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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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近50年的坎坷与磨难，中国当代杂文在迎来新世纪的前夜，终于形成了这样一种发展态势：一支前所未有的老中青互补的杂文作家队伍初具规模；杂文作品大量涌现并已成为报刊版面和文学一族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杂文图书的出版业已形成气候；杂文读者群空前扩大……如此等等都标志着，从某种意义来讲，杂文发展到90年代后期，正在或即将步入“盛世”。
与此同时，当代杂文也潜伏着令人忧心的危机：杂文理论研究薄弱，杂文评论匮乏，杂文概念缺少界定；杂文特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杂文一直趋向于政论、杂感、杂谈，近年来又与某些随笔混为一谈；中青年杂文作家、作者创作现状不容乐观……诸如此类，不仅极大地制约杂文的发展与提高，而且极易造成失掉做为一个独立文学品种的生存机制。
正是在这杂文繁荣与危机并存的世纪之交的当口，我们选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力图通过《八大家》的出版为杂文界理论和评论工作者提供较为集中的研究资料；为中青年杂文作家、作者全面借鉴风格各异的杂文有所裨益；同时为杂文爱好者及广大读者奉上一套高品位、高格调的杂文丛书。这便是我们的兴趣关注点和目的之所在。
我们不会忘记，杂文作家们于夹缝中求取生存，为百姓代言，为群众呐喊，为争取民主、科学、文明而付出的血的代价；亦不会忘记他们为遏制腐败、提高国民素质、打击假恶丑、呼唤真善美所作的巨大努力。一部中国当代杂文史，既是当代杂文的发展史，又是当代杂文家的罹难史和成长史；它寄托着共和国三代杂文家崇高的信念、深沉的情愫，记载着他们百折不回的战斗韧性和独立高扬的批判精神。虽屡遭压抑，几经厄运，但杂文家们的心总是那么热诚，目光总是那般敏锐，发现和预感总是那样超前……他们的呐喊与呼吁、歌颂与抨击总是当代社会正义与真理的最强音。
当代杂文发展至今，其思想深度、尖锐程度、题材广度、艺术高度在80—90年代均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就是沿着这一思路拟定“八大家”的，即以80—90年代创作数量较多、质量上乘、影响较大者为准。或曰：80—90年代从事杂文创作者多矣，何以单单选邵燕祥、舒展、牧惠、刘征、何满子、蒋子龙、章明、虞丹这八家？最根本、也最直接的原因是：这八位作家都具有较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其杂文创作各有优长，各自具备有别于他人创作的一种“格”；各自走了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其作品也因此显示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并普遍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和厚爱。
邵燕祥洞若观火的眼力和深邃明智的思维，使其作品汪洋恣肆，鞭辟入里，具有无可置驳的论辩力量和思辨之美。舒展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品格和真正杂文家的素养使其作品一语中的，入木三分，老辣尖刻，震聋发聩。牧惠丰富的文史知识含量使其杂文深入浅出，庄谐杂陈，熔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于一炉。刘征虽已年近古稀，却始终葆有一颗宝贵的童心，他的杂文常借助大胆的想象，多姿多彩的形式来嘲讽、揭露恶人丑事，并将流光溢彩的诗意引入杂文；他还借用各种艺术手段，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荒诞杂文。何满子强志博闻、学养丰厚，其杂文看似不动声色实则绵里藏针、辨微知著。蒋子龙以其小说家的独特视角和圆熟练达的艺术功力创作了为数不多但却刚柔相济、引人入胜的上乘杂文。章明俏皮得体的语言、精巧奇特的艺术构思使其作品意味深长，引人掩卷深思。虞丹以其老报人的敏锐眼光和学者、作家的渊博知识创作了一系列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杂文。他们对杂文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其创作思路各有千秋，而且对许多中青年杂文作家、作者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便是我们最终选定“八大家”的基本考虑。
“八大家”中，有几位曾建议丛书总名把“大”字去掉，只称“八家”。我们反复思忖，并不觉“八大家”不妥，一来名符其实，二来各行各业都可出大家，何以杂文界不能若此呢？
当然，当代杂文大家，绝非仅此八位。北京的严秀、蓝翎，四川的魏明伦，安徽的公刘等完全可以跻身于此行列。我们不过是从当代杂文名家中选出八家可资代表者而已，这是需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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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物种，如果缺少独立的个性及其生存、发展环境，久而久之，出路只能有二：一是变性，变作与其相近的其它物种，即异化；一是消亡，不复存在。一个文艺品种大抵亦然。如多年流传于民间的皮影戏，“文革”期间兴起的“对口词”、“三句半”之类，或渐被电影、电视剧取代，或随着那个混沌岁月而夭折。可见，一个文学品种，要使其不断发展、完善、提高，臻至完美，保持其独立个性，并创造相应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多么重要！
那么，杂文的文体特征到底应该如何表述呢？一般地讲，其内容主要是讽刺、揭露、批判、抨击、针砭；其艺术特征主要是：幽默、辛辣、尖锐、精悍。我以为，惟有弘扬其优势，遵循其创作规律，顺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才能使其独立的文学品种地位更坚实，才能使其大发展、大繁荣、大活跃。
曾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杂文的概念、特征，杂文与其它文学品种之界限等问题，理论上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或许是造成杂文发展、提高与其它文学品种相比滞后，读者群不够理想的缘故之一。诚然，我们不要求文学样式的整齐划一，但其文体特征总还是应该有个界定，有个分工，有个大体约定俗成的认识。比如，杂文与杂谈、杂感、政论、议论文、读（观）后感、序跋、回忆录甚至其它文体混杂在一起，便有可能使作者淡化对杂文的文学性、形象性和批判性的要求，如此，便可能降低杂文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思辨力；就可能使读者误解：杂文原来就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啊！鲁迅先生自编的杂文集中，就有讲话、理论文章、书评等，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坟》），《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关于的版本》、《译本序》（《二心集》）等。鲁迅先生曾指出：“凡有文章，倘若分类，却有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鲁迅先生这样编集是有道理、有依据的，而且当时的选编、出版条件也只能如此。我们今天出版鲁迅的杂文集应该作出注解、说明。目前不少重编的鲁迅杂文集已将一些不属于杂文范畴的文章剔出，表明选编者和出版者已经意识到这些区别之必要性。我们在此指出这个问题无非是想强调当今仍有些作家、编辑在出版杂文集时，也把一些非杂文作品与我们理解的狭义杂文等同看待，便往往出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这是无益于杂文艺术水平的提高，且影响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的。
更有害于杂文的是，当前出现一种很难界定的文体，迄今无法表述其性质与概念。说它不是杂文吧，还有些许的批评和针砭，说它是杂文吧，还远远不够品位；说它是随笔吧，分明是由杂文作家、作者撰写，被报刊编辑发到杂文栏，说它不是随笔吧，又无类可归，姑妄称之“时髦随笔”吧。
杂文选题严谨，事件典型，针砭时弊，揭露丑恶，有价值，有力度，有针对性；“时髦随笔”则是作者所见、所闻、所忆、所感、所梦均可入文，常常无病呻吟、不痛不痒，轻易即可敷衍成篇。
杂文关注社会现实，展望历史发展走势，昭示观念嬗变，激励同胞珍重人生价值；“时髦随笔”则是乖僻异趣的孤芳自赏，空虚心灵的流露，它往往充斥着小聪明和无聊的轶闻逸事、非分之想，且包装得花里胡哨。
真正的杂文作家具有机敏的嗅觉，忧国忧民之心，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时髦随笔”的作者则绕开政事，回避现实，明哲保身，自我陶醉，悠哉游哉。
有些杂文作家、作者对炮制“时髦随笔”乐此不疲，它的泛滥已经在部分读者中造成混乱，当务之急是报刊和出版社的杂文编辑严格遴选，高度负责；严肃的杂文作家把高品位高格调的杂文源源不断地奉献给广大读者，让这类“时髦随笔”尽早自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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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家”中最年轻者已56岁，高龄者已近耄耋之年。尽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岁月不饶人，中国杂文的希望必然寄托在中青年作家、作者身上。
中青年杂文作家即我们所说的共和国第三代杂文家，年纪一般在30—50岁左右，大多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崭露头角的。他们是处在世纪的更迭点上、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风云中的群体。他们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杂文作家队伍的结构，而且使整个杂文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的今天及未来都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青年杂文作家、作者中的大多数从事新闻出版、宣传文化工作，信息量十分充分，这是前两代杂文家无法比拟的。他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创作力十分旺盛。他们的杂文涉猎广泛、尖锐大胆，给人以清新、明澈之感，他们异彩纷呈的新作使当代杂文的画廊更加色彩斑斓。
然而，这支队伍及其创作道路又存在着带有普遍性的隐忧，择其要者大抵有：
一、知识丰富、学养深厚者少，阅历单薄、见解浅陋者多。我们见到的许多杂文选题不严、开掘不深、命意肤浅、立意平庸盖出于此。
二、注重或勇于创新者少，不避雷同与模仿者多。创作，其实质是“创新而作”，而文艺作品的魅力说到底是个“新”字：选题新、角度新、构思新、语言新、风格新、立意新。任何文艺作品离开这个“新”字，都要在感染力、震撼力上有所削弱。艺术形式的墨守成规或思维方式的因循守旧归根结底是一种平庸，而平庸永远是与精品无缘的。不少杂文刚一接触便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因为它只不过是把一篇或几篇别人的杂文题材、观点、语言等重新“组装”了一番，没有任何新发现、新价值，是名符其实的“克隆杂文”。
三、甘于寂寞者少，呈浮躁状者多。创作是十分艰苦的劳动，需要有淡泊明志的心态、耐得住寂寞的毅力。遗憾的是，一些青年杂文作家、作者却“功夫在诗外”，往往热衷于同杂文创作毫不相干的事物，如匆匆忙忙凑篇数出集子；有求必应，只要人家约稿便速成一篇，以致文章多是半成品等等，令人惋惜。
四、艺术功力纯熟、追求独特风格者少，人云亦云、习惯作无个性、无技巧之文者多。凡作品得到好评、创作成绩斐然的杂文作家之作品都有别于他人作品的个性，并有较深的艺术功底。如我们选的八大家，即代表八种创作风格。好的杂文当别开生面、独出心裁。许多中青年作家、作者的杂文永远是平铺直叙、陈套路、旧章法，如同人群中再普通不过的面孔，看过后随即就被淡忘了。与其如此，莫不如多下功夫，借鉴、学习老一代杂文家的艺术手法，学习其它文体的表现手段，学习古代杂文、现代杂文中的典范之作，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尝试“创造”，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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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杂文选刊》杂志近九年的岁月里，我们收读了许许多多读者来信。他们对那些勇于抨击腐败、深切关注人民疾苦的杂文作家、作者的信任和崇敬溢于言表；他们甚至把净化人民心灵、改造国民性、遏制腐败及丑事丑类疯长之希望寄托于杂文作家的身上。可见，读者对杂文作家、作者是多么信任！
巴金先生说：“是读者养活了我。”这看似平常话，但又十分确切、坦诚。我想，若出自杂文作家、杂文编辑之口也是恰当的。其实，读者不仅仅是养活了杂文作家、杂文编辑，更为杂文创作、杂文事业营造了生存环境。如果没有当今如此广大的读者群，会有多少报刊开辟杂文栏？会有多少出版社出版杂文集？又会有多少杂文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杂文作家、杂文编辑惟有倾听其呼声、尊重其意见，创作、编发更多、更好的杂文作品才能不负读者的盛情。
“八大家”和与之同代的杂文作家们开创了当代杂文创作的崭新阶段。他们的创作实绩将是对鲁迅精神最好的弘扬和对第三代杂文作家最有说服力的鼓舞与带动。他们的许多篇章将获得人民和历史的双重首肯，并将成为当代杂文史册中熠熠闪光的部分。我们深信。
1997年6月28日于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