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立规、改制、定位、固向
——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整改思路谈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迎来建所20周年。2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到目前为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行政与科研体制逐渐确立；从硕士到博士的人才培养基地基本建成；多品类、多民族的图书资料有了一定的积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建立起一支素质较高、集合了各民族专家的队伍，曾受委托主持全国性重大学术项目，参与、组织一系列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承担了大量国家及院、部级科研课题，推出了一批批学术成果。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人为的与客观的原因，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建设在软件与硬件两个方面还存在种种不足。譬如在学科定位、学术方向、学术管理、研究课题设计、研究室设置、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缺乏宏观性的、战略性的、前瞻性的考虑，致使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本身的建设受到一定的制约。如果不对已经暴露出的弊端进行整改，如果不从时代的高度与学科本身的需要进行创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将无力承担起在充满竞争的21世纪参与重构人文社会科学新体系的重任，无从参与完成党和国家所要求的把中国社科院建设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的任务。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唯有勇敢地开拓进取才有光明前途。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整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到其基本体制的稳定性、基本工作的连续性，还要顾及它在现实条件下的承受力。对那些实践证明严重阻碍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整改是手段，其目的在于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产生大家，产生精品。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整改工作原则应该是：高品位、大目标、规范化、讲实际、求效果。具体的整改内容包括：正名，立规、改制、定位、固向。
一、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举。”长期的学术实践及科研的现代化进程都表明：在保证其性质、任务、方向都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名有必要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改称为“民族文学研究所”。这种“正名”的好处：一是减少“少数”二字，满足名称须“简洁”的要求；二是以“民族”代替“少数民族”，与国内所有同类机关、事业单位的名称相统一，符合名称的“规范化”要求；三是以“民族文学”代替“少数民族文学”，避免了对它作多种缩写的可能，可确保电脑网址的“准确性”。
二、立规
研究所要靠规章制度治所。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并确保它的有效执行，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创造良好科研环境、维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正常秩序、造就学术大家与创造学术精品的可靠保证。只有以规章制度治所，才能保持稳定性，避免随意性，变人治为法治。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急需制定和完善的规章制度如下：1.考勤条例；2.科研管理条例；3.行政管理条例；4.科研工作量化考核条例；5.财务管理及报销条例；6.住房分配条例；7.人事工作及其管理条例；8.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9.学位委员会工作条例；10.职称委员会工作条例；11.所务委员会工作条例；12.出差、出国管理条例；13.研究生系工作条例；14.学术团体管理条例。
三、改制
20年的实践证明，除办公室、科研处、财务室、资料室、编辑部等保持不变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室建制应本着合理配给资源的原则，既着眼于现实条件，又顾及发展趋势，重新进行合理的设置，使之突出少数民族文学特点，有利于学科建设，便于课题组织，以强化研究室的功能，增大室主任的权力、义务，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改制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室设置情况应是：1.理论室：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2.当代室：从事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评论工作；3.书面文学室：从事当代以外的所有中国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研究（包括经籍文学与古代、现代作家文学）；4.史诗室：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5.口头文学室：从事除史诗以外的所有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研究。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理论室与当代室宜暂合为一，并称为“理论、当代研究室”，待条件成熟之后，再各自独立设室。
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所内力量不足，且需要跨地区、跨部门合作进行的学科，应通过设立“中心”等方式加以解决。这些“中心”分别是：1.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中心：组织少数民族女作家、女评论家、女研究家，从事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研究、评论等，以推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2.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组织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及评论界的力量，积极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现实问题，影响并指导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3.萨满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少数民族文学及文化工作者，对作为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以口头文学为存在背景的、以萨满（巫术、史前文化等）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进行研究与交流，以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与理解。
四、定位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理应将高品位、高档次、开放性、创新性作为研究所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最高学术机构里，必须拥有最丰富、最真实的研究资料，必须拥有最灵敏、最迅捷的信息系统，必须拥有一批饮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专家，必须推出一批批富于创见性的学术精品，做到显学、强学、绝学、新学——“四学”定位。
所谓“显学”，是指早已盛行于国际学术界并蔚为大观的蒙古学、突厥学、藏学、满通古斯学、朝鲜学等学科。我们应占领这些显学中的文学阵地，利用既有的学术网络，使我们的研究迅速走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所谓“强学”，是指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最具实力，其研究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处于强势的学科。如史诗、神话、叙事长诗等即属此类。目前，这些“强学”或显或隐，有的已经尽显风采（如史诗），有的正在初露端倪（如神话、叙事长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史诗学中心，但还应继续建成中国神话学中心、中国叙事诗学中心。
所谓“绝学”，是指研究者需要具备特殊研究能力（语言、文学），且在学术上有特殊意义的学科。如东巴文学、毕摩文学、贝叶文学等经籍文学研究以及西夏文献、敦煌文献、辽金文献、满文献中的文学研究皆属其列。它们有的已经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有的将发展成为21世纪的显学与强学。需要逐渐调进一些掌握傣文、西夏文、古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学者（已有掌握纳西、彝、满文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些“绝学”是少数民族古典文学的主要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
所谓“新学”，是指即将在21世纪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新热点的学科。它代表着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如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都在此列。由于书面创作将日益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21世纪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将主要通过作家作品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来体现，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研究，必须加强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指导。如果忽视对现实文学实际的关注，就意味着放弃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必将导致丧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存在根基。目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将一步步引向深入，必将从起步阶段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拓展为民族与民族的、语支与语支的、语族与语族的、语系与语系的，甚至是跨国民族内部与跨国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的研究。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将由此得到开展、生发。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一直被忽视，不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势必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
五、固向
少数民族文学所将史诗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确定为研究所发展的几个方向，这是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的，为此，应该继续坚持并加以巩固，在人才配置、研究室建置、经费保障、课题设置等几个方面加以落实。目前，这几个方向面临的问题是严峻而深刻的，如不采取果断措施，有的将丧失优势，有的将徒有其名，有的将无所适从。
1997年10月10日
阳光雨露二十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其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最为炫目的亮点之一。
尽管从中华文明的黎明时期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就参与到了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建设之中，但因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弱势地位和自身发展不平衡，其地位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更不可能有其本体建设。只有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进本世纪之后，奇迹才开始出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才惊天问世。它缘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裂变，缘于中国人民如火如荼的斗争和建设生活，缘于中外各种思想与文化的大交流、大冲撞。更直接的原因是，它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彻底铲除了滋生民族压迫与文学沙文主义的土壤——万恶的剥削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建立起旨在加强民族团结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诞生、发展，正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登上学术舞台的重要标志。
自1980年正式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便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健康成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正确领导及全所同志的艰苦努力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如涓涓的溪流，在穿过高山峡谷之后，终成浩荡的江海。到今天，它已拥有一个较详备的科研和行政体制；从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人才基地已经建成；多品类、多语文的图书资料得到一定的积累；一支多民族、高素质的学术队伍基本形成。它曾受委托主持许多国家级重大学术项目，曾承担大量的院、部级科研课题，曾参与组织一系列国际学术活动，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繁荣社会主义文学、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会忘记胡乔木、周扬、何其芳、钟敬文、马学良、毛星、贾芝、王平凡等同志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做出的功绩。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始终将加强自身建设、组织社会力量推动本学科的发展作为崇高的使命。在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总体研究、族别研究、分体研究、关系研究等方面勇于探索，取得了一批又一批的成果，尤其是在史诗研究、神话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及其研究、少数民族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等领域建树颇多，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已经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共5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共82部），正在进行《〈格萨尔〉精选本》（共40部）与《〈格萨尔〉桑珠说唱本》（共50部）编纂工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共3部），行将启动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项目等，都是其代表性工程；《〈格萨尔〉与藏族文化》《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原始叙事性艺术的结晶》《〈江格尔〉论》《〈玛纳斯〉论》《尹湛纳希评传》《款词研究》《老舍评传》《东巴神话研究》《鹰与诗魂》《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萨满神歌译注》《草原交响诗——玛拉沁夫小说创作论稿》等，都是其标志性成果。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一贯坚持向民族地区与国际两极延张的方针，前者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寻找到坚实的根基与明确的服务对象、亟须解决的学术问题。许多研究人员因之深入到边疆山寨、牧场作田野考察，为丰富中华文化宝库，收集了许多濒临消失的口头文学作品、手抄本、木刻本，以及民俗、宗教、文化资料；后者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得以开阔视野、开拓前路，呼吸到域外学术思想、学术信息的清新空气，寻找到发展自己的国际空间。至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已与十几个国家的学术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所内绝大部分学者都有过出国留学、研修、访问、合作研究、讲学等经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被证明为真理。
目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正处在继往开来、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塑造自己的关键时期。根据李铁映院长关于要办名所、出大家、产精品的指示精神，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2015年发展规划”，高品位、高档次、开放性、创新性已被确定为本所追求的建所目标。拥有最丰富、最真实的研究资料，以及最灵敏、最迅捷的信息系统，做到“显学”“强学”“绝学”“新学”兴所，造就一代代饮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专家，推出一批批富有创见性的学术精品等，已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发展方向。
21世纪前夜，回眸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展望她未来光辉灿烂的前景，令我们振奋，更让我们神往。
1999年11月1日
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世纪的繁荣创新而奋斗
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在历经20年的风雨岁月之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学会全体会员期盼中的盛事，也是关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各界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积极扶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义举。
处在世纪之交，这次代表大会将为过去一百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为她在新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奠定第一块基石。
20世纪是世界历史的沉重遗产，同时又是人类命运的巨大转折。在这个时代，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激荡了几代人的情怀；战争与革命的洗礼，使人类的心智更加坚韧与成熟；文明之舟在科技进步与信息革命的浪潮推拥下奋然前行；希望之光在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与急剧膨胀的人口压力的迎战中闪烁；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使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与深刻，但地球村的形成不但没有磨灭各种文化的风采，反而使各自的个性愈益灿烂。这一切，构成了20世纪世界文化的基本内核，也铸造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黄钟大吕。
在这一百年间，中国人民历尽屈辱与光荣，血火重铸中华魂，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捍卫了民族尊严，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由于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胜利，中国历史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当代工商业文明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关注社会，直面人生，展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心声，以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钱钟书等巨匠的杰出创造，以及白话文文学、解放区文学、革命文学、新时期文学等的艰苦探索，完成了从文体到题材、从文学语言到文学观念的全面革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史上不朽的丰碑！
在这座丰碑镌刻的众多辉煌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最为炫目的亮点之一。尽管从中国历史的发轫期就有少数民族文学参与中国文学史的建设，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弱势，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既不平衡又总体受压，其半壁江山的地位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更不可能有学科的建设。只有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进本世纪后，奇迹才开始出现，颠倒的历史重新被颠倒了过来。它缘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裂变，缘于中国人民如火如荼的斗争与建设生活，缘于中外各种思想与文化的大交流、大冲撞。更直接的原因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实现，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彻底铲除了滋生民族压迫与文学沙文主义的土壤——万恶的剥削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建立了旨在加强各民族团结与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文学。在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奉献给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宝库的是老舍、沈从文这样的大家，《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这样的收集整理成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这样的宏伟工程。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终于登上学术舞台。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如涓涓的溪流，终于汇成浩荡的江海。到今天，它已拥有了一个由作家、评论家、学者组成的队伍，一个由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教育构成的人才培养体系，一个由报纸、杂志、出版、网络结成的信息系统，一个由学会、协会、学校、研究所合成的学术体制。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在时间上与空间上都有极大的张扬，无论是量还是质都有重要的突破。最为可喜的是，几乎所有少数民族都已拥有自己的作家文学。回想许多民族在半个世纪前还停留在口头文学阶段的历史，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社会进步！今天，经过先行者的努力，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雨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正在从自然转变为自觉，正在逐步融合到我国主流文学之中，正在日益成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
此时此刻，伫立在新世纪的门槛，新时代的钟声撞击我们的情怀，令我们激动，让我们神往！21世纪将是人类文明全面创新的时代，知识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学创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不能例外，她所经受的挑战是深刻的、全面的，涉及从方法到手段、从技巧到观念的方方面面。处在知识经济的年代，我们必须寻找文学与经济的最佳结合点；置身科技革命的岁月，我们应该探索网络文学的前路；在西部开发的热潮之中，西部文学建设的重任已历史性地压在我们的肩上；加入WTO组织在即，需要我们接受挑战，也把握住机遇，更好地与世界接轨；全球经济一体化，迫使我们站在人类与时代的高度，审视自己，塑造自己，寻找新的突破口与增长点；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要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更好地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建立更有效的秩序；加强显学、强学、绝学、新学的研究，必然能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借船出海，承前启后，扬长补短，走向未来。只要我们适时、适度地调整自己的目标，既继承我国优秀文学传统，又吸取世界文学的营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战，就能取得创作与研究的双丰收，推出大家，促成精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为一种奠基，这次代表大会负有这样的使命：
1.修改学会章程；
2.通过上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3.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
4.探讨本学科发展前路。
我们必须不断完善学会工作的规则，真正体现依法治会、民主办会的精神；我们需要认真总结学会工作的经验教训，使今后的发展前进少付不必要的代价；我们要选拔一大批政治上可靠、业务上出色的学者专家，尤其是青年学者专家进入领导班子，以加强领导力、增强凝聚力；我们要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21世纪的发展新思路，使学科建设更加科学化、系统化。虽然会期短暂，但在全体代表及来宾的共同努力下，本次大会必将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又一座里程碑。春城将永远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前景联系在一起。
2000年2月8日
新世纪 新发展
2001年6月8日，将是一个载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日子，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委员会暨《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由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承办的“21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讨论会”如期举行。
这是一种标志。它表明由创作、翻译、研究、教学共同构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正在从个别的竞秀趋于整体的繁茂，从自然的蔓生变为自觉的追求，从盲目的模仿转向自觉的原创。
这也是一个起点。新千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将继承既有的优秀遗产，尽享科技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经受自然环境恶化、文明冲突、民族与宗教纷争等的严峻挑战，将自己所生存的中国大地作为基点，走向世界，拥抱人类，同时也用世界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传统与现实，以人类的情怀关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新世纪的道路已在我们脚下延伸，新时代的史诗正在我们手中谱写。只要我们继续育成有利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成长的社会环境，培植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步的人才，扬弃既有的文学观念，造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创作与学术氛围，鼓励理论上、方法上的创新，那么，诺贝尔文学奖离我们将不会遥远，建树学术丰碑也不是想入非非。而且，比之诺贝尔文学奖与有关学术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以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精神重建与艺术表现，为中华文学殿堂再创辉煌，为世界文学画廊增添奇彩，为全人类的相互理解与和平、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为了铸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新气象，本次会议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将作一定的创新，不但有著名作家、学术大家的精彩演讲，而且有对敏感话题的追踪；不但有少数民族文学本身的“自语”，而且有她与大中国文学其他部分乃至世界文学的“对话”；不但有对有关学术问题的切磋，而且有对一些作家作品的专门讨论。希望这些探索能起到确立本体、繁荣学术、推动创作、丰富与深化教学的作用。
我们以能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1世纪首次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发展问题的讨论会而感到荣幸，因为这座学府一直是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进步的主要孵化器之一。在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她已经为这一事业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作出过太多的贡献。在她成立5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们有理由将此会作为给她的特殊献礼。
2001年6月8日之所以充满荣光，还由于时值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前夕。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产生与存在，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结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伟大成果。只有按照党指引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前进，她才有光辉灿烂的未来，她才能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让我们谨以召开本次会议的形式，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华诞。
2001年6月8日
民族文学 花甲回望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少数民族就已产生作家文学，有的还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耀眼的光彩。但是，有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仅有十几个，大多数少数民族仅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家文学一直是空白。其中，有母语创作的有藏、蒙古、维吾尔、朝鲜、纳西、傣、彝、哈萨克等民族，有汉语创作的有元、明、清等朝代的回、蒙古、满、白、纳西、土家、壮等民族。
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文学也自然为多民族的文学。多民族性虽是中国文学的特点之一，但由于汉民族的文学传统悠久、成就斐然，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就一直呈现出以汉文学为中心，而少数民族文学则呈边缘化的特点。新中国的成立才给少数民族文学带来发展机遇，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局面。从而使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后期至2009年。
一、新中国成立后17年（1949—1966）
新中国的成立为少数民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从此，各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为少数民族各项事业包括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获解放，在文化教育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文学创作等方面依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20世纪50年代，老舍先生曾提出赶上汉族文学、解决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的当务之急。当时，和汉族文学相比，少数民族文学存在几个问题：一是作家少，二是作品少，三是阵地少，四是许多民族存在培养第一代作家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作家不但人数少，没有组织，没有形成作家群体，而且大多以“单兵作战”的形态从事文学创作，一些作家缺乏民族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逐渐确定我国除汉民族外共有55个少数民族，并首先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活动，促成一批少数民族青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中国作协和各地方作协，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民委、文化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少数民族作家沐浴着新中国的文学阳光成长起来。茅盾先生在1949年《人民文学》第1卷第1期的《发刊词》中说：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1953年9月，这一句被写进中国作家协会章程。1956年6月，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先生又具体提出了“开展各民族文学工作”的八条措施，指出：“中国作家协会应吸收兄弟民族有成绩的作家作为会员。以会员为中心，兄弟民族的作家们应有经常联系、定期学习的组织。”为此，中国作家协会要“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还要“选取兄弟民族青年作家到文学讲习所学习”。同时，从中央到地方要多出版兄弟民族作家作品，各级刊物“应多发表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这些有力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形成、壮大和发展。
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最有意义的首先是为其“正名”。新中国成立之初，先是提出“兄弟民族文学”的概念，后又出现“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并且这两个概念一度同时存在。一直到1960年，老舍先生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才正式确定下来。从“兄弟民族文学”到“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转变，是一种从感性认知向理性认识的转变，明确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关系，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把少数民族纳入到整体民族发展事业之中，发展少数民族文学被包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之中。从此，它不再仅仅是少数民族作家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每个少数民族的发展，关系到我国民族政策的全面落实，关系到我国多元文学的繁荣。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条件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开始展翅飞翔，一些民族的文学顺利实现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过渡。首先是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开始崛起，一些民族出现了以民间文学为基础的代表性诗人，如傣族康朗英、康朗甩、相庄；仫佬族包玉堂，纳西族木丽春、牛相奎，壮族韦其麟等。一些作家文学历史较久的民族的文学也获得新的机遇，如满族作家老舍、舒群，回族作家穆青，彝族作家李乔，纳西族作家李寒谷、赵银棠，壮族作家陆地等老一代作家焕发创作生机。蒙古、壮、彝、赫哲、回、满、维吾尔、藏、朝鲜、苗、土家、侗、哈萨克、白等民族也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最早创作出《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1年）、《茫茫的草原》（1956年）；壮族诗人韦其麟发表了叙事长诗《百鸟衣》；彝族作家李乔创作出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赫哲族作家乌·白辛创作出《冰山上的来客》（1961年）、《赫哲人的婚礼》（1963年）。藏族擦珠·阿旺洛桑，蒙古族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等各族诗人也先后创作发表激动人心的诗歌。这些优秀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特征，就是在激荡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展现少数民族人民对新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同时表现少数民族作家为新社会而讴歌的兴奋心情。这说明，新旧社会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翻天覆地变化，以及作协等组织的培育，激发了各民族作家用手中的笔描绘社会变革的壮丽画卷，其文学自觉终于被激活。正如玛拉沁夫曾说过的那样：“纵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最快、影响最大、成绩最为突出的，当数当代作家文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新文学。”由此可见，新中国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少数民族作家再也不用像五四运动以后的老舍、沈从文、特·穆特里夫、舒群、李乔等人那样“单兵作战”，而是开始以一个群体登上了中国文坛。尽管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从指导思想、构思、创作方法等具有与汉文学共同的特征，但其人物、情节、语言、艺术手法等都具有民族化特点。其诗歌所受民族传统影响更深一些；小说、诗歌数量较大；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较弱；女作家较少；有书面文学的民族仍然不多，仅有十几个；中国作协会员仅有57名；理论批评基本上是空白。
在此对这一时期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一总结：
1.对其十七年发展的认识，不能囿于文学领域，而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作把握；
2.“少数民族文学”是对我国除汉文学之外所有民族的科学定义，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3.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及其作家才第一次以群体的形式登上中国文坛；
4.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它便没有今天的少数民族文学繁盛局面；
5.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处于其起步阶段，尚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和不足。
二、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中后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政治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不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新纪元，也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大发展、大变化、大繁荣开辟了前路。
1976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诞生；同年秋天，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宣告成立。1980年夏天，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京召开，全国30多个少数民族100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会议，并受到党中央领导的接见。这次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清算了“文革”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摧残，制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宏伟蓝图，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1981年，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月刊《民族文学》创刊，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共同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评奖，共有38个民族140篇作品（包括长、中、短篇小说，长诗、短诗、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电影文学、剧本）获奖。获奖作者中，有不少人属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如普米、拉祜、独龙、羌、锡伯、布朗、佤、景颇、鄂温克、畲、黎、高山等。不久，鲁迅文学院招收少数民族作家班，各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编写全面启动。1983年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办《民族文学研究》，对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紧接着，省区级、地区级、县旗级有关刊物如雨后春笋，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要园地，并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网络。各省区社科院及从中央民族大学到各地方民族院校，以及民族地区其他相关高校形成的庞大研究与教学两大系统，亦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力量。众多出版社出版了数量巨大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歌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论文集、评论集和专著译著遍地开花。所有这些都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开始多样化，国内外一些新的文学潮流、创作方法、表现形式等，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挥催化作用，从而不但其作品大量出现（母语和汉语），而且其创作思想更具有时代感和历史责任感，其题材、主题、手法更崭新，风格绚丽更多彩，其质量不断攀升，其新人大量涌现，其佳作不胜枚举，许多作品达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流水平，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不断回归和增强，并成为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点。这是拉美文学、非洲文学以及一些国外的少数民族文学（如美国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影响的结果。这种民族意识的回归和增强，成为当时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重要动力，催促着他们将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认识、理解融入创作中，甚至把有关创作视作一种民族责任。
1996年11月，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举办10万人口以下的22个民族作家笔会，标志着我国几十个没有作家文学的民族实现了零的突破，表明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
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蓬勃发展之时，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也随之炽热起来。学界提出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对“少数民族文学”作界定。经过几年的热烈争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终于达成了一致，即凡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为少数民族文学正了名。1986年，《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共同发表的特邀评论员文章《民族特点、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从有关发展经验和现实创作出发，就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作出了理论指导，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此外，作家和评论家对少数民族文学还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讨：关于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和主题意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立足民族和超越民族；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语言水平等；关于母语创作的问题和翻译问题，等等。这些讨论对少数民族作家开启思想、加强理论修养、提高创作质量意义非凡，且丰富了我国文学理论的内涵，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这一阶段的一个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工作亦取得很大成绩，到90年代中后期已有数十种文本面世，特别是数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出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了评析，对一些文学现象作了重点介绍。
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不断变革和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完成的，也是伴随着我国主体文学（汉文学）日新月异的繁荣进步取得的。
这一阶段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及其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1.改革开放为少数民族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2.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为主要标志的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大事件、大活动，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3.少数民族作家意识的回归和增强是这一阶段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4.这一阶段少数民族文学所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作家群不断壮大（包括各年龄梯队和女作家）；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少数民族文学园地大量出现；文学作品（包括母语创作和汉语创作）取得了大丰收，涌现出一大批文学佳作。
5.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关于“民族特点、时代观念、艺术追求”的提出，对众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6.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取得较大成绩。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少数民族文学整体发展已走向成熟，基本上实现了与我国主体文学（汉文学）的并驾齐驱，基本上完成了老舍先生在50年代提出的“赶上汉族文学”的目标，成为我国文学重要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90年代中后期至2009年
在这一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得以确立，全球化、多元化的潮流席卷世界。作为其积极参与者，我国经济大发展，政治社会、文化大变革，文学也出现新变化，世界各种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在我国大行其道。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当时，我国主流文学出现了主旋律和多样化相交融的姿态，创作方法、表现形式、写作手法等渐趋多样化，促进了我国文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批优秀作品应运而生。少数民族文学也出现新的发展态势，大多数作家所遵循的“民族特点、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即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不断注入“全球化、地域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因素，出现了“回归民族与走向世界的心灵碰撞”“民族性深化与民族弱化”“民族身份与作家身份”交融与分离等新气象和特点。许多学者热烈讨论我国文学“多元一体”的本质，为少数民族作家开启了创作思路，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进入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间，少数民族文学意气风发、万马奔腾，即使那些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创作也有了长足进步，不但大多数民族有了作家群，文学水平也普遍提高，存在问题主要是与汉文学发展不平衡，理论界主要强调少数民族文学整体发展与提高。不过，当少数民族文学基本上与汉文学并驾齐驱时，过去被掩盖的一些问题逐渐突出起来：各民族文学间发展不平衡；各民族文学在发展中存在不尽相同的问题；各民族文学的民族特点和传统存在差异；同一地区几个文化相近的民族文学间存在共同性；每个民族各文学门类发展参差不齐。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些新趋向更加明显，即各民族作家、评论家以及文学机构更加关注本民族的文学发展，更加关注本地区（基本上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民族文学的发展。许多民族和地区，更加认真、努力地探讨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学发展情势和存在问题，如“鄂西南文学”“桂军”“草原文学”“雪域文学”“新疆当代文学”“贵州民族文学”等提法屡见不鲜。以某一民族文学或某一区域民族文学为主题的“论坛”“研讨会”遍地开花。比如，“布依族文学论坛”“撒拉族文学创作研讨会”“哈萨克族语言文学学术讨论会”“中国水族文学创作研讨会”“傣族文学讨论会”“贵州民族文学讨论会”“青海民族文学研讨会”“新疆少数民族文学讨论会”等举不胜举。这一新特点也反映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上。一是更加注重单一民族或相近族群（地区）文学的批评；二是对单一作家、作品的评论增多；三是对女性文学、草原文学、一个民族单一门类（小说、诗歌、散文等）的批评更深更细；四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整体问题的评论明显减少，但也提出了有价值的共同课题，如“民族回归与走向世界”、文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心理，等等。1999—2008《民族文学研究》共发表有关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章292篇。其中，评论作家作品的191篇，占65.41%；评论单一民族文学有关问题的48篇，占16.44%；有关某一地区有关问题的19篇，占6.51%；有关少数民族文学整体问题的34篇，仅占11.64%。
另外，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回归民族与走出民族。回归民族表现为更深入、更广泛、更细致地表现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开辟本民族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塑造本民族新的人物形象，展现本民族的文化风范，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反映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本真，从而进入新的民族性境界，民族性不再是“贴标签”，不再满足于表面现象。于是，发掘和抒发本民族更深刻的矛盾与激情，表现更具历史意义和人性价值的真实，也就成为作家对艺术境界的新的追求。走出民族表现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生活在各民族大聚合、大融合的城镇里，使各民族有了更多的共同性，即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或相近的生活方式，甚至在许多领域中有了共同或相近的思维方式，导致在当今繁杂纷纭的日益现代化的城市及我国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各民族都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命运遭际、他们的欢乐与苦恼、理想与希冀等，都日益相同或相似。从而，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逐渐融入到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共同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熟悉的或热衷的是不带有或少带有民族影子的共同生活和人情世故。他们更关心人类共同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所目睹的、所思考的、所要表达和所要发泄的，越来越只代表作家个体及其体验和认知，而不代表某个民族。他们从特定的民族中走出来，“民族”对他们变成了一个符号。他们只是人类的一分子、中国人口的一分子、某一生活领域的一分子。“回归民族”和“走出民族”，也可以说是“强化民族性”和“弱化民族性”，它们在这一时期不断明显。
此外，母语创作在此期间也得到新发展，遇到新情况。先说母语。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共有55个少数民族，1亿多人口。其中，5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加上同时使用的不同民族语言，共有8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6000多万。另外，共有22个民族使用28种民族文字，使用人口近3000万，这意味着母语文学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少数民族母语作品增多，作品质量提高，各自作家群扩大，且眼界开阔，受国内外文学影响增强，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日益多元化，传统的叙述和表现方法不断突破，虽有一些语种的创作获得新生，但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创作的大趋势不可逆转。母语创作与汉语创作的复杂交织，也使使用母语创作的民族创作出现不同趋向。当时，以母语创作为主的民族有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母语与汉语并行创作的民族有藏、蒙古、朝鲜等；用母语创作为辅以汉语创作为主的民族有彝族、壮族、景颇族。以上四种情况在创作上存在不同的发展态势和不同的问题。而母语文学创作的新现象是原来北方民族的母语作家文学比较发达，如今却是：有仅以汉语创作的民族如满、白、土家、纳西等。南方民族的母语作家文学迎头赶上，仅壮族就有1万多篇中短篇小说、散文发表。2007年，广西民族出版社还出版了第一部40万字的壮族母语长篇小说《节日》。目前，广西壮文文学阵地就有《广西民族报》和《三月三》，已经形成一定范围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因此，发展母语创作已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加强母语与汉语创作的交流、沟通，无疑是提高母语创作的重要途径。
由于制约母语文学发展的瓶颈主要是翻译问题，以往就曾出现翻译人才少、水平不齐、互译作品少的情况，所以要把母语作家文学推向全国，就必须重视翻译问题。对此，中国作协一直重视使许多母语创作作品得到及时翻译介绍，如在《民族文学》就先后翻译发表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藏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景颇族、傈僳族、壮族、彝族等近20个民族的母语作家作品，并于2009年下半年创办了蒙古、维吾尔、藏三种语言文字版。这对民族作家的培养功不可没。同时，地方作协也高度重视母语创作作家的培养。比如新疆的“汗腾格里文学奖”就专门为维吾尔文创作而设立。自1989年以来至2009年共举办16届，评选出大批优秀的维吾尔文学作品。1981年创办的《新疆柯尔克孜族文学》也是全国唯一以柯尔克孜文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纯文学双月刊，走出作家诗人36人。
网络文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的又一亮点。在此阶段，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有以下特点：它和汉族网络文学几乎是同时起步，但由于条件与观念的限制，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一直处于追随汉族网络文学的状态，一些少数民族文学新人从网络中走上文坛。一些地区的和一些民族的网络成为团结民族作家、培养文学新人的重要平台，如“中国民族文学网”“藏人文化网”“藏族网”“西域网”“蒙古文化网”“中国羌族文化信息网”“彝人网”“壮族在线”“昭通文学艺术网”等就属此类。同时，少数民族文学期刊也将视线投向网络，搭建自己的网络平台，如《花的原野》《回族文学》等就是这样。在网络上，发现新人新作是与将网络文学纸面文学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虽然网络文学开始被少数民族文学界所关注，但它缺乏力度和制度保证，各地各族的网络文学发展也不平衡。目前网络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作用，并已出现博客文学，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博客上发表文学作品，并以散文、诗和书信居多。其中，有些诗文写得感情真挚、内容充实、文笔流畅。一些评论家也在博客上发表对少数民族文学（包括某一民族的文学、某一地区的文学、某一作家作品以及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看法和评析，且具一定水平。
自90年代中后期至2009年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出现的新趋向和新特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1.国内外形势的大变化，促使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所遵循的“民族特点、时代观念、艺术追求”被注入“全球化、地域化、多元化、个性化”诉求；
2.一些曾经被掩盖或被忽视的问题开始显现，其不平衡性、差异性或趋同性受到重视与关注；
3.“回归民族”与“走出民族”，即“强化民族性”和“弱化民族性”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两种悖反选择；
4.母语创作有了新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展，但翻译问题成为制约它的瓶颈；
5.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和博客文学初步兴起。
总之，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大发展、大变化、大创新。其人才辈出，佳作频传，风光无限，前景灿烂。回顾6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所走过的历程，令人心旷神怡，但又备感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必将在历史的进程中应对新的挑战，去创造新的辉煌。
2011年2月10日
文学“诺奖”与民族文学
大家都知道，诺贝尔是一位瑞典工程师，他生于1833年，去世于1896年，在其生前，主要在硝酸甘油引爆、硝酸甘油炸药、雷管、黏着性炸药几个方面有重大发明，并赚了不少钱。这位工程师有无限宽广的胸怀，在其遗嘱中确定以其名义及712万美金作基金设立诺贝尔奖，每年为物理、化学、医学与生物科学、文学及和平颁奖。这一愿望于1901年变为现实。到1969年，瑞典政府为该基金注入资金，并增设了经济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多次擦肩而过，一次是1912年，在辜鸿铭与泰戈尔的竞争中，辜先生失利；一次是1927年高本汉委托斯文·赫定找到刘半农，要他推荐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据我所知，刘先生当时推举的是梁启超与鲁迅，但鲁迅不仅自己婉拒，也不赞成梁启超。这是因为：一、如果是因黄种人未获过奖而加照顾，他宁可放弃；二、当时的中国正处“四一二”政变时期，若授中国文学界以诺贝尔文学奖，就等于国际社会肯定当时中国的白色恐怖；三、如得诺奖，会导致中国文学界自以为是，以个别作家之成就掩盖中国文学整体实力之不足。于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也就不再动议此事。此后，胡适、巴金等都先后引起诺贝尔文学委员会的关注，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遂愿。
就少数民族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关系而言，满族作家老舍、苗族作家沈从文都曾是热门候选人。作为目前的18个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之一的马悦然就是老舍的好友。他说，如果老舍不于1967年去世，次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非他莫属，因他是当年的被提名人选。沈从文也于1988年被提名，但他于此前几个月逝世。当然，沈从文是否真是苗族还存疑，他在《边城》中称自己是屯军者的后代，迁自江西，只是有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苗族表哥。但是，他至少很认同苗族，与台湾作家李敖也称自己是苗族还不太一样。2004年，我曾访问斯德哥尔摩，与马悦然、罗多弼谋面。据他们说，除莫言之外，当时他们最关注的是藏族作家扎西达娃与阿来、回族作家张承志、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等的创作。也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离少数民族文学并不十分遥远。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已写过一篇旧作《文学诺奖一席谈》，这里就不再赘谈。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但也不放弃参与全球性文学竞争与全人类文学共享。获不获诺贝尔奖，中国文学及其少数民族文学都曾存在并还将存在。过去，中国作家未能入选诺奖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幸，因为它与5000年的文学传统长时间绝缘，与人类1/5的人口长时间绝缘。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学的遗憾，是中国作家近100多年来的纠结所在。它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诺贝尔文学性的全球性意义，也伤害了中国作家的尊严，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地位。今天，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才让其名副其实，让中国文学恢复了自尊、自信。总有一天，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也会为中国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创造辉煌。
我知道，在108个诺贝尔文学奖中中国文学缺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中国白话文文学创作从1919年才开始，它有一个漫长的成熟过程；二是不能否定诺贝尔文学奖似曾存在种族歧视；三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委员难免受意识形态影响，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当然不太受西方价值观的认可，要么不授予你，要么授予持不同政见的华文作家；四是中国文学尚需改善其形式、内容、观念，并做好翻译推介工作。在这个总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很难异军突起。
今天，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离诺贝尔文学奖亦不再遥远。这是因为：一、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有过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数度亲密接触；二、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有量的扩充与质的提升，并越来越引发国内外极大关注；三、少数民族文学中充满了神幻的色彩及传统的底蕴、精神的光彩、淳厚的人性。从福克纳、马尔克斯、特朗斯特罗姆、莫言等获诺奖的情况看，今天的文学界注重的是怎样将传统的、美的力量驾驭现代社会、科技文明，而这正是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学的力量所在、优势所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作协于2012年做了以下几件大事：一是理顺其体制机制，适时调整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全面恢复其业务活动，并挑起协助中国作协组织、联络、协调少数民族文学的重担；二是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现状大调研，以了解其最新情况，掌握其最新资料，倾听第一线呼声，以理清发展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思路；三是组织系列研讨，举办各地区少数民族优秀中青年作家作品系列研讨会，效果十分喜人；四是召开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就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或宏观或微观或总体或专题的探讨；五是举办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活动，有力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六是创新办刊理念，在《民族文学》杂志已有汉、蒙、藏、维文版的情况创办哈、朝文版，使之成为我国境内拥有最多语文版的文学园地；七是加大力度做培训工作，先后举办新疆、内蒙古、西南六省区三个培训班，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输送了一批高素质人才；八是组织鲁院十二期学员回京汇报工作，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鼓舞了斗志，坚定了信心；九是启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分别从人才培训、重点作品创作、优秀作品出版及翻译、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扶持入手，开启了系统性、长期性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新篇章；十是在发展中国作协会员方面继续作倾斜性扶植，使9448名中国作协会员中的少数民族会员增加到1117名。总而言之，中国作协是动真情实感、花真金白银、求真绩实效，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进步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可以这样自豪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关心、扶持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最近，我们又在启动一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每年投资2000万元，从人才培养、重点作品创作扶持、优秀作品翻译扶持、优秀作品出版扶持、理论批评建设扶持五个方面整体性、长远性推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想来会有丰硕的收获。
在今后的工作中，中国作协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守“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步”的原则，按照“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方针，不断激活文学创作活力，不断提高创作与审美水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体制机制保障、工作方法创新、园地平台建设、优秀作品创作扶持、母语作品创作及民族语文作品翻译、对外推荐介绍等方面大有作为，为文化强国建设及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大繁荣大发展做出新贡献。无论是否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们都将力求文学之树常青，让各族群众享受最好的精神食粮。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启示是多样的：一、要执着于民族传统、民间传统，千万不要与母体文化与草根文学断绝血脉；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写人民、为民族而写，写人性、写人类，而不是满足于自我欣赏、自言自语；三、忠于文学，而不是为了金钱、名誉、地位、权力，永远捍卫文学的尊严；四、开放心态，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无论是民族的、世界的，也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也无论是魔幻的、写实的，一切形式技巧都可“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文学营养都尽情汲取；五、坚守道德情操，负起社会责任，促进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我们不要太抱怨西方世界、诺贝尔文学委员会的种族歧视、意识形态偏见。我们还是要更多地进行一流的创作、一流的表达，用伟大的艺术成就证明我们的存在与实力。我在这里负责任地说，虽然有一些评委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还是基本坚持了不受任何政党政府支配的原则的。
我已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及文化工作多年，最大的感受是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完全有望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争光荣。比如，纳西族1000多卷东巴卷卷是神话，没有任何文学比它更神怪魔幻；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为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其体量、容积、空阔、深厚、精湛是滋润当代文学巨制的丰沃土壤；维吾尔族的《突厥语大词典》与纳瓦依、哈萨克族的阿拜、满族的纳兰性德与曹雪芹、苗族的沈从文早就是国际级文学大师。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是看少数民族文学传统的活化能力有多强、对它们的转换水平有多高，并对现当代生活的认识有多深。
我恳切地希望各界，尤其是少数民族同学重视中国文学、多关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它们是我们的血脉与精神家园。尽管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奖，但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参与并获得茅盾奖、鲁迅奖、少儿奖、骏马奖及各种国际大奖，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应该负起文学大国的责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更多地参与国内外文学活动，在全球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的今天，我们不能游离于世界文学之外，而是应该掌握更多的文学话语权。今天的世界发展得太快、创新得太多，我们必须更好地利用文化与文学艺术、人文社会科学软化社会刚性、抚慰人们的心性，把握精神方向，控制前行速度。我们应当负起这一责任。
2012年12月16日
“美丽中国”的民族承担
“美丽中国”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新目标。其全部内涵是：“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由于分布于70%以上广袤的国土，不仅总括有各条大江大河之源、统领着各道崇山巨岳之脉，而且还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我国55个少数民族在“美丽中国”建设事业中责任特别重大、使命十分光荣，必须有大承担、做大贡献，并迎来兴盛民族的最佳机遇期。其原因是：只有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良好、生态优美，“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拥有最佳的自然空间、丰富的物质条件、强大的资源支撑、深厚的文化底蕴；只有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美、社会美、人性美、心灵美、风俗美，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充溢巨大的生命、生产、生活力量。万万不可忘记的是：“美丽中国”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只有自然环境良好，才有人类繁衍、民族存在；只有生态环境优质，方能文化灿烂、社会和谐。
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边疆地区，其传统社会特点显著、自然依存度较高。万千年来，正是应对从南到北、由东至西的复杂自然环境与多样生态条件，我国各民族才各自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命方式、生存之道、营生智慧，建立起与大自然、与周边族群的生命关系，造就了各自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只要看一看他们或定居农耕，或游动畜牧，或从事渔捞、狩猎，或经营采集、工艺，有的温柔细腻，有的勇猛刚烈，有的以锄犁雕凿千山万壑，有的用双手锦绣平地坝子，有的固守于深谷高峡，有的跨地域而生息，有的建立过国家文明，有的止步于原初社会不前，我们就可以照见他们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对环境的反作用能力是何等的奇妙智慧。仅就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态文化而言，侗族的十八衫、纳西族的祭署、白族的护鸟节、傈僳族的封山、维吾尔族的坎儿井、布朗族的万亩古茶园、壮族的稻作、哈尼族的梯田等都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结晶。而一旦人们所依赖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其恶果不外乎是或迁徙流亡，或械斗掠地，或崩溃湮灭。因河水干涸而灭绝的罗布泊人而今安在哉？被风沙所掩埋的楼兰城早已“夜阑马嘶晓无迹”，抚仙湖底的俞阳县遗址更是“说尽无限伤心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岂能无视历史的悲剧？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致力于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的综合保护，并取得了三北防护林建设、治理沙漠化与石漠化、退耕还草还林、天然林保护、断库还河等一系列重大成果，使少数民族居住区的生态环境不断趋好、变优，促进了其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繁荣。同时，由于全球性气候变化异常加剧，伴随着工业化的环境污染不断蔓延，以及部分地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重开发轻保护、先开发后治理，不能科学转换发展方式及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导致局部地区资源限制趋紧、环境污染加大、生态系统脆弱，环境危机的形影开始显现，生态恶化的警钟已经敲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精辟总结人类文明史上的环境生态教训，响亮发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伟大号召，以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的地位，把它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我认为，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我们就一定能够在“美丽中国”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解决好环境与民生的问题，不仅向现代环境生态科学要知识、要方法，而且积极活化利用好各民族古老的生态经验、生态技术、生态文化遗产，对尚好的环境生态严防死守，对已经濒危的生态环境紧急改善保护，对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全力修复补救，对已显现的生态环境隐患细加排除并未雨绸缪，坚决为祖国守望“源头活水”、蓝天白云，坚决为中华民族捍卫自然与精神双重家园，坚决为子孙后代奠定绿色基业。
我坚信，通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美丽中国”必将在我们手中建成，“美丽边疆”“美丽西部”“美丽民族地区”一定会成为“美丽中国”的重要内涵。
可见，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各少数民族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以“美丽中国”建设为己任，不亦重乎？以复兴中华文明为使命，不亦远乎？
2012年12月20日
少数民族数字影视文学事业展望
展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风采，弘扬民族文化，繁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以电影电视更好地宣传少数民族和民族工作，是影像时代扩散少数民族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电影、电视是人们了解社会、学习知识、获取信息、休闲娱乐的重要渠道，是弘扬文化、宣传思想、引领风尚的重要载体，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门综合艺术。通过电影、电视来介绍少数民族、宣传民族工作、弘扬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是一种非常好的宣传形式，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欣赏，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具有积极的作用。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自然条件、多彩的文化、生动的现实社会、鲜活的现实生活，可以为电影创作提供丰富的故事素材。少数民族是影视创作素材的宝库，历来得到创作者的关注，产生了许多成功的范例，像电影《刘三姐》《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闻名海内外，曾风行一时。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作民族题材电影对丰富和发展我国影视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电影播出平台众多，市场需求巨大，创作民族题材影视有政治意义和现实需求。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民族题材电影由于受到市场化冲击，越来越边缘化，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据不完全统计，现有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只涉及28个少数民族，占全部少数民族的50.9%，还有27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电影。这种情况，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需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数字电影、电视工作，为每个少数民族各拍摄一部数字电影、电视，以影视手段展示我国少数民族的生动画面。
实施少数民族数字电影、电视工作具备良好条件。政策方面，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建设，支持发展旅游影视事业，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措施。各地也重视民族文化事业和影视事业发展。特别是，各地经济条件不断改善，宣传自身的意识增强，支持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动力增大。争取各级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支持工程实施成为可能。资金方面，除了争取政府的支持，还要通过市场化运作，利用影视社会影响和市场需求，争取社会投资；同时利用宣传民族团结进步的公益性质，争取社会赞助；通过产品的销售，获取资金补充。目前有关地方政府、企业和相关公益机构已经表现出兴趣。人才和技术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当代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批当代作家包括本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艺创作充满热情。而这些由本土作家书写的故事，正是中国少数民族数字影视工作的文学基础。我国有大批影视工作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涉足过民族题材影视、热爱民族题材影视。
中国少数民族数字影视工作由55个少数民族的各55部故事片数字影视片组成，每部影片时长为90分钟，内容主要反映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精彩故事。
其具体可按以下准备进行：
（一）资金准备。以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方式筹措资金，争取政府支持、社会赞助、企业投资，资金专款专用。
（二）剧本准备。专家组组织推荐供改编影视的文学作品，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确定后由剧组组织改编，最后报组委会审批。
（三）摄制工作。按程序进行各项报批工作，成立剧组，按影视制作规律进行拍摄。每年计划拍摄完成各10部影视片。
（四）作品推广。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及其他电影节上向国内外宣传推荐每年出品的优秀影片。中央电视台影视频道每年安排各约10部影视片播出。争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协调新媒体及网络发行。争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推荐并由农村流动数字电影放映队无偿播放，有的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满足边疆少数民族文化需求。积极向海外市场推广。选出少数民族数字影视的优秀影片，进行数字片源转制胶片工作，参选国际有影响力的影视节，参加国内各项电影节评奖及“五个一工程”评奖，向全国城市数字院线推广放映。
2013年5月20日
展示与起点[1]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品选集》序言
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推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这项工程得到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旨在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及民族工作总方针，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从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资助出版和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量，繁荣民族文学创作，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佳作荟萃，群星璀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部分，我们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这套丛书编选了各个少数民族各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集中展示了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景象，也拓展和扮靓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中华民族，是由我国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文明，是由我国56个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国文学，是由我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各民族翻身解放，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共和国平等一员的55个少数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文学创作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因而促使各民族的文学也逐步走向发展、创新和繁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与多梯次的文学队伍正在壮大。目前，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作家协会都有了自己的会员。他们有的是本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有的是本民族作家群的代表，有的在国内和国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次入选的作品，是1976年至2011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诗等门类的佳作。长篇小说、长篇诗歌和长篇报告文学则暂列存目，适时另行选编出版。
从语种上看，入选的作品有直接用汉语言文字创造的，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原创后译成汉文的。由于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的演变，我国少数民族有的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的曾经有过但现在不再通用，有的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是由多重元素构成的，如语言文字、题材、主题、族属、审美心理、抒情方式、风俗画、风景画和哲学宗教理念等。所以，考查文学的民族性要综合多重进行，避免片面性和单一性。从入选的用汉语文创作的作品来看，他们同样表现了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写出了本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具有民族精神。”还有很多生动具体事例都证明了运用汉语言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同样可以创作出优秀的民族作品，同时表现出我们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深厚的汉语言修养与杰出的才智。所以，提倡学好汉语言、用好汉语言也是提高文学艺术质量所需要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来便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增进相互的理解。另一方面，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博物馆。民族语言文字蕴含着民族心理的密码，承载着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方式。它在抒情表意方面，有些地方是极其微妙而难以取代的，况且，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牧区、林区或农区广大读者受众，还是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最熟悉、最有亲切感。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扶持民族语言的创作，发挥民族语言的优势，推动民族语言的创作。《民族文学》增设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五种文字版本便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在一个国家，有不同语言文字的创作，在一个民族也有不同语种的创作，这种差异更易于张扬文学自由和审美的效能，激活新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张力，更容易形成各个类型的作家之间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局面，以保持我国文学发展繁荣持续性的活力，同时更好地保证众多读者多元性的审美需求。没有差异，不会前进；没有差异，不会多彩；不承认差异，不会有平等。肤浅的趋同论，是不科学的，是无益的。它的实质是单一论、终止论。这也是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演进发展所验证的道理。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为此民族所有、为他民族所无的优秀特质。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精神母体。文学的原创性和民族性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必须重视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另一方面，既然大家都有优秀的方面，自然也应该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这就决定了民族性的鲜明和稳定是与民族的狭隘保守性相悖的命题。民族文化的自信与书写、开掘与张扬，源于那些积极有价值的珍贵特质。这就要求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能以宽阔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积极学习其他兄弟民族的优长之处，并敢于面对世界，积极进行共同交流，善于取长补短，反思追问，以民族的优秀传统为依托，创作出具有时代高度和国家情怀，能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作品。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都鲜明地体现着这样的文学品格。很多优秀作家也有这方面深切的感受和体验。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各少数民族的诗人对本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的描绘，对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感情的表达，对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诗歌形式的学习和创新，对珍贵诗歌艺术资源的借鉴和吸纳，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呈现丰富多样的风格与光彩。从诗歌的话语特征上看，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亮色。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全球文化的开放、冲撞和交流的时代。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们，继承传统，扎根本土，放开眼界吸纳有益的艺术元素，趋利避害自由地驰骋在时代拓宽的艺术空间中。由于政治性不再是文学创作单一的标准，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正放开更丰富的眼界，焕发更通达的灵性，使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彰显出更天然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时，随着世界视野的拓展，诸多带有人类性的艺术体验和诗歌题旨也自然成了少数民族诗歌的书写内容。除诗歌之外，我国少数民族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曾相对贫弱。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状态和语言等方面的影响，除若干人口较多、语言文字成熟完整的民族外，很多少数民族曾经几乎没有小说等作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随着各民族之间广泛通畅的交流与互动，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快速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从边缘进入主流，成为中国文坛的亮丽风景，不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及“骏马奖”，有些还获得国际上的相关奖项，跻身于世界著名作家的行列。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根本保证，是国家在世界崛起的应有姿态。在这方面，文学应该走在前面积极发挥历史责任和主动精神。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并在各方面给予了特殊的扶持。1981年周扬同志就曾说过：“民族文学的书，民间文学的书，要适当多出版一些，现在还是太少”，“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文学艺术要发展，少数民族艺术也要发展”。特别是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刘云山同志明确提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要求。”1991年，赵朴初老先生在看到一篇关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章后，曾欣喜地赋诗一首：“出题能令亿民思，九派群科念在兹。功德日增凝聚力，灵根长发万年枝。”我们坚信，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与重托，将牢记使命和宗旨，以自己的勤奋与才华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是一个时期成果的展示，又是走向新征程的起点。对于这套丛书，我们坚持科学性、时代性和权威性的标准，怀着使之臻为典藏读本的愿望，进行了认真的组织、策划、编辑和出版。在此，谨向为此付出辛劳的各界朋友致以真诚的谢忱，并对我们的作者和译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2013年11月12日
中国作协2013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述略
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度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1月7日正式发布工作条例和征集通知。截至5月30日，收到申报选题178个。6月27—28日，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组织专家组成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论证委员会，对申报的选题进行评估、论证。经过认真审议和投票，91个选题获委员人数2/3以上赞成票，入选建议名单。
一、申报概况
今年是中国作协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第一年。第一次设立专项资金，开展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工作。创联部在积极学习借鉴创研部重点作品扶持工作成熟经验基础上，根据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特点，充分考虑各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特点及地域分布等因素，在工作原则、申报条件、选题设定、论证专家组成等方面，既重视鼓励和推出少数民族优秀作家的精品力作，又侧重关注人口较少民族作者、边远地区、基层作者和民族语文创作者等多方面利益诉求。
为扎实稳妥地做好此项工作，办公室在向各团体会员及民族文学杂志社等相关单位寄发工作条例和征集通知后，利用各种机会多次与多民族聚居省份作协进行沟通和协调，指导各地作协积极申报，确保在第一年的工作中能有较高水平和质量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申报上来。起个好头儿，夯实地基，为今后更好地工作搭建起扎实、广阔的平台，积极提高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争取扩大这项工作在边疆地区的号召力。
同时，办公室及时与各有关部门沟通，避免与定点深入生活和创研部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重复。
经核查，本年度申报的178个选题中，不符合推荐程序的3个，申报者已获得其他项目扶持的3人。有效申报172部，作者173人（3个选题2人合著，有2人各申报2个选题）。
民族语文创作作品33部。藏语9部，蒙古语8部，朝鲜语7部，维吾尔语5部，哈萨克语3部，壮语1部。汉语文创作作品139部。小说64部，散文31部，诗歌15部，报告文学12部，理论评论11部，剧本5部，儿童文学1部。
173位作者中，藏族25人，回族25人，满族20人，蒙古族16人，土家族14人，朝鲜族10人，维吾尔族9人，壮族6人，瑶族、哈萨克族、彝族各4人，白族、东乡族、侗族、黎族、纳西族各3人，布依族、达斡尔族、哈尼族、毛南族、苗族、畲族各2人，傣族、仫佬族、撒拉族、水族、土族、裕固族各1人，另有汉族3人（申报理论评论专项）。其中，有毛南族、仫佬族、撒拉族、土族、裕固族等人口较少民族5个，作者6人。
二、专家论证情况
根据申报情况，办公室在充分考虑民族创作特点、地区分布的同时，兼顾各文学门类，聘请熟悉民族文学创作情况的作家、编辑家、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论证委员会，分民族语文组；小说一组、二组；散文、报告文学组（含传记文学、纪实文学）；综合组（含诗歌、理论评论、影视剧本、儿童文学）5个组对申报选题进行评鉴、论证。
25位专家经过两天时间阅读材料、小组讨论和全体评议、投票，民族语文33个选题通过22个，小说64个通过31个，散文31个通过16个，报告文学12个通过5个，诗歌15个通过9个，理论评论11个通过7个，剧本5个通过1个，儿童文学1个未通过。
专家一致认为，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对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标准把握上，专家提出第一年评审从严掌握，对今后的工作能起到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民族语文组专家认为，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能够参与各种扶持项目，但民族语文作者很难，平台很少，因此对母语创作的扶持力度可以更大些、步伐再快些。新疆作协主席阿扎提·苏里坦特别强调，文学在感化、教育民众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疆，绝大多数民族作家使用母语进行创作，更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引导，“这不仅仅是个文学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对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例如，今年推荐的维吾尔族作家吐尔逊·买买提，是在且末县文化馆工作，这样的基层作者被扶持会受到极大鼓舞，社会反响会特别好。青海省作协主席梅卓介绍说，青海省作协十分重视这次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申报，从基层区县到地市作协，一级一级层层筛选，又经主席团会议研究讨论，在众多申报材料中推荐了10名作者。他们的推荐十分慎重而颇具含金量。
综合民族语文组专家意见，我们认为对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延边等以民族语文作者为主要创作群体的团体会员，适度增加推荐名额是合理诉求，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专家认为，今年申报的选题体裁多样、题材广泛，突显民族特色，颇具文学价值。1.反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表现民族精神品格的创作选题。从历史文化变迁，民族生存史、心灵史的描摹到对当代现实生活的思考。有关注民族迁徙或抗争史的宏大叙事，也不乏对一个蒙古医生、一个打更人等个体命运的抒写。2.关注现实，反映在时代变革中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以及普通人生存现状的作品。例如新一代青年面对物质诱惑与情感纠葛的选择，牧民定居、文化交融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通人的生活与内心以及对民族间团结、互助的诉求与向往。3.关注民间文化生态、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生态的平衡与保护的选题，展现边地壮美风景和独特人文景观，反思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4.既有梳理本民族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状况和走势的宏观把握，也有对特定族群和单个作家及作品的专题研究，以及关注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倾向、理论评论走向的文学理论专著。民族语文和理论评论通过率略高。专家组认为，理论评论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论证通过的91个选题作者，来自全国各地的27个民族，创作实力雄厚，既有名家，也有不少来自大山、牧区的基层作者。本次入选的作家中，有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赵玫（满族）、田耳（土家族），有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夏木斯·胡玛尔（哈萨克族）、布仁巴雅尔（蒙古族）、许顺莲（朝鲜族）、平措扎西（藏族）等10余位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有创作实力旺盛的中青年作家格致（满族）、马笑泉（回族）、存文学（哈尼族）、铁穆尔（裕固族）、居·格桑（藏族）等，有鲁院高研班学员满全（蒙古族）、苦金（土家族）、严英秀（藏族）、和晓梅（纳西族）等，来自基层边远地区的青年作家热孜玩古丽·于苏普（维吾尔族）、娜恩达拉（达斡尔族）等，以及知名的理论批评家李美皆、纳张元（彝族）等。
办公室根据申报总体情况和部分专家意见，补充推荐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祁建青（土族）入选。
三、补贴标准
本次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经费标准，民族语文各种体裁作品每部扶持22000元，长篇报告文学每部扶持20000元，长篇小说每部扶持17000元，其他作品专集每部扶持14000元。
总体而言，今年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工作顺利进行，得益于各团体会员和专家论证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办公室将进一步落实党组、书记处的指示要求，加强团结和服务意识，更好地开展工作。
专此报告。
2013年7月2日
高举伟大旗帜 繁荣民族文学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的十八大所确定的宏伟目标。其中，“繁荣发展少数民族事业”是极具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具有前沿性、敏锐性、高端性、原创性，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多种价值意义，少数民族文学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中居于重要地位。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在中华民族演进过程中不断创造、积累、传承而成，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新生、整体成长，日益彰显出它的独特魅力，以及“血脉”作用、“灵魂”价值、“精神家园”意义。只要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多元一体的文化国情不发生变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就必将永续发展；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机勃勃便不容置疑。
作为55个少数民族的精神创造、文化表达、审美呈现，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光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激活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对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产生巨大的“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并且具有精神提振、审美探索、文明积累的意义。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沿着党中央所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活力，让其源泉充分涌流，使之持续迸发，产生更多的名家大师和精品力作，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2012年，中国作协为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并为之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确定本年度为“少数民族文学年”。其具体内容是：一、理顺工作体制。适时调整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全面恢复其业务活动，承担起协助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的职能。二、调研少数民族文学现状。新年伊始，便由党组、书记处领导带队分4个片区进行少数民族文学现状大调研，了解了大量情况，掌握了大量资料，倾听了基层的呼声，进一步理顺了发展的思路。三、组织系列研讨。创研部全年分别召开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青年5场研讨会，由知名专家对近50位优秀中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作或宏观或微观地点评，效果喜人。四、召开创作会议。仲秋时节，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京举行，先后有11个团体会员及15位个人会员代表发言，交流有关组织工作与文学创作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取得了共识、凝聚了力量、鼓舞了斗志。五、进行评奖。经过充分准备，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于国庆前揭晓并举行盛大颁奖晚会，共评出25部优秀作品奖及5个优秀翻译奖，反响热烈。上述四、五两项活动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分别由李长春同志发来贺信、刘云山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先后有7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有关典礼。其规格之高、影响之大，创历届之最。六、创新办刊。在中国作协刊物《民族文学》杂志已有汉、蒙古、藏、维语文刊本的情况下，本年度实现哈、朝两种语文刊本创办，使之成为国内刊本最多的文学刊物，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学园地。七、加大培训。鲁迅文学院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培养力度，先后举办新疆、内蒙古、西南6省区3个培训班，计有50余位少数民族文学青年接受培训，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八、组织座谈。鲁院第12期学员于离校3年之后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受邀返回中国作协参加有关活动，受到刘云山同志的接见与勉励，倍感温暖与鼓舞。九、启动工程。经过多方努力，中国作协于下半年正式启动实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分别以人才培养、优秀作品创作、优秀作品翻译、优秀作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为切入口，翻开了系统性、整体性、长期性扶持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篇章。十、发展会员。在年度发展会员工作中，继续坚持对少数民族作家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倾斜原则，发展新会员67人，使9448名中国作协会员中的少数民族会员增加到1117名。总之，在“少数民族文学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高着眼、从长计议、从实入手，为发展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动真情实感、拿真金白银、做真抓实干、求真绩实效，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之所以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投入如此巨大的热情与力量，是因为少数民族文学为我国文学版图的重要部分，多民族文学关系乃是我国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生动反映。没有少数民族文学，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及其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把坚持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并一一实践之、奋斗之、实现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在改革开放新背景下，我们党肩负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切实有效地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不断发展繁荣，使之服从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步”的民族工作总体目标，并恪守“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工作总方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知识保障，尤其是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丰富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各族人民的精神斗志，让各族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今后的工作中，中国作协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继续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体制机制保障、工作方法创新、园地平台建设、人才队伍培养、优秀作品创作扶持、母语创作及鼓励民族语文翻译、对外推荐介绍、阅读群体育成等方面扎扎实实工作、诚心诚意服务，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不负各族人民的厚望，为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而努力奋斗。
当前，中国作协的少数民族文学工作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并按照李冰同志《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切实抓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为第一要务。我们一定要站在巩固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策划好、组织好、实施好其每一个具体专项、每一个具体工作，争取各方支持与合力，抓好每个环节与细节，确保质量与进度，把钱用在刀刃上，让活儿见诸成果中。我们决不搞形式主义，决不做“形象工程”，而是要用实实在在的精神创造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用真真切切的工作回应各族人民的文化期待，用沉甸甸的文学收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
2013年8月15日
架设心灵沟通的彩虹[2]
在中国作协主持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中，翻译扶持专项以其丰富的内涵、独特的创意引人瞩目。它在中国作协成功创办《民族文学》杂志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文字版的基础上进行，更得益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多年来量的积累及质的提升终成大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文化、民族翻译、民族文学工作相结合的有益实践与探索。
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汉语文翻译早已存在。如，古老的《越人歌》《白狼歌》就开先河于战国至秦汉之间。其后，无论是中国文学的民汉互译还是中外互译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都连绵不断、不绝如缕，对促进我国各民族间乃至我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互相了解、互相欣赏、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长期处于个别性的、散漫性的状态，还没有形成整体的、持续的气势与规模，尚未能造就一支井然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更没能构建起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体系。今天，由于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建设共同精神家园的期盼日益强烈，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势头强劲，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才水到渠成，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迫切需要。
为了回应时代的呼唤，也为了适应我国文学发展的大好形势，在中宣部、财政部及刘云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关怀下，中国作协于八次作代会后迅即组织实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并将翻译扶持专项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下设民译汉、汉译民、中译外、外译民四个部分：“民译汉”就是将少数民族语文原创优秀作品翻译为汉语文作品在汉语文世界传播，“汉译民”就是精选上年度汉语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优秀作品并翻译成少数民族语文作品在少数民族语文读者中交流，“中译外”就是把汉语文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翻译成多种外国语文向国际文学界推荐，“外译民”就是将最新锐、最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直接翻译为各种少数民族语文作品。
鉴于目前的人才、财力、物力，以及少数民族语文应用与翻译的实际，我们的工作只能起步于汉语文作品与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语文作品的互译，以积累经验并与《民族文学》五种少数民族语文版相对应；与外国语文作品的互译也只能暂时限于将少数民族语文原创作品翻译为外国语文作品，并完全以原作者的意愿及国际翻译界的需求为依据；及时扩张其他少数民族语文作品与汉语文作品之间的互译、少数民族语文作品间的互译及将外国语文作品直接翻译为少数民族语文作品等工作，需要我们假以时日扎实稳步跟进。
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由中国国情所决定，且出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之实际需要，也缘于尊重多元文化、共享人类文明成果的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中华民族自古多元一体，虽然居住地区多样、生产形式多姿、生活方式多彩、社会形态各异、民族系统互别，但国家统一、民族和睦、社会和谐一直是其主流；我们的基本文化国情是：历史悠久灿烂，宗教林林总总，语言丰富斑斓，文艺百花竞放，风情美美与共，文化互相尊重，为世界四大文明的硕果仅存；我们的基本文学国情是：各民族都创造有弥足珍贵的文学传统及文学遗产，而且大多呈跨民族及跨区域，甚至跨国界分布状态，少数民族多口头遗产，汉族丰书面珍品，各种类型、体裁、题材、风格、样态、意蕴的文学精粹应有尽有、各有所长，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洋洋大观，并为世界文学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问题在于：因自然地理、社会时空、文化传统，尤其是语言文字障碍，它们之间的交流还十分有限，这些资源的利用还非常欠缺，这些价值的活化还有待加强。直到目前，不仅大量的少数民族语文文学遗产依然沉睡如故，许多汉族文学经典也不为广大少数民族读者所知，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大之中，已影响到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统一性存在。而一旦充分挖掘出它们的潜质、动员起它们的力量，我们的文学园地将获得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离不开文学创作，更离不开富有成效的文学翻译。这是因为文学翻译具有从审美的层次、文化的视域、精神的高度，促成族际了解、推进文化对话、驱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并搭建心灵沟通的彩虹，化解疑惑与孤寂，根除怨懑及仇恨，养成开放并包容，学会谦虚和共享。
在现实层面上，我国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大家庭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文学的共同进步、共同繁荣谱写着当代中国文学的雄大史诗，时代与人民都在呼唤文学进一步承担起激活精神创造、推动道德建设、凝聚社会共识、增强国民素养的责任。由于种种原因，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已经做了种种努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及发展程度至今仍不尽平衡：有的拥有发达的书面文学传统，有的只有口头文学；有的长于母语创作，有的兼作双语书写；有的作家文学历史悠久，有的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出现自己的作家作品；有的母语创作比例极高，有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用外民族语文创作；有的大师精品层出不穷，有的尚处全新培育的阶段。这需要我们采取种种手段，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整体推进，力求重点突破，使之在建立新型民族关系、实现高度国家认同、凝聚各种社会力量方面大有作为，并在文学本体意义上不但尊重与倡导多语文创作，而且借助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参与和支持，积极实现国内外各种理念的碰撞，作各民族优秀成果的交流，进一步提高各民族作家的审美水平与创作能力，实现各种经验的借鉴与转换，在交流中吸取营养、获得自信、完成自立，在交往中学会讲述、懂得倾听、乐于欣赏和被欣赏，引领人们不断向上、向善、向美，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内核的中国梦而奋斗。
谈到国际文化背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学的半壁江山，并正在日益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它不能放弃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存在，更不能离开中国文学而成长，也不能孤立于世界文学之外而兴旺。事实证明：在当今文坛，任何一个具有实力与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除了本民族文学母亲的哺育及自己的深厚生活积累、艰苦生命体验、精深思想锤炼，无不是在其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开放、大交流、大碰撞、大竞争的国际文化环境中，少数民族文学特别需要国家责任、世界眼光、人类情怀，礼敬一切文明成果，讲述好自己的故事，展示好自己民族的独特创造，塑造好自己国家的形象，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事业。在此过程当中，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翻译因我国许多民族的跨境分布而独具国际传播优势及特殊意义，完全可以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在安邻、睦邻、富邻为目的的周边文化外交工作，以及反对文化沙文主义、抵御文化渗透、增进各国人民友谊、促进各国友好往来、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工作中充分发力。
翻译在我国古代称“传译”，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篇”中就有“四夷传译以朝”之说。其所传译者，应当既有口头语言又有书面语言。而所传译之内容，在古代大多为政治、商贸、宗教、军事及部分文学，到现当代则平添了科技、哲学、思想、法律等，而且文学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了“文学翻译”这样的概念。毫无疑问，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一样，都须谨守严复所倡导的“信”“达”“雅”原则，即内容真实精准、表述流畅明快、辞藻优雅美丽，还必须“神领意得”，从思想内涵、象征意义、感情表达、艺术形式等方面精益求精，做到传神传韵、出神入化，充满美感及魅力。鸠摩罗什、法显、玄奘、严复、林琴南、傅雷、冯至、季羡林等，就是这样一些学养深厚的大师、驾驭笔墨的高人、艺术审美的天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扶持专项的承担者，也大多是当今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领域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对文学怀有深爱，都对发展繁荣少数民族文化负有重任，且德高艺精、志趣坚定、甘于奉献。正是他们的呕心沥血、精益求精，才使这项工作得以高质量推进，创造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的新辉煌。这项工作还得到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延边等自治区、省、自治州作协的全力支持。他们怀着“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业”的信念精心组织、精心翻译、精心编校、精心设计，“夙兴夜寐，靡有朝也”，才使广大汉语文读者自此以后自如走进少数民族母语原创文学的心意深处成为可能，也满足了少数民族母语读者最快倾听到中国文学最新信息、前沿话语并享受最新成果的愿望，更让那些长于驾驭双语阅读的读者得以潜龙在天、飞龙在地，尽情怡然于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光怪陆离。
当这些翻译成果一一付诸出版之际，我们不能不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对各民族文学翻译家群体与被翻译之作家作品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克勤克忠组织领导这些翻译出版工作的有关自治区、省、自治州作协领导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作家出版社及有关自治区、省、自治州有关出版单位表示深深的谢意！是各方面的关心、爱护、支持、参与，才育成了这一少数民族文学的盛况空前，也让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美好未来与灿烂前景充满信心！
2014年1月26日
建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心创意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作协的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以1981年创办《民族文学》杂志，举办“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第四届由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乌兰夫题写“骏马奖”更名至今）为发端，中国作协的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受到上级好评及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从1984年起，中国作协便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处，在党组、书记处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少数民族文学的组织协调工作，并提出待条件成熟后再成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部代替少数民族文学处。从那时起，少数民族文学处一直具体负责组织“骏马奖”评奖，负责组织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及翻译会议，编选、翻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集，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培训、采风及与国家民委联系协调等工作，在中国作协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作为唯一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的《民族文学》已从开初的汉文版扩充为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6种文版；在会员发展方面，至2014年已拥有少数民族会员1228人，占中国作协会员总数的12%；“骏马奖”已连续举办十届，评出获奖作品718部（篇），获奖作家765人（次），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作家、作品获奖，有的还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由鲁迅文学院主持的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培训班亦取得重要成就，并进入定期化、常态化阶段。在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评论进一步取得丰硕成果，不但出版了大批理论专著，文学批评亦十分活跃，还创办了专门性论坛；母语写作迅速发展，已涌现大量优秀作家作品；在文学翻译方面，中国作协分别于2004年和2008年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会议，并于2008年实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散文报告文学卷、诗歌卷。最重要的是，继2012年确定为“少数民族文学年”之后，中国作协于2013年起实施为期五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将少数民族文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其中包括人才培养、重点作品创作扶持、优秀母语作品翻译扶持、优秀作品出版扶持、理论批评建设扶持等内容，使目前的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呈现出多头并进、多线开展的态势。其间，创联部、外联部、创研部、文艺报、作家出版社、鲁迅文学院、民族文学杂志等多个部门均开展了与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的工作，有力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实施及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工作也暴露出一些有待改善的问题：缺乏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缺乏统一长远的工作规划；人力资源困乏且政事不分；各部门间工作缺少相互沟通与衔接；存在各行其是、重复劳动的现象；资金分散且未能形成最佳配置；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一些承办部门缺乏对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状况的深刻了解。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尽快从体制、机制、编制投入着手，进一步针对少数民族文学实际及现实需要，加强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增强运作能力与管理能力，提高统筹水平与创新水平，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长远规划、系统推进、协调发展。而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界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寄望于中国作协的。
为此，经过多次走访及讨论，结合中国作协的职能与有关可能性、可行性，消化有关意见与建议，这里就进一步改进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的梳理，提出了从体制机制入手、从政策措施着眼、以保障协调为重点的解决思路。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出成立“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心”的建议，以求其发挥统一组织策划、管理引导、协调保障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作用。而这正与中国作协老领导张光年同志于30多年前提出的建立“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工作部”的设想形神相通。
具体建议是：
中心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创联部代管，实行成员单位构成制，如在鲁院设少数民族文学部，在《文艺报》设少数民族文学采编室，在“中国作家网”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页，在作家出版社设少数民族文学编辑室，在现代文学馆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室，在创研部设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室，并由成员单位创联部、创研部、《民族文学》、鲁院、《文艺报》、中国作家网、作家出版社、现代文学馆各有一名领导兼任副主任，下设办公室并由现有民族处代行。
中心运作方式为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研判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导向性问题、热点问题；讨论制定有关中长期发展规划；统一组织协调与国家有关部委、人民团体、群众组织及内部企事业单位的业务联系与合作；贯彻落实中央部委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指示精神；向党组、书记处提出工作建议；通报协调近期工作；配合处理重大突发性事件；交换相关信息；监督评估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图书、教育培训、专项工程质量；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年度排行榜；编纂《少数民族文学年鉴》。中心设专项经费以保障日常工作。
中心成立后的先期工作为：
1.《民族文学》杂志在现有汉、蒙、藏、维、哈、朝等六个语文版的基础上逐步增办壮、彝、英文版，使之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事业性出版集团。
2.创联部民族处除继续发挥现有职能之外代行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心办公室职能，并继续负责组织实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原创、翻译、出版、理论批评等各专项扶持工作。
3.由鲁院少数民族文学教学部专门负责培养少数民族文学人才，使有关教学工作更专业化，更有针对性与稳定性、连续性。
4.由《文艺报》少数民族文学采编室常态化介绍少数民族文学工作，使有关评论、推介更及时、更全面、更持续。
5.由“中国作家网”少数民族文学专页用最快捷的手段及数字化方式，宣传少数民族文学动态及优秀作家作品。
6.由创研部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室主持“骏马奖”评奖活动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组织实施，尤其是设专人开展对少数民族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评论。
7.由作家出版社少数民族文学编辑室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成果等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出版工作。
8.由现代文学馆设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室对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进行梳理研究，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文学史研究及理论建设。
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心的成立必能整合中国作协现有行政、事业、产业资源，实现集中领导、专人负责、统一调配、密切合作，优化高层设计、提高工作效率，形成一套完整、健全、高效的工作机制，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专业性、针对性、协调性，更好地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2014年2月20日
注释
[1]此文与丹增合写。
[2]此文与丹增合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