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模糊的、暧昧的、荒诞的，而我呢？我卷入了这个时代，挣扎着、抗拒着，通过我的文字嘶喊着。我想冲破什么？是想释放我的孤独吗？或是我并不情愿随波逐流，在避世的窝居中逃避着什么——这个世界吗？
理发师阿凡与我的小说《遇》
阿凡不是他的真名，阿凡只是我赋予他的一个符号性的代码——虽然真有其人。之所以不用真名是因为我接下来的文字会涉及他的一点隐私，虽说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毕竟还是隐私，故此，隐去其名是我不得已而为之了。
他是我们公寓的一位理发师，年龄不大，很年轻，不用多说，一望就知是“80后”。“80后”登上历史舞台按说也有好些年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凡也不年轻了。
我理发时不愿走远，因为我的脑袋修理起来极方便，于我，只要便宜就成。但公寓理发从来不便宜，让人觉得花这钱有点冤枉，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步行到挺远一处去修理我的脑袋，只为了图那点便宜。我知道我很没出息，但我就这样了，从小养成的节俭长大了仍一如既往。这个习惯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据说在这个消费的时代多花钱是对国家多作贡献，这样说来，我这习惯还是一缺点喽？但我还是不知道。
扯远了，还是让我话说阿凡吧。
有一天，烈日炎炎，天气燠热得划根火柴都能起火似的，而我第二天又有一应酬，瞧瞧镜子中自己的头发长得像鸡毛在临空高蹈，于是乎我下了楼，心想咬咬牙，贵就贵点吧，省得让太阳把我烤焦了。
就在那天我认识了理发师阿凡。我说了他很年轻，是个小矮个，一张狭长的脸，略有些苍白，一看就是少有运动。目光透出一丝胆怯，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不像我见过的其他男性理发师，把自己武装得倍儿酷，头发染成棕色或金色，腰间挎一条粗大的皮带，上面带着斑驳的铜扣，斜腰上还挂着一个大皮包，里面插满了叮当响的“家什”，一晃眼你还会以为他腰挂一把驳壳枪呢。理起发来动作都带“起范儿”的，一招一式都是那么牛哄哄的，让我在他们面前自惭形秽。
阿凡则不然，他没给我“起范儿”，相反，他那不讲究的动作居然透出了一丝乡土之味，以致我怀疑这人的理发水准。好在我的头发非常好打理，我只需对他吭上一声：把推子带上三寸的托，照着我的脑门转上一圈，这就齐了。阿凡一听便喏喏，于是开始了他的“修理工程”。此后我们便熟了，我也懒得为便宜专跑外面去理发了，每次自个瞧着脑袋混不过去了，就下楼找阿凡。
阿凡给我理发时总是小心谨慎，偶尔会与我聊上几句这幢楼里的最新情况，某某人如何如何等，讲的都是他的客户，但从不搬弄是非。有一次他突然问我，王老师，你现在在弄什么电影？我听了一愣，你怎么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问。他腼腆一笑，这里人都知道。我没再说什么。我们这栋楼住的人不多，总共四百多户，好像谁出了点小名气大家都知道，我也就见怪不怪了。
前一阵子我又去理发，阿凡又问起电影的事。他说前几天看一部电影时还在担心有我的大名呢，因为他看下来根本没乐，看到最后也没看到我的大名，心里就踏实了。你可以说说对这个电影的感受吗？他慢声慢气地问。我在镜子里看着他，不用了，我说，电影是见仁见智的事，好坏自有人说，但我不想说。
那是那是。他谦恭地说。沉默了一会儿，那个剪子在我的耳边不停地嚓嚓响着。
那王哥最近没写东西？
正写着呢。
电影？
不，我写小说了。我说。
是吗，我能看到吗，外头有卖的吗？
我漫不经心地告诉他，可以上当当网买，叫《遇》。阿凡记下我的书名，我理完后亦溜之大吉，这事很快就忘诸脑后了。
几天后，我上街找饭吃，在公寓的院子里遇见阿凡，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书前几天买来了，正准备看呢。我一听还挺高兴，这是对我的支持呀，便说，你看后将意见告诉我。他说好。
几天前我又去找阿凡理发，他主动说那本书还没看完，我随口说：说明你对这书不感兴趣。
不是这样的，他几乎大叫了起来，我一看就喜欢，只是我们前台的小姑娘非要看，我只好先借她了。我问，她看得进吗？他乐了，乐得嘴都咧开了，她说太好看啦，一定要看完再还我。我说，哦，那很好，等你看完再说吧。
又过了几天，我突然接到阿凡发来的信息，王老师，我看完了，我会推荐别人看你的小说的……真的很精彩……这就是现在社会我们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在王老师笔下更能触动心灵，谢谢！
我回了阿凡一个信息：谢谢！可是很快，他又回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让我一下子不再平静了。他在信息中说：
你好，王老师，当我翻开第一页时就知道故事很精彩，我感觉自己读懂了故事的每个人物，故事最后的悬念让我深吸一口气……遐想……我曾有故事中的袁璐一样的经历……只不过我是男的，还没有家庭，位置不同而已，谢谢……我很喜欢《遇》这部小说。
我说过，看了这则信息后我一下子不平静了，它让我想起了许多许多，感慨万千。是的，我想起了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中浮沉与挣扎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而在这一故事中又深埋着他们不能向他人所道及的痛苦，文学的使命或许正是为了发掘与发现这一切，并赋予它心灵的力量。
我要说心灵的力量是作家赋予的，而作为当事人的他们却只能挣扎。阿凡那么年轻，还处在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人生阶段，可我万万没有料到他居然开始了人生历练。他是“袁璐”？真让我难以想象，我小说中的这一人物痛苦地挣扎在两个男人的深渊之中，她一直在寻找，却又一直在失落。那么阿凡呢？他是在寻找，还是在发泄一种过剩的青春？我不知道，可是他的简短留言让我想起了太多的人生，我甚至想写一部叫《公寓》的长篇小说，赋予现代性的公寓一种文学的形象，在这个彼此陌生的“邻里”间，它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有趣故事呢？
我有一种隐然升起的激动。我在想，那个理发师阿凡将会成为这里面的一个人物。
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世界，文学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载体，它像一条小船，载着彼此陌生的人们走向那个平时看不见的世界，在那里，我们终于得以邂逅相逢。
抵达之谜的遥想
我喜欢晨起后煮一个鸡蛋，喝杯酸奶，这就算是例行早餐了，现在又增加了一项颇有些小资情调的爱好——喝咖啡。我一向讨厌烦琐的东西，如调配咖啡的过程。尽管别人用咖啡机制作出的咖啡味道的确与众不同，但我懒，我喜欢简单的方式。
速溶型咖啡已不能让我满足。人有时真的很贱，喝多了好咖啡就无法再将就速溶。
后来一位朋友为我推荐了一款咖啡机，只需将配制好的咖啡弹丸放进机器，出来的咖啡便有“滴滴香浓，意犹未尽”的效果了。我在朋友家尝过，确实好，于是也购置了一台，它给我带来的问题是成本过高，而且让我上了瘾。
喝完咖啡，剩下的程序就是写作了。我在写一个新的小说，我想一反上篇小说的写作模式，从语言到内容都有新意，此举并非是想走前卫路线。我对追逐时髦的写作方式非常反感，越来越觉得好的艺术首先是发自内心，而且它应当是素朴的，即便要贯彻新的理念，也是不露痕迹的，而不是一味地招摇过市地炫技；其次便是平时的自我训练（阅读及写作练习），让一种通过揣摩、思考、研习出来的感受与真实的内心经验相融合，再进行技术性的构筑——所谓的技术，便是我们常言及的艺术化的表达方式，也可以理解为必要性的艺术处理。
我一直在反思上一部小说，一直在扪心自问为什么在写作的过程中，它始终未能彻底地抵达我的内心深处？我喜欢奈保尔的一部小说的书名：《抵达之谜》，这也是任何一位纯正的写作者的宿命所在，“抵达”固然是我们命定的追求，但它永远是高悬在人类尽头的一个永恒之谜，现在我们要真正追问的是，我们所要抵达的彼岸究竟是什么？
这或许也是海德格尔要探寻的“此在”与“彼在”的界碑。我以为，这一彼岸或说“彼在”最终的目的地是在曲径通幽后的“蓦然回首”处，它就深藏在我们灵魂的幽暗之处，在那里，蛰伏着我们永远都无法确知、却又时时能激发出我们不懈地进行形而上探寻之欲望的神秘洞穴。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执着的探究之欲，艺术中的“诗性”才能雄视千古。
我至今仍在感激着我上一篇小说的第一个读者，他以健全的心智和才华，明确地表达了批判态度。这份批判曾让我沮丧，可就是这一针见血的批判，使我一再地回首我那个曾经走过的创作道路，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终于在我写下《与生命永在的记忆》后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在小说中放纵欲望，任其恣意横流，任世俗的喧嚣将自己湮没，从而失去了对自己内心的严酷审视，我没有真正发掘出当一个人遭遇到沉重的精神困境之后的救赎之路。
只有触及灵魂的文字才是“诗性”和富有境界之美的，而我在其中却与它失之交臂。是的，我得感谢我的这位朋友，没有她的一语中的，我仍在迷失中沉睡。我想我现在是该醒转过来，重新面对自己了。我是如此幸运，因为我因此而得到了一位知音，这是上苍的恩赐，我当珍重。
这几天我一直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思绪总是绵延无尽。昨夜依旧，蒙眬中梦见一个婴儿出生了，一如圣婴的诞生，他呱呱坠地时嘹亮的啼哭声竟把我惊醒了，醒后方知，原来是南柯一梦，却梦得新奇。我睁开眼睛仰望黑色的夜空，万籁俱寂之下那婴儿的啼哭声犹在耳畔，我想，生命的诞生意味着重启了一个时代，它距我遥远而又恍若近在咫尺。
路
看了几天书，歇息了一段时间，忽觉得又该进入伏案写作阶段了，蓦然间灵感一动，为何不再接再厉地写下一个系列性的三部曲，分别写出“文革”时期不同的阶段？这个念头让我兴奋不已。
每次写作对于我都是一次长征，前途茫茫，到处都是九曲十八弯。我走得谨慎，一步一回头，生怕一不小心迷失了方向，个中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
我一直在寻访我的记忆，虽然往事如烟，自感真实的经历是平庸的，那只是一个懵懂的少年望着喧嚣起来的窗外，渐渐地读懂人生的过程，其中并没有多少波澜起伏；但一俟进入了文学，我便要让它掀起涛天的巨浪。
这谈何容易。一个人如何能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寻找到一条金光大道，而且有效地抹去其中的界碑，让真实的人生裸露出它的本相，又让文字构筑成一个独立的自在的世界？
纯正的小说从来就是自足的，它的世界自我完满且自我循环，但又能曲折地折射出文字外的那个喧嚣的万丈红尘，它们互为映照，互为镜像，最终在读者的心灵深处铸造出一座精神的大厦。这是我的理想、我的追求，但却举步维艰。
往事消逝得让我忧伤，我一直追问的是——我们在如今这个世界上究竟失去了什么？我为什么要一再地频频回望那沉寂的消逝的往事？就像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被一幢幢高楼所遮盖，旧貌换了新颜，甚至看不到一丝半点往昔的痕迹。一代人的足迹就这样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唯留存于记忆深处。
那么，深处的记忆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追寻和缅怀的？
这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拷问自己心灵的命题。
我发现自己真的说不清楚，犹如我在写作中的心路历程，只是一边写着，一边在探寻，艰难地寻找着“回家的路”——我的精神故乡。我只是被一股巨大的感觉所裹挟，它隐隐地在昭示着一个方向，我听从着它的指引亦步亦趋。朋友们说，哪有这么邪，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写作中会被冥冥中的力量所牵引？
我想告诉诸位朋友，我以良心起誓，我确实受到了这股莫名力量的引领，让我在“长征”的路上走向归宿。应当说我是幸运的，毕竟我这一路走下来了，而且在事后的反思中觉得没有辜负那个“引领者”，我写出了一部新小说。
那么我的下一步呢，是否我仍会如此幸运？我不知道，路从来是走出来的，就如同鲁迅先生所言及的那样，重要的是你要走，因为不踏上征程你不会知道路在何方。
卡佛为我们提供了什么？
结识卡佛似乎是20世纪的事了，我是那么意外地在书店中发现他的一本小书，尽管那时自以为对西方大多数的当代著名作家了如指掌，但对于他的名字却颇感陌生，如果不是因为这本小书被冠上所谓的“西方当代名著文丛”，我可能会在匆匆一眼过后从它的身边滑过，毕竟那个小开本书的装帧显得过于简陋了，它就那么寂寞地、无声无息地躺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还是拿起了它，因为便宜，亦因对它的陌生让我好奇。
有时候阅读的奇迹就发生于不经意间，与卡佛的相逢在我看来亦如此。当我翻开卡佛的小说便大吃一惊，这位貌似海明威的叙述者让我着了迷，从那一天起我记住了这个名字——雷蒙德·卡佛。
但当我如饥似渴地通读了卡佛的那本小册子后又倍感“失落”，不是因为小说让我失望——相反，它太吸引我了——而是因为这本小薄书里收集的卡佛的小说实在是太少了，让我不过瘾。从那时起，我就期待着卡佛小说的再度出现——不是一本小薄书，而是卡佛更多的小说选本。
后来我见到了卡佛的《大教堂》，随后又见到了我要盛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雷蒙德·卡弗小说精选》。前者虽然亦为卡佛的小说集，译文不可谓不认真，但似乎不是我曾经所熟识的卡佛小说的味道——卡佛小说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他那种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味道；而后者则让我在简单的阅读中便迅速地闻到了卡佛文字中所散发出的那种浓烈的味道。这位译者的译文让人惊喜，他在垃圾译文充斥着我们的视野之时，横刀立马地杀入江湖，让人为之一惊，且深为赞叹。
卡佛——这位小说奇人及自选小说集的出版是读书人的一件乐事，他让我们在读过了他的文字后由衷地为小说这种文体的尊严而欢呼，它是无愧于文学的经典价值的。但让人极为意外的是，卡佛此人居然来自美国的蓝领一族，且长年累月不得不为了养家糊口而奔波，一旦挤出一点时间便会站着码下他的小说文字（据说，这是因为他平时难得有时间坐下，并恐惧随时有人会来抽掉他的坐椅）。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困窘的人生境遇，才使得这位来自生活底层的天才终生只与短篇小说为伴，而从未写过一部长篇。让我难以想象的是，光是凭借着优秀的短篇小说，也能跻身于世界一级小说大师的行列。
卡佛在世时得到的盛赞和美誉绝非浪得虚名，他的小说风格继承海明威小说的一脉，但又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与海明威一样，他在文字上也属于极简主义者，即所谓的惜墨如金，字字珠玑，在一种貌似粗鄙、冷峭的叙述语调中，深藏着寻常看不见的生活之奥秘。读卡佛的小说真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亦是对我们亲历的生活体验及感悟的一种考验，因为卡佛极善于在常人看似平淡无趣的生活细节中发现一种人生的秘密，而这一秘密一旦被他简洁而准确的笔触挑选出来，我们便会发出一声恍然大悟之叹。我至今仍在琢磨这个人的文字中所透出的那种神秘的力量来源于何处；琢磨这个人——这个被叫作卡佛的人是如何练就了这么一种异乎寻常的洞若观火的眼光，使得他能够穿透生活表面的重重迷雾，触摸到生活的本质。这一本质一旦被揭示，我们会深感这个世界上的无意义中的意义。
我从内心里是非常感谢卡佛的。他的叙述角度以及他特有的漫不经心的冷峻语调，还有他用最简单直接的语言所达到的人性深度，都给予我深刻的感悟和启示。他让我知道，一部叙事作品的成功不在于那些华丽辞藻的招摇和卖弄，文学不在于炫耀，不在于炫技和花拳绣腿，文学的最高境界乃是删尽华而不实的语言外衣，还原语言最质朴本真的力量，如此，更能让我们穿越生活的重重迷雾，窥探到人生和人性的本质和意义。
卡佛还给予了我另一种启示：我们可以换一种眼光看待我们所遭遇的这个纷繁的世界。
卡佛真正地实现了小说表达的真谛，即呈现，但，不要告诉。
行者的思
冲了一杯咖啡，吃了一点甜点，燃起一支烟（这就是我的午餐了），在袅袅的烟雾中，思想也陷入一团烟雾中——朦胧的，悠远的，怅然的，一种让我感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情绪，就这样无法摆脱地缠住了我。
刚写就了一文，为什么我还是感到意犹未尽？文字是让我发现自己从而认识自己的最好的挚友，与其说我热爱文字，不如说我在不断地探究着自己究竟是何人？时代是模糊的、暧昧的、荒诞的。而我呢？我卷入了这个时代，挣扎着、抗拒着，通过我的文字嘶吼着。我想冲破什么？是为了释放我的孤独吗？或是我并不情愿随波逐流，在避世的窝居中逃避着什么——这个世界吗？
我只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而已。
时代变化得太快了，快得让我目瞪口呆，偶尔出门与人闲聊，竟会让我感到了疏离与厌恶般的绝望，这种感觉难以言说，是一种深刻的忧伤和失望。
我不想试图再向别人申诉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我是一个在艰难的生存困境中自我解救的人，一个尽可能地让自己从命运的阴影中走出来的人，一个寻求自我解放的人。
有时我会恶作剧般地虚构出另一个人，我让这人爆粗口，让他玩世不恭，让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让他成为另一个面目可憎的我，我把他命名为——杜马，为了这个有一天突然莫名地冒出来的名字，我居然动了为他写一部小说的念头，这就是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遇》。他本来是主角的，可写着写着主角却变成了另一个人：陆岛。我喜欢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裹挟着一股邪气和率真，一种别人可能不能理解的反抗与自由的意志。我没想到小说出版后会有那么多人告诉我喜欢他，甚至问：那以后呢？这个杜马，你会再为他写续集吗？我无从回答，但我记住了，并心存一份只有我知道的感动，因为理解。
其实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是独自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的，没人可以拯救你，只能是自我救赎，文学的根本意义或许也在于此，通过写作的自我认知与发现，我们由此及彼地走向了新生，一种精神性的升华。
很少有人再这么来认识文学了，以致少有人在这条无人理解的崎岖之路上行走，这就意味着你必将是一名独行客，漫漫长夜的探索者。而那昭示着方向的指路明灯，其实隐藏在每个人的心中，重要的是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发现它，并向它义无反顾地走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宿命了。
论写作
一位朋友在电话中问我，王老师，您好像很久没写过博客了吧，我每天打开电脑都会看一下的，结果总是没有。我听后一呆，说，是的，好久没写了，这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个问题。
于是我开始追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迟迟没有在博客上留下我的声音，是什么让我一再地迟疑而没有落下我的文字？
是因为慵懒吗？或许，每当到了下午（我平时写博的时间），我便会站在电脑前犹豫一下，然后懒散地走开，打开我的书，一字一句地读下去。这其间我是有一点疑问的——自2006年申请了博客以来，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沉默”后（那是因为我在思考博客之于我的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下了许多文字，而且这些文字没有像一般写手的作品那样是在风花雪月中飘荡，没有无病呻吟。文字在我的心中始终有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神圣感。我一直觉得我与文字有缘，有着一个我们之间很私密的契约，其中有一项约定就是不能辜负了这份使命般的授予——写下对这个时代的感知，以及对于人生存在性的追寻，还有命运的担当。
我当时没有想到文字之于我竟是如此的游刃有余，一旦有了一点小小的感受，一旦端坐在电脑前开始敲下第一个文字，那仿佛受到神秘诱惑的沉默的语言文字便纷至沓来，以致我常常无须停顿地一气呵成。那时我就相信终究会出现一位慧眼的编辑发现这些文字，结集出版。果然，这位编辑在今年出现了，这让我欣喜，因为一切仿佛都如愿以偿。
如今想来，我的博客文字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五个年头了，这期间我经历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时刻——时而忧伤、时而惆怅、时而惊喜、时而陷入一种莫名的迷惘与绝望，当我试图回过头来再度审视我写下的那些文字时，我竟一时无语，甚至有些哽咽和唏嘘了。
一言难尽！
它都转化为了我的这些文字，通向了我那心灵中喧哗与沉寂共在的世界。我的心灵轨迹便是通过这么一种唯我自知的隐形方式出现的，只有我知道它在何时何处出于什么样的心境而落下了这些文字，这让我迅速领悟到文字之于我的一种神奇的感召方式——它是需要一种心灵契机的。这一契机又微妙地连接着写作者此时此刻的心境与人生遭际，但它一定又缘自于一种与天地相感应的爱：一种真正的炽热的爱。
那就是一种爱情了。
文字的原始动机原来竟是缘自于爱！这份鸿蒙初开般的启示让我茅塞顿开。一个人只有在爱的忧伤与思念的感召之下才能让文字变得灵动与飞扬，变得沉郁与厚重，才能由此及彼地展开一个博大的世界和胸怀。那里面装着命运与人性，还有充满了无解之悖论的关于存在性的剖析。
但首先需要剖析的却是写作者自己。
每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所要面对的第一个“他者”不会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文字这时变成了一把锋利的闪着寒光的手术刀，它“残忍”地将自己率先置放在祭坛上，刀刀见血地肢解着自己。一个人只有真正知道了自己为何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才有资格去评判和审视别人，才能真正地了悟和洞察这个世界的存在之秘密。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还没有经过对自己的剖析，便洞悉了另一个异于你的存在。
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位“他者”——也即被自我分离出来的另一个“我”。其实在不可见的另一处还存在另外一位“她”（姑且这么命名），“她”并非是显在的，“她”的隐性决定了“她”自身存在的位置，而这一位置显然来自“我”的心灵深处的一端，“她”与“我”的关系是神奇且微妙的——“她”始终隐而不显地在审视着“我”——如我对“他者”的审视，却又时常不见踪影，“她”是执掌“我”心灵法庭的审判者，可又时时不在场，“她”拒绝面对面地交流与沟通，但又不时地会发出来自“她”的指令，并在无形中规范着“我”的行止与思考。
于是这个“我”——作为写作者的“我”，为了“她”而预设了那个“他者”。那个“他者”是在一种双重注目与审视下而展开“他”的行动的，当“我”一旦要诉诸笔端，意欲表达一种思想和情感时，随即跳出的那个“他者”会出现在“他”的表演舞台上（由文字来呈现），“她”和“我”直到这时才开始有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交流。
从写作的意义上说，这个“她”是不能缺失的，因为“我”预设出的那个充当“我”之被审视的替代物的“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她”而存在的，“她”这时便又悄然地转化为一个潜在的“读者”，于是“我”的所有的写作行为以及对人生的思考与表达都丝丝缕缕地通往了对“她”的绵绵不断的倾诉。这就像是一个写作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的铁三角，一旦其中一位缺席，哪怕是迟到，写作之于“我”而言都是不完整的，甚至表现出的情感都会变得贫瘠和空泛，徒具干瘪生硬的文字而无鲜活充沛的情感色泽。
由此我意识到了，我在博客上的“沉默”是因为写作铁三角中一位的短暂缺席，我想，我是该期待“她”的又一次出场了，那是因为我所有的文字是无法缺少那位潜在读者——那个“她”的，那是因为我所有的文字是在向“她”发出一次次的吁请与倾诉。
那是一首悠长的诗
既然朋友们祝我生日快乐了，我只好坦承8月7日确定是我的生日，只是这一天，我在工作中度过，很辛苦。
我的大长篇的修改已近尾声，我本想着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生日，一鼓作气地将它拿下，给这一天赋予一个特殊意义。所以除了中午小眯了一会儿，我基本在电脑前度过，但我最终放弃了“一鼓作气”，原因是我累到要瘫，大脑都快成木头了。
我实在是改不动了，因为当文字精确到一定程度时，就必须在每一个字上琢磨，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影响到阅读质量。我是一个在文字上过于挑剔的人，近乎是一个文字洁癖。这一癖好折磨得我几乎四肢无力，瘫软在地。
看看表已6点多了，我给好朋友小邵打了一个电话，正好，此兄还没吃晚饭呢。一块吃，我说，我的生日。
小邵一会儿就奔来了，这才知道昨日亦是此兄的生日，我还真不知道我们的生日相差一天。他可是我十多年的朋友了，而且是我少有的可以在纯精神领域交流的朋友。
我的前两部小说他一直声称看了几页就放下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可能是他的问题，他现在看不了小说了，什么小说都不能看了，只能看理论书籍或纪实文学，我说，哦，原来是这样。
有一天，他又来和我聊天，我让他看了几眼这部新小说的开头，他一声惊呼，这个小说太靠谱了，语言真好，你接着写，写完我一定会看。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一句客套话，后来他告诉我，在看东西上，没有任何人能影响他，他只凭自己的感觉，所以他说的好一定是真的好。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常与小邵一块吃晚饭，他所在的报社距我不远，见面极方便。我会向他说起我的构思，比如“文革”中的抄家，我虽没见过，但必须写进去，可我不想写得跟别人通常在资料中看到的一样。他总是认真地听着，时而会插上几句他的看法。到最后，当我即将写到尾声时，我告诉他就要完成了，我说一直在隐隐地激动。他忙问，还是那种语言吗？我一乐，我说后头一定比你看的开头还要精彩，他高兴地说，那我太期待了。
我答应他完稿后一定在第一时间寄给他，虽然前两部小说我亦寄过，但他都声称没太大的兴趣往下看。我觉得它们不像是你的东西，他总是这么对我说。那时我还在奇怪，为什么看上去不像呢？
小说寄出后没几天，我们通了电话，我听出他在电话中的激动。太靠谱了，他大叫，我当天晚上就看得很晚，这才是你的语言，前面两个都不是，我为什么那两个看不动呢？看来我还是挑语言。他说，这篇小说我每个字都想看，所以我看得很慢，快不了，因为必须认真读，跳不过去，看着舒服。
我很高兴他的评价，因为我向来重视他的意见，他从来不跟我忽悠，玩虚头巴脑的事，从来都是直来直去，甚至不惜让我不快。我们会为一些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好几个月不再联系，但我们的友谊从未真正地中断过，所以我格外珍惜。
昨天他告诉我，小说还是没有读完，但绝对靠谱，人物真实生动，好玩。你的语言真是太好了，他强调说，而且始终贯穿着一种力量。我偷乐。我没说出口，其实我写到一定程度时就在告诉自己，我要写出一种史诗般的浩荡感，这才会不愧于那个风起云涌的1966年，只是在写作中我一直在控制情绪，让它实现我曾经为自己定下的文字规则：凝重而又内敛。
小邵说，你除了语言比别人好之外，最重要的是你仍然保持了一种精神高度，这是今天的小说所没有的。他又说，我一直以为中国人缺乏人道主义的启蒙，你的小说就贯穿着这种精神。我告诉他一旦诉诸笔墨，我就会去发现人类精神中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辉。
我让小邵接着看完，我告诉他越到后面会越好，因为我的情感一直在激荡，隐忍地激荡。
我看你是完全不会跟人打交道的人，小邵说，你总是被人骗，你看什么人都是好人。说着，他眼睛里挤出一丝讥诮。看来只有写小说适合你，因为你不需要跟人交往了。他又说，你就接着写吧。
我承认，我总是把人看得很善，但最终结果又总是我受伤。你下一部打算写什么？小邵问，我笑说，想写一个喜剧或幽默的小说，调侃一下当下生活的荒诞。我这方面的才能还没被人发现，比如《遇》的原始构思就是以杜马为主角的喜剧，或者说是荒诞小说，可是那一次因为陆岛的遽然出现而被改变。
你为什么不接着写过去呢，你的记忆？他问。我想了一下，告诉他，我有一个构思，而且构思了很长时间，严格地说不是构思，是我当年在小镇上生活过一年，看见过一个奇怪的老人，他爱喝酒……我说我的内心对他很有感觉。小邵大叫，这个故事太牛了，就写它吧，肯定牛。我说这个人我从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我印象很深，我想写一个少年与一个老人在“文革”时代的特殊友情。小邵开始动员我写这个故事。你一定能写好。最后他说。我笑了，要写，我也要写出小镇在我记忆中的那种诗意，它是一首诗，让我怀念！
这顿饭我们吃得颇为愉快，从头至尾我们都在畅谈着理想和我们必须面对的当下的精神困境。吃完，我们回我家接着聊，后来谈累了，又扫了几眼电视上的“快女”，好像没啥大意思。不知为何这些小快女今天的校园歌曲唱得不太好，她们没能真正地理解那歌声中所蕴含的情感意义，她们还太小。嗓音虽然重要，但对于流行歌曲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对歌曲的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真正地找到歌唱的感觉，让自己的情感融入其间，那才是动人的。
今天早晨起来我又趴在电脑前继续我的工作，聚精会神。一直到改完，抬头看电脑上显示的时间，我几乎发出一声轻呼，太巧了，正午12点整，好像我在卡着点做事。我一下子放松了，一件事情基本终结了。
窗外是一片灰色的迷雾，我记住了这个时间，2009年8月8日12点整。
远山
他很早就醒了。
在床上赖了一会儿，看了会儿平板电脑上的微博。没有太多有意思的东西，他想。
他站起身，拉开窗帘。
一道强烈的光线就在这一瞬间照射了进来，还晃了一下他的眼晴，他眯缝着眼睛看向窗外的景致。
真好，他想，风歇了，城市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天空一片碧蓝，没见一丝云彩。那远山呢？他总喜欢眺望那座山的，就好像那座高耸的西山上藏着一个什么秘密似的，而那个秘密只有自己能够读懂与索解。
那山是安稳的，静静地屹立在朦胧的薄雾中——那是雾吗？他不禁自问道，这个晴朗的天空不像是有雾的，那为什么，在那遥远的西山上还缭绕着一层氤氲的雾霭，像在远方勾勒出的一线隐约的剪影呢？
他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描绘此时此刻的远山了，他感到了一丝无奈。
他很庆幸他住在这个楼层，居于此，他的视线可以越过一幢幢高楼而遥望他所喜爱的那座起伏绵延的山脉，他知道那座山叫燕山。远古时代，最早的那批初民是如何迁徙到了燕山山脉的周围的呢？从此安营扎寨创立家园，从此有了后来的燕京？
他没有看过这方面的资料，他只是心存一份好奇。
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然成为北京一个居民。他住在了这里，可以时时眺望远山了。那沉默的大山激励着他内心萌动的力量，为此，他是那么感谢那座沉默的山，只有它，一直在见证着中国的历史变迁——苍茫而悲怆的历史，但它顽强地沉默着。
简单地吃完了早餐，他又习惯性地来到了案前，该写作了。这段时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微调着自己写毕的小说，一边改着一边斟酌着字词，希望自己的语言变得更耐人寻味。他喜欢古典音乐，喜欢那音乐中流淌的优美或悲壮的旋律以及神秘的节奏，他希望自己的语言一如那旋律、那节奏，是舒缓而沉郁的，就如同音乐的音符与奇妙的乐思——他希望，但他又知道那是遥不可及的，他只是奋力地攀登着那座巍峨壮美的高峰，那是他渴望抵达的目的地。
他改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点心不在焉了。
这是怎么啦？他不禁自问。他想起来，今天是假日，是星期天，每当这个日子来临时他都会思想溜号，好像空气中流淌着一个声音：假日了，你为什么还要伏案写作呢？
但他对自己眼下看到的这段文字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情，那里面涌荡出的悲怆之情让他无限地感叹，他发现他竟是如此地喜欢自己笔下荡漾的沉重与悲怆，那会让他感到沉甸甸的人生感悟终于落入笔尖。但他又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读者是不愿去看悲剧的，人们习惯性地要逃离现实的痛苦与无奈，更渴望读到的文字是欢乐与逗趣的，这样一来可以让他们在文字中暂且忘却现实的沉重。
那么你为什么要写下你的“文革”三部曲呢，还有你的那个让人落泪的话剧？他扪心自问。好像出自一种责任与使命，他宽慰地告诉自己，那样的文字会带着一种人性的温度从他心中缓缓地划过，他会由此而感到舒服。他从来就认为好的文字是与心灵的感悟契合的，彼此间由此而有了一份神秘的默契，一个只有他们能懂的倾心的交谈与对话，他们是彼此的知己与知音，唯有如此的文字才叫不再辜负。
他是不愿意在文字上辜负自己的。他有些执拗，有些一意孤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无从改变。
那么就由着心灵的引领吧，由着它，让它带领着自己走向那个隐约可见的彼岸。终究会有人在那个眼下还犹显荒芜与苍茫的地带等待着他的，他也是为了那份固执的等待而走向那里，义无反顾。
他抬眼看看电脑上显示的时间，哦，10点45了，这时他忽然有了一种冲动想写下一点随想，究竟想写些什么？他还懵懂未知，他只知道自己想写，有些话想对人诉说，或者干脆说想对自己叨唠。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愿意自言自语的人，至于别人愿不愿意听他已然不在乎了，在这方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乐得逍遥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逆风而行的闲云野鹤。
于是他留下了这些文字，这些写给自己看的文字，他知道，这个假日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告别了。
那悬浮在高天之上的蔚蓝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独特的文字表达方式，以便让我与文字保持一份温情。我是敬仰好的文字的，或者说隶属于文学的文字。在我小的时候便开始了对文字的迷恋，那是一系列当时读之懵懂且为之着迷的小人书予以我的一种特别的感受。当有一天我成长为少年时，我就狂妄且不知深浅地告知自己，长大了我要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
这是长久以来深藏在我心中的梦想。在我的记忆中，这一梦想是有色彩的；于今想来，当有人追问我梦想的色彩是什么颜色时，我会一时踌躇，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还真没有认认真真地思考过它的颜色——梦想的颜色。
会是什么颜色呢？
我必须让我的思绪回到我的作家之梦的初始，我必须让自己重新回到我的少年时代——在灿烂的阳光下，在绿色的青草坪中，在浓密的树荫下，在秧苗茁壮的田坎边，找到我读书时呈现于眼中的那个梦想的颜色。
我终于想起来了，它是蔚蓝色的，一如飘着白云的晴朗天空，碧空如洗，抑或清澈得宛如大海般的蔚蓝，没错，这便是我梦想中的颜色。
为什么会是蔚蓝色呢？这是我随后又进一步追问自己的问题。
是的，为什么？这亦是我好奇的一点。我只能闭上眼睛，让思绪与追问再一次地沉淀下去，就像一泓清泉静静地、一点一滴地无声地流向我的心底深处，在寂静中听它发出叮咚的脆声。我听到了一个来自内心深处的奇异的回答：因为蓝天是广袤无涯的，因为蓝天的胸怀是无边无际的，人在苍穹之下是那么的渺小与微茫，而蓝天的浩大与广博则代表了永恒的意志。
或许文字就应该是这样的，蔚蓝一如高远的天空，一如浩淼的大海，它在壮阔之中又不失温柔和缱绻，它在辽远之下又处处透出深沉的浩荡的大爱。
那时我还是少年，那时我还不懂人世的复杂与艰险，但我却知道人间存在着一种博大的爱，那是伟大的文学对于我的教诲，它是属于蔚蓝色的，它属于蓝天与大海。
文学之梦支撑着我后来的人生走向，支撑着我对一种永恒精神的坚守。人类曾经有过的经典文学，它的母体无疑都承载着这一永恒之爱。
坦率地说，关于永恒之命题并非是作为个体之人所能回答的，它直接通往上帝辖属的求义的路，其实几乎所有宗教教义的精髓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字：爱。
我不是一个皈依了宗教的人，但我对宗教充满了敬意，在我看来，它与我所信奉的纯正文学是一脉相通的——当文学抵达了一个神圣的高度时，它的情感便会充满宗教般的虔诚与狂喜，乃至悲悯。
所以我敬畏文字，所以我厌弃垃圾文字，拒绝阅读任何对文字缺乏基本敬意的文字。
因为好的文字（文学）是属于蔚蓝色的，一如晴朗的天空，一如浩淼的大海。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关于蔚蓝色的感悟，其实是为了再度告示自己不能因为人生的一些波折与痛苦，而丧失了对蔚蓝色所代表的神圣的信奉，虽然在许多人的眼中它可能失却了昔日的鲜艳与耀眼，已然褪色，甚至难以再窥见其斑驳的余影。这令我哀伤。
我看到了太多在这个时代背身离去的人，虽然蔚蓝仍在他们的身后闪烁，但他们却义无反顾地离去了，我只能怅惘地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黯然神伤。我只能独自行走了，因为我拒绝不了那蔚蓝色的诱惑，那何尝只是一个神秘的诱惑，它更像是一种召唤，犹如进军的号角在召唤它勇敢的战士。
我经常听到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对文字还能保持这么高昂的热情，过去我听后只有茫然一笑，因为我无从回答，也不知如何回答，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有那悬浮在高空之上的蔚蓝，在召唤我……
陶醉与自信
这几天，我本想静下心来认真地修改我的第二部小说，因为出版社的友人昨日知会我这本书准备出版了。我这才想起自写完后还没有认真地重看一遍，因为有看过的人曾提醒我其中有许多错别字，尽管这些朋友均表示很喜欢这篇小说，看着欲罢不能。
我有一个极不好的毛病，写毕了的文字很不情愿重看，因为再看就完全没了信心，觉得哪哪都言不及意，虽然我很清楚一部作品要反复锤炼。海明威就是一个典范，每当写完，他便会挥舞起手中的利斧，砍削文字中横逸斜出的旁枝杂叶，将那些多余的负累之词一并删除，以清洁文本，最终字字珠玑，力透纸背。可我做不到。
当我再度打开第二部小说《味道》，一路进行着微调时，发现居然少了厌倦之感，这让我惊诧。究其缘由，乃是因为换了苹果电脑后，那清晰潇洒的字体让我看着舒服了，以致文字亦变得清爽洁净，于是揶揄自己，原来并非文字写得不好，而是电脑显现的字迹让我颇感不爽，影响了我的判断。
曾有若干朋友笑话我对电脑字体的病态挑剔，我一笑了之。人都有怪癖，我亦然，且不讳言。昨日一位喜欢我这篇小说的朋友偶然间告诉我，能买到七折的苹果笔记本，我大喜，当即决定将原定买的一万元左右的笔记本更改为超薄款；因为一个七折，此款便在我的预算之内了，可最后又被告之现在那边只能八五折，我只好沮丧地放弃了。看来凡事都不能高兴得太早，否则真是备受打击。
我本想着这两天尽快将小说调整后交予出版社出版，无暇再顾及我博客上掀起的小小风波，后又觉得多少要回应一二，因为那些争论终究是因我而起。
首先聊聊关于“陶醉”。坦率地说，我自始至终没有陶醉过，只是当我看到有朋友由衷喜欢我的《遇》，我亦会由衷地幸福和快乐，这与陶醉无关；不管别人信不信我的声明，但诚实地说我从未陶醉过，原因是我根本无从判断这个我生下的孩子——《遇》，是否为一部没有悖离我初衷的好小说。
因此，当有朋友谈及他们的阅后感时，我会在兴奋之余与他们交流。精神交流在今天已属奢侈，但在这里（博客）我却发现了真正可以交流的人，这让我高兴。但我还要强调一点，我绝非是那类“范进中举”的小人，虽然眼下的中国盛产“范进”一族，但我对此是高度警觉的。
其次是关于自信。我们所谓的自信一词是从未被认真探讨过的概念，在这里，我不妨试着将其进行一番逻辑梳理。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即后结构主义）大师拉康曾有过一个著名的发现，在他的语汇概念中这一发现被称为“镜像理论”，它说的是一个幼儿初次产生自我意识乃是根据一面镜子（当然，这是它理论假设中的一个隐喻）。拉康认为，当这个刚懂事的孩子懵懂地站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从而发现了自己的真实影像时（假设他从未在镜子中见过真实的自己），会产生惊奇（这是我吗？），并由这一惊奇而进入了对自我的认定和确认（我长的是这个样子呵！），这便是自我认知及意识的由来。
由此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谓的自我，是由一个外在于这一自我的“他者”（相当于拉康式的“镜子”）的存在方能被认知的，否则这一自我会始终处在蒙昧之中，因为未经“他者”的比照与限定。这也就使一个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从中明了一个真理：自我的设定及评估并非完全来自经验个体，而是在“他者”的存在规定之下而予以完成的（否则自我一词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没有“他”何来“我”）。还有一种说法也颇能说明问题，自我是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形成的，因为这一目光或曰凝视，其实是在无形中对自我的形成提出一种潜在的“建议”和“要求”——相当于拉康笔下的“镜像”，通过它，自我获得了社会意识和自身的认识，形成了有效的自我经验，从而融入由芸芸众生组成的庞大的社会，也就是说，“他者”是“我”的规定与尺度，谁都无法逃离，此亦为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大属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自信”，是需要“他者”或他人的鼓励和肯定的，否则自信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绝不否认我在写作初始时是缺乏足够自信的，因为写小说于我是初次尝试，更何况我写的小说似乎是自我设定的创作范本——一种随心所欲的写作，并非所谓的仅为了反叛旧有的小说模式而有意为之，我还没有那么自觉。如此写作仅是为了让文字能更好地企及我的内心及表达我所体验到的这个喧嚣的世界。当这一切（小说）经我之手予以完成时，它就必然要面临一次严酷的检验（相当于在法庭上面对法官），读者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浮现了出来，他充当了我小说的一个“他者”（审判者），由它投射来的目光让我形成自我检测，从而对自己的创作形成一个崭新的勘探角度。
自信从来不是盲目的，妄自尊大不足取，妄自菲薄亦可笑，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交流这一途径来反省和调整自己，以使自己少走弯路，这是我的基本态度。顺便说一句，我在艺术的判断上从来都是狂妄和自信的，其基础来自于我自信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感觉，但对自己写下的文字又颇为茫然，其缘由是因为一旦进入创作领域，自己便拿捏不准是否准确地表达出了真实的内心和思想，所以我写小说时速度极慢（相反，博客文章却写得飞快，从来都是一气呵成），总是一边写，一边停下来换一个陌生的眼光再打量一番，不断地质疑与不断地调整，而且整个写作过程近乎是一种自我折磨的过程，我自嘲此为自虐，但没办法，一旦沾上了一如神祇般的文字，受难便在劫难逃，尽管如今这样写作的人寥若晨星。
最后要说的是，我不会在一部作品中忘乎所以地沾沾自喜，这绝非我的风格。我仍会一如既往，对别人的真知灼见抱着谦卑的态度，而且我会争取做到每一部作品都有所不同。我甚至与友人开玩笑，当我的第二部小说出来后，抹去名字你们定然不知那是出自我的手笔。第三部亦然，我是反对重复自己的人——重复无异于慢性自杀，这是我要时刻警觉且尽量避免的。
昨天，我的一位认识了十几年的在报社工作的朋友（他亦是一位文化批评家）与我逛街，在路上他告诉我，王斌，你是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人，你的性格、思想以及对社会的态度都与众不同，你不适合与人合作，因为你不懂妥协，但你适合写作。他说，你已经有自己的文字风格，生活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比如在我看来多么龌龊的人与事，一旦诉诸你的笔端，你都会宽容和赦免它，并给予善良与温暖的描述（奇怪的是，我为什么不能在生活中做到宽容呢？），赋予了带有你王斌个性色彩的理想，还有就是你能将人物写得准确生动，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你只要坚持发自内心地真诚地写作，就一定能写出好小说。这些话对我是莫大的鼓舞。
现在，这么多朋友给予了我充分的鼓励与肯定，即使是批评，也是出自对我的关怀，我心知肚明，且感恩在心。我知道了，我是有这个天赋将写作进行到底的。朋友的谆谆告诫提醒我莫要陶醉、莫要迷失、要在自信中寻找更高远的目标，我都会牢记于心，我不会辜负你们的！
天地浩荡
眺望窗外的北京，不知天际间是被弥漫的雾霾所笼罩，还是被漫天的沙尘所覆盖——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景物，一切都那般的诡异，遽然有一缕阳光射来，书房亮堂了，但天空依然是一片灰蒙，如有尘埃浮动。
几天来的写作陡然间变得异常顺畅，这让我警觉。每当这种亢奋来临时我都会警惕，然后用理智控制住沸腾起来的情感，并时时告诫自己切记冷静。
文字是不能被激情所操控的，因为它极易失控，以致失去了理智中的驾驭和判断。好的写作情绪是让理性藏在感性的幕后，不动声色地规范且指导着故事的走向。不能让激情信马由缰，乃至放纵无忌。
昨天上午我便处在失控的边缘，热血腾地一下涌了上来，思路霎时豁亮，如同一道闪电，我一直在小心寻找着的那几个人物关系的交汇点在那道耀眼的闪电中被照亮，似乎瞬间变得清晰可见。我的心忽的一下被提了起来，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
在此之前我写到了“文革”的暴行，写到了枪声，我知道我正在趋近第一次对死亡的目睹，刹那间有一丝感动，有一种震撼。几乎与此同时，有一种排山倒海般的悲愤在向我迅速聚集，这让我近乎控制不住地要大放悲声，那股热泪就在我心中涌动，要写的内容亦开始变得激荡起来，那些我虚构的场景、人物莫名地鲜活毕现，栩栩如生，带着各种表情与声音向我走来……
我迅速地离开了书桌，我知道，我必须停下了。我一反常态地为自己斟上了第二杯咖啡，手指发抖地点燃了一支烟。冷静，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被这股猝不及防涌来的激情之浪所湮没。我给朋友挂了一个电话，故意用轻松的语调聊了聊我刚才经历的内心波澜。其实我在反省写下的内容。
这是我每天休笔后的功课，看着闲书，内心却在捕捉着那些已然落成文字的情节，我会让自己尽量地放松，松弛状态下的思维是冷静和敞开的，思想可以海纳百川，最后汇聚在一个清晰的焦点上。很幸运，我至今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没有推倒重构，思路基本是顺畅的，顺畅得如同汩汩流淌的山涧溪流，沿着蜿蜒崎岖的山势，一路直下，奔腾而去。只是我设定的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关系一直不明快，他们仍然在我的故事中若即若离，各行其是。
偶尔我会有些焦急，于是自问：我究竟要将他们带向何方？我在“引子”中的那番描述又是如何让我沉浸在了深切的回忆与缅怀中？他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抉择，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我的小说主旨究竟要讲什么？
这一连串的追问令我忧心，但我一直相信宿命般的恩赐，我就这样顺着故事走，顺着人物各自的命运走，相信某一天，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会将我晦暗的旅程照亮，它们将脱颖而出，江河奔流，天地浩荡。
所以我一路写，一路在反复等待着我与灵感的不期而遇。
期待没有被辜负，灵感终于出现了，大脑在那一刻像燃起了一团熊熊烈火，灼得我浑身发烫。我手忙脚乱地回到我故事最初的“引子”，将想到的内容尽兴加进，行文如风。我必须要说，享受灵感降临的那一刻是高度幸福的，因为大脑像是刹那间敞开了辽阔的天眼，一切事物及思想都变得那么地敏感而活跃，想象力开始腾云驾雾。
一直让我略感飘浮的“引子”终于有了一个令我宽慰的“归宿”，它现在可以坚坚实实地矗立在那里了，甚至让我依稀看到了尾声——我知道小说的尾声究竟是什么了——以及将由那个尾声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和味道。那会是一个由看似举重若轻的描述所逐渐弥散开来的细节，很淡，很轻，里面裹着忧伤和悲痛，亦有一种苍凉且悠长的命运感，就像在旷远辽阔的天际间回荡出的悲怆，岁月的沧桑便永存记忆。
我喜欢这种感觉，就像我喜欢的《日瓦格医生》。
我会最终抵达理想的港湾吗？我仍不敢就此断言，在前方，我还有许多路要走，还要经历几次心灵的波涛与震荡。当然，我还要不断地告诫自己——保持冷静。我在内心为自己起誓，要写出一部内敛而凝重的作品，是多少年之后当我再度回首仍不会让自己脸红耳热的作品。
我期待上苍继续赐予我智慧和力量，让天地为之浩荡。
托付的责任：自由
改完小说《遇》后，我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并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心境中。在我的印象里，这部于几年前写毕，却又经历了世纪之交的小说是我一直不想再看的，原因是我对写下的文字怀有愧疚。
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出版社寄来小说清样，而我不得不看时的那种沮丧与不安，我一边看一边在诅咒着自己：这是我写下的文字吗？这种文字能示人吗？那份纠结让我心情沉重。当我将全部小说修正完时我累瘫了，甚至有了跳楼的冲动，因为我太不满意了，那些文字并没有穿透我的心灵，与我感受到的命运风雨同舟。我颓然倒在沙发上，大脑一片空白。我发现，对于一个始终在做着文学梦并渴望有朝一日能发表小说的人，一旦写出了竟然也会深陷沮丧中，它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快感与欣慰，这让我感到意外。
为什么没有惊奇？我一再地追问着自已。答案仍是未知的。
我回想着自己写下《遇》的过程，它起笔于1999年，那个我在电影圈厮混却一直感到彷徨和迷惘的年代。有些自觉的精神上的拷问让我困惑，曾几何时让我信奉的价值观在摇摇欲坠，而我则在这种坠落中失去了精神的方向。未泯的文学梦想始终缠绕着我，我却迟迟没有勇气动笔，那时我深刻地怀疑自己的文学才能，我不知我这个成名于80年代的所谓“文学批评家”是否能写小说——那是另外一种叙述方式，成为批评家是我的一个意外（那是我在看了张承志的《黑骏马》之后写下的第一篇关于文学的文字，结果却在《人民日报》文艺版的重要位置上发表了，我还记得当我看到在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充满了思想解放气息的报纸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时的激动与喜悦），而这个意外则让我此后一直沿着它的轨迹而行走（这一行走，终止在1989年，直至90年代我进入了电影圈），但我最初萌动的文学之梦是写小说。
我决定试试笔，不告诉任何人，只当自己的一次文字试验。当时亦没想到发表，所以写得大胆放肆，毫无顾忌，尤其当涉及男女之“性”时更是胆大妄为。当我试着写下最初的片段时竟有些惊奇——我发现写得颇顺，每个人物的台词与性格都能信手拈来，他们像天然地生活在我的想象中。事前没有任何构思，只有存在于脑海中的一个人物的名字，并让我对个名字有了呼之欲出的想象，他就是杜马——他让我太有感觉了，这个名字，这个有点小酷又充满了个性的名字。我当然没有想到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个人物会成为配角，主要角色竟被另一个莫名其妙浮现出的人物——陆岛所取代。我没事先构思是因为厌恶了电影剧本的故事编织，我当时想，为什么不能边写边构思呢，考验一下自己，这样会让生活中潜伏的许多偶然性与即时性意外地进入我的小说，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我就这么随意地写着，一有空就伏在案前写上两个多小时，大脑累了就歇着，我从不让自己疲劳作战，我知道那么做大脑将会被疲劳所拖累，只是在写作亢奋中不自知而已（此后这种写作习惯被我一直沿袭着，晨起后就写两个多小时，累了会写点博客文字——我一向将这种文字当作自己最好的休息，因为这种随笔式的写作几乎不用太动脑子，就像现在这篇文章）。第二天我会再看看自己前面都写了些什么，再顺着已有的情节临时构想与编写。可我发现，这些人物、这些文字似乎还没有呼应上我内心对时代的感受，只是在擦着我心灵感受的边缘行走，难以真正地进入内心，这让我失望。
后来写到成书的四分之三处我写不下去了，我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下这些人物和这样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这些人物最终的归宿是何方，因此我也就不知道我的故事该在哪里终结。一种失败感侵袭了我，而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搁下《遇》正好是1999年与2000年之交，这一搁就是七年。2007年因为一个特殊原因我重新拾起它，想到了一个结尾，并为这一结尾而感到兴奋。我觉得仿佛这些曾经在我的感觉中已然丢失的人物蓦然间又回来了，体内亦有了些许的温度，只是我不确信写完后能否拿得出手，并且最终出版。
于是我将最后的几万字勉强写完了，只是写到最后一行字：陆岛迎着落叶飘零的秋风远去时，心中竟涌起一丝莫名的感动。我问自己，难道我真的完成了我的小说了吗？它真的是一部小说吗？那时我仍然不确定。
以我对故事完整性的认知及经验，我非常清楚，在我续写完的这部小说中，留了一个不尽合理的尾声。为了故事的大结局，我有意安排了一个场景，让几个主要人物“巧合”地集体出现在这个场景中，这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概率肯定是微乎其微的。但我当时没有别的选择，我对这部《遇》也不太自信，我只想尽快地了结它，让它有个基本模样可以示人——许多电影与小说在情节上不都是不尽合理的吗？我是这样告慰自己的，虽然我亦知敏锐的读者读到这里会发出质疑的声音。
后来我将《遇》寄给我的朋友余华看，没想到得到了他的高度评价。他说他非常喜欢这部小说，甚至因为出自我手而感到惊讶，并动员我从此放下别的事情，一心一意地写小说。你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没想到，你不用再干别的事了，你应该写小说。那天他在电话中说，当天晚上他寄来了他的读后感：这是一部爱情与肉体相互纠缠的小说，这是一部人生与命运若即若离的无奈之书……
为此，我十分感谢这位老朋友余华，是他给予了我写作的信心与勇气。
《遇》出版后得到了许多年轻朋友的赞赏，甚至许多人向我诉说他（或她）就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甚至在我的同辈人中也有人认领其中的某个角色，这让我格外欣喜。对于一个创作者，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评价更感到自豪的了——虽然我深知《遇》仍不是我最好的作品，它不能让我满意，因为他距离我的心灵感受尚有距离，而我对文学的至高追求告诉我，我必须写出属于我的心灵之作——这一愿望直到我写出了《六六年》，才算得到了补偿，我可以无愧了！
年前与一朋友谈及这部小说的再版，朋友说，过了这些年，你肯定有不够满意的地方，不妨趁机改改？他的这一提醒让我的思维立马奔向了那个不圆满的尾声，那个牵强附会的情节设置。
于是我又一次地伏在电脑前，调出小说《遇》，但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修改的方案，这让我感到茫然。
我在《遇》后写下的后三部长篇小说几乎在合理性上无可挑剔，情节上毫无瑕疵，以致会让人误以为我写的是自传。而《遇》是我的小说处女作，我无论如何都要在再版前将留下的遗憾给弥补了，否则我心有不安。
还是没有想法，于是我干脆顺着情节往下梳理，岂料梳理到尾声时我自然地想出了弥补的方案。其实简单之极，就让其中的一个人物毅然决然地作出一个决定，有意让自己的男女关系“穿帮”，为的是告别自己的往昔，让生活从头再来。这个念头瞬时激发了我，我随手就给人物加入了的这一心理，并在随后的细节中又将这一心理层次融入其间。
最意外的是当我“看”到主人公陆岛与和他曾有一夜情的江月奇迹般地邂逅时，我忽然觉得时空冥冥中布下的迷局，何曾是我的幻想。这种仿佛充满戏剧性的邂逅及由此生发出的重逢的感伤与幽怨，在现实生活中又何尝没有可能？当时写下这一段时心中并没有过多的悲伤，或过多地与我的生活感受发生关联，只是随手设置了这一情节，由此而让我觉出其中隐藏的戏剧张力，仅此而已。
只是在今日重读时才有一种惊愕的感受——这真是我当初写下的吗？我居然预测了一对恋人在茫茫的人海中的邂逅，又彼此分离，誓言永不相见，可终究是命运的偶然让他们再度相逢，而相逢竟意味着再次的挥手告别。
一切都是命，宿命般命中注定的安排，又有谁能违逆命运的掌控之手呢？
我忽然觉得在江月这个人物身上少了一个层次，一个行将告别的情感层次，加上这个层次会让人感受到命运不可预知的怅惘之感，有一种凄凉哀婉的诗性的美感——而我是喜欢诗的，于是我变得激动起来，甚至有点激情难抑，目中亦湿润了，心里浮动着一个声音：对不起。
虽然他们——陆岛与江月是我最深爱的人物，但我只能这么处理了，我没有更好的选择，原谅我。我从来都认为命运是悲剧的，区别只在于悲剧的大小与范畴而已，虽然我极不情愿让他们彼此再度各奔东西。
人海茫茫，不知何处是我们可以栖息的归宿。陆岛的心在高处，他终究是要飞翔的，让那颗自由的心飞翔在远方。他是要一直寻找下去的，寻找那个心灵的故乡。没有人能阻挡得了他匆匆行走的步履。
在他风尘仆仆的脸上，我看到了自己。
往昔能否成为追忆？
我非常怀念属于我的2006年，因为从那年起，我休笔多年后又重新拿起了我略感生疏的笔，重新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并且以此为生了。
我记得那一年我几乎每天都会写下一些文字，陶醉在写作的喜悦中，被扑面而来的文字之浪所裹挟，顺流直下地一气呵成。那种写作的享受于我竟是那么地畅快，那么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些畅快的文字伴随了我近一年后，我开始进入小说创作期。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出令自己满意的小说，能否写好一个个好故事——我一直在心中追问着：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个形而上的命题，就如同屈原当年的《天问》——他是伟人，我高山仰止，作为一名后来者，我们或许还需接续上他的那个未竟的“天问”。
那是一个深夜，当我从睡梦中惊醒，一阵心惊肉跳之后，我翻身爬起，来到了书案前，打开电脑。面对屏幕我稍有迟疑，如水般的文字就翩然而至了，甚至让我猝不及防，我只需跟随着文字的涌现而捕捉它的细微的声响，将它们一一记下。在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只是在写一篇随笔博客呢。
我就这样飞快地写着，语感让我兴奋，是我喜欢的感觉，我喜欢的文字，我喜欢的一种潜藏于心的真切的表达。那一刻我大脑的神经末梢全部张开着，吸纳着宇宙的精灵，它让我在忧郁中感到了一种无上的欢畅感。
当我行云流水般地写下此时此刻我对人生的感悟与随想后，蓦然意识到其实我是在无意中撕开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序幕——小说《六六年》。
那是我在小说领域中的一次探险。我事前没有结构性的构思，大脑尚没有形成确定的人物形象，只是一种感觉，似乎我要向人倾诉我内心的忧伤与感怀，让过往的岁月重返我的心灵，以此来检测我的人生。
接下来，我开始写我的《六六年》。写作过程中我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其中除了命运的一次打击之外，还有就是记忆唤醒后对“文革”岁月的痛苦追忆。为此，我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感，我想我要写出一部与他人不一样的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它不再仅仅是伤痕、是控诉，而是对命运与人生的拷问与探寻。
由于过于沉重，我在此期间还穿插完成了一部爱情小说《味道》，它属于那种时尚的、轻浅的、略带着忧伤与幽默的小说，它只是我暂且摆脱沉重的一次心情转换。
当《六六年》终于脱稿，当我写下最后的几个字——“残阳如血”时，我流下了抑制已久的热泪；而在此之前，我每当感到内心的激情激荡，热泪在心中积聚并要喷涌而出时，我都会搁下笔，转向看书与思索，因为我不想将《六六年》写得那么的滥情、那么的挥霍无度，我要写下的是一部克制的、内敛的、激情深埋于心的作品。我知道，《六六年》没有辜负我自许的一片期待，它忠诚地实现了我的所思所想——我无憾了！
在我完成《六六年》后的第三天，仿佛是天意，我忽然想起了我在“文革”中曾生活过的一个小镇。我遇见过一位神秘的老人，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坠入了锦江之水而命归西天。对于他的“故事”我一无所知，可奇怪的是他的形象一直存留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想探知他的“故事”——为什么他总是瞪着一双痴狂的眼睛，为什么他总是在亢奋地向人诉说他的“光荣历史”（他是一位老红军，而我从没有停下脚步倾听一下他的故事，因为那时的我，讨厌他的疯狂和醉意蒙眬的神态），直到获悉他意外身亡之后，我才在内心深处蓦然涌出一种犯罪般的歉疚之感——因为他在醉意中曾多次想拽住我，向我讲诉他的故事，而我只是匆匆地拔腿逃离——我讨厌从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子难闻的酒气。
关于“他”的故事我了解得并不费力，些后如同灵感乍现，我的语感也在那一瞬间形成了。叙事者是“少年”。我只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二十五万字的小说，其中的叙事语调是那么地让我舒适与惬意。那个如长河般的悲伤把我带到了黑暗压抑的“文革”年代，我终于用我的想象探知了“他”的秘密，索解了多少年来一直盘桓在心中的那个不解之“谜”，为此我感到欣慰。
而现在，我又踏上了军旅生涯小说的创作之途，可我遇到了巨大的写作障碍，因为我“失忆”了。我一直感到纳闷，按说军旅生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岁月，但我为什么一旦在追忆中捕捉它时竟是那么的遥远而模糊，甚至完全没有了记忆？这让我感到困惑。以前的小说亦属虚构，但起码我心中有一个起跳的命运之点，我倚仗这个“点”而出发，由此可以诞生许多我不曾认识的人与事。这一次异乎寻常，我居然找不到这个起跳之“点”了，我感到茫然。
这次的写作始终是凝滞的、迟缓的，甚至步履维艰，在此过程中我曾停下另一部写了七万字的话剧——那是我的一次突然的心血来潮。在这部话剧里，我完成了自己的夙愿：戏剧是一个作家的梦想。他一生中必须完成一部话剧，因为它属于一种高难度的创作实践：在一个封闭的时空中，一个被限制的舞台上，完成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并且要震撼人心。我想，我又一次没有辜负自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完成了我预定的目标。
但我的军旅小说的创作仍在艰难地行进中，到处都是障碍，我只能小心谨慎地迈过它，坚定地走下去，我祈祷上苍不要辜负我，尽管我的一位画家朋友看过我写下的那一部分后，感慨万千地对我说：这是你写过的最好的一部小说。但我不信，我唯一希望的是，不会让我以后为它而感到汗颜。
在今天这个七夕的日子里，我竟然莫名地心有悲戚，有了这么多的感叹。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权当是对自己的一个勉励、一个鼓舞、一次缅怀和追忆。我珍惜自己走过的路，我也珍惜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那些校正我人生的人。我面对的时代是一个彻底不属于我的时代，我的思想与精神飘荡在另一个高远世界的时空中，这是我的命运，亦是我的选择，我无从抗拒，只能听从命运的召唤而义无反顾。
无法回避的担当
案前的搁笔，终止在一个“死亡”上，这让我心情十分沉重。
我是一个在写作上尽量躲避死亡的人，尽管它仅仅只在我的笔端出现，或者说只在我的想象中再现，可一旦想象之图景真的展现在眼前时，一切又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居然深入其间，甚至能感受到死亡者的最后叹息及垂暮时的表情。
我仿佛听到了来自我内心最深处的声音：终止！
我说的是我正在进行中的一部小说，而死亡，是我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它是经由我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来讲述的。即便如此，仍然是那么让人凄婉。那是一名红军战士，一位为了共和国的诞生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勇士。或许有人不解，为什么我，竟然写起了一部主旋律小说。
非也，我一生中恐怕都与所谓的“主旋律”无缘（我指的是我的小说），因为我缺乏这种“觉悟”。于我，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只与以下概念发生关系——命运、人生与人性，非此，恐难进入我的视野。这并非是我刻意为之，而同样是“命运”把我悄然地领到了这一领域，让我在此驻足，且为之悲叹。
我常对友人说，我一直纳闷自己的小说主题，为何仅仅是关乎社会、政治乃至民生的。虽然我在现实中经常会对社会问题痛发议论，亦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参与意识，但一进入小说创作，这一切“激情”便悄然退隐了，随之浮现出的只是在那苍茫的人生中的人的命运，以及在命运的逼视下所展露出的人性。
我相信这才是文学所要秉持的“声音”，它来自生活却又超越于生活，在那里，它与哲学、人类学握手言合了，只不过它是以“形象”的名义。
死亡的追述已在我近两部作品中出现了，而我固执地相信它不仅仅是为了出现而出现，而是为了警世，为了发人深省，以至让我们牢记生的意义。
写作是上苍予以我的恩赐，它不但赋予了我写作的激情和灵感，亦赋予了我一种奇异的思维能力——我能在写作的过程中重现我要书写的情景：那些人，那些物，那些环境，以及特别的关于人的心境与复杂的心灵世界，它们就这样鲜明地伫立在我的面前，生动地展示着它们的面容。我只需将展现出的情景用我的笔小心翼翼地描摹勾勒下就行了，它会在不经意间跃然纸上。我有一种能力，可以在如影像般的形象中，发现其隐藏的意义，因此我的“形象”就不单纯是形象，而是染上了属于文学的思想色泽的形象，这是值得我庆幸的。
死亡的情景亦如是，它如此真实，让我心惊，这是我所畏惧的。人的内心都有抵抗死亡的本能，都有在死亡面前的怜悯与恻隐，那种场面会让我陷入深切的哀恸，有时甚至欲哭无泪。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你小心，不要将小说写得过于沉重，现代人不爱读沉重的文字。我回答他说：我是一个跟随心灵之声行走的人，我不会去刻意制造沉重；但当文字的感觉不由自主地引导我步入沉重时，我亦将义无反顾，因为唯有真诚与真挚才是文学的领主，以及文学的最高道德，这由不得我。
当然，死亡是一种沉重，但我要将它写得慷慨悲壮，我要让它超越死亡而获得一种壮怀激烈的人生意义。
虽然在今天，我终止在了“死亡”这一阶段性的结点上，但我知道，我是为了让它在我的胸中激荡，为了让我的文字能更加激荡出一股淋漓之热血，去抒写伟大的人生之情怀。
寻访写作心境
写作者是需要有一份心境的，这心境携带一份悠然、一份感怀、一份澄澈，亦带着一份暗夜中才能体味到的寂寥与清静，才能安然地潜入心底深处，宛若潜水队员般，在幽黯却依稀可辨的海底之下去探寻隐藏着的奥秘。
这心境有时会变得格外脆弱，稍有风吹草动便会荡然无存，有时我会想，当年的曹雪芹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之下从事他的写作的呢？他当时生活那么困窘，两袖清风，可记忆中的家世又如此高贵辉煌，是什么样的心境竟能让他沉下心来，十年如一日地潜心写作，以至诞生了一部惊天动地的《红楼梦》？
他当然不知道自己写下的竟是一部流芳百世的不朽之作，否则他不可能脱稿后顺手交予友人，却不给自己留底稿，这样一种洒脱的飘逸之风骨是来自他祖上的血缘遗传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写作是一种难得的心境。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事如烟如梦般萦绕在我的记忆中，遥想中，又有了一份淡泊与感怀，甚至有一种追忆中的忧伤。那是我们曾有过的纯真年代，或许，亦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一个纯真年代！好在我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并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成长为一名思想的探求者。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我坚定了当作家的理想。
一个人是无须粉饰自己的。回首自己走过的路，虽无大愧，但终究是无悔的吗？有时真会在静夜中扪心自问。那种穷追猛打式的自问有时竟是残酷而又有如锥心般痛的，于是我理解了屈原的《天问》。尽管屈原是为自己在天地之间鸣响不平之声，可那个发出肺腑的声音竟是那么地荡气回肠，令人浮想联翩。我甚至觉得其中亦暗藏着对自己的心灵之拷问，乃至鞭笞——他不痛吗？我相信会痛的。没有比拷问自己更加令人痛彻心扉的。但屈原终究宽恕了自己，在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在上下求索中，他寻觅到了命运的归宿。滔滔的江河流水默默地承受了这位古中国文化巨人赠予的精神宝藏，并将它四处传扬，启迪着今天的人们去坚守一份道义和信念。
无论是曹雪芹还是屈原，我发现在他们的写作精神的内核里，都深埋着一份难以解脱的痛苦与挣扎，于是文字便成了他们得以拯救自己的一剂良药，或曰救赎之道。从此意义上说，写作是在担负一项使命，它从来不是因娱乐人生而降临于世的；相反，它是为了永生的荣耀，一如曹雪芹与屈原的文字。
阳光下的遐思
人，确实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自从我习惯上午时间写作后，便一如既往地延续着，从未改变。我想经过一晚上的深度睡眠后，我的大脑会变得活跃而有力量；而近午时，它又将趋于疲惫，所以午后是我必须放弃的写作时间了。
我发现自己每天的写作时间总是停留在两个半小时左右，很少逾越。不管我的思路是否仍在行进中，我都会准时离开电脑，只把戛然而止时的余韵驻留在意识中，让它在我的潜意识中继续发酵、膨胀。
自从我开始写作，猛然惊见自己对季节与温度变化的高度敏感。而在以往，我对自然界现象的变化总是反应迟钝的，以致我至今仍不记得在我生长的南方，冬天的树上是否仍能见到绿叶。记不清了，记忆于我是一片模糊，尽管我上学时一年四季都要经过一座城市公园。
这使得我相信，写作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包括这个人的性情、心情与心灵。这种改变首先表现在他成了一个神经异常敏感的人，有时也会变得格外脆弱和忧伤。
上午的写作忽然变得异常顺利，顺利得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正在写的这部小说有些难度，我会经常性地写写停停，好在我一点也不急。我从来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但奇怪的是在写作上却总是表现得从容和淡定，即便有时思路受阻而寸步难行，我也总相信潜意识终究会赶来拯救我。而事实也是如此，写不动了就搁下不写，看看书，听听音乐，第二天重新来到案前，那被抑制的思路就会开始跃跃欲出了，如有神助。
我写了一会儿，感觉有点累了，于是望向窗外，整个城市被浸染在一片耀眼的阳光下，而我向西的屋子却没有丝毫的阳光；但我感到了愉悦，就手写了一篇微博：
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而我却在没有阳光的屋子里写着我的文字。写作者的孤独与寂寞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他一直在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一直在试图让他感悟的世界与人性在他的笔下得以真实地呈现。他拒绝了所有的世俗诱惑，只遵守心灵的规约与引领，但他有时需要一丝阳光的烛照而感到世间的温暖。
写完了这行字，忽然想去室外享受一下阳光的抚慰，让大脑休息休息。
我下楼，来到公寓的园林小院。我喜欢坐的那张木椅上已经有一位老人坐着了，她仰着头眯缝着眼晒着太阳，一副陶醉的样子。还有许多小阿姨领着的孩子在阳光下玩耍嬉戏、荡着秋千，不时地传来他们的欢声笑语。
这时听到有人喊我。我回头，见是我同楼层的一个邻居，他正笑眯眯地望向我。他是一位地产商，我们以前偶尔会在电梯里遇上，我总能从他的脸上看出地产业的行情。好时他会眉飞色舞，不好时他则会唉声叹气，并且话会变得很多。最近我时常能在院子里见到他无所事事地转悠着，显然，房产的行情已让他无事可做了。
你们有个作家叫莫言吧，过去从来没听说过，一得诺奖大家都知道了，嘿嘿，他的小说好吗？
我告诉他，莫言八十年代的小说真好，横空出世、惊世骇俗，很值得一读，比如《红高粱》。
是吗？他笑笑，唯唯诺诺地点头，然后就溜之乎也了，可脸上的表情却写明了是不会买莫言的书来看看的，只不过是因了好奇而向我打听一下罢了。此类人在我的印象中挺多的，我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沿着石砌的小道缓步走着，想着最近几天在我身上发生的事。
我一直想找一位能长期合作的出版人，他必须是个爱书的人，而且不是那么注重商业；他信任我，而我也不会在写作上辜负他，这是彼此间的一种默契与信任。因为我深知自己的小说是需要出版者静下心来阅读的，否则我的文字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意义会被视而不见，快速的职业性阅读必然无法发现我的“隐藏含义”，现代人太过于急功近利地阅读与寻找所谓的曲折情节了，而我亦重视情节，只是我的情节必须与人生的境遇相关联。前不久，热心的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出版人，我们因此而见了一面，让我惊喜的是，感觉中他正是我要寻找的出版人——他爱书如命，虽然出版了许多市场畅销书，但自己爱的仍然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那天相谈甚欢。更让我意外的是他告诉我，他爱人是上戏导演系的研究生，已毕业，酷爱话剧艺术。而此时的我，正好想找一位懂话剧的专业助手，来协助我自导自创一台话剧。我发出了邀请，他说他爱人会希望与我合作的。
分手时我说，我把我《六六年》之后的小说交你一阅吧，你一定要静下心来读。他答应了。
隔了几天，他来电告诉我，他看完了我的小说。并像我说的，放下了所有的事情专门抽出时间来认真读了我的小说。他说他非常喜欢，又一次让我意外的是，他居然看出了我小说题旨的幽微之处，而且表示他愿意出版。
“王老师，你是想早点出版呢，还是缓一段时间？”他问。
“不急，”我说，“最好明年五月左右。”
“太好了，”他兴奋地说，“正好与我的计划吻合。”他还告诉我，他出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会认真地筹划前期的准备工作，比如如何宣传，如何包装。这都需要时间。
他同时还告诉我，他和他的爱人都看了我的话剧本，都很喜欢。
“现在几乎没什么人能再写出你这样的话剧了，”他说，“它很打动我，我爱人也看了，她愿意跟你合作。”他还告诉我他爱人现在不在北京，等周末回来后我们约着具体聊聊。
我的随笔编辑也在同一天来电告诉我，我的两本随笔散文集几天后就可以拿到样书了，也就是说，问世之日指日可待。
再就是我一直惦记着的话剧，投资方也已开始分头行动了，联系剧场与演员，一切仿佛都在一个短暂的瞬间凝结成了两个字：顺利。而我，反而有了一份担忧。以往的经验教训总是会及时地提醒我，每当一件事情看起来太顺利时，总是会隐伏着隐患。
我不能太高兴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告诫自己，凡事抱着平常心，淡然面对。
回到家，我重新伏在电脑前，继续我的写作，写着写着突然间感到了一种奇异的亢奋。这也太巧合了，我居然在写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观赏晨曦中的日出，这让我对这一段的描述变得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触——是因为刚才出门享受了舒适的阳光吗？我不禁自问。没再多想，只是信“笔”顺流直下地写着，键盘在我的手中有一股一泻千里的劲头，而且语感亦让我满意。我忽然觉得这一段描述与人物心理我能一鼓作气地写下很多，感觉太棒了，这时我提醒自己必须停下我的键盘敲击了，留着，留着明天再来。我向来喜欢留下一点回味，第二天再接着写，这种感觉会让我兴奋。
我仍沉浸在仿佛见到了日出景观的情绪中，于是我将这种心情写成一条微博，算是对今天写作的一个小小的自我陶醉的告别仪式：
今日之阳光令我心存感恩，我恰巧在我的小说中描述日出时的壮美与绚烂，此情此景犹在眼前让我激动，我在追悔为什么当年在孤寂的海岛上没有观赏日出。而此刻只能用我的笔，带着悔恨的我，去重返我的当年，让那份悔恨化为我的亲历——虽然那只是我此时描述的“亲历”，但我无悔了，毕竟我见证了那一时刻。
雨果的《九三年》
我至今仍记得20世纪70年代，当“思想解放”的浪潮开始席卷中华大地时，我们开始对知识如饥似渴。“解放”的标记之一，是“世界名著”的解禁。自“文革”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名著均被视为宣扬腐朽的思想而被查禁，我们由此进入文化荒漠，犹如流离失所的孤儿，精神上无所依傍。
因此，当“禁书”被宣布公开出版发行时，我们激动不已跃跃欲试了。我是事后才知道，当时每座城市都发生了我所经历过的故事：从晚上8点开始排队，直至第二天上午9点书店开门，我们通宵达旦，为的是抢先购买到分批示人的“世界名著”（因为据说是数量有限），那种盛况是空前的，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我常常排在队伍中的前三名，为此我自豪。在那些日子里，我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也就是在那时，我看到了《九三年》。
当时陆续出版的世界名著中，雨果的书是最全面的。我买到了他全部的重要著作：《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及《笑面人》。我按照一般读书人传播的知识，先读了《悲惨世界》及《巴黎圣母院》，就当时的我来说，并没有读得那么津津有味，相反，还有些艰涩，有些腾云驾雾。雨果更像是一位善于演讲的演说家，他的激扬文字更多的不是塑造人物，而是用来阐述他的政治及人道的理想。他的语言是热辣的，如雷电般从天空中掠过，留下响亮的回音。但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雨果，是有缺陷的，他的浪漫主义激情显然“伤害”了作为文学的纯粹性，他的人物与其说是刻画的，不如说是由雨果本人“宣讲”出来的，如果他能讲究点“内敛”，以他的才华，他笔下的故事将会更加出色。
我是抱着极大的耐心将雨果的上述小说看完的，说真的，它们并没有给我带来震撼。当时我还痛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如醉如痴？我听说，好书应当让人一醉方休。
有一天，我拿起了《九三年》。
与《巴黎圣母院》及《悲惨世界》相比，它是轻薄了些，在我的印象中，它似乎在雨果的小说系列中，名气逊于以上两部，于是我有点漫不经心。雨果最好的小说都读过了，《九三年》又能如何？
可是看完之后却震撼。那时我才真正地理解了什么叫热血男儿。雨果在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三个人物：郞特纳克、郭文和西穆尔登。
雨果将他的故事背景放置在了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历史阶段，也是法兰西民族对自己的国家命运进行生死抉择的时期。
阅读小说的过程更像是穿行在雷电交加的雨夜，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火药味，到处是燃烧的烈火和横七竖八的死尸——他们未曾瞑目的目光中，依然可以看到仇恨。一场贵族阶层的复辟运动，就像一场骤然而起的风暴，席卷了法国的旺代地区，他们要夺回失去的家园，重建已然坍塌的贵族秩序。
雨果以他诗人般的人道主义激情，将目光投射到了这里——血与火的战场。显然，他要写出他的共和理想，他要写出他心目中的英雄——郭文。这是雨果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因为郭文代表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型阶层，这个阶层正在以革命的名义，宣告旧世界的死亡和新时代的狂飙突起。
毋庸置疑，雨果必将是一位革命者，他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已鲜明地确立了自己的立场：他要为人民立言，抨击所有的强权势力。他的博大和善良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九三年》亦然。
我们确实在《九三年》中看到了贵族的代言人郞特纳克的残暴和血腥，看到了郭文对革命的理想和坚贞，这也是雨果要着力塑造的两个人物关系。
而这一组关系的塑造又是那么地富有戏剧性：郭文是朗特纳克的侄儿，不但如此，朗特纳克甚至是郭文恩重如山的养父及启蒙人生的教父。可在小说中，由于他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阶级阵营，最终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郭文无疑属于贵族阶层的“叛逆者”，现在，他的使命便是带领着共和国的军队，强力镇压朗特纳克所代表的反动势力的东山再起。旺代的天空顿时布满了阴霾和硝烟。
《九三年》是雨果将激情“讲演”和冷静“刻画”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作品，气势磅礴、一气呵成，看得人不忍放下。它是那么地惊心动魄而又荡气回肠，以至今日，只要回想起《九三年》，胸中自有一股热血上涌。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无形中塑造了我的人生，以及我的意志和血性。
就题材而论，《九三年》属革命历史题材（以中国关于题材划分的标准看），因此，它很容易沦为政治性极强的小说，如果再加上创作者的立场，它更容易成为过眼云烟的代表。
可雨果的《九三年》却成为不朽。它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地域，超越了关于人性的阶级定论，甚至，它超越了雨果本人。
在我看来，《九三年》甚至可以看作是文学的启蒙读物，因为文学的标准不是基于你所持的政治立场和情感态度，而是基于你对人性的判定和选择。
众所周知，雨果持革命者的共和立场，以此而言，他当然是坚定地站在郭文一边的。在《九三年》中，雨果对郭文的偏爱和敬意亦时时溢于言表，他几乎可以看作是雨果本人的化身，雨果对郭文的热爱甚至到了极致的程度。
可是，我必须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痴迷的阅读者，我在人性的选择上，却开始游移不定，因为在人物的塑造上，郭文的叔叔兼死敌朗特纳克，更胜郭文一筹，他充满了更加狂野的、与生命本体更接近的性格。他对于自己复辟信念的坚守及献身精神居然时时感动着阅读者，而且从审美意义上说，他比郭文要更为真实可靠。因为郭文的理想目标是高远的，因此也是飘渺的；朗特纳克的信念是坚实的，因而也是明确的。
任何一个纯正的写作者都清楚，写作的过程常常会不自觉地开始背离创作者原始的初衷，而走上一条不受创作者控制和驾驭的“歧路”，这或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因为不由自主。虽然理智在告诫你已经偏离，但潜意识却在固执地引领着你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才是最真实的感知；而在过去，它一直瞒过你的理智，悄然地潜伏在了你的潜意识深处。只有写作，才会无意中将它从梦中唤醒。
雨果是否如此呢？许多年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前一阶段，我开始重新阅读经典名著，《九三年》便成了我的首选。为了阅读的舒适感，我甚至买来了人文社的最新版本。看后，我依然陷入困惑和茫然，因为我发现，事经多年之后，打动我的依然不是郭文，而是他的叔叔——“反动派”朗特纳克。
朗特纳克在小说中虽败犹荣，他用“义举”创造了一个生命的辉煌；最终郭文被感动，在信念和良知面前，他选择了良知，放走了他的敌人朗特纳克，却为此把自己送上了革命法庭。
这个奇峰突起的结局，雨果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他想说他最认同的英雄郭文是一位革命的“叛徒”？还是想说，深植在人心深处的人性让他摒弃了狭隘的阶级论，而服从了审美的选择？
如果说，二十多年前，我因被朗特纳克征服，还会暗自遣责自己为什么会同情“敌人”，那么今天，我却在思考，一位艺术家面对所要描绘的对象时，他应当如何持有纯粹的审美立场？
我们今天的创作依然会被道德的政治的乃至市场的非艺术因素所蒙蔽、所牵引，《九三年》给予的启示，依然是我们思考的原始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