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惠钧
尚文先生写作本书较为直接的诱因，是有感于当下国民语文品质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现在语文世界（包括各种媒体、广告、杂志、论著等）语病之多，说是‘满目疮痍’也不为过。”“在教育领域，连关系到多少年轻人命运的高考语文试卷的题目也出现了不少语病，不能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而我们的语文课堂却是“泛语文”甚至“非语文”泛滥成灾！作为一名语文教育学者，责任驱使着他不辞年迈继续提笔！
尚文先生对当下语文世界“语文品质”问题的评论并非危言耸听。别的不说，高等学府应该是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语文水平的。可是，当下的许多高校，语文问题触目皆是！一篇学位论文，第一句话就是错句；教室里的励志标语，竟话语不通、错字连连；打开网页，三五分钟就能发现语病；甚至有些红头文件也会表意不清以至影响执行。这些都是事实！语文教材则更应是优秀语文品质的代表。但事实上也不容乐观。前一阶段，因为一项研究的需要，我通读了当下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发现其中语文品质欠佳甚至话语不通的现象并不少见。比如下面的表达：
弄清这两个概念，很有必要，因为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两者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相媲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2008年第4版）
“媲美”的意思是“美（好）的程度差不多；比美”（《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这里是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在内涵上的差别之大，犹如“蜜蜂”和“蜂蜜”的差别一般，谈何“比美”！再如：
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讲的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我的母亲》，苏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上，2009年第6版）
此例“她讲的故事”，邹韬奋原文作“她的讲故事”。“的”的位置移动一个字，含义却大不相同！“她的讲故事”，主谓之间加上“的”，其功能由述谓变成了指称，整个结构具有了名词性特征，充当句子的主语，但尽管如此，由于其中心语“讲故事”是谓词结构，本身仍保留着动态性特征，因而整个结构指的是她讲故事这件事情，包括故事的内容，她讲故事的方式、情态等等，而不是仅指“她讲的故事”。“感动着妹仔”的应是“她的讲故事”，下文“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的推想，也正与此相呼应。课文改作“她讲的故事”，变成了只是故事的内容感动了妹仔，这样，下文的推想也就没有了依据。这个改动显然是失败的！
下面的例子，问题表现得隐蔽一些：
铁罐说，“走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碰成碎片！”（《陶罐和铁罐》，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2003年第1版）
此例黄瑞云原文作：“铁罐说，‘我们走着瞧吧，总有一天，你要变成碎片的！’”“你要变成碎片的！”是一般主谓句；“我要把你碰成碎片！”是处置式。原文的表达“你”是主语，结果是“你”自己导致的，课文的表达“我”是主语，“你”则成了动作处置的对象，结果是“我”导致的。分析全文，可以看出，作者想表达的是：物各有所长，不能以己之所长比人之所短。（原文末尾有点题句：“用自己的强点比人家的弱点是不应该的，人家也会有比你强的地方。”）铁罐是个傲慢的形象，自矜坚硬耐碰，恣意轻蔑、奚落陶罐，只见陶罐容易破碎的弱点，无视其实用耐蚀的长处。作者只是在对比之中突出铁罐的傲慢与偏见。从行文主旨看，无意强化铁罐对于陶罐的仇恨之意。前文说：“要不了几天，你就会破成碎片，我却永远在这里，什么也不怕。”主语就是“你”，“破成碎片”也非他动所致。上引话语进一步强化了这层意思。从教育的角度看，编者这样处理，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积极的情感与价值观，也没有好处。因而，课文的改动同样是失败的！
此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说当下语文教材的语文品质尚待提高，该不是虚妄之言。教材尚且如此，其他读物可想而知！
当年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写作《语法修辞讲话》，是有感于当时的报纸、杂志、书籍甚至政府文件“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目的在于“匡谬正俗”，其影响及于几代人的语文生活。尚文先生写作本书，在提升国民语文品质方面，接力吕、朱二位先生，只是二位先生主要着力于语言本身，而尚文先生在重视语言本身之外，主要把目标指向了教育。
有人问尚文先生：关于语文教育您影响较大的观点被同行归纳为三个关键词，即“人文”“语感”“对话”，现在为何又要开启“语文品质”的话题？这个问题，涉及尚文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发展。可以说，关于语文品质问题的见解，是其语文教育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对于其语文教育思想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书中《从语感到“语文品质”》等篇中已作出相应的回答。不过我们还可以从“新语文学”构建的角度来认识。鉴于基础教育中的各门课程都有自己可靠的学科支撑，唯独“语文”没有一门与之相应的“语文学”的支撑，尚文先生曾建议“建设一门新的语文学”，并认为这门学问“是基于汉语语言学、语言美学、哲学解释学的‘言语学’”。尽管尚文先生没有着意去构拟这样一门“新语文学”，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语感论”和“语文品质论”，就是“新语文学”或说是“王氏新语文学”的两个重要支点。以“人的言语活动”为对象，语感立足于言语主体，语文品质对应于言语形式，这是语用研究的两个重要视角。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当然，“新语文学”是一个大话题，内容自然也不止这些，尚文先生也有其他方面的论述，但本书的研究显然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从语言学视角来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研究有个显著的特点，即通过开拓语言研究的新领域来定位语文学科的对象范围与研究重点，从而解决当下最为关键也是急需解决的语文问题。而正是这种努力，使得他的语文教育研究更具引领的作用。
百年现代语文，经历了一个由义理中心向语言中心的转变，这是历史的进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不可否认，我国的语文教育受到了语言研究整体偏向的影响和制约。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索绪尔学说的影响，重心在“语言的语言学”，重点关注的是语言的结构系统，我国也是如此。直到70年代末，语用研究、语言功能研究才渐渐引起重视。叶老关于“语文”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阐释，尽管也有学者理解为“口头使用的语言”和“书面使用的语言”，但语文界似乎多自觉不自觉地将“语文”定位为索绪尔“语言的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即“语言”。这一逻辑起点，使“语文是工具”“语文课是工具课”的认识成了语文界的主流。语文及语文课程的这种取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跟语言研究长期忽视语用的整体背景不无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研究、语言功能研究等有了长足的进展，也引起了不少语文教育研究者的重视。应该说，新时期的语文教改产生于这一阶段，从语言研究的角度看，也不是偶然的。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理论构建，正是在这一语言研究背景下展开的。对于语文学科的性质，他从对工具论的批判中亮出了人文论的主张。“人”对语言的感知、理解和运用，或者说“人的言语活动”，成了他的语文教育理论构建的基础。为此，他向语言学寻求支持，事实上他的研究也借鉴了这一阶段的语用研究、语言功能研究以及语言哲学研究的成果。但他认识到，语文教学的牛鼻子在于“语感”培养，而国内语言研究中，这方面尽管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但却尚无系统成果可供借鉴，于是他下决心自己开拓。《语感论》就是这样诞生的。我以为，与其说《语感论》是一部教学论专著，不如说它首先是一部语言学著作。“语感论”的提出，对于改变“知识中心”的教学取向，起到了关键作用，促使新时期语文教改的核心转向得以实现。
在语文教改经历学科性质大讨论之后，“人文”的钟摆偏离了轨道，语文界出现了离开语文讲人文的“泛语文”甚至“非语文”现象，而且相当严重。尚文先生在呼吁“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构建的语文教育理论体系。他意识到“语感属于人的主观感知层面、精神层面，说起来觉得比较抽象，甚至似乎还有点神秘，难以捉摸”，在操作层面也难免有些“隔”。为了进一步促成向语文教育本体价值的回归，纠正“泛语文”“非语文”现象，他提出了“语文品质”的概念。他认为，语文品质“是语感在言语作品中的对象化”，有了语文品质的视角，语感的把握便有了切实的抓手。
而“语文品质”，同样是一个语言学课题。尽管不像“语感”研究那般完全需要拓荒，其相关研究从不同的学科和不同学者的著作中或有所见，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学界尚未进行过系统研究，因而同样具有开创的意义。作者从语文品质的对象、范围与本质特征，衡量语文品质的标准，言语形式与语文品质的关系，语文品质论的学术遗产，语文品质与语文课程的关系等多个角度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尤其是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衡量语文品质优劣高下的标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两个层次，即“基本要求”和“审美层次”。关于基本要求，有四个方面：就文章本身字词句段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清通”；就文章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言，首先是“适切”，指文章表达的意涵与作者的言语意图要贴合，其次是“准确”，指文章所表达的与表达对象的实际情况要一致，第三是“得体”，指文章的语气、言语色彩等要契合文章作者与读者的真实关系。关于审美层次，则包括洁净美、情态美、节奏美等。在一般语言运用领域中，受毛泽东倡导的影响，衡量语言表达的优劣多以是否“准确、鲜明、生动”为标准。这个标准的问题是失之笼统，缺乏针对性，无法适应语言运用因素的多元性和领域的广泛性。一部宪法，显然不可能以是否鲜明生动去衡量其语言运用。陈望道的“适应题旨情境”，王希杰的“得体性”，都讲的是语言运用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评价标准。尚文先生这个标准体系的特点就是区分评价对象的不同层次来确定评价依据，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基本要求中四种关系的确立，让我们可以针对影响语文品质的各种具体因素来作出具体评判，对语文学习也更为有利。需指出的是尚文先生的概念系统有他自己独特的内涵，与学界既有说法或不尽一致，如王希杰先生的“得体性”是以总原则提出来的，包含的内容更广，读者需细加分辨。在语用研究中，评价标准是个关键问题，毫无疑问，本书这方面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说，尚文先生关于语文品质研究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语言学方面。当然，他研究这一问题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语文教学。他认为：“语文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感悟课文美好的语文品质，进而探究它生成的原由，使学生得到借鉴，最终达到提升自身语言作品的语文品质的目的。”
语文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与语言学的关系。语言学的发展，往往会影响到语文学科的发展，或者可以说，语文学科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语言学的发展，无论从历史和现状看，都是如此。因此要推动语文教学的科学化，推动新语文学的建设，语文教育学者需要更多关注语言学研究、参与语言学研究。这方面，尚文先生的经验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同时，语言学者也要更多地从语文教学提出的问题出发开展语言学研究。就以“语文品质”而论，要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就需要语言学者与语文教育学者共同来努力。比如，尚文先生的衡量标准中有“清通”一项，它就关涉到语文规范化问题。一个不规范的语言现象，自然就说不上“清通”；而若是一个并无规范问题的语言现象，却被认为是语病，这不仅对语言发展不利，对于语文教育更是有害。而事实上这样的情况非但经常出现在教学中，甚至出现在高考试题中。目前，我国语文规范化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台了不少规范标准，但是还有许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不少语言现象的规范性地位尚难确切认定，需要学界共同努力加以解决。这里举一个具体例子：
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史铁生《我与地坛》）
“米”是长度单位而不是面积单位，这里的使用是否规范？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2008年第5版）的编者觉得是不规范、不恰当的，因此改作了“平方米”。不过，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米”的这种用法会不会使用开来，似乎还需要观察。长度单位有时会用于面积表达，“寸”用得最为普遍，如“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中华民族的每一寸土地”（《人民日报》）。“寸”的这种用法，仅在北大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就有几百例之多，“尺”“丈”“米”等也都有类似用法。如：“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小片耕地上，每一尺都有父亲的足迹，每一寸都有父亲的血汗。”（《林清玄散文》）“国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丈领海，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百度）“用一米土地，换一米阳光。”（新浪）这类用法多为非计量性的。其用例通常具有简洁之效，一般也不会产生歧义，对于其规范性似乎不宜简单否定。就本例说，尽管课文改得似乎合于一般规范了，但显然不如原文简洁，且用于非精确计量的语境中，也不如原文贴切。（参见拙著《修辞学与语文教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现象，在当下的语文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研究的任务相当艰巨。另外，语文品质研究，在理论层面和应用层面的进一步深入，也需要修辞学等相关学科的加入。
尚文先生的文字，文气充沛，张弛有度，笔端充满情感，富有文学色彩。由于学问扎实、底蕴深厚，所言往往发人所未发，引例信手拈来，贴切生动，读来让人如坐春风，享受到审美的愉悦。从语文品质上显示出大家风范。可以说，尚文先生学术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语言魅力，或说极高的语文品质！因为是谈有关语文品质的书，这是不能不说的话。
上个世纪末，尚文先生组织编写浙师大版初中语文课本（实验本），邀我参与，我有幸协助先生主编这套教材。回顾那段时光，真是难以忘怀！编写教材是个艰难的过程，尚文先生甚至用“下地狱”来形容，然而那却是一段很真、很诚，亦且很美的生活！大家为了一个教育的梦想聚集在一起，不计付出，不讲报酬，为了节约，甚至出差睡地铺，有时为了一篇文章的入选、课文中一个词语的改动，或是一道习题的编写，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在这种氛围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尽管后来我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修辞学和汉语语法史，但基于对基础教育的那份初心，并受尚文先生的影响，还一直保持着对语文教育的热情。
尚文先生书成后命我作序。我是后学，焉敢言序。谨借此机会写了以上一些心得，以此献给尚文先生八十寿辰，并祝先生健康长寿！
于2017年端午节作于知鱼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