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需要民众监督，但是于丹却把“民无信不立”中的“民信”二字，解释为老百姓对国家的信仰。她甚至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到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这话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为了打世界大战，可以死一半中国人”等说法有什么两样？
——现代社会主张个人奋斗，鼓励人们不要屈从于命运；但是于丹在“心灵之道”中却说：生死富贵是“天命所归，个人无法决定，也无法左右”。最好的办法，是要学会承认和顺应人生的缺憾和苦难。
——现代社会倡导怀疑精神，但是于丹却奉劝大家不要追问造成苦难的原因，否则就会成为心胸狭窄的“鄙夫”，既会增加自己的痛苦，又会失去众多的朋友。
——现代社会追求公平、公正和公开，但是于丹在“处世之道”中却告诉人们：对于“社会不公，……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这才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紧接着，她在“君子之道”中又进一步强调，千万不要怨天尤人，否则就是有失做人的“厚道”。
当代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我们最需要学习引进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但是于丹的走红却对这一价值取向起到消解或抵制的作用，所以我想讲一件早已被大家遗忘的往事。1934年，国民党中央为了提倡尊孔读经，决定每年8月28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要求中小学开设读经课程。为此，汪精卫和戴季陶、禇民谊等政要都粉墨登场，或发表演说，或参加祭典，搞得乌烟瘴气。针对这一状况，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坚决反对。胡适说：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
鲁迅也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基于同样的看法，蔡元培则明确表示：“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这也印证了傅斯年的一个观点：由于儒家经典“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那些主张读经的人，不过是用经学来附会自己的主张罢了。
于丹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典型。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教授变明星，富了自己，害了学生。
五 如今的孩子为什么让人放心不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接送孩子上学，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不仅小学生每天必须有人接送，就连考上大学也要家长护送。前两年有媒体报道说，有些家长因为经济困难，住不起旅馆，只好在学校操场上露宿，而他们的子女却在宿舍里高枕无忧。此情此景，让人感到心寒心痛。除此之外，无论家长还是社会，总是对孩子们放心不下。一会儿怕他们受黄色书刊影响，一会儿怕他们沉迷于网络。但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让人如此担心，却很少有人追究。
1930年，潘光旦写了一篇《普及识字？》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答案。潘先生在文章中首先指出，文字是一种工具，也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仅仅教会孩子识字，而没有把判断价值的原则和选择好坏的标准传授给他们，就只能误人子弟。用这个道理反思当代教育，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最大弊病就是在过度强调知识教育的同时，忽视了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
这不仅使青少年缺乏应付环境的能力，还容易走上邪路。
潘光旦认为，这种情况，还与社会制度有关：“在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比较充裕的社会里，又例如今日的美国，无聊的读物虽多，影响虽大，但决不至于牵动社会的治安。但在政治混沌民生凋敝的社会里，各种不健全的‘信仰"’学说‘或主义可以乘虚而入；不逞之徒把它们传授给许多只识字而不识利害的人们，例如今日各种主义之于一般工人农民，其影响的恶劣，（就）不言而喻了。”
1940年，潘光旦在《再论宣传不是教育》中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在引用美国生物学家的一句名言“你能教人怎样去读书，你却不能教他们读什么书”以后，进一步指出：“迷信识字或误信识字就是教育的人，一度有机会到国外去观光，归国之后，动不动对于外国文盲之少，报纸之多，报纸的观众之广，总要称赞几句。不错的，一个人识字总比不识字好，一国之中，文盲少总比文盲多好。但若这种观光的人有工夫做进一步的观察，他们很容易证实上文那位生物学家所说的话是一点不错的。这些识字读书的大众十有八九是但知阅读，而未知选择读物，因为不知选择，无形有形之中就变成所谓’黄色新闻‘的最大顾客。他们虽不知选择，却有别人替他们选择，也正唯他们不知选择，专替他们选择的人便应运而生。这种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广告家和宣传家了。”
正因为如此，他在《普及识字？》结束时写道：如果不把价值选择和是非判断教给学生，那就只能“替目下流行的种种小报，种种甚嚣尘上的’性‘的读物，多培植几个主顾；多替野心家扩大一些宣传蛊惑的领域罢了”。这也是对当今教育最好的忠告。
六 学校为什么要放假？
学校为什么放假？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因此大家都相信这样的话：
学校放假是为了让师生们避开严寒酷暑，是因为教学活动的劳动强度太大。尽管这些解释有点勉强，但好像没有更好的答案。后来看到潘光旦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才使我茅塞顿开，并发现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学校为什么要放假。
潘文的题目是《假期与知识生活的解放》。文章一开头就说：“学问没有止境，也就不宜有长时期的间断。学校的暑假寒假，少则一月，多则三月，难道办教育和创制假期的人的本意，真要教人在这一个月或三个月之内完全停止学问工作么？我恐未必。”可见在潘先生看来，学校放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学问。
接下来潘先生又毫不客气地指出：学校的最大缺点，就是过于重视教材。“一种课本，少则读半年，多则读一年”，使学生“无一刻不在字里行间寻生活”，从而失去了自动研究的机会。他认为这种 “专读一书”的单调和痛苦，比八股文还要严重。他说，心理学家认为“钩心半角”的八股文还有一种“磨炼智力的功用”，而那种“专读一书”的教学模式，却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乐趣。
正因为如此，潘先生认为假期是每一个学生“解除痛苦回复自由的上好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对大家提出两个要求：首先要树立“在假期里，我便是我，而不是教员的学生”的信念，其次要选择一两个比较高明的求知方法。这就是说，同学们在假期一定要摆脱教师的阴影，去过一种独立自主的学习生活。他举例说，在自然知识方面，可以做一次有目的的远足，从事地质的观察和生物标本的采集；在社会知识方面，可以找一个小题目，然后利用图书馆的资料进行研究。类似的选择可能有很多很多。
潘先生的话让我想起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情况。据《胡适留学日记》记载，胡适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暑假是从1911年6月11日开始的，他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大考已毕，一无所事矣。第一学年毕矣！”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曾有点奇怪，心想美国人的暑假开始早，大概结束也早吧。
没想到一直翻到9月28日的日记，才有“今日为上课之第一日”的记录。
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的暑假居然有三个半月之久，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既然如此，胡适在这漫长的假期中干了些什么呢？纵观这三个多月的日记，我发现他的暑假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令人羡慕。其中有旅游、开会、交友、阅读、写作、打球、玩牌、逛公园、学拉丁文、演讲辩论、上暑期学校（包括学化学、演习题、做实验）等。这与潘光旦的主张完全一致。可见在美国大学里，虽然未必有“专读一书”的单调和痛苦，但放假的目的，却是为了“知识生活的解放”，为了给学生多留一点自由自在地学习研究的机会。
这样又出现一个问题：潘光旦先生为什么要把学校教育说得那么可怕呢？我想这与学校本身的缺陷有关。据说近代教育制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有人把学校比作工厂，把教室比作车间，把老师比作工人，把学生比作原料。这种“规模化生产”虽然有利于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它不但不能照顾到每一个个体的身心发展、兴趣特长和特殊爱好，还可能把他们变成千人一面的工具。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创立现代教育制度的人们才在两个学期之间安排一个比较长的假期，目的是为了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的个性和才华有一个成长发育的时间和天地。
前几年看到《南方周末》有一篇题为《别了，高考！》的文章，在谈到国际文凭组织的课程设计时列举了“社区服务”等内容。这也应该是假期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看来，他所提出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有时候还可能更为严重。另外，该文虽然是针对大学生的，但由于大学生活乃是中小学的继续，所以大家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大同小异。
七 为什么要提倡学生自治？
现在的学生，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成立“学生会”是什么意图了。其实，学生会的全称是“学生自治会”。它原本是学生自由组合的自治团体，并不像现在这样，好像是学校的一个附属机构。
说起学生自治，我想起几年前去北京的几所高校，正好碰上新生报到。新生入学，是各大学最忙乱的时候，许多院校都动用了保安人员来维持秩序。我注意到：一方面，护送新生的家长熙熙攘攘，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另一方面，与忙忙碌碌的学校各职能部门相比，学生会显然要清闲得多。面对这种状况，我心中掠过一丝悲哀，我想，当年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时，是由老同学接待，并举行一种名为“拖尸”的有趣活动；为什么如今的学生就如此无能，如此被动呢？
后来看到陶行知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文章，是谈学生自治的，才似乎找到问题答案。陶行知说：从国家来讲，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
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就社会而言，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危险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这个共和国就有名不副实的可能。
此外，陶先生还就学生自治的利弊、范围以及它与学校的关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辨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抗日战争开始后，潘光旦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然后又迁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大。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教育弦歌不绝，才使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延续。不久，潘光旦在《学生自治与学生自治会》
一文中指出：“在流徙中的许多大学，最近至少有一部分又逐渐能比较的安居乐业起来了。学生自治的呼声与自治会的组织就是比较能安居乐业后的一种表现。这是忧患之中可以欣喜的一件事。”
为此，潘光旦幽默而中肯地把学生自治会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在学生个人与团体生活方面做些修齐功夫的；二是替学生大众办事或当差的；三是被校外势力所支配和驱策的。第一种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第二种谈不到一个’治‘字，不妨叫学生自活会，即生活的一部分，不由学校统制，也不由个人分别处理，而由少数不怕事的热心分子代办。第三种谈不到一个’自‘字，应当叫作学生被治会。”
接下来他分析说，第一种学生自治会最难得。所谓修齐功夫，是指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理智生活方面是自知的，在情绪生活方面是自胜的。”古人所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也是这个意思。因此，一个身心健全的青年，当他发育到一定程度以后，对自己的性格和客观环境，就应该有所了解。这有利于他的自我控制。这样的人，就自己而言，是一个生活有节制的人；对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同而和的分子”。学生自治会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大家的自知与自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起督促与警戒作用。
第二种学生会也还不错。它的好处在于“练习组织，守法，表达公意等等”。但是，“自治应当是每个青年对内心的一种工作，而这些所谓服务的活动，却是一种外骛，一种舍己耘人的勾当。”当然，潘光旦也承认，“这勾当并不是根本不应当做”。但由于“这种外骛的学生会”过于关心别人和身外之物，因此我们不妨把它叫作“学生治人会”。
第三种就更糟糕了，因为它把学生放在被治的地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潘光旦分析说，这与“外来的有组织的势力”不断向学校渗透有关。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结尾时说：“我一向主张学生不入党，……我如今借这个机会，一面奉劝大学的青年要明白自己的地位，要尊重一去不再来的青年时代，于理智方面力求自知，于情绪方面力求自胜，能自胜即能自治，能自治方能自强，一面更要替他们向外界的政治派别请命，让他们有一个真正能自治的机会。”
潘光旦为什么主张学生不要入党呢？这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
大约是1940年，《今日评论》发表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讨论“党”的文章。有感于此，潘光旦在《学生参加政党的问题》中一开始就说：“党是多年来难得有人讨论的一个题目，不大有人讨论的缘故大抵不出三个：一是不敢，怕罹法网；二是不便，怕得罪在党里的朋友；三是不屑，一部分的人也许因为渴爱自由，也许因为潜心学术，觉得犯不着讨论。虽有此三不，事实上讨论的人还是不少，不过只在口头，不在笔头罢了。在笔头，党终究成为一个忌讳的题目。如今居然有人在笔头上讨论到它，并且讨论得很周到，我不能不为党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将来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