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日本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离开英国前，我读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奇鸟行状录》。故事发生在普普通通的日本郊区，和我住的这个地方有些相似。在这平静而寻常的假象背后却掩藏着黑暗、扭曲和超自然的真相。当我们忙着把新被褥铺在光秃秃的木地板上时，我不禁好奇，在这条小巷子里，我们又会发现些什么呢？
首先登门拜访的邻居是一位叫理惠的女士，她就住在隔壁。她身材结实，灿烂的笑容十分友好。她还能说英语。她年轻时，在结婚生子前曾在伦敦住过六个月。而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简直是帮我们排忧解难的仙女。不管什么时候遇到问题，无论是读不懂信箱里的信，还是不知该怎么付账单，或是想从图书馆借书，又或是需要找医生，她都会神奇地突然出现，按响我家的门铃，准备伸出援手。
住进来几个月后，有一次我们不小心订购了一大箱贝类。门铃响起后，门前站着一个人，他拿着一个箱子和一张纸。我听不懂他的话，也看不懂纸上的字，只好顺势接了过来。孩子们过来想看看是什么。我们掀开盖子，箱子里满是冰块和装满水的塑料袋，袋子里的贝类还在蠕动。
“玛丽埃塔，”我喊道，“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找理惠。她看了看那张纸，说我们肯定是填表时勾错了选项之类的。我们使用了一项本地食物派送服务，经常出这种错。有一次，我们一不留神就买了一整箱洋葱，足有一百颗。我们花了一个星期也没吃掉多少，结果到下个星期，又有一大箱洋葱送到我家来。
从它们在袋中的水里蠕动的样子来看，这些贝类得赶快吃掉。问题是我们全家都吃素。理惠一如既往地咯咯一笑，告诉我们别担心。她会把贝类买走，当天晚上就吃光。
“我的孩子们肯定高兴死了。”她说，像是我们帮了她一个大忙。
刚搬进新家的几天内，我们还认识了别的人。那是住在街对面的一家人，有三个孩子在斯坦纳学校上学。其中一个女孩是莱拉的同班同学，另一个女孩是乌玛的同学，实在是有缘。他们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这家人完全不懂英语，但得知我来日本是为了写一本有关长跑的书时，孩子们的妈妈良子就激动起来。我们费了一番功夫才弄清她在说什么，原来她儿子总和朋友出去跑步，每天上学前都去，五点半开跑。
我想我肯定理解错了。一群十五岁的男孩每天清晨去跑步，是在说真的吗？她说他们没有参加长跑队，只是为了好玩才跑的。我实在不太能想象，就问我能不能跟他们一起跑一次。她看着我的表情，简直像是我刚给了她一张通往天堂的免费车票。
“谢谢。”她不断地说着，而我不由得疑惑是不是给自己找了什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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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五点二十，我的闹钟响了。我穿上适合跑步的衣服，跨出家门，走进宁静的晨光中。外头已经暖和起来。住在街对面的男孩叫良平，他已经在路上等着了，脸上戴着白色的口罩，还带了辆自行车。他礼貌地鞠了个躬，朝车库方向的那排自行车点点头。我们给每个人都配了辆自行车，只有我没有，所以我骑上了玛丽埃塔的车，和他一起沿街而去。
骑到罗森便利店门外，他下了车，有些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好像他的朋友们躲在树丛里一样。在清晨灰蒙蒙的光线中，所有事物都静止不动。天还很早。这时，我们看到另一个少年在空荡荡的街上骑着车，正朝我们而来。他停在我们身边，一语不发地跳下自行车。他见到我似乎毫不惊讶。几分钟后，第三个男孩到了。他露出微笑，向我们问好，说的是英语，然后转向其他同伴低声聊了起来。他们都穿着短裤和T恤。不是专为跑步而准备的服装，就是棉T恤和普通短裤而已。
很难想象英国的青少年这么早爬起来一起去跑步。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的做法在日本有多常见。可能就是那么凑巧，在日本成千上万的街道之中，只有我住的这条街上有一群早上五点半爬起来跑步的年轻人。但这似乎不太可能。一天，我很早就出门了，看见街上有个男孩在练棒球。他不断地往墙上扔球，再接球。还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晚了，发现有两个男人在练棒球，身边还堆着差不多两百只羽毛球。整条街都铺满了球，像一大堆小小的纸灯笼。这两个男人、那个男孩和我身边这群少年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锻炼时的认真态度。他们不是在“玩”，明显是在训练。这可是认真的。住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里，我不断地体验到他们这种对待运动的态度。
又等了几分钟，没有其他人来了。三个少年骑上车，我们一道出发。他们都骑着质量上乘的山地车，嗖嗖地划过静悄悄的街道。玛丽埃塔的车是辆粗重破旧的折叠式自行车，没有变速功能，后座还装了个嘎吱作响的儿童座椅。对我来说这辆车太小了，所以我必须费力地蹬车才能赶上他们。
骑了有五分钟，我们离开了城郊的街道，骑进一片广阔的平地，那是划分成一块块的耕作过的土地。太阳刚刚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一排排茄子和橘树上。突然间，起这么早出门变得有意义了，我们四人像先驱者一般骑车穿越崭新的土地。
我们在田野间静静地骑行，来到一条小河边。之后，我们沿着河一路向前，在一座大桥下停住。今天的第一批车低声驶过头顶，偶尔开过一辆货车。眼前的路边有不少仓库、一间汽车体验店和几栋公寓楼。几个上了年纪的人正在河边的小路上走着。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慢悠悠地散步或是遛狗，而是穿着运动服，还有意识地摆动手臂，以此来锻炼身体。
我们把自行车留在长满草的河岸上。没必要锁车。然后我们往上走向起点，就在桥上的路边。
站在路边热身有点让人不好意思，毕竟河边有那么多空地，但这是跑步的起点，地上还画着出发线。“五公里。”良平对我说。我们要跑五公里，这段路程的长度肯定分毫不差。不管怎么样，他们热身也没花多少时间。一，二，三……我们出发了。
他们一下子冲了出去，仿佛这是百米赛跑似的。我迈开嘎吱作响的老腿跟了上去。我困倦的脚筋还没彻底进入状态，一大早跑这么快真有点疼。我应该先慢跑一段，但他们已经沿着河边跑远了。他们的速度真有这么快吗？我努力地调动身体，想追上他们。
几分钟后，我已经追上跑在最末的那个人了。我从他身旁经过时，他差不多是在慢跑了。良平和他的另一个朋友也快被我超过了，他们的速度慢了很多。但我真追上他们时，良平又突然向前冲刺。我们跑到路上一个标记处，他们俩都转头往回跑。我们一起匀速向起点跑去，只有良平频频冲刺，又放慢速度。终于，他落到了后面，我和他的朋友还在坚持。我感觉已经热好了身，跑得颇为轻松，但不想把他们甩到后面。我们一同到达路边的终点，大家都按停了跑表。良平终于摘了口罩，我总算看到了他的脸。他重重地喘着气，但脸上挂着微笑。
“谢谢。”他说，还向我鞠躬。
现在，他们变得健谈多了。良平那个跑得比较快的朋友会说一点英语。我问他为什么每天早上起这么早训练。
“这是我的爱好。”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们骑上了车，往家的方向走。才六点半，今天的训练就已经结束了。到了明天，他们的爱好又会在清早把他们从床上拽起来。
回家路上，他们聊起了天，懒洋洋地慢慢骑车，手肘架在车把上。时间还很充裕，不用紧赶慢赶。每到红绿灯路口，即使宽阔的路上根本没有一点汽车的影子，他们也会停下耐心等待。
这种守规矩的态度在日本很常见。即使是青春期的孩子们，也只在着装和发型上有点叛逆。
有一次，我乘坐附近的本地电车出行，车厢地板上坐着三个十几岁的男孩。他们穿着破洞牛仔裤，大声地聊着天。这可能是我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见过的最反社会的行为。他们并没有粗鲁地对待任何人，但看见他们坐在地上大声说话还是让我很惊讶。毕竟这几个月里，我坐过的列车都非常安静。
不过，随着列车的前进，车厢里越来越拥挤，我发现那三个少年都站了起来，给别人腾出地方，聊天的声音也小了。其实他们都很有教养，其中一个男孩还戴着口罩。他应该是有点感冒，不想传染别人。
当然，日本也是有人犯罪的，但犯罪率比任何工业化国家的犯罪率都低；青少年也会叛逆，但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从众的渴望，他们渴望遵守规矩，渴望融入群体。
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对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根本性的不同理解。我在日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出头的钉子会被敲下去”。对西方人来说，这听起来太可怕了。这句话说的是别太显眼，不要试图特立独行，把头低下来与其他人合作就好。
在《理解日本社会》一书中，乔伊·亨德利描写了这种社会和谐与合作的概念是如何在早期就被灌输到孩子们心中的。
在她就职的幼儿园里，一年一度的运动日更强调合作，而不是个人竞争。她说热门运动包括“拔河以及两人三足、四人五足或六人七足跑。在这些项目里，合作是获胜的关键”。
她还写道：“孩子们看的电视节目也会强调合作的主题。节目中，某位孤胆英雄会不断尝试打败怪物或者恶势力，但都会失败。直到和同样受此威胁的受害者合作，他才能取得胜利。”
在成年人中，更多的活动会在团体中有秩序地开展，我在英国就没见到这么多团体活动。无论在哪里，不论是热门旅游景点，还是乏善可陈的小镇郊区，你都会看见一群人十分听话地集体行动，被举小旗的人带着到处走。他们常常还穿着同样款式的夹克衫或戴着一样的帽子。
这种守规矩的习惯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驿传在日本如此流行，为何长跑这样的个人运动会变成团队项目。
日本许多顶级的驿传队都是二战后组建的，是国家重建的一部分。惨烈的战争过后，比赛被视作团结人心、增强士气和团体精神的法宝。很多日本最著名的马拉松比赛都在这一时期首次举办，如琵琶湖马拉松（始于一九四六年）和福冈马拉松（始于一九四七年），有不少顶级的驿传比赛也是如此。这些驿传比赛最初只是用来让运动员为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做准备的热身赛。
主要的比赛都由报纸赞助，大部分比赛如今还是这样，因此人们也能在报纸上读到队伍和选手的消息，并跟踪比赛结果。这就让驿传比赛在公众之间流行开来。战后，日本经济蓬勃发展，公司开始在自己的队伍上加大投入，签下最好的大学生跑步选手，给他们时间脱产训练。
对长距离赛跑的支持和专注有了回报。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强国，日本的长跑选手也开始统治马拉松赛事，地位正像今日的肯尼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一九六五年，全球前十一的成绩里，有十个是由日本男选手跑出来的。一九六六年，排在前十七名中的有十五个日本人。
此时，日本社会中最广受推崇的素质就是“和”，也就是团队和谐。这是由史上最著名的棒球队教练所倡导的精神。读卖巨人棒球队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三年连续赢得了九次全国冠军。
棒球是日本最受欢迎的运动，甚至比驿传更受关注。据耶鲁大学人类学及日本研究教授威廉·W·凯利所言，读卖巨人队的成功“广受赞赏，被视作象征，喻指日本正在见证自己变为自信的工业化社会，并拥有具有竞争力的重新腾飞的经济。在陆军元帅般的教练的指挥下……巨人队展现出的选手形象和比赛风格是和谐一致、全心投入并富有集体精神”。
日本许多蓬勃发展的公司都将巨人队视作偶像，当作目标来培养员工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期待员工具有这种精神，为集体和谐而努力——也就是为了公司而努力。这意味着工作第一，家庭第二，个人利益则排在最后。日本工薪族的经典形象就是早早地开始工作，很晚才下班，下班后和同事喝酒，晚上睡寥寥几小时，第二天一早又赶往公司。晚班列车上，穿着西装睡着的男人我见得不少，看来这种情况虽不及以往那么普遍，却也十分常见。
许多公司将“和”作为公司的口号，而日本战后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大多被总结为得益于这种精神。
罗伯特·怀丁著有论述日本棒球的《和谐为上》一书，首次出版于一九八九年。在书中，他写道：“在日本，个人主义这个词几乎是脏话……团队和谐的概念和实践，或称和，是日本棒球与美国棒球之间最显著的差异。这个概念贯穿日本生活与运动的方方面面。”
“连蜜蜂也有这种精神。”麦克斯对我说。当时我们正在京田边郊区开车，想要找一台二手洗衣机。
“蜜蜂？”
“以前有人想把欧洲蜜蜂引入日本，”他解释说，“但欧洲蜜蜂被日本大黄蜂消灭了。欧洲蜜蜂毫无还击之力。大黄蜂袭击蜂巢时，欧洲蜜蜂的工蜂是一个个轮流出来抵御的。它们打不过大黄蜂，后者的利爪把欧洲蜜蜂的头一个个撕了下来。只要有一小群大黄蜂，就能在几小时内屠杀一整窝欧洲蜜蜂。”
“但日本蜜蜂的战法不一样。它们不会冲出来打毫无胜算的战斗，而是等第一批侦查的大黄蜂进巢，然后一拥而上，紧紧地把大黄蜂围住。它们不会叮刺大黄蜂，而是振动翅膀催高温度，并让蜂巢中充满二氧化碳。大黄蜂不能忍受高温和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没有逃生的机会，纷纷死掉了。”
“集体的力量。”他说着，将车停在又一间二手商店外边，店门外摆着一排排自行车和洗衣机。
驿传比赛完美地体现了和的精神。接力团队在所有成员都尽职尽责的情况下才能成功。这很符合时代精神。渐渐地，驿传变得比马拉松更受欢迎。
当然，把驿传的崛起仅仅归结于日本社会遵守规矩的特点，又过于简单了。实际上，连日本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这个广为流传的观点，推敲起来都不那么站得住脚。
“如果日本人真这么守规矩的话，”哥本哈根商学院的商业人类学教授布莱恩·莫兰问道，“为什么他们所有的运动项目，像柔道、空手道、相扑等都这么个人主义？”
这是个好问题。著有《日式美国：日本流行文化如何入侵美国》的日裔美国作家罗兰·赛尔特认为，驿传如此适合日本的部分原因，便是它依然强调了个人表现。
“日本确实有一种倾向，喜欢把集体的和谐置于个人追求之上。”他写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个人表现和个人责任失去了价值。实际上，‘甘え’[12]这个词也是互相依赖、与人和谐相处的需要，为个人行动和个人表现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你必须成为更好的人，别人才能依赖你。”
这样一来，他认为驿传就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理想运动。虽然每个人都必须表现优秀，目标却是为团队争取胜利。
棒球的核心也是通过个人之间的竞争——打手对战投手——为团队而战。
这两种运动的特点并不是守规矩，也不是不出头，而是强调个人责任，每个人都要为团队胜利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驿传中，这个特点比在大多数运动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只要一个人发挥不好，就会毁掉一切。确实，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听别人提起驿传时，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责任”。这个词简洁地表明了个人和团队之间的关系。
我满脑子装着这样的念头，几天后终于有机会见到几位驿传运动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