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冒着细雨穿过霞飞路，走入一条横街。深黑色的天空矮矮地罩在他的头上，夜已经来了。尘埃似的小雨点粘聚在他的头发上面，一张燃烧的脸被微凉的雨水打湿了，但是他并不曾感到一点冷意。他的心情十分紧张。周围的景物在他的眼前只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占据着他的脑子的是另外一个景象。那里似乎有着够多的温暖和够多的光明，给他照亮了黑暗、冷静的路，使他象赴盛会一般地迈着大步急走。
时候还早，夜却是相当地静了。环龙路上只有寥寥几个人影，雨湿了的柏油路上有一两处映着街灯的微光，镜子似地在发亮。两旁人行道上的广玉兰枝叶间积了不少的雨水，秋风吹起，枝叶一动，雨点沙沙地迎头洒下。刘波没有提防，略略吃了一惊。但是他并不在意，不过站住抖动一下身子，把雨水抖落一些，便继续往前面走了。
炮声从远处响起，一声，两声，三声，静下去，又不再响了。夜又落在静寂里。刘波走完一条马路，就只看见两个穿长衫的人默默地迎面走来，跟随着一阵风很快地过去了。前面不调和地起了笑语声，两个白俄巡捕立在一家关闭的商店门前，跟站在树下的一个穿雨衣的白俄老妓调笑。他们轻蔑地看了刘波一眼，刘波刚走过，那个老妓忽然发出了鹭鸶叫声一般的怪笑。
这笑声给刘波引起了一点憎厌的感觉。但是他马上又象拂拭尘埃似地把它拭去了。炮声又响起来，轰隆的一声，两声……又静下去了。一切重新被静寂的网覆盖着。他走到一段更阴暗的地方，忽然从树后转出一个鬼魂似的影子。一只无力的手向着他伸过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哀求着：“先生……”
刘波愤然想着：“为什么要阻拦我？”他头也不回地只顾往前面走。那个穿黑衣的瘦弱的女人在后面紧紧跟着他，手差不多要抓到他的衣服了。呻吟似的声音在他的耳边磨来磨去：“先生，我不是讨饭的，我家住在虹口华德路，丈夫在香烟厂里做事情。我们一家人从虹口逃出来，走到大世界，给炸弹打散了，我不知道他们的死活，到处找，都找不到……”
永远是这同样的故事。到处都是苦恼。到处都是同样的平凡的悲剧。每个人，甚至最渺小的人也遭受了最大的苦难。为什么需要着这么多、这么大的牺牲？这思想使他痛苦。
“先生，我不是讨饭的，我家住在虹口华德路，”那个女人哓顺其自然不休地哀诉着，不肯放松他，似乎要将她所受到的苦难让他完全知道。他不能够忍受了，便伸手进衣袋里去，把袋里仅有的两个角子抓出来，放到那只微微颤抖的瘦得见骨的手掌上，不等她说二句道谢的话，连忙走开了。
他转过一条横马路，走进了一个弄堂，在过街楼下，一些妇人和小孩正摊开被头睡在水门汀地上。中间留着一条过道，但已经被带泥水的脚步弄得滑脚了。他走入一条窄巷，到了一家后门口。厨房里没有灯光。他不去敲门，却站住唤了一声“永言”。亭子间的窗户立刻打开了，一个人探头出来看，他在下面点点头。厨房里电灯亮了，那个叫做永言的人来给他开了门。门一开，他马上走进里面去。他听见关门的声音。他回头对那个开门的朋友道歉地说了一句：“我来迟了。”
亭子间的门微微掩着，灯光从里面射出来，屋里有人唧唧哝哝地谈话。刘波连忙走上楼，推开房门进去。他认识的几个人都在那里。
房里有一张小小的方桌和一张条桌。没有床，地板上铺着宽大的草席。七八个人坐在席子上，留下那把唯一的椅子给刘波坐。方桌上凌乱地放了两个热水瓶和六七个杯子，还有一滩溅出来的水。这使人想到房里先前有过一番热烈的争论。条桌放在屋角，一个蓬头发的青年把头俯在条桌上专心地抄写稿件。
刘波坐下来，望着郑永言，关心地问道：“谈的结果怎样？”郑永言是一个长脸无须的中年人，在这间屋子里他的衣服最整齐。银白色背带在他的蓝条子绸衬衫上闪闪地发光，下面是一条折痕显明的咖啡色西装裤和一双黄色的拔佳皮鞋。他的头发向后梳，新擦的头油使它们成为雪亮。他严肃地答道：“刚刚叫子辉打电报到南京去了。这两天战况不大好，租界当局态度开始软化。我们又要搬家了。不过那件事我们还是要做。先把那个东西干掉再说。”刘波的心情顿时紧张了。他看见永言脸上没有一点惊惶的表情，忽然想起一个星期前永言穿着一身破烂的学生装、头发蓬乱地到报摊上来找他时的情景，他一阵眼花，几乎疑心在他面前说话的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知道并不是这样。他也多少了解他们的生活，而且总是带着崇敬的眼光看他们。他常常在他们的中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每一次看见他们，听他们热烈地谈话，他总是十分激动，觉得牺牲之火在自己的内心燃烧。这一次他又不能制止心的猛跳了。房里简陋而杂乱的陈设已经在他的眼前消去。他看见的只是几颗人的心。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心也掏出来献给他们。他又问道：“刊物没有问题罢？”
“第二期还是照常出下去，稿子齐了，子成正在抄写。不管怎样，这两国青年的联合刊物是应该维持的，”永言坚决地说。
“不过我耽心的是销路的问题，我们怕发不出去，”一个叫做鸣盛的青年说。
“要不是法租界卖报现在有了限制，我一定拿到街上去卖，每期至少也可以卖它四五百份。然而现在什么都有限制了。这么大的地方只发两百多张照会，这怎么够！帝国主义者的手段总是那一套，”刘波气愤地说。
“刘波，我们刊物上写文章的人太少。就只有我们几个。太单调。以后你给我们多写一点罢，”永言直截了当地说。
刘波迟疑一下，便答应下来，说：“我尽力做就是了。”他又把眼光掉去看那个在角落里写字的青年。那里很阴暗，射到角落里的灯光很难使人分辨清楚细小的字迹，房间里谈话声也没有断过，但是那个瘦长的青年却俯在矮小的条桌上，把铁笔在那张铺在钢笔板上面的蜡纸上用力划着，脸差不多要挨到纸上了。他仔细地将原稿上潦草的字迹一字一字地搬上蜡纸。他是那么安静，好象房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似的。
这种专心工作的精神打动了刘波的心，他不觉感动地唤了一声：“子成。”子成回过头来看他，头往上一扬，嘴上带着微笑，两只眼睛不住地霎动，眼皮肿起，眼睛里布满了红丝。
“你太辛苦了。怎么不戴眼镜？你看得清楚吗？”刘波关心地问道。
“看得见，我已经习惯了，取了眼镜倒方便一点，”子成毫不在乎地答道，脸上还带着笑容。
“啊，我记起来了，刊物我寄了出去，今天有个朋友写信来问是不是你写的‘钢笔板’。你写的这种字是很出名的，有些朋友一见就认得，”刘波赞叹地说。
“我写得并不好。不过他们都忙，没有功夫做这种事情，”子成谦虚地说。他伸手去揉了揉眼睛，又说：“还有一点了，我把它写完罢。今晚上就要印出来的。”他便转过身子俯下头去。铁笔落在钢笔板上的声音又飒飒地响了起来。
“那个东西前天又在虹口演说过一回，他说：‘一·二八’战争中间，我们同乡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很对不起‘大日本帝国’……”永言看见子成掉过头去写字，便对刘波讲起另一件事情，可是刘波不等他说完便气愤地插嘴道：
没有做什么事情？尹奉吉[2]的炸弹，影响也就不小了！
“他那种东西怎么想得到！”另一个须根布满脸颊的中年人气冲冲地接下去说。
“他还说在这次战争里我们同乡应该替皇军尽力，又说了许多肉麻的话。这种人真是我们里面的败类！”
“他拿了日本人的钱到处收买我们同乡，给日本人做事情。有些无知的同乡真的被他收买去了。我们如果不去掉他，中国的弟兄会认为我们都是他们的敌人，所以……”永言下了决心地说，说到“所以”两个字，他的脸上忽然露出残酷的微笑。
刘波完全明白了。他知道那几个人的性情和生活方式，他也略略知道他们过去做过的几件事情。他明白他们不轻易发出诺言，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地说出来的，里面都带着行为的力量。他对这些话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时他仿佛看见一支手枪对准一个人的胸膛预备开放。他只说了“这也好”三个字，点了点头，便把眼光掉去看别的朋友。
那个满颊须根的中年人和一个头发灰白而年纪不过三十几岁的友人，正在用他们的本国话低声谈论。叫做鸣盛的青年拍一下永言的肩头对他说了几句话。铁笔的声音忽然停止了。子成在角落里发出一声叹息，就站了起来。
“子成，我看你也够累了，你休息一会罢，我来替你印，”刘波殷勤地对子成说，他也站起来。
“我来印，”鸣盛突然从席子上立起来抢着说。这个工作是他做惯了的，他不愿意让给别人做，在他们的团体里面，油印刊物和传单的时候，总是子成写钢笔板，他做印刷的事情。
“我并不累，”子成在回答刘波的话。但是他又坐下去，微微叹了一口气，一面把写好的蜡纸叠在一起。鸣盛到另一个角落里把放在地上的油印机搬到条桌上去。
“子成又在想家乡了，”那个头发灰白的朋友同情地向刘波解释道。然后他又自语般地说：“其实多想也没有用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好象就没有‘过去’一样。我也记不起我有过家乡。我那一点点个人的情感也已经完全消失了。我觉得我仿佛就是一副机器。”这声音并不是平板的，它带了一点苦涩味在颤动着，这证明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也还不是一副机器。
“朴元，子成跟你不同。这也怪不得他，他过去那一段回忆是很难忘掉的。我知道你不相信永久的爱这种话。可是亲眼看见自己的未婚妻被一只魔手从他的身边抢走，以后还得到她从另一个环境里送给他的消息，后来就没有下落了，这种事情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子成已经算是能够忍耐的了，”永言这样替子成解释道。
子成离开了条桌，过来坐在席子上，就坐在朴元旁边。他戴上了眼镜。眼睛红肿了，眼皮不住地霎动，他略略摇头，苦恼地分辩道：“不，并不单是那件事情。不单是为着个人的事情。别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很刚强，也许是我们的环境把我们养成这样。不过我比你们都脆弱，我忘不了那许多事情。我出来得最迟。我看见那些良善的农民无缘无故被人捉去，挖地坑，倒煤油去烧他们。我在宽大的马路上常常看见六匹马拖着的四轮车经过，里面装的尽是从乡村里捉来的青年，和我一样的青年。‘我们的性命还不如一只蚂蚁，’我们在那边常常说的这句话，你们应该还记得罢。”
“不要说了，”那个满颊须根的人烦躁地嚷起来。“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处？路隔了那么远，连望也望不见！”
“我相信我们有一天会回到那边去，可是并不象一只老鼠那样地回去，象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永言忽然昂起头，充满了自信地用力说。
“不要说这么远的话了，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现在都不知道。说不定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马上就会来的，”那个须根满颊的人烦躁地说。
“光韩，你为什么老是说这种话？他们要是真的来了，我们这里准备好了家伙等着他们，还怕什么！”永言责备似地说，光韩沉着脸不做声了。
鸣盛站在屋角条桌前印刷刊物，刘波在旁边给他帮忙。子成独自阴郁地低声唱起故乡的歌曲。朴元开始和永言轻声讲话。屋里稍微静了一点。忽然窗下弄堂里响起了吹哨声，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听见没有？”光韩神情紧张地说。
“老九的信号，我要走了，”永言变了脸色自语道。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取了那件挂在门上的西装上衣穿在身上，又对朴元说：“朴元，明天在那个地方见面，不要忘记啊。”
“也许有了什么意外事情，”鸣盛惊诧地掉过头说。
“刊物印完没有？”子成连忙站起来问道。
“还有一点，马上就要完了，”鸣盛简单地答道。他仍旧埋下头去，加快地推动胶棍。刘波在折叠已经印好的报纸。
“我先带两百份去，”永言说。他走到条桌前面，从刘波的手里接过报纸，用当天的《申报》包好，挟在腋下，打开亭子间的门悄然走了。
“我也要走了，”光韩和另一个中年朋友都站起来，差不多同声地说。
“你们也带点刊物去，”子成嘱咐道。他们也走到条桌前面去拿了两束刊物，不再说什么，就轻轻地移动脚步走下了楼梯。
鸣盛印完刊物后把油印机收拾好，从条桌上搬回到另一个屋角，刘波仍旧躬着腰在折叠桌上的报纸。子成和朴元静静地坐在席子上，好象在思索什么。窗下的吹哨声又一次响起，声音短促，响到第三次就消失了。
朴元霍地站起来，声音低沉地对鸣盛说：“把那个东西给我带去。”
鸣盛点点头，便去把方桌下面那口箱子打开，取出一件用粗布包扎的沉重的东西，递到朴元的手里，低声叮嘱道：“你当心一点。”朴元接过布包，郑重地放在他的西装上衣的袋中。他的脸上并不现出一点紧张的表情，他安静地带笑说了一句：“我知道。”子成正用了激动而带忧郁的眼光默默地看他，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子成的肩头，安慰地说：“子成，你不要再想那些事情了，好好地休息一会儿罢。”子成也不说什么，只是苦涩地一笑。朴元走到门口，忽然掉过头来又问了一句：“刘波，你不走吗？”
刘波把埋下的头抬起来，短短地说：“我就走。你不要等我。”
房里只剩了刘波、子成、鸣盛三个人。刘波还在数印好的报纸。子成默默地在席子上躺下来。鸣盛拿了用过的稿件走出房去。
“刘波，你应该走了，”子成烦躁不安地催促道。
“这些我都带去，”刘波自语道。他又掉头殷勤地对子成说：“地址也给我带去，我替你们寄发。放在我那里不要紧。”
“也好，”子成说着立刻站起来，从方桌下的箱子里取出一本记事册，递给刘波，小心地嘱咐道：“你要把它检好，我后天来拿。”
“还是我给你送去罢，”刘波接过记事册谨慎地放好在衣袋里面。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严肃地问道：“你们就要搬家吗？”
“说不定明天就搬，”子成低声答道。“现在还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我后天上午去找你。”
炮声轰隆地响起来，声音很大，好象这个房间也被它震撼了似的。第一声的余音还未停止，第二声又响了，以后便接连地响下去。鸣盛空着手从外面进来。他走到方桌前，把茶杯放好，又用抹布揩桌面，一面自语般地说：“已经九点多钟了。”
“我走了，”刘波惊醒似地说。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个约会，他不能够在这里多留一刻了，便拿起那来报纸匆匆地告辞出去。
弄堂里地上还是湿的，但雨已经住了。铁门关上了，只留下一道小门让人进出。避难的妇人和小孩沉沉地酣睡在被窝里，皮鞋的声音也不曾惊醒他们。马路上除了巡捕外只有两三个行人的影子。刘波走了一条马路，才看见一辆黄包车。他也不讲价钱，就坐上车，要车夫赶快把他拉回家去。
车夫是一个身材结实的年轻人。他拉着车走了几条马路，忽然胆怯地跟刘波谈起话来。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先生，仗还要打多久？”
这突然的奇怪的发问，使刘波一时回答不出来。但是那个车夫又问了：“先生，我们几时才把东洋人赶得出去？”
“我也不大知道，总要几个月罢，”刘波敷衍似地答道，他还在想别的事情。
“先生，我不是拉车的。我原是虹口蛋厂的工人，家住在杨树浦，给东洋人打光了。只有我母亲妻小逃了出来。我没有法子，只得拉车挣点钱吃饭……”年轻的车夫一面走一面在诉苦。
又是这同样的故事，又是这平凡的悲剧！痛苦是没有止境的。在任何地方他都得不到安宁。甚至这一个年轻的、结实的男子也要拿个人的痛苦来折磨他。“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他刚刚这样想着，车子已经到了他的家，车夫放下车，直立着嘘了一口气，两只眼睛求助似地瞪着他。这时是同情战胜了。他对车夫说了两句安慰的话，要车夫在后门外等候他，把他从这里再拉到一个医院去。
刘波回到自己屋里，放好刊物和地址簿以后，连忙走出来，坐上原来的车子，很快地就到了医院，他掏出表来看，刚巧是十点钟。他很高兴，便多付了一倍的车钱让那个车夫走了。
许多灯光从那所高大楼房的窗户里射到草地上，里面还有人声。但是医院门前一盏大的电灯寂寞地照亮着半湿半干的柏油马路。童子军拿着棍子静静地立在门口。好几辆黄包车停在竹篱门外，车夫们坐在踏脚板上打盹。没有人从里面出来。刘波立在对面，他的焦盼的眼光穿过了大门，希望抓住一两个人影，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他觉得老是站在那里没有意思，便走下人行道，信步在马路上踱着。他走了七八步，便又走回医院门前。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年轻女子说着话从里面出来，黄包车夫看见她们，便拖着车子拥上去，她们一个一个地坐上车走了。这里面并没有文淑。刘波焦急地等待着，不闪眼地凝视着草地。于是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他熟习的影子。
文淑用快步子走出来。她的手挽着一个同伴的膀子，她们带说带笑地走到门口，她看见刘波，禁不住欣喜地唤了一声，便拖着那个同伴的膀子向他走去。她们穿着同样的蓝布旗袍，头上留着同样没有烫过的童化头发。另一个女子身材比文淑的稍微低一点，脸庞稍微瘦一点，眼睛更大一点，表情更沉静一点，年纪也要大些，两个人走在一起就象两姊妹一样。
她们走到刘波的身边，文淑把素贞介绍给他。素贞对他点一个头，她的嘴唇包住笑。文淑命令似地带笑说：
“刘波，你送我们回去罢。”
刘波点头微笑着。
“你倒很讲信用。你等了多久？我倒怕你不来，”文淑得意地说，她拉着素贞的手往前走了。
“我接到你的信怎么会不来呢？我有点事情，到这里刚巧十点钟，”刘波直率地笑答道。
素贞在旁边低声笑了，文淑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了一下。
他们一路上愉快地谈论着。文淑兴高彩烈地叙述医院里的事情，她有时把脸侧向着刘波，有时把脸侧向着素贞，在她说话的中间素贞也插进来说了几句。不久就到了素贞的家，刘波和文淑站在弄堂门口，素贞进了里面还回过头来对他们挥手。
夜更静了。马路伸长在黑暗的天幕下，街灯象星星似地寂寞地闪光。没有一个步行的人，凉气渐渐侵到了他们的身上，脚步声单调地升起来又落下去，落下去又升起来，老是那同样的声音。
刘波温和地向文淑问话，文淑回答着，谈的仍然是医院里的事情。四周的空气太静，太凉了。文淑有点受不住，她又有点害怕，又有点烦。她需要温暖，需要安慰。她把身子靠近刘波，伸出右手挽住了他的左膀。
“你今天累了罢，”刘波关心地问道。
“不，我一点也不累，”她摇摇头答道；“我心里有点烦。我在家里住不下去，”她苦恼地说，“父亲近来大变了，他一点也不疼我，每天故意找事情跟我吵。他希望我同他一个有钱朋友的儿子订婚。我一定不答应！他把我逼得厉害了，我就跑！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只要有人肯帮忙我。我也可以吃苦的，我可以给人家做娘姨，”她撅起嘴赌气地说。
“你不要为这种事情难受。现在时代不同了。只要你自己不愿意，你父亲也不敢强迫你，”刘波同情地安慰她道。
“是的，他不敢强迫我。我不怕！”文淑理直气壮地说，她听见同情的话，知道有一个人站在她这一边，她也感到一点安慰。她的烦恼立刻减了许多。但是另一个思想突然来抓住了她。她侧过脸去看他，两颗眼珠不住地对着他转动，笑涡在她的脸颊上出现了，她开玩笑地问道：“我问你，要是有一天我去做娘姨，或者去做一个女工，你还理不理我？”
刘波并不相信她会走那样的路，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也不反驳她。他同情地把她的脸看了片刻，那一对细小的眼睛在阴暗中也是很明亮的。他半开玩笑地答了一句：“那么我天天来看你。”
“呸，哪个相信你的话？说得这么好听！”文淑噗嗤笑了起来。她接着又问道：“曾明远来找过你吗？他对我说过要找你谈谈。”
“曾明远？他会来找我？我好久没有见他了，”刘波惊诧地说。“他哪里有功夫找我？他是一个作家，我不过是一个大学生。”
文淑不知道刘波的心情，她不等他把话说完，便打岔地说：“他要我到他们青年救亡团去看看。我想过两天就去。”
“青救倒还不错，曾明远也算做了一些事情，”刘波改变了语调说。
文淑突然记起来了：刘波平日不满意所谓“职业的作家”，对曾明远也有一点成见，她便对他解释道：“其实曾明远对你还不错。”她刚说了这一句，忽然指着天空惊叫起来：“你看！”使得刘波吃惊地抬头向上面看。
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景象。天静静地横在他们的头上。在一个角落，好象谁用画笔涂了一抹红霞，从一些屋顶后面，红光一阵一阵地升起。此外再没有别的异样的景物；只有少数高耸的屋顶被包围在红光里，忽然现出摇摇欲坠的样子。刘波的眼前就只有一片红光。
“火！”文淑痛苦地叫了一声，她差不多把身子完全倚在刘波的身上，眼睛望着天，慢慢地跟着刘波移动脚步。她的重量压着他，使他不能够走快。他觉得她的身子在发颤，他知道她这时心里很难受，但是他还不明白她究竟单是为了这火，抑或是为了她自己家里的事情。他只是同情地望着她。
“烧罢，痛快地烧罢，索性把大上海烧成一个火山，让你们都烧死在这里！”文淑忽然提高声音咬牙切齿地诅咒道。
过了片刻，刘波勉强抑制了激动和苦恼，温和地劝慰她：“文淑，不要难过了。我们快点走，你就要到家了。”
“好，”文淑埋下头来看了刘波一眼，顺从地吐出了这个字，振作精神地站直了身子，她想到刘波还要在戒严时间以前赶回家去，便不再说什么，急急地跟着他往前面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