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在台大读书的李亦园回忆说：“我是1948年9月考取台大历史系，当时傅先生尚未出任台大校长，而学校也因时局及屡次更换校长正处于极不安定的情况下。但是当傅先生莅任数个月后，一切校务都很快地上了轨道。傅先生不但在很短时间内稳定了整个学校的行政，而且‘带’来大批国内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学者。傅先生自己是学历史的，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负责人，因此随他南下的学者，有很多是史学家，更有不少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如李济、董作宾、凌纯声、黄逸夫诸先生也都来到台大。当我在历史系读完一年而进入二年级时，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不但可以接触到很多史学大家，并且可以直接聆教于从前只能在教科书上看到大名的考古学者与人类学者。我在接受他们教益之余，已深深地为这些新的科目所吸引了。”
对于那些不称职的教师，傅斯年毫不客气。他的助手那廉君说：“傅先生做事，向来是一丝不苟，而且知人甚深。一个名贤的后裔，总想到台大任教，但他硬是不聘！接任校长之初，发现他的好友又是老友的弟弟教书不理想，绝不顾虑地劝他自动辞职！又发现一位教授，绝无教书的能力，只好叫他做些行政工作。”有人说：在用人方面，“他一方面拔姬姜于憔悴，采灵菌于粪土；而另一方面，对于许多故旧的自荐或请托，却毫不徇情地加以谢绝！”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的人品和作风。
一所好的大学，既不容许教师兼职“走穴”，又要赋予他们主人翁地位。1949年7月，傅斯年在《两件关于台湾大学的事》中谈到教师兼职的坏处，他要求台湾大学的教师尽量不要兼职。他还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照《大学法》的规定，校长权力是很大的。但是“为学校之前途计，……为谋学校之进步”，他反对极权主义作风，希望大家能用协商讨论的方法，共同管理学校。为此，他到任不久，就成立“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有一次一个学院的院长开会时向傅斯年提出许多意见。下午继续开会时，同一学院的教授又向院长提了不少意见。于是傅斯年开玩笑地对那位院长说：“剃人头者，人恒剃其头，此之谓欤？”从这些趣闻逸事中，可以看出台大的民主作风。
此外，傅斯年在《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中强调大学要以学术为中心，而不要以教育为中心，否则就会把大学办成中学；在《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中，他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阐述了“教与学的自由”和暂时不能实行讲座制的理由；在《大学宿舍问题》中，他不仅介绍了西方教育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的争论”，而且还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提出设置宿舍的具体办法；在《“研究”与“出版”》中，他指出“为了严肃学府的风气，齐一教员的水准，研究工作实在值得提倡，出版著作应该奖励。”
九 制定八字校训
1949年10月，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时发表讲话。一开始他就坦率地说：“（我）起初也不知道这个校庆的日子是如何定的，后来才打听到这是民国三十四年接收前日本台北帝国大学的那一天。我当时就想，拿这个日子做校庆日，对吗？经过一番考虑，我的结论是：这个日子应该做我们的校庆日。”民国三十四年是1945年，也是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年。正因为如此，台湾大学也把它视为获得新生的一年。
傅斯年指出：日本人办这个大学，有他特殊的目的。这目的就是既要和他的殖民政策相配合，又要充当他南进政策的工具。但是，“我们接收以后，是纯粹地办大学，是纯粹地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没有他的那个政策，也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和工具。”他强调：“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所在这个大学在物质建设上虽然有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却只有四年，自然应该拿今天做我们的校庆日。”这就是说，办大学的目的只能是寻求真理，如果不能把学校当作寻求真理的地方，不能把人格尊严置于首要地位，奴化教育就有可能继续。
说到这里，傅斯年感慨地说：“国家在这一年中，非常辛苦，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悲惨，我们也就在这个悲惨中度过了一年。但将来是大有希望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必定不会泯灭，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在这个中间尽它应尽的责任。”
于是，他一方面对艰难困苦中的教职员表示敬意，一方面对“诸位同学”提出四点希望。
一是“敦品”，即敦厚的品行。傅斯年认为，一个社会里品行好的人多，这个社会自然健全；品行好的人少就很危险。青年是下一个时代的领导人，他们的品行在下一个时代必然影响很大。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与其责备对方，不如责备自己，责备自己的第一件事是自己是不是守信。
在政治上，立信是第一要义，在个人也是如此。说话不算话，必然不会有好结果。话到这里，他似有所指地说：“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如果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这就是说，要想寻求真理，就不能说一句瞎话。如果大学生也养成说瞎话的习惯，科学发明与学术研究就可能造假，整个社会就会丧失诚信。所以他认为，“立信”不仅是做人、做学问的基点，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的根本。
二是“励学”，就是勤奋地学习。傅斯年对自己的学生说：“在我这样年龄，一年就是一年，在诸位这样年龄，一年有十年之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几年的大学生活，对于同学们的一辈子特别重要，因此万万不可松懈。他还说：“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这些话对于如今的大学生也很重要。
三是“爱国”。傅斯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文化像我们这样久远而中间不断的，埃及比我们的文明古，但现在的埃及和古代的埃及并不是一个民族。印度的文明同时发达，但印度经过很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变化。现在世界上一脉相承的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文明先觉者的地位”。
四是“爱人”。傅斯年认为仅仅爱国很容易流于空谈，因此还应该爱人。他引用“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的古训，要求大家克服自私自利的心理，立志“走上爱人的大路”。
从此，“敦品、励学、爱国、爱人”便成为台湾大学的校训，铭记在大家心中。
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台湾《联合报》两年前发表的一篇通讯，标题是《台大傅钟为何21响》。这篇通讯不长，却很有意思，其导语如下：
“台大精神象征——傅钟为何总是敲21响？台大校长李嗣涔昨天在新生始业上，丢出这个问题，勉励新生主动求知找答案，四年后的毕业典礼他还会问一次，希望到时大家都已知道答案。”
台湾大学的傅钟为什么要敲21响呢？读罢全文，我才知道这与傅斯年以及台大的校训有关。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台大傅钟是用来沉思的。”因此傅钟敲21响，是为了提醒台大的学生，应该把每天读书、睡觉、做事的时间限制在21小时之内，剩下3个小时，要用于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行。
该文还介绍说：“1949年台大校庆，傅斯年期勉学生做到‘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八个字，从此成为台大校训。傅斯年去世后，台大为纪念他奠定台大发展基石，铸造了‘傅钟’，悬挂在行政大楼前的草地上。”难怪李嗣涔校长在参观北大以后，有记者问：“作为一位资深的教授，您心目中的合格学生是怎样的？”他回答说：我很钦佩未名湖边那些苦读英语的学生，“这在台湾是绝对看不到的”（笑）；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他解释道：“台大的学生和北大一样，会有许多毕业生将成为各行业的精英和领导者，他们的见识和心胸将决定行业的兴衰成败。所以我们十分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年来，我们总以为只要刻苦学习，就是好学生，却不知道对于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这大概就是台大的精神和傅钟所要传达的声音。
十 三大教育理想
校庆过后，傅斯年本来想把自己的办学思想写成一本小册子，但由于事忙，一直没有完成。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在1950年年初写了一篇文章，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些想法。文章的标题是“几个教育的理想”，内容分“平淡无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和“公平”三大部分，发表在《台湾大学校刊》上。
在第一部分“平淡无奇的教育”中，傅斯年首先引用老子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的话，向全校师生明确表示：“我只知道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办学，不会用盖礼堂、纪念馆等办法把学校办得很热闹。接下来他分别阐述了自己办学的三个原则：第一，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其中包括食、住、衣、书、病五件事；第二，加强课业，不能让同学们游手好闲；第三，提倡各种课外娱乐活动，让大家能有“健康的体格，健全的精神”。他说：这些意思可以用一句笑话来概括，那就是“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一个大学校长，居然想让同学们有好玩的东西，这话多么亲切啊。
如果第一部分是要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的话，那么第二部分则是对学生的期望。傅斯年说：教育的一个大目的，就是要陶冶学生的性品。所谓性品，就是“一个人对人对物的态度。上等的性品，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这本是中国儒家的道理，但西洋的正统哲学，从苏格拉底到现在的非唯物史观、非极权论者，总多少站在这个立场上。”傅斯年还说：“把立诚这个道理用在教育上，必须要考察事实、辨别是非。而如何考察事实、辨别是非，必须要不欺人，不自欺。我以为学校的陶冶，是不能够‘谆谆然命之’，必须用环境，用知识，用兴趣，陶冶他的。”
他的意思是说，学校是熏陶的场所，不是说教的地方。这对于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