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邵长水整整走了一夜，凌晨时分赶到了这个边境小城，却一直挨到这会儿——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才见到这位劳爷。
邵长水到达后，按李敏分的指示，没惊动任何人，甚至都没按通常情况下必定会做的那样，先去跟市局的同志通气，自己掏身份证，径直在市公安局附近，找了个干净的小宾馆住下；略事洗漱，去宾馆周边找了个小摊儿，随便吃了点早点，回房间拉上窗帘闷头睡了会儿；到上午九点多钟，估计劳爷也该上班了，才拨通这老家伙的手机。原以为，老人家既然曾“热荐”过自己，一定还记得自己。却不料，报上姓名后，老人家只是不冷不热地“嗯”了一声，然后却问了这么一句话：“邵长水？哪个邵长水？”真可以说是劈头盖脸一盆冷水，差一点没把邵长水噎晕了过去。他忙定定神，详细说明自己到底是“哪一个”邵长水。老家伙听了，也只是哼哼，应了声：“有事吗？”在邵长水提出“见面谈一谈”的请求后，他倒是稍加沉吟就答应了。耳机里当即传来几下翻动纸片的声音，可能是在翻查当天的日程安排吧，然后就“初步定中午十一点半见”，还说好“一起吃顿饭”，地点定在市劳动局办的“大方酒店”。邵长水当时还松下一大口气，庆幸此行开局不错。却没料想，只过了一个多小时，老家伙打来电话，说中午可能不行了。什么时候能见，得过一会儿才能定。又过了四十多分钟，他又打了个电话过来，肯定地说，中午见不成面了。邵长水马上提议，那就一起吃晚饭。他说：“晚上的事现在还定不了。啥时间能定了，我再电话通知你。你先去办别的事吧。”邵长水忙接口说：“我这回来，就是专程来看您的，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事。您只管忙您的，我就在宾馆房间里等您的电话。您啥时候有时间了，招呼一声，我马上去看您。随叫随到。”老人家迟疑了一下，应了声：“那好吧，等我电话。”随即把电话挂了。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而且语调急切，似乎发生了什么很让他意外的大事。这样，十一点……十二点……下午两点……三点……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钟，都没来电话，邵长水真有点沉不住气了。一直等到晚饭前，终于来电话说，一起吃晚饭不行了。到这会儿，邵长水还忍着，忙说：“那就晚饭后找个时间。”他说，晚饭后也不行。这一下，邵长水可真熬不住了，一改和顺的口气说道：“劳支队长，不能这样吧？您是我老师、老前辈。咱们虽然没怎么共过事，您现在又脱了警服，但再怎么说，咱们也是头顶同一个国徽，在同一条战线、同一条战壕里战斗过的生死战友……我已经跟您亮明了，我不是为个人的私事来走您这个后门的……我要跟您说的，不仅跟我个人没一点关系，而且还真不能在电话里跟您絮叨，必须当着面才能说，否则就……”邵长水如此这般地理论了一番，老人这才口软了，在犹豫了一下之后，应道：“这样吧，晚饭前，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给你一个小时。行了吧？”
我肏，谁欠谁呢？“给你一个小时”？！
但，你还能把他怎么样了？谁让他是“劳爷”呢！邵长水忍了忍。就这样吧。
就这样，他还迟到了。劳爷推开这个咖啡吧玻璃门的时候，邵长水看了一下手表，准确时间是五点四十二分。整整迟到了十二分钟。十二分钟呢！假如拖延这十二分钟的不是这老家伙，而是邵长水过去手下刑侦大队里的某位侦查员，他一准能把这小子的皮扒掉三层！十二分钟？怎么能允许一个侦查员在行动中延误十二分钟？别说是十二分钟，有时候延误几分钟、几秒钟，都可能造成嫌犯的脱逃、重要证据和痕迹的失落，造成百姓或兄弟们不必要的伤亡，给整个破案工作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但眼前迟到的是这位“劳爷”。你说我能把他咋样？
“对不起，让你等了一整天。”
老人总算表示了一下歉意，然后坐下，端起咖啡杯，小小地抿了一口。他身材不高，或者说准确一点，有点矮小。宽脑门儿、尖下巴、厚嘴唇，眼神闪烁不定，好像很紧张地忙碌了一整天，直到此刻依然“惊魂未定”。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那双保养得比较细致、平放在小藤桌面上的双手，不由自主地在那儿轻微地战栗着。
离给定的一小时时间，只剩四十八分钟了。怎么谈？邵长水默默地打量了老人一眼，心里暗自盘算着：此时此刻，自己既不能显露出焦躁，但又不能不着急。抓不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到明天，老家伙还能给我时间吗？这时，老人匆匆又喝了一口那黑咖啡，便放下杯子，站了起来，对邵长水说：“走。跟我走。”邵长水一愣。走？上哪儿去啊！还没正式开谈哩，就走？！邵长水不明白老家伙又在跟他玩啥花招。再说，这两杯价值近两百元的咖啡还没怎么“消费”哩，就白白放弃了？邵长水正迟疑着，那边老家伙却已经扔出两张百元大票，让服务生结账，一边揣起落座后就摆放在小藤桌子上的高档手机、高级烟盒和名牌打火机，向邵长水示意了一下，便照直向门外走去了。
邵长水犹豫了几秒钟才跟了过去。等他走到门外，老人已经上了他自己开来的一辆轿车。那是一辆崭新的奥迪A6：油光锃亮的黑色外壳儿，像非洲猎人的皮肤和时常茹毛饮血的矛尖一样，在丛林的暮色中，配合主人洁白的牙齿一起暗自闪烁。邵长水忙启动自己那辆差不多也有七八成新的“牛头巡洋舰”，紧随其后，默默驶出了城圈。先是往东，后来又往北，再穿过一大片白桦林，驶进一个新开发的别墅区。
前边说过，陶里根这边境小城，这些年靠发展边贸剧富起来，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有实力或没什么实力的投资商和投机商。城区骤然扩大好几倍。整个城政建设完全脱胎换骨，旧貌变新颜。过去只有县政府门前那条“大街”上有几家勉强能称得上“商店”的门市部。现在一二十条大小十字街，纵横交错，商家比肩而立，霓虹灯交相辉映。休闲中心、洗浴房、洗头房、洗脚房、练歌房等，则在表面的沉静中，争夺着另一种“辉煌”。郊外（所谓“郊外”，离市中心也不过两三千米），则建起不少商品房住宅区。而最“经典”的作品，便是邵长水此刻驶入的这个“别墅区”。这里大多是独幢别墅，每家可免费享有三百平方米私家花园。也有一些联排的，则在第三层上带一个棕红色阁楼尖顶。那是模仿英国古典乡村别墅风格。大片带坡度有起有伏的草地和大棵凌空而起的热带棕榈树，则完全由人工铺排栽培而成。在每个关键的分岔道口，都立有木制的箭头式路牌，分别指向不同的分区。但从小区内的人气来看，可以判断出，开发商当初对这个边境小城的发展前景估计得未免过于乐观了一些，别墅的售出和入住率都不算高。车越是往里走，黑灯瞎火的窗洞门洞便越多。由于久远没能销售出去而空置的小楼，墙皮剥落、小园荒芜的场景接踵而至。出了别墅区后门，是一片非人工的柞树林。这时暮色已然深降，两辆车沿着柞树林里的小道稍稍往深处再走了一小会儿，便隐隐可以分辨出暗处有一道红砖砌的高头围墙突现在林中小道的左前方。等车子开到这道高头围墙跟前，再逼近了一看，邵长水才发现围墙中间还镶嵌着一扇巨大的黑铁门。早有两个头戴猩红色贝雷帽、身穿标准保安制服的小伙子上前迎接。“A6”闪了闪大灯，便顺顺当当地通过了。邵长水随即也闪了闪大灯，却被拦下了。小伙子索要特别通行牌照，却被在前边不远处停下的劳爷一声喝住，小伙子们忙乖乖地退到黑暗里。大铁门在两辆车进入后，随即又悄没声息地关上。偌大个院子中间耸立着一幢高大平整、带坡形屋顶的三层楼楼房。邵长水跟着劳爷刚走进这大院时，还以为这儿是小区的“会所”，也就是通常给业主们提供娱乐、健身、餐饮的休闲场所。但稍稍再往里走了几步，感觉又变了。他认定这是那种民营大企业家们所建的那种“精英会所”，或者说“私人会所”也可以。也就是这些亿万或千万富翁们为建立、发展、巩固各种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建来专门用作接待或招待各方内部贵客宾朋的场所。说白了，就是请他们来吃喝玩乐消遣。这种特殊场所，往往桑拿、保龄、卡拉OK、舞厅、电子游戏，包括餐饮住宿，一应俱全。还包括轮盘赌、老虎机和麻将牌桌等。举办活动时，还一定会从外头请一些“高价”女孩儿来陪伴，或许还能请来些在校的女大学生、知名度或大或小的女演员、女歌星，这就看老板方方面面的实力和手段如何，看他出手是否大方，大方到何种程度了。但看来这儿好像近一段时间以来都没举办什么活动似的，高大的枝形吊灯和宽大的台球桌、加长三角钢琴和半圆形的吧台，都或围上了，或盖上了防尘土的白布。四壁的大小窗户也全都紧闭着，一切笼罩在一片幽闭和沉寂的气氛中。楼里没有别人，只有三两个不算年轻的女服务员留守在几个关键岗位上。那神情好像在等候什么，又好像百无聊赖地没在等候什么。
……但突然地就不知怎么出现了一位同样算不上年轻，却长得非常端正饱满的女领班做引领，带着他们徐徐上楼，一路在前边默默地开灯开门，最后把他俩领进一个音乐茶座似的小厅里，沏上茶，调整好背景音乐的强度，便弯下腰，悄悄附在劳爷耳旁，用极低的声音问了句什么，一边还拿眼角的余光迅速地向邵长水这边扫视了一下。邵长水马上脸热心跳起来。他猜到，这个女领班在按通常惯例，向劳爷请示，您带来的这位客人，一会儿还需要什么别的“服务”不。所谓的“别的服务”，就是指要不要找些女孩儿来作陪。劳爷立即摇了摇头，并用力挥了挥手把她打发了。后来邵长水才知道，这个“精英会所”，正是劳爷就职的那家公司老板，也就是这片别墅区的开发商——赫赫有名的盛唐集团公司老总饶上都出巨资开设的。按饶总的规定，所有这些非对外营业的部门和人员都归公司保卫部经理管辖。所以，劳爷也可以说是这个“会所”和这些男女服务员们的总头头。那女领班很乖巧地离开时，又按惯例，把刚才一路开启的那些壁灯一一关掉，把通过的每一个门洞逐一关上，在自己身后只留下主客们所需要的那种幽暗和宁静。就像以往那样，这些光临此地的贵宾将在这异样的幽暗和宁静中，尽情地享受某种免费向他们提供的喧嚣和放松。她当然不会知道，今天这两位却完全不一样，他们除了这幽暗和宁静以外，所需要的就仍然只有这幽暗和宁静了。
……
劳爷落座后，张开嘴狠狠地倒吸了一大口气——他的确患有轻度的肺气肿，然后再次习惯性地掏出他那些小零碎，手机、烟盒、打火机什么的，一一陈放在面前的玻璃茶几上。邵长水注意到，他吸的烟是软盒中华。（这一点倒没什么特别稀罕的。因为他调到省厅后，发现省厅处以上干部平时吸的都是软盒中华，有一部分吸“三五”。要是单纯论工资收入，省厅的这些中层干部平日里应该是吸不起“中华”和“三五”烟的。）打火机是美国大众化的名牌“ZIPPO”。据说越战时，美国大兵就是用这种打火机去点燃浇在越南平民身上的汽油的。这是众人皆知的“轶事”。这些年，它流传到中国，以它的皮实耐用和特殊的历史经历，成为部分人喜好的收藏品。邵长水还是在破获一起金融诈骗大案时，在主犯手里第一次见到它；后来又多次在一些年轻的老烟民手里见过它；再往后，就不再觉得它有多么稀罕了。倒是后来劳爷又掏出一根烟嘴，让邵长水觉得很有点不一般。那是一支用黑色水晶特制的玩意儿。短短的、亮亮的，一头箍着镀金的嘴口，做得十分精致，又很简约流畅。盛放在一个同样精妙的特制麂皮小口袋里。小口袋上用金线绣着个英文大写字母“L”。显然是别人专门定制来送给劳爷的礼物。再仔细看他那身着装，黑棕色磨砂皮敞袖口夹克，里头穿的是驼色的鸡心领牦牛绒衫和小蓝白格的全棉衬衣。下身穿一条深藏青直筒纯毛哔叽裤，样式稍嫌老式了一点，但再往下看，他那双皮鞋却又绝对地“新潮”：钝圆的大笨头，加上厚厚的生胶底，裸露在鞋帮和鞋底交界处那一道道粗犷的线脚，让人怀疑它的主人今天出门仓促，慌忙中穿错了儿子的鞋了，而且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儿子的鞋。从李敏分嘴里，邵长水已经得知，老家伙向来活得精细和讲究，辞职下海后，手头较为宽裕，就更讲究，更精细了。但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竟然能穿得这么时尚。劳爷会生活，业余时间好玩，打猎、滑雪、溜冰、台球、麻将、扑克、保龄，修理钟表、家用电器，相面、测字、打卦、看手相，无一不精通，还以此闻名圈里圈外。这样的人，在普遍以生活粗放、秉性粗犷，但又外粗内细、外冷内热，表面木讷、内心躁动而著称的刑警队伍中，着实罕见。前边我们说过，他结过四次婚。这在刑警队伍中也实属稀有。你看他都不留在刑警队伍中特别流行的那种小平头，而是那种书生气较重的分头。头发稍显花白，但依然浓密。他身上唯一让人觉得有一点错位，跟周身的扮饰不太协调的东西，是他戴着的那块手表。居然还是一块老式的天津产的机械手表，表把和表壳上的镀铬层都已脱落得斑斑驳驳的了，表面的衬底也已经发黄，表带显然早已不是原配的。无论它是多么的过时和老旧，这么些年来，同事们和战友们中间，却从来不会有人嘲笑这块表的“露怯”和“寒碜”。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这块表是他那位结发妻子当年留给他的定情物，也是他认定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的少数几样身外之物中最重要的一件东西。他那位结发妻子也是一位警察。妻子的父亲也是一位警察，而且是他俩在省公安干警培训班（省警校的前身）学习时的“教官”。妻子后来调到省安全厅工作，那年被派到国外执行任务，在一次莫名其妙的严重“车祸”中牺牲了。“车祸”严重到哪种程度？就是连个全尸都没找见，只象征性地领回来一点不知真假的骨灰和出差时带去的衣物。后来他不敢再找女警察。妻子去世的头几年里，他只要一走近穿警服的女子，总能在恍惚中好像又听到妻子的脚步声和咳喘声。后来的两任妻子都不是当警察的，他又总和她们合不来。勉强一起生活个一两年、两三年，到头来，总还是免不了要分手。造成分手的导火线总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不愿再和她们生孩子。（不是不跟她们过夫妻生活，而是千方百计地不让她们，或不许她们再怀上他的孩子。这让她们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轻蔑和侮辱。）第四任妻子比他小整整十岁，是个中学老师，能干、爽朗、大大咧咧，又非常会体贴人。这些方面都挺像他那位结发妻子。当然最让劳爷松心的是，她从来不跟他提“怀孕”“生孩子”的事，好像她自个儿就挺不想要孩子似的。她天天在学校里给孩子们讲“男女平等”“男生要懂得尊重和爱护女生”，在自己家里，却天天“甘心情愿”地忍受着这位劳警官极端的“大男子主义”和极典型的“大丈夫主义”。一直到她三十七岁那年，发生了这么一回事。平日，肯定都是她先到家。那天，劳爷都回家很长时间了，她才姗姗蹭进家门。劳爷挺不高兴，倒不是说一定得她先回来伺候晚饭什么的。你可以晚回来，学校里也总会有些意外的事要处理，但你打个电话通报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不吭不哈，晚回来好几个小时。劳爷打电话到学校去找人，校方说她下午三点多钟就请假走了。去哪儿？不知道。你干吗呢？下午三点多钟，到这会儿都快九点了，六个小时，你干吗了？……劳爷憋了一肚子火，嗵嗵嗵嗵，像发射连珠炮似的，一通宣泄。对方也不吱声，脸色苍白地坐在门口那个小凳上，换了鞋，等劳爷把第一通火发完，勉力站起，歉然地笑笑说，我这就做饭去。但摇摇晃晃走到厨房门口，腿一软，却“扑通”一下，跪倒在厨房的水泥地上。劳爷忙上前去扶，这才发现，她双手冰凉，额角布满细碎的汗珠，身上发散着一股医院里特有的那种消毒水的气味，浑身上下抖个不停。他忙把她抱上床，紧着追问，出什么事了。她只是不说。他返回外屋，去翻她的手包，从那一摞医院出具的账单和化验、手术单据上，他才得知她是去做引产手术了。这之前，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而像她这样的“高龄孕妇”，怀孕五个月，再去引产，本身风险就大。况且又没有丈夫陪同，术后又自己一人挣扎着回家，看样子，是想“瞒天过海”，明天还要去上班，简直是在玩命。劳爷记得几个月前，有一回过夫妻生活时，他有点性急，就没采取措施。事后，他挺担心，老问，怎么样，没事吧？她总蔫蔫地说，谁知道呢，等等看吧。当月，还来了例假，他松一大口气。后来，他又稀里马哈地凑合过两回，以为也不会有事，却偏偏种上了。得知自己怀上后，她激动万分，但也一直在暗自忐忑。她知道自己应该把怀上孩子的消息告诉他，但她又不敢。她知道，他一旦得知，一定会让自己打胎。她不愿意打掉这个胎儿，她希望留下自己的血脉，她想做一回“母亲”，她渴望有人叫她一声“妈妈”，她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她甚至想过，哪怕日后劳爷知道了要跟她离婚，她也要留下这孩子。时间流逝，胎儿在她腹中一天天长大，她的决心却一天天减弱。权衡来权衡去，她还是没法拿“离婚”做代价来为自己争取一个做“母亲”的权利。是的，这个世界上，男人千千万，但像劳爷那样，虽然有时候对人挺有点“蛮不讲理”的，但在他身上毕竟始终保持着一种生活的朝气和对事业的追求精神。这样的男人，说实话，也并不好找。结婚这么些年，劳爷很少跟她谈自己的工作。只要一有案子，人就往往没个人样了，经常几十天不回家，即便回来，也是倒头就睡，一睁眼就吃，然后换换衣服，又赶紧走人。案子要上了线索，还好说一些，就怕上不来线索，整个人更像是走了魂儿似的，即便待在家里，也是傻不愣愣地呆着，看谁谁不顺眼，说啥啥来气儿。现在从上到下都提倡“经济效益”“物质利益”，但这些刑警，一年破一个案，跟破一百个案，在个人“经济效益”“物质利益”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这两年开始发一点破案奖，但总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傻哥儿们干吗还要非死磕着去破那些案呢？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她知道这就是“灵魂”在起作用，这就是“精神”在起作用。她看重这些还能让“灵魂”和“精神”在自己身上起作用的男人。看他破不了案时的悲苦和死也不甘心的模样，她真心疼，真感动，真发奋。她向学校大门走去，站在几十个纯洁的孩子们面前时，她真感到自豪。她愿意伺候这样的男人。你说，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在一张床上，一个屋顶下过一辈子，图啥？图啥到最后都会发腻。只有图那点心疼、那点感动、那点自豪和那点能让自己不断跟着一起发奋的东西，才会永远勃发新鲜。这道理许多人都不懂，但她却坚持着。一直到昨天，胎儿已经有五个月大了。她知道再不去引产，就晚了，必须下决心了，或者拼一个离婚，保住胎儿，或者就……她最后下了决心，决心独自一人向医院走去……
她一边平静地流着泪，一边苦笑着向劳爷讲述了这一切。劳爷被深深打动了，被深深震撼了。在这样的女人面前，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自私”和“偏执”。等她说完，他没吱声，继续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上街去买了一只乌鸡、两斤红枣、三斤桂圆、四个猪蹄、五瓶蜂皇浆、六盒黑芝麻糊等等。每回端着炖好的鸡汤送到床前时，妻子总是慌不迭地折起身，要说一声：“谢谢。”听到她一次又一次由衷地“感谢”，他感到心酸。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酸。睡到半夜，他总是听到她在偷偷地抽泣。他知道她依然还在为自己“早逝”的孩子伤心。可是每当他伸手过去，安抚她搂过她时，她会立即止住了那抽泣，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他在家里待了三天。第三天晚上，他对她说：“明天我得去支队看看。”她忙说：“没事的，你早就该正常上班了。”他说：“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她挺紧张地抬起头打量他，迟疑地问：“啥事嘛，整得那么严重？”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好补养身子，等你把身子补得差不多了，咱们就把那件事办了。”妻子心里一怔，格愣地问：“办……办啥事？”他说：“咱们要个孩子吧。”猛然间，妻子没听明白，又问：“要……要啥孩子？”他说：“要个咱俩的孩子。”妻子像是被什么巨物击中了似的，瞪大了眼问：“咱……咱俩的？咱俩的孩子？”他的脸微微一红，低声答道：“是啊。你不是挺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吗？咱俩就要一个吧。你还不到四十，还能赶一趟末班车。”妻子一听，完全愣住了，脸色先是大红，而后青白，泪水一下泉涌般滚出眼眶，咬紧牙关，止不住地战栗和抽泣起来。先是小声抽泣，不一会儿便倒在床上，绝望般地大声号啕起来。妻子最后告诉他，没指望了，这次做引产手术时，为了一了百了，为了今后永远不再给他添烦恼，她已经让大夫把她两侧的输卵管全结扎起来，彻底地绝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