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女人已大大地缩短了她们的裙子，过街的春风像剥竹笋一样，将那些拖曳的长布袋般的东西，在一夜之间扫入箱底。男人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当那些比春风贪婪但又胆小的目光，猛地接触到这些时，又觉得一切结束得太突然和太干脆了。事实上，空气中仍然布满潮湿、布满阴冷，让失去绒棉庇护的肌肤，依旧感觉到绵绵密密的细细刺痛。阳台上，被精心护理了一个冬天的迎春花们，不约而同地在一个早上同主人一齐醒来，然后在老人们呆滞的气功功法或拳法下，绽放出一片片小小的灿烂景象。早晨到底是早晨。早晨的风也不愧是早晨的风，清清淡淡的气息，让人情不自禁地做出各种各样的抒情动作。可惜，这样的好时光勉强延续了几十分钟，各种各样的噪音，各种各样的异味，便泛滥开来，最让人无法不掩面出门的是漫天狂舞的灰尘。
有一天，正是这样的一个早上，我走在城市的高楼下面。尽管外形一模一样，它却并不是单位的那栋楼房。我走得有几分陶醉，半空里突然发出一声怪响。我一直对自己在一些突发事件来临之际反应迟钝的状况充满忧虑。这天早上，我的迟钝帮了自己一个不大不小的忙。在我怔怔地站立之际，一堆秽物从天而降，重重地摊撒在距离我伸在前方的左脚尖一米处。我看了那些东西一眼，又将目光抬起来，四楼阳台上瀑布一样垂挂的那片迎春花茂盛的枝叶上，缀着许多花花绿绿的垃圾杂物。我操着洋泾浜的武汉方言，朝上面喊了一句：“楼上的人在搞么事？！”这时候当然不能用自己与城市交流所用的普通话，更不能用自己从牙牙学语时开始，就说惯了的黄州方言。楼上没有人回应。隔了一会儿，终于有声音飘落下来，而且很熟悉。我想了几秒钟，才搞清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播音员罗京在说话。
罗京说，三峡工程进展顺利，上游围堰将如期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实施大江截流。说罗京这是在说话，恐怕是埋没人才。罗京正经八百地是在播音。
这天中午，我们在单位旁边的一个名叫托福的餐馆里小聚，大家纷纷举杯说武汉的冬天真难受，比东北还冷，总算熬过来了。语气中都有一种庆幸之感。过去几十年武汉人一直很听国务院的话，国务院规定淮河以南不准装暖气，全武汉一般老百姓能去的地方便都不装暖气。大家接着又埋怨，国务院说，长江以北不许装降温空调，武汉处在这个夹缝中，弄得入冬入夏，一会儿冻得不像人，一会儿热得不像人，像只遭主人讨厌的狗。这几年，市政府总算想通了一半，知道该阳奉阴违时就阳奉阴违，至少让人夏天用空调了。我是两年前被他们从黄州收编到武汉的，不比他们的地道与纯正，可我还是插言道：“你们对于国务院的政策理解有误，关于暖气国务院是有过规定，对于降温空调，国务院从来没有管过，中央也没有管。”
就在这时，拷机在腰间颤抖起来。
我伸手从拷机上抠出四个字：回话。父亲。
显示屏上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我加的。这是我给自己配备这种现代化的小玩意儿后，第一次被父亲所使用。在此以前，他有事找我，从来就是两种形式：首选是托人捎口信，其次是亲自动手写信。他给我写的信中，总用这么一句话来结尾：这是我最后一次用笔给你写信了。这种结尾相同的“绝笔”信，我已积攒了整整十封。
我赶紧到外面找了个公用电话往家里打。
电话里传来几百里之外的咳嗽声，一串串的，十分响亮。我心里马上弥漫着苍老的气氛。
父亲说：“你的呼机号码是8174739吧？”
我说：“是呀。”
父亲说：“我以为记错了。”
我说：“记错了，怎么能呼到我哩！”
我心里忽然有了一阵难受。
我无法回避地意识到，父亲的脑子已经有些糊涂了。
我刚这么想，父亲突然果断而坚定地下了一道命令。
父亲说：“这季节多么好，一年有一次。你应该抓紧时间到外面去走一走，别闭门造车。毛主席说过，闭门造车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我连忙说：“我是打算出门一趟，就是差旅费不好报销，现在出一次门，没有千把元钱别想回来。”
父亲武断地说：“为什么非要花钱？你到集家嘴一带的码头上，找一条上水到秭归的船，给船老大两瓶酒，就能捎你到西陵峡、到青滩！”
青滩这地名我是后来才弄清楚的，当时只记住一点相近的声音，直到后来我同一个女孩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地相逢时，我才准确地将青滩刻在心里。
父亲这么说话让我有些惊讶。
他在电话另一端继续说：“你看过早上的电视新闻了吗？长江要截流了，高峡就要出平湖了，你不抓紧去看看，将来岂止是后悔，恐怕是枉活着。你现在就去，顺便给我看看——青滩！”
最后这句话在电话线中流淌得有些犹豫和迟疑，在那一串串的停顿中，我以为父亲将会说出一个人名来，当最终说出的是地名时，我还在臆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正想问问家里的情况，特别是母亲的健康状况，父亲没打任何招呼就将电话挂断了。我忽然惆怅起来，转身走了几步，守电话的老人将我喊住，说我没有付电话费。幸亏人熟，付了钱就是，没有生出尴尬来。
回到饭局中间后，我很奇怪，怎么他们的话题也一下子跳到三峡上来了！他们盼着三峡大坝早点修起来，电站早点发电，那时武汉就不会越是天热越停电了。还说，人代会对三峡工程进行表决时，投反对票的全是四川的代表。也有人听说科学家中分成了两派，奇怪的是年长者中主张上马的占多数，年轻人中主张下马的占多数。
我将酒杯一举：“莫谈国事！”
一杯酒下去后，有人略带忧伤地说：“现在的日子可以，喝点小酒，打点小牌，写点小文章，赚点小稿费，过个小日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哩！”
一时空气有点凝滞，接着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拿起酒杯，将刚刚斟满的酒，一口倒进肚子里。结果，这顿酒比往常多喝了两瓶，时间也延长了一倍，直到下午两点三十分还没有散。大家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个去过三峡的人说，秭归有条河叫香溪，一直通到兴山的昭君村。香溪里有一种桃花鱼，分成桃红、淡蓝、鹅黄和乳白四种颜色，谁能碰上桃红色的桃花鱼，三天之内准保要交桃花运。
不知是否有人告密，单位的头头忽然走进来，冲着我问几点钟了。我有些迷糊，真的一抬腕看看手表。
我说：“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三十七分。”
头头说：“你这表是不是快了三十七分钟？”
我说：“不可能，我这手表是九四年在长沙颁发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时的纪念品，一百年才有一分钟误差。”
别的人都呼呼啦啦地起身离座。
我拉了身边的一个人说：“杯子里还有酒，门前清了再走。”
那人一用劲，将我从椅子上扯起来，拖到门外。饭前还是好好的晴天，这时竟是春雨潇潇。冷雨一浇，心里清醒了几分，这才懂得头头那话是条三截棍，在拐着弯瞄准要害。
春雨默默地落在手上、脸上和颈上，确实像一只因忧郁而冰凉的小手在抚摸。雨水在脸上汇集成细流，轻轻漫向我的双唇。舌尖微动触摸到一丝香甜，立即贯通全身。四周一丝风也没有。公共汽车轰轰隆隆搅动的那些气流，绝不应该被当作风。风是没有根由，没有终结，从不知何处飘来的一种神秘东西，可以陪伴，可以扶携，可以低吟，可以吼叫，却不可以被看见被把持。风这时在高空俯瞰着城市，试探着城市，那少少的香甜是它的信号。果然，片刻后，春雨就荡漾起来，一棵棵挂满嫩叶的树，如同河流上漂泊着被春水映绿的白帆。没过多久，街面上真的成了河流，低凹处则是一个个小小的湖泊。毕竟是春雨，尽管委屈地落在城市里，仍然能够显示出美丽的质地。不比冬天，雨雪交加几十天，到处都是肮脏不减。春雨一来，先是树上清洁了，接着灰兮兮的楼群光鲜起来，最后大马路和小巷子也一齐显出晶莹的色泽。
我丝毫不知自己全身被淋成湿透，回到屋里，趴在书柜上取出一本书，从头到尾乱翻起来。翻了一会儿，手中的书页便成了一尾尾美妙绝伦的小鱼，都是桃红色的。眼前的文字模糊游移起来，它们不是含情脉脉的桃红色鱼眼，就是荧光诱人的桃色鱼鳞。不知何时，我竟独自昏睡过去。醒来时，已是半夜时分，身畔满地书籍，整齐的书柜全都空了。是自己干的？望着满屋的狼藉，我难以置信，但屋里分明没有第二个人。
我一点也回想不起，下午醉酒之后自己要干什么。曾经听说，有人将存款单夹在书里，又忘了是哪本书，结果在无奈地一页页翻检全部藏书时，竟发现了妻子与别的男人偷偷合拍的亲昵照片。这些都与我无关，坐在书堆里，我苦思冥想了许久，也想不出缘由，倒是连天的喷嚏纷纷打起来。我赶忙找了一把强力银翘片吞下去，又到卫生间里打开热水器，狠狠地用热水烫了一通，直到全身燥热才罢休。
洗完澡，穿衣服，我才发现呼机上有一堆留言。
呼我的只有一个人，宜昌的明先生，让我速给他回电话，并说有急事请我帮忙。就这么些话，最少在我的呼机上重复了十次。
我没有理会地上的书，钻进被窝里给宜昌老明打电话。
老明身边无疑有个女人，我在电话里都能感受到那种男人永远也别想模仿的气息。一番追问后，老明顾不上听我解释，便说请我到五峰县渔洋关去玩几天，他们在那儿搞一个活动。在我答应之前，老明说，他们的活动有几个女孩参加。
我的思绪马上转到别处。
我问：“渔洋关有桃花鱼没有？”
老明说：“只有美人鱼。”
我说：“我是说正经话。”
老明说：“我也不是胡扯，你是想交桃花运吧！”
放下电话，躺在被窝里愣了一阵，我突然间记起来，自己在醉醺醺时，大概是想从哪本书中找出那个叫青滩的地方。
春风春雨四溢的季节，黑夜变得格外短促，仿佛只打了一个盹，便悄然而逝。透明的晨风鼓动着窗帘，像春潮一样时涨时落。
我瞪大眼睛盯着地上那本《黄州县志》，一张女孩的照片正躺在摊开的书页中。女孩的模样小巧可人，睫毛又黑又长，两只小酒窝闪着动人的光泽，一只硕大的照相机有些夸张地背在她的身上。我拾起照片放在眼前看了好久，可就是想不起它是从何处飞来的。县志是父亲送给我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照片也出自同一渠道。女孩背后的那座山很雄峻，不可能是黄州那一带的风景。它让我心中充满猜疑。
我感到头部有些不舒服，用巴掌拍打了几下，照片中那女孩小鸟依人的模样仿佛也被拍进脑海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