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晚上好！
首先我要感谢北大校团委的同学们，大家做了很多工作，为这次讲座也准备了很久。昨天是全国GRE考试时间，这两周又正值期末考试，同学们要在这么紧张的日程安排内留出2个小时来听一场课外的开放讲座，真的很不容易，但我相信大家听完这个讲座应该不会后悔。
我先作一个小测验，在座的同学们有多少是学过经济学或者是管理学，或者来自北大经济学院、经济研究中心以及光华管理学院？请举个手，大概有2/5。
今天这个讲座的主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什么？”我们知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命题不是今年才提出的，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有好多年了，算得上是“胡子”工程。但是在最近几年中，特别是今年，它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今年（2011年）我们国家制订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大家知道，“十二五”规划会至少决定我们国家未来五年发展的主旋律。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认真学习过“十二五”规划，相信你们在不同场合可能研读过，或跟别人讨论过，或者听别人讨论过。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非常简要的归纳，就是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要点是什么？大家知道，国家发改委是负责“十二五”规划的牵头协调部门，我也曾有幸参与其医药卫生部分的研究。根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的解读，这应该是很权威的，“十二五”规划可以提炼为下面三个要点。
第一点，“十二五”规划决定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主题，即科学发展观。简单而言，贯彻科学发展观这个主题，就是用科学的方式、科学的思路来确定我们未来的发展之路。至于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我后边再阐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什么第二点，“十二五”规划要围绕一条主线来布局、实施、调整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这个主线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我今天讲座的主题。
第三点，“十二五”规划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民生优先。为什么要确定一个基本原则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务实的原则，因为我们实现任何目标任务都受资源有限的条件。当遇到因资源有限而不能同时实现多个目标的情况时，应该怎么办呢？民生项目优先，其他项目让位，这就是我的理解。
这里我们重点就前两个方面逐一讨论，首先我讲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我想应该是指用科学作为发展的指导或哲学思想。如果稍微严谨一点问，科学发展观的准确定义是什么？科学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这似乎就不是一个想当然就能简单作答的问题。自从本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以来，当国家发展的理念越来越高度认同它的同时，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和共识似乎仍然停留在非常初级的意义上。就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查查相关文献和各种讨论，事实上我们就科学本身是什么并没有展开过认真的讨论，我想这本身就有违科学的基本精神。2010年12月，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长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就曾大声疾呼：“谈科学发展观这么多年了，究竟何为科学？大家都在说科学发展观，可是何为科学，很少人讨论，很少人在乎。”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确实应该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个命题。试想，如果大家彼此对科学本身都没有共识，又如何确保科学发展观不被张冠李戴、随意滥用呢？
如果我们查证一下人类关于科学的认知，基本上有两大关于科学的思想体系。第一种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的科学思想体系，指的是基于经验归纳的科学认知方式，就是在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论指导、没有主观判断的前提下，通过试点、试验、实践，摸索、总结、提炼出关于事物规律的科学认知。这种培根意义上的科学思想，应该说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同志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种是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儿谈的理论演绎的科学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基于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假设和猜想，并以此进行逻辑推断、理论演绎分析，从而形成用于指导、解释和改变现实的行动决策。简单说，就是先有一个理论体系和价值判断，并用这个理论指导实践，当然这也不排除通过实践对其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仅奠定了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基础，也提出了认真思考适应发展新阶段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必要性。我们既然提出了中国要科学发展的理念，我们关于什么是科学发展的研究也就必须到位。
现在我着重谈谈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主线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如前所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是个新命题了，但“十二五”规划把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作为未来五年中国社会经济全面规划和发展的主线。既然如此重要，我们就必须要明确界定它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实施它？靠什么？
我们先从基本定义开始，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现代经济辞典》上是这样定义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这是比较一般意义上的定义。在现实社会中，关于经济发展方式有着种类繁多的划分和说法，这里列举几种，比如：按投入要素划分，有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按增长主体划分，有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按市场供求因素划分，有内需驱动型和外需拉动型；按需求要素划分，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和出口带动型等等。分开来看，似乎都没什么问题，但又使人搞不清主次，哪个更核心和更关键。
为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以为必须回归到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上来，才可能真正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究竟指的什么，并且要靠什么机制安排才能进行更好、更合理的转变。我们从经济学的三大问题谈起。
第一个问题：生产什么？这是经济学的第一大问题。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稀缺资源及其选择的科学。为什么？因为人类几乎所有的资源基本上都是有限的。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生产活动最本质的共同特征就是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从根本上又决定了选择主体的财富坐标，这至少包含了三个纬度：水平、质量、结构。
经济学提出了“生产什么”的问题，也给出了分析这个问题的经典手段：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PPC）。我们举一个例子。把整个社会各种产品和服务以两种商品来代表，比如大炮和面包，需要用有限的资源来生产这两种商品的组合。如果把这两个产品放在这个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来看，纵坐标表示大炮的产量，是军工方面的；横坐标表示面包的产量，是生活方面的。假定我们能够充分利用给定的有限资源，如果不生产大炮，把全部资源以最有效的方式生产面包，这时候的生产点就是横坐标与PPC的交点。反之，如果不生产面包，用全部的资源以最高效的办法生产大炮，这时候的生产曲线就是纵坐标与PPC的交点。把这两点连起来形成的抛物线，中间的所有点就是代表在给定资源的前提下，我们以最有效的方式能够生产的大炮面包所有组合的路径，即生产可能性曲线。虽然PPC上每一点都是可以选择的大炮和面包组合，但是不同的组合带给人们的生活品质是不一样的。比如A点和B点就不同了，A点是一个把大部分的资源用于面包生产的状态，B点是把大部分资源用于枪炮生产的状态。这两个组合哪个带给人民的福利最大？虽然这不是个从定量上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它取决于如何度量社会福利以及千差万别的个人价值取向，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定性上讨论不同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决定生产什么的资源配置原则，以及随之而决定的人民福利。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选择生产什么问题上的机制区别。
我们先谈谈市场经济是以什么方式来决定生产什么。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源于其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这部出版于1776年4月的开山之作堪称现代经济学的“圣经”。这部巨著讲的核心道理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保证供需双方的自由交换，从而促进需求导向的市场供需均衡。事实上，无论人们如何度量资源配置效率，最起码的共同点一定是供需均衡，不应该出现要么过剩、要么短缺的经常现象！因此需求导向、供需均衡一定是我们评判生产面包和大炮组合是否合理、有效的基本标准。
接下来，我们考察什么机制最有利于供需均衡呢？斯密认为，天赋的自由交换体系能够把人类最复杂的市场分工和合作进行有效协调，使个人和社会利益相容，从而实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下面这段文字是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经典语录，解释了为什么通过自由交换得以统一看似冲突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完成供需双方激励相容和共同受益的交易过程：“我们所需的一日三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施舍，而是来自他们为了自己利益的打算。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但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货币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斯密关于自由交换的深刻洞见进行了几乎无懈可击的阐述，他在与其夫人共同合作的名著《自由选择》中这样写道：“如果交易是自愿的，那么除非双方都认为自己能够从交易中获益，否则交易便不会发生。可能是这个道理过于简单了，以至会对人们产生误导。大多数经济学上的谬误都源自对这一简单洞见的忽视，即认为馅饼就是那么大，一人所得必是他人所失”。
如果我们接受自由交换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命题，接下来要搞清楚的问题是，自由交换是依靠什么机制来协调众多的市场个体行为，从而实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市场供需均衡呢？弗里德曼的回答是市场价格机制，这包括了三大重要功能。
价格机制的第一个功能是传递市场信息，价格变化是反映产品供需缺口的关键风向标。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如果价格没有受到非市场力量的阻挠，充分反映了市场客观情况，那么通过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互作用分析，人们不难做出如下的判断：如果某产品价格上涨，说明该产品的市场供不应求。从自身利益出发，供方应该增加投入和提高供应；而需方则应相应减少对该产品的需求，并转而寻求其他替代物品。反之亦然，当市场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供需双方也是各自考虑其自身利益而行，减少供应，增加需求，从而缩小供需缺口。无论哪一种情况，只要价格机制传递了客观的市场信息，交易双方的自利行动并不妨碍客观上正好有利于市场供需矛盾的解决，促进市场供需的长期均衡。
第二个功能是灵活的价格机制为人们提供了公平的财富机遇，使得人们有动力根据价格信息采取合理有效的行动。人们如果发现了价格变化信息，却没有动力和激励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第一个功能就变得毫无价值。因此价格机制要发挥正常作用，相应的制度条件必须保证交换双方与交易结果的责权关联性。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有动力利用价格变化的信息呢？很明显，产权明晰是交易双方有动力发挥价格信息功能的最重要条件，因为明晰的产权决定了交易双方各自负责交易结果的好坏，因此人们会尽力利用市场价格信息，使之做出正确的决策。
明晰产权与交易结果的关联性，决定了价格机制的第三个功能：收入分配。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针对价格变化信息，做出正确反应的个体一定比没有做出反应或者反应不准确的个体收益更大。因此，市场经济必然要体现基于行动决策正确与否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如果收入分配与行动后果无关，人们就没有激励采取正确行动进行生产、交换，市场价格机制传递的信息也就变得毫无价值。对此，弗里德曼曾明确断言：“如果我们希望用价格体系来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又不希望用它来影响收入分配，不论我们如何想望，这都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我们对比分析政府主导配置资源的情形，这是计划经济的最本质特征。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最常见形式当然是政府干预，这一般发生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宏观层面，比如各国中央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旨在校正宏观经济周期变化所引发的短期通胀或失业等问题。另一个是微观层面，比如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包括市场准入管制、生产要素的垄断买卖以及价格管制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