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铃后一分钟，西装笔挺的B先生走进教室。座椅被排成马蹄形，B先生从容地走到马掌的中心，从左到右，沿着这只铁掌的弧度，缓缓环视一周，没有放过一张面孔。他静静地含笑看着，一言不发，与每人对视，微微点头。开学第一天，清晨七点半的教室沉淀着一层湿热的睡意，初秋昏聩的暖风从推开半截的玻璃窗里泻进来，将白窗帘鼓成一个丰满的扇形。
B先生突然打了个抱歉的手势，转身快步走出教室，带出一股劲风，皮鞋踏地的声响极快地消失在走廊拐角处。班里众人被他逼视得莫名其妙，一时压力突然消失，就像挽弓半个小时后“嗖”地一声脱了靶，难免怅然若失。B先生的助教面无表情地坐在讲桌旁的转椅上，以过来人的眼神居高临下地看着学弟学妹们，可我分明从那张扑克脸上看出一点极力忍住的笑意。坐在身边的 H给了我一个诧异的眼神，转头枕在胳膊上开始打盹，只三分钟后就被B先生返回时带着的陈风惊醒。他走到原先站定的位置，微微颔首，一副要发表什么重要声明的势态，右手上却捏着一袋迷你曲奇。全班人都盯着他看，这静静的对峙有种喜剧色彩，我感到一股汹涌的笑意从腹内升起，却被六十天假期的倦怠掐在半途。
B先生撕开包装袋，巧克力的香甜味在班里散开。
他要投喂我们吗？这么一小袋能有几个呢？还不够塞牙缝吧。
这念头刚在我心中出现一瞬，就被B先生扬起的手一扫而空。他捏起一枚曲奇，塞进嘴里，眼睛仍是盯着我们，带着种不知所谓的亲切感开始咀嚼。他口中不停，若有所思地瞪视着，扫过我，又转到教室最末端的H，这时恰好将一袋曲奇吃完，满意地将纸袋揉成一团，抛进垃圾桶里。B先生的注视不是那种轻飘飘的，似看非看的扫视，而是认真地对上众人的眼光，不带敌意地探究着什么。
“尴尬吗？”B先生笑道，说出了上课十分钟以来的第一句话。
我和同窗们如释重负地喘口大气。
“去年第一堂课我吃了什么来着？”他转向助教。
“酸奶。”助教点点头。
“我一天，”他指指自己平坦的腹部，“要摄入五千卡路里。任重道远啊。”
开始有人发笑，接着像野火似地扩散开来，全班突然爆出一股狂笑。
“其实整个高中生涯，不就是场漫长的尴尬吗？”他搓搓手，看了一眼手表，从容说道：“下课。”
我们呆滞地从教室里走出去，满腹心事要与旁人分享，却被楼道里纷乱的人潮冲散到四面八方，望着影影绰绰、相似的面孔与后脑勺们，一时也忘记了该如何开口。
在被K先生折磨一年后，我和H都对今年的英语老师报以满心的期待和恐惧。被B先生这么一搅，恐惧算是彻底消散了。
“不过我听说他打分很严啊。”H道。
“不像。”我反驳她。
第二天，B先生用了一整节课来点名。插科打诨之后，他问每个学生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喜爱英语，第二个问题是读写之中更擅长哪项，第三个问题则是随机的脑筋急转弯。
去年英语课的“难友”们大多还与我在一个班，经过K先生一年的洗礼后，就算本来还对英语有点兴趣的怕是也剩不下什么了，遑论我这种本身英语就是短板的天外来客。果不其然，这班上只有一两人答喜欢英语和写作，也不知是不是言不由衷。
B先生痛苦地说：“上帝啊，我现在特怀疑你们去年的英语老师造了什么孽。”“难友”们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微笑。
“K……”
“叫我Matthew。”一个亚洲面孔的男孩道。
“啧啧，多么霸气。”B先生笑道，一面学着他的样子，抱臂仰在椅子上，“‘叫我Matthew'，啧啧，后生可畏。”
B先生在念到我的名字时，嗓音一滞，犹疑地拼出一个不甚标准的发音。
“对吗？”他满怀期待。
“还不错。”
“我是第一个拼对你名字的老师吗？”
还不等我开口，他就抢道：“请你一定要说是。”
如此境地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好笑着答应了。
B先生念我名字时的样子是有意搞怪，声音放得格外轻柔，煞有介事地转一圈脖子，好像在嗅一盆汤，又好像这差事费了他九牛二虎之力。
“如果你觉得这名字麻烦的话，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
“说什么呢。”他坚决地说，“就叫你本来的名字。好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我正襟危坐。
“为什么每天早晚高峰时间所有的车都堵在一起，动弹不得，这时段却要叫‘rush hour’呢？”
“因为那个，嗯，就是，噢，可能是因为人们虽然堵在路上，却心急如焚。”
B先生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赞许道：“我看好你，总好过一句话也不说。”之后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录入一行字。
“下一个！”他声若洪钟道，“Michael！”
“到。”
“Michael！”
“嗯。”
“我能叫你Mike吗？”
“最好不要吧。”
“真的吗？一次也不行吗？”
“……一次也不行。”
“K先生也叫Michael，我听说他也不愿人叫他Mike呢。”B先生似有意似无意地提到K先生的名字。
我完全可以想象K先生冷酷地纠正他人的情形。
“为什么姑娘们涂睫毛膏的时候常常张着嘴巴？”
“为什么船运货物却要叫‘cargo’呢？”
“为什么……”
诸如此类，B先生将点名这个过程拉得无限长，插科打诨，提问，然后记录。
次日，我发现这过程也是颇有效益的。
他记住了所有人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