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不是说四战之地不适合定都，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些国家或民族只生活在平原地带，没有山脉可驻守，比如中亚的河中地区的粟特人，西亚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亚述等城邦国家，难道他们就不建都了吗？
当然不是啊，在无险可守的地方，或者交通要道之地建都，就需要改变国家的战略方针，在我国进入封建地主制社会后，我国就奉行重农抑商的小农战略方针，这种小农思想一直禁锢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思维，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重农抑商能将老百姓更好地限制在田地之中，而不能随便迁徙，是有利于自己长期地剥削农民，遇到战乱或自然灾害，还能通过苛捐杂税进一步压榨农民以转嫁自身的损失，此外还能让跑不掉的农民无偿服从徭役。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只有享不尽的权力而无需尽义务，而对于平民来说，他们只有尽义务的责任，而不能享有权力。
所以，重农抑商，并不是重视农民、抑制商人，而是重视农业，打压商业。农民安土重迁，方便骑在他们头上的封建统治者管理，而商人或从事林业、牧业、渔业和副业（包括狩猎、酿酒等跟饮食相关的行业）的其他大农业体系的从业者就喜欢迁移，树挪死，人挪活，一旦平民百姓从事商业或林牧副渔等业，那就不能被统治阶级随便鱼肉了，所以一定要打压。
当然，农耕业比林牧副渔业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但是物极必反，任何行业都有一个发展瓶颈，而农业还没有出现农业革命一说，人类文明至今只有三四次工业革命。因此不顾经济发展规律地重视农耕最终会产生一个人口爆炸而耕地不足的困境，我国从西汉开始，到唐朝，大约一千年间，人口最多是6千万，西汉和东汉的最高峰人口就是这么多，但是低估的时候也就一两千万，人口大量繁殖无以为继之时，就是社会大变革的开始，之后的人口又急剧下降。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数据变化太大，忽高忽低，社会急剧动荡，整个民族都有生死存亡的危险。
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农、工、商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其中大农业，耕林牧副渔等业也是均衡发展，全国人口一直保持着三千万上下，但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数据变化小，应对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的免疫力增强。
只是这样做，并不是封建统治者希望看到的，因为这样会导致人口的流动性增加，统治者的特权难以保障，因为被统治者都跑了，统治者奴役谁呢？在所有的生产资料中，只有不动产的耕地是搬不走的，养殖业和放牧业的牲口可以跟人一样迁徙，游牧民族就是这样的；而狩猎和捕鱼的生产资料只有弓箭、渔网、马和舟，手工业靠的是技术，商业是靠金银资本，这些都是方便流动的。
不过，在四战之地定居或建都，就必须抛弃重农抑商的政策，否则就不要在这地方定都。
我国曾经有一个在四战之地定都，且国祚延续了近六百年的王朝，就是商朝。因为河水泛滥，商朝时常迁都，平原地带迁都也方便，但是商朝国都基本都在商丘、开封和邺城三点围成的区域内，其中最后的殷和朝歌就位于开封和邺城的中间。商人通过重商主义，是统治中国最长的王朝，但不是封建王朝，而是奴隶制商业王朝，之前的夏朝国祚也就四百多年，周朝虽然号称八百多年，但是周天子实际统治的时间也只有西周两百多年，春秋和战国时的周天子就只是个名义上的共主。
商朝最后的亡国也跟其他王朝不一样，其他王朝基本上都是衰败之后亡国的，商纣王的亡国有点像春秋末年的吴王夫差。商朝通过在四战之地发展商业，国力雄厚，虽然在四战之地定都，四战之地是难守易攻，方便别人进攻自己，也方便自己进攻别人。商朝有发达的商业、雄厚的国力，商业农耕业不发达，但是军事实力强大，商朝不仅车兵、步兵，还有象兵——史书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就是跟古印度、古波斯和汉尼拔一样，商军也有战象部队。商军通过不断地对外扩张，掠夺战俘为奴隶。
当然除了战俘奴隶以外，商朝还有发达的奴隶贸易，现在的一些殷商古墓中出头了一些头骨，除了有黄种人之外，还有白人和黑人的头骨，漠北高原的匈奴人就是白人（胡人），但是黑人应该是南岛人，就是今天的澳洲土著和新几内亚岛上的巴布亚人。
商业发达，军事强大，商朝就不断地四处征战，商纣王是最后的高峰期，商纣王有点像吴国的夫差和晋国的智伯，吴王夫差在北方争霸时，越王勾践在从吴国后方偷袭，最终灭吴；智伯挟持韩、魏两家攻打赵襄子，结果却被赵襄子联合韩、魏灭亡智氏。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商纣王正带领大军攻打反叛的东夷，征伐江、淮地区。
纣王身材高大、膂力过人，看得出来纣王的射艺高超，非常尚武，跟项羽很像，也跟项羽一样四处征伐。周武王率领原来西伯侯代商治理的西方八百诸侯联军进军朝歌，商朝的主力军却被东夷的淮方拖在了淮河流域，纣王无法，只好临时将监狱中的犯人和很多战争掠夺而来的奴隶组织起来对抗联军，结果牧野之战，商朝奴隶军团乘机在阵前倒戈，纣王不得不在鹿台自焚。
商朝被周朝灭亡，不意味着商业文明就落后于农业文明。周朝灭亡商朝实际上是封建制灭亡了奴隶制。商朝在四战之地存续了500多年的统治，正说明了商业立国的优势，因为商业立国没有后世农业王朝每隔两百年左右必然动乱的铁定规律。
所以魏国定都大梁，宋朝定都开封，要想获得长久发展的话，必须奉行重商主义的国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重商主义的优势可以从犹太这个民族的实践和血与泪的民族悲剧而获得证明。
犹太人重视商业源于犹太人的故乡——以色列正处在非洲和亚洲板块的连接处，人类从非洲走向亚洲，就必须途径以色列这块地方，所以犹太人自古就经商。喜欢经商的犹太人流散到地球很多国家，欧洲自不必说，至于犹太人何时来到我国，有周朝来华说、汉朝来华说、唐朝来华说和宋朝来华说等观点，目前有历史出土文物证明的，是20世纪初，英、法考古家在我国搜寻古代文物时，曾在新疆发现两件希伯来文残片。其一是斯坦因于1901年在乌伊里克发现的一封波斯商业信件，据鉴定是708年写的；一是希伯和于1908年在敦煌石窟发现的一篇祷文，也是8世纪的文献。这两件文物证明唐朝时犹太人是通过新疆北路来中国的。而根据古代阿拉伯作家艾卜宰德的《苏里曼东游记》和马苏第的《黄金草原》称，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时，有12万***、犹太人、祆教徒和景教徒被害，这说明犹太人最晚是在唐朝来华的。
无论是什么时候来华，我国古代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区就是开封，宋祖赵匡胤将Israel翻译为“一赐乐业”，犹太人信仰的宗教就被称为一赐乐业教。开封的犹太人社区在到明末利玛窦来华时，依然繁衍得很好。从犹太人选择开封作为自己在古代东方最大的落脚点，可以看得出来宋朝如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