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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北京60后“老炮儿”的渴望

天悦

一大早儿,随着屋子外面连续传来的机器轰鸣声,伴着大喇叭广播的噪音,一个老男人被从睡梦中吵醒。这些噪音分别来自隆福大厦的改造施工以及隆福寺街早市。这个老男人叫天悦,住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隆福寺街西巷里边的一条胡同里,他所住的平房杂院儿距离隆福大厦不过三百米。

天悦从床上坐起来,拈起手机看时间,现在的时间是2016年6月9日星期四早晨的6时19分,今天也是农历端午节三天假期的第一天。

这时屋外天已经大亮,透过窗户,天悦可以看到外面的空气中隐隐悬浮着一层青色的霾雾。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下床去了洗手间。洗澡水温度适中,冲个澡虽然让他感到很惬意,但节日对他来说,过不过节、过什么节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是一直单身未婚,到年底就整50周岁了。

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端”为开头、初始的意思,仲夏端午,顺阳在上。端午是祛病辟毒、祈福求嗣的好日子。端午节又名天中节,秉承天地中通正气,阳气极盛,是灵宝开运吉日。端午节第一天准备做些什么呢?洗漱完毕后,天悦边思考着边回到卧室的床上。

他在床上做起了俯卧撑,连着做了40个俯卧撑。他每天早晚都合计做80到100个俯卧撑,还练哑铃,并且跳绳。他目前的体重是65公斤,身高是1.75米,体重指数是21,身体偏瘦。对他来说,身体健康变得比什么都重要得多了,尤其在他这个年龄。

早晨的天气就显得闷热,天悦做完俯卧撑后下床把窗户全都打开通风换气,然后坐在躺椅上。他拈起两个手机,轮换着,趁着一早给一些朋友包括联系着的家缘婚恋网的女会员发着端午节祝福的微信。

突然,一部手机铃声响起,看到是自己父亲来的电话。

“你今天去中日医院看你妈吗?”父亲问。

“我中午去。”天悦答道。

“你下午去吧,你妈上午中午都要做肾透析。”父亲说。

“好的,知道了。”天悦最后说。

挂了父亲的来电,天悦望着窗子外面,望着院子里干枯凋零的几棵竹子,开始发呆。他2012年从广东回到北京后,他的父母就从东四隆福寺街里的这处平房院子搬到朝阳北路八里庄南里的楼房去住了,他自己则住在这处平房院子。他在院子里搞了个三四平方米的花池子种了些竹子。

新中国成立前,这处平房院子是天悦的爷爷邢寿山买的地,并且亲力亲为建的院子房子。新中国成立后,院子里的几间房成了公房,地也成了国家的地,剩下的房子面积归总还能剩有个210平方米。由于天悦的父亲那辈儿有兄弟姐妹五个,但有的去世了,有的在外地,有的移民国外了,在北京的也去住了楼房,所以所住的东四平房的管理包括修缮维护翻新等杂事儿就都从天悦的父母那儿转移到天悦的头上了。

这个院子现在的情形虽然不似附近别家的大杂院破败不堪,但也绝不是作家老舍笔下老北京四合院儿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那般怡然显贵的情境了,尽管天悦的父辈小的时候确实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在很多邻居眼里,甚至在天悦父母眼里,都觉得这片儿的平房迟早都得拆迁。但自天悦回到北京后的几年里,尽管屡次遭到父亲反对,尽管父亲认为没必要花冤枉钱装修,可天悦自己还是花很多钱,把所住的房子从楼上到楼下、从屋里到屋外、从房顶到半地下都做了装修装饰。这样一来,生活居住条件能比之前好很多,也比其他邻居住的平房好很多。尤其他把家里的半地下室出租出去后,不但让半地下室得到充分利用不致荒废,每月还能有些租金进项。单就这点,就让周围不少邻居起了红眼病。

不过当别人问起天悦装修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会早有心理准备地把装修的目的说清楚。他会说目的有三个:第一,用来以后他自己结婚住;二是一旦父母老了腿脚不灵便的话,把他们接回东四平房这儿住,守着医院近,离景山公园、北海公园以及后海都近;三是如果东四这儿平房不拆迁的话,自己以后结婚有了孩子,方便孩子在市中心上幼儿园和小学。甚至以后可以利用这平房做个家庭旅馆啦,做个胡同里的茶馆或者咖啡馆啦,等等。

尽管天悦有着种种美好的愿望和不断付出的努力,但是在他回到北京后的几年里,在他所交往过的单身女士里,不管她们是北京本地人还是北漂,几乎没有哪位女士愿意考虑结婚住平房。在她们眼里,住平房要么意味着社会地位卑微,要么是所有的生活都不方便,等等。当然,似乎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判断,那就是她们对天悦没有眼缘儿,认为天悦的人生很失败。

“突突”,手机微信的铃声!天悦拿起手机一看,发现一共收到十多个微信,其中有个微信,是会员名叫“馨”的家缘女会员回复的。随即,天悦用语音与对方进行交流。

馨说:“你可真够早。”

“是啊。”天悦答道,继而问馨:“你怎么没睡个懒觉?”

“呃,我平时作息规律,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晨八点,一般情况下睡眠时间不少于八小时,早晨都是自然醒。”馨回答道。

“不错!你父母催促你的个人问题吗?”天悦问。

“不催,父母早就习惯了。”馨回答,而后反问天悦:“你一直未婚吗?”

“是啊!我一直未婚单身,因为喜欢折腾,呵呵。”天悦答道。

“你属马,我属龙,你是六六年生,我是七六年生,你比我大十岁”,馨在确认与天悦的年龄差距。

“龙和马在一起,龙马精神啦!”天悦回复。

但是接下来,馨问了几个非常实际和严肃的问题,似乎是早有准备。

“你还必须要孩子吗?”馨问。

“当然希望有自己的孩子啦!”天悦这样回复,接着问:“你呢?”

“我觉着这个事情得见机行事。45岁以上我就不建议了,因为基因的问题、年龄的问题、健康的问题;还有,你50岁要个孩子,他大学没毕业呢,你都70多岁了。在他最需要帮助、需要家人扶持的时候,你却还得让他陪你去医院了;在他30岁左右的时候,正在人生拼搏的阶段,可能他要在病床前伺候你,你要了孩子难道,只是让他为你服务终老的吗?我觉得你这样太自私了!我们不能帮他,但也不能拖累他啊!现在的社会多现实啊!再有十年咱俩就都退休了,那时孩子还不到10岁,正要花钱的时候,难道我们用退休金养孩子吗?现实的问题要现实地看待,你觉得呢?如果男人在40岁以下,我觉得还可以拼一下,50岁以上,就真心算了吧!”馨试图用这番话影响天悦。

“你考虑得很实际,好在我身体还好,还有能力要孩子养孩子,希望结婚能生两个孩子。”天悦直截了当地回复馨。

“我每月退休金也就3000元,估计你的退休金也高不过每月5000元,我大舅他副局级退的也才每个月6500元,你的意思是退休金用完了然后卖房养孩子?因为人是要退休的啊!再过十年咱俩可都退了,就是名副其实的中老年了。你不是还有房贷要还呢吗?那到时不是越来越累心!五六十岁了,还要边还贷款边养孩子,我听着都头晕!”馨答道。

天悦感觉馨的心很重,便继续回复语音说:“我这人喜欢折腾,不知道何时能退休,还想着出名呢!呵呵。”

“对!你想写书出书的。你是属于姜子牙型,想要老来出山,还要老来得子!家有悍妻是个宝,姜子牙如此出名,都是因为被老婆逼的!”馨回复道。

“呵呵……”听到馨的说法,天悦被逗乐了。

天悦一是很喜欢孩子,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还能抱孙子!二是他想起北宋著名词人张先,在80岁时娶了一个18岁的小妾,当时与张先常有诗词唱和的苏轼随着众多朋友去拜访他,问老先生得此美眷有何感想,张先于是随口念道:“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苏东坡则当即和一首:“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随后,天悦和馨语音里约定了第二天上午见面,见面地点在东四。这是端午节天悦准备相亲的第一个女士。将近中午了,天悦又收到些朋友发来的端午祝福的短信,他便逐个回复。

其实,天悦的朋友不多,无论是在外地时还是在北京,尤其是从广东回到北京以后,更是如此。和天悦同龄的北京本地的同学同事朋友都结婚成家有老婆孩子,他们的父母也和天悦的父母一样都是七老八十的了,所以他们去哪玩也都是一大家子去玩,不可能再拉着天悦。充其量,就是他差不多每年和原来工作过的医院的同事同学聚会一次。

天悦也很少有机会能和二三十岁的人玩到一起,尽管他喜欢旅游,还喜欢滑冰、喜欢爬山、喜欢看展览、喜欢钓鱼、喜欢打球、喜欢唱歌。他也喜欢写作,有时挣点稿费做零花钱。但是他缺乏机会或者说缺乏机缘能够和二三十岁的人在一起交流。毕竟,在二三十岁的大男孩大女孩眼里,和一个“大叔”能有什么可交流的呢。

因为天悦快50岁了还单身,工作中生活中,一些人甚至公司领导会怀疑天悦性格有问题,不然的话,一个男人不会都快50岁了还没结婚。但是天悦往往自己不承认自己有性格问题,在他眼里,他认为自己的性情用电视剧《少帅》里张学良的幕僚对蒋公的性格的描述就可以准确地概括。张学良的幕僚形容蒋公的性格——“话不多,个性比较强,有时也会比较拘谨。”相比之下,天悦很多时候比较严肃,或者说比较木讷,话也不多,尤其是没有废话,不爱没话找话。

天悦从上小学起被父母看着读了不少书,不乏像《左传》《资治通鉴》类的典籍,所以从小到大养成了安静时读书摘报记笔记的习惯,自然文笔水平也不错。他是在东城什锦花园小学读的小学,上初中时在北京五中,高中是在北京二十七中。他做过班干部、课代表,尽管他的文科不错,高中老师也建议他报考文科类大学,但后来考大学他还是冒险选择了理科。在大学里,他是系里的秘书和宣传干部。

他看过不少关于介绍蒋公的书籍,尤其是陈铁健、黄道炫所撰《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一书。在他眼里,蒋公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作为一个战术家,蒋公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公正是总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死命冲锋的英雄。

恰巧,天悦个人内心觉得情场比战场还残酷!这也许是他一直单身到现在的根本原因,尽管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他内心有浪漫情结,酷爱音乐、历史和哲学,但他对女人从来就缺乏耐心,也讨厌被女人考验。他厌恶和别的男人去竞争一个女人,不管这个女人条件如何,以及两个人是不是愿意真心交往。所以说,他是在情场方面在用情方面表现得很拙劣的。

天悦不像很多其他男人在追求女人时拥有极端的热情、无穷的解数和必胜的信念,甚至很多男人通过爱情来达到俘获和征服女人的目的,而后再放弃这些女人。天悦却断然没有那些男人的爱情天赋,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去俘获或者征服哪个女人。相反,他似乎更喜欢女性主动些。

他在情感方面的问题倒带来了好处,就是他蒙不了女人——蒙吃蒙喝蒙爱情;而女骗子也会放弃去骗他——骗钱骗财骗感情。

继续作比较的话呢,天悦喜欢骏马,也会骑马,骑术也很不错,经常做梦梦见自己成了一个骑士,所以他的过去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一直都是“冲锋陷阵”,不断奔波。而蒋公不会骑马,所以蒋公并不经常亲自在前线指挥战斗。

再作比较的话,蒋公却是一个比较高明的战略家,蒋公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蒋公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而且蒋公常常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最主要的是,蒋公的谋略帮助蒋公能娶到宋美龄做第一夫人。

而天悦就是个一般人,做人不懂得耍心眼儿,不懂得拍马屁,所以工作二十多年下来,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事业,也没有成家,还是孑然一身。对他父母来说,现在已经到了他找的只要是个女的、只要别被女人骗就成。

最后,因为天悦酷爱哲学和历史,所以他非常佩服自称哲学“是平生最爱的学术也”的蒋公。在他眼里,如果说蒋公是民国时期新儒家之一员,蒋公对中国古典思想的认知可与哲学学者比肩,大概并不为过。

出于事功的需要,蒋公接受法家的思想,对历代改革者多所赞誉。蒋公对明末清初的经世派有浓厚兴趣,赞赏其“性理与经济兼通,思想与实行并重”。蒋公对曾国藩、胡林翼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推崇备至。蒋公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也极为服膺和推崇,并调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之间的矛盾。蒋公著有《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革命军人哲学提要》《中国的立国精神》等书,并创立力行哲学学说。据天悦所知,显然是因为蒋公在哲学方面显露出才华,1946年8月21日,蒋公接受了比利时列日大学所颁哲学文学博士学位。

天悦买了很多书,他喜欢看书,他也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

怀旧

快晌午了,该出门儿了。对天悦来说,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中日医院去看自己的母亲。天悦从躺椅上站起来,穿好衣服,拿上包和手机,锁好里外屋的门,走出了院子。

天悦要去坐地铁或者公交车,就要穿出胡同经过隆福寺街,经过正在进行改造施工的那噪音隆隆和尘土飞扬的隆福大厦工地。“隆福寺街”地名的得来是因为很早年街的中段路北有一座宏大的庙宇——隆福寺。那隆福寺因坐落在东城,与护国寺相对,又俗称“东庙”,却早已经不存在了。

天悦生长都在隆福寺街里的一条胡同,而天悦的父亲也是生长在那里,那条胡同叫“铜钟胡同”。据父亲说,他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姐姐经常带着他一起去隆福寺里玩,去庙会给他买好吃的。据父亲回忆,隆福寺修建于明朝景泰三年,距今已经500多年的历史。在父亲的少时印象中,隆福寺本是一座喇嘛庙,虽然当时已经残破,但庙内殿房堂室依然宏伟!一进山门,首先进入眼帘的是左右钟鼓二楼,中轴线上排列六层建筑,依次有天王殿、栏杆殿、万善殿、吡胪殿、金刚殿、大法殿。殿堂里佛像庄严,法相凝重!每天香烟缭绕,颂声默默!释迦彭祖齐名,实是一处道佛共奉的仙房佛院!隆福寺的山门朝南开在隆福寺街,而寺庙的两侧分称东廊下、西廊下,天悦家祖宅所处的铜钟胡同就在西廊下,庙宇后边紧靠现在的“钱粮胡同”,整个寺庙宏伟浩大堪称北京庙宇之雄最。

历史记载,隆福寺始建于明朝景泰三年,也就是1425年,为朝廷的香火院之一。清军入关后,隆福寺所在位置为镶黄旗所在地。在清朝雍正三年,也就是1725年的时候,进行重建作为雍和宫的下院,成了喇嘛庙。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时候形成了庙内庙外的隆福寺庙会格局。清代,旧历每月一、二、九、十开庙,1930年改用阳历。每逢庙会,附近王府居住的贵族、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人、贫苦市民和近郊农民都来赶庙会。人来人往带动了庙外一条街的繁华,游客摩肩接踵,拥挤非常!在这里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品,可以吃到多种北京地方风味小吃,可以看到北京的民间戏曲。那可是真叫个“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商业之繁盛在北京城里当算头名。《北京竹枝词》中说,隆福寺庙会全盛时期“一日能消百万钱”。可惜1901年隆福寺里的喇嘛用火不慎,把隆福寺烧毁了一半。寺庙虽然残破,但由于根基还在,风水未破,所以庙市到后来依然火爆。

新中国成立后,在隆福寺原址建了东四人民市场,市场东西廊下分别又盖起了东四小剧场和电影院。除了电影,还演曲剧和杂技。20世纪80年代,就是在天悦上中学的时候,政府在东四人民市场的基础上盖起了隆福大厦。大厦里安装了当时还是稀罕物的电动扶梯,着实在京城火了一把。天悦清楚地记得,那时的隆福寺街除了隆福大厦以外,还有长虹影院、明星影院和东四人民文化宫三个影院,加一个东四话剧院;有大名鼎鼎的四联美发、东四照相馆,有远近闻名的隆福寺夜市,有最新潮的外贸服装街,街里还有传统的清真白魁老号小吃、丰年灌肠,街东口有知名的青海餐厅,东四四条胡同口的老北京卤煮火烧等。甚至改革开放后在北京开的第一家外资快餐——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也设在隆福寺街东口明星电影院旁边。当然不能忘记首都剧场和中国美术馆,还有几个老字号的书店,以及全中国最早的一家从清末就设立了的东四邮局。

总之,20多年前呢,全北京城的三老四少都爱往隆福寺街跑,从早到晚,因为有吃的、玩的、看的,包罗万象。关键是那时隆福寺街文化气息很浓,真正意义上的古董、文玩、书店、剧场、影院、历史建筑,样样齐全。最有意思的是,隆福寺街在那年头是很多情侣最爱光顾的地方,包括天悦和他那时的女朋友也是一样。相比之下,在那个时候,什么西单、东单、王府井以及后海都没法和隆福寺街比!

当然,别说那时的隆福寺街,就那时的北京城真正是北京人的北京城,北京人北京味,文明、有序、祥和、诚信、有礼儿还得有面儿。

没想到,1993年的一场大火把隆福大厦烧了个精光。更想不到的是大火不但烧掉了大厦,似乎也烧掉了隆福寺地区的人气儿。从那以后,隆福寺地区不论是加建隆福广场,还是电子市场,始终聚不起人气儿来。现在的隆福寺街早已经没有了20多年前的热闹繁华的光景,生意一直打不起精神,人们好像故意避开这奇怪的建筑,隆福寺街里行人也慢慢稀少了!

令包括天悦在内的很多老北京人儿都非常感叹的,就是借着隆福寺街的衰落,可以隐约看出老北京的底蕴随着日月更替在悄然消失。尤其是现在,在北京城二环里,老北京人儿还能找到老北京四九城仅存的一点韵味儿,仅存的文化气息。出了二环以外的北京,和石家庄、郑州、济南、长春、呼和浩特等二三线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每当天悦听到路人不时传来的东北大碴子味儿,或者其他地方口音,他都不知道他到底算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

北京满大街的乌泱乌泱的人,包含每年净流入北京并被批准获得北京户口的几十万、上百万外地人则是二三线省会城市无论如何也比不了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在天悦眼里,20多年前在北京,一个密云水库的水基本上能够北京本地人喝的;一些年前,北京最脏的时候也就是一年里三四月份春天刮沙尘暴,那已经是最脏的时候了,也不过一两个月就过去了。后来一些年里由于中央大肆鼓励支持外地人口进京(原因为什么就不说了)的政策,所谓的“刚需”导致像疯了一样地扩张北京城,主管部门无知加蛮干!结果大规模造城导致北京城环境污染、雾霾生成、垃圾剧增、水资源紧张、交通拥堵、社会公共治理能力下降、混合人口平均素质降低、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天悦预测,北京的官员是一定要把北京搞成类似新德里或者孟买那样的城市,否则决不罢休。

天悦的一个在北京某事业单位从事城市环境监测的朋友认真地对他讲过,尤其现在的北京周边,已经规划不出用于垃圾填埋的用地,以后或者考虑建垃圾燃烧场,届时,又可能进一步污染北京城的环境;或者考虑把北京城市垃圾倒到海里;或者考虑不得不把北京越来越多的城市垃圾倾倒到周边省份地域。

据央视财经报道,前两年北京垃圾日均处理量是1.8万吨(不含建筑垃圾),而今年到了2.17万吨,总体增加了20%左右。对于废品变垃圾的问题,首先就是要进行垃圾分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其次还应该加强政府补贴,像废旧家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脑和空调回收都有政策补贴,而其他很多家电都没有补贴,以至于废品回收人员不愿收集,一些原本可以回收的低值废弃物就大量地进入了垃圾回收环节,给焚烧和填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而且天悦一直认为导致北京这几年持续雾霾的真正因素是北京本地大规模造城形成的综合建筑污染导致的,施工工程中释放的各种粉尘毒气混合,在太阳光照作用下分解再混合再分解导致,这个判断是天悦通过调阅国外的文献结合他自己的医学经验综合分析后获得的。当然所谓的汽车尾气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在他看来,未来“一体化”的大北京地区不但不会完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反而还会加重北京城自己的环境污染、雾霾和承载压力。

一是因为,整个京津冀自然风貌和植被土壤都会面临大幅减少和人工变异。因为北京城的大部分城市地面地表都已经被人工硬化得差不多了,导致暴雨后雨水不能自然下渗,哪里地势低,雨水就往哪里流,形成城市涝灾;而酷暑时,硬化了的地面地表就是个大水泥壳,把本该能通过土壤植被水面循环吸收掉的热量一点不留的都反射到空气中,加剧夏天空气中的热能聚集——热岛效应,促使人们使用空调耗费更多的水电资源,恶性循环不断。未来的北京城显然已经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而是将要盛极而衰的城市。

二是因为,像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从二战后的几百万人口增加到1000多万人口至少用了20到30年的时间,就是至今,上述几个城市人口也基本稳定维持在1500万到2000多万。相反,越是像新德里、里约、墨西哥城那样的庞大而落后的城市,反而人口能达到三四千万。不夸张地说,以后大北京地区的人口从几千万增加到几亿只需要六七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在天悦眼里,中国这样的超级城市群越多,县乡镇发展越落后,中国的国家安全越容易受到损害,国家一盘散沙的情况会越厉害,人民会越发变得离心离德。

隆福寺街里的60后“老炮儿”

不得不说,天悦还是继承了点儿老北京人正直、侠义、关心时事的特点,有资格算是“北京老炮儿”,是60后“老炮儿”。

只是相比之下,“50后”一代的一些北京“老炮儿”可以说更具别样青春,更有代表性和示范性,更成功,尤其像马未都、王朔、冯小刚这几位悟性极高的,都在各自的领域干得风生水起,既谈事业,也关心时事。尤其是王朔的小说、冯小刚的电影、马未都的收藏,具有鲜明的老北京风格。

关键当然要看看“人性”!天悦觉得,未来“一体化”后大北京地区的环境后果和北京城的环境后果是一样的。当然,没有哪个管事儿的会认为北京社会公共治理有什么问题,因为那些管事儿的人,估计得有一多半是属于外来的,他们不会对北京有一点儿归属感,更没有些微责任感,至于说是“人性化治理”就更加谈不上了,“摊大饼”式的造城还可以。

管事儿的就这样的素质,反而还要求老北京人要包容这、包容那,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就拿现在的隆福寺街来说,最主要的是没有了独一无二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气息,连土生土长在这片儿的老北京人儿也没剩多少了。官员不注重本土化,以致文明割裂,文物破坏,如此灵魂没有了。管事儿的光图商业了,就认准了一个“钱”字。在天悦眼里,不管对不对吧!反正如今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是经不起推敲的。而且更严重的是,他觉得,很多国人是喜欢明哲保身的,明知道当官的做了不好的事,也不会指出来,反而还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过人,没有最起码的国民意识。

可话又说回来,咱这动不动就标榜自己说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本质上就有一种好大喜功的民族特点,偏爱沾沾自喜,和“四大发明”互相抵消,就不容易看出这个民族的文明之处。而且从本质上讲,中华民族一向是一个感性超越理性的民族,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由于从来不注重这样一个“工具学科”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包括官员在很多方面的行为从来就是不考虑底线的,从来就是一边建设一边破坏,反复破坏反复建设,只是还没有糟糕到把人民的创造性都破坏掉。就这样,那些贪官、昏官竟然还想完全主导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

北京城越来越大,但整个城市似乎越来越没有灵魂,只剩了大了。随着千方百计地鼓励所谓的“优秀人才”来北京扎根落户,随着四面八方各色人等以及无分男女老幼都被鼓动来了北京,一方面造成北京的底蕴文化更变得越来越微弱,一方面造成国内地区间逐渐形成“人口战争”、“人才战争”,进而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可以理解的是,因为家乡不是北京,所以很多外来人口不可能理解“一些事情”——不可能理解电影“老炮儿”,不可能理解“当北京遇到西雅图”,不可能理解“北京人在纽约”,因为他们从没有试图去了解真正的北京、北京人和发生在北京的很多事儿。

天悦觉得,相比电影“老炮儿”充满江湖侠义的“规矩”,真正的过来人,大院里长大的北京孩子总爱提大院的事,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总爱提胡同的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们,就像天悦小时候那样的,在中小学时就承袭老北京文化,钓鱼、听戏、下棋,课后更是经常走街串巷。受说书人、戏曲艺人的影响,从小就立志成为“对亲人、对朋友、对社稷有用的人”,凭着从评书和戏文中感悟的道理走南闯北,从北京到上海、哈尔滨、深圳……一路前行,不亦乐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美国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相仿,不管50后还是60后还是70后,他们的成长也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当然,北京土著里也一直有很多不争气的。再加上北京本地人人口老化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天悦骨子里不排斥外来人口,而且他自己的母亲也不是北京人。其实,在他这个年龄的北京人的父母,三分之一的父母双方都是老北京人,三分之一的父母是像他母亲那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就来了北京的,还有三分之一的父母双方是北京新中国成立后驻扎下来留在北京的军人。不过,他感到困惑的是,现在很多外来人口把他们的全家甚至七大姑八大姨儿包括老人都从外地接来北京住,北京的老龄化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在这方面,管事儿的无所作为,已经彻底失控了。天悦边遐想回味着,边上了纵贯北京城南北的684路公交车。

一路上,车都开得很顺。开心之余,天悦突然想起很多人可能昨天下午或者晚上就都开着车去郊外玩了,或者回家了。要是平时,这路面儿,这交通,哪里会像春节放假或者像今天这样,路这么好走啊!不过思维跳跃的他又觉得北京城市越来越大,再加上未来要实现“一体化”,天悦认为未来的北京城会越来越像“国中之国”,尤其仔细回顾中国的历史,他不认为这是在“杞人忧天”。他清楚地知道,中国封建社会,国君惯于全力营造都城,愚蠢地把都城安危等同为社稷安危、国家安危。中国历史上所有外敌入侵,或者内战,都习惯直接攻占都城、首都,首都危如累卵,则社稷飘摇,民族临生死存亡。历史教训犹在眼前,但现在官员们却只图歌舞升平,粉饰太平,不愿意学一点西方哲学,他们早就忘了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了,或者觉得八国联军火烧北京圆明园时和现在的他们没有关系。

天悦的弟弟几年前从美国回国探亲,看到北京如此多的人和车、如此拥堵的交通,如此多的警察、协警、保安,感到非常震惊。兄弟俩在一次交流中,对北京的城市公共治理前景不约而同都流露出困惑!

那次,兄弟俩在北京钱粮胡同西口的一家日本料理边吃饭边聊天,当时聊天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弟弟问天悦道:“哥,你觉得北京还能待吗?”

天悦喝了一小口清酒,看着弟弟,沉吟了一会,回答道:“在北京这样一座北方城市,又是中心城市,又是一线城市,似乎就透着一种中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独特的、粗犷快乐的气氛和迷人的魅力,不仅在建筑、雕塑、艺术方面,而且在北京人爱慕文化方面、追求风雅的精神生活方面,都可以随时呼吸到一种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文化气息。现实中的北京城,存在着人生百态和各种群体阶层,北京这样一座城市对外来人口来说,实际上提供了现成的机会和利益,以及公平竞争的环境。但资源也随之越来越少。”

天悦看着店内的和式装修,别致简约,感觉室内设计还算到位,又接着说:“在北京,身无分文的青年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或者同为数众多的打工者一样,到工厂或者个体去做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北京也同样随处可见以廉价食品充饥的底层人群,如流浪汉、乞丐,还有被社会、被自我意识判定为失败的处于社会底层中最低贱的城市自由贫民。对所有外来人而言,北京是个可以寻欢作乐、尽情享乐或者挑战自己的地方,而从另外的角度讲,在北京的时期可能是这些人人生中最悲哀的时期,代表着艰苦贫困甚至没有个人尊严的阶段,在所有这些人里的很多人心中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想法,认为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人性空间狭小。”

听到这里,弟弟点了点头。天悦接着说:“北京以后如果光流动人口就达到三千万以上的话,肯定会出现一些打工者收入微薄,收入甚至不足以填充辘辘的饥肠。那时对这些人来说,一方面,饥饿、失落、孤独、迷茫都与自己形影不离以致成为他们的朋友,生活就是他们同这些个无情的朋友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为了个人追求就必须搏斗。另一方面,也将不会看出他们有任何的信仰,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还是共产主义。这些人的情况似乎能折射出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仅具有潜在的意识力,就是“哪里好就去哪,就在哪繁衍”。但就像弥尔顿所说的“意识本身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腾成地狱。”

天悦进一步举例说:“2003年非典期间的北京城,平时那些高喊着来建设首都北京的外来人口,尤其是标榜自己高尚情操的外来人口,在把非典病毒传到北京形成爆发以后,他们自己大部分作鸟兽散,跑回了他们的家乡,不顾疫情扩散全国的可能。还有,在北京的街头或者公共场合,当对不明原因的乞讨者进行施舍时,每次只肯给一两块钱的那些人,往往是标榜自己高尚的已经定居北京的外来人口。这样两类的外来人口都是属于只具备最基本的意识力,以在北京买房、买车、结婚生子作为一种成就,却不懂得一点哲学道理,他们大肆纵容那些不劳而获的乞讨者,容忍欺骗和道德败坏。不仅如此,一些成功的外来人口也可以找出一百万个的理由或者托词,不交或者拖欠所住的小区物业费或者供暖费;也因为他们的来到北京,带来新鲜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懒惰、无礼、秩序混乱。”

天悦说完了开始陷入沉思,弟弟也一样陷入了沉思。

由于工作派遣的原因,天悦曾经在山西太原、上海、西安、深圳都工作生活过不短的时间,也曾经在工作当地租房住,所以能体会到北漂的艰辛,也能体会到北漂的特殊的心理。天悦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阅历深厚,加上看的书也多,当然再加上喜欢喝酒,所以不免借着酒,话也越来越多。在他眼里,无论是从社会公共治理的水平讲,还是城市百姓的生活满意度来讲,北京是远远落后于上海的。他内心认为上海是中国最好的一线城市,而北京作为首都,既没能承担起社会公共治理最起码的义务——“至善”,也没有顾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天悦又喝了一口清酒,继续举例对弟弟说道:“像我这样生长在北京城,有北京市户口,而且咱父母年龄都将近80岁,尤其母亲每周二四六要从东四环外跑到二环内东直门中医院做三次肾透析,像咱这样的家庭有买私家车的切实需求,然而我要买车竟然需要摇号。这真是个天大的滑稽!北京人在北京没有资格买车,反倒很多人的家不是北京的、父母不在北京、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没有房子、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们却可以在北京考下驾照并且靠金钱走隐蔽渠道买来社保提供信息,然后堂而皇之地在北京买车,在北京的路面开车。那些管事儿的昏官对得起我们北京土著吗?在美国,每个州、每个市的议会当选议员都要竭力保护自己选区选民的利益,可是北京本地的那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在做什么?!他们不保护北京土著的利益也就得了,他们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呢?也不过就是让他们在北京自生自灭。”

天悦喝了几口清酒后,清酒的绵软醇甜带来的后劲儿逐渐上头,他喝的清酒是用最好的纯米和山泉水酿制的“千岁鹤”,口感很好。天悦酒兴不减,继续说道:“真正高尚的人、表面高尚的人、有理想追求的人、蒙受冤屈的人、流民、流氓、社会渣滓都往北京跑,说明了北京社会公共治理的失败。还有真正需要关注的地方在于,北京对这些人来说,在北京的时代是否是这些人一生中最痛苦的时代,还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时代?这涉及社会性格和个人信仰的关联作用。北京过去应该是,而且现在也应该是这些人一生当中条件最艰苦的‘人生学校’,也是最彻底的‘人生学校’。这些人刚踏进北京时很可能还是个孩子,但现在却已成人,人性应该已经变得沉静严肃,内心也变得容易自省。因为,他们很多人来到北京快有20年了。他们决定来北京时,很可能无一技之长,也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想过靠自己的劳动赚一分钱,但当面临残酷的现实时,有些人就向亲友告白,发誓若不得志,决不回乡。”

聊天的气氛有些压抑,此时的天悦反倒不像个北京土著,更像个不如意的北漂。或许是他的过去的职业经历、生活奔波经历所致,此时的他内心更充满了惆怅。

天悦继续对弟弟说:“这些人经过在北京长时间的打拼,社会应该关注这些人形成了一种怎样的人生观和个人的人生哲学,尤其在当代拜金主义流行的情况下。因为人生观和个人的人生哲学将成为他们日后一些行动的牢固基础,是使他们存在什么样的人性和信仰的意志基础。只要能打下这样的基础,他们后来会思考需要再学习什么东西,也许觉得不需要改变什么东西。因为这些人能够得到的已经得到了,不能得到的永远也不会得到。”

弟弟点头表示认同。天悦接着说道:“这些人似乎没有最基本的权力诉求,恰恰反映出他们人性中的弱点。这些人尤其青年人几乎没有人热衷政治或者时事,也没有明确的信仰,对任何主义都不感兴趣,所以几乎很少读书或者从不读书,或者只读些毫无价值的书籍。年龄的长大让他们变得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同时,变得更加自私。这些人几乎从未想过得到真正理想的满足,他们反而比北京本地人更容易追求安逸。由于这些人不关心政治,所以就根本不可能具备一种对自己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对社会、对国家的使命感,那么也就注定了这些人作为流民,大部分人只能从事低级的事业。而且流民同样危害国家安全。”

据天悦所知,滞留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人,经统计2014年全国为27395万人。在这些人中,8400万人从事着低端制造,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作,其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流民和流氓无产者。打工阶层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农村流动儿童达3600万,在农村的他们见不到父母,在北京的他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权利。

在天悦看来,在北京的那些北漂白领、将要毕业的大学生、打工者、城市自由贫民,间或夹杂着流民、暴徒、流氓、小偷等,他们的未来何在?改善他们的现状和未来,最现实的可能性,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农村,当然最好是在农村。包括北京在内,中国所有城市的道德框架和承载能力难以容纳数以千万计的从各地过去的打工者、流民和流氓无产者。城市就是城市,如果把城市搞得“城市不城市,乡下不乡下”,无论过程还是结局将是痛苦的。

天悦虽然对弟弟说了很多,但内心不认为自己想要冒犯任何人,不管他/她从哪里来。

他继续举例说道:“北京市政府对外公布将在未来数年再建设十五条地铁线路,北京城市的建设追求高大上,在加大了城市和农村的精神距离,疏远了国内中小城市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减少滞留在北京的外来人口含白领、农民工、打工者、流民、城市自由贫民无法掩饰的挫折感、失落感甚至仇恨感,相反的是他们和一些标榜自己精英的城市人口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前者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哪怕是一点资源,而后者也不可能让出自己已经占有的资源,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北京本地人不会让出资源,一二十年前来北京的已经获得了各种资源的外来人口同样不会让出资源给现在和以后再来北京的外地人。也就是说,“城镇化”大跃进形成了对农民和流民精神上和经济上的难以逆转的双重侵害。失地的农民和流民会希望这个国家现有体制尽快崩溃,除非他们感受到自己受到重视,有尊严可讲。”

弟弟听后,若有所思地回答道:“北京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也好也不好。不好的方面,一是地道的京城文化底蕴越来越少了,二是北京本地的城市精英分子基本都选择移民美国、加拿大了。最主要的是,全国人民都来北京,北京与其说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不如说真的是已经成了‘国中之国’。”

其实不管天悦哥儿俩怎么看,北京城对很多外来人依然有着无可比拟的诱惑力。只是,显然局势已经失控了,那些在故宫北门搞黑心一日游的东北男女,在王府井南口招揽生意的黑车司机,满大街横冲直撞的三轮车司机,还有那些横眉瞪眼在公共场合乞讨的人,最可恨的是很多医院大厅到处招摇的号贩子,他们都是外来人口,他们已经胜利冲破了政府的管辖,成功地亵渎了北京原有的城市文化灵魂,他们已经使北京变得不伦不类。总之,官员对他们已经无可奈何,而北京本地人也只能干瞪眼看着他们糟践北京人的名声。

北京是一个“男人”

如果非要拿北京和上海作比较的话,在天悦眼里,上海城市的整体特质就是你无论从哪个细节去品味观察,都能感觉到一种精致,总是注重细节;越仔细咂摸海派的风情,就越觉得整个上海的骨子里浸润已久的洋气和脂粉气,还带着高雅,与北方人的粗犷尤其是东北人的爱争强斗狠格格不入。所以他觉得其实可以把上海比喻成一个纤秀精致的“女人”,精致到足以引发想要拥吻“她”的冲动。他在上海工作生活期间,居住在上海普陀区的新村路宜川路那边的一个小区。

而北京呢?天悦知道,很久以前,无论天下出什么大事、北京出什么大事,北京的百姓都不会四散奔逃,哪怕是打仗或者瘟疫流行。而后来呢,很多北京土著却不得不选择移民,不得不离开这个让人困惑的地方,不得不离开这个被糟改得不像样子的北京城。他曾经有一次问弟弟:“北京城历经沧桑,几百年下来,改朝换代,唯一不变的内涵是什么呢?”

“不知道。”天悦还记得当时弟弟的回答,所以他当时告诉弟弟:“北京城唯一不变的内涵就是——“天子守边”的精神。直白地说,就是说一种舍身御敌的戍边精神。举例,‘燕王守边’是明代的事儿,近的是抗战时期,北平沦陷期间,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强迫实行奴化教育,把日语作为必修课,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唯有辅仁大学,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和担任校务长的德国籍天主教司铎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提出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日语不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的大学。”

鉴于陈垣的声望,日本占领军曾派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前往游说,劝陈垣与日本人合作,并问他:你总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陈垣见对方自称懂汉学,于是从容地引用《孟子》作答:——孟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还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天悦了解到,当时沦陷区提倡所谓“研读儒学”,陈垣得此机会,常用儒家经典中的话对人晓以大义。辅仁大学每届毕业生都会出版一份“年刊”,陈校长必引经书题词。1940年的“年刊”,他题词:“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敬笃,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敬笃,虽州里,行乎哉!”陈垣以“蛮貊之地”喻沦陷区,告诫辅仁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控制下,也决不能卖身求荣、助纣为虐。

天悦告诉弟弟,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是时,人称陈垣的这一时期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天悦觉得,有说不尽的例子表明北京城的文化底蕴就在于它在历史上由于经历朝代更替所形成的起起伏伏后,仍然折射出的北京人特有的某种韧劲儿、倔强和宽厚。那么再结合天地方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思想,所以北京人无论哪方面都给人一种包容和大气的感觉。他觉得可以把北京比喻成一个“男人”。

北京是一个“男人”,而上海是一个“女人”。对天悦这样在北京和上海都生活工作过的企业高管来说,非常看重城市人文和服务品质,他更喜欢上海。他认定,北京已经不是过去“原汁原味儿”的北京了,如果再来一次战争或者大的瘟疫的话,大官小官的肯定会像慈禧太后那样奔逃避难去西安,而那些“假北京人”也不会像二战中莫斯科人誓死保卫莫斯科、伦敦人誓死保卫伦敦那样来保卫北京城,到时候还得靠北京人自己。

母子情深

天悦从公交车上下来,走进中日医院。母亲就住在门诊楼上二楼东侧的肾内科。母亲能住进中日医院,实属不易。因为母亲的透析管子出了问题,透析所在的东直门医院解决不了,跑了其他几家大医院,又都不接诊母亲这类病人。最后还是父亲出面找到他在中日医院工作的大姐邢淑敏和大姐夫赵天德,问题才得以解决了。

北京中日医院是原来卫生部直属的综合三级甲等医院,声名远扬,尤其是设有北京乃至全国的血液透析临床培训基地。而邢淑敏教授是中日医院妇产科前主任,是中国著名妇产科专家、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的学生,邢教授曾经留学瑞典皇家医学院,回国后旋即进入中日医院工作,现在她是中国生殖学会主要负责人。赵天德教授是中日医院病理科教授。

天悦进了病房,看到母亲躺在病房里靠近窗户的病床上,精神状态还好,他的心情也放松下来。他坐在母亲病床边,端详着母亲的面容。由于入院后医生根据情况对母亲的透析规定了无肝素施行,所以每次透析后体内依然会存留一些水,这样,能看出母亲的面部下颚还是有轻度水肿。

母亲于2012年秋冬季节交替时因为不明原因呕吐入院,行检查后得知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做肾透析。回想那个时候的母亲,由于病情复杂导致反复急救入院,全家人都很焦虑,母亲也是非常的情绪低落,多次念叨不想活了。而现在,经过几年的折腾下来,随着母亲病情的逐步稳定,身体依然非常消瘦,体重只有41公斤,除了每周二四六要做三次肾透析以外,母亲平时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

“你怎么来了?”母亲问道。

“我今天放假了,再说也不放心您,就过来了。”天悦答道。

天悦知道,母亲一向是一个拥有坚定的意志品质的人,平凡而朴素,对待工作生活都很认真,性情既善良,也要强。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也十分严格。母亲的生活工作一直不顺遂,身体也一直不好,但又不愿意给任何人添麻烦。

“病号饭质量如何?”天悦关心地问道。

“病号饭不错!大姑大姑父一家子都来看过了,带了些吃的,还有粽子,很劳烦大姑大姑父一家,我都过意不去。”母亲回答,又问:“你放假几天呀?要是有事就别来了。”

“是啊是啊!我们几个病号年轻,阿姨这边有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帮着照应的。”母亲病房里的其他几个病号纷纷接茬,对天悦说。

“谢谢!多谢多谢!”天悦赶紧站起身对周围的病号作揖表示感谢,接着问母亲:“何时换管儿呢?给您请个护工呗。”

“不要!不要!一个护工一天二百元呢。”母亲赶紧摆手拒绝,母亲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天悦心里依然明白该怎么做,因为母亲的话,让他掀起了一段至今还觉得痛苦的回忆。早在2003年的春天的一个周末,母亲电话告知还在太原工作的天悦,说是准备回湖北老家看看,住上一段时间,天悦知道后也表示支持。但是仅仅过了不到十天,天悦就接到北京打过来的一个座机的电话,不是他熟悉的电话号码。

“是我,妈妈啊!”是母亲打来的电话。怎么母亲没有回武汉吗?天悦还在迟疑中,母亲接着说:“我没有回湖北老家,我住院了,住北京东方医院。”

“老妈,你怎么了,得了什么病?”天悦急切地问道。

“我得了直肠癌,需要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你能回来北京一趟吗?”母亲的语音低沉,略显犹豫,接着说道:“我没有把住院的事情告诉你父亲,我怕他担惊受怕,害怕他到处去讲给亲戚朋友知道。”

“好的,我明天就回到北京。”当时的天悦由于工作派遣的原因长期在太原工作居住,是GE(中国)医疗某部门的Keyaccount经理。

知道母亲住院的当天,天悦在下班前布置好工作后,顾不得一天的疲劳连夜从太原坐大巴往北京赶。由于疲惫和心事重重,导致天悦放松了警惕,半夜在长途车上睡着了。结果是第二天早晨抵达北京丽泽桥客运站后要下车的时候,才发现放在行李架上的电脑包里的戴尔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飞了(后来,依照公司规定,天悦赔偿了公司9000多元)。当时,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打车往北京方庄附近的东方医院。

尽管天悦是学习临床医学的,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所军医大学;尽管他曾在北京的大医院工作过,做过临床大夫,看到过各种各样被病魔所困的病人,也亲眼看见并经历过很多的生离死别,但当他看到病床上自己的母亲的样子后,还是忍不住哭了。距上次回家看望父母到现在仅仅才两三个月,当时虽然知道母亲病体愈发沉重,但还是想不出怎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母亲就已经病得没了人形儿,形同枯槁,面色蜡黄,看来一切都很糟糕,更可怜的是母亲这样了居然还要想瞒着家人,她自己也没有说请个护工照顾她。

天悦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些,还没有手足无措,他很快抑制住悲伤,立即去见母亲的主管大夫。天悦从主管大夫那里了解到自己需要做的是三件事:第一,母亲的癌症病情不容乐观,需要马上手术,需要马上手术签字;第二,手术需要使用一种叫肠吻合器的器械,有国产的和进口的,国产的便宜些,但使用寿命短,进口的价格贵而且要自费,但是质量好,使用寿命长,需要尽快决定使用进口的还是国产的;第三是由于母亲的身体恶病质状态,未必能挺得过这样一次大的手术,所以手术方案有两种,其中一种是通过腹部造瘘做个粪兜,需要尽快决定。

对天悦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但是,母亲态度决绝地告诉他,就是宁可死,也不做腹部造瘘,不做粪兜。既然如此,他立即找到主管大夫,先完成了家属手术签字,继而决定选用进口肠吻合器。

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而且主刀医生张主任也是非常好、非常负责的人。但是母亲又提出了一个非常让天悦为难的要求,就是要求他对包括父亲和弟弟在内的所有亲戚朋友保密,即便是她死了!这对天悦来说,是他长这么大以来所碰到的最不可理喻的要求,居然是来自自己母亲的要求。但是为了她能安心上手术台,他还是勉为其难地先答应了下来。

当天晚上,天悦找了把椅子,坐在母亲的病床边,坐了一整夜。他想睡,但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些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但是归根结底,他知道,“人可以和命争,但却不可以和天争”。事实上,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死亡是迟早的事,就像史铁生曾经在书中描述过的——“死亡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而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翌日清晨,天悦顾不得疲惫,从东方医院径自奔了北京西山的灵光寺。他知道,在那里,在灵光寺,有佛祖的舍利,他想到要去朝拜祈福。

到了灵光寺,他就是绕着安放了佛祖舍利的塔默默地转,转塔,转啊转啊!他终于停下来,望着晴朗的天空,觉得竟然一丝山风都没有;他又望着周围也在长跪和转塔的其他人,他知道,他自己也需要祈求佛祖的帮助,遂双手合十,低头闭眼默念着……同时内心也似乎期待着什么。

天悦记得虚云老和尚曾经说过:在寺院感到清净欢喜,说明你很有善根。“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释迦牟尼佛说《妙法莲华经》说:“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

天悦的理解是,人生在世数十年的光阴,不知不觉地过了。在这当中,有钱的人,或贪酒色财物,无钱的人,为了衣食住行而劳碌奔波,很少有清闲自在的时刻,真是苦不堪言。但是这些人,偶一走到佛寺里,见此寂静庄严的梵刹,内心生出欢喜,或见菩萨形象而随口声称佛名者,或心生清静而起感慨,称赞如来吉祥而生稀有者,这都是过去生中有甚深善根,由此皆得成佛。

“哗啷啷……”,突然耳边传来清脆的铜铃声。天悦不禁循声望去,发现虽然无风,但塔离自己方向最近的檐角的铃铛却莫名其妙地自行摇曳着,发出了清脆的铃声,一声、两声、三声、四声……天悦见此,忙不迭对着塔身俯首再拜。

“哗啷啷……”再次传来铜铃声。

回到医院后,天悦努力安抚母亲,让她放宽心手术,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并陪她度过了术前的夜晚。

手术的日子终于到了,一大早,天悦目送着医护人员用转运推车把体重仅有30多公斤的母亲送进手术室,张主任再次叮嘱他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天悦在手术室外边不安地来回逡巡。由于连日来几乎没有怎么合眼,精神高度紧张,饮食也不规律,此时的他看上去似乎比原来的60多公斤体重又减了七八斤,以至于即便戴着近视眼镜,看着别的什么东西时也觉得那些东西很晦暗,最主要的不适是双眼经常疼痛。

当天悦看到别的手术病人的家属都是一大帮时,他突然意识到眼前所面对的就是他长这么大以来有可能第一次要切实面对的。他坐下来,心潮起伏。他不由得回忆起自己从小的时候开始,母亲对他的关爱,都还历历在目。

——他小时候,每年冬季,尽管他有棉猴穿,尽管父母会把火炉子烧的尽可能热,但他的扁桃体依然会发炎导致发烧,所以每年冬季都是母亲推着自行车驮着他去医院打青霉素;

——他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母亲带他去了北京同仁医院做扁桃体环切术。为了他更好更快的恢复身体,母亲还买了甲鱼,炖了甲鱼汤给他喝;

——他考学去了外地念书,母亲冬天时依然一针一线给他织毛衣毛裤;

——经济困难时期,每次家里有些好吃的时候,母亲从来自己舍不得吃,都是让给他和弟弟吃;

——母亲在卫生部北京小汤山五七干校锻炼改造期间,为了方便照顾孩子,每年寒暑假都把他和弟弟接到干校;

——他工作后,为了让他每天吃上可口的饭菜,尽快增加体重,母亲总是每天很早起床又炒菜又做饭,为他准备带到单位吃的中午饭,把饭盒装的满满的。不但如此,母亲还不停嘱咐要多吃菜。

……

想到这里,天悦的眼圈红了,眼泪扑簌扑簌地流个不止。

他知道,他不能没有母亲,相对于与父亲的关系,他与母亲的关系更亲,有更多的一言难尽的母子情愫——

母亲退休时间不长,却开始被病魔缠绕;

母亲期望过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却也已经变得衰老;

母亲生他时,他身上还残留着点未剪断的连着母子血肉的脐带;

如果母亲走了,联结他母子情感的脐带就彻底被剪断了;

他给母亲的回报很少,但在母亲嘴里都说是他一片孝心;

母亲给予他很多,却依然感觉对他有很多亏欠;

母亲在的话,给母亲养老还是一种表面的负担;

如果母亲真去了的话,就只剩一种本质的孤单,就再听不到她喊自己“庚子”,就会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和缥缈,就会再吃不到她做的大葱炒鸡蛋了,就会感到自己被可有可无了;

母亲在的话,他不觉得“儿子”这种称呼带来的荣耀;

母亲如果真去了的话,他才醒悟这辈子儿子已经做完了。

天悦甚至想到以后可能的话要专门抽时间写一本介绍自己母亲的书。

……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已经是下午一点了。天悦考虑好了之后,首先给弟妹阳阳打了电话,让阳阳设法通知远在美国的弟弟。之后,他又给远在湖北武汉的亲戚打了电话。这之后,他觉到了一种情感上的释然、一种心理上的解脱。他站起身来,望着手术室的大门。

不久,门开了,张主任出来了,天悦急切地迎了上去。

“张主任,我妈她怎么样?”天悦问道。

“手术还算顺利。”张主任边说边从手里拿的不锈钢盒里取出一段十几厘米长的术中截取下来的癌变直肠,天悦看到肠壁已经有癌肿造成的穿孔,以及散在的多个小的息肉。张主任接着说,“你母亲马上就可以从手术室回到监护病房了,但接着后续要开展放化疗。”

“好的,多谢张主任!化疗用最好的药,用进口药!”天悦斩钉截铁地对张主任说。

手术当晚及后续的时日,天悦作为长子、作为家里唯一的能守在母亲身边的人,他一直坚持不懈地陪在母亲床前,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在外企的工作,但他毅然决然地陪着母亲度过了术后抗感染、抗并发症、抗击一切不可预测的事情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大彻大悟

天悦感谢佛祖保佑!

母亲自直肠癌术后身体恢复一直稳定。自那以后,天悦养成了无论是每年农历大年初一还是其他什么时候,都会风雨无阻地去包括雍和宫、广济寺、大觉寺、灵光寺在内的寺庙诚心礼佛,奉香资,祈求佛祖保佑父母平平安安。

天悦知道一个故事,讲的是,昔日释迦牟尼佛有一弟子,名字叫须跋陀罗尊者,家里贫穷孤独,无所依靠,心怀愁闷,想要随佛出家。一天他到世尊处,刚巧世尊外出不在,所有的大弟子为他察看往昔的因缘,见他八万劫中,未种善根,于是就不收留,叫他回去。此时须跋尊者苦闷到了极点,走到城外,忖思业障如此的深重,不如撞死为好。正要寻死那当,不料世尊忽然到来,就问其所以,须跋尊者一一回答,世尊听后果断收他为徒弟,并带回住所,结果七日之中得证阿罗汉。所有的大弟子都不明白究竟,就请教世尊,世尊说:“你们只知道八万劫中的事,八万劫外,他曾种善根,他那时也很贫穷,采樵过活,结果一天在山中遇到猛虎,无所投避,就急忙爬到树上。老虎见他上树,就围绕着摇树啃树。这树马上要断了,他心中着急,无人救援,忽而想到唯大觉佛陀,是有慈悲力量,能救诸苦,于是口中念着‘南无佛,快来救我’。老虎闻听南无佛声,于是远远地跑开了,没有伤其性命,由此种下正因佛种,今日成熟,故证果位。”所有大弟子听完,无比喜悦,感叹这样的事未曾有过见闻。

这个故事对天悦启发很大。后来,天悦开始精读《释迦牟尼佛学说》《觉海奇航》《正信佛学》等佛学经著。在母亲2012年秋天因为肾萎缩导致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因为病情不稳定,反复入院急诊抢救,天悦总是尽可能及时地出现在母亲身边,陪床同时不忘研读佛经。

因为父母生养之恩大过天地,所以天悦发誓,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以后身体不管会得什么样的疾患、遭受什么样的病痛,他都会守候在父母身边,他发誓要为父母养老送终。因为父母从来就是很朴素的,甚至是对温饱生活都感恩戴德,认为能吃能喝就是健康。父母都只考虑居家养老,对养老院有抵触情绪,认为那是孤寡老人去的地方。其实父母更在意自己是否还“中用”,父母对最切身的养老问题显得并不十分在意,他们认为人生就像太阳升起、月亮落下一样自然。他们对天悦和天悦的弟弟没有“满意”的衡量标准,他们认为只要天悦和天悦的弟弟生活得好,就是对他们的最大孝顺。

因为父母本也信佛,所以天悦为父母买了和田玉的手把件,为父母买了紫檀佛珠手串。尤其是他去西藏拉萨出差时,特意为母亲买了一件用尼泊尔凤眼菩提子做的佛珠手串。因为近代对于汉地影响最大的一位藏密祖师诺那活佛曾开示说:“最好有一串凤眼菩提子念珠,修一切法均可通用,功德最大。”格鲁派祈竹仁波切也开示说:“佛陀是在菩提树下成道的,菩提珠本身的坚硬特质又有吉祥的表意,所以菩提珠适合作任何法门的修持。”金安一居士所著《密宗辑要》一文也说:“修一切法均可用凤眼菩提子珠。”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佛法的了解越发精进,天悦知道,人们平时眼中见到的风花雪月交际聚会,耳中听到的莺歌燕舞笑语欢声,口里贪着的美酒佳肴山珍海味等最易引起惑染思想,这惑染思想是散乱心,是生死心,是虚妄心。而称一声佛号,这是觉悟心,是清净心,是成佛的“菩提种子”。佛者,梵语佛陀,华言觉者。觉者,觉而不迷,自性清静,即是有“觉悟心”。

天悦相信只要人不为名利而求索,也是“觉悟力”的作用。在他看来,有许多人闻打禅七之名,而不知打禅七之义,以一种稀奇心来看热闹,这不是上上心。所以他建议周围的人,无论同事还是朋友,当他/她有机会到了宝山或者名刹,不可空手而回,最好发一无上的道心,好好地坐一炷香的工夫,称一声佛号,种一成佛的正因,将来大家成佛。“行善”、“至善”是人类的最高精神追求,天悦2015年5月于冥冥之中蒙释迦牟尼佛加持,5月22日在辽宁省朝阳市,在一个叫王天硕的女友陪同下前往当地凤凰山延寿寺礼佛。

辽宁朝阳凤凰山,不仅是辽西历史名山,也是燕、辽时享有盛誉的佛教圣地。经历代建构,形成三塔(现存摩云塔、大宝塔,凌霄塔倾圮后重修)、四寺(延寿寺、天庆寺、云接寺,华严寺已不存)的佛教古建主体,此外还有北魏摩崖佛龛、辽代古道降香十八盘、清代倒座观音洞和卧佛古洞等古迹遗存。凤凰山风景绮丽,有金驼望月、象鼻山、天然大佛等。其中,龙山景区更是山高壁陡,谷狭壑险,或孤峰独秀,或群峦横黛,或形若苍龙游云,或神似怪兽卧岭,置身其中,奇趣无穷。延寿寺俗称下寺,原名报恩寺,是四大古寺之一,也是凤凰山规模最大的一组古建筑群。

意料之外的是,天悦在登山途中仰望天空,是时祥云瑞霭、霞光万道,正是佛光普照,可谓佛祖显灵。以致恍然间,他自己觉得“大彻大悟”——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天悦遂瞬间感觉打通了儒佛道三家,得领了圣贤才有的终极智慧——“仙家说道虚,圣人岂能于虚上加一毫实;佛家说道无,圣人岂能于无上加一毫有。仙家说虚从养生来,佛家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中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象貌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为天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皆在于我。”

那延寿寺院群峰环抱,翠峦掩映;前对南天门,后依摩云塔,西听暮鼓,东闻晨钟。坐观山门星淡,笑语回廊步月,寺宇肃穆,景色绝佳,是参禅悟道的理想之地,正是长年以来苦行僧式的生活的天悦最喜的去处。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天悦越来越爱看书,主要有哲学、佛学、历史、心理学等,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读的书越多,他的内心也就变得愈发寡淡,从内而外追求一种自然,崇尚原始。“观势动静,其变随我;由心而发,不改于心;无去来处,禅意在身”——是天悦打通儒佛道三家后悟出的简明道理。

天悦并于2015年8月3日(即阴历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日)往北京西城广济寺皈依佛门受持三戒,法号“弘庚”,成为未出家的俗门弟子。随后拜广济寺整云师父为师,立志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整云师父对天悦说:心上有无明妄想,这就是生死罪业,学佛就是用佛说的法来降伏个人心,来治理个人心。佛在经里说: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佛法是治心的,我们不用佛法来治理我们的心,纵然说发心学佛也是徒然。妄心得不到降伏,妄心得不到治理,就不能出苦得乐,不能出离生死。生死在心上,用佛法来降伏其心,来对治我们的无明妄想,这就是佛法。除此以外,都不是佛法。佛只讲一心,除了一心更无所有,一切唯心造,是这个意思。

渴望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看着天悦,忽然冒出一个问题,她问道,“你的个人问题怎么样了?五十岁前你还不结婚,就不用结了!”接着说道,“你也不结婚,你弟结了两次婚没有孩子,我都没法说你们哥儿俩了!你真得对个人问题上心了。”

“呃、呃,”天悦很尴尬,很快回复一句道,“婚姻是一件小事,呵呵。”回答母亲这样的问题,他不用思考或者掩饰。

在天悦眼里,并非每个人都适合婚姻,尤其是在中国当下的社会。不是数字意义上的原因,而是灵魂上的原因。对他自己来说,现在谈恋爱想结婚可能比做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困难得多。

很多夫妻离婚后才发现其实两个人原来只适合谈恋爱,不适合结婚。还有很多男女没有走到一起,但却为没能走到一起而隐憾一生。也就是说,是很多人在最终做选择时,由于各种原因,他/她还未拥有独立主见和承担日后一切后果的能力,哪怕是意愿也没有。何况现在很多女人更愿意完全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这是需要首先明确的事情。

爱情未必是良药,婚姻未必是苦药。天悦觉得,爱情美好的假象让很多男女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理性和灵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女人刻意把爱情当作人生第一理想,很多女人刻意认为爱情能为自己带来圆满的人生,却没有做好婚姻有苦有甜的精神准备。或者双方都没有把婚姻看作是一个能使两个人成为“成长型夫妻”的人生第一理想。

另外,从宏观角度讲,经济富裕起来了,但人民的整体素质不但没有全面提高,反而暴露了民族性里更多丑陋的方面,尤其体现在四个方面:习惯和沉溺于弄虚作假;习惯奢侈浪费;习惯没有人格和尊严;小农意识。“民富”逐渐导致“炫富”“斗富”,找对象谈恋爱过程中以及结婚大操大办整个过程都折射出互相攀比、逐利等符合上述四个方面的意识情形。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人最痴迷的就是男女性事和赚钱,无论是在文化影视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夸张造作、虚情假意、奢靡浪费的情节比比皆是,触目惊心,这种情况让“还想结婚”的天悦对婚姻感到恐惧。

还有让天悦觉得恐惧的情况,就是国人尤其在情感婚姻家庭中表现出来的是,只在乎自己直系亲属的感受和福祉,对于自己不太相干的人所遭受的窘迫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婚姻情感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似乎已经成为80后离婚率越来越高和社会道德断崖式滑落的主要原因。

回顾历史,其实大多数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严的生活,包括情感婚姻。他们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家庭生活。潜意识里,很多女人视她们的爱情婚姻的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几乎每个女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的欲望感到满足。

天悦觉得,面子是很多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甚至它还成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总之,天悦对自己的婚姻是有一些悲观。更何况他已经没有精力和大把的时间用在谈情说爱方面,尽管他还渴望结婚,尽管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尽管他有勇气去追求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可惜的是,当今社会很多男女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尤其很多女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她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她们不愿意付出努力,她们总想不劳而获。

过去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国人的传统观念变得多元,而家庭的观念越来越淡薄。很多国人在情感婚姻家庭方面一样缺乏诚信和责任感,绝大部分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个人的精致需求以及家庭亲属,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和亲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秩序的社会基础之上。很多男人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而很多女人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则是如何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尽管如此,该结婚还得结婚。如果碰不到合适的北京本地的单身女士,天悦择偶也愿意考虑找北漂单身女士,但问题又来了。现在很多北漂从骨子里是看不起北京土著,觉得北京土著懒惰、无能。他们骨子里看不上北京土著的同时,很多北京土著尤其北京老年人觉得很多外地人北漂要么没见过世面,要么觉得他们是过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机会主义者。而在天悦看来,相关的偏见的形成既不是北京土著的问题,也不是外地人的问题,是“小农意识”的问题,是整个民族性的问题。

“小农意识”所导致的问题在当下的社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及未来,中国的男人如果选择结婚成家,背负的不仅仅是爱情这样抽象的负担,还有其他方面的更多精神负担和金钱负担。所以结婚和买房就间接促进形成潜在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进而就又转化成为政府的问题。

……

“你也不结婚,还买好几套房,你打算和房子过一辈子吗?”母亲不满地对天悦说道。

“当然不会啦!老妈,呵呵!”天悦笑着回答。

天悦为什么会笑呢?一方面原因,是因为在天悦看来,他有能力结婚。一个男人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很好的事业前景的情况下,他有能力组建家庭,有能力孝顺双方父母,有能力让老婆孩子过得幸福,那是这个男人的价值所在和能力所在。这个男人为什么不选择结婚呢?为什么不选择婚后多要几个孩子呢?他甚至觉得,一个优秀男人娶几个十几个女人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是很公平的,没有能力的男人找不到老婆是应该的,而很多拜金的女人则骨子里愿意委身有妇之夫,只要她快乐就好。

另一方面原因,在天悦看来,就是说,他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己的内心已经很了解了,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自己的能力也看得很明白,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再做!对自己未来三年、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后的生活已经做好了规划。一句话,他现在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他渴望结婚,他渴望能有孩子。

天悦理想中的对象,是一个有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性情外向一些,多少懂得点持家过日子,愿意考虑合适就结婚,一结婚就要孩子,并且接受闪婚。他追求一种成熟稳定平衡的情感关系,注重感情细水长流、珍爱绵绵。他不为结婚而结婚,但也没有大把时间和想象力去追求热烈浪漫和起起伏伏的爱情。

天悦认为,对于匹配的女士,两个人交往两三个月足够了解彼此百分之七八十了,是否是过日子的类型很容易看出来。他期待双方有共同的生活目标,认为这样更容易培养感情、促进感情,更能帮助双方维系10年、20年、30年、40年甚至更长久的婚姻。总之,对天悦来说,婚姻本质上,就是一件小事,这是第二件需要明确的事,因为结果才是大事。而爱情呢,他已经不相信当今的体制下必然形成的浮躁社会还能有什么好的爱情观。对天悦来说,两个人婚姻要想维持长久和睦,要么是志同道合,要么就都是追求平凡稳定。

天悦此时看着母亲,母亲的双眼明显流露着失望。母亲了解天悦此时的心情,她也明白,既然婚姻是一件小事,那自己的儿子连一件小事都解决不了,真的是太令人失望了。

母亲又对天悦说道:“你说你,你当初如果娶了涧清,或者娶了文,或者娶了蕾,或者娶了玲,或者娶了情,或者娶了珊,无论哪一个,如果那时结婚把孩子生下来的话,孩子现在也是挺大的了。那么多愿意对你好的女孩子,你怎么就一个也看不上呢?”

“老娘,你看你又开始唠叨个没完了!”天悦回复道,然后站起身,走到床头,右手摸着母亲的额头,小声地说道:“您还是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别管我了,我走了。”

母亲一看天悦要走,就要马上起身下地,但被天悦拦住了。母亲只得说:“路上慢点。要是工作忙没时间的话,就别来了。”

“知道了!”天悦边应答着,边走出了病房。

下午三点半将近四点的样子,天气依然闷热,雾霾依然没有褪去。天悦徜徉在中日医院的院子里,院子很大,绿化也很好。

天悦选择了一个阴凉地方的长椅坐了下来,恰恰脑子里还萦绕着刚才母亲提到的那几个女孩子的名字,自然而然勾起了他对往昔发生在他身上的情感故事的回忆。除了对初恋的回忆,当他看着眼前中日医院的每栋楼、每幢建筑,对比着往昔的模糊的印象,更撩拨起他对“文”的回忆,也唤起他对“蕾”的回忆,因为曾经的故事里的某段情节是在中日医院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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