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传教士并排坐着，他们聊一些日常琐事，这是彼此想显示礼貌但又没有共同话语时常用的一种谈话方式。当被告知他们之间当然有共同的可敬之处：善意，他们会表示惊讶，而这也是共同的，因为他们都很谦逊；也许对英国人来说，这显得更审慎一些，然而比起那位法国人，就多少有些做作而不够自然了。另外，两人之间的反差也近乎荒谬。法国传教士八十岁了，个子高，身体结实，腰板硬朗；粗大的骨骼表明他年轻时有非同一般的体力。现在这种力量的标志只留存于他的一双大眼里了，你不会不注意到那奇特的眼神和闪烁的光芒。“闪烁”是形容眼睛的一个词，但我从未见过任何眼睛可用这个词如此贴切地来形容。确实有一团火在那双眼睛里面，而且就要射出光来。眼神中的一丝狂野很难说是理智的了。那是犹太先知的一双眼睛。他的鼻子大而直挺，下巴方而坚实。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开玩笑的人，但他年轻时必定让人觉得可怕。也许他眼中的激情，诉说着内心深处的恒久的交战，他的灵魂在战斗中大声呼喊，浴血奋战，然而因胜利而狂喜，他欢欣地将未曾愈合的伤口奉献给全能者上帝。现在他的老骨头感到了寒冷，他裹着一件士兵穿的长毛外套，头上戴一顶中国式样的黑色貂皮帽。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来中国已有半个世纪了，中国人攻击他的传教活动，他曾三次死里逃生。
“我相信他们不会再来攻击了，”他笑着说，“因为我现在太老了，无法做这些艰难的旅行了。”他耸了耸肩，“我要做个殉难者。”
他点了一支长雪茄，很满足地喷出一口烟雾。
另一个年轻得多，他不会超过五十岁，来中国还不足二十年。他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团的成员。他穿一套花呢西装，打一条花点领带。他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不像牧师。他身材比常人略高一些，但因为胖，看起来像个矮胖子。他有一张娃娃脸，面颊红润，灰色胡须是那种所谓板刷状的。他完全秃顶了，但出于一种可理解的虚荣，他让一边的头发留得很长，梳起来盖过头皮，这样无论如何，他自己也以为他的秃顶盖得好好的了。他是个乐天派，会开怀大笑，当朋友之间互相打趣时，他的笑声响亮、坦诚、真实。他有着一个学童的脾性，你可以想象，当有人踩了块橘子皮滑倒时，他会笑得浑身乱颤。但笑声会停住，他会脸红起来，他突然想到这个滑倒的人可能受伤，于是他会满怀善心和同情。和他在一起，用不了十分钟就会懂得他的好心肠。你不可能觉得求他做什么事他会不乐意，也许开始时，他的诚心诚意未必能达到你的精神层面，但在实际交往中，你可以信任他的关心、同情和良知。他是一个钱袋常常向穷人敞开的人，而他的时间也总是为需要它的人服务。然而，或许说在灵魂事务中他的帮助不是非常有效，这不公平，因为，虽然他不像那位法国老人，用无可置疑的教会权威或苦行僧的狂热对你布道，但他会以真心实意的同情分担你的痛苦，他踌躇地安慰你时，不像一个牧师，而更像一个迟疑、怯懦，有着和你同样血肉的人。他寻求与你共享希望，他慰藉你时他自己的灵魂也得到重生，也许和别人一样，他用自己的方式做出某种奉献。
他的经历有些特别。他当过兵，他乐意说起那些往事：他和著名的猎狐俱乐部一起打猎，也曾在整个伦敦社交季翩翩起舞。他对过往的罪并不十分内疚。
“我年轻时是舞场高手，”他说，“但如今这些新花样，我可是外行喽。”
他对过去的好时光虽然没什么懊悔，但也并不留恋。当他在印度时，感召来了。他并不确切知道这感召怎样及为何而来，这是蓦然产生的一种感觉，他必须放弃他目前的生活，去将异教徒带往基督的信仰中去，然而这是一种他无法抗拒的感觉；他为此寝食难安。如今他是个快乐的人，喜欢他的工作。
“传教是一件缓慢的事，”他说，“但我看到了进展的迹象，我也喜欢中国人。人世间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在这儿的使命。”
两位传教士互相道别。
“你什么时候回家？”英国人问。
“我？哦，一两天吧。”
“那我可能见不着你了。我打算三月回家。”
然而，一个人所说的回家，是回他那个街道狭窄的小镇，他在那儿生活了五十年，他年轻时离开法国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而另一个则要回到英国柴郡的伊丽莎白庄园，那儿有着大片的草地和橡树林，他的祖先已经在那座庄园里生活了三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