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春风得意，三管齐下寻找共产党·东征受阻，共产党打通密谈渠道·日本国尚处“小康”阶段，不想扩大战争·好事多磨，十几轮密谈，只谈出一则犹如鸡肋的“参考消息”·蒋介石：军队保留三千，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毛泽东：决意以战争求和平，政治解决国共冲突遂成弃儿。
一
1935年深秋，不足万人的红一方面军进入陕北，远离了中国的心脏地区，已不再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决定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把军事上进攻红军的任务交给西北地区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和马步芳这些非嫡系军阀完成，准备谋求政治上迫使共产党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性。这一年里，蒋介石的“安内”工作可以说硕果累累，把共产党逐出江西后，中心地区已再无异己势力，通过对红军的围追，他又乘机控制了在过去许多年里一直鞭长莫及的西南数省。
若干年后，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看成是蒋介石事业的巅峰。当然，相当多的大陆史学家是不作这种评判的，在他们的笔下，这个时候的蒋介石的形象比他1927年搞“4·12”政变时更加反动，更加狰狞，他的法西斯独裁者称号的后面，又多了个卖国贼的称号，因为他放着日本人不打，却拿起刀枪屠杀自己的同宗兄弟。这种充满道德义愤的评判，可以理解，也很容易被多数人认同。然而，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沾染了太多情绪的评判，存在着误读谜宫一样的历史的危险。起码，谙熟历史的学者们应该承认，评价活生生的天才的政治领袖，得与失的尺度要比是与非的尺度重要得多。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一文中，曾对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进行辩护，称这是“应付及迟缓日军的侵略，借以争取时间”，“我政府日夜准备尚感不给，忍辱负重以争取时间，既不能以准备作战之事实告国人，又不能轻易作孤注一掷，以求一时平抑国人之愤怒，正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中日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取胜，陈立夫把这些辱国丧权的条约当成苦肉计，就有了可以自圆其说的内在逻辑。那么，到底该怎样评价1935年发生在中国这些事件呢，或许答案就存在蒋介石心里。他的肚子里盛的或许是苦水。必须指出，蒋介石能获得1935年底的成就，并不是历史对他情有独钟。他走的也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路的两旁也是累累白骨。国父孙中山仙逝时留给他的不过是当时并不强大的一支军队，在党内，他的职务甚至比同时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还要低。十年时间里，他依靠智慧作基础的阳谋和阴谋，依靠比钢铁还要硬的意志，踩出步步血痕，才登上了权力的塔顶。北伐刚刚结束，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迫下野。复出后便开始吞并和征服群雄的战争。张学良易帜，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之后，他用三年时间终于把心腹之患共产党驱赶到了偏远的西北，国家终于有个统一的模样了；这时候，他不得不考虑“御侮”问题了。
在1935年秋天的蒋介石眼里，共产党已无力量与他全面抗衡，按照已经解决地方异己势力的经验，他决定寻找共产党。
然而，在寻找共产党和解之前，他决定再作一些准备工作。华北五省已将沦于日本人之手，被迫武装抗日不能不加以考虑。如要抗日，必须寻求苏联人在军事上的大力支持。
11月中旬的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蒋介石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次短暂的秘密会晤，蒋介石表明如下两个希望：第一，希望中日开战时，苏联能给予直接的帮助，在不损害日苏关系的前提下，能否与苏联签订一个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第二，希望苏联能促进中国在他的领导下的统一，以苏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领袖的地位对中共和红军施加影响，迫使中共最终服从中央政府的统率。
从政治智慧的角度加以考察，蒋介石此举可谓一石三鸟。综观蒋介石的整个政治生涯，不难发现，他在利用外在力量上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直到十五年后他到台湾小岛偏安，他才认真考虑了这种操作的得与失。蒋介石的这种政治才能太职业化了，太清晰了，太理智了，以至于他无法获得百发百中的成绩。1927年夏天，他被桂系所逼，通电下野，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弄明白了“关系”，对于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这年9月，他重游青年时求学的去处日本国，开始尝试这种办法。他成功了，在日本做成了两件事，一是求得宋老太太对他和宋家三小姐美龄的婚事的默许，一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助他统一中国的承诺。
然而，这一次苏联对他送去的秋波却视而不见。大约过了五天，鲍格莫洛夫以标准的外交辞令婉拒了蒋介石的要求：中苏两国缔结条约的时机尚未成熟，共产国际只是个松散的组织机构，没有实际的权力。历史没有留下蒋介石得到这个结果时的任何直接反应。可以确信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怀疑这种国与国间等价交换关系的真理性。整个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很注意这个世界大国的脸色。这似乎不能算作蒋介石个人的局限。或许蒋介石认为苏联没有回报他的秋波，只是觉得他这一头砝码太轻罢了。只能这么推测。因为翻遍全世界的史书，找不出任何无私的、纯粹的援助，有的只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利用的泼墨画卷，特别在这种战争纷纭的非常时期。或许在和平成为主旋律的时期，国家与国家间会发生纯洁得叫人心疼的友谊，比如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奉送受到自然灾害时的慰问品。这一次接触，无论是苏联还是蒋介石，都谈不上有什么可以视作道德规范的高尚动机。
但是，如果把这个插曲视作蒋介石的一次挫折，足以使他中止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的设想，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样认为，太低估了蒋介石的度量和承受力了。中国只剩下这么一个反对派了，用什么办法使它臣服，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
1935年12月上旬，中国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邓文仪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摘要。蒋介石在这份摘要里读出了这样的新消息：中共愿意同国内各个党派团体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对照四个月前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抗日宣言，蒋介石发现中共也要改变政策了。
《蒋总统秘录》一书里，没有记载蒋介石对“抗日反蒋”口号的感受，事实证明蒋介石没有过细地注意王明讲话的用词。圣诞节后，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了邓文仪。
因邓文仪官职卑微，蒋介石不可能与他谈天说地，单刀直入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马上返回莫斯科，去见王明，问一问政治解决他们的可能性。”
邓文仪领了旨意告辞，在客厅门口又被蒋介石叫住了。蒋介石把玩着手中的日本茶具，良久不语。邓文仪垂手而立，等待训示。终于，蒋介石站了起来，却仍没说话，背着手踱了一会儿，背着邓文仪说道：“日本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现在要抗日，非首先集中八十个师不可，否则必受日本人先发制人的打击。如今，这八十个师却被红军牵制住了。你去告诉王明，国共军队停战之日，即为中国与日本宣战之时。合作的前提是统一指挥，如他们能取得苏联的援助，一切都好说。”
邓文仪在南京过了元旦，匆匆赶回莫斯科。
蒋介石执意要和共产党联系上，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个邓文仪。在邓文仪回国前，蒋介石已让陈立夫设法去找共产党了。过了元旦，蒋介石见到年轻的国母宋庆龄，适度地表示了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并感叹说客的缺乏。宋庆龄向这位年长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后，答应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帮蒋的忙。
至此，蒋介石开通了三个渠道，向共产党抛去了政治解决两党冲突的绣球。
我们不应忘记蒋先生政治解决的底牌：共产党必须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
否则，……
让我们看看共产党在1935年底面临的现实吧。
一年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共产党和红军被迫放弃惨淡经营多年的所有南方根据地向比较偏远的、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转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第一方面军所剩不足万人在党中央的率领下进入刘志丹等人开辟的陕北根据地。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已对红军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剿。共产党和红军仍处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屡次训令和电令率部南下后，红军实际上已经分裂了。11月底，中共中央已确定了靠近外蒙求生存的方针。“北上抗日”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两个目标，眼下只能通过弯弯曲径才能逼近它们了。
12月1日，毛泽东复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是时间与路线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的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利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与外蒙靠近。”12月5日，毛泽东分别致函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总参议杜斌丞，策动十七路军反蒋抗日，并希望杨、杜二人谅解红军前一段歼沈克师一个团的事情。
同是12月5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联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
从这些电文和信函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步履维艰的困窘。靠近外蒙，是为了在危难的时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万一在蒙古兵败，尚可学马占山进入苏联，以备东山再起。推迟时间，是深感兵力不足，恐难打通靠近外蒙的道路。选择走山西和绥远，是为了争得民心，因为谁都知道，宁夏那时并没有日本人，华北事变后，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走山西、绥远，可以高扬抗日的大旗，出师有名。和正在与自己交战的西北军、东北军联系，是为了利用敌阵营内部的矛盾，寻求生存下去的另外的可能性。张国焘的电文如雪后之霜，真正把毛泽东、张闻天他们逼向了绝路。张国焘已撕破了三个月前两河口会议上温情脉脉、彬彬有礼的面具，赤裸裸地要取而代之了。张国焘口发狂言，依靠的是实力！这时，红四方面军尚存近四万人，难怪张国焘要求坐第一把交椅了。7月中旬，张国焘已经让中共中央委曲求全一次了。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为我们留下了张闻天同毛泽东讨论如何满足张国焘在组织上提出要求的写真：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位置，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然而，毛泽东还是低估了张国焘的野心以及这颗野心的硬度和重量。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如果不是这封密电送交时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如果叶剑英没有立即去向毛泽东报告，不堪设想的后果会把历史完全变成另外的样子。
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并没讨论张国焘的问题。12月21日，毛泽东并张闻天致电彭德怀转林彪，答复林彪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要林彪放弃到陕南打游击的观点，并要林彪到中央呆一个时期。表面上，在毛泽东等人的眼里，改变一个高级将领在战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要比张国焘另立中央还要重要。又过了三十二天，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才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无异于自绝党，自绝中国革命，但却只是电令张立即取消他的“中央”，重申并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并没给张国焘什么处分。“俄界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重视：“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
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张国焘犯了弥天大错而能暂时逃脱党纪的严惩呢？只能是尚在他手中控制着的红四方面军的几万人。
实力再一次显示出了它在政治和经济的搏杀中毋庸置疑的权威。
为了增加实力，党纪对张国焘网开一面；为了增加实力，取得信誉，红一方面军决定进行成败可能参半的跨河东征；为了东征后尚有退路，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去与张学良谈判。
只是在这个时候，在陕北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的中共领导人还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自己与蒋介石敌对的立场。1936年2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发给与张学良谈判的李克农的训令中还出现有这样的字样：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
卖国贼者，蒋介石先生也。蒋介石这一段演说尚在陕北共产党领导人的耳边回响：“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还没到最紧要的关头吗？北中国已差不多全部沦丧了！这不是卖国的老调又是什么？他们没有人会想到政治解决的绣球会由蒋先生本人抛出来，因为长征途中的血腥气还没散尽呢！因为每天都有红军倒在中国人的枪口下长眠不醒。
因此，在1936年的前半年，陕北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十分希望政治解决，在行动上却更积极地和国民党前线将领发生联系。
二
1936年元月上旬，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返回莫斯科。他未及洗去征尘，立即俯案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他们转达王明，要求见上一面。
两方反目为仇已近十年了，邓文仪采取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要求见王明，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少政治家，终生都在非此即彼的明晰的选择中度过，一旦选择完结，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新的计划。在常态的政治运转程序中，他们翻来覆去的偏执的政治主张只能为历史增加一种新鲜的和声，但一旦在偶然的机会里他们的声音成为了历史交响的主旋律，血流成河、一片瓦砾的悲剧就被创造出来了，他们也借助这悲剧在历史人物志的大书里取得一席较醒目的地位。王明就是一位唱过主旋律的政治家。至少，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促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1935年底的王明，像一只知道江水已暖的鸭子，最早叫出了春的声音。秋天里，他组织撰写了《八一宣言》之后，经过一两个月的脱胎变骨，又组织撰写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国难声中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测》等文章，公开刊登在共产国际办的杂志上。王明以他的绝顶聪明和超常的敏感，再次取得了政治家的成功，第二次国共关系合作史的首页上留下了他不容随便省略的大名。
然而，他却拒绝了邓文仪。是叶公好龙？还是因为他多疑的天性造成了这种犹豫？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在他以后的步履中，只要没患重感冒，很容易嗅到机会主义的味道。
邓文仪是领了圣旨前来找共产党的，自然不会浅尝辄止。大约在元月9日前后，他找到了胡秋原，请胡代为说项。胡秋原是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个组织也在倡导抗日反蒋，与共产党的主张相符，同时，十九路军的将领原来都是蒋介石的部下，胡秋原也就具备了当红娘的资格——了解双方的底细。王明同意与邓文仪见面，但决定先以潘汉年出面谈。这是谈判的规格问题，不再表明王明的个性。王明是领袖级别的人物，邓文仪不过是个小小的武官，第一回合王明就出来，岂不是显得共产党太急不可耐了吗？见面时间定在元月13日晚，地点在“红娘”胡秋原家里。
按照约定的时间，后来成为国共和谈共产党一方最早的正式代表潘汉年出现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早在那里等候了。趁潘汉年脱外套取帽子解围巾的空挡，邓文仪仔细打量了这个对手：很年轻，相貌英俊，有一双招风大耳，两眼双眉的略略不对称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味道。太嫩了一点，邓文仪这么想着，心里略略存了轻视之意。且慢！那薄薄的双唇抿在一起了，两个微微上翘的嘴角已有几缕嘲讽泄出，邓文仪不由得坐直了身子，他在想，谈判不就是靠的一张嘴吗？
潘汉年刚一落座，随即单刀直入：“我受王明同志委托来谈国共联合抗日救国问题，请问先生是私人资格，或正式代表南京当局？”
邓文仪也不兜圈子，如实答道：“我这次来莫斯科，是受蒋先生之嘱来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此前，我们在南京、上海等地寻找一个礼拜毫无结果。后来又想去四川或陕北直接和红军谈判，但怕事先毫无接洽，进不去，只好作罢。王明的演讲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蒋先生已经读过。我这次来，可以代替蒋先生和你们谈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双方自然还要请示。”
潘汉年问得更直接了：“在全国同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贵党和南京政府有什么明确的表示？”
邓文仪答道：“蒋先生已在高级干部会上提出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得到一致拥护，可以说，联合抗日的原则已定了下来。如今，国内只有我们和你们两个力量，如像1925年那样的合作，肯定有办法。蒋先生说，你我双方停战之日，便是对日宣战之时。所以，早日谈妥就能早日抗日。”
潘汉年步步紧逼：“合作条件如何？”
“统一指挥，努力取得苏联的援助。”
潘汉年眸子里的亮光暗了下去。统一指挥，虽没主语，但绝对不是共产党指挥国民党。共产党如今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无论如何也不会立即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几天后，王明在见邓文仪时，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统一形式，坚持共产党仍坚持着的平等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
王明等人自然很清楚，蒋介石更不会接受这种平等，受孕的时机尚未到来。元月23日，邓文仪拿着一张王明和潘汉年为他出据的介绍信回国复命，他被告知：你可带此信直接入苏区与中共中央协商具体办法。
史料表明，这次秘密接触在双方都是一种不知所终的结局。从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中，看不见中共中央对这件事表示任何兴趣。双方仍在兵戈相见，兵不厌诈呀！只能作这种解释。邓文仪以后在国共谈判的舞台上再没扮演过任何角色，像一颗流星一样，消逝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只在茫茫天幕上留下淡得无法辨清的一抹印痕。
如果不是一场大雪，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6年元月对蒋介石发出的和解信号的反应，肯定要热烈得多。宋庆龄见过蒋介石后，立即着手与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她的努力较之蒋介石本人，要实际得多，周密得多，细致得多。1月中旬，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带一大包以她的名义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及她自己电台的呼号密码，化名周继吾，以财政部调查员的身分赶至西安，准备入陕北苏区。谁知天意难违，董健吾抵西安后，陕西境内普降大雪，道路中断，他被困西安达四十余天。
2月中旬，董健吾在西安和肩负同样使命的张子华不期而遇。张子华受覃振和谌小岑的委托准备去陕北。
说起谌小岑，这里必须补叙蒋介石寻找共产党的另一条线索发生的事情。
1935年12月底，蒋介石的亲信、CC系首领陈立夫也奉命寻找共产党。“中统”消息灵通，没几天已通过谌小岑与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1936年元旦前，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秘密接触国民党，探询对方的真正意图。
1936年元月，周小舟、吕振羽和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拟定一个意见书，要求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帮助统一中国，以便合作抗日。周小舟的对案则特别要求国民党首先做到以下四点：第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第二，开放民主自由；第三，释放政治犯；第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谈判自然不会有任何进展。
谌小岑再找张子华入陕，还有这样一种心理动因：曾养甫见周小舟年纪太轻，怀疑中共没有诚意。是的，周小舟当时只能算作一个小人物，几个月后他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也不能和蒋介石的亲信曾养甫等人平起平坐。他们想直接找共产党主事的人。
董健吾和张子华两个神秘的人物为了不辱使命，商量后，前去找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求助。张学良已背恶名多年，现仍被迫进行内战，电询南京蒋介石证实董张二人所负使命之后，立即派专机将董张两位特使送抵延安。2月27日晚，两人抵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他们都来晚了，在瓦窑堡留守的中共领袖级人物只剩下博古一人，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实力人物此时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红军东征。毛泽东作为亘古至今一流诗人的代表作《沁园春·雪》已在东征途中写就。他们出的价钱也太低了，只是来了解共产党“输诚”的条件。刚刚在词中把历史上有作为的几个皇帝评说一个遍，得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结论的毛泽东，像是一个“输诚”的人物吗？“输诚”是比较书面而又保护面子的一个词。它的同义词叫投降！3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致电博古等人，提出五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第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第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第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第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第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
和蒋介石的和谈底牌相比，这五项条件要显得智慧得多、灵活得多。提抗日则顺应民意；要求先抗日则显示节操；倡自由政治与政体改革显目光之久远；重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能保平等和独立。蒋介石的底牌翻译成大白话则是：只要你们能听我的招呼，别的什么都好说。在政治的交锋中，实力固然起决定性作用，但绝对不应低估斗争的艺术。艺术水准的高下，常常会改变结局。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以弱胜强的实例。
公正地说，蒋介石这个头并没开好。
3月5日，董健吾已完成全部使命，在瓦窑堡已无事可做，踏上了经洛川、西安返南京的漫长道路。同月16日，张子华从红军东征前线赶至洛川，也假道西安回南京。陕北苏区没什么珍贵的土特产回赠，两位特使带了林伯渠的亲笔信给宋庆龄、覃振、于右任、孔祥熙。
没有史料能够证明，中共中央为什么不让董健吾带回书面的五项条件。这是一个疏忽？还是一种斗争策略？3月中下旬，蒋介石寻找共产党的目的达到了。结果却让他哭笑不得，到底谁更能代表中共中央呢？董健吾只带回了博古口头转述的条件，张子华只有林伯渠写的信函数封。周小舟再次入南京像变魔术一样出示了有毛泽东、彭德怀共同署名的信件。陈立夫等人研究几日，依照多年来称“朱、毛红军”推断出周小舟可能是红军嫡系。但这个判断又无法解释这个疑点：周小舟来自天津，他怎么会带着由毛泽东、周恩来签名的信函？
最后，这件事只好请蒋介石御断。蒋介石看着周恩来的签名，默思良久道：“这是真迹，周恩来写来字，总是写得瘦长？周字总是上瘦下肥。你们和这个周小舟谈吧。”
这番话说得陈立夫等人自叹弗如，暗自惊叹蒋介石的精细。周恩来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过几个月，事情又过去了十来年，而蒋介石却能记起周恩来字迹的肥瘦，足见不同凡响了。
于是，国民党开始高度重视与周小舟等人的商谈了。
三
红军东征遇阻后，毛泽东才开始考虑正式与蒋接触的问题。阎锡山不给红军让路，硬冲又冲不过，接下来恐怕要遭到敌人东西夹击，生存问题将更加突出。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
从抗日反蒋并提到在抗日的旗帜下讨蒋，预示着共产党根本政策的改变。4月9日晚，周恩来入当时还叫肤施的延安，与张学良密谈八小时，次日四时出城。谈判的内容是与东北军停战。张学良大部同意中共的主张，愿与红军互派代表常驻，愿为红军代办子弹等军需物品，主张红军前去经营绥远。但又表示在未公开表明抗日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关键点上，谁要是无条件地相信了敌方甚至旁观者的某种承诺，谁就是政治上的白痴。这种时候只有自救这一条出路。5月2日，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东征结束，扩大新兵八千人。5月18日，又发起了攻向陕甘宁三省边界的西征战役。战役的目的是扩大红军，使自己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曾养甫征得蒋介石认可后，向中共提出如下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第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它游击队则交国民革命军改编。第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第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第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国民党这一方案，比前一案艺术得多，也难对付得多。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红军东征受挫，但实力未损，仍有返内地之实力。从各方面收集的情报表明，日本将首先对内蒙古和外蒙古不利，让红军主力开至内外蒙交界地区，一可使红军进一步远离内地重要的军事地区，继而在日军侵占外蒙时先与红军冲突，最后必导致苏联的干涉，使日本无暇也无力向南进攻，此案仅此一端足见系心血所做。有着这样一石四鸟的结果，文字上松动一些，在非原则的问题上作些让步，又有何妨？让你们去另辟疆土，免了“输诚”之名声，够仁慈了吧？答应改组政府，请你们这些抗日分子加入，够大度了吧？以你们区区几万人的实力想谋求一个平等的联合政府，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在政治的竞技场上，大鱼吃小鱼是千古未变的铁律，让你们的领袖在京城占据一席之地，已经不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买卖了。你们起兵造反，为的不就是个荣华富贵？对日宣战了，军队没有一个统一的号令，这仗还怎么打？我们不难从这些温和的条文里，听出以上的口声。
我们不能不在这里感叹一声：中国的文字太玄妙了。把这四项条件和中共的五项条件加以对照，不难发现，四项条件是针对五项条件提出的，在比较浅的意义层，国民党方面基本上在主要的方面作了让步，但词序一变，内容稍作增删，内涵却完全成了另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最终仍要以南京为中心来统一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共产党自然不能接受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信仰的是共产主义，并且认定这是彻底拯救中国的良方，他们决不会为了个人的什么前途放弃这种终极追寻。夏明翰的《就义诗》这样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至少，共产党的领袖中，有毛泽东这样的人，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建立一个崭新政权的宏图大志。历史的进程将证明，蒋介石在1936年，以及以后的九年，对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所知甚少。他把毛泽东当成一个略具政治头脑的军阀看待，是个历史性的误读。
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提出的四项条件的。他在1936年6月28日，通过电报对彭德怀等人说：“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我们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实际上，这个时期日本国的野心正在膨胀，但他们军国主义的准备和发展尚处在“小康”阶段，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等于吃上了四菜一汤，上上下下都沉浸在得到中国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肥得流油的黑土地的狂喜之中，虽然已开始垂涎中国的华北，但对攻不攻东南亚和苏联仍属奢望。这时，他们对苏联的战备只是为了能专心致志经营中国的满洲。
尽管毛泽东看出了蒋介石“用心险恶”，但又无法不把目光集中在打通同苏联的通路上面。6月29日，毛泽东再电彭德怀指出：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的任务，可以选择的道路一是宁夏及绥远西，一是甘凉肃三州。西征的决心仍无改变，八个月来，红军的根本处境也没根本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双方的政治谈判就必须向前发展了。6月下旬，周小舟再到南京，提出如下内容的对案：第一，立即发动战争，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第二，在第一条实现的前提下，红军放弃军事行动，国民党军同时停止对苏区的进攻；第三，确认抗战须有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在前面两条实现后，只要有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称，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指导地位；第四，现在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的提议，但在将来战时，共产党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这样，双方的条件就十分接近了。经过几天的磋商和双方的让步，谈判代表形成了共同起草的《谈话记录草案》。草案的内容很接近共产党的对案。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谌小岑当即起草了一个协定条款，希望经两党领导人通过后立即达成协议。这一行动传递出了些许谈判代表当时的兴奋。
且慢，不要忘记中国那个叫“好事多磨”的成语。尽管谌小岑的条款已较双方拟定的草案偏重了己方的利益多多，国民党上层领导仍嫌太大度，陈立夫挑灯夜战亲自修改，7月4日，正式交到周小舟、张子华手里的文件内容，已经散发着吞并的味道了。便是这样，国民党还强调指出这份文件仅供中共中央参考！
双方进行十几轮唇枪舌战，到头来只弄出一份“参考消息”！可以想见双方谈判代表当时是何等的沮丧！张子华伤心透了，根本没有打算亲自去陕北送这份文件，他到了上海，把文件交给冯雪峰，垂头丧气地说：“方便的时候，你交人带去吧。”这一份文件几乎算是泥牛入海了。周小舟带着同样的文件回到北方局，刘少奇看后自然不会获得如获至宝的感觉。这份文件在北方局静静躺了一个多月，周小舟启程去陕北时，才又把它裹进自己的行李中。“参考消息”，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直到8月底，中共中央才品味了一番“参考”的滋味。
在电报已经广泛使用的1936年的中国，一份文件的传递需要六十来天，除了说明它轻于鸿毛外，再寻不出别的意义了。
是的，谈判对国共双方的1936年夏初，的确像个弃儿。“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几个月里很可能在梦里梦过几次红军。5月28日，陈济棠、李宗仁联合两广将领发表通电，表示誓死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对日宣战，并调军北上。6月9日，两广北上军队前锋已抵衡州。6月22日，陈济棠当上了两广方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李宗仁副之。蒋介石哪里还有工夫去管只有几万兵马的红军！两次“下野”的旧事还历历在目。第一次“下野”，李宗仁算是主谋，陈济棠那时还算是他的同志。1923年至1931年这八年间，蒋介石待陈济棠不薄，于1929年让他控制了两广，成就了“南天王”的美名，陈济棠也可以称作蒋介石的左膀右臂，1927年向他提出“清党”、“反共”的建议，1930年助蒋介石战胜了冯玉祥和阎锡山。因1931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陈济棠跨入了和蒋敌对的阵营，成了逼他第二次“下野”的关键人物。随后，蒋、陈的合作就没那么“愉快”了。同志关系彻底消逝。1934年，陈济棠为保存实力，曾为红军让出一条生路。这两个人都是羽毛丰满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这个时候在后院放火，醉翁之意不仅仅在日本人，而且要借抗日之名逼他第三次下野呀！他一嗅就嗅出了别样的意味。一石三鸟！十三年后，蒋介石被桂系所逼，第三次“下野”前，曾说过这么一番肺腑之言：“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他们不但要我的命，还要我的钱呀！”由此可以推断出蒋介石和地方各派系关系的实质：纯粹的相互利用，蒋介石从来没有在实力和人格魅力上完全征服他的这些合作者。综观蒋介石1949年以前的事业，他似乎从来没有寻找到怎样才能彻底折服部属的良方，除了他对黄埔系的控制卓有成效外，尽管他成立了“军统”、“中统”等恐怖组织威慑地方实力派领袖人物，但几无建树。他在这方面的失算，是造成他在大陆失败大悲剧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代帝王，他对中国沉淀了两千多年的博大精深的治人之术未增添任何新鲜的、可以作为后来者加以效尤的内容。他在处理内部关系上，倒更像一个维持会长。
请看！蒋介石又故伎重演了。他一手拿枪，一手拎着盛满黄金的盒子，背靠着日本人去处理“两广事变”了。7月4日，广东空军连人带机飞离广州投蒋。7月6日，两广地区大部分中央委员自广州出发至南京开五届二中全会。7月7日，陈济棠部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通电拥蒋。7月8日，政治上已臻化境的陈济棠的主要部将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一看机会来临，直飞南京，从此跻身国民党要员之列，接着，粤方邓龙光、邝文光等高级将领倾巢拥蒋。陈济棠成了光杆司令。7月13日，陈济棠被解除一切职务。五日后，他飞至香港，要求出国考察，行前表示一旦抗日炮声响，即回国共赴国难。蒋介石终于展开了皱了一个多月的眉头。他胜利了，却又失败了。胜利在于他在时隔多年后又一次亲自控制了广东，失败在于他亲手扼杀了一次抗日运动，再次失去一部分人心。
他能如此迅速平息“两广事变”，只能证明对手太弱。事实证明，广东在他眼里，要比解决国共冲突重要得多。他在7月下旬，立即加派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令曾即日赴任。这个曾养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十天前还曾答应去苏区与周恩来谈判。曾养甫南下，害得周恩来空等了十几日。
能查到的史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8月前，对政治解决国共冲突这件事并无多少热情。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干些什么呢？
蒋介石签发解除陈济棠一切职务的这一天晚上，即7月13日晚间，毛泽东步行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那几间破旧的窑洞，看望本日刚刚到达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斯诺后来在《复始之旅》一书中为我们留下了他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话过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第二天，毛泽东出席了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历史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表明是谁提出以这样的规格迎接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记者。但可以这么认为，这种做法很合毛泽东的心意。他们是第一批走进陕北红色苏区的外国人，让外交部出面接待来自西方大国的新闻记者，无疑会造成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某种官方接触的事实。记者会用笔说话，且有很多听众。主办过《湘江评论》的毛泽东从来不乏这方面的敏感。
毛泽东知道，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宣传的重要性。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在和国民党进行的多次宣传战中，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彻底的实现。此是后话，暂且不提。且看他在1936年是如何身体力行地行动的吧！
据刚刚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7月15日，毛泽东发表对哥老会的宣言，“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随后即会见斯诺，回答斯诺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7月16日晚九时至次日凌晨二日时，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7月18日、19日，再同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7月23日，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在几次彻夜长谈里，一个卓有远识、热爱自己国家和人民、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对治理中国有一整套施政纲领的杰出的政治家毛泽东的形象呼之欲出。更重要的是，斯诺感觉到了毛泽东身上散发出的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
请记住“个人魅力”这四个字。这是每一个成大业的政治领袖天赋和后天努力所结出的果实。很多情况下，它只会创造奇迹。若干年后的今天，毛泽东的形象成百上千次地出现在外国作家和记者笔下。斯诺著名的《西行漫记》最先画出的一幅仍是最好的之一。“他歪斜在枣树下那片斑驳的阳光里，像一袋倒下的土豆。”这句描写和《毛泽东传》里这样一句话：“毛泽东是一个经常把社会主义这棵大树拔起来看看下面生没生虫子的一个人。”同样是描述毛泽东的经典。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做广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让我们回到国共和谈这个敏感的话题上吧。首先，我们要修正一下前面说的“毛泽东对政治解决国共冲突这件事并无多少热情”。他只是对这件事的是与非缺乏考究的兴趣，思索的是得与失这个实质。正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国共关系这个问题了。
四
1936年8月10日，潘汉年接王明指示信，在南京见过陈立夫，直接了解了国民党的基本条件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上午，潘汉年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来信的内容。
同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共产国际及王明对共产党施加了影响。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又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
尽管毛泽东等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的来信迅速作出了反应，但还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8月1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电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批评中共中央在此之前的“抗日反蒋”方针，主张提出“民主共和”的口号。面对这份电示，毛泽东是否有点哭笑不得呢？
很可能。
四个月前，他已在电文中提出过不再用“抗日反蒋”的口号。前一天，他一口气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写了六封信，希冀各方面合力形成统一战线。晚上，又致信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要刘一有机会即做傅作义、阎锡山、商震、韩复榘等人的工作，要这些地方派高级将领“千万注意”各自的军队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再前一天，他还给杜斌丞、杨虎城写了信，策划成立联合战线。为了能尽快实现抗日，为了能使共产党和红军能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毛泽东倾尽了智慧。这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比毛泽东更会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吗？你们在遥远的莫斯科向中国眺望，到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毛泽东真的想骂娘了。
不能骂！且稍安勿躁，自由飞翔的一天尚需很多时日。还是忍一忍为好。红军势单力薄，无力对付眼下的险恶局面，还必须向靠近苏联的方向运动。“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统治的”这类语言，只能讲给那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听，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人，还应该讲一些交往艺术和说话分寸。毛泽东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作一次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语言出现在9月1日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里，指示称：“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三年后写出《矛盾论》的毛泽东，即便是一次“认错”，其强烈的个性十里之外仍可以嗅到。联蒋抗日时机尚未成熟，反蒋抗日已不适应当前的形势，那就用个“逼”字吧。“逼”字很好，能体现主次，能使自己占据主动，同时又能利用各种矛盾不致使自己失去那些根本不愿和蒋联合的可能的朋友。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1927年9月28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曾对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毛泽东。
8月25日，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此前已决定以潘汉年为先锋，周恩来为主将前去和国民党方面谈判。9月下旬，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谈判用。
谁知国民党泼过来的却是一瓢凉水：两党并非什么合作关系，军队必须改编，和谈只能在7月4日陈立夫修改过的四项条件下进行，没有丝毫的通融。
此时，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酝酿已久的西征宁夏即将进行，尽管毛泽东等人觉得国民党太霸道，还是答应同意谈判。因为这正是行暗渡陈仓之计的良机。10月14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子华：要蒋介石找个理由停止军队进攻，在进攻未停止时，先派在上海的潘汉年与对方谈判。
10月21日，国民党方面同意先和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这一天，红二方面军在平丰镇同红一军团胜利会师了。因彭德怀即将率部发起宁夏战役，毛泽东希望能在战役发起前谈判能对战役有所帮助，想让潘直接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以便早日惊动蒋介石，他于10月22日电告潘汉年，要潘直接去找陈立夫。
10月23日上午九时，彭德怀拟就的宁夏战役部署已变成电文飞至毛泽东的窑洞，这次战役的目的是西渡黄河占领宁夏。
美好的愿望常常在转瞬间被严酷的现实击个粉碎。
且看看发生在南京城里，与共产党的心愿相吻合的一件大事吧！
彭德怀在起草作战计划上报毛泽东的同一天，宋庆龄、何香凝早拟了一份旨在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致抗日的建议书，拿出去征求附议签名。两天里，十几个领袖级人物在建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中有冯玉祥和孙科。这样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动蒋介石。这份建议书如果传到各路诸侯那里，后果将不堪设想。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给这些人一个说法。如果将他们都召集在一起，不是太显自己的胆怯了？最好能找一个人来独对。对！这么办最好。和他们交个底，让他们去共产党那里当说客，一举两得。
可是，找谁来独对呢？有这种资格的，只有宋、何、冯、孙四个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孀，辈高位尊，不是好相与的角色，弄不好就会被她们当作逆种来训斥。找孙科独对？别逗了！虽说已经共和了，虽说蒋介石屁股下面坐的也不是偷来的江山，虽说他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整治过孙科，但他一想到和孙科单独坐在小客厅里促膝谈心，这心里就有点发毛。在儒家典籍里浸泡几十年，对曾文正公心仪几十年的蒋介石，脑袋里装的不仅仅是文韬武略，还有三纲五常的规矩。如果中国还在搞世袭，孙科就是名正言顺的皇上！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这个冯玉祥。把兄弟加败军之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让我们用最简略的白描录下这场对话吧。
冯：联共问题怎么办？
蒋（手抚茶杯）：同中共妥协问题。我已考虑很久了。去年年底已开始找他们了。
冯（面露诧异）：哦？这么说，你真的要实行三大政策了？
蒋（眉梢微挑）：先总理的遗训，我怎敢不从。都吵我不抗日，谁能来体谅我的难处？和共党妥协，有问题不好解决呀！
冯：入的问题？
蒋：这不是问题。从前大家一桌子吃饭，一个屋子开会，后来才成冤家的，现在再合一起，有什么不可以？
冯：是这个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党的问题？
蒋：这更好办。实行宪政，各党各派都可参政，共产党当然不能例外。
冯：哪还有什么问题？
蒋（猛地一蹾茶杯）：军队。（乜了冯玉祥一眼）谁能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他们连改编都不答应，抗什么日！
冯（叹了一口气，似乎在想三年前抗日不顺的日子）：是难。你准备怎么办？
蒋（眼露亮光）：你能不能想法让他们服从呢？
冯：试一试吧。
蒋：我看还是把他们送到外蒙吧！
签名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蒋介石送走了冯玉祥，目光立即化作两把利剑迅猛地刺向西北地区。10月27日，红军二大主力开始按计划集结。31日，国民党军陆续攻向靖远、中卫等地，红军夺取宁夏的作战计划被迫中止，主力被迫向东转移。黄河天险毫不留情地把红军割成了两块。红军的历史上出现了几乎可以作为悲剧注释的“西路军”三个字。
蒋介石忽然对和谈有了浓厚的兴趣，指示陈立夫立即找那个潘汉年。在他看来，红军除了签城下之盟，已别无出路。
蒋委员长的感觉并没放大，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通夜不眠，焦急地寻找着出路。趋向中苏边境已无可能，眼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与蒋实现全面妥协，要么分兵重新打入内地。
这两条路都不是通向黄金牧场的坦途。
潘汉年不知道西北发生的突变，一心一意在上海寻找陈立夫。因为寻找的艰难，他已把毛泽东亲手起草的协议草案背个滚瓜烂熟。11月10日，陈立夫敲开了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的房门。
陈立夫和潘汉年这次会面，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篇什之一。作为正式谈判代表，潘汉年肯定知道毛泽东的如意算盘，一见来人正是陈立夫本人，心里油然生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愉悦感，甚至没有去想一下陈立夫为什么这般猴急地亲自找上门来，立即把协定草案背了一遍。
陈立夫嘴角上挂着怪怪的笑，静静地倾听，像一只假寐的老猫。他已经判断出潘汉年对西北的新局面一无所知了，要让潘汉年表演个够，然后再猛扑过去，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潘汉年结束了演说一般的陈述后，发现陈立夫像是睡着了，心存疑惑，不由得追问：“陈先生以为如何？”
陈立夫大笑。笑得很开怀，用大笑消受够了胜利者的喜悦后，他说话了，用的是颐指气使的口吻：“我请你向贵党转达蒋先生的最新建议：第一，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二，目前可保留三千之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军队问题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的各点都好办。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是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军事问题双方谈了要负责的，你我都无法决定此事，是不是请周恩来来宁和蒋先生一谈？”
这番话潘汉年听来真像晴天霹雳。
五
温习一下鲁迅先生的一句至理名言很有必要。鲁迅先生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后来的学者认为：鲁迅的思想有时所进至的深刻程度，几百年来无人出其右者。领悟了鲁迅先生的深意，我们就能避免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可能的迷失。大则革命运动，小则个人生活，无不在鲁迅三段论的制约之下。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收到了潘汉年的电报。这一夜，毛泽东的窑洞里肯定丢了一地劣质烟的烟屁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眼下这一关怎么过？无条件交出军队？十年前，毛泽东已经得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了，眼下这几万人马可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呀，万万交不得！这支军队能存活至今天，是用心血、谋略和几万十几万生命换来的呀！它是中国革命仅存的一颗火种，不能让它熄灭了！没有了它，共产党人的终极政治目的、社会理想、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的理想，都将无所附丽。
蒋介石不是笨蛋，一拳打在毛泽东的腰眼上。笑话，蒋介石能不知道军队的重要！在战事叠起的时代里，能把几十上百个乱世枭雄控制在自己的麾下，没有铁的意志和手腕，能办得到吗？解职出洋，真是一个创造性的手法！半年后召回量才使用，不过是个托辞。交出军队，就意味着流亡生涯的开始。毛泽东看了看身边铺着红毡的桌子，想起了美国人斯诺。一个月前，他和这个美国记者围着这张桌子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这几夜，他详细谈了自己的历史和红军长征的经历。想起了长征，毛泽东坐了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藐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豪气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有小米饭可吃，有窑洞可住，有自己的地盘，比长征途中的情况要好得多。智慧尚有它的用武之地，还可以显出从容。他朝门外喊道：“要开个会！”
这一晚发生在毛泽东窑洞里的事情，以后的史料里没有记载。当事人（包括工作人员）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似乎把这一晚遗忘了。我们只有从第二天发生的事情中，感觉到这一夜的惊心动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南京对红军究竟能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恩来出去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据张子华称，曾养甫曾有这样一案：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我方可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有什么容器可以度量这次让步所饱受的苦痛？抗日的事眼下不能考虑了，共产主义理想暂时还只能放在被翻得油腻的书本里。这些“发展”阶段的事业已经摆不到桌面上来谈了，必须面对生存这个难题。虽说共产党历来信奉以发展求生存的哲学，但在这一关键的时刻，需要来一点变通。
这次让步，无疑可看作困兽之斗。以对手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已丧失了全部的主动。“一致对外”，已经变成一个美丽的面具。
即便如此，能不能谈，也还未知。
11月15日，陈立夫接到中共中央致潘汉年的电报后，当即电邀潘汉年到南京再谈。16日晚，潘汉年匆匆忙忙赶到南京，陈立夫却失约了。不难想见潘汉年在1936年11月16日晚那种沮丧和绝望的心情。作为谈判一方的正式代表，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冷遇，潘汉年嘴角上还能浮出年头在莫斯科见到邓文仪时的不可捉摸的笑意吗？陈立夫官邸前的马路上肯定留下了潘汉年叠了一层又一层的脚印。门旁的饱经沧桑的古槐树肯定还记得潘汉年每次叩响门环时，那支握惯了派克式钢笔大手的犹豫和颤抖。
陈立夫去了洛阳，归期不定。陈府的下人并没骗潘汉年。陈立夫去洛阳是蒋介石召去的，作为大臣，无法决定召见的长短。如果潘汉年知道蒋介石半推半就，决定在洛阳过自己五十大寿这一事实，他还能熬过这难捱的等待吗？
蒋介石正在洛阳尽情享用事业达至顶峰时的风光。他这次出巡，京城几十位要员随驾。这时候，没有几个人能猜出蒋介石带这么多大员的目的。他的日记公诸与众后，我们才知道他这次已下定决心，准备彻底解决共党和红军问题。
11月19日，潘汉年终于等到了陈立夫，有些口吃地转述了中共中央想以曾养甫案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意愿。
陈立夫故作惊诧道：“是么？有过这样一案么？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潘汉年艰难地答曰：“曾养甫案由张子华转告中共中央。”
陈立夫摇头晃脑，“纯属子虚，纯属子虚，曾养甫作为我的代表和你们密谈，他有这样一案，我不会不知道。”
潘汉年自然不会去从陈立夫脸上寻找什么说谎的证据。把谎言当成真理讲出来时能回避掉七情六欲，是政治家最基本的功夫。陈立夫是什么角色，能在这些地方露出破绽吗？曾出产过“指鹿为马”典故的这片土地上，陈立夫的说谎是一种重复，就像第一万零一次把女人比做鲜花一样平常，等同于京剧里一个程式，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它的功能只是用来证明弱肉强食这个严酷的现实。
“要谈，只能在十天前谈的原则下进行。”陈立夫见潘汉年默不作语，补充道：“蒋先生这次又一次强调了，你们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名单由我们来提。”
历史从来没在这种情况下复制出“舌战群儒”的绝响。便是苏秦、张仪、申公豹在世，也无法改变这种格局了。潘汉年只能用高贵的沉默维护自己人格的完整，他在心里已经承认：这次会晤彻底失败了。
陈立夫完成自己政治家和钦差大臣形象塑造后，把自己的个性特征作了适当的表现，使得历史的记忆里多了这样一段变奏作为这一轮会谈的尾声：同一日，陈立夫让张冲告诉潘汉年说，坚持十日谈的原则，实在是蒋介石的本意，他个人也无可奈何，并为潘汉年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周恩来曾与蒋介石共过事，关系不错，如周去见蒋，条件或许可以斟酌。陈立夫后半生因政治失意，全身心投入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孔孟的迷醉，使他的政治家做得不很纯粹，但却得以长寿。
详察历史后来的进程，可以说蒋介石错过了他梦寐以求的吞并共产党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从此以后，共产党再没提出过比这一次更低的价格。
历史不能占卜，历史不能重新选择。这个时候蒋介石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条件，是因为他已经有更好的选择。
他认为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的时机业已成熟。进入11月下旬，他亲自到西北督剿共产党和红军的意图已路人皆知了。
中共中央被逼无奈，只好另觅出路。11月26、27日，两电潘汉年，拒绝由周恩来出面谈判，认为国民党无丝毫的谈判诚意，决定中止谈判。12月上旬，陈立夫和潘汉年再次会晤。陈立夫表示出一些让步，同意保留三万红军，但其它条件不变。在蒋介石即将开始大规模军事进剿的前提下，这次让步只能看作是一种为战争服务的计谋。中共中央自然表示拒绝，决意以战争求和平。
12月4日，蒋介石抵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杨两部调至福建和安徽。
12月5日，毛泽东致函冯玉祥和孙科，鼓动冯、孙二人扯旗抗日。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这两个人写信？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能打响吗？且作疑案存下。
政治解决国共冲突的设想，在1936年12月，它刚满周岁的时候，完全变成了一个有人生没人养的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