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
八字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
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16日生于山东聊城北门里路的相府大院。聊城傅氏是当地名门望族。早在明代，傅家就有诗书传家的门风。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在清兵入关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个状元。从此，傅家在科场上获得功名者不下百人。他们或是在朝为官，或任封疆大吏，因此相府大院有“状元及第”和“圣朝元老”的金匾，聊城傅氏也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美誉。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但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因却无意仕途，终生没有参加科考。傅斯年的父亲虽然中举，却未曾入仕。为了养家活口，他担任东平龙山书院山长，以教书为生。在世人眼里，傅家好像是走向衰落，但这未尝不是他们恃才傲物、洁身自好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对傅斯年影响很大。
傅斯年是傅家的长子长孙。他三四岁时祖父就开始教他识字，并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他还不到五岁，祖父又把他送入私塾。不久，他的父亲病逝，祖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因此对他的学习更是严加督促。尽管如此，祖父还是在他完成作业之后，带他上街散步，或到郊外领略自然风光。傅斯年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既要抚育两个年幼的儿子，又要侍奉年迈的公婆。她经常带领孩子回乡下娘家小住，使傅斯年对农民生活有所了解。傅斯年热爱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同情下层社会，憎恨贪官污吏，与这样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
1908年，傅斯年在父亲学生侯延爽的资助下，赴天津求学。侯延爽原是店铺学徒，傅斯年的父亲见他酷爱读书，十分感动，便让他免费进入龙山书院。后来侯延爽考中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为了报答老师的知遇之恩，他发誓要把傅斯年兄弟培养成才。
第二年，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第一中学堂，开始接受系统的新式教育。
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升入本科国文门。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刻苦读书，一方面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影响下，他和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俞平伯等同学创办《新潮》杂志，成为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引领潮流的刊物。
五四运动以后，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主攻实验心理学，并选修自然科学课程。1923年，他离开伦敦去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先后遇到陈寅恪、赵元任、徐志摩、俞大维、金岳霖、何思源、毛子水等人。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切磋学问，为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文科学长。为此，他先后聘请鲁迅、施存统、许德珩、容肇祖、俞平伯、赵元任、罗常培、汪敬熙、杨振声等人前来执教。为了提高中山大学的学术水平，他于第二年秋天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1928年春，蔡元培筹办中央研究院，邀请傅斯年担任该院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担任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主任。从此，傅斯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基于书生报国之情，在撰写《东北史纲》的同时，还与胡适等人一同创办文人论政的同人刊物——《独立评论》。在此期间，他写下《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等文章，围绕教育独立和改革教育体制等问题提出系统的意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建议将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西南联大成立后，他一直兼任该校历史系教授。抗战后期，他代表国民参政会访问延安。抗战胜利后，他代理北大校长，为重建北大、平息学潮做出很大贡献。随后，他多次抨击行政院长宋子文贪污腐化，至今传为佳话。
1949年初，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为了把台湾大学办成学术中心，他积劳成疾，不幸于1950年12月底逝世，享年54岁。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虽然不到两年，但是却展现了一个既充满个性而又忘我工作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为此，他获得“五百年名世奇才”、“三千学生痛失良师”等赞誉。时至今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傅钟”及其独特的21响，仍然是台大精神的象征；由他制定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的校训，铭记在每一个学生心中。
傅斯年去世后，胡适的一段话可以为他盖棺论定。胡适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也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性于一身。有人说他的感情很浓烈，但认识他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并不是脾气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热，往往带有爆炸性，同时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的人。像这样的人，不但在一个国家内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发现有很多的。”
一 反思文化传统
傅斯年的领袖才干，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已经表现出来。据说当时有一位姓朱的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在课堂上讲解《文心雕龙》，让傅斯年挑出许多错误。于是全班同学签名上书校长蔡元培，结果朱教授被辞退。相反，当胡适刚刚登上北大讲坛，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讲述中国哲学史时，有人想通过闹事把他赶走。傅听了胡适的课以后，对大家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他成了胡适的“保护人”。
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傅斯年的才华得到进一步展现。他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后，被胡适认为“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随后，他又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误谬》中，列举了中国学术的七大“误谬”：其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多；其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的存在，而以当别人的奴隶为天职；其三，中国学人，不管时间的存在，不顾形势之转移；其四，中国学人，不知分工的原理，只想“以其道易天下”；其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是一无所用；其六，中国学者，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其七，中国学术，重形式而不管精神，有排场而不顾实在，只有一种空洞的间架。这些观点，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到如今仍然让人感到切中时弊。
不久，他和顾颉刚等人创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据说这个想法是他们在宿舍聊天时产生的。大家认为，“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因此在学生时代“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只有这样，所学所想才不至于枉费。于是他们首先想到办杂志是“最有趣味”、于学业最有补益的事。然而当他们把办刊申请送上去的时候，陈独秀因为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便怀疑他们是想与《新青年》作对。幸亏蔡元培和胡适对他们的想法非常支持，这份杂志才得以问世。该杂志由傅斯年担任主任编辑（主编），胡适担任顾问，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很高声誉。
在主编《新潮》的过程中，傅斯年不仅是删改稿件的高手，而且写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章。为此，他的老同学罗家伦回忆说：“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 在这些文章中，有许多是反思教育和文化传统的。
比如他在《万恶之原》（一）一文中说：
在中国，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家庭。中国的父母，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 就教他如何做父母的好孩子，而不是做一个独立的人。这其实是一种“极力地摧残个性”的做法。为此，傅斯年讲了华盛顿和达尔文的故事。
——华盛顿小时候砍了园子里的几棵树，当他父亲生气地问他时，他承认是自己干的。于是父亲转怒为喜，原谅了他的错误，表扬了他的诚实。傅斯年说，如果是中国的父亲遇上这种事，必然会因为心疼这几棵树，把儿子教训一顿。至于诚实不诚实，在他们眼里并不重要。
——达尔文小时候不肯在学校念书，常常跑到河边去摸蛤蟆。长大后也不肯听老师讲课，而是“整日里在城外弄花、弄草、弄虫儿”。傅斯年说，如果达尔文是一个中国人，“他家庭一定觉得他是个永不堪造就的顽皮孩子”。因为中国式父亲对待孩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教他服从社会，好来赚钱。（至于）什么叫作‘个性’，他是全不明白”的。这其实是“戕贼人性”的教育。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不可能有华盛顿，也不可能有达尔文。
又如他在《社会—群众》中说，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细密的有活力的组织，而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他指出：“十个中国人，所有成就，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这固然有许多缘故；也因为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这些话提醒我们，傅斯年之所以成为难得的天才，与他考取北大之后的时代环境有关。同时也让我们想起前些年中国科技大学办少年班的事。以宁铂为代表的天才少年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显然与傅斯年分析的社会原因有关。
再如他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中写道：他见到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便问对方：“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者也有中国狗？”对方回答说只有外国种，没有中国狗。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方解释说：中国狗虽然比外国狗聪明，嗅觉也很灵敏，但如果“教它做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就）把它的使命丢开了”。由于中国狗“太不专心了，……所以教不成材”，这番话让傅斯年颇有感触。他说，为什么中国狗与中国人如此相似呢？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带，同一个社会，受到同一个环境支配的缘故。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做事手段卑鄙、没有责任心，简直是达到极点了。这显然与长期的专制制度有关。因为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人只需服从、不要负责，就像满街的狗一样，“不负责任地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他指出，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国人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往往是斗争过分、手段过度。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把读书当作官场的敲门砖，把做官当作敛财的手段。至于社会进步、民族前途、国家利益，都可以置之脑后。所以他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更是一场“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在这里，傅斯年把中国文化传统中不负责任的劣根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有人做过统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公开发表了54篇文章。
人们认为，这是他思想最活跃、感情最激进、兴趣最广泛、写作最旺盛的时期，其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 留学不要学位
1919年，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留学资格准备出国深造时，曾在《〈新潮〉的回顾与前瞻》中对同学们提出三点希望：第一，要“切实的求学”；第二，毕业后再到国外留学；第三，不到30岁不在社会上服务。此外，他与美国公使座谈时表示：出国后要以学者的态度悉心研究西方近代学术，并以此作为“考察中国问题的资助”。他希望留学归来后，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大多数人得到一种全新的生活，“然后可与世界诸民族同浴于同一文化之流”。这就是说，他出国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国家与民众。
傅斯年在北大时是学文科的，但是进入伦敦大学后，他却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他除了主修实验心理学之外，还选修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课程。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当年在北大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应该补上。对于傅斯年的这一转变，老同学罗家伦分析得很透彻。他说：
“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但实际上他是想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训练。
1923年，傅斯年转入柏林大学，选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新兴的比较语言学。在德国，他先后遇上陈寅恪、赵元任、徐志摩、俞大维、金岳霖、何思源、毛子水等人，与他们相互砥砺，切磋学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有意思的是，尽管如此，无论傅斯年还是陈寅恪，都没有获得任何学位。陈寅恪的侄儿陈封雄说：“寅恪叔被人们尊为‘教授之教授’，而他本人终其生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他在国内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1909年）复旦公学还不能算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他还说，抗日战争后期，他曾经问自己的叔叔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陈先生还说，他自己20岁到了德国后，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对于能不能获得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这种情况在德国大学里面非常普遍，大家认为，“只要能得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把这件事向自己的姑父俞大维提起，俞先生认为陈先生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他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
俞先生还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1926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傅斯年到校后，除了聘请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学有所长的教授之外，还特别关心学生，强调学以致用。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必须有系统的专门知识和能够与他人合作的精神，而大学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与此同时，他还批评把上大学当作敲门砖的思想，认为上大学混文凭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为了提高中山大学的学术水平，傅斯年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28年夏，中山大学应届毕业生请他为《同学录》作序。
为了勉励自己的学生，他写下这样的话：“读书也只是一种路径，一种手段，一种资助，并不是一种目的，因为书是供我们研究的材料，或者是别人研究的结果，也是我们做研究的工具。
我们为扩张知识，因而扩张能力，然后借读书为法子，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基于这一考虑，他要求大家千万别有“一旦毕业就谢天谢地”的思想，应该把上大学当作进入社会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