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
许多最多产的突破性创新者都表现出明显的疏离感，即感到自己和他人不同，或与人群断开联系。这种疏离感体现在对社交不感兴趣、无视规则和标准，甚至疏远家庭上。要搞清楚这种疏离感的源头不容易。你很难分辨这是创新者主动选择，还是天生的人格特质使然，又或是受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所迫。但是无论是创新者本人，还是他们周围的人，他们都很容易识别出这种疏离感，而且这种感觉通常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但表现出疏离感，还撰文描述这种感觉，深刻思考了其对他创新思维能力的影响。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对人类充满了爱和温暖，但私下的人际交往中，他却时常表现出冷淡和疏离。他拥抱人性，积极地捍卫人权、和平主义和不歧视原则。他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人，会结交并赏识自己的挚友。但在与人相处时他从不丢失这种疏离感，他的冷漠和叛逆是出了名的。他曾在《我的世界观》（The World as I See It）这本书里明确表达过自己的观点：
我对社会公义和社会责任的激情，与我在人际交往中显而易见的冷淡形成了奇特的对比。我不爱与其他的人类或是社群有直接接触。我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从未感觉自己真正属于国家、家庭、朋友，甚至近亲；面对这些关系时，我总是想要保持距离，渴望独处——而这种感受随着年岁的增加，越来越强烈。有的人清楚地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对同类的同情心是有限度的，但这没有什么可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来自他人的温暖慰藉和轻松愉快的心境；但却能保持独立性，不为他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抵抗把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爱因斯坦于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在学习说话方面反应很慢，两岁多才张口说第一句话，而且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摆脱模仿言语（echolalia）的说话方式——压低嗓音，重复自己说过的语句。这种说话方式多见于自闭症儿童（据估计，大约75%的自闭症儿童中有模仿言语的说话习惯），但也会在无异常症状的情况下或孩子牙牙学语的阶段出现。爱因斯坦将自己的模仿言语归因为他学说话比较晚。他还指出，自己喜欢一遍遍默念句子，希望能在大声说出这些话之前，好好斟酌，以求完美呈现。
尽管在爱因斯坦的童年时代，家里总有孩子来玩耍，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他还是喜欢独自待着，做些更安静的活动。正如与他长期共事的菲利普·弗兰克（Phillipp Frank）所言：“他打小就不太合群，总在沉思。”有些心理学家推测爱因斯坦可能患有某种温和的自闭症，使得他虽能洞悉宇宙动力学，却对周边的人缺乏感知和关怀。也有人认为比尔·盖茨（Bill Gates）与他情况类似，可能是因为比尔·盖茨工作时总是晃动身体。他会将自己的上半身弯曲到45度角，然后再抬起身来，反复如此，而且晃动的幅度也会因情绪的变化而变化。许多自闭症患者都有这种反复的或无意识的身体运动，例如晃动。但盖茨认为：“（自己这样）只不过是精力太旺盛了。我不应该这样，但已经习惯了。家里人说我从小就这样。”还有人说盖茨内向，不善社交，有时不注意个人卫生。但这些都和自闭症没关系。盖茨非常聪明，高度实用主义。他的前女友安·温布拉德（Ann Winblad）曾形容他非常开朗、情感丰富，在表达感情和理解别人意图方面有很强的能力。正如温布拉德所说的那样，盖茨经常处于一种“纯粹的思考状态”，根本无心顾及个人卫生和社交礼仪。许多连续创新者、实业家和别的内驱力极强的人都有盖茨的这个特点：对智力和崇高理想的追求使他们无视个人外表或社会礼仪。不但爱因斯坦这样，史蒂夫·乔布斯、玛丽·居里和迪恩·卡门都是如此。
爱因斯坦6岁开始上学时，性格孤僻，沉默寡言，朋友不多。他不喜欢体育运动，因此还遭到同学的嘲笑。他说话很慢，老师认为他总是心不在焉。有一次老师对他说，他将因为无法适应学校教育中一些必要的纪律规定而一事无成。还有一次，爱因斯坦的父亲去征询老师的意见，想知道爱因斯坦长大从事什么职业比较好，这位老师答道：“无所谓，反正这孩子干什么都不会出色。”后来在谈到自己童年时期的学校时，爱因斯坦批评道：“对一所学校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树立权威，给孩子制造恐惧和压迫上。这样的治校方式摧毁了学生的健康心理和自信。”但和老师的不合并不影响爱因斯坦名列前茅。尽管在学校时，他烦透了那些教条规定和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他在家中却展现出对代数和科学的浓厚兴趣。马克思·塔尔穆德（Max Talmud）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每周都会在爱因斯坦家吃一顿饭。他注意到了这个男孩对科学的强烈兴趣，就给他带了些科学和数学的书籍。他回忆道：“那些年，我从没见他读过任何通俗文学作品。也没见过他和别的同学或同龄孩子一起玩。”他还说道：“爱因斯坦看起来尤其喜欢物理，非常乐意研究各种物理现象。我给他带了几本当时在德国很有名的物理学书籍，例如A.伯恩斯坦（A.Bernstein）的《物理学的通俗读物》（Popular Books on Physical Science）和L.比希纳（L.Buchner）的《力和物质》（Force and Matter）。”塔尔穆德注意到小爱因斯坦对这些书“爱不释手”。12岁时，他开始自学高等数学，大大超出了学校的课程设置。塔尔穆德后来说：“很快他就显示出极高的数学天分，连我都望尘莫及了。”
也是那一年，尽管父母都不信教，但爱因斯坦对科学产生了“宗教般的虔诚”。同时他越来越坚信，《圣经》中的故事不可能真有其事，而且国家正在利用宗教有意识地欺骗年轻一代。从此，对权威的不信任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这也成为他性格的鲜明特征。就像他自己后来描述的：“这段经历使我开始对任何权威都心存疑虑，对任何特定社会环境存在的所谓确凿无疑的东西都持怀疑的态度。即使在对事物的因果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后，这种怀疑仍伴随着我，只是没有一开始那么强烈了。”尽管后来他回过头来信仰某个广义上的灵性存在，但对权威的厌恶也从未离他而去。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他在学校的成功。尽管爱因斯坦善于学习且才华出众，但他对权威的不敬让他和老师有了嫌隙。很少有证据显示爱因斯坦曾在课堂公然和老师对抗，但他从未掩饰对教授们的鄙视。就像他的希腊语教授说的那样：“你坐在教室后排，露出那样的笑容，这对老师赢得学生的尊重没有一点帮助。”爱因斯坦16岁时，家族的生意失败，全家搬到米兰，父母打算让爱因斯坦独自待在慕尼黑以完成学业。但16岁的爱因斯坦决定从中学退学，自学并争取考进苏黎世的一所理工学院。后来他离开德国并放弃了德国国籍（有可能是为了躲避服兵役，这是他来年满17岁后必须履行的义务）。为了继续自学，爱因斯坦购买了三本一套的朱尔·维奥勒（Jules Violle）的高等物理学课本，认真研究。
1895年秋天，爱因斯坦得到批准，提前两年参加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Zurich Polytechnic）的入学考试。尽管他很容易就通过了数学和科学部分的考试，却在通识部分（包括文学、动物学、植物学、法语和政治）折戟而返，后来不得不去位于瑞士阿劳的一所州立学校就读。好在这所学校奉行瑞士教育改革家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教育理念，爱因斯坦从中获益匪浅。裴斯泰洛齐认为学生应该靠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学校应该提供机会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观察、实验和锻炼直觉感受。爱因斯坦原来的中学强调死记硬背，要求学生服从于权威，而阿劳的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鼓励他们发挥自由意志和承担责任。爱因斯坦在这里如鱼得水，也许因为这点，他开始变得爱和人交往起来，有了朋友，并展示出机智和充满魅力的一面。他那时的同学汉斯·拜兰（Hans Byland）形容他：“很自信……观察力惊人……从不循规蹈矩，人也很乐观。”
裴斯泰洛齐还强调对概念进行视觉（而非数字和语言）理解的重要性。这个基本原则影响了爱因斯坦的一生。他就是在阿劳开始了“思维实验”法。借助这种方法，他可以通过在自己的头脑中将物理概念视觉化来进行探究。例如想象闪电和移动的火车、盲目的甲虫爬过弯曲的树枝，还有专门设计的设备来确定加速电子的位置和速率。最著名的视觉思维实验是有关光的：为了理解光是如何运动的，他想象和一束光并排运动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光的确是以波的形式存在，那么这束光自己应该是静止的。这个谜题驱使他在未来做了大量相关的研究。
第二年，爱因斯坦17岁的时候，他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录取。后来他多次谈到在苏黎世的那几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米凯莱·贝索（Michele Besso）和马塞尔·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这两个人成了他的终身好友，会时不时帮助他解决他的理论中的数学问题。在苏黎世，爱因斯坦的才智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他的无礼也同样出名。他总是显得心神不宁，缺乏条理，不修边幅。因为更喜欢自学，他经常翘课，落下傲慢无礼的名声。他的考试分数高的高，低的低，有些教员对他很反感。他的物理学教授海因里希·韦伯（Heinrich Weber）曾对他说：“你是个聪明的学生，但有一个缺点：你从未听进别人的意见。”1900年，爱因斯坦以几乎垫底的班级名次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
对爱因斯坦来说，接下来几年不太顺利。他不想加入父亲的公司当一名工程师，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那些教过他的教授也不乐意接受他成为一名助理教授，甚至拒绝为他写一份推荐信，这导致爱因斯坦在别的学校也无法找到教职。那年他21岁了，正和米列娃·马里奇（Mileva Maric）谈恋爱。马里奇是他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同学，但得不到爱因斯坦父母的认可，因为她患有慢性病，还是个瘸子。无奈下，爱因斯坦只好时不时做数学家教来养家糊口。绝望之际，他给欧洲的几乎每个物理学教授去信，恳请给他一个职位以继续研究。这些教授中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回信，回信的那几位也都一口拒绝了他。这段时期，爱因斯坦和马里奇生了一个女儿，虽然爱因斯坦本人从未公开承认过。实际上直到1986年，研究爱因斯坦的学者才通过隐匿在美国加州一家银行保险柜里的信件，惊讶地发现了这个事实。由于爱因斯坦没有正式工作，他便无法迎娶马里奇，而没有合法婚姻，他也就无法和这个孩子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
后来到1902年，爱因斯坦的朋友马塞尔·格罗斯曼帮助他在瑞士专利局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专利审查员。尽管干这个差事，着实委屈了他的才华，但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爱因斯坦发现一天只花几小时就能完成工作，剩下的时间可以用来搞研究和进行思维实验。有了收入，也意味着终于可以迎娶马里奇了。1903年1月6日，他们成婚了，尽管那时他们的孩子已经被他人领养。后来爱因斯坦表示做专利审查员的那段时间，对他来说反倒因祸得福，因为如果他如愿成为助理教授，跻身学术圈的话，那么，他也许会受影响去发表支持既有理论的“安全的论文”。在学术界，论文发表之前，必须经过同行评议这个程序。只有得到同行认可的论文，才能被出版社接受。若一篇论文的内容挑战流行的观点或对在同一领域发表过论文的作者不敬（这些作者有可能就是论文评议人），那论文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而且，论文发表后，只有得到引用、成为别的论文的理论基础或有教授在课堂讲授这篇论文，那才算是被真正认可了。如果这篇论文遭到冷遇，那论文中的思想在广大读者知道之前，就会悄无声息地夭折。显而易见，爱因斯坦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去大胆地挑战那些倍受尊敬的物理学家的神圣理论的。正是因为爱因斯坦不“属于”学术界的一员，蔑视这个圈子的规则对他来说损失没有那么惨烈。他的本性也不允许他曲意逢迎，顺从别人。还有一点，身为专利审查员，他的职业需要他善于发问，保持独立思考。
1905年对爱因斯坦来说意义重大。从3月到6月，他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撰写论文，提出了多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物理学理论。同年，在他写给朋友康拉德·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的信中，对此有所提及：
为什么你还没把论文寄给我？难道你不知道你这可怜人的文章，除了我之外也不再有人会怀着兴趣和欣喜去阅读？作为交换，我会给你看我的四篇论文。第一篇是关于辐射和光的能量性能。如果你把你的论文先寄过来，你就会知道我的这篇文章多么有革命性了。第二篇论文是对原子真实大小的测定……第三篇论文证明了千分之一毫米的物体悬浮在液体中时，一定已经产生了由热运动引发的显著的随机运动。这样的物体悬浮运动已经有物理学家观测到了，他们称之为分子的布朗运动。第四篇论文目前只是草稿，关于移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运用了修正后的时空理论。
爱因斯坦上述第一篇论文中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将光视为携带能量的微粒，当时被称作“量子”（后来改称为“光子”）。他还认为光的波动效应实际上是对这些微粒在任何时刻平均位置的观察。他进行了一些基本的实证检验，得出的结果证明了他的假设。量子力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还推翻了经典物理体系中的许多内容。但在1905年，很少有人能完全接受这个新学说。他的第二篇论文是关于原子的大小，经过了几轮修改后作为博士论文，被他提交给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克莱纳博士。1905年4月，爱因斯坦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那年5月，他的第三篇论文引起了轰动。这篇论文为布朗运动的经验观察提供了理论论证，同时还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阿伏伽德罗常数用一个普通的显微镜就可以确定。他的这篇论文震惊了当时的物理学界。
大概在这个时期，爱因斯坦开始经历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对牛顿定律和麦克斯韦方程之间的矛盾感到困惑：“刚开始，在我的头脑里，相对论还只是萌芽状态，我时常感到各种各样的紧张和冲突……年轻的时候，我会陷入混乱状态，花几周时间去度假。”尽管爱因斯坦对牛顿和麦克斯韦的发现很感兴趣，但他也发现了他们理论的矛盾之处。他后来说道：“光速不变原理和加速度定律是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困扰着他，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尝试揭开这个谜题。在几乎放弃时，有一天他终于迎来了曙光。他突然意识到根本就不存在绝对时间，也没有绝对同时性，没有以太（19世纪的物理学家认为的一种充满整个空间的物质，电磁和引力凭借此物质传播），也没有绝对静止：时间是相对于观察者的运动而言的，空间也是。他通过思维实验法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中包含移动的火车和钟表。（这可能是因为那时他碰巧住在伯尔尼火车站旁边，而在他工作的专利局，他每天都会收到大量关于使钟表和电子信号同步的专利申请。）
爱因斯坦抛弃了牛顿错误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同时期的像洛伦兹（Lorentz）和庞加莱（Poincaré）这样的科学家，实际上已经接近爱因斯坦提出的理论了，却因受牛顿错误观点的影响而半途而废。换句话说，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恰恰是因为他能漠视那些公认的智慧。他相信世界上存在简单、和谐、普遍的原理。他倾向于找到一种理论，可以一扫模糊、混乱和那些到目前为止未经证实的假想，例如以太的存在。还有一点，爱因斯坦独立搞研究，和别的学者保持距离，也不去大学的图书馆，所以有人推测他对洛伦兹和庞加莱的研究也许一无所知。也许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天性叛逆，他认为顺从权威是人类精神的堕落。这些都使他坚信比起遵从别的物理学家的旧理论，追求真理更为重要。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曾经这样描述：
庞加莱和爱因斯坦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禀性保守，而后者充满了创新精神。庞加莱研究电磁学新理论时，舍不得抛弃旧理论……而爱因斯坦恰恰相反，他觉得旧理论的框架烦琐无用，乐得取而代之。他的新理论更简单、更精妙——根本就没有绝对空间和时间，也没有以太。以太学说中强调的所有关于电力和磁力以及弹性的复杂解释都可以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了，一起扫进去的还应包括那些对此深信不疑的著名老教授。
一名爱因斯坦传记作家曾写道：“了解他早年对权威的质疑精神对理解他这个人意义重大。这种精神贯穿他的一生。没有这种精神，他是不会拥有强大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就是凭借这些，他才有勇气去挑战既定的科学信仰，并且给物理学带来革新。”
1905年6月，相对论正式发表。随后，因为精疲力尽，爱因斯坦不得不卧床两周。（那年9月他又写了一篇三页的长论文，其中一页提出一个推论，其灵感来自相对论，即质量m是它所包含的能量E的度量，速度和能量之间的关系是E=mc2，c指光速。）
爱因斯坦一生都保持着孩童对宇宙奇观的敬畏感。他还能够“同时在头脑中有两种想法，当这些想法冲突时他会感到困惑，但觉察到它们之间具有潜在的统一性时，又会感到惊奇”。爱因斯坦积极地去寻找大统一理论。他相信和谐的现实是宇宙法则的基础，科学的目标在于发现它。他经常感觉，那些看似独立的问题，其实存在一种更简单、更统一的答案。例如，直觉告诉他，万有引力和惯性力一定只需一种解释就能定义。毫不奇怪，在完成相对论之后，他立即开始埋头推广这个理论，使之可以解决速度或方向的变化问题。
尽管爱因斯坦成果惊人（1906年至1907年间，他一共发表了16篇论文），在物理学界确立了无可辩驳的影响力，但还是未能获得正式职位。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他朋友寥寥。在伯尔尼大学担任无薪大学讲师时，他的授课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些个人缺陷，再加上当时欧洲的反犹呼声日益高涨，使得生活对爱因斯坦而言很是艰难。1909年，在以前的教授阿尔弗雷德·克莱纳的鼎力支持下，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投票同意给予爱因斯坦教授的职位。他苦心钻研，最终成为世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后来，爱因斯坦还利用自己的名声，推行和平主义、呼吁裁军、支持取消强制兵役。由于对科学的巨大贡献，以及在创造一个更多善意、更美好世界上的努力，爱因斯坦成为世界级名人。但在许多方面，爱因斯坦一直都是一个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旁观者。他的朋友托马斯·布基（Thomas Bucky）曾这样描述他：“虽然他生性羞涩，质朴，为人温柔体贴，从不炫耀，但我从未听见别人直呼他的名字，即使是很亲近的朋友。有人想套近乎时，他总是避之不及。”这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谈到，这种疏离感很可能起到了多重作用，帮助他形成了那些突破性的观点。
本书的第六章，玛丽·居里的故事也是疏离感和孤独的绝佳例子。居里夫人发现了镭和钚，而且将放射性定义为原子的属性。作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科学家，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也是目前唯一在两个不同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居里夫人曾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很早就学会了阅读，这让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很震惊。学生时代的她，在班级虽然年纪最小，成绩却总是最优秀的。然而，那个时代的波兰女性是不能去大学读书的。所以，中学毕业后，她便开始自学，广泛地阅读科学、政治、文学、诗歌以及其他方面的书籍，同时她还计划继续接受教育。为此，她前往位于华沙以北约50英里的小镇什丘奇（Szczuki）当一名家庭教师，希望能积攒足够的钱支撑自己和姐姐去法国索邦大学学习。那段时间，她依据自己设计的课程表刻苦学习。在给表亲亨丽埃塔的信中，她写道：
晚上九点，如果没有别的杂事，我会拿起书本开始学习……我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天六点就起床，这样我可以多看会儿书……
目前我正在看的书有：
1.丹尼尔的《物理学》（Physics），我已经学完了第一册；
2.斯宾塞的《社会学》（Sociology），法语版；
3.保罗·别尔斯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教程》（Lessons on Anatomy and Physiology），俄语版。
我同时看几本书。如果让我连续学习同一门课程，我的小脑袋受不了，负荷太重了。每当学习效率不高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代数和三角题，这样我就很难走神，并且能回到学习的正轨上。
她在信中还提到自己已经“养成了独立工作的习惯”。这一习惯使她能够挑战被广为接受的实践和范式，在后来的岁月里，她也因此得以培养出那些创造伟大发现的能力。
在此期间，居里夫人还开始意识到自己对满足社会对年轻女子的期待毫无兴趣。她很羞涩，见到生人会不自在。她鄙视闲谈。别的同龄女孩趋之若鹜的舞会，她从不参加。疏离感成为她性格中的典型特征。即使后来到了索邦大学求学，她也是如此。根据她的女儿夏娃的说法，她在那里“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很奇怪，很反人性”。对亲密关系和人情往来，她能避开就避开。她对物质财富也不感兴趣，觉得金钱根本不重要。她每月花15到20法郎，租住在一间小阁楼里，那里既没有暖气，也不通水电。她可以连续几周只靠黄油、面包和茶水度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学习，她好几次晕倒在实验室的桌子旁，以致医生勒令她休息和注意饮食。
即使后来和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恋爱结婚，她还是和社交无缘。她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皮埃尔不仅聪明，而且和玛丽一样对社交不感兴趣。有一次，皮埃尔写道：“我们梦想居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女儿夏娃在谈到自己的父母时说：“他们性格相似，志同道合，居住在两人亲手建造的小木屋里，过着‘反自然’的生活。她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他紧随其后。”由于沉迷于工作，玛丽将大部分的育儿责任推给了自己的公公。皮埃尔的父亲是一个性情乐观、充满爱心的人。多亏了他，居里家的孩子们才不至于过得太凄惨。尽管女儿对自己的母亲非常崇拜和尊敬，但母亲在情感上的麻木和疏忽也给她们带来了伤害。玛丽很重视她们的教育和成长，却很少陪伴她们，更是很少表达自己的母爱。在夏娃后来撰写的母亲的传记中，她形容自己的母亲既脆弱又意志坚定，既大方又简朴，既感到孤独又痛苦地选择和人保持距离，“玛丽没有时间去结交朋友或去爱别人。她心中只有数学和物理”。然而夏娃也为妈妈辩护，她写道：“在任何时代，女性要想成为伟大的画家或伟大的音乐家，就必须无视社会上的那些规范，舍弃爱和母性。”
和爱因斯坦一样，居里也意识到自己不符传统，且自愿选择孤立。她也明白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常人能接受的。她曾告诉夏娃：“没必要过我这种反自然的生活……我把大量的时间给了科学是因为我心甘情愿这么做，是因为我热爱研究。”
在本书后面几章，读者会发现本次研究中的所有突破性创新者（除了本杰明·富兰克林）都很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疏离感。这俨然已经成为他们本性的一部分。不要将疏离感和心理学家称作“内向”的个性特征相混淆。内向是指内省和内敛，只对思想和自己的精神世界感兴趣，对行动没有热情。与之相反，外向是指爱社交、精力充沛、坦率和自信。本研究中的这些创新者，没有一个人符合上述两种类别。尽管他们中不少人具备自信和坦率的特点，有的甚至专横跋扈。他们身上的疏离感不是矜持，而是一种不属于周围的社会或与之没有任何关联的感觉。
史蒂夫·乔布斯之所以认为自己与周围的同事以及家庭成员不一样，部分原因是知道亲生父母抛弃了自己后由此引发的焦虑，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从小就意识到自己比养父母聪明，还有可能是因为他的顽强意志和稍显粗鲁的个性使别人对他敬而远之。克里斯安·布伦南（Chrisann Brennan）是他的第一任女友，也是他第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回忆道，乔布斯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孤立，笨拙”。她还说乔布斯是“天才、真诚和榆木疙瘩的混合体”。托马斯·爱迪生的脑袋，虽然形状正常，却大得出奇，医生甚至担心他可能患有某种脑疾。他只上了三个月的学就被领回家了。别的男孩都在室外运动，爱迪生却整天待在实验室里。这个所谓的实验室其实是由家里的地下室改建而成的。后来，不止一个他的传记作家提到他“爱开玩笑”，非常喜欢恶作剧。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周围是庞大的雇员团队。然而，耳聋妨碍了他的社交活动，尽管在他看来，这一疾患十分有助于他集中精力。他虽然成了家，也有了孩子，但仍然忙于工作，忽视了家庭生活。他的第二任妻子称：“爱迪生先生没几个朋友，由于工作的原因，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独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阻断了大部分男人都触手可及的社会联系。”
尼古拉·特斯拉的生活故事在本书第三章将会详述。他也是废寝忘食地独自工作，没什么朋友，也不参加什么社交活动。有一次他对父亲说：“我爱的不是人，是人类。”类似这样的话，爱因斯坦也说过。尽管特斯拉非常擅长讲故事，却以不善社交和反传统闻名。例如，他曾详细描述自己对鸽子的热爱，觉得鸽子是他的知音。1895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描述道：“他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亲朋好友。他的自信也只有寥寥几个朋友能理解。即使在最亲密无间的人际交往中，他也显得心不在焉。这世上他最爱的地方只有实验室。”
埃隆·马斯克，这个太空技术探索公司和特斯拉汽车背后的奇迹男孩，同样表现出这种疏离感。马斯克的妈妈说，他小时候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孩子，“超级宅男”，经常受人欺负。别人都说他是个“书呆子”。马斯克一家经常搬家，他童年时期换过7个学校，这使他更不容易交到朋友。他自己也说过：“我从来就没有机会去交朋友。”因此只有埋头于书本和编程。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J.R.托尔金（J.R.Tolkien）的著作是他的最爱。他12岁的时候就设计、完成制作并卖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子游戏。
很难确切知道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曾为这种疏离感感到难过和后悔。他们真实的内心感受和公开的表述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夏娃·居里笔下的母亲形象是非常悲伤和孤独的，但玛丽·居里在自己的文章中却说，为了可以埋头工作她自愿和外界保持距离，并对此感到幸运，起码皮埃尔·居里去世前，她的感觉是这样的。在本书研究的这些创新者中，我们发现，只有爱因斯坦通过书面形式彻底反思了这种疏离感。尽管从他的言语中，我们能明显感到一种哀愁和悔恨，但他大部分时候都高度颂扬了保持独立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举世皆知，却依旧孑然一身，是种奇怪的感觉。”在谈到自己的超然时，他强调保持超然对他进行独立思考非常重要：“世间万象，对我来说，似乎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具体的国家，而是富有创造性的、有感知力的个体，是人的个性。仅仅这些就能带来崇高感了，而剩下的大众，既没有思想，也缺乏情感。”
疏离感不但滋养了这些突破性创新者的独立思考能力，还帮助他们获得并坚持宏大且非凡的思想。由于不属于任何圈子，他们可以不必遵循一些规范，而这些规范有助于团体达成一致意见以及促进合作。当一个人由于与社会隔绝而产生了疏离感，或因为他的疏离感导致与社会隔绝，那么这个人将较少有机会接触传统智慧，从而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思想，不会被凡夫俗子的共识所污染。而且，觉察到自己与别人的距离还能使这个人在真的接触这些观点时有更强的抵御力。当一个人游离在关系网之外时，不依照惯例对他而言也没有太大的损失。事实上，不合常规和打破旧习会成为个体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特质淋漓尽致地反映在这些创新者的生活经历中：爱因斯坦刚开始被学术圈拒之门外，却因此可以拒绝关于以太和绝对时间的那些既定思想。而洛伦兹和庞加莱这样的科学家则因受制于这些思想而止步不前。爱迪生当年进不了初中，因此逐渐学会了只相信自己能证明的知识。玛丽·居里因为波兰的大学不招收女生，只能靠自学，她因此获得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决心，这也成为她后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源泉。乔布斯在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并且养父母都不如他聪明后，觉得自己“虽然被抛弃了，但与众不同”，随后他确信别人遵循的规则并不适合他。别人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他那里不再有束缚，而这种无畏的信念是他灵感的根基，使他能在车库里制造出计算机，并坚信自己能把“一千首歌曲装进一个人的口袋里”。
疏离感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一个人可能因为童年的遭遇产生生理上或心理上的隔绝。特斯拉童年时期，因为哥哥的不幸夭折，有一段时间他受到父母的冷落，后来又因为霍乱不得不卧床九个月。疏离感也可能出自生理原因，例如肢体残疾或精神障碍。爱迪生因为耳疾，在社交方面很不自在，也非常抗拒在公众场合讲话。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因为患有恐人症（即恐惧与人交往）而避免接触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至亲。经济、文化和语言障碍都有可能造成疏离感。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出自移民群体的创新者和企业家比较多：如果一个人或团体找不到一条获取财富的“常规途径”，那他们只有选择“非常规路径”了。许多研究显示，移民成立新公司的数量是非移民的两倍，部分原因在于传统的就业机会较少对新移民开放，还有部分原因在于这两类人面对风险的态度不一样。而这种态度既是移民离开祖国在一个全新的地方从头开始的原因，也是必然的结果。谢尔盖·布林是谷歌公司的共同创立者。他6岁的时候随家人移民美国。俄裔犹太人是当年苏联允许离境的少数群体之一。如他所说：“美国对我们不错，这个地方真好，虽然我们一无所有。我们非常穷……刚到美国的时候，租了一个小房子，我父母连像样的卧室都没有，就用厨房隔出来了个地方。我们当时的处境实在不怎么样……我们想办法撑下去。我认为这种下定决心、咬牙坚持的精神很重要。在这个背景下（做一个犹太人）最重要的是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生存下去并开花结果。我觉得这是做犹太人最关键的体验。”
许多事情都可以增强疏离感。羞涩的人或害怕遭到拒绝，感到自己不能融入周围世界的人都会选择与社会隔绝。他们也许不会培养那些能使自己在社交场合舒服些的能力，还会在对外交往中，因遭遇失败而更加不敢再往前迈步。还有一些人也许有非常出色的社交技巧，但只在一些场合展现出来。乔布斯和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他们既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同时又以超然和无视社会规范而闻名。这样的人也许会非常习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对他们来说，遵从常规是件很困难和烦人的事。从更积极的角度来讲，他们也因此学会了去享受和充分利用这独处的时光。
后面两点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最著名的创新者中有很多都难以适应（或直接跳过了）学校的正规教育，而更乐于自学。正如前文介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一个不守常规的学生，学习成绩全班倒数，但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自学。史蒂夫·乔布斯和迪恩·卡门都在大学本科阶段就退学了。乔布斯有句名言：“回首往事，退学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选择之一。离开学校的那一刻，我就再也不用学那些我不感兴趣的必修课了，可以专心学习更有意思的课程。”
卡门以发明赛格威电动平衡车而闻名于世，虽然这不是他最成功的发明。他还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便携式药物输注泵、第一个便携式肾透析装置、几种义肢和iBot（一种可以爬楼梯的多功能轮椅）。他是举世公认的成就非凡的机电工程师之一，经常被拿来与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相提并论。尽管连本科都没有读完，但他获得过许多奖项，包括美国国家技术奖章（US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和联合国全球人道主义行动奖（United Nations Global Humanitarian Action Award），还获得了十几个荣誉博士学位。卡门在中学时成绩平平，经常和老师发生冲突。他痛恨别人告诉他该去做什么。他还因为数学和物理的教学方式，和老师争吵不休。他经常拒绝参加考试，称：“参加考试是傻子才会做的事情。那些你知道答案的试题，别浪费时间把答案写下来，那些你不知道答案的试题，为什么要写出来让别人笑话呢？”后来，他被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录取，但还是不去上课，称：“我说过我付学费是想让整个院系都成为我的商业顾问。我承认这种想法与你们的模式不吻合。你们的模式是自认为知道得比我多，因此要求我修很多数学课，以及许多选修课，还有一切你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但此时此刻，我得集中注意力，我应当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会付学费，而且充分利用这些可贵的师资力量，但我不会浪费时间去上课，因为这样做的机会成本太高了。”最终他还是选择辍学，但仍然对科学类书籍保持狂热的兴趣。
埃隆·马斯克和谢尔盖·布林是在读博期间辍学的。刚开始求学时，马斯克采取的态度是实用主义：对感兴趣的课程，他学得很好，而别的就完全不花力气。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只是想‘我要考多少分才能去我想去的地方呢？’学校竟然让我们学阿非利堪斯语，我实在看不出学这个意义何在。这太可笑了。我只要能通过就行了。但物理和计算机，我的分数要多高有多高。”他还说：“我上学的时候，经常翘课。我都是自己看课本，最后参加考试。”尽管他成绩优秀，被斯坦福大学录取，攻读物理博士学位，但入学第二天他就选择退学，决定把时间花费在改革支付方式和银行业上。布林的故事也如出一辙。因厌倦了中学的课程，他毕业前一年辍学，后来被美国马里兰大学录取。和爱因斯坦一样，他也喜欢纠正教授的错误。但不像爱因斯坦因为不顾他人感受展示自己的机智而引发嫉恨，布林比较文静好学，这一形象没有惹来反感。1993年，他获得了数学和计算机双学位，后直接攻读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入学没多久，他就通过了所有的资格考试。（大部分学生会在第三年才参加考试。）这样他就不用上任何课，只需要写个博士论文就能毕业。布林当时从事了几个他感兴趣的项目（其中一个是和拉里·佩奇合作开发后来的谷歌搜索引擎），所以他始终没完成毕业论文。
有一些突破性创新者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只是8岁到10岁期间上过学，后来几乎全靠自学。托马斯·爱迪生只在学校待了三个月，但他一直坚持阅读，求知欲望强烈。12岁的时候，他就读完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the Roman Empire）、休谟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西尔斯的《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伯顿的《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和《科学词典》（Dictionary of Sciences）。
当听说那些才华横溢、功成名就的人士辍学时，许多人会以为教育与他们的成功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是他们成功的绊脚石。但是，事情远非这样。我所研究的这些突破性创新者，无一例外都花费过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自学。他们对知识有着狂热的渴望，但他们选择按照自己的节奏，而不是老师的步伐，来安排学习。他们要么潜心钻研某一领域，要么在自己选择的多个领域驰骋，而不会听命于教学大纲的安排。他们的动力是内在的——对学习真正的热爱，尽管对学校，他们没有任何爱可言。
独处的时间既可能是疏离感产生的原因，也可能是其造成的结果。大部分创新者，在童年时期和年轻时代，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有大量时间是在孤独中度过的。对创造力而言，孤独非常重要，使人有时间去思考和追求那些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孤独还可以帮助人们亲自了解世界的运作规律，培养不受别人的解释和观点影响的自我认知。孤独还能使人从认知角度发挥自己的联想，免受别人的联想带来的干扰。这部分我们会在讨论头脑风暴小组时详述。
许多著名作家都曾经阐述孤独在他们创作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这其中包括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埃米莉·狄更生（Emily Dickinson）、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梭罗的日记和著作中就有很多关于他如何珍爱独处时光的描述：
通过亲近大自然，我发现自己可以避开人群。我对日月和晨昏的兴趣使我乐于独处。（《日记》1851年7月26日）
我独处的时候最开心。如果一周里有一天不得不和别人待在一起，除非是我能叫出名字的一两个人，否则我就会觉得这一周的价值会受很大影响。这一天会把我的整个节奏打乱，我得再花一周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日记》1856年12月28日）
你们以为我避开人群是在折磨自己，但独处的时候，我为自己编织了一张丝质的网或茧，像幼虫一样，会很快破茧而出，幻化出更完美的生物，它适合一个更高层次的社会。（《日记》1857年2月8日）
我对独处非常上瘾，就像婴儿需要睡眠一样。如果今年我独处的时间不够，那第二年我的心情会一直低落。（《给丹尼尔·里基森的信》1857年9月9日）
独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就像这本书后面会详细谈到的，由于人类是社会动物，许多人并不觉得独处很舒服。如果只靠独处的时间，就能发挥创造力，那么一个人独处时的愉快程度会影响他挖掘出自己潜在创造力的可能性。如果这是真的，它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研究都得出结论，富有创造力的天才多数是内向的人——内向性格可能是创新人才的某种赋能特质。1996年，研究创造力的专家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ályi）观察到，不能忍受独处的成年人经常无法发挥出他们的创造力，因为这种发挥需要独自投入到事情中。他的发现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
即使对那些连续突破性创新者来说，疏离感也并不意味着整个创新过程都是单独完成的。许多创新思想都是结合了别人的想法和知识才能够产生。还有更多的创新思想是在协同合作中得以完善和实施的。没有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的帮助，史蒂夫·乔布斯造不出计算机。缺了乔纳森·伊夫（Jonathan Ive）和其他人的协助，他也生产不出来iPhone、iPod或iPad。爱因斯坦在工作中也曾向米凯莱·贝索和马塞尔·格罗斯曼寻求帮助。埃隆·马斯克和托马斯·爱迪生的实验室里有许多技术专家帮助实现他们的想法。即使是玛丽·居里，她也需要丈夫的大力支持才能发现镭。然而，有一点是事实，即所有的这些创新者都展现出极强的独立性，他们最重要的思想和发明都是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的。如上文所述，爱因斯坦的许多突破性发现都是在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完成的。特斯拉几乎都是独立工作，只有在设计完成之后，才找人来帮忙。马斯克靠借来的火箭科学课本自学航空知识，设计出了可回收的火箭，使经验丰富的航空业科学家感到震惊。尽管爱迪生以打造出研发实验室而出名，但他自小就是一个杰出的思考者，他早期的一些发明，例如第一个改良的发报机、股价打印机、电子投票记录器都是独立创造出来的。爱迪生对来自别人的影响具有免疫力。正如一个传记作者所言：“爱迪生对自主的需求是压倒一切，不可动摇的。这贯穿了他事业的始终。”
研究头脑风暴小组的心理学家得出的结论再次印证了独处对创造力有益。自亚历克斯·奥斯本（Alex Osborne）著名的《应用想象学》（Applied Imagination）出版以来，近50年内，头脑风暴小组一直是商学院坚守的原则。这本书的观点是：“团组中普通成员想出点子的数量是其独处时想出点子数量的两倍。”无论是商界还是商学院，头脑风暴小组一直都非常受追捧，对其有效性的任何质疑都是异端邪说。然而，后来的许多实验研究结果都与奥斯本的论断截然相反：比起一组人各自独立工作产生的点子，头脑风暴小组产生的点子不但更少，也更缺乏新意。
有三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头脑风暴不比单独工作更具创造性。第一个理论是搭便车问题：当听到有人开始发表意见时，很可能同一个小组的某些人就选择不说话了。第二个理论是评价顾忌。在头脑风暴时，因为害怕别人的负面评价，人们也许会自行审查他们头脑中的很多点子。第三个理论是生产阻塞。人们轮流发表意见，也许轮到那些殿后的人时，他们已经忘掉想说的内容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必须专心听别人的讲话，有的人会受影响改变思路，实际上等于中断了自己的思路。
迈克尔·迪尔（Michael Diehl）和沃尔夫冈·施特勒贝（WolfgangStroebe）教授设计了一组实验来验证这些理论。受试者是中学生和大学生，具体做法是，将他们在头脑风暴小组状态中形成的点子，和各自在独立工作状态下分别想出来的点子的集合进行比较。首先，为了测试搭便车问题，这两个教授告诉有些小组成员他们的点子会被单独评价，同时这些教授告诉别的小组，他们的点子会以集体为单位得到评价。获知会作为集体被评价的小组，其产生的点子数量略微下降，这显示了在头脑风暴状态下，尽管点子损失数目不多，但依然有明显的创造力下滑现象。接下来，为了测试评价顾忌理论，教授们告诉有些小组他们的点子会由匿名裁判评审，同时教授告诉别的小组他们的点子会由同伴评议。教授们设想同伴评议会引发最大程度的评价顾忌。他们的发现为评价顾忌理论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比起获悉由匿名裁判评审的小组，得知由同伴评议的小组产生的点子数量大大减少，点子的创意性也锐减。最后为了验证是否存在生产阻塞，研究人员设计了几种不同的场景。在某些情况下，受试个体会单独工作，待在一个房间里，对着麦克风，讲述他们的观点，但会有灯来提示他们何时开口讲话，何时必须等别人讲完再开口。有些房间里的受试者可以听到别人的讲话，还有些房间里的受试者听不到别人讲话。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情况导致了最大的创造力损失：被要求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表达自己观点的人，点子数量少了很多。我们中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情况。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不用轮流发言，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贡献想法，会发生什么？小组中最外向的人会主导整个贡献想法的过程，而那些更文静或承受更多社会压力的人则不会提供那么多（或根本不提供）想法。而且，即使提供了，他们的想法也可能是建立在别人的想法之上的。这真是扼杀新意的可靠做法啊。
布莱恩·马伦（Brian Mullen）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克雷格·约翰逊（Craig Johnson）以及爱德华多·萨拉斯（Eduardo Salas）决定进行一次多结果的综合分析，来评定这些研究的可靠性。他们的评定涉及20个有关头脑风暴小组的研究，结果发现在点子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头脑风暴小组都体现出了大量的创造力损失。当小组扩大，或有实验者、其他权威在场监督时，创造力损失就更大了。与迪尔和施特勒贝的结论一样，综合分析的结果也发现搭便车理论只会造成微不足道的损失。但不同于迪尔和施特勒贝，他们发现评价顾忌理论会造成最大量的创造力损失，其次是生产阻塞理论。
这些研究都显示头脑风暴小组会降低创造力。听他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自己的想法，而且因为担心别人的看法，我们不会说出最有新意的想法。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史上最有名的科幻小说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1959年，他在一篇未公开的论文中预言过现在的发现：“我感觉就创造力而言，孤独是必须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无论如何都会继续这样做。他的头脑会不停地转化所得的信息，甚至他自己都没意识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凯库勒在睡梦中发现了苯的结构）。有别人在场，只会阻碍这个思维过程，因为创造会让自己觉得难为情。你所想到的每一个新的好点子，背后都有成百上千个愚蠢的点子。而这些点子，出于本能，你是不会告诉他人的。”
后来，埃里克·瑞兹士尔（Eric Rietzschel）教授与别人合作，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结果显示小组遴选（而不是产生）想法也会降低创造力。原因在于一组人会更倾向于挑选那些可操作或可行性强的点子，而非那些有新意的点子。例如，研究人员要求互动小组（成组后进行头脑风暴）和名义上的小组（独自进行头脑风暴，然后将各自的意见综合起来）为一个心理系的课程指导提供意见，并要求两个组选出“最好的”点子。他们还要求独立评定人对这些点子的创新性和可行性进行评定。举例来说，“使用催眠疗法”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这个点子被认为十分有新意，而“小班化教学”被认为不具有新意；“考试过程中严禁使用手机”被认为是高度可行的，但是“将所有课本电子化”被认为是不可行的。总之，这些研究发现，当小组为他们“最好的”点子排序时，他们会选择那些创新性比平均值低但可行性比平均值高的点子。换句话说，比起创造性，可行性更受重视。如果成立头脑风暴小组的目的是产出具有新意的点子，那么要求这些小组挑选和提交他们最好的点子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研究结果还说明，对什么是可能的，突破性创新者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即使很可能失败，他们也愿意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两点都很重要。高度自信和志存高远这两章会详述这两点。
打破常规和反抗精神
疏离感也可能使创新者明显出现无视规则和叛逆的倾向。例如，绝不墨守成规是爱因斯坦道德哲学的核心因素。他对休谟和马赫的哲学思想进行过研究，从中学学到了应质疑任何无法亲自观察的事情，对传统理论绝不轻易接受。而且，专利局的工作使他免受学术界那些均质化标准的束缚，因为这份工作要求他剔除专利申请中那些错误的论断和逻辑。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非常独立的思想家，上述两点功不可没。正如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描述的那样：“他的成功来自质疑传统智慧、挑战权威、对别人视为平淡的神秘事物保持好奇心。这些特性使他相信建立在尊重自由思想、自由灵魂和自由个体之上的道德和政治。他排斥专横，认为宽容不仅仅是美德那么简单，而是创造性社会所必需的条件。爱因斯坦认为：‘培养个性很重要……因为只有个性才能创造出新思想。’”
爱迪生和爱因斯坦有许多相同之处。在190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自己小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怀疑书本中的一切，且渴望去验证真假”。他获取知识的特殊方式以及对传统智慧的本能质疑使他并不认可电学中的许多流行理论。他的传记作家之一杰拉尔德·比尔斯（Gerald Beals）称，即便是孩童阶段，爱迪生就已经对牛顿理论的表述方式感到厌烦了。在他看来古典贵族式的术语不清不楚，没有必要，他对“高调”的语言表述方式和数学都很反感。为此，他用客观测试和实验的方法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就像他反复声明的那样：“不亲自测试，我是不会接受任何与电学有关的东西的。”精准的记忆力、过人的智慧和顽强的意志使他最终达成了目标。如本书第五章所述，为了找到能使灯泡常亮不灭的灯丝，他能测试几千种不同的可能材料；为了开发蓄电池，他能实验9000多次。支撑他的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有时，这些创新者的不守常规还体现在，他们清楚地知道世俗的规则不适用于他们。在不守规矩方面，史蒂夫·乔布斯享有“盛名”。他用自己的一生展示了，什么叫法则只适用于别人。他乐于与众不同，也不吝标新立异。例如他严格节食，赤脚行走，看别人时，眼睛一下都不眨。尽管他经常表现粗鲁，但也可以展现出魅力十足的一面，并利用这种个人魅力去改变别人对法则的看法。这种现象被称作“现实扭曲场”。正如原麦金托什电脑团队的软件设计师巴德·特里布尔（Bud Tribble）所言：“他在场时，现实是可塑的。他能说服任何人去干任何事情。而他不在的时候，这种‘扭曲场’也随之消失。但这样一来，制订一个现实的日程计划就不容易了……掉入乔布斯的扭曲场很危险，但这正是他改变现实的力量之源。”团队内另一名软件设计师安迪·赫兹菲尔德（Andy Hertzfeld）补充说：“乔布斯的扭曲场融合了他迷人的修辞风格、坚不可摧的意志和改变任何事实去服务于目的的热切渴望……令人惊异的是，就算你已敏锐地意识到扭曲场的存在，你依然无力摆脱它的影响。我们经常会讨论可能抵抗这种影响的技巧，但很快大多数人就放弃了，只能把它归结为某种自然力量。”戴比·科尔曼（Debi Coleman）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后来他在苹果公司领导麦金托什电脑的生产。他将乔布斯的魅力比作催眠术：“他就像激光束一样照到你身上，眼睛一眨也不眨的。哪怕他给你推销紫色的‘酷爱’饮料（译注：北美俚语中喝酷爱饮料与信仰邪教有密切关系），你也会听他的话，喝下去。这是一种不需借助外力的扭曲场……你创造了奇迹，正是因为你没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
迪恩·卡门也认为那些管束他人的规则和法律不能成为自己的绊脚石，这也让他成为另一位典型的创新者。作为一个勇于挑战、打破旧习、与众不同的天才，卡门经常被形容为“特别固执”。他的弟弟米奇曾评价他：“对想做的事情，他非常专心，而对他不想做的事情，谁都拿他没办法。”21世纪初的那几年，他开发一种叫作弹弓的净水器。这种设备可以将任何含液体的东西转化成饮用水。实际上，在2004年的一次会议上，为了展示这项技术，卡门将自己的尿液通过净水器转化成水，然后当场喝了下去。
在开始研制iBot时，卡门意识到如果iBot能有可以快速且准确地来回转动的轮子，那么仅用两个轮子就能保持直立，能像人一样快速转换重心，同时保持平衡。一旦能直立并保持重心，iBot就可以爬楼梯、过马路、行驶在崎岖地面，以及做到别的很多事情。有人告诉他开发这样的平衡装置是不可能的，他回答道：“不要告诉我这不可能，是你办不到罢了。只是以前没人做到过罢了。因为这世界上我们所知的真正的运转法则，就只有相对论的两条假设、牛顿的三大定律、热力学的四大定律和麦克斯韦方程。不，重来一遍，我们真正了解的规则只有麦克斯韦方程、牛顿的三大定律、相对论的两条假设以及元素周期表。只有这些是准确无误的，别的都只不过是人类自造的法则。”
乔布斯和卡门对规则的无视显示出这些创新者身上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对自己达到目标的能力极度自信，这就是自我效能。下一章会详细探讨这个特点。
与疏离感有关的自我强化途径不止一个：独处的时间、不墨守成规和非正统的思想。首先，有时间和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兴趣，这使得个体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观点和专业知识，直接减少了接触均质化标准的概率。玛丽·居里的一位传记作家对此描述：居里不去社交，埋头自学。18岁时，她就“养成了独立工作的习惯”，能够不受别人的观点和公认的范式的影响，得出自己的结论。独处也许还能加强一个人的“疏离感”或不属于任何圈子的感觉。这是因为和别人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也许会使一个人在社交方面的发展不够充分，社会经验受限。对有些人来说，缺乏归属感会使他更努力地融入圈子，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样可以免受社会规范的束缚，使他们更加不必墨守成规。如上文所述，当初爱因斯坦被学术圈拒之门外，反倒更容易使他无视规范和公认的思想，帮助他摆脱像绝对时间和以太这样的传统理论，发展自己的创新理论。作为女科学家，居里夫人也是公认的反传统。身份的特殊使她更有可能站出来去反对那些歧视她的人。因此，独处和疏离感可以增加不同思想出现的机会，同时也使一个人打破传统的意愿更加强烈。
疏离感是把双刃剑。从好的一面讲，它可以使人不受传统和范式的束缚，自由地追求更有新意的思想和行为。范式就像是科学研究中别人踏过的道路，沿已知的轨迹前进，虽有利于加快速度，但也会妨碍你探索新的方向和周围的环境，因而错过了许多隐蔽的机会。
从另一个角度讲，疏离感会带来心理压力。现代人类是一种高度相互依赖的生物。进化确保了大部分人本能地知道和感受到人和人之间是互相联通的。所以很自然，疏离感会使人感到压力。本书讨论的这些人物却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压力。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上别的特点（例如高度的自我效能或内向性）缓和了疏离感引发的焦虑，还可能是因为在这种疏离感在人们的记忆中以及向外界呈现的方式上，人们是存在偏见的。
第二，疏离感会减弱影响力和减少接触资源的机会，尤其当疏离感是来自（或导致了）真实的社交与生理隔绝时。信息、资本和别的资源经常是通过个人人际网络获取的。人际网络的规模和结构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各种资源，小到餐馆推荐，大到工作和潜在的婚姻对象。那些人脉更广阔的人，即直接或间接认识很多人或交际圈跨度大的人（这意味着，与他有关联的人具有多样性，其人际网能跨越多个职业、社会阶层及其他方面），在资源占有上享有很大的优势。尽管隔绝信息可以防止自己和别人的思想雷同，但也会削弱其获取信息和别的资源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说不定可以帮助他发展或落实自己的思想。
同样，一个人社交的规模和结构还会直接作用于其影响周围世界的程度。与别人有紧密联系的人（涉及频繁且深度的交流）以及人际网密集的人（即人际圈中的很多人互相认识），能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准确度。人际网密集往往意味着高水平的互相理解、信任和更强的交换信息的意愿。在密集的人际网中，思想更容易被理解和吸收。如果一个创新者的人际网络既密集又跨度大，他潜在的影响力就会大大提升。反之，交际圈窄小的创新者也许会发现让别人接受或运用自己的思想很困难。
因此，需要一个折中方案：疏离感帮助创新者产生非正统的思想，但强大的、具有凝聚力的人际网可能使他的想法更容易落到实处。李·弗莱明（Lee Fleming）、圣地亚哥·明戈（Santiago Mingo）和戴维·陈（David Chen）三位教授对具有凝聚力的人际网的效益和成本进行过研究。他们分析了1975年至2002年间美国专利及商标局通过的每项专利。专利上附有发明者的姓名。许多专利的发明者都不止一人。这说明这些专利是协同合作的结果。接下来，弗莱明、明戈和陈研究了每一个发明家的合作者人际圈：他们是不是与一群其他人共同发明的呢？而他们的合作者互相之间是否也有合作关系？如果后一种情况属实，那么这些发明家就拥有所谓的“凝聚型”人际网。用人际网络的术语讲，这种情况符合一个人的许多朋友相互之间也是朋友，他们合力组成一个紧密的圈子。另一方面，一个发明家也许不会与别人合作（因此社交不广），或者就算合作，其合作对象也不会再和另一个人合作了。后一种情况下，该合作发明家所处的是所谓“经纪人”位置，因为他可以衔接不愿社交的发明家，管理他们的知识（或别的资源）。没有他搭桥牵线，他的合作者之间没有机会合作。用社交术语讲，这种情况就类似于一个人有一些只有依靠他才能互相认识的朋友。例如，这个人在足球队有一个朋友，在教堂认识另一个朋友，在工作场合还有一些别的朋友。如果这些朋友中的大多数人互相不认识，那这个人就处在经纪人的位置。经纪人很重要，因为他可以提供信息（或别的资源）通道，缺少他的介绍，他的朋友们会错失这些资源。例如，在足球队有朋友的经纪人可能认识教堂小组里的某个女士，而她是足球队成员想要约会的对象，或者女士可以将她在教堂小组的朋友介绍给这个经纪人的同事，帮助教堂小组的朋友找到工作。
另一方面，经纪人的位置也有消极的一面。当你的朋友相互认识时，信息在圈子里的传播速度就会很快。交往密集的人之间也许对彼此有更多的理解和信任，进而会展开更好的交流与合作。经纪人虽然处于这个网络的中心，享有其他人的信任和对圈子的深入了解，却可能不会从中受益。经纪人也许能掌握更多不同的信息，但信息传递给他的速度没那么快，或他传播出去的信息不会那么快被关系网吸收。弗莱明、明戈和陈发现，那些合作网络更集中的发明家产生创意的概率会下降，即使有了创新思想，它们也有可能被别的发明家采用或成为别人发明的垫脚石。虽然“经纪人”发明家也会产生许多创意，但他们的想法被采用的机会却不多。这些教授的发现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05年，他一口气发表了那几篇举世震惊的论文后，他原以为整个学术界会张开双臂欢迎他的加入，却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令人惊讶和失望的沉默。直到1906年，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Max Planck）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基础，发表了一篇论文，他才开始得到广泛的认可。
对那些除非投入使用否则很难让人看到好处的思想，以及那些需要与人合作才能实施的想法，缺乏一个强大且紧密的关系网会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对比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玛丽·居里，就能看得很清楚。富兰克林的许多创新都集中在社会制度方面，例如建立费城公共图书馆、为费城的清洁和照明出谋划策、成立美国第一个志愿者消防合作组织。这些制度的实施都有赖于别人的大力合作，而实施的效果是无法提前评估的。为了赢得各界的支持和合作，富兰克林动用了广泛的个人关系网。他精心设计的公众形象和出色的演讲和写作技巧也功不可没。富兰克林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打磨和实践他的演讲风格，以避免激起听众的抗拒情绪。他讲话时，会避开像“当然”和“毫无疑问”这类字眼，而是采用“我以为或按照我的理解，事情是这样的……”“在我看来”或“我想象它是这样的……”，正如他在自传中写道：
每当有机会宣传我的观点和劝说别人接受我一直想要改进的措施时，我认为这种用语习惯益处多多。两人谈话的主要目的无非“有事相告”或“有事被告知”，“取悦”或“说服”，因此我谨劝那些通情达理的明白人，为了不减弱自己的行善能力，切勿采取独断专行的态度，它只会使人不快，引来别人的反对意见，根本达不到交流见闻、互相愉悦的目的。谈话的目的是交流思想、互换信息、增进感情。假如你的目的是教诲人，讲话时采用过分自信和武断的态度，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人们就不会毫无偏见地倾听你讲话了。
将富兰克林和居里做一番比较会发现，这两个人几乎截然相反。居里的创新集中在化学和物理领域，绚烂夺目，无法被忽视。富兰克林是一个充满热情的、老练的沟通者，对管理自己的形象、施加影响力非常感兴趣。居里则相反，她非常喜欢安静。她对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力没什么兴趣，整天待在实验室，与实验仪器为伴，长时间地工作。想想在1906年她丈夫过早离世之后，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事情。失去皮埃尔的她悲痛欲绝，只能在工作中寻求慰藉。以前的一个学生和密友写信给她，抱怨她的冷淡，居里回信道：“我已经没有能力花时间去社交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会告诉你，我再也不见他们了。除了谈公事、解答工作上或孩子教育上的问题，我谁都不见。我的工作圈子和实验室里的有些人觉得我不是很友好，我没法不去冒犯他们……对没有任何目的的闲谈，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1910年，老朋友和同事保罗·郎之万（Paul Langevin）使居里再次敞开了心扉。郎之万高大、帅气，是个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但不幸的是，那时他已经结婚，且有四个孩子。居里和他有了热烈但秘密的婚外恋。1911年，流言四起，媒体也开始火上浇油。居里未做辩解，反而更加退缩回自己的世界中。郎之万的妻子发现了他们的恋情，并将他们的情书公布给了媒体。信中有居里对郎之万的爱意以及她催促郎之万离开妻子等细节。对那个时代生活在巴黎的男人来说，婚外情不算什么大问题，甚至司空见惯。但对一个女人来说，和有妇之夫发生婚外情是可鄙的行为，会招致恶毒的攻击。贝特伦·博尔特伍德（Betram Boltwood）公开声明：“她就是一个可憎的白痴。”人们包围了居里的住所，甚至向窗户扔石头。许多朋友都和她反目成仇，索邦大学的一些教授甚至要求居里夫人离开法国。
在这件风流韵事爆出来的同一天，居里夫人收到了一封电报，通知她又一次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这一次是化学奖。然而，没过多久，鉴于这桩丑闻，诺贝尔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给她去信，要求她不要去瑞典领奖。居里很伤心但也很坚定。她回信道：
您提醒我……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若提前获知此事，恐怕便不会决定将这个奖项颁给我，除非我能公开辩解那些针对我的攻击……我必须依照自己的罪名而行事……您所建议的我应该采取的行动，在我看来，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我之所以能获奖是因为发现了镭和钚。我相信我的科研成果和我的私人生活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原则上，我无法接受一个观点，即对某人科学工作价值的衡量要受到与其私生活有关的诽谤和中伤的影响。我坚信拥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人。
居里去了斯德哥尔摩，如期领取了奖项。她是迄今为止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也是那个时代唯一一个在不同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颁奖仪式上，她向在同一领域做出贡献的其他科学家表达了敬意，但她也坚定地表示：“提炼出纯净的镭是我个人独立完成的。”尽管她在仪式上表现得很坚强和骄傲，但之后她精神完全崩溃，体重降到了103磅。她告诉夏娃，自己不想活了。她长达数周待在黑屋子里，接受药物治疗。后来，因为女儿们的需要，还因为密友赫莎·艾尔顿（Hertha Ayrton）的悉心照料，她逐渐恢复了健康。她很少经营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也不曾寻求那些可能会维护她的人的支持。她独自承担外界的敌对、批评和歧视。好在她的科学成就无可辩驳，很快就被别的科学家接受并应用到他们自己的研究中。疏离感使居里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这是同时期的妇女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疏离感还给予了她力量和决心，即使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她也能坚持自己的梦想。然而，这种疏离感也使她在情感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毕竟在她所生活的时代和地方，人们对非传统的女性没有包容可言。
培养独立性和创造性
在充分了解疏离感的优点和成本的前提下，对于培养个人、家庭和组织的创造力，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第一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有独处的时间。如果我们要的是创意，在协作之前给予个体独立工作的时间将会很有帮助。鼓励他不要惧怕背离正统，在他分享和对比任何内容之前，要求他首先记录下自己的观点，淡化评估和判断的重要性。谷歌和3M等公司将这一点贯彻得更彻底。他们允许雇员有自己的创意角色时间（谷歌公司20%的工作时间和3M公司15%的工作时间）。在这些时间里，雇员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事创意项目。独立思考、阅读和写作也能使孩子受益——时间安排太紧或安排的所有的活动都必须与人合作，只会阻碍孩子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意，妨碍他们发掘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第二点，任人唯贤的制度和对非传统的包容有惊人的增效作用。这一点在信息科技行业十分常见。例如，1974年乔布斯去雅达利（Atari）公司应聘的故事。那年他在《圣何塞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上写着“有乐趣，有金钱”，于是就去了这家电子游戏制造商的办公地点。当时他穿着凉鞋，头发也乱糟糟的。他告诉人事主管除非招聘他，否则他是不会离开的。人事主管打电话给时任雅达利总工程师的阿尔·奥尔康（Al Alcorn）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嬉皮士，说不雇用他，他就不走。你看是报警呢还是让他进来？”奥尔康说让这个孩子进来吧。尽管乔布斯不修边幅，但奥尔康还是录用了他。奥尔康回忆道：“他就这么径直走进来。只有18岁，看上去像个嬉皮风格的青少年。他想要份工作。我问他：‘你从哪里毕业的？’他说里德。‘里德是工科学校吗？’‘不，是文科学校。’而且他已经退学了。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自己对科技的热爱，很有感染力。他只有18岁，工资也不用付很多，所以我决定要他。”雅达利的老板之一诺兰·布什内尔说乔布斯“才华横溢，充满好奇心，但性格强势”。不久，他们就发现乔布斯很难和别人共事，甚至公开嘲笑别的雇员，因此在工作上树敌不少。更糟糕的是，他有很重的体臭。他坚持吃素，以为（或误以为）这样可以防止体味，于是他洗澡也不规律，也不使用除臭剂。可是奥尔康不顾这些意见，安排乔布斯晚上工作，解决了这个问题。布什内尔后来回忆：“我一直觉得想要经营好公司，就必须给每个人提供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决定在工程部门安排夜班。他是唯一值夜班的人。”别的公司可能会打发走乔布斯这个我们时代最成功的创新者之一，连面试的机会都不会给他，奥尔康却看到了乔布斯身上的创造力和狂热的激情。他不会因为乔布斯不合传统就不雇用他。
第三个启示，关于我们教授和强调社交技巧的方式。如培养说服力、建立信任和默契的能力等社交技巧当然对寻求合作和获取资源很重要。毫无疑问，具备这些能力使生活的许多方面更轻易和更幸福。但强调社交技巧时，我们要小心，既不要抹杀个人主义，也不要浇灭一个人挑战成规的意愿。固守传统、不发表异见肯定不会激发创新力。而且，不是所有的创新都需要和别人合作或需要大量的资源。出于对科学雄心勃勃的追求，玛丽·居里成为那个时代非常反传统的妇女，而且因此遭受了无情的批评和歧视。如果当时她屈从于社会规范，就不会取得后来辉煌的成就，也不会那么充实地度过一生。她发现镭和钚的成就非常重要和珍贵，这无可辩驳，后来的人接不接受她这个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必须接受她的创新。
以上几点并不是要我们主动将员工或家庭成员变成社会弃儿，也不应该假设所有的人都是天生反传统或想成为突破性创新者的人。这几点提示我们，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反传统是可以接受的。只有对奇才们表示宽容，他们身上的创新力才能开花结果。事实上，社会的宽容可以使这些创新者有更多机会得到合作和资源，这样岂不两全其美。
只有疯狂到自认为能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苹果公司广告，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