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这首《踏莎行》，在辞章中可归为“妇人语”的类型。所谓“妇人语”，意即妇人之语。妇人之语与男儿之语自是大为不同。前者委婉，后者遒劲。妇人之语软语缠绵，男儿之语却是斩钉截铁。然而寇公并非妇人，堂堂丈夫、一品要员，为何会忽发异想，模拟起妇人之语来？
这种现象在我国古代其实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是诗家词客的一项基本功。李白就曾作“妇人语”，其代表作为《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白居易亦曾作“妇人词”，其代表作为《井底引银瓶》“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就连自称“少陵野老”的杜甫，也写过一首《新婚别》，以乱世佳人的语气自述“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至于继唐之后的五代“花间派”词人，对妇人自述更是身行力践、不遗余力。
寇公是北宋人，不属于“花间派”，但北宋却与“花间派”风行一时的年代相距不远，在寇公所存不多的几首词中，依稀可闻“花间”遗音，尤以此篇《踏莎行》最为突出。尽管李、杜、白诸公写过一些代入感极强的妇人自述诗，但若是有人当着他们的面取笑他们好为“妇人语”，估计这些诗坛骄子们的自尊心肯定受不了，将“妇人语”这一评价当成平生的一大折辱与不快。寇準的后辈——宋仁宗时的宰相晏殊似乎就曾面临过这样的尴尬，以致晏殊之子晏几道不得不郑重其事地向人辩称道：“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
且别说作“妇人词”，身为相国而热衷于创作小词，即使是在极尽风流、浪漫之致的宋代，仍然给人以一种异样之感。王安石就曾质疑过晏殊：“为相而作小词，可乎？”天地良心，王安石说这话并不是有意跟晏殊过不去，或是跟小词过不去。王安石也是当过宰相的人，也写过小词。他对晏殊的质疑，并非出自“只许安石放火，不许晏殊点灯”的心态。也许王安石也在质疑自己：业余时间写些小词消遣，这要是传出去，不会影响人们对我的看法吧？
由此可见小词的地位，比之文章与诗歌，何止是被甩掉了几条大街。魏文帝曾经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个帝王都对文章如此看重，从上而下，又岂敢轻视呢？至于诗歌，从《诗经》到《楚辞》，再到后来的唐诗，光同日月，一直是国人的骄傲。王安石虽觉得为相而作小词几近不务正道，有点儿心虚，有点儿难为情，却并不因此废词不作。词体的吸引力与诱惑力实在太强大了，连宰相也不能抗拒。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意思是，要了解一个人，那就不但要颂其诗，读其书，还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世。然而孟子没想到，后世还会出现“词”这种文体。孟子的那句话其实可以稍作修改：颂其诗，读其书，观其词，不知其人可乎？是的，欲知其人，除了颂其书，读其书，还需观其词。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寇準《江南春》词云：“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
这段话是说，如果没有读到寇準所写的词，我们对寇準的了解会不会失于片面呢？原来他竟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朝堂上闪耀才智、明断国策、有仁有勇、锐不可当；在生活中却是情思细腻，甚至让人以为他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呢！我得承认，我倒没有看出寇公有优柔寡断的倾向。然而，情思细腻应当是后世读者对此形成的共识。想不到啊想不到，寇公竟是一位柔情如水的宰相。更想不到的是，他不但柔情似水，且能把这一腔柔情托以妇人之语。与《江南春》相比，《踏莎行》的女性化色彩尤为突出。他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十分春色已凋残了九分，又到了和春天说再见的时候。今春新来的雏莺总在枝上欢快地啼叫，不知是从何时起，那娇嫩的清音变得成熟了，有了一种沧桑的意味。很久没有关心过外面的世界了。拉起帘儿，早已不见雏莺的稚颜，浓绿的树荫间，懒洋洋地掠过了几只羽翼丰满的莺燕。这么快，春光已老，连莺燕们也都老去了，叫得无精打采，似已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
拉起帘儿，还看到了满地的落红与树头的青梅。青梅的花期显然已经过去了，可是青梅却并不悲伤，结成一簇簇青果，炫耀着上天对自己的优待与厚赐。悲伤的应当是满地的落红吧。怒放过，燃烧过，终究是一场空。
她的心情，也与满地的落红相似。她甚至有些嫉妒那些青梅，它们虽已韶华不再，却毕竟结成了果。哪怕只是些小小的、仍然青涩的果实，却使得短暂的生命有了寄托。而她的感情，却没有结果。谁能回答她，她的青春还剩有几何？谁能回答她，在历经失望之后，她能否得到希望的垂顾？
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女子，却过着看似优雅奢华的生活。画堂听雨，云屏添香，只可惜，从来都是只身孑影。那些羡慕她的人们如能探知她内心的落寞，会不会惊呼上当受骗呢？优雅奢华是一座金玉其外的囚笼，纵能骗过世人的眼目，却骗不过她切身的感受。
透过蒙蒙细雨、缕缕残香，她让自己又一次浸润在旧日的气息里。那时候，她并非像此时一样忧伤寂寞。曾经有一个人，与她两心映同。也曾怒放，也曾燃烧，就像落花在坠地之前为了春天而毫无保留地付出。落花最终还是失去了春天，他留予她的，亦只有失落的情意。
那些未曾实现的密约，似乎已作为永久的秘密长眠于地，杳杳离情也变得漫漫无期。然而，就像无数个或被抛弃，或因命运作梗而阴差阳错的痴情女子一样，未得实信，终不死心，她将回忆作为了生活的必需品，对时间的沙漏所标注的每一个具体的日子，反倒木然不觉。
木然不觉，也不尽然吧。若真是木然不觉，她就感知不到春色将阑，感知不到莺声渐老，感知不到红英落尽，感知不到穿肠蚀骨的寂静。然而，又能如何呢？三春虚度，用尽一生，菱花镜中从来不见俪影成双。随着时光的逝去，她越来越怕与菱花镜相对了，她怕见到镜中自己枯槁的容颜，彻底摧毁心底微弱的希望。是的，他说过，他会回来找她。但他要找的，应当是焕发出青春光彩的她。若她已经变老变丑，即使有朝一日，他带着昔日的热情回来，他可会接受她的改变？为此，她总是尽可能地远离那面真实的菱花镜。即使遥遥望上一眼，心里也会一阵惊痛，因为镜台的寂寞更胜于她。菱花镜积满了灰尘，莫不是和她一样痴心不悔，犹在等着一个赏识它的人，等着那只珍惜它的手，为其拭尽岁月风尘，令其明丽如初。
她有没有等到呢？倚楼无语，意夺魂销；望断长空，愁心欲碎。全天下的孤绝凄凉与万古空旷仿佛是在由她一人承担，回应她的，只有斜阳底下随风起伏的无尽芳草。
“菱花尘满慵将照”，这是本篇《踏莎行》中最为明显的“妇人语”，只可能是妇人自语。因为唐诗宋词中所有描写男子相思的作品，都不会将菱花镜与之联系到一起。这样的男子也未免太脂粉气了，男子欲诉相思之苦，纵使想不出花样翻新的好法子，再怎么也不会跑到菱花镜前顾影自怜。假如真的这么做了，古代人会觉得毛骨悚然，至于现代人嘛，则会不胜鄙夷地骂声“心理变态”。
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中，有个名叫郝薇香的富家女，被人骗婚，且在新婚之日才发现新郎已逃之夭夭。郝薇香受此刺激，引发了一系列的古怪行为。比如说，让宅邸中所有的时钟指针都停滞在预定举行婚礼的时间。又比如，数十年如一日地身披婚纱，从此不再迈出家门一步。再比如，仍旧保留着当年的结婚蛋糕，尽管那已成为老鼠们的美食。书中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郝薇香小姐对着桌子上的镜子俯视她的衣服，而后，照了照本人的脸。”对于第一次进入郝府的小男孩儿匹普来说，眼前的一切“很生疏，很新颖，也太悲凉了”。
“菱花尘满慵将照”，这也适合于郝薇香小姐。一个绝望地想要把幸福定格在婚礼的倒计时，身披婚纱却永不可能成为新娘的老姑娘，纵然在紧闭的窗帘下刻意过着与世隔绝、与时隔绝的生活，但她真的可以借此逃脱时光的掠夺、流年的侵蚀吗？镜子不会说谎。镜子将告诉她，她不但失去了爱情，也在日积月累地失去青春，失去美丽。
宋词中写男子的相思，若论入骨三分，莫过于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然而男子的天空终究是宽广的，无论在感情上怎样失意，总会有别的事物来分散他的伤心。儿女之情，对古代的男子而言，从来都是人生中的一段插曲而不是主旋律。而女子则不然。古代女子的生活空间太过狭小，对女子而言，一段感情就是一生一世。而人生中若是缺少了感情这根主心骨，她就会心田荒芜，菱花尘满却懒得一顾。
这就是诗人词客们好为“妇人语”的原因之一。并非男子的相思缺乏感染力，而是设身处地，置之于那年那月、那时那人的社会背景，男子的相思，终不如女子的相思那样回肠九曲、动人心弦。张九龄在《感遇》诗中写道：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江南丹橘，可比作思妇之心，品佳貌妍，经冬犹绿，奈何阻挠重重，竟与嘉客无缘。而寇公此词中更有“密约沉沉”四字，既系密约，显然是不能公开的恋情。此种恋情，需要避人耳目，其持续的难度与心中的煎熬可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如此看来，寇公到底想要表达何意呢？是以妇人之语道出自由恋爱的不易，还是以妇人之语对自由恋爱进行预警教育？这当然不是寇公的本心。寇公的本心，应是有所借指，以思妇的形象喻示对理想的忠贞，以春色凋零感叹壮年之匆促。在感情世界，如寇公这样的政治人物自不会过于沉迷以致不能自拔，但在追求理想与事业的征途中，他所遭遇的挫折失望与《踏莎行》中的思妇却大有相似相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寇公即思妇，思妇即寇公。《踏莎行》既是妇人之语，亦是寇公自拟。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只要坚持自己认定的方向，纵使失败了，那也虽败犹荣。在某些时候，在许多时候，你与我，都需要一意孤行的勇气，证明我们不曾懦弱，不曾退缩。
“为相而作小词，可乎？”假如寇準遇见王安石，对这个问题，他会如何回答呢？
最聪明的做法是，跟王安石交换一下彼此的词作。在读完彼此的作品后，两位宰相相视而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