要选择是否将选票投给某个候选人，而消费者还需要决定食物、衣物以及庇身之所的类别及数量。
简言之，政治决策通常都是类别（categorical）选择，而经济决策则一般是增量（incremental）选择。政治投票是“一揽子”式的：你可以不同意候选人A的经济政策，候选人B的外交政策，候选人C的环境政策；但是，一旦你进入投票站，你就要根据每个候选人的整体施政纲领（包括所有的经济、外交和环境政策）来投票，在下一次选举之前无法改变主意。这可不像你去买面包，今天选择这个品牌，明天又可以去购买另一个品牌。
增量决策要比判断哪个候选人的整体政策最满足自己的政治需求要复杂得多。对于增量决策，即便是非常需要的东西，你也不见得愿意不断地增加购买量，因为在获得一定量的该物品后，你会想拿钱购买其他物品。例如尽管花费不菲的资金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住是很值得的，但与其他消费决策——例如供孩子读大学或者为退休后的生活购买年金——相比，是否值得在郊区购买第二套住房就很难获得明确的答案了。
增量决策的一个推论是，很多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人们不想购买更多，是因为它们不值得（或不很值得）牺牲其他东西来获得。而从政治的角度看，政府官员总会承诺让选民免费得到或以政府补贴后的低价来购买想要的东西，但实际上选民对这些东西的渴望并没有大到愿意花自己的钱来购买。最终，公众必须为这些东西缴税，而作为消费者，他们根本就不会购买它们。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赢家只有那些在竞选阶段因为表现出慷慨和同情心而获得政治支持的政客们。
政治有时也被称为“可能的艺术”（the art of possible）。但这也表明，在民主政治中，有些约束条件并不存在。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言：“没有任何选举制度能够满足加利福尼亚的选民既要保证低电价，又不能建新电厂，同时还要不断提高供电水平的要求。”但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承诺却正是赢得选举的方式之一。在政治游戏中，信念可以战胜实际。纵观历史，这种例子俯拾即是。“煽动击败了数据！”美国前国会议员迪克·阿梅伊（Dick Armey）如是说。但制造并传播这些错误信念的，并不只有具有煽动才能的职业政客。有些政治信念不需要证据的支持就能被民众接受，甚至还有信念与证据相龃龉。
从全世界范围看，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无论何种民族、何种文化，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口号能比下面这个更能获得人们的支持：这不是你的错，错的都是别人——所以需要改变的是那群人，而不是你。如若不愿做出改变，付出代价的就该是他们，而不是你。在这种口号的羽翼下，不只政客能在选举中获得成功，革命运动也能获得力量。
政客
尽管人们都觉得政治家会比普通选民更关心政治决策，但政客们的关注点与普通选民不尽相同。在职官员的头号要务通常是赢得连任，所以他们的视野很少会超越下次选举的时间。因此，官员更喜欢那些能在下次选举前产生有益影响的法律和政策，而那些只能在下次选举之后才产生有利影响的政策，哪怕有利影响更显著，也不如前者那样受欢迎。事实上，只要这种政策的有益影响能在选举前出现，那么即便在选举之后会产生恶果，官员们也愿意选择。
无论是选民还是政客都没有太大动力去考虑一项法律或政策的长期后果。大部分选民不思考长远影响，很多被推选出的在职官员又没有动力权衡政策的远期后果——由于害怕竞争对手通过满足公众的短期诉求，将自己同选民割裂开来，这些政客反而会有强烈的动机避免让自己的纲领超出选民的理解范围。
政治学和经济学思考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政治思维考虑的是实施政策、制度或项目的“预期效果”（hoped-for results）——例如“毒品预防”计划、“枪支管制”法律、“环境保护”政策、“公益”律师事务所、“营利性”企业等。但是在经济分析中，重要的不是目标，而是目标在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激励和约束条件。
例如，我们知道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营利性”企业实际上并无法盈利。在新成立的公司中，几年后因经营不善而被迫停业的占比很高。与之类似，对于诸如“毒品预防计划是否真能预防或哪怕只是减少毒品使用”“公益律师事务所是否真能对社会有益”“枪支管制是否真能管住枪支使用”这样的问题，我们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房租管制法》无法有效限制租金，结果颁布和实施该法律的城市（如纽约和旧金山）往往比没有相关规定的地区房租要高得多[1]——对此经济学家并不感到惊讶。但是对于那些总被政治性煽动牵着鼻子走的人——也就是那些目光比较短浅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却可能在其意料之外。
我们并不是想说各种政策可能无法实现其目标。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政策实施过程的实际特点，以及植根于这些特点中的激励和约束因素，而不是仅凭其设定的目标来做出评价。如果一开始就能分析这些政策和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而不是把目光局限在其宣称的目标上，许多所谓的“意外结果”就能被我们预知。一旦开始考虑特定政策实施后的一连串后续事件、考虑这些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就会发现整个世界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为了理解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我们不仅需要考虑政府官员们在不同渠道承受的各种压力，还应思考媒体和选民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媒体和选民都可以被归为易受短视思维影响的群体。
短视思维
我本科时在哈佛大学接受阿瑟·史密瑟斯（Arthur Smithies）教授的指导学习经济学时，他在课堂就某个具体问题问我最支持的政策是什么。对该问题颇有心得的我满怀自信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并详细解释了对于这项政策，我期望能产生怎样的有益结果。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他接着发问。
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不过稍做思考，我就发现自己刚才描述的情况很明显还有着其他的经济后果。我继续思考并给出解释。
“那么接下来又会怎样呢？”史密瑟斯教授的问题仍在继续。
继续分析政策开展后的经济影响，我开始意识到伴随着这些影响，最后政策的效果远不如我只考虑短期影响时预想得理想，于是，我对这项政策有点犹豫了。
“那么，还会发生什么呢？”史密瑟斯教授还在继续问我。
此时，我已经开始明白我所支持的政策很可能会诱发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这种结果可能比该政策想要改善的局面还要糟糕。
这个小小的练习看似简单，但相较于大多数针对政策的经济讨论，它所考虑的其实更为长远。因为大部分政策的经济分析都受限于短视思维，止步于分析实施某项政策在短期内所能达到的效果，而忽略更长远的影响。在最近这些年里，一些美国总统（无论来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前经济顾问公开表示，很多最高层面的政策措施，其实并未获得足够的思考和分析，这些政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2]也未得到严肃的对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导人并未预先考虑过这些政策的长期政治后果。这两位经济顾问所辅佐的总统——分别为理查德·尼克松和比尔·克林顿——在政治上都非常成功，而且都在竞选连任时获得了比首次当选总统时更为明显的优势。
短视思维并不只是政客的专利，大众身上通常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而且这种现象也不是美国或西方社会所独有的。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当津巴布韦政府在2007年6月为了应对失控的通货膨胀而颁布法令大幅压低物价时，该国人民“以狂热（但却短暂）的扫货行为来迎接这种降价政策”。但仅过了一个月，津巴布韦的经济就陷入了停滞状态。新闻是这样描述的：
面包、糖、燕麦片，每个津巴布韦人的生活主食都被一扫而空……肉类产品实际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就算是仍具购买能力的中产阶层在黑市上都无法买到它们……医院里的很多病人因缺乏药物供给而奄奄一息。
如果商品价格很低，生产商就不会像高价时那样向市场提供大量的产品，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来理解并不难。然而，我们还需要停下来继续思考，尤其要思考之后的影响。在津巴布韦这个案例中，政府人为营造的低价会造成一种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物质丰裕的假象，而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存在。与政治或其他谎言一样，真相要浮出水面还需要一段时间。可到了那时，现实可能已经积重难返了。
“采取行动”（Do Something）型政策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调整自己的角色——作为消费者、雇员、雇主、投资者、农民活跃着。环境的改变可能源于技术，也可能源于决策失误，它们会引起价格、工资水平、股票与债券收益率的变化。有些时候这种变化是有益的，例如随着电脑运算能力的持续快速发展，其价格也显著降低。也有些变化是不利的，例如金融市场为应对2007年的风险抵押贷款大规模违约事件所进行的调整迫使很多与“有毒贷款”相关的借款人和贷款人陷入破产的境地，有新贷款需求的人们也不得不面临陡然收紧的信贷要求。
诚然，能够自动达到均衡状态的系统，如市场经济，确实能够带来一些益处。它通过改变价格、销售和就业水平来进行调整，这一调整的过程可能会给特定的个人和企业造成困难。而这些困难又会给政治当局创造干预的机会，尤其是在社会需要他们“采取行动”解决经济问题时。无论行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是使经济状况改善还是恶化，从政治角度来看，对采取行动的需求不容抗拒。1971年，为了应对国内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推出了新的经济政策，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和平时期的工资和物价进行管制。尽管当时经济学家们的主流意见，以及尼克松本人对工资和物价管制的可能负面影响的了解，都倾向于避免采取此类措施。尼克松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这样描述这些不良后果：“市场上买不到牲畜，小鸡都被淹死，食品商店的柜台空空如也。”然而，这些后果却是在尼克松再次当选总统后才显现出来的。
而这些政策的直接政治后果却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媒体对总统果断采取行动来处理通货膨胀大加褒奖。最终，尼克松在1972年竞选总统时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现在回头来看，大家普遍认为尼克松的工资和物价管制政策造成了消极的后果，但在选举时，选民却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来投票，并不会根据事后对政策后果的评估来做出选择。简言之，“采取行动”型政策通常只是短视思维的产物——即便政客自己心里清楚。正如赫伯特·斯坦指出的那样，工资和物价管制政策“并没有明显地对通货膨胀的形成产生影响，而白宫其实也没有期待这项政策能起作用”。
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坦言：“管制工资和物价水平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而且会在短期内深得人心。但从长期来看，我认为是错误的。欠的账总有一天要还，挑战正统的经济机制毫无疑问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回顾该事件时也曾表示：“在1972年尼克松谋求连任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灾难性的经济后果终于显现，这是管制政策造成的。”同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世界各国采取价格管制的经验相似，尼克松的价格管制政策导致商品供给水平降低，而较低的价格又使得商品需求水平提高，从而造成了市场短缺。但是当时很少有人将这种市场短缺归咎于尼克松，很多政治评论和媒体纷纷指责石油公司，认为是它们造成了石油短缺，使加油站外出现等待加油的长队。
政治上的成功使得石油公司被妖魔化，并导致尼克松之后的两位继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都不敢取消对石油的价格管制，哪怕尼克松已经取消了对其他产品的价格管制。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福特执政期间仍任白宫顾问，他说：“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政治——担心被指责以牺牲房屋所有者和通勤者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石油公司的利润。”随后，卡特总统开始放松对石油价格的管制，但是直到1979年，石油短缺和加油站外排长队的现象仍经常出现，有时汽车到达加油站时车中的油刚好耗尽，司机在车上苦等一小时才能加到油。但在那时，几乎没有人会认为石油短缺是由几年前尼克松实施的价格管制造成的，也没有人继续妖魔化石油公司，因为对其他商品的价格管制都已经废除了几年，只有对石油的价格管制还一直维持着。
直到1981年——距离尼克松开始推出价格管制政策已有10年——里根政府才废除了最后一项价格管制，也就是对石油价格的管制。批评者预测该政策执行后石油价格就会飞涨。然而，真正发生的却是加油站外排着的长队消失了，石油供给水平提高，石油价格下降，最后实现的价格比存在管制时的价格还要低。
有些时候，吸引政客们“采取行动”的不仅是政治利益。通常，一般人都相信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即使政府只能通过反复试验才能确定正确的干预手段和具体措施。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曾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阐明了该思路：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国家需要——也要求——进行大胆的、坚持不懈的试验。常识告诉我们应该选择一种方法先进行尝试，如果试验失败了，那就坦然承认，然后再去尝试其他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去尝试。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并没有错。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家，史无前例的四次当选总统。在其任期以及去世后数十年里，很多人都将他实施的各项政策视作帮助美国摆脱大萧条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政策反而使萧条不必要地延长了——由于不确定政府接下来会怎么做，消费者和投资者都不愿把钱掏出来消费或投资。而这反过来又会抑制社会对商品以及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力的需求。
富兰克林·D.罗斯福似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不断试验本身会给经济带来的高昂成本。政府的试验不同于私人的试验，后者不论结果好坏都只会对参与者产生影响，一旦发现明显无效可以马上叫停。而政府主导的试验则要求数百万人民必须参与，而且如果民众认为最基本的经济规则会一直改变，前景的不确定性就不可能鼓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甚至无法鼓励普通消费者进行短期消费。如果人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倾向于捂紧荷包。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并没有通过联邦政府的干预来帮助经济摆脱萧条的传统。罗斯福的前任，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是首开先河并承担这种责任的美国总统。他采取的一些干预手段随后被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发扬，尽管胡佛一直被认为是个“无为”的总统。多年以后，连罗斯福政府中很多声名显著的前顾问都承认“罗斯福新政”其实只是胡佛政策的进一步发展。赫伯特·胡佛实际上才是首位决心从国家层面“采取行动”帮助国家摆脱经济萧条的美国总统，尽管没有证据显示他所采取的措施使情况好转了，并且确有理由认为它们反而使状况恶化了。
在更早的20世纪20年代，经济水平的急剧下降被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忽视。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走出了低谷，就像此前它总能在衰退期自我调整走出低谷一样。一次股市暴跌就要经历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期，这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言，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并没有什么特殊性：
在那之后，股票市场又经历了几次大的起伏，而收入水平却没有出现类似的波动。最明显的类似情况就是美国1987年秋天的股灾。这两次股灾惊人地相似：在几乎相同的日期，股票市场惨遭几乎相同的暴跌。
另一项研究将1987年10月19日发生的股市暴跌称为“美国证券史迄今最黑暗的一天”。然而，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并没有像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在1929年股灾时那样反应，而是像他所崇拜的柯立芝总统样顺由经济自我复苏。而这并没有引发新的大萧条，反而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高就业、低通货膨胀以及普遍繁荣的时期[3]。但在当时，里根总统却受到《华盛顿邮报》的强烈批评，称其“无所作为，任由问题积累下去，可谓80年代的卡尔文·柯立芝”。《纽约时报》也指责他“浪费了（采取行动）的机会”。
总之，各种压力迫使美国总统“采取行动”。有些总统（譬如尼克松）只能屈服于这些压力，而其他人（像是里根）则绝不妥协。需要注意的是，里根1987年已经没有继续连任的资格了。而且，不仅只有信奉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家才认为经济萧条时的政府干预会对经济有害。30年代大萧条之前很久，正是卡尔·马克思而不是别人就曾提出“政府疯狂的干预”可能“加剧现有的危机”。罗纳德·里根和卡尔·马克思并没有太多共同点，其中的一点就是两人都认真研习了经济学。
迫于压力而“采取行动”的民选官员并非只有总统。也不是所有压力下的行动都仅出于政治考虑而将已知的经济后果抛诸脑后，就像尼克松总统那样。对经济学了解不够以及不愿意听经济学家的意见也可能导致决策失误。著名的金融家、慈善家以及政府官员威廉·爱德华·西蒙（William E. Simon）曾在多个场合表达意见，认为美国国会听证会毫无用处：
大部分的听证会完全是在浪费时间。然而，我还是非常耐心地接受了国会的邀请。我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将这些绅士们做过的各种不负责任行为的详细记录作为证据呈现给他们。
而针对2007年美国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写道：
国会和白宫中很多人头脑中的问题是：他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以将经济纳入正轨？正确的答案就是：什么都别做。
这种认为政府应该“做点什么”的感觉并非基于对政府采取行动和什么都不做的实际结果之间的比较。对于那些缺乏远虑的人而言，采取行动似乎称得上是个不错的主意，因为他们既不需要回顾历史也不需要运用经济学进行分析。而“采取行动”的替代方法并不是让政府一直什么都不做，而是要认识到政府只能去做一些特定的事——必须对这些行动的短期和长期后果以及一般性影响进行评估。尽管曼昆教授力劝国会和白宫中的政治家什么都不要做，但他也认为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及其专业经济学家会合理应对，从而避免美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问题。
很多“采取行动”型政策确实使某些产业、群体、地区或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部门获得了收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认为这些政策给经济整体带来了净收益。例如，在乔治·W.布什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保护美国钢铁产业的政策意欲使该行业免于因同低价进口钢铁展开竞争而受损，这些政策确实保住了很多美国钢铁工人的饭碗，也增强了美国钢铁公司的盈利能力。但美国的钢铁价格因此上涨，钢铁制品的价格也一并提高，其竞争力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所减弱。因此，该政策给以钢铁为原料的产业中带来的就业损失远远超过其在钢铁制造业中挽救的就业机会，而以钢铁为原料的产业的利润减少规模也远远大于钢铁制造业所增加的利润。只有那些只关注短期收益而无远见的人才会认为这种干预算得上成功。
不考虑长远影响，其后果不仅是有些人会以其他人受损为代价而受益。有时，那些政策想要帮助的人群反而会因这些政策而受损。例如，当《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在1992年被通过时，其根本目标是为那些身体或精神上有残疾的人群带来实惠。法案要求商业公司和其他机构应对这些残疾人群提供“合理的便利”，例如公司应让乘坐轮椅者容易进入，或是采取其他措施让残疾员工更加容易地投入工作。但一项由两位经济学家开展的研究发现，在这些法令开始实施之后，残疾人的就业水平反而下降了。由于政府给雇主强加了这些额外的成本，他们反而不再愿意像当初那样去雇用残疾员工。
长期影响
要考虑政策在实施几年后才逐渐显现出的影响和后果，摆脱短视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政策一开始效果很好，而不利后果随后——尤其是在下次选举之后——才会显现，那么对政客而言，这些政策就非常具有吸引力。
例如，如果某市或某州中有几个发展势头好的公司，政客要为地方政府的项目筹集资金并借此获得选民的选票，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提高这些公司的税率。这些公司又会怎么做呢？将他们的厂房、酒店、铁路或者办公楼搬到别的地方去吗？这些公司当然不会马上这么做。即便他们能够出售在当地的资产，并在其他地方购买替代品，这么做也需要时间，而且不是所有富有经验的员工都愿意随公司突然搬入其他城市或其他州。
然而，即使搬迁有着这么多约束，高税率也会引发一些即时的影响。如果公司在不同地点设有分公司，此时因需求下降不得不选择关闭一些分公司，那么位于税率较高的城市和州的分公司最有可能被关停。此外，在税率较高的城市和州，企业破产的比例可能也会相应地提高。一些挣扎求生的企业能维持得更久，也许还能渡过难关，但税率的重负使情况雪上加霜，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时，一些新成立的公司在选择工厂或办公地点时也会相应地做出反应——他们很可能会避开那些税率较高的城市和州。因此，即使现有这些蒸蒸日上的大公司全都无法在短期内针对税率提高的政策进行调整，这些政策还是会减少一些商业发展的机会，负面影响甚至在政策施行后的第一个阶段就已经产生了。但这种损失从规模上看，也许并没有大到足以在下一次竞选前就引起广泛关注。
然后就是第二阶段。通常在一个公司中，高层所在的行政总部可以先于运营部门实现搬迁转移，因为后者雇用的员工和使用的设备总量都超过前者。如果在其他城市或州——或许在海外——设有运营部门，该公司就可以将部分生产转移到税率不高的地区，即便它没有马上放弃高税率地区已有的工厂和办公点。高税率地区商业活动的减少会使这些公司及当地雇员所缴纳的税收总额降低，从而使该地区的税收收入下降。
第三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仍在发展，他们会选择将新的业务开设在税率不是很高的地区，逐步将那些愿意搬迁的员工调到新的地区去；对于那些不愿搬迁的员工，就在新的分公司雇用新人来代替。
第四阶段：随着来越多的公司离开高税收城市或州，剩下的公司所缴纳的税收总额反而少于原来低税率水平下的税收总收入，因为那时缴税的公司更多。然而此时加税政策已实行多年，而当时负责实施该政策的政客也许都已经升迁到州内或联邦政府的更高职位去了。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那些仍在当地供职的政客，也不太可能因如下理由受到指责：地区税收收入降低、就业减少，政府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因税基不足而被削减。总之，那些应该为这种经济滑坡负责的人很可能逃脱政治指责，除非选民或媒体能够跳出政策实施后的第一阶段来思考问题，明辨随后几年发生的连锁反应背后的主因——但他们很少这样做[4]。
纽约市就是该过程的一个经典案例。美国很多大公司的总部曾一度在纽约聚集，但到了21世纪初，美国100个发展最快的公司中只有1个把总部设在了纽约。有着全美最高税率的纽约市，一直在丧失新的商业机会和数十万的就业机会。然而，这座城市人均花费的市政资金差不多是洛杉矶的2倍，芝加哥的3倍。总地来说，纽约市这种“量出为入”（spend-and-tax）的政策从政治上来看是成功的，但经济后果却是消极的。
政客也许会将一只能下金蛋的鹅杀死，只要这只鹅别在下一次选举前死掉，而且没人能在杀死鹅的武器上找到政客留下的指纹，这样的谋杀就可以被视作可行的政治策略。在复杂的经济中，当地或地区经济滑坡可以归咎于许多替代性的原因，这样一来，公众对真正原因的关注就能被转移出去。
一个常见的替罪羊就是抱怨就业机会都跑到国外去了。但是无论造成现有就业减少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之外，可能还包括技术进步、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即便是在国家处于完全就业的时期，全国范围内已有就业岗位也会减少几百万。1990年到1995年，有超过1700万美国工人失去了工作，但在此期间全国的失业率非常低，因为新的工作机会不断涌现。不过，“铁锈地带”（rust belt）就业减少的原因和纽约市非常相像。尽管在美国经济中，新创造的就业和失去的就业几乎相同——丰田公司雇用几千美国工人来制造汽车，而通用汽车公司则同时解雇了几千人——这些新岗位通常也不会出现在政治或工会环境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地区。因此“铁锈地带”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就业减少，而是它在创造替代就业机会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
政治动机
如果你将事务交给代理人打点，委托他们保证你的利益，那么你生活的任何方面——无论是政治还是其他——总会面临一种危险，即代理人会首先确保他自己的利益，而他的利益不一定总与你的利益相一致。公司的管理层不一定总把股东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演员、运动员或作家的经纪人也可能因为私利而牺牲客户的利益。因此，不要幻想当选的官员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但我们有理由去了解政客决策背后的特别动因，以及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可能会忽略哪些现实的经济问题。
2007年，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了一起大桥坍塌事件，当时很多正好在桥上的司机因此丧生。这起事故不仅震惊全国，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存在同样风险的桥梁的广泛关注。桥梁并非唯一因当选官员的忽视而维护不善的基础设施。道路和高速公路上出现坑洞却不维修的情况非常普遍，而很多地方都将资金用于建设社区活动中心、高尔夫球场和其他设施。如果我们从短视思维的角度考虑当选官员所面临的各种政治激励和约束因素，会发现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这种选择是完全合理的。
对于政客而言，维修大桥、道路、大坝或政府大楼无法立即给他们带来有利的公众支持。而修建新的游憩设施、广场或其他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往往会举行剪彩仪式，政客的名字和良好形象会呈现在媒体的镁光灯下，从而增加未来连任的机会。然而填补路上的坑洞以及维修桥梁或学校却常常没有剪彩仪式。除非这些问题明显到会被公众发现且能对选举支持率产生重大影响，维修公路或其他公共设施的政治回报就非常小，甚至为零。而且，在下一次选举之前，大部分延迟维修的情况不太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就算疏于维护可能在长期造成灾难，那也是未来几届政府之后的事情了。
这种政治动机和反应并不是美国或现代所特有的。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曾提到，法国的一位“骄傲的宫廷大臣”是如何舍弃大量“小建筑”而开建一些“壮丽辉煌的建筑”的，即使前者“极为实用”。他形容，当时在法国，“伟大的道路和交通设施很可能成为宫廷和首都交流的主题，因此受到关注，所有其他建筑项目则都不被重视。”
忽视长远影响的不只有政客，他们所创造的法律和政策也将他人视作毫无远见之人。为私营企业养老金提供保障的政府部门会将面临破产的航空公司所应承担的养老金支付义务转移给普通的纳税人。这些航空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为何要承担其财力根本无法兑现的养老金义务呢？因为在工会合同中加入养老金福利可以使航空公司免受罢工威胁，而且航空公司清楚地知道，未来如有需要，可将这些养老金负担转移给政府。这些公司所考虑的已经超出眼前阶段，而支持这种政府计划的人却并没有如此长远的眼光。
分析市场为何没有阻止各种非市场行为的出现，或是预先判断这些非市场行为的效率，就像是分析为何对汽车技术的研究并没有阻止其他交通方式的发展，或是预先判断这些交通方式的效率一样。对市场的经济学分析，就是根据几个世纪以来发展和累积得到的一些知识、分析和经验来系统研究各种经济行动和政策的后果。理解经济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政策的后果能够决定某个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国民——以及全世界几十亿人民——是贫困还是富裕。
经济学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哪种政策或体制能够发挥出最理想的效果，而是在人类远非完美的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政策或体制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即便面对的是更加简单的任务，即在给定的体制下对不同的政策做出评估，真正的问题也并不是找出哪个政策看起来更为合理，或是如果人们都能按照理想状态行事，哪个政策能发挥最好的效果，而应该是如果现实中的人们都按照真实状态行事，哪种政策实际上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在后面的各章中，我们将针对不同情况，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