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车队2004年8月22日从北京出发，8月27日进入俄罗斯境内，9月11日到达明斯克，9月15日到达巴黎，在巴黎休整四天后乘飞机返回北京，而十五辆汽车由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从加来港运回。
西伯利亚的流放者
我们在俄罗斯的边境上滞留了七个小时，才把车开进外贝加尔斯克。俄罗斯迎接我们的是渐浓的夜色和逐渐降低的气温，“大切”上的温度计显示，车外的气温从摄氏十二度到了八度，五度。深夜时分，我们在达拉孙城外的一个小镇子上加油，有两个中年妇女带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坐在加油站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闪电之中有细细的雨丝落下，她们的面前有一个小塑料桶，装着蓝莓。车队里的“河南老王”打算买十卢布的蓝莓，比画了半天，我们才明白，这桶蓝莓二百五十卢布，要买就买一桶。加油站的加油管子太粗，欧蓝德油箱的进油口又太细，更为麻烦的是，油泵不能自动加满，你只能估算自己要加多少升油。俄罗斯向导宽慰我们，别着急，这里比较落后，明天的路上，我们就能找到尤科斯的加油站，那里很先进。
北京时间夜里十二点，当地时间凌晨两点，我们到达赤塔的住地。宾馆里居然为我们留着饭菜，还有脱衣舞表演，有个汉子领着个矮胖的妓女，挨个儿敲我们的房门，用生硬的汉语询问：“姑娘，要不要？”
我们在俄罗斯境内跨过的第一条大河是额尔古纳河，我们从国境线开出五百公里还没有到达当年的尼布楚。那些山林、河流，那些遍布着苜蓿、杂草、野菊花的丘陵，我真希望那是属于我们的地方，辽阔的疆域本身就是一种美感。“尾车”上的职业车手张亚军喜欢研究地图，他说，俄罗斯从中国夺走的土地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
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在俄罗斯的第二站是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这里的城市广场上竖立着世界上最大的列宁头像，步行几分钟，又能看到一个蒙古少女的塑像。苏联时期，布里亚特的文化与语言几乎被废止，克格勃装扮成喇嘛以应付喇嘛庙对公众开放的任务，显示苏联的宗教宽容政策。1988年，外国游客才获准进入布里亚特共和国。
8月29日，我们从乌兰乌德直接开到贝加尔湖边的一个度假村，行程一百六十六公里。这是整个旅程中行车距离最短的一天。住进浓密森林下的木屋，眼前的贝加尔湖就像一片大海。诗人大仙在湖边，朗诵法国诗人弗朗索瓦·雅姆的悲歌：“洗好你的身体，离开辛酸的世界，来到我的静思堂，那儿听得到活水的流动，白色太阳已衰微。”
那一晚，太阳是金色的。我们喝了好多啤酒，吃了好多烤鱼。第二天，到达伊尔库茨克，行程四百八十公里。这段旅程始终在贝加尔湖边，火车要走五个小时左右，我们的车队用十小时，跨过一道道流入湖中的大河，经常是拐过一个山脚就看见湖水。贝加尔湖相当于一个比利时的面积。我在车上依然不停地喝酒吃鱼，路上总能碰到卖烤鱼的地摊，那玩意太好吃了。
与赤塔和乌兰乌德相比，伊尔库茨克是一个更有现代气息的城市，许多旅游者选择从这里去贝加尔湖。我们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时候是下午六点，那里的“十二月党人”博物馆已经关门，这座城市最有名的居民就是“十二月党人”。
在我们旅行的途中，战争是一个热闹话题。大家谈论卫国战争和1812年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后者促发了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按照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的分析，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讽刺了那些自以为能操纵人类事务的理论大师和军事家，拿破仑以为他正确解答了历史提出的问题，也就成为一出大悲剧中最可悲的演员。那些出身贵族家庭的军官在学校里就开始阅读伏尔泰、卢梭，他们响应亚历山大一世的号召抗击拿破仑的军队，在远征西欧的征途之中，他们接触到了被民主与自由洗礼过的空气。他们的疑惑是：为什么赶走入侵者，却把锁链更深地套在自己身上？难道用流血换来的国际地位却是为了让国内的人民遭受当权者的侮辱？
1821年在俄罗斯境内成立的秘密团体以“君主立宪”及“实现共和”为目标，他们开始起草俄罗斯自己的宪法。1825年12月，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引发的宫廷混乱，给了这批贵族军官起义的机会。“十二月党人”是“一八一二之子”，他们建立共和国的梦想未能实现，后来被杀头或者被流放。他们的妻子、孩子则跟随他们，从莫斯科、圣彼得堡远赴西伯利亚。今天的53号公路还时常断路维修，我们开过数百公里的沙石路，这条道路至少有三百年的历史，当年的“十二月党人”就从这条路开始流放之旅。
从伊尔库茨克至图伦，行程只有三百九十公里。入城之前是土路，前车扬起黑色的烟尘，路上间隔着站着三个小男孩儿，他们冲着车招手，然后跪了下来。图伦是一个败落的煤矿城市，城里没有一家旅店能接待我们这几十号人，于是大家分头住。我们几个被安排在一间体育学校的宿舍里，楼道里空荡荡的，操场上也空荡荡的，几个小姑娘在打排球。几天之前，中国女排战胜俄罗斯女排获得雅典奥运会冠军。
9月1日，从图伦出发，汽车在森林、大雾中穿越了几个小镇，我看到一群群的小姑娘、小小子，穿着洁白的衬衣，手捧着鲜花，在路上走，那一天是俄罗斯的“开学节”。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起《乡村女教师》。但就是在那天下午，头车的导游通过手台告诉车队：在俄罗斯的北奥塞梯共和国的别斯兰市发生了劫持事件，有恐怖分子闯进一所学校，劫持了上千名学生。早上的孩子们是那么的漂亮，北奥塞梯的别斯兰又是在哪里呢？每次加油的时候，加油站里的电视都在播送这条突发新闻。
那天晚上，我们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入住的酒店在叶尼塞河边，门前就是一个广场。广场上聚着上千学生，我们的车队就像闯进了一个大派对，那些青年男女也在庆祝开学，喝酒聊天。我们抄起波罗的海9号啤酒杀进女大学生的阵中，跟洋妞频频撞杯，豪爽地说，给这桌来十瓶啤酒，给这桌再来十瓶！这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首府与北京没有时差，这里出产的农用机械闻名于世，我曾经见过一张照片，是毛主席考察这里的拖拉机厂。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离莫斯科的铁路里程是四千零六十五公里，飞机要用四个半小时。我们第二天的目的地是新西伯利亚，路牌指示，八百二十公里。接下来是新西伯利亚至鄂木斯克，行程六百五十公里（鄂木斯克最著名的流放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那里生活了四年）。途经克麦罗沃州的首府克麦罗沃，那里的矿工罢工是前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之一。
9月4日，别斯兰人质危机解决。我们从鄂木斯克到秋明，行程六百四十公里。秋明，一座油田城市，我们居住的地方就叫“石油工人招待所”，这里是我们此行纬度较高的地区，天气很冷。在俄罗斯的旅途进行了大半之后，我们终于来到叶卡捷琳堡。
跨越欧亚大陆的分界线
9月的叶卡捷琳堡已经像北京的冬天一样寒冷，这里的冬天长达五个月，最低气温可达零下四十摄氏度，夏天只有两个月，气温二十度。我们先在城市里转了一圈——基洛夫广场、乌拉尔大学、列宁大街，然后住进火车站前的宾馆。那家店已经二十五年没有装修，我住的那个房间根本关不严窗户，和服务员商量了半天，她给我加了一床又一床的被子，最终同意给我换个房间。
等候在那里的俄罗斯记者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听说你们要去参观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最后遇害的地方，这是你们事先计划好的，还是临时的安排？
我试着在自己心里回答这个问题。秋明、彼尔姆、叶卡捷琳堡，这几个生疏的地名，完全是因为尼古拉二世的遭遇才变得生动起来。在秋明我们曾搭乘了一段公共汽车，车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所有的乘客都脸色木然。从秋明出发三百多公里到达叶卡捷琳堡，再走三百多公里到达彼尔姆，这个古老的小城市曾是东方茶叶的集散地。
1913年是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的盛典，四年之后的1917年，尼古拉二世宣布让位。他先是被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软禁在彼得堡的皇村，前往英国的计划受阻之后，他被送往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选择那个地方是因为那是穷乡僻壤，“没有工人无产阶级”。1917年8月1日，末代沙皇开始自己的流放之旅。从彼得堡开始，经过的每一个车站都要拉上窗帘以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彼尔姆，一个大胡子的“铁路工人主席”登上了列车，他要知道车上是什么人，要到哪里去。当时的乌拉尔地区被称作“红色的乌拉尔”，彼尔姆更是红色的中心。很快就有传言说，沙皇被政府秘密转移，目的地是中国的哈尔滨，苏维埃要拦截火车。尼古拉二世一家人和他的随从在秋明下火车，登船从图拉河前往托博尔斯克。他们在一所省督的旧宅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段宁静的时光。1918年4月，红军与白军战斗激烈，经常有报告说，白军以营救沙皇为战斗目标。一位布尔什维克代表来到托博尔斯克，将沙皇一家带回秋明，又从那里转到叶卡捷琳堡，沙皇一家被监禁在伊帕季耶夫的居所。7月初，看守人员换班，接替者是“契卡”的行刑队，7月16日，沙皇全家被处决，两天后，苏维埃发布公告说，尼古拉二世被处决，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已经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个谎言表明：他们极其重视末代沙皇的象征意义，但又不敢承认杀害了妇女与儿童，他们要避免道德上的指责。
沙皇被处死之后的许多年，不断有人来到伊帕季耶夫的居所凭吊。1977年，叶卡捷琳堡的市委领导叶利钦听从克里姆林宫的指示，用几台推土机将那座宅院夷为平地。1991年，沙皇的遗骨进行了DNA检测，1997年，沙皇被移往彼得堡重新安葬，这几年间，叶利钦已成为俄罗斯的领袖，他出生在叶卡捷琳堡郊外一百五十公里的一个村落里。
叶卡捷琳堡最著名的标识是亚历山大三世在1830年代竖立起来的欧亚大陆分界纪念碑，这位沙皇强调数学、地理、制造业的教育，但他蔑视人文。在俄罗斯历史上，最出名的国王应该是彼得大帝和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彼得大帝受后人景仰，他最早树立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骄傲，同时也造就了“国在民上”，一个抽象的国家的概念和荣耀，似乎比一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更重要，这种观念的荒唐之处，就在于许多人认为它天经地义。
与以往的沙皇相比，尼古拉二世的确显得过于软弱无能，在革命者的描述中，他是一个理应被打倒的昏庸的皇帝。他喜欢体力劳动、喜欢体育锻炼、喜欢家庭生活。1904年，他在立宪改革的会谈中说：“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坚持专制制度，我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确信俄国需要专制制度。”他认为专制是俄罗斯的遗产，俄罗斯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民族，做一个好沙皇——公正、仁慈、令人振奋、受神灵的启示，是他的政治理想。在他的幻觉中，俄罗斯辽阔土地上的人民，手拿着面包和盐匍匐在他巡查的道路上，眼中满是感激上苍的泪水。他被软禁之后，可能到死都没有想明白，那些看守他的士兵怎么变得越来越粗俗无礼，那些平民是被什么样的力量煽动起来变得残忍。
在尼古拉二世的DNA检测之后，他的历史成为新闻刊物中较为热闹的话题，有人说，这个小小的屠杀是20世纪大屠杀的一个序幕。美国学者马克·斯坦伯格说：“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是道德冲突的必然结果。对一种早已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的思想体系的盲目信仰已被人们踩在脚下，而苏维埃宣称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新的信仰，即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普遍自由和公正的共产主义。”
在叶卡捷琳堡的宾馆里，窗户关不严，漏进来寒风，我盖着两条毯子，翻看斯坦伯格编著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这本书汇集了尼古拉二世的日记、书信，苏维埃当年的文告，当事人的工作汇报等档案材料。凄风苦雨之中，我荒谬地想，尼古拉二世是1917年退位，我们比俄罗斯早几年推翻皇上，为什么要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到了中国”，怎么就不能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传到俄罗斯”？1812年的大炮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枪声怎么就传不开呢？
我带着一本老牌中国文艺青年的著作在旅途中阅读，那就是《赤都心史》，二十岁出头的瞿秋白被北京《晨报》派到莫斯科当记者，所写文章透着那么一股“给个棒槌就当真”的孩子气。我还带着纪德的《访苏归来》，带着《苏联的最后一年》，躺在吉普车后座上，一遍遍听着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书本上的沧桑故事与眼前的风景重叠。
从叶卡捷琳堡出城四十七公里，就来到乌拉尔山脉上的欧亚大陆分界纪念碑，在这里我们获得了一份由“叶卡捷琳堡旅游局”颁发的“横跨欧亚大陆证书”。证书上注明此处为北纬56°50′、东经60°30′。9月7日，从彼尔姆至喀山，行程六百九十公里。9月8日，从喀山至莫斯科，行程八百二十公里。车出喀山，过伏尔加河上的一座大桥，太阳从层叠的乌云中探出一束光，正照在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内陆河上，每个人都看见了那美妙的一景，但大桥上没法停车，谁也没能将那一景拍摄下来。
从莫斯科到巴黎
“十二月党人”被处死和流放的消息传开之时，十四岁的赫尔岑和好友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发誓，要奉献此生，为人类自由平等而奋斗。麻雀山后来改名叫“列宁山”，莫斯科大学就在山上，山上的平台有许多小贩在出售俄罗斯套娃。我们进入莫斯科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车队里有人唱起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旋律我非常熟悉，但歌词一句也不知道。至于《三套车》《喀秋莎》等更是陌生。车队里五十岁上下的人大概都会唱几首苏联歌曲。
我去了红场和胜利广场，前者比我想象的要小许多，后者则有了国家神圣的气势。红场的一个角落，有四个“特型演员”在招徕游客与他们合影，这四个人是马克思、列宁、尼古拉二世和普京，两百卢布可以与他们四个人合影，游客离开后，四人立刻每人分走五十卢布。我曾经打算，车队到达莫斯科我就回北京。但真到了莫斯科，我能强烈感受到巴黎或者说欧洲的吸引力，穿越西伯利亚的艰苦似乎需要在巴黎歇上几天才能弥补过来。
9月11日，莫斯科到明斯克，行程五百二十公里。我们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与俄罗斯边境办理出关手续，从下午三点耗到凌晨一点。进入白俄罗斯境内要走二百四十公里才到明斯克，睡下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九点半的时候我们又出发了，很快就到了布列斯特要塞。布列斯特、明斯克、斯摩棱斯克都是苏联的“英雄城市”，只有拼死抵抗过德国侵略的城市才能得到这个称号。在布列斯特，海关手续让我们又等待了七个小时，我换上了一件在“列宁山”上买的T恤，上面是列宁头像，他双臂交叉，竖起两个中指，“操他妈的革命”。进入华沙，到柏林，五百九十公里；到亚琛，七百一十公里。9月15日，从亚琛到达巴黎，中途特意到滑铁卢一转，行程四百公里。当天晚上和朋友会面，去了共和国广场的酒吧。
车队抵达巴黎之后有了自由活动的时间。第二天，我们开着两辆车从驻地出来，由巴黎市政厅，经卢浮宫、歌剧院大道、老佛爷百货、红磨坊，开上了蒙马特高地，在卢浮宫拐弯时，一辆小雪铁龙别住我们，女司机掏出张纸片，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电话，她飞快地用中文说：“你们从中国来？我去过中国，我叫白茉莉，我也打算开车去中国。”在圣心教堂的台阶上，看到沐浴阳光的巴黎，一路上始终没能克服的那种文化上的陌生感终于消失。
我很难解释，为什么我对俄罗斯缺乏亲近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琐碎而沉重，索尔仁尼琴让我感到乏味，我试着阅读《古拉格群岛》，看到他毫无节制的感情泛滥，是，他经历的一切足以让他有权利这样控诉，但是我们也有权利不理睬。屠格涅夫的《烟》里，波图金这样说：我忠于欧洲，说得精确一点，我忠于文明，这个字眼纯洁而神圣，其他字眼如“人民”或者“光荣”，都有血腥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少年》中的一个人物表达他的思想：“如同俄罗斯一样，欧洲也是我们的祖国，啊，更大的祖国！我对俄罗斯的热爱不能比对欧洲的热爱更多。比起俄罗斯，我觉得维也纳、罗马、巴黎、欧洲的科学与艺术珍宝，欧洲的全部历史更可爱。”
莫斯科之后的路程，三天之内越过三个边境：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与波兰，波兰与德国。路途和心情都越来越轻松，我可以用上面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两句话来解释我身在莫斯科对巴黎的向往，这样的解释属于陈词滥调，但一路跋涉过来，能让我感受到两百多年来一道心灵上的痕迹，哪怕这道痕迹已经如同沙石路面上的两道车辙一样明显，你还要按着车辙走一遭。
带领我们参观列宁墓的俄罗斯导游，196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的东方系学汉语，她向我们表示她对戈尔巴乔夫的不满以及对列宁的尊敬，她说：“不管怎样，列宁的理想是伟大的，那样的道德是值得人们纪念的。”看着水晶棺材里列宁被灯光映照发黄的脸庞，我想计算出这一路上看见了多少座列宁雕像，经过了多少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想起他那句话，十个懒汉就应该就地枪毙一个。
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里说过：历史的进程在某些空想家和政客内心的构想中，一直都少不了要将“正当的”“正确的”——而且总是一次比一次好的——路线提供给人民，以拯救世界，并改造生活在其中的人类的地位。
回到北京之后，我找出电影《日瓦戈医生》，把它当风光片看。日瓦戈医生原本该过的生活被一场革命掠去。那些穷苦人堂而皇之地住进他的家，以为自己得到了新的生活，但随后他们的生活也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