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过六旬，身体已大不如前了，可是仍不辍劳作。每日里要精心侍弄他那几十箱蜜蜂，还要照管十几亩果园。劳作之余，他还与母亲一起承担着照顾我和哥哥两个孩子的义务。每念及此，心下总觉有几分愧疚，有时候装作不经意地向父亲表露一些感恩之情，父亲也总是慈爱地笑笑，皱纹里洋溢的竟全然是满足和快乐。哎，父亲这一代人啊，总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儿女的幸福之上。
近日翻看史铁生的作品，感触颇多。特别是读到《秋天的怀念》时，我又一次被深深地感动了。是的，感动，这种久违了的感觉水一般从心底、从骨缝里渗出来，霎时间弥漫了我的全身，泪水也随之夺眶而出。30年前发生的那一幕，又真真切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76年冬天，我刚满6岁，正是顽皮得近乎愚蠢的年龄。因为顽皮，我摔伤了左臂--粉碎性骨折。立即，我被父亲、六叔还有另外几个大人送往了附近当时最好的医院--昌乐县人民医院。其时正值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父亲在前面蹬着自行车，我周身裹着父亲那件破旧的黑棉大衣，和六叔一起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六叔揽着我，沉重的呼吸不时吹得我耳朵发痒。我不记得当时有什么疼痛，也许那条断臂早已经麻木了吧。父亲费力地蹬着车子，肩背有节奏地一起一伏。路边零零落落的树木，黑乎乎脏兮兮的木制电杆，一棵连一棵、一根连一根地向后闪去。偶然遇上几个路人，远远地躲在路边，诧异地望着我们。要过铁路了，车速骤然慢了下来。然后，车子慢慢地驶上了铁路。随之，车身猛然一颠，我忍不住“哎哟”了一声。父亲吃了一惊，车子停住了。父亲回过头来，我看见他满脸都是汗水，在寒风中竟然冒着一缕一缕的白气。父亲问：“咋？颠着了？”我“嗯”了一声。父亲歉意地笑笑，伸手给我裹了裹大衣。
到医院后，我们办了住院手续。然后拍片、手术、打针、吃药……细节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这些似乎都不怎么难受。感觉到疼痛是在两三天之后，大概是骨头开始愈合的缘故吧，每到夜间，病房里其他的病人都入眠了，好像是故意一般，我开始呻吟了，绷带和夹板缠着的左臂关节处，似乎有一把铁钩在骨缝里来回钩动，我坐卧不宁。每当此时，父亲便蹲伏在我的床前，一手扶了我的左臂，一手攥着我的右手，满脸关爱和痛惜地望着我，轻声地说：“小点儿声叫啊，看，把人家都吵醒了。”如此反复几次，最后总是父亲把我抱下楼去了事。
那时医院里还没有暖气，病房里生了一个小煤炉取暖，只能算是不太冷而已，走廊里就冷得刺骨了。每次父亲抱我下楼，我便在走廊里观看两壁上张贴的彩色宣传画。其时打倒“四人帮”不久，所有的宣传画都是为配合形势张贴的，一个个夸张变形的人物在墙上张牙舞爪，颇为有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枝大笔从天而降，笔尖寒光四射，万钧雷霆一般刺向四个抱头鼠窜的小人。其中一个女的满脸横肉，带了一幅大大的眼镜。父亲一手抱了我，一手指点着画上的人物：这是江青，她是个白骨精；这是张春桥，狗头军师……我似懂不懂地听着，一边幼稚地根据父亲的讲解和画面想象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形象，一边眯着眼睛躲避着从门外吹进来的寒风，不知不觉竟忘了疼痛，伏在父亲肩头沉沉睡去；再睁眼时，通常已是满屋的阳光了。
那一晚我很早就睡了。可是不到半夜，我便又一次痛醒过来。父亲坐了一个矮凳，趴在床头，一双手搁在脸下，和我的脑袋那么近地靠在一起。只是微微的一声呻吟，父亲便惊醒了。他忽的抬起头来，尚未回过神来似的，愣愣地盯了我片刻，才用低低的声音问：“怎么？又疼了？”
我“唔”了一声。
父亲轻轻地叹一口气说：“来，我再抱着你看画去！”
父亲抱了我走出病房，又沿着楼梯往下走。
“一、二、三……”我偎依在父亲的肩头，一边隔着父亲宽厚的脊梁望着他的那双大脚踩上又离开一层接一层的楼梯，一边默默地数着数，我知道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父亲会拐一个弯儿踏上另一道楼梯。
“十二！”我大声数出来。
“啥？”父亲吃了一惊，显然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正在这当口，电灯突然灭了，楼道里骤然一团漆黑。可能是猝不及防吧，父亲脚下一晃，猛然打了个趔趄。我的断臂撞在了墙上，我忍不住“哎哟”一声。黑暗中，我听见父亲焦急的声音：“碰哪儿啦？碰哪儿啦？”我还没来得及做声，父亲已经把我放在了地上。感觉中，父亲蹲在我的对面，一手扶着我的肩背，一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断臂，分明的，我感觉到父亲的全身都在发抖。
“这么小，就让你受这么大罪，要是，要是我能替你，那……我，我可惜替不了你啊！”我听见父亲哽咽着说。刹那间，一股暖流倏地袭过了我的全身，我轻轻地叫了一声“爹”，声音也哽住了。
“刷”的一下，电灯又亮了，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父亲脸上两串泪珠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我已为人父。每次见到父亲笑嘻嘻地瞅着两个孙子疯闹的情景，一种强烈的幸福感便从心底油然而生。
啊！父亲，我该怎么报答您的恩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