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历史考古来看，先秦时期应该就有公共澡堂了。因为先秦时期商业发展没有受到后期专制王朝的压制，先秦各国商人的地位还非常高，春秋战国五百年中涌现了大量商圣和商战高人，我国贸易战大师、法家始祖管仲，陶朱公范蠡，孔子高徒、儒商鼻祖端木子贡，由商入相的吕不韦。秦汉统一之后，到近代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商人地位备受打压，只比被罢黜的百家稍好，两千年间也就一个沈万三，而且最后还被朱元璋给抄家、流放到贵州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垮了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才使得商人开始迎来发展的第二春，涌现了胡雪岩、张謇等一大批优秀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实业救国。
那个被今人吹捧得天花乱坠的宋朝反而没出现什么著名的大商人，由此可见，宋朝并不是商朝，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富庶。宋朝并没有给商业足够的发展空间，王安石号称通儒，不是法家商鞅，更不如管仲，那宋神宗不懂得用人，让儒家来做法家的事情，就好像令狗去捉耗子，令猫去看家护院，专业不对口啊！王安石文不如苏轼、司马光，武不如范仲淹、韩琦，这四人中最能变法成功的就是范仲淹，可惜宋神宗既不是秦孝公，也不是齐桓公。
宋朝之所以能给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不是因为宋朝不抑商，而是宋朝非专制的大一统王朝，宋朝的皇帝，其实也只是国王而已，他时常要考虑辽国国王、西夏国王，后来还有金国国王的态度，如果专制主义持续地被这样压制住的话，宋朝之后是有机会出现商朝这样的重商主义朝代。
可惜没有。
我国古代历史，有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但是只要大家细心地从这些古代政权的国号上就可以看出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商朝之后，没有第二个以商为国号的朝代或王国。
夏朝之后，以夏为国号的王国有赫连勃勃的大夏、李元昊的西夏、蒲鲜万奴的东夏；周朝之后，以周为国号的王国宇文氏的北周、武则天的武周、五代的后周等等；秦朝之后，以秦为国号的王国有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后秦、西秦等国。
至于汉，在汉朝（西汉、东汉）之后，有三国的蜀汉、东晋的成汉，五代十国的后汉、北汉和南汉。魏、吴在三国之后，有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五代的吴国和朱元璋的西吴（1364-1368）等政权。除了唐朝外，以唐为国号的政权，有五代的后唐、南唐，以宋为国号的政权有刘宋、北宋、南宋，以辽为国号的有大辽、西辽、东辽等，以金为国号的有后金，元明清因为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三个朝代，除了残余的北元、南明外，并没有其他的以元明清为国号政权了。
从夏朝到清朝的4000多年间，我国只有两个朝代的国号是真正意义上的只出现过一次，一个是商，一个是隋，隋朝短暂，而商朝在公元前十几世纪就有了，后世居然没有第二个以商为国号的政权，没有什么前商、后商，北商、南商、东商、西商等，好像所有人都耻于言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知识分子的头脑禁锢了起来，精神食粮单一，思维营养不良；“重农抑商”又将平民百姓的致富之道给堵死了，农民找不到活路，于是一直阶段性地大规模起义。
可惜金人儒化太快，游牧民族或者渔猎民族等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一旦儒化，基本上就game over了。从文明基因的角度看，这儒化真的有点像僵尸病毒一样，被咬了一口，就也变成了僵尸。
简单说，儒化就是去百家化。百家是指以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儒家、阴阳家、农家、名家、兵权谋家、兵阴阳家、兵形势家、兵技巧家、杂家、医家、小说家等众多思想文化流派，去百家化就是将其他流派的思想文化视为异端邪说，不是消灭，就是打压、贬低，此时全然没有儒家所倡导的那样“克己复礼”、“三人行必有我师”那样的自我约束和学习态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干的事情，但是去百家化则是很多王朝既得利益者干的事情，从刘邦开始大杀异姓王，到朱元璋屠戮刘伯温、蓝玉等功臣武将，这就是一个去兵家、去道家的过程。
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宋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取代了这种残忍的去百家化过程，宋朝也迎来了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宋朝的国祚也从960年到1279年，一共319年，这是汉朝之后，我国最长的国祚。
去百家化的恶果就跟现在的去工业化类似，去工业化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会导致产业空心化。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主动的去百家化，而金国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儒化则是被动的去百家化，金世宗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强烈反对全盘汉化，认为吸收过多的汉文化，会使女真族腐化堕落，丧失尚武本性，于是巡视上京会宁、禁止女真人改汉姓或穿汉服、推广女真语言文字，以及提倡节俭、率直、骑射、力田等“女真旧俗”。
本来金国这些措施对于儒化的免疫力是足够的，可惜金世宗之后继位的金章宗（1189年~1208年在位）在金国最高统治者中是汉化最深的，是一代文人雅士型的君主！特别喜欢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是宋徽宗的超级铁杆粉丝，整日cosplay，以至于笔迹酷似宋徽宗，导致后人难分彼此。
汉人君王多了去，有的文治，如周文王、汉文帝、隋文帝，有的武功，如秦皇、汉武、唐宗、后周世宗，有的二者得兼，如魏王曹操。无人约束的金章宗学谁不好，偏偏效法亡国的宋徽宗，大力发展文化建设，尊崇儒家思想，结果文化水平畸形发展到了巅峰，军事实力却日益低下。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蒙古崛起后，于1210年开始南征昔日的宗主国——金国，那宋徽宗是亡国之君，被金人封昏德公，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金章宗这个后人不引以为戒，金国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1214年金国就开始被迫将首都从燕京迁往北宋东京——汴梁，南宋小朝廷这时候又开始嚷嚷着联蒙古灭金，一如北宋末年女真崛起，联金抗辽一般，都是没有纵横家的缘故，不知道如何连横合纵了，只有当时以淮西转运判官为首的乔行简一派支持联金抗蒙，可惜乔行简当时人微言轻，南宋断绝了对金的岁币，拒绝支援金国。明末清初“反专制”的思想家王夫之评价说“借金灭辽失中原，借元灭金失江左”。
此时南宋前方的金国、西夏国都还在，东北还有东辽等割据政权，南宋后院的大理国（1253年，南宋竟然允许蒙古假道灭虢，从四川越境灭亡了大理国）也没有灭亡，只要有纵横家，联合诸国之力，共同抗蒙。尤其是金国、西夏、东辽、东夏等国还处在抗蒙第一线，南宋身处第二线，完全可以出钱支援，或者出兵一起抗蒙，然后收复故土、瓜分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