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部分 生命不能承受的旅程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总有很多事情看似轻若鸿毛，可是当它们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之时，才会发现它们有着令我们的生命根本无法承受的重量。我一直都认为母亲只是那个站在老家门前望着我的人，直到那可恶的癌症迎面来袭之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她竟然在我生命里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她的病重是我生命中最不能承受的伤痛。
如果，上帝还能够让我再陪着母亲走上一段不短的人间路，我一定会重新对待自己的母亲，倾尽我此生所有的好去对待她，一路上不惹她生气，一路上尽可能地去替她分担，一路上都陪在她的左右，一路走一路都是满满的幸福……
宽松西装上衣，肥大的裤子，一根皮筋扎起来的简单马尾辫，这就是母亲少女时的青涩模样。站在母亲左侧的是大姨，同样也很年轻。每当我凝视这张照片的时候，心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说道：“岁月并不是真正的神偷，偷走她的青春、她的芳华的那个人是我，我才是偷走母亲的年轻并让她迅速变老的那个人。”也许，对于任何一位母亲来说，真正的岁月神偷就是她们所挚爱的孩子。
这是我周岁时候拍的照片，怀中抱着我的就是我的母亲，左边和后边分别是大姑与二姑。那时候，母亲是那样的年轻美丽。岁月荏苒，白云苍狗，如今我已经年届三十并即将成为一名父亲，而母亲也在经历了癌症的侵袭后马上要做奶奶了，不久之后，她将会像抱我那样抱起我的孩子——现在，我最希望的就是，她能够像这张照片中显露的那样，平静幸福地生活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你也许根本就无法想象生离死别即将降临之时的那种痛苦。刹那间，你会感觉到一个布满尖刺的巨轮突然从天而降，并以最快的速度从你的生命中碾压而过，带着苍茫的呼啸声轰隆驶过——而你，却根本避无可避。
（一）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感性的人，可是在母亲生了这场大病的时候我才蓦然发现，原来自己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理性的那个人。
当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的时候，我却并未像个挚爱母亲的儿子那样火急火燎地赶到她的身边，而是依旧待在北京，每天依旧挤着地铁赶着公交望着这座城市里的喧嚣与繁华，每天依旧安静地坐在办公桌前努力地完成着老板交给我任务，仿佛所有与母亲有关的坏消息都与我无关，仿佛我就是人世间最绝情的儿子。
除了刚刚知道母亲的病情不好的那个下午以及此后的二十四小时，我的心情基本上还算平静，当然偶尔也会在恐惧中慌乱，在慌乱中挣扎。为什么我还能如此平静地待在这座自己从来都不喜欢的城市里，而不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母亲的身边去陪伴她呢？
原因并不复杂，简单到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得清清楚楚，那就是“钱”。我清楚地知道此时的母亲是多么的脆弱，是多么需要她唯一的儿子陪伴在身边，可是，我更清楚地知道此时我们这个家庭是多么地需要钱。现在，我知道钱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有多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农村里，而恰恰是因为我生活在北京这样一座被无数财富堆砌而成的城市里——我明白有了钱才能买到更好的药品，有了钱才能够让母亲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条件。在当前这个一切“向钱看齐”的社会里，淳朴大多数时候连一瓶好药都换不来，甚至有的时候连一个同情的眼神都换不来。
所以，我现在不能离开北京，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合同还有半个月结束。如果现在就离职，那么我将不会拿到我的奖金以及一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千块钱，甚至不够有钱人一顿饭钱，可是我却没有一点儿放弃的念头。
在不能马上去陪伴母亲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会给母亲打个电话。因为医生们还没有具体确诊母亲脖子下的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所以电话这头的我就可以尽情地扮演一个让母亲快乐平静的“魔术师”。
我每天都在不停地向母亲说着我“变”出来的好消息：“妈，我今天刚从网上查到一个病例，症状跟您的病情很类似，一开始医生都以为是恶性肿瘤，手术后却发现是良性肿瘤。”“妈，您不要担心，我今天下午跟我们房东聊天，房东说他的一个亲戚得了脑瘤，现在治好后已经健健康康地生活了快八年了，您想想，人家脑子上的那种要命部位的病都治好了，您脖子下面那个小疙瘩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今天在报纸上又看到一个好消息，说是恶性肿瘤马上就快要被攻克了，您不要担心啊，咱们挺过这个难关，以后就都好了……”
我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向母亲“变”出各种好消息，有时候实在“变”不出来了就跟母亲聊聊我最近遇到的开心事，有时候害怕好消息太多而露馅就装作她的病情不值得我有太多担心的样子，简短地说上几句就挂上了电话。
就在这样一种平静而又漫长的等待中，我终于顺利履行完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合同。然而，我最终得到的却是一个令我异常气愤而又倍感人性之冰冷的结果，我拿到了我这个月的工资，却没有拿到我应该得到的那份奖金，尽管那张满是漏洞的合同里清楚地写着奖金的数目以及发放的标准，可是老板最终却以我不想再续约为由而拒绝支付（对于这样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结果，我一直都想说的就是：感谢给我挫折与困难的那些人，你们才是我生命中的真正“贵人”，因为正是你们的出现才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之前一直觉得“困难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这类话都是老师忽悠中小学生的“专业术语”，可是在经历了困难与挫折之后，我才相信这些话都是对的，并感谢他们把我变成一个比“小强”更坚强、比企鹅更乐观的人，让我以更宽阔的胸怀去面对人生中的风浪与波折）。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忘记我离开那家公司时的情景——没有争吵，只有逃离，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那幢我熟悉的橙红色大楼，冲向我所知道的最近的一个火车票售卖点。
原来，之前所有的平静都是假象，当生活中的那道枷锁在一瞬间被冲开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是如此迫不及待，迫不及待地想冲到母亲的面前去陪着她，就像在我小时候生病时她陪着我那样。
（二）
在我买到火车票前往西安之前，母亲已经入院但却未能接受治疗，因为医院里已经挤满了很多与我母亲一样的人，他们此时正经历着同样不幸的病痛折磨。听父亲在电话里说，母亲的检查排号已经排在了十多天之后。
我从北京启程的时候大约是六月末的一天，具体是哪一天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楚了。现在，我非常想回忆清楚自己是在哪一天赶到西安的，可是我死活都回忆不起来了。母亲最初生病的那段日子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了一个混沌的时间段，我记不清楚那个时间段里的每一天，因为我感觉每一天都是一样的——这段日子失去了它应有的颜色与气味，而是像一堆发黑发霉的破棉絮，哪怕闭上眼睛用心去摸索，也分不清头绪，最终这段日子里的每一天在我的记忆里都变成了某一天。
虽然我已经不记得自己从北京赶到西安是具体哪一天但记得那天的阳光十分的炽热。我从西安火车站出来把行李放好之后，立即坐上42路公交车，一路浑浑噩噩地赶向唐都医院——我的母亲正是在这所医院里接受治疗。
唐都医院，全名为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来到西安之前，我对这所医院的了解也仅限于他们的网上简介，而对于这家医院的医疗水平我只是听亲戚朋友们说，这是西北地区治疗肿瘤水平最顶级的医院之一（事实证明，这家医院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赞誉）。可是，就算这家医院的治疗水平不怎么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财力的农村家庭而言，又能怎么样呢？难道还能够去北京、上海等全国最具实力的医院？实际上，我之所以发出这样两句与上下文没有多少关联且夹杂着无限感慨的问句，并不是想像那些愤青一样去质问这个社会，更不想表明我们这个家庭在这样一场突然来袭的重病面前是多么的无力，我只想告诉那些有过与我们一家同样的经历，或者此时正在经历这样不幸的家庭：如果我们没有能力选择更好的医疗条件，那就不要抱怨着去接受自己必然会选择的这一切，尤其是在遭遇重疾的时候，抱怨不但不会让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相反，还能产生很多的不利影响，哪头轻哪头重，不用费心思就都能掂量清楚。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公交车终于抵达了唐都医院。还未下车，我就透过车窗看到了站在公交车站牌下的父亲——那位已经年逾五旬，但在我的印象里一直都保持着三十多岁样子的中年男人。过完春节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离家之前父亲是一头乌黑的头发，梳着他们那个年代人所特有的三七开“小偏分”，还是从我开始记事起就呈微胖的身材。可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父亲已然是另一番模样：他的鬓角已经出现了一片白发，乌黑油亮的“小偏分”已经变成了板寸，我印象中的那个微胖的身材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精瘦的身板，胳膊上的皮肤已经变得松弛，他的腰有一丝佝偻，裤腿有点长，整个人看上去是那么的无精打采。
眼前，父亲仿佛就是一个与我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与我记忆深处里的父亲形象截然不同。那一瞬间，我的鼻子一阵发酸。原来，父亲已经老了，可是，我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在他和母亲、爷爷、奶奶的照顾下，我一直都没有真正长大，尽管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尽管我已经独自闯荡社会好几年了，可我并没有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成为一个“大人”。
下了车，我还没有来得及走到父亲面前，父亲就已经看见了我，他马上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下子有了精神，走过来帮我拿手中的东西。在别人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特别内向的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是一个喜欢说笑、喜欢不停地问我、更喜欢不停地“羞辱”我的人。记得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冬天的早晨，刚刚睡醒的我急急忙忙地洗完脸走到炕前一把抓起一个热乎乎的大馒头准备大咬一口之时，父亲突然笑呵呵地用筷子挡住我的手，问道：“举案齐眉这个成语听过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尚未完全睡醒的我看着父亲愣了好几秒钟，见我迟迟不开口，父亲的脸上马上露出一副既痛苦又得意的样子（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他的那种表情是怎么修炼出来的），说道：“年年出门去打工，热身子贴在冷地上，挣钱给你交学费，你五年级了连这个成语的意思都不知道，唉，一看你这样心就凉透了，长大肯定没有啥出息。你长大了，肯定混得不如我。”父亲的话音还没有完全落地，我回答道：“不就是把咱家吃饭用的盘子（老家吃饭的时候都用一个木制的大盘子盛菜和主食）放到眼眉那里吗？”其实，我对这个成语一点儿都不了解，情急之下只不过根据字面意思顺口说出来而已，没想到，竟然误打误撞地说对了。父亲听我说出了意思，再一听我的口吻是如此的坚决和不屑，以为我是知道的，接着说道：“嗯，你爸这些力气还算没白费，看来你还知道，就是用来形容夫妻两口子相敬如宾的。我早上从你的成语词典里看见的。”
此时，父亲正一边帮我拎着手里的东西一边笑呵呵地跟我说话，语气还是那么的轻松，听上去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可是，我却并没有显露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只是用“嗯”“是啊”“没有”等极简短的词语回答着他的问话——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害怕话说多了会忍不住哭出声来——我已经二十七岁了，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我不想在父亲面前显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尽管我在他的眼里永远都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三）
小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炕沿上听母亲讲故事——母亲给我讲故事时应该是她人生中最美的样子，那个时候她不会像平日里脾气大（母亲是个急性子，看见什么事情没做好就会着急发脾气，她每一次发脾气都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并不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语气温和而又动听，笑声爽朗而又清脆，我也会变得特别乖，平日里根本就静不下来的我（现在依然怀疑我小时候患过多动症）也会安安静静地听她说话，有时候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插。
当我跟父亲上楼走到母亲跟前的时候，当我时隔半年又一次坐在母亲身边的时候，小时候母亲给我讲故事时的一幕幕情景都在我的脑海里一一闪过。与父亲一样，母亲在这半年里也变了很多，她极度瘦削，手背上也出现了一些象征着进入老年时期的黑色斑点，全身上下唯一没有变的就是她眼睛里的慈祥，以及她脸上的那两朵高原红——小时候总是拿母亲脸上的那两朵高原红开玩笑，有一回我对她说，“妈，您老了以后肯定走不丢，我带着您去赶集，给您买了一根油麻花吃，您光顾着吃油麻花就忘了拉我衣服后襟子，结果我走着走着发现您不见了，旁边的人一听肯定很着急，这娃把他老妈牵丢了，但我一点儿都不着急，因为我老妈最好寻了，人群中大喊一嗓子，谁见过一位脸上有两大朵高原红的老婆婆，找出来重赏十块钱，不到五秒钟，肯定就会有人站出来说你老妈就在这儿哩。”
其实，在我那遥远的西北高原上的故乡里，有许许多多像我母亲一样的人，他们的脸上都有着两朵灿烂如花的高原红。在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和打拼的日子里，我时常怀念母亲脸上的那两朵高原红，时常怀念故乡那千千万万朵熟悉的高原红，因为那一朵朵高原红的下面都有一颗颗淳朴与善良的心。记得在刚到北京读大学的第一年，当时从农村走到城市的我还很自卑，有一天傍晚我一个人去学校外面小胡同里的兰州拉面馆吃面，面馆的电视里突然播出了我们家乡的一个画面，说是某领导去庆阳视察，我看见领导在田间地头行走的镜头中出现了很多脸上有两朵高原红的乡亲，尽管他们只是这个镜头里的“绿叶”，但我还是一下子就情绪激动了起来，眼泪刷刷地滴进满是红油辣椒的拉面碗里，因为我在那一群人脸上有着两朵高原红的“绿叶”里看到了一位长得与我母亲十分相似的一位中农妇女，穿着朴素的廉价衣服，头上包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最流行的那种头巾子，迎着风沙在黄土地上辛勤耕耘。
那时候，我才觉得母亲脸上的那两朵高原红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装饰品，那一定是老天爷赐给她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现在母亲病了，我更是觉得，母亲脸上的那两朵高原红就是我们家的两颗“吉祥果”，只要这两颗“吉祥果”不从母亲的脸上褪去，那么母亲一定会挺过这次难关，我们一家人也一定会克服这一巨大的挫折，让生活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让我们的家重回往日的幸福温暖中去。
我刚刚坐在母亲身边，她马上从床头的纸箱里拿出几根变成“豹纹装”的香蕉，说是某个在西安的亲戚过来探望的时候拿的。一看到母亲拿出的香蕉，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很明显，母亲知道我爱吃香蕉，就把香蕉留在箱子里等着我回来吃。幸运的是，虽然香蕉皮变成了“豹纹装”，但是里面的果肉部分还很干净，只有几个小黑点。看到剥开的香蕉还没有坏，母亲一下子就高兴了起来，赶忙塞到我的手里让我吃。然而，从坐上火车到现在，我基本上还没有好好休息，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可是，看着母亲急切的眼神，我怎么好拒绝呢？只好接过香蕉装出一副很馋的样子，美美地吃了起来。出人意料的是，看着我把嘴塞得满满的连说话都说不清的样子，母亲突然一下子就泪流满面。看着母亲哭了，忍了好久的我依然在保持坚强，我一边给母亲擦着眼泪劝母亲不要哭，一边听自己的眼泪掉落在心间的声音。等帮母亲擦完眼泪让她的情绪完全平息下来的时候，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因为母亲的脸上又露出了乐观的微笑。
就在我们母子的心情刚刚平复下来不久，父亲就拎着中午饭上来了。我打开饭盒一看：几个馒头，一碗小米粥，一份数量不多的拼盘凉菜，里面有黄瓜条、藕片、海带丝、胡萝卜丝、粉皮、腐竹等菜蔬。这是我曾经无比熟悉的场景，父亲和母亲在外面打工的时候经常这样凑合着吃一顿，五块钱的凉菜配上白开水和大馒头便是一顿不错的午餐，有时候甚至连这五块钱的凉菜都给省了，而是用大葱、蒜瓣、辣椒油给替代了。如果此时读这本书的你和那些打拼在城市最底层的农民工群体有过交流的话，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地点见过他们的用餐场景，那么你一定不会对这样的场景感到陌生。很多时候，当我在城市里穿行的时候，看到那些在流着脏水、扔着破塑料袋、泛着刺鼻气味的老巷子口推着三轮车卖凉菜的小贩，我都会对他们投去尊敬的目光。
和父亲母亲吃完这顿极为简单的饭后，我才观察这道走廊，因为母亲的病床并不是在病房里，而是在病房外面的走廊里——病房里早已经住满了人，即使是在走廊里也摆满了一张接一张的病床，我从走廊的这边走到走廊的那边，发现每个床铺上的病人和家属都有着同样焦急的表情、同样紧张的神色，也都讨论着同样的话题，那就是癌症。
如果说之前我对母亲脖子下面的那个肿块儿还抱有一丝良性的希望，那么这一个来回走下来，我心里的希望已经彻底的破灭了。放眼望去，整个病区除了医生和护士之外只剩下了两种人：癌症患者和癌症家属。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抱有希望，还坚定地相信老天爷会垂青你们一家人，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令人深感悲伤的时刻，我站在母亲的面前，恍惚间却感觉我们之间隔着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被黑色迷雾重重包裹的世界，里面没有光亮的色彩，没有温度与氧气，有的只是令人猝不及防的冰冷与陌生，以及那种异常遥远的感觉，我和母亲之间的距离好像隔着天与地那么远——或许并没有那么远，我和母亲还在同一个世界，只不过我站在世界的这一端，而母亲站在世界的那一端，在彼此遥远的相望中，曾经的幸福渐行渐远，逐渐变成了痛苦、不甘和绝望。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站在母亲的面前，心里却升腾起一个我从未想过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了母亲的身影，那你该怎么去直面这个世界？
我刚来唐都医院的时候，最先熟悉的地方不是母亲的病房，而是住院楼前面的这片绿树荫。在尚未确诊之前，我和父亲母亲每天都会在这里坐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不谈论病情，只聊过去那些开心的往事，坐在母亲身旁的我却总是走神，总是在想母亲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离我们而去——而现在，母亲还在，健健康康地与我生活在一起。
2014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又一次站在了这座楼前面，和三年前不同的是，这次父亲没在楼门前的公交车站等我，母亲也没有住在这栋大楼里面。我举起手中的相机，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心中也在祈祷：“希望此生母亲再也看不见这座大楼。”
另外，感谢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以及每一位辛勤工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