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们：看上去很精英，感情上仍很草根
如何看待以《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中国梦》为代表的此轮民族主义的本质（同类着作还有《头等强国——中国的梦想、现实与战略》，刘涛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9月第一版；《中国力——大历史、大未来与我们的强国法则》，寒竹、文杨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等等）？
若以作者的身份论，这些作者都可以称为精英知识分子，他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一些人活跃于传媒界和出版界，另一些人则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若以他们所表达的感情论，我们仍可以将他们归于草根民族主义，最多也只是一种升级版的草根民族主义。
什么是草根民族主义？着名学者徐友渔接受笔者采访时如此概括：草根民族主义情绪上排外，而且表达也很粗俗，老子天下第一；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本身是文化精英，但是更多地代表社会底层的情绪。网络愤青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拥趸。
事实上，网络从来都是他们的福地。极而言之，他们因网络而获得拯救，继而因网络而得以发展壮大。
被奉为“民族主义旗手”的王小东曾经对此现身说法。他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记述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他说，1949年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主义”这个词汇从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在我30岁以前，我几乎没有听过这个词，当然也不会有任何这个词的概念，所以绝想不到日后我竟然会成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旗手’。”
根据他的说法，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诞生，最早也不会早过20世纪80年代末。它的诞生，原本和外国人没有太大关系。“它在诞生之初，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知识界中我后来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的质疑……”
作为批判“逆向民族主义”的先锋人物，1988年7月，王小东将矛头对准了“逆向民族主义”的代表作——当时红极一时、反思中国传统的电视专题系列片《河殇》。他写了一篇短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上，题为《激情的阴影》，批判《河殇》的立场。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轰动：《河殇》的作者们在包括《解放军报》在内的许多强势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围剿；同时，王小东也获得了他事先根本想象不到的同情与共鸣。文章在国内得到几十家媒体的转载，并为国外多家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份标志性文献，译成外文发表。多年后，王小东说，尽管这篇文章的水平很低，但却是他被转载和引用最多的文章。
王小东认为这篇文章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可考的较早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民族主义仍然严重缺乏发出声音的渠道——在漫长的十六七年中，民族主义者出版的书籍不过两三本，就是这两三本书，出版也非常不容易，而且往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做很多删改。“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发表文章的渠道并不多，而且往往是通过特别的私人关系才能发表。”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一个意想不到的非常强有力的盟友突然出现了，这个盟友是一项西方人发明的新技术——互联网。”王小东说。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的重要性可以从被称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之父”——已故的李慎之先生的一段评论中得到印证。他曾经在一次会上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中国的民族主义。当时，王小东也在场。
借助互联网之风，王小东们扶摇直上，积十余年之功，竟成一派民意之领袖，这是连王小东自己也不曾意料到的。
事实上，到此次《中国不高兴》再造民族主义旋风之时，王小东们已经达到能够自如操控民族主义情绪为我所用的境界了。
2008年可谓是中国民族主义大爆发之年。年初，奥运火炬传递在西方受阻，激起中国亿万网民公愤。4月7日，当北京奥运会圣火抵达巴黎传递后，“藏独”分子粗暴地从坐在轮椅上的我国残疾运动员金晶手上抢夺火炬未遂，并千方百计冲击圣火传递队伍。法国媒体却表现出幸灾乐祸的姿态，《费加罗报》和《解放报》这样的主流媒体竟说“火炬在巴黎惨败”、“给中国一记耳光”等。
此举引爆了中国网民的爱国情绪，一夜之间，MSN上满眼红色，所有签名几乎都加上了“红心中国”；他们发出抵制法国的呼吁：“从现在开始，不开标致车，不用法国香水，不吃法国大餐”、“起来，脱掉你身上的LV”、“动员令——5月1日中国区抵制家乐福一天”……
媒体调查现实，“抵制家乐福”行动的主力是一群生于1980年前后的白领阶层，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年轻人。王小东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号，他总结说，火炬事件让人看到，今天80后比老几代人爱国得多。他们可能在私德方面有很多缺点，但是在爱国问题上，在民族凝聚力问题上，80后比70后强，70后比60后强，60后比50后、40后强，体现了一个单调上升规律。
宋晓军也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原来可能有很多东西比较模糊，用学者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渐开始清晰了。“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很多阶层的关注。它最不确定的是，没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国年轻人的表现会如此勇猛果断，具有行动魄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导致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应该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动不是当年义和团式的，年轻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来做出反应的。虽然现在的评估还不可能太精准，但这是西方在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看见中国年轻人的反弹。”他写道。
当然，更敏锐地还数该书的策划人张小波，他对媒体表示，2008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让我们感到压抑、不爽，中国好不容易盼到了奥运会，走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央，却仍要遭遇西方的杯葛，被西方作为异类对待……”
张小波获得了成功，王小东等作者也获得了成功。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及时地抓住了年轻人尤其是网民的情绪。这种情绪与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情绪一脉相承，当时他们自己也是年轻人。今天，他们不再年轻，但是他们熟悉这种情绪。
《中国梦》的畅销也同样依托了这种情绪，据环球网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追求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其中48.5%的网友表示赞同“公开表达追求第一军事强国目标”。
三、潘维的“中华体制”浪漫叙事
“当代中华体制规模宏大，亦可称为‘鲲鹏模式’。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如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30年迎风破浪‘积水三千里’，后30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上面这段话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的一篇文章《当代中华体制》。此文作为总论收录于2009年12月底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中，潘维是主编。
这部厚达630页，63万字的大着作是一部论文的合集，作者除了潘维还有许多知名学者，比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等。
此书一出版便入选了新闻出版总署刚刚推出的旨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出版社的编辑告诉笔者，他们还正准备推出英文以及其他语种的版本。
而在外界，这本洋溢着对中国模式浪漫主义激情的书被看做是中国的一派学者对海外热炒中国模式的一次集体回应。
怎么称呼这一派学者？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或许也标志着‘中国学派’的初步形成”。
“中国学派”，一个响亮的名字！听起来足以配得上中国崛起这样的历史大事件！
分工不分权是中华政治文明的关键
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潘维表示，他并没有说“中国学派”已经诞生了，但他看到了曙光，预言其诞生，“今天，这个学派已经呼之欲出了”。他希望为催生这个学派尽份心力。
潘维谦虚了，事实上，把他视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应该没什么不妥。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文无论从精神之激昂、持论之高调、视野之宏阔，都更像是一份宣言书，宣告“中国学派”的到来。
在这篇长达83页的文章里，潘维系统阐释了“当代中华体制”。他所言的“中华体制”或说中国模式由3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
3个子模式又各由4个支柱构成。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是：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虽然潘维也记了民营经济一功，但显然他的立论重心在支持国有经济。他批判了所谓“国进民退的”说法，明确表示，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应当得到我国舆论界的明确支持。他的理由是：缺少了大型国有企业及其利润，缺少了国有金融体系，缺少了国有研究和其他事业机构，就没有市场的宏观调控，就没有率先冲出世界经济大危机的优异表现，就没有廉价的公共交通、地下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就没有大规模的基础原料生产和旧能源、新能源，就没有高新通信技术的研发，没有大飞机和宇航，也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和文化体育事业。换言之，这些国有机构担负着分散的中小型企业无力负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科学研究任务，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维护我国市场秩序的杠杆，并在关键领域阻击了西方经济寡头对世界资源的瓜分。大众怎能指望我国私有的中小型企业承担这些任务，或指望外国寡头比我国国有企事业机构仁慈？
在潘维看来，西方在经济上已经失败，而中国经济模式独树一帜。“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他写道，“而今英、法、日、德已是满地黄花。接着苏联老师自杀，美国老师一度进了重症监护室。祭奠鸦片战争170年之际，中国能否‘自学’了？”
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
一、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潘维认为，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成熟，到今天则体现为“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西方近代以来的官民关系理念以‘权利’为核心，但中国官民关系理念以‘责任’为核心。”
二、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潘维的意思是，承袭于古代文官制的中国官员遴选机制是一种“绩优选拔制”（meritocracy）。这种制度就选官标准而言，较之擅长“得民意”的竞争型选举制有更广阔的与时俱进的弹性空间。
三、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潘维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领导核心”，具备这三大特性。
四、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潘维认为，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中国是分工而不分权。分工体系主要体现在10个方面：民本思想对执掌行政权力的软制衡；党政分工所形成的精致的“双行政”体系；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形成“条条”和“块块”之间的相互弹性约束；任期与年龄规定构成执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集体讨论，集体决策，但“班长”负主要责任，民主与集中相制衡；纪检、检察、法院、反贪体系等专业检察机构规范官员行为；干部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制度；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舆论监督；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同利益视角导致均衡和决策谨慎。
这其中，潘维着重谈到对司法独立的看法。潘维说自己早年是司法分权独立的积极鼓吹者，但是在书中他表示了对自我的一种重新反思。一系列司法腐败不公，让潘维认识到，法院一旦完全独立，更容易被资本俘获，腐败会迅速蔓延于庞大复杂的党政机构。他提出，“就中国的社会条件而言，党对司法的统一政治领导极为重要。无条件地讲司法独立，便有食洋不化之嫌。”
潘维对分工不分权的弹性制衡机制给予极高的评价，“解码中华政治文明卓越延续能力的关键即在此处。”他以此来批判西方将政治模式分为“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法。他把这种两分法称为是继中世纪欧洲将世界分成“基督徒与异教徒”的蒙昧主义之后的“新蒙昧主义”，而中国政治模式是对新蒙昧主义的“启蒙”。
再来看“社稷体制”。那么，何为“社稷体制”？潘维的解释是“官民一体的社会体制”。其四大支柱是：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会社，构成社会网格；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60年来，‘政府与人民在一起’是我国社会组织的成功之道。”潘维写道，“迷信‘国家与社会两份’的‘契约’教条，政府脱离人民，我国会陷入混乱和失败。”
这就是潘维眼中的“当代中华体制”，“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拆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大厦都会陷入险境。”
对话潘维：不能拆故宫建白宫
接到笔者的采访邀请时，潘维正在哈佛大学受邀讲学，所讲题目就是中国为什么取得了成功。尽管十分繁忙，潘维仍然详尽地回答了笔者提出的所有问题。收到他文字答复的这一天正好是2009年圣诞节，或许身在美国，感受格外深刻，潘维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息。
舒泰峰：哪些因素促使您总结中国模式，是西方的金融危机吗？
潘维：西方的金融危机不是我们研究中国模式的起因。2006年春天，我领导的“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就决定把“中国模式”作为核心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王绍光教授在内的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包括香港和台湾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西方金融危机的意义，今天下结论尚嫌太早。然而，这个危机至少让我们减少对西方金融模式的迷信，减少了对市场机制的迷信。
舒泰峰：通过这项研究，您希望达到怎样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