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斯里兰卡国情概况
一 自然状况
“斯里兰卡”是锡兰岛的僧伽罗文古名，意思是光明、富饶的土地。斯里兰卡古阿拉伯语为Sirandib，在我国古籍中曾被称为“狮子国”“师子国”“僧伽罗”等，例如唐代为“僧伽罗”，宋代音译为“细兰”，明代称“锡兰”。在1972年以前，西方又称之为“锡兰”。[1]
斯里兰卡的国土面积为65610平方公里。位于亚洲南部，是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国，风景秀丽，被誉为“印度洋上的珍珠”“宝石之国”等，西北隔保克海峡与印度半岛相望。斯里兰卡接近赤道，终年如夏，年平均气温28℃；各地年平均降水量1283—3321毫米不等。北部和沿海地区为平原，其中北部沿海平原宽阔，南部和西部沿海平原相对狭窄。
大约在2500年前，来自印度北部的雅利安人开始移民至锡兰岛，逐渐成为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祖先定居在斯里兰卡。公元前5世纪左右，僧伽罗人从印度进入锡兰。斯里兰卡史学家一般倾向于把公元前483年推断为僧伽罗王子维阇耶带领僧伽罗人踏上斯里兰卡的年代，并将之作为斯里兰卡历史的开端。[2]
公元前2世纪前后，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也开始迁徙并定居锡兰岛，并传入了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印度的宗教。公元前247年，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其子摩哂陀长老来岛弘扬佛教，受到当地国王的欢迎，从此僧伽罗人开始信仰佛教。从公元5世纪至16世纪，僧伽罗王国和泰米尔王国之间征战不断。从1505年起斯里兰卡先后被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统治，1815年被英国占领，可以说从16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都处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1948年2月4日斯里兰卡独立，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宣布国名为“锡兰”。1972年5月22日，宣布把国名“锡兰”改称为“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8月16日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仍是英联邦成员国。1978年9月7日，斯里兰卡宪法废除沿袭多年的英国式议会制，效仿法国和美国，改行总统制。[3]
从目前的行政区划而言，全国分为9个省：西方省、中央省、南方省、西北省、北方省、北中央省、东方省、乌瓦省和萨巴拉加穆瓦省，下分25个县。
在地理分布上，斯里兰卡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气候区域：（1）干燥区域，全部区域包括全岛陆地面积的70%。干燥区域不仅是三个区域之中最大的区域，而且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区域，因为它是僧伽罗族文化的发祥地。古代僧伽罗人充分利用地形的差别，在山脉之间筑成土坝，填塞峡口建造许多大小水库，并在河流高处筑堤，导水流入人工渠道。他们建造一个庞大复杂的灌溉系统，筑有互相联系的堤坝、渠道和水库储蓄水。（2）低地潮湿区域，包括科伦坡、迦伽罗、腊特纳普腊、卡卢塔拉、加里和马特拉等地区。靠近海岸的土地是平坦的，内陆的土地则逐渐上升到中央山部的山麓。（3）山地区域，包括马特列、康提、擎伐罗·埃利耶和巴杜拉地区，以及萨巴拉加莫瓦山区和摩拉瓦迦乡区。这一区域气候凉爽，风景优美，适宜人居。[4]
斯里兰卡是一个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渔业、林业和水力资源丰富。茶叶、橡胶和椰子是斯里兰卡国民经济收入的三大支柱。斯里兰卡的主要矿藏有石墨、宝石、钛铁、锆石、云母等，其中石墨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兰卡宝石在世界享有盛誉。斯里兰卡的工业基础较弱，主要有纺织、服装、皮革、食品、饮料、烟草、造纸、木材、化工、石油加工、橡胶、金属加工和机器装配等，大多集中于科伦坡地区。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服装、茶叶、橡胶、椰子和石油产品。此外，旅游业也是斯里兰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为国家创汇数亿美元。
二 民族社会概况
斯里兰卡是多民族国家，境内有僧伽罗、泰米尔、摩尔（穆斯林）等民族，根据斯里兰卡统计与数据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斯里兰卡人口总数为2033万人。斯里兰卡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7%。斯里兰卡西部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的28.8%，北部地区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2%。在各大行政区中，科伦坡大区人口最多达2323824人，北部穆莱蒂武大区人口最少，仅有92527人。[5]其中僧伽罗族占74.9%，泰米尔族占15.4%，摩尔族占9.2%，其他民族占0.5%。居民76.7%信奉佛教，7.9%信奉印度教，8.5%信奉伊斯兰教，6.9%信奉基督教。其中僧伽罗人大多信仰佛教，泰米尔人主要信仰印度教。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是僧伽罗语、泰米尔语，在上层社会里，则通用英语。
由于受印度影响较深，印度的种姓制度也随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因此，种姓制度也成为斯里兰卡社会的明显特征。虽起源于印度，但种姓制度在斯里兰卡发展过程中却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在斯里兰卡社会，种姓制度也是分为四种：婆罗门、刹帝利（国王、武士阶层）、吠舍（商人、工商业者）、首陀罗（“不可接触者”）。种姓曾是古代僧伽罗社会得以运转的基础与制度保障，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更，它在现代社会中作用已不那么明显，但作为一种传统观念却仍在影响着僧伽罗社会和僧伽罗人的思想与生活。斯里兰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农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到19世纪初期，康提封建主和首脑会议把康提习惯法编为一部名为《尼提尼格汉杜瓦》的法典，记录的就是当时在斯里兰卡特定历史条件下已经发育成型的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种姓制度。此时的僧伽罗种姓制度已经没有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种姓，最高种姓是土地的耕种者——瞿维。在斯里兰卡独立以后，瞿维种姓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中坚力量，社会上层人士、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阶层大多来自这个种姓。卡拉、萨拉嘎玛和杜拉瓦是聚居在西南和南部沿海地区的三大种姓，历史学家们根据他们早期僧泰混合的语言和充满南印度元素的生活习俗推断，他们的祖先是不同时期移居过来的泰米尔人。他们渐渐被僧伽罗文化所同化，接受了僧伽罗人的语言和社会制度。他们利用居住地优良的自然条件，逐步发展壮大自己的种姓，并向高地地区迁移，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使得自己的种姓成为仅次于瞿维的主要种姓。
在僧伽罗种姓中，处于最底层的罗季种姓在社会中的地位，类似于印度种姓社会中的“不可接触者”。[7]在相对平等与温和的僧伽罗种姓中，罗季的存在可以说是个例外。到了近代后期，随着种姓观念的逐渐淡薄，罗季人的境况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斯里兰卡社会的种姓制度较为复杂，种姓数目繁杂，除了有僧伽罗人的种姓制度之外，还有泰米尔人的种姓制度。泰米尔人的种姓制度是泰米尔人从南印度带到岛上来的，当时就已经是成型的种姓制度。有数十种种姓，婆罗门种姓名义上仍然是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最高种姓，但实际所起的社会作用有限了。作为印度教寺庙的祭司，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婆罗门绝大多数都不是他们充当祭司的寺庙的主人，也不占有寺庙的财产。土地耕种者维达达在泰米尔人中的地位与瞿维人在僧伽罗人中的地位大体相同。斯里兰卡独立以后，维达达种姓仍然是泰米尔人社会的中坚力量。[8]
现在斯里兰卡的种族问题主要是指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泰米尔人要求在他们的主要居住区——北方省和东方省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泰米尔国”。僧伽罗人反对他们搞国家分裂活动。在经过4年之久的战争后，双方达成了协议。根据印度与斯里兰卡1987年“7·29协议”，泰米尔各武装组织先后放下了武器，但最大的泰米尔武装组织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拒绝彻底缴械。他们反对印度军队进驻斯里兰卡，并与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一起抵制选举。这个组织经常与印军交火，有时也与其他的泰米尔武装组织发生冲突。尽管如此，各派还是根据协议确定的目标，于1988年11月19日在斯里兰卡和印度政府的联合监督下，选举产生了北方—东方省委员会。选举结果，泰米尔组织获得多数票。北方—东方省委员会选举是斯里兰卡最后举行的一个地方选举，其他7个省委员会的选举已于1988年4月至6月结束。地方选举的结束标志着斯里兰卡政府基本上实现了斯里兰卡与印度和平协议所确定的目标。但种族冲突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泰米尔猛虎组织仍活跃在北方—东方省。2009年5月斯里兰卡政府军向泰米尔猛虎组织发动军事行动，当天宣布在凌晨的军事行动中杀死了泰米尔猛虎组织创始人和领导人普拉巴卡兰及其儿子，这标志着斯里兰卡长达20多年的内战终于结束。
第二节 佛教传入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00年）
现有史料能够追溯到的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居民是成书于公元5世纪的斯里兰卡史传——《大史》里记载的雅卡人和那加人。这两个民族曾经是岛上的主要居民。他们在印度雅利安人移民到斯里兰卡以前就居住在这个岛上。他们的人口曾经相当多，势力范围大，在公元前6世纪—公元3世纪之间还曾经存在那加人的国家，但后来雅卡人和那加人逐渐融入了僧伽罗等民族之中。因此，斯里兰卡史学家一般倾向于把公元前483年推断为僧伽罗王子维阇耶带领僧伽罗人踏上斯里兰卡的年代，并将之作为斯里兰卡历史的开端。[9]
一 上座部佛教传入以前的宗教概况
僧伽罗人的祖先在北印度时，信仰的是婆罗门教，奉大梵天为最高神。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印度宗教也随着僧伽罗人的迁徙而进入斯里兰卡，故而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正式传入斯里兰卡前，婆罗门教及耆那教徒等宗教已经传入。《大史》记载在斯里兰卡第一代僧伽罗王朝的创始人——槃陀迦阿巴耶王统治时期，在斯里兰卡的婆罗门教活动还很多，例如在继位时要举行灌顶仪式，有婆罗门教徒居住的寺庙，修建供奉天神夜叉的神庙。此外，耆那教徒也修建了很多寺庙。著名的耆那教长老就在这里传播耆那教，寺庙因此很有名，寺庙就用他们的名字。其中耆那教有一寺名叫“室利寺”（Sriarama）影响最大，信徒最多。后来在公元前3世纪天爱帝须王（Devanam－Piyatissa，公元前247—前207）在佛教传入时，曾限制他们居住的地区。[10]到佛教在斯里兰卡兴盛后，耆那教逐渐衰亡，耆那教的活动场所也成为佛教寺院。但是，婆罗门教的影响一直都存在于斯里兰卡社会之中。
二 印度佛教的传入
（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弘法活动
根据斯里兰卡《大史》及相关史料记载，佛教正式传入斯里兰卡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亦即印度孔雀王朝最为兴盛的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
阿育王（Asoka）是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他统一了印度北方，并将势力向南方扩展。在武力统一印度之后，阿育王本人皈依了佛教，持守五戒，到各处佛教圣地朝拜并竖立纪念石柱。他遵从目犍连子帝须（Muggalyaput—tatissa）的教导整顿了僧团，并举行了佛教历史上的第三次经典的结集，整理编纂了巴利语佛教三藏。第三次佛教结集只有南传佛教有记载，北传佛教没有记载。结集的时间是释迦牟尼逝后236年，据说这一次结集有一千比丘参加，结集地点是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结集的目的是对第一次结集的《阿含经》重新会诵整理，批驳外道邪说。这次结集之后，阿育王一心弘法，派出九个使团到国外弘扬佛法。有到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的，有到摩醯婆末陀罗（今印度南部米素尔等地）的，有到婆那婆私（今印度南部）的，有到阿波兰多迦（今印度西部苏库尔以北一带）、摩诃勒陀（今印度南部的孟买）的，有到臾那世界（今阿富汗以西一带）的，有到雪山边国（今尼泊尔一带）的，有到金地国（今下缅甸的达通一带）的，还有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到狮子国的传教队伍便是由摩哂陀率领的。其中第八个使团被派往东南亚的金地，第九个使团被派往斯里兰卡。这两个使团的弘法布教，便成为南传佛教的滥觞，其中第九个使团到达了斯里兰卡，并将佛教传播到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传播体系，既为日后南传佛教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傣族、阿昌族、布朗族等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汉传佛教与斯里兰卡佛教的交流，尤其是6、7世纪密宗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二）摩哂陀长老在斯里兰卡的初传佛法
由于斯里兰卡和印度有着天然的地缘、族源和教缘关系，阿育王对斯里兰卡的文化传播较为重视。为此，在选派佛教僧团赴斯里兰卡传播佛教时，阿育王特选派自己的儿子摩哂陀（梵语Mahendra，巴利语Mahinda，又译作摩酰因陀罗、摩呻提）[11]专门前往斯里兰卡弘扬佛法。
摩哂陀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早年出家，师事当时最负盛名的大长老目犍连子帝须。摩哂陀长老发愿精通佛法，他深研巴利三藏，广游名山大寺，博学多闻、戒行精严。据《善见律毗婆沙》卷二：“众僧已受，即推目犍连子帝须为和尚；摩呵提婆为阿阇梨，授十戒；大德末阐提为阿阇梨，与具足戒。是时摩哂陀年满二十，即受具足戒，于戒坛中得三达智，具六神通漏尽罗汉。”当他率领使团到兰卡弘法时，年已32岁，戒腊12年，他率领由伊帝亚、伍帝亚（Uttiya）、桑拔喇（Sambala）、跋达萨喇（Bhaddasāla）四位比丘，以及般度咖等居士一行七人组成的使团，于公元前247年渡海来到兰卡岛。摩哂陀长老到达兰卡后，向国王天爱帝须讲述了《象迹喻小品经》《天宫事》《饿鬼事》《天使经》等经典，劝国王止恶修善，广积福德。国王深受启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讨论后，国王决定信仰佛教，于是和一批大臣一起皈依了佛教，并将御花园“大云林园”（Mahāmegha-vanaya）布施出来，修筑为“大寺”（Mahāvihāra，摩诃毗诃罗）供养僧团，这是斯里兰卡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在斯里兰卡佛教史上奠定了大寺的绝对权威地位。
寺院建立之后，摩哂陀尊者就率领自己带来的成员在大寺修行。后来长老剃度了国王的外甥马哈利特等55位斯里兰卡青年，组建了当地第一个僧团，开始积极弘扬佛法。
摩哂陀长老来岛传教的情况多引自《岛史》《大史》《善见律毗婆沙》等史书和佛经。在《善见律毗婆沙》中，除了记载佛教戒律及注疏之外，还记载了摩哂陀长老来斯里兰卡传法的经过以及菩提树种植的过程。《大史》中虽然也有些夸张的内容，但书中所讲大量事件，已为越来越多的铭文和出土文物所证实。当代考古发现，在斯里兰卡的玛扎克拉布沃（Madhakalapuva）地区的拉萨格拉（Rassagala）圣地的一个石洞中有一段石刻铭文。据考古学家帕拉纳维达那（Paranavitana）考证，石铭是公元前2世纪乌迪亚（Uttiya）国王时代的作品。铭文中有两句应解读为：“为楞伽岛之昌盛，玛亨德和伊提耶二长老莅临本岛，建塔为记。”[12]这说明佛教在当时已经得到大家的接受。其中铭文里提到的“塔”应该是睹波罗摩塔，这是斯里兰卡的第一座历史性佛塔，是佛教在斯里兰卡传播初期所建，相传里面供奉着佛陀的锁骨舍利，面积虽然不大，却为人们敬仰。
（三）比丘尼僧团的形成
摩哂陀在斯里兰卡积极传播佛法后，在当地的声望很高，皈依者众多，听法的女性也越来越多，有的女众也要求剃度出家，因此，摩哂陀长老就邀请他的妹妹僧伽蜜多长老尼前来斯里兰卡传教。长老尼从印度带领十位比丘尼来到斯里兰卡，僧伽蜜多长老尼和比丘尼僧团在名叫优婆夷精舍的寺院里住下。她让人在那里盖了十二间房，其中有三间大房子，一间存放运载菩提枝的船的桅杆，一间存放船桨，一间存放船舵。后来国王又让人在支提殿周围建造了一处幽静的寺院。新造的寺院在象桩旁边，因此得名象樁精舍（意为系大象的柱子处）。这两处是岛上最早的尼众道场。
另据《大史》记载，在摩哂陀长老的请求下，僧伽蜜多长老尼从佛陀伽耶佛陀坐在树下成道的那株菩提树上折下一枝幼苗带去栽在大寺园内。当僧伽密多长老尼带着这枝金刚座大菩提树的枝条到达斯里兰卡时，国王欣喜若狂，下到齐颈深的水中，头顶菩提枝，由16位贵族陪伴，把它护送上岸，放在美丽的彩棚里。当菩提枝被运到即将栽种的地方时，刚一脱离开国王的手，就升到80寸高的空中，放射出六色光芒。国王欣喜若狂，专门派人守护这棵菩提树，视之为圣树，视为国宝之一。菩提树从此开始就在斯里兰卡生根发芽，成为佛陀成佛觉悟的象征而受到大家的礼拜。后来，斯里兰卡在家佛教信徒，皈依佛法僧三宝，遵守五戒，礼拜佛塔和菩提树以表示恭敬佛陀。
后来，僧伽密多长老尼僧团为王后、公主等五百多位女子传授戒法，举行了授戒仪式，逐渐也建立了比丘尼僧团。至此，佛法开始在四众中传播。应该说，这正是印度佛教在斯里兰卡社会全面传播之始。
第三节 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公元前200—公元1017年）
一 巴利三藏的结集
依照斯里兰卡僧人的说法，在斯里兰卡佛教史上，摩哂陀领导了第一次结集，那是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在阿卢寺举行的是第二次结集，而觉音长老等于公元5世纪校订巴利三藏，组织译场大规模译经是第三次结集。这几次结集使巴利三藏及注释臻于完备[13]，奠定了上座部佛教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
按照斯里兰卡史料的记载，摩哂陀长老领导了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将僧人们传播的佛法以相对稳定的形态固定下来。
传播佛教，规定律仪是任何一个僧团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实践的。相传摩哂陀长老来斯里兰卡时带来了一批佛教三藏及其注释，曾经将之收藏于大寺之中。摩哂陀传入斯里兰卡的三藏经典，属于部派佛教时期的分别说系的上座部传统，为了更好地整顿律仪，传播佛教，公元前232年摩哂陀长老和斯里兰卡的比丘一起聚集在塔寺举行了一次巴利三藏结集，历时10个月完成，当时仍以传统的记诵方法流传。这次结集是由国王天爱帝须护持。经过这次结集之后，斯里兰卡僧人能够有据可依地开始独立说法传戒，传播正信佛法，斯里兰卡的城乡各地的佛教开始得到普及。
（二）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结集
公元前1世纪在阿卢寺举行了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结集，将上座部佛教的三藏经典《经》《律》《论》用巴利文记录为文字，正式开启佛教历史上三藏经典的文字记录历史。由于以前佛教的传播都是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一代一代地教授，并未形成文字，因此，此次结集意义重大，这些经典非常宝贵，忠实地记录了早期佛教的经典传承内容，奠定了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坚实基础。由于这是佛教史上继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举行的“第三次结集”之后的大规模结集，被称为世界佛教历史上的“第四次结集”。
摩哂陀传入斯里兰卡的三藏经典，属于分别说系的上座部，但当时仍以传统的记诵方法流传。后来斯里兰卡国内时常发生内乱，在公元前1世纪时，有许多僧侣回到南印度去避难，在南印度期间，他们和其他僧侣比对经典，发现所有重述的经典一字无误，于是便认证了在他们脑海里的经典是准确无误的。这套口述和记忆的传统从佛入灭后便从未改过，每天僧侣们都会互相重述和比对经典的正确，若有偏差，便会请示长老正确的字句。
因为国内有时也发生内乱，一旦僧侣们之间的联系中断就会影响佛法的传承，因此僧团的长老们认识到，如果只依赖传统的记诵方法来保存经典和传承佛法，还不够，故而公元前1世纪，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时（公元前101—前77），在斯里兰卡中部马特列地区的阿卢寺，由罗揭多长老主持，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结集，五百长老参加，按照印度佛教第一次结集的方式来重述和比对经典，诵出上座部的三藏和义疏，并决定把始终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的三藏经典用文字写在贝叶上保存。这是第一次用巴利文字记录三藏经典，因此对后来上座部佛教长期流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斯里兰卡的僧人一直用古老的僧伽罗文字对佛教经典进行注疏，这些经典大多保存在大寺，并形成了以大寺为正宗的佛教分布格局。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来自印度的觉音尊者撰写完《清净道论》，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以后《清净道论》又被翻译为多种文字，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我国傣族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觉音尊者写完《清净道论》后，大寺的长老见他才思敏捷，就同意他随便查阅全部资料，同时请他组织人手，收集整理佛典，逐渐开展译经活动。于是觉音开始了长期的译经工作，编译出19部论著，后世称之为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值得注意的是，觉音是完全遵照大寺派思想进行巴利三藏的校订和译著的，所以他对斯里兰卡大寺法统的保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公元480年时，僧伽跋陀罗在中土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相传是觉音尊者注释，在南传巴利语经藏中被称为《一切善见律注》。[14]这是斯里兰卡律藏典籍，虽然汉译本与斯里兰卡的巴利语藏本稍有出入，但却是对斯里兰卡律藏的注疏，对于斯里兰卡律藏的传承起到了保护作用。
二 古代斯里兰卡佛教派别的分裂
阿努拉德普勒是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城市，拥有2500年的历史，在公元前380年成为斯里兰卡首都，并且在之后的1000年里，都是斯里兰卡王权所在地。综观佛教的发展，国王对佛教的支持对于佛教内部的派别的发展和理论主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派别的发展与鼎立
斯里兰卡佛教自公元前3世纪中期从印度传入之后，到公元前1世纪，这200年间保持了纯正的上座部传统和全国统一的局面。国王天爱帝须专门为摩哂陀长老建盖的大寺一直是全国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中心。摩哂陀传入斯里兰卡的佛教派别是属于分别说系的上座部，在斯里兰卡始终处于影响较大的地位。
后来，大寺派一统的局面被逐渐打破。公元前1世纪以后，印度案达罗王朝以婆罗门教信仰为主，但也允许大乘佛教的发展，故斯里兰卡在与案达罗王朝交往的过程中，来自印度的大乘佛教思想开始在斯里兰卡有所传播，在《岛史》中则称之为戏论派，《论事》称为大空派，大寺的僧众称他们为方等派。公元前1世纪瓦腊干跋国王复位之后，斯里兰卡僧团分裂为大寺和无畏山寺两派。不久又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佛教史上的第四次结集，把一向口口相传、从未见诸文字的三藏经记录成书。这两件大事标志着斯里兰卡佛教进入了兴旺发达时期。以后，印度新兴的大乘教派的思想不断涌入兰卡，大乘论师也络绎不绝地到兰卡布教，使兰卡僧人的思想空前活跃起来。表现最明显的是无畏山寺，该寺门户开放，兼收并蓄；接纳各地僧人，学术氛围浓厚，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寺院。
（二）佛教派别的第二次分裂
在印度佛教大乘思潮的不断冲击下，斯里兰卡佛教无畏山寺内部发生了分化。公元4世纪初，哥塔巴耶王即位（309）后，一个叫乌西利那帝沙的长老率领300僧人离开了无畏山寺，到南山寺另辟据点。其中的萨伽利（意译为“海”）长老，后来主持了大军王（334—362年在位）赐予的祇多林寺，倡导大乘中观派主张，被称作祇多林寺派。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二次分裂，由此形成了与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佛教大乘思潮并不都受到国王们的欢迎。据《大史》记，哥塔巴耶王就曾对无畏山寺的方广部采取严厉的制裁，将该部60名僧人驱逐到南天竺的注辇（朱罗）国。此后诸王对大乘佛教也多半实行限制政策，到12世纪，正式取缔了祇多林寺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乘思想对斯里兰卡佛教没有深广的影响，在5世纪斯里兰卡的史籍就提到了大乘菩萨像，这就说明，大乘菩萨道思想在南传佛教传播区域内也有一定的影响。[15]
（三）林居派与村居派
公元前1世纪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长期的修行实践中，斯里兰卡的僧团在“学”与“修”的佛教修行重点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逐渐形成重视理论经典和重视修行解脱的两个趋势。其中，就对待修和学、对待戒律和对待经论的态度而言，斯里兰卡的佛教团体可笼统地分为林居派和村居派。最初只有“林居僧”和“村居僧”的区别，还不存在“林居派”和“村居派”。两相比较，似乎林居僧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略高。他们离欲出尘，苦行修炼，受到信众的普遍敬仰。
由于产生分歧，林居僧和村居僧各自派出数百僧人在曼陀罗寺举行集会，进行辩论，阐述各自的主张。两大派辩论的结果是村居派得胜，林居派（包括粪扫衣派）认输，默默离开。“学”重于“修”成为僧团实践的主流。
曼陀罗寺的辩论会后，斯里兰卡僧团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主张修重于学的林居派和主张学重于修的村居派。林居派又称为“阿兰若派”，林居派的僧人住在山林里的岩洞或草棚中，严守戒律，专修止观，追求自身解脱，不太重视经论的注释和教义的发展。
村居派又称为“法师派”或“读经派”。村居派主要居住在村镇附近的寺庙中，努力钻研经论，和信众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对于修禅持戒，则不及林居派用功严谨。村居派僧人中有许多博识强记、知识丰富的饱学长老，为满足信众的需要，他们讲经说法，广做佛事，成为人们的导师，而他们驻锡的寺庙则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和传播文化的基地。
1世纪后至4世纪末，形成大寺派、无畏山寺派、祇多林派三派鼎立的局面，但各派之间开始有纠纷争斗。佛教派系曾发展到13个之多。然而林居派和村居派并不是脱离大寺、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三派之外的两个派系，而是混杂于三派之中的两个派系。[16]后来，林居派对自己的传统观念和作风进行了一些改革，两派僧人各自按照自己的主张修行。虽然两者之间对佛教的认识和实践有不同看法，生活方式也迥然不同，但并没有形成两个派别的尖锐对立，更没有出现过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故能一起推动斯里兰卡佛教向前发展。
曼陀罗寺的辩论会后，斯里兰卡各派的僧人中注释经典、撰写教史蔚然成风。林居派因受到压制，发展较为缓慢。到公元6世纪时，林居派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派系。许多林居派僧人也开始研读经论，接触社会，为人们讲经说法。
到阿努拉德普勒王朝（前437—1058年）以后，林居派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斯里兰卡佛教中的学术界已形成了八大学派。其中实力较强、影响较大的“迦勒杜鲁穆拉派”就是林居派，它与大寺关系密切，得到大寺长老的认可。这说明那时的林居派在学术上已有了卓著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佛教学者。帕拉克拉玛巴忽国王为了彻底整顿僧团，于1165年发动了一场统一全国佛教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便是林居派丁布拉格拉石窟的迦叶波长老。史书上说，当时迦叶波长老已是一位戒行严谨、德高望重的僧伽领袖，所以国王才委此重任。同时，他也一定是一位精通律制、深研佛法的大德三藏，否则他便无法制定律法、审判犯戒僧人。而他所在的丁布拉格拉石窟，也已成为林居派的一个重要学术基地。帕拉克拉玛巴忽国王和迦叶波长老密切配合，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完成了整顿僧团的任务，斯里兰卡佛教的这一新的形势对林居派的迅速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大大提高了林居派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威望。僧团的整顿打击了一部分村居派僧人，而林居派僧人的士气却得到鼓舞。从12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这300年中，斯里兰卡佛教的林居派大致占了上风。这300年正是斯里兰卡佛教传入泰、掸、老、傣及整个中印半岛的时期。[17]因此，对于后来斯里兰卡在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圈修行方向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三 佛牙舍利信仰的形成
佛牙是斯里兰卡佛教发展兴盛的一个标志。大约在公元4、5世纪时，吉祥云色王统治期间（362—409年在位），由于印度羯陵伽国（哥达瓦里河以北，孟加拉湾沿岸）发生内乱，羯陵伽国的王子和王妃密藏一颗佛陀圣牙逃至斯里兰卡[18]。吉祥云色国王亲自将佛牙安置在宫中，并请无畏山寺的长老主持了盛大的奉祀典礼。从此，佛牙成为斯里兰卡的国宝，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大事，也是斯里兰卡文化史上有意义的事件。
410年法显抵达师子国。看到当时的斯里兰卡国王笃信佛法，净修梵行，佛教大为兴旺；城内四衡道头都有“说法堂”，“每月三次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共有僧众5、6万人，由国王于城内供养者约5、6千人。无畏山寺有僧5千人；寺东40里，有支提精舍，可有2千僧；城南有摩诃毗可罗精舍（大寺），有3千僧侣。王为众僧每造新寺，乃选最好牛一双，令其自耕四边，然后割给民户和田宅，书以铁券。众寺建有僧库，多储珍宝、无价摩尼，王者为之生贪”。最重要的是，法显还叙述了每年8月佛齿出行的壮观场面。出行的前10天，“饰王者骑象击鼓，演唱菩萨为众生苦行成佛的种种故事，道路两边作菩萨500身以来的种种变现，然后佛齿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山寺佛堂。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90日始还归城内”[19]。斯里兰卡人民每年都要将佛牙从王宫接出来，迎往无畏山寺供养。据说，以后在楞伽岛上只有真正拥有佛牙的人，才能够成为国主。佛牙出行成了举国欢庆的节日，也逐渐形成佛牙信仰。
四 佛教的发展
虽然佛教的派别在戒律和理论主张方面不尽相同，但这一阶段斯里兰卡的佛教一直在发展，而且佛教的传播对于教化斯里兰卡社会、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法显和玄奘都讲述了僧伽罗国的传说以及原住居民的生活特征。
无畏山僧伽蓝，有五千比丘。在狮子国首都城有佛齿精舍，国王净修梵行，城内人信敬之情亦笃。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其国人云：都可六万僧，悉有众食。王别于城内供养五六千人，众食须者则持大钵往取，随器所容皆满而还。[20]
在法显《佛国记》中记载，他于公元5世纪初期开始他的求法之旅，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共待了15年（399—414）。传记中记载着法显法师在国外参学时所看到的佛教盛况。他的旅程最后一站是斯里兰卡，他到斯里兰卡的目的是想寻求佛教早期的戒本。在这里大概住了两年的时间，最终他从斯里兰卡回到中国。法显记载了岛上居民的原始生活。他说这个国家原本是鬼神和龙蛇居住的地方，各国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由于适宜生活，四面八方的人开始在岛上定居。法显还提到佛陀曾为度化恶蛇来到斯里兰卡。尽管历史记载佛陀到过岛上三次，但法显只提到最早的一次。但是这段传说在《入楞伽经》中有详细论述。
（一）以大寺为上座部中心和无畏山寺为大乘佛教中心之争
法显记载国王修建了一座400腕尺高的佛塔，以及与佛塔毗邻的寺院。这座寺院建在一座中文译为“无畏山”的山上，由瓦塔葛玛尼·阿巴亚国王在公元初修建。寺院修建后，国王将该寺布施给一位僧人，据说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无畏山寺派——也称为“北寺”——的开始。
无畏精舍东四十里有一山中有精舍名支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门名达摩瞿谛，其国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许年。……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诃毗可罗，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门戒行清洁，国人咸疑是罗汉。临终之时王来省视，依法集僧而问，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实答言是罗汉。既终王即按经律以罗汉法葬之。[21]
无畏山寺成为斯里兰卡非上座部教派的中心。值得指出的是，包括大寺在内的很多著名寺院，代表的都是正统的上座部观点，由于无畏山寺在大乘派中心的特殊地位，法显选择首先记载无畏山寺，这是可以理解的。无畏山寺和大寺从一开始的差别就说明为什么大乘教派的僧人，比如法显会得到他们的欢迎。但是法显没有谈两派之间的斗争，而是记载了一位据信已证悟阿罗汉果位的大寺僧人。令他失望的是，他没能看到这位阿罗汉。当法显到达阿努拉德普勒古都时，这位阿罗汉已经圆寂了。法显有幸参加了他的葬礼，并作了详细记载。在描述这位阿罗汉的葬礼时，法显还简单介绍了大寺，说该寺住有3000僧人。他还提及一座叫“支提”的寺院，用古老的巴利文表示就是“塔山”，现今僧伽罗文称“摩哂陀”，这本是无忧王儿子的名字，以此命名是为纪念他把佛教带到斯里兰卡。根据法显记载，这座寺院有2000僧人。他提到这里一位著名的僧人——达摩瞿谛，可编年史里没有这位僧人，后来佛教宗派里倒有这么一个名字。但这个宗派不在斯里兰卡，而是在印度。斯里兰卡编年史上提到一位法师名叫昙摩流支，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派——昙摩流支派，即无畏山寺派的分支。[22]
到法显的时代，师子国已成为南方佛教的重要圣地。无畏山寺是法事的中心，而支提寺则有大德达摩瞿谛，大寺更有坚持上座部的高僧和僧团，因此，虽然各派的主张不同，但都为人民敬仰。法显在这里两年，更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等。据此可见当时的斯里兰卡并不是纯粹信仰上座部一系的国度，当时的斯里兰卡就有化地部的传播。412年来自斯里兰卡的律师僧伽跋尼在东晋庐山传律，译出《弥沙塞律抄》一卷。据《梁书》记载，当时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得悉东晋孝武帝崇奉佛教，特派遣沙门昙摩渡海送来玉佛，于义熙二年（406）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当时，斯里兰卡也有一些僧人到中国弘法和参加译经事业。488年师子国觉音所注优波离集的律藏，即《善见律毗婆沙》传来南齐，由僧伽跋陀罗在广州译出。其中载有“众圣点记”，是确定佛灭时代的重要依据。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师子国开始成为向外传播佛法戒律的一大基地。
到7世纪时，我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当时兰卡佛教“分为二部，一曰摩诃毗诃罗住部，斥大乘习小乘，二曰阿跋耶祇厘住部，学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戒行贞洁，定慧凝明。仪范可师”。这里所说的“摩诃毗诃罗”和“阿跋耶祇厘”，便是“大寺”和“无畏山寺”的音译。玄奘说无畏山寺住部“学兼二乘”，但此寺中的方广派势力强大，经卷繁多，从屡禁不止的情况可以看出，无畏山寺中大乘势力曾占据主导地位，对斯里兰卡佛教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斯里兰卡佛教在教理方面的发展
斯里兰卡佛教在教理方面一直都在探索和改革。论师优波底沙（Uptissa）在2世纪左右写出《解脱道论》。这一论书在斯里兰卡已佚，但却在中国汉传佛经典籍中可以找到，是南朝梁代扶南国（今柬埔寨）沙门僧伽婆罗于6世纪上半叶将其译成汉译本的。优波底沙被尊为阿罗汉，其生平事迹不详。但从汉译本来看，优波底沙的《解脱道论》代表了无畏山寺派的观点，明显受到了大乘佛教的影响。后来觉音尊者在5世纪左右依据大寺派的传统思想理论，对巴利三藏圣典都写了重要的注释。据说觉音尊者在优波底沙《解脱道论》的基础上，按照大寺系统的理论，写了一部著名的《清净道论》，系统地论述三藏和义疏的精要。他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长期流传是有很大影响的。《清净道论》代表大寺派的观点，这是上座部传统。有学者认为，这两部论书在“制心”“修定”等方面有明显的分歧[23]。但无论如何，这从另一方面证明，斯里兰卡的佛教在教理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觉音尊者《清净道论》
撰写《善见律毗婆沙》的觉音（亦译“佛音”），是南传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学者，公元5世纪生于印度菩提伽耶的一个婆罗门家庭，随勒婆陀大德顶受佛法，后遵师嘱去斯里兰卡。他将僧伽罗文的三藏佛典译成巴利文，并对当时的许多佛教著作作了注疏。
觉音尊者对上座部佛教理论，特别是禅法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清净道论》被誉为小乘佛教三藏典籍和义疏的精要，是研究上座部佛教思想和教理的重要论著。相传觉音在公元5世纪20年代到斯里兰卡研读僧伽罗文论疏和上座部佛教教义时，大寺派僧团为了检验他的才干，命其注释两首偈颂，而觉音据此写出的阐述佛教主要教理的纲要作品。
《清净道论》的禅法理论是上座部佛教修持理论的精华，在整个南传佛教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觉音尊者用戒、定、慧三学组织佛教全部学说和实践，确立了南传佛教独具特色的禅法体系：持戒是修禅的前提和保证，修定在于对治贪嗔痴等诸种烦恼，观想思维早期的佛教教义，由此证得佛教真理，达到所谓无相、无愿、空“三解脱门”，此即谓之“慧”。“三解脱门”是大乘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不过《清净道论》更发挥了小乘佛教对于禅心理和修禅过程的细腻分析。全书共分为23品，依照次第论述戒、定、慧三学。从体例来看，第1—2品阐述戒的定义、作用、种类和持戒的各项规定等；第3—13品阐述定学的定义、种类、修定的各种方法，修定的目的和所获得的福德等；第14—23品阐述慧学，包括慧的定义、种类及修习方法等，这一部分是《清净道论》的核心，它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阐明了关于四谛、五蕴、八正道和十二缘起等佛教哲学的基本理论。《清净道论》除了有僧伽罗文、泰文、缅甸文、柬埔寨文、老挝文、傣文、天城体梵文及拉丁字母的音译巴利文本外，还被译为日文、英文、德文等，至今仍然为佛教修行必备的工具书。
（四）其他论师对斯里兰卡佛教的推动作用
佛授和护法是与觉音同时代的大寺派的两位杰出论师。他们与觉音一样对斯里兰卡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佛授为觉音的《论藏注》作纲要，护法尊者的主要成就是继续完成觉音注释三藏未完成的部分。
佛授（Buddhadatta）比觉音早到斯里兰卡。他是从南印度朱罗国优罗伽城（Uragapura）到斯里兰卡，在大寺研究佛学。按照《觉音的出生》（Buddhaghosupapatti）一书的记述，觉音去斯里兰卡时，佛授在斯里兰卡已经接受了教育正在返回印度，两人在途中隔船相见、互相问好后，觉音表示现在留存的经典主要是用僧伽罗语记录，自己去斯里兰卡，希望能把那些经文译翻成摩揭陀语（巴利语）。佛授答：“大德！我已经去过斯里兰卡，目的也是如此。但我的工作没有完成。”佛授请求觉音送一部三藏的“注释”到印度给他，觉音答应了他的请求。佛授回印度后，在靠近迦吠利（Kaveri）河岸的一所信奉大自在天的婆罗门神庙里写作。后来佛授将觉音的注释著成纲要，如《入阿毗达磨论》及《戒律抉择》等。
在佛授的著作中，以《入阿毗达磨论》最为杰出。虽然这是觉音论师《论藏注》的纲要，但是他并未依照觉音论题的次序，而是进行了新的阐述。例如，觉音认为佛学最重要的是色、受、想、行、识“五蕴”，但佛授在《入阿毗达磨论》却提出心、心所、色、涅槃四法是最重要的，两者各有侧重，却推动了后世佛教注疏的发展。
护法（Dharma－pāla）可能是南印度婆陀罗提他（Badaratittha）人。由于他常常提到觉音的著作，所以可知他是觉音以后的人。他的著作重要是在《小部》的注释，那是在觉音时代没有完成的工作。计有《自说注》《如是语注》《天宫事注》《饿鬼事注》《长老偈注》《长老尼偈注》《行藏注》，总名为《胜义灯》（Paramattha－dipani）。他还著有《清净道论疏》，名为《胜义筐》（Para－matthamanjusa），此书引用其他部派的经论和论师们的意见，如大众部、斯里兰卡无畏山部及《解脱道论》中的一段。在他著作的时代，可能也依据一些僧伽罗语佛典，及南印度的达罗比吒（Dravidian）土语佛典。在他另外一部《导论疏》（Netti－tika）里说，是依法护（Dhamma－rakkhita）请求疏释的，那时他住在那伽波多那（Nagapattana）一所佛寺中。也有说觉音以后，护法不止一人，而将数人的注释及著作归于他一人名字之下。[24]
五 佛教发展时期：大乘上座部佛教
由于印度与斯里兰卡地理位置的相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印度佛教流派常常会经由不同地点逐渐传入斯里兰卡。自公元1世纪左右龙树菩萨开始整理结集为大乘佛教的初期经典后，印度佛教逐渐形成大乘佛教传播的热潮。这也影响了斯里兰卡，从而形成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同时存在的局面。
梁大通元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曰：“……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本，不严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己身，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信还，伏听告敕。今奉薄献，愿垂纳受。”斯里兰卡早期的佛教属于较为纯正的上座部，接近于原始佛教，尤重律藏，将其视为佛法之生命所在。到后来，“读经派”的影响较大，压倒了注重戒律的“参禅派”，研究论藏之风日益兴盛。玛亨德四世（Mahinda Ⅳ，956—972）的铭文中规定：“律师应得五分供养，经师应得七分供养，论师应得十二分供养。”这种特别重视研究、探讨佛教义理的风气，也是在大乘佛教蓬勃发展、佛教哲学家层出不穷的形势下形成的。
（一）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
玄奘（596—664）无疑是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里最杰出的。他的求法于公元629年开始，公元645年结束。玄奘根据在南印度的听闻，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当时斯里兰卡国王不信佛，破坏佛像、寺塔，有300多名高僧逃往印度等情事。在求法的最后几年，他在南印度德堪地区的建志补罗，遇到300位师子国[25]僧人。玄奘告诉他们希望访问师子国，因为他听说师子国的僧人精通上座部经典和《瑜伽师地论》。但是这些僧人告诉玄奘，师子国国王去世后，这个国家正遭遇严重的饥荒，至于法，他们说没有人能超过他们了。于是玄奘就跟随他们学习。
师子国的僧人们没能满意地解答玄奘对《瑜伽师地论》的疑惑，不过，他还是放弃了去师子国的打算。玄奘没有评价师子国僧人的上座部佛教知识。不过很可能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比对印度的唯识论更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人中两个主要僧人的名字“Bodhimegheshvara”和“Abhayadanstra”，这在上座部中是不常见的。如果是巴利语，这两个名字应该写为“Bodhimeghissara”和“Abhayadatha”。但是不知道他们用的是梵文还是巴利文。如果他们是无畏山寺僧人，他们的名字很可能是梵文。我们无法对此下结论。如果玄奘所碰到的是无畏山寺僧人而不是大寺僧人，就更可能使用梵文名字，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僧人不仅能阐释上座部经典，而且还能讲解外国大乘佛教经典。玄奘说无畏山寺僧人研习两派经典，而且“广泛研习三藏”。[26]
（二）大乘佛教的发展和传播
当时的斯里兰卡佛教有大乘佛教菩萨道的盛行、守护经的普及和重“律”轻“论”的倾向。公元3世纪在位的斯里僧伽菩提（Sirisanghabodhu，247—249）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典型，有关他的事迹至今在斯里兰卡人民中还在广泛流传。为祈天降雨，免除干旱，他曾在金鬘大塔之下长跪不起。在王室纷争、战事欲起的紧急情况下，他毅然割下自己的头颅交给敌对的一方，为国民避免了一场战争的苦难，行无上布施波罗蜜多。佛陀达萨国王（Buddhadasa，337—365）则以他高明的医术为民谋福，一般平民百姓都可以到王宫向他求诊。他还在全国各地创建医院，配备一定数量的医生。使人民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在斯里兰卡历史上，只有佛教徒方可为王；到9世纪以后，不仅是一般佛教徒，还必须行菩萨道才可以为王。菩萨修这一观念是在大乘兴起之后才在佛教中有了较大影响，在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中，菩萨的地位在罗汉之下，本来是不受重视的。守护经（Pirita）最早出现在4世纪乌波帝须国王（Upatissa，365—396）在位期间。当时斯里兰卡发生了灾荒和流行病，国王向长老问计求救，长老想起了经书中讲述的佛祖在吠舍离（Visala）念诵《宝经》（Ratana Sutta），解民苦难的情形，便照样办理，果生奇效。此后，念诵守护经驱灾治病之风日盛，至今不衰。《守护经》是从《中部》《增一部》等经藏各部中选取的简短经文，最常用的除上述《宝经》之外，还有《吉祥经》（Mangala Sutta）、《慈经》（Karaniya Metta Sutta）等八种。僧人念诵时手握圣线一端，另一端握在听经的信众手中，颇受大乘仪式的影响。[27]
中国唐朝的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五个地方提到“大乘上座部”：
（摩诃菩提僧伽蓝）其先僧伽罗国王之所建也。……僧徒减千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卷八《摩揭陀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卷十《羯凌伽国》）
伽蓝数百所，僧徒两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后二百余年，各擅专门，分成二部：一日摩诃毗诃罗住部，斥大乘，习小教。二日阿跋耶抵厘住部，学兼二乘，弘演三藏。（卷十一《僧伽罗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三百余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卷十一《跋禄揭咕婆国》）
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多学大乘上座部法。（卷十一《苏剌化国》）
其中专门提到了僧伽罗国（即斯里兰卡）有僧徒两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因此，公元7世纪左右斯里兰卡佛教派别的发展应该是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均存在，尤其以上座部佛教为主，但大乘佛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大乘本无所谓“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分。对此“大乘上座部”的提法，各国学者都有深入的讨论。这一讨论无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斯里兰卡佛教发展的多元性特征。
吕澂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三章提出“原在南方的大众系，以后发展出案达部，再后有方广部，它们以斯里兰卡的无畏山寺为根据地，那里本来是流行上座系的，这时方广与上座取得调和，同时并存。玄奘认为无畏山的上座已非纯粹的上座，应名为‘大乘上座’。据此，玄奘似乎也把方广看得与大乘差不多了。”
季羡林先生则认为《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根据巴利文佛典和锡兰史籍的记载，锡兰佛教信仰虽以小乘上座部为主，但是大乘思想始终输入未断，无畏山住部更是特别受到大乘的影响。许多典型的大乘思想渗入小乘，在大乘萌芽时期更为明显。这在印度佛教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锡兰小乘的三个部派（主要是两个部派），所遵行的律并无歧异；但在学说方面，无畏山住部却不断接受大乘影响。早期接受原始大乘的功德转让等思想，到了玄奘时期，又接受大乘瑜伽思想（可能也有中观思想）。因此，所谓‘大乘上座部’并不是由大乘与上座部所组成，而只是一接受大乘思想的‘小乘上座部’，可是又包含大乘与小乘两方面的内容，因此才形成了‘大乘上座部’这种奇特的教派。西藏文译本《大唐西域记》，在一个地方把‘大乘上座部’译为‘大乘的上座部’，在另一个地方又译为‘上座部的大乘’，看似矛盾，实则颇能表现二者的关系。”[28]列维·沙婉在《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则提出“夫上座部与大乘绝无关系，尽人皆知，乃《记》云：‘大乘上座部’，诚不可解也”。水野弘元在《佛教的分派及其系统》一文中则提出，“据《西域记》的记载，上座部当时也相当流行。上座部区分为大乘上座部和单纯被看成是上座部的（小乘上座部）这样两派。玄奘认为，所谓大乘上座部，指的是在锡兰的巴利语佛教三派中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无畏山寺派。他似乎把保守的大寺派看成是小乘上座部。”平川彰著、庄昆木译《印度佛教史》第3章《初期的大乘佛教》：“在玄奘的《西域记》里……在记载锡兰上座部及其系统的上座部，五处使用‘大乘上座部’之语，这是值得注意的。当时锡兰无畏山寺派很盛行，传入不少大乘的教法。现在锡兰的佛教是大寺派，无畏山寺派被摈除掉了，但是在大寺派的注释文献里，仔细看则有不少与大乘教理共通的部分。因此玄奘称锡兰上座部的佛教为‘大乘上座部’，似乎是有理由的。”[29]
如果从佛教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言，自释迦牟尼创建原始佛教之后，佛教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就不断在发展变化。斯里兰卡的佛教最早在阿育王时代传入，原属上座部分别说部，史称赤铜□部。在婆罗根跋（或婆多伽弥尼阿跋耶）王时代（公元前44—前17），国王在王城之北造了一座著名的无畏山寺，献给他所尊敬的拘比迦罗·摩诃帝须长老，导致无畏山派分立。同时有一部分从印度巴罗罗寺属于跋阇子派的达摩罗支阿阇黎的弟子们来到无畏山居住，无畏山的比丘也接受了他们的学说，所以大寺派便叫无畏山派为达摩罗支派。
在哇诃罗迦帝须王时代（269—291），有方广派的学说传入斯里兰卡，为无畏山派的比丘所接受。此派的初期传播由于被大寺派僧人认为不是佛说，故不予接受。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是很顺利。数十年后，到了摩诃斯那王时代（334—361），从南印度来了一位大学者僧伽密多长老，获得国王的信任，大力弘传此派的学说，盛极一时。为了支持僧伽密多长老，摩诃斯那王曾命令人民不许供养大寺比丘。大寺的比丘全数被迫离开，九年空无人居。史载大寺建筑被破坏，把材料运去修建无畏山寺，这时无畏山派得到国王和亲信国王的大臣们的全力支持，扩建成为全国最大的寺院，无畏山派获得空前的发展。大寺被毁的第十年，由于一拥护大寺而掌握兵权的大臣向国王进行兵谏，国王迫不得已才允许大寺的比丘回来，无畏山的僧伽密多长老为此遇刺身亡。
在佛教研究中，对“大乘上座部”这个名词至今仍然存在争议。上座部与大乘，这两个名词难以让人联系在一起。传统认为，“大乘上座部法”是大乘以及上座部教法，是并列的两个不同的教法，习学遵行这两种教法就是“学兼二乘”。但是也有人认为“大乘上座部”是单一名词，如道宣的《释迦方志》和藏译《大唐西域记》，在藏译《大唐时期所著天竺国地方志》中是以“大乘的上座部”或“上座部的大乘”来译，显示它是一个单一名词。因此，许多佛教研究者认为，大乘上座部即是指赤铜□部中的无畏山派。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学者认为大乘僧人，属于不同的部派。在不同的时候，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正如印度学者A.K.Warder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注意的是，从一方面看，这些大乘僧人在宗教信仰上或者原来是小乘佛教派别，后来转变为大乘，或者一开始就信仰大乘，而在另一方面，就某种组织关系而言，他们仍然具有作为他们原来的（或者本来的）部派成员的身份，仍然是某个部派的僧人。他们在信仰上的转变，并不如过去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就一定要完全脱离他们原来的部派。他们只是没有在原来的部派里形成一个显著的集团，以致得到大乘某某部的称号。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在每一个部派里，既有一部分僧人信仰新的大乘的学说，也有一部分僧人仍然信仰原来的所谓的小乘的学说。”[30]
王邦维先生则认为，“如果说在大乘出现前，还可以把部派佛教看作小乘佛教的话，那么在大乘出现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不能再在部派与小乘之间画等号了。应该说这才符合印度佛教的历史实际。大小乘的问题与部派问题是两回事，两者之间虽有关联，但从根本上讲更有区别。部派滥觞于律，而后逐渐在教义与哲学上有新发展，各张其说，而大乘则完全只与教义与信仰有关。如果把二者混同起来，那是不正确的。”[31]
笔者认为，从这一角度能够很好地认识佛教的传播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随着新的学说或理论的出现，会产生不同的派别，但是在新旧交替之中，彼此是有内在联系的，是不可割裂的。就大乘上座部的争论而言，这也是一个几大部派内在联系的一个表现，也反映出不同派别的固有联系。但这一现象正表明，在斯里兰卡的佛教传播史上，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在一段时间内是并存的。即使在后来一段时间里大乘佛教的影响较大，但是部派佛教仍然存在。
（三）《入楞伽经》与大乘佛教经典在斯里兰卡的传播
公元4世纪左右出现的一部佛教经典——《入楞伽经》可以从佛教发展的源流上，说明在斯里兰卡佛教史上出现过大乘佛教的影响，或者说，斯里兰卡佛教在这一时期与南印度的关系甚为密切。
《入楞伽经》（Lankavatarasutta）是大乘佛教重要的一部经典，它阐述的思想既有中观，又有瑜伽，但全经阐述的重点是唯心论（cittamatra），对于我国的唯识论和禅宗思想都有较大影响。《入楞伽经》的主要议题是三自性、五法、“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八识等观点。人无我是部派佛教的观点，但在此经中，明确提出“法无我”，则是大乘佛教有别于部派佛教的主张。世尊以五法含摄一切佛法，次第修学，是本经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从佛教源流及思想来看，《入楞伽经》是属于产生于印度的大乘佛教经典。
《入楞伽经》记载有“如来三往楞伽岛说法”一事，对此，成书于公元4、5世纪的《大史》《岛史》都有详细的记载。而在《善见律毗婆沙》卷三中叙述“于此师子州，释氏如来，已三往到。第一往者，教化夜叉”，“第二往者，教化舅妹子生龙王。此前二到，如来独往，第三往者，有百比丘围绕”。虽然《善见律毗婆沙》叙述较为简略，但在斯里兰卡早期重要的史料《大史》《岛史》中的记载稍微详细一些。[32]考《大史》产生的时间是至迟主体部分出现在5世纪前后，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入楞伽经》产生的时间下限应该在4、5世纪前后。
另外，《入楞伽经》在我国古代佛教翻译史上先后有过4个译本。第一个译本是由南宋时期中印度人昙无谶（公元412年来华，433年去世）翻译的4卷本，但这个译本在唐代就已经失传，仅见于《开元释教录》第4卷记载译经一事；第二个译本是中印度人的求那跋陀罗（Gonbadra，394—468，435年来华，468年去世）翻译的版本，据《开元释教录》卷五载其翻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第三个译本是北魏时期北印度人菩提流支（Bhodhiruci）翻译的十卷本《入楞伽经》；第四个译本是于阗人实叉难陀（Siksanada）在公元700年时，奉诏翻译《大乘入楞伽经》。后面的三个译本都保存下来，人们分别称之为宋译本、魏译本、唐译本。[33]从中国佛经翻译的时间来看，最早是4、5世纪，这说明《入楞伽经》至迟在4、5世纪已经出现。[34]
正如邓殿臣先生指出的那样，“印度是斯里兰卡佛教的母体，斯里兰卡佛教不仅是自印度传入，而且兰卡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每种新思想，形成的每个新的派别，无不和印度有着直接的关系”[35]。虽然《入楞伽经》中记载的佛陀三次到楞伽岛说法的事未必实有，但是楞伽岛却因其与南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佛教传播史上有诸多的传说故事，这从一个层面既反映出印度大乘佛教向南传播的路线，同时，也反映出在4、5世纪时期斯里兰卡佛教与印度佛教的直接交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斯里兰卡大乘佛教思想的传播。
（四）密宗在斯里兰卡的发展
自从7世纪印度大乘佛教的一部分开始与婆罗门教相结合形成密宗之后，这个新的教派也很快传入斯里兰卡，密宗的发展从公元7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13世纪海岛国家室利佛逝国影响衰微为止。
综观公元7世纪以后佛教的发展，可以说是各种佛教流派在斯里兰卡得到发展和延续的时期。密宗向外传播、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本土的延续和向东南亚的传播都是以斯里兰卡为主要的根据地，这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斯里兰卡在世界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由于斯里兰卡史料对这一时期密宗的发展记载并不完全，反而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史籍中对这一时期的斯里兰卡佛教有所记载。在公元7世纪中叶，很多中国僧人都取道海上丝绸之路到斯里兰卡和印度取经，中国往师子国瞻礼佛牙、佛迹的人逐渐增多，其中知名的有义朗、明远、窥冲、智行、慧琰、智弘、无行、僧哲等，玄游还在师子国出家。而外国僧人经由海道前往中国传法的记载也见于中国史籍之中。其中很多外籍僧人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心川曾经指出，“据不完整的统计，自公元二世纪上叶至八世纪中叶即纯密形成以前，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来汉地的僧侣中熟黯密教法术的共计39人，约占来华的僧侣的一半。这些僧侣虽则在教义上信仰大小乘佛教，但在修持上则是各行其是，真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36]其中在7、8世纪影响最大的外籍僧人莫过于唐代密宗“三大士”。
公元7、8世纪的斯里兰卡佛教的密宗应该有较大的规模。公元8世纪初，金刚智赴华时曾在师子国滞留，师子国人不空拜他为师，并随侍入唐弘法。以后不空又率弟子含光、慧銎等去师子国学习密法。不空在师子国备受国王阿迦菩提六世的崇敬，从普贤阿阇梨学习“金刚顶瑜伽”，在戒坛结界受戒，受五部灌顶，并获得密部经论五百余部及其他密教文物，这说明当时斯里兰卡已盛行密教，并在佛教经典和仪轨方面都有较大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不空返华时，国王曾赠送佛教法器和药物等。不空的弟子含光在回国后，译出密宗的仪轨两部，并在五台山金阁寺创建密教灌顶道场。据飞锡《大唐故大德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肃国公大兴善寺大广智三藏和上之碑》：“至开元二十九年秋。先师厌代入塔之后。有诏令赍国信使师子国。……师子国王郊迎宫中七日供养。以真金器沐浴大师。肘步问安以存梵礼。王诸眷属宰辅大臣备尽虔敬。其国有普贤阿遮梨圣者。位邻圣地。德为时尊。从而问津。无展乃诚。奉献金贝宝日。吾所宝者心也。非此宝也。寻即授以《十八会金刚顶瑜伽》并《毗卢遮那大悲胎藏》五部灌顶。真言、秘典、经论。梵夹五百余部。佥以为得其所传也。……至天宝六载。自师子国还。玄宗延入建坛。亲授灌顶。住净影寺。”“含光并俗弟子开府应李元琮等授五部灌顶金刚界大曼荼罗法。时道场地为之大动。有业障者散花不下。”[37]这说明含光已经把在斯里兰卡得到的密宗仪轨在五台山进行传播。至宋代，师子国僧众到中国的仍然不少。
关于大乘的瑜伽宗和密宗，什么时候传入斯里兰卡不得而知，但可肯定的是，在公元7世纪时，我国玄奘法师在南印度的建志城，曾经和来自僧伽罗国（锡兰）的菩提迷祇湿伐罗等300位比丘见面，并且和他们讨论了关于瑜伽的要义。可见那时候斯里兰卡是有不少人研究瑜伽学说的。
公元8世纪初，中国密宗的开创人金刚智，是南印度人，他来中国之前曾将密宗输入斯里兰卡。
金刚智的弟子不空，曾经从中国带了弟子二十七人去师子国（狮子国，即锡兰）受到尸罗迷伽王（727—766年在位）的热烈欢迎，请普贤阿阇梨“开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坛法”，并受“五部灌顶”。可见此时密宗已经在斯里兰卡盛行了。
我国唐朝时罽宾三藏般若在长安翻译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从某一侧面也可以凸显斯里兰卡大乘佛教，尤其是密宗发展的状况。据记载，《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就是由斯里兰卡进献的。它属于大乘佛教末期的经典。这部经叙述了佛陀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为文殊等诸大菩萨开示出家住阿兰若者，如何观心地、灭妄想，而成佛道之事。《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在佛法实践方面，提倡弥勒信仰，教人应持守瑜伽、梵网等大乘佛教的戒律，在修行方面却已经开始有主张《真实经》等所说的三密修行的倾向。唐宪宗时期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者。释迦如来。于耆阇崛山。与文殊师利。弥勒等诸大菩萨之所说也。其梵夹。师子国之所献也。宝之历年。秘于中禁。……乃出其梵本于醴泉寺。诏京师义学大德。罽宾三藏般若等八人。翻译其旨。命谏议大夫孟简等四人。润色其文。列为八卷。勒成一部。”依据本经御制的序文所记，是唐高宗（650—683）时期由斯里兰卡进献而来。虽然《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是否产生于公元4、5世纪，并在公元7世纪左右传入中土这一事实待考，但该经已经反映出大乘佛教后期思想的发展倾向，其来自斯里兰卡的这一记载，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斯里兰卡大乘佛教思想理论，尤其是密宗思想发展的情况。
公元8世纪斯里兰卡开始出现度母信仰与观音信仰。在斯里兰卡也有从各地出土的观音像，以及在东南方的婆利伽摩地方的一片石壁上，刻有大乘菩萨像。其中有一尊近人认为是观音像，斯里兰卡人称呼这块石壁为“佛像岩”。其中有一个是三尊石像并列的雕像，中间一躯较高，左右二躯较低，右边的左手上好像是拿着一朵莲花，左边的右手上拿着一根金刚杵，中央本尊手中不拿什么东西。这从文物的角度说明大乘佛教的菩萨在斯里兰卡是曾经受人崇拜的。
综观这一时期的观音信仰，多为密教观音信仰。伽梵达摩等所翻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等密教观音信仰经典被大量翻译，在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推动下，以大悲观音为号召的密教观音信仰广为流行。在密教观音信仰中，观音为无量寿佛的本愿示现，与佛等一；观音种类繁多，除圣观音外，主要还有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如意轮观音等；修持以持咒为特色，神力所及更为广远。这充分说明，密教的传播在斯里兰卡迅速普及开来，很多佛菩萨的雕像出现在各个信仰场所。现存斯里兰卡博物馆的一尊建造于公元750年的水月观音雕像，就证明了密宗在斯里兰卡的传播。据记载公元9世纪中期，印度的佛教“黑衣派”也传到了斯里兰卡，但他们的袈裟不是黄色，而是黑色，这是一个属于大乘密教的教派。[38]这说明当时的斯里兰卡佛教也是兼容并蓄，各个佛教的流派并存。
六 斯里兰卡佛教比丘尼僧团的发展
自从僧伽蜜多将尼戒传入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建立起比丘尼僧团之后，随着斯里兰卡佛教的不断发展壮大，尼僧团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一般来说，历代国王的王后、公主及王室贵族中的女性都注重护持尼僧团，她们本人落发为尼的事情在史书中也经常出现。据《大史》所载，有一次辣椒寺举行法会，到会的比丘尼竟达9万之多，而参加金鬘大塔开光典礼的比丘尼有一万四千。这些数字虽不可全信，但比丘尼僧团曾相当兴盛是可以肯定的。
随着斯里兰卡佛教僧团分为大寺、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三个部派，由于各自的修行理论和主张不同，尼众也相应分成了赞成或依附大寺、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三个部派。其中中国史籍中记载，南朝宋元嘉六年（429），来自师子国的比丘尼8人到宋都，当时中国女性佛教徒要求授戒，但由于佛教尼众人数达不到佛教僧团仪轨要求，故未果。后来元嘉十年（433）有铁萨罗等11人到中国，当时僧众特为之建铁萨罗寺。先后两批师子国尼众共19人来到宋都，在转道师子国来华的求那跋摩的主持下，为宋朝尼众300余人重新次第授戒。为供养师子国尼众而建造的寺院名铁萨罗寺。铁萨罗是她们的领袖。铁萨罗尼僧及公元433年来华的19位比丘尼，大概是属于无畏山寺派和祇多林寺派的。一般说来，大寺派佛教认为自己是上座部佛教的正宗，是不会轻易和中国这样的大乘佛教国家开展交往的。因此，铁萨罗尼僧团或许是无畏山寺或祇多林寺派别的。这一时期的交往，促进了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的深入了解，尤其是中国尼僧的出现，因此，在中国佛教与斯里兰卡佛教交流史上应该留下重重的一笔。
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虽有所发展，但总体而言，比丘尼僧团一向还是比较弱小的，从来没有像比丘僧团那样强大过。她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也远比不上比丘僧团。后来大约在11世纪末阿努拉德普勒王朝末期，由于多年的社会动荡等原因，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突然消亡。直到20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才又派使来中国重授尼戒，发展尼众。
第四节 佛教衰落时期（1017—1750）
斯里兰卡先后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依历代首都所在地的名字把斯里兰卡的历史分为“阿努拉德普勒时期”（前5世纪—1055）、“波隆纳鲁伐时期”（Polonnaruva，1055—1236）、“檀巴德尼耶时期”（Dambadeniya，1236—1293）、“古鲁奈格拉时期”（Kurunegala，1293—1341）、“甘波拉时期”（Gampola，1341—1408）、“科提时期”（Kottke，1408—1597）、“悉多瓦卡时期”（Sitavaka，1581—1593）、“康提时期”（Mahanuvara，1593—1815）和“科伦坡时期”（Kolambo，1815年至今）9个时期。如果与阿努拉德普勒王朝时期佛教的发展盛况相比，从11世纪到18世纪总体上是斯里兰卡佛教发展的衰落时期。公元9世纪末，南印度的朱罗帝国逐渐强大起来，它凭借自己强大的海军实力，占领了锡兰和马达大夫群岛，使其势力扩张到了马来西亚和爪哇。室利佛逝时期的马来亚西亚王国在11、12世纪时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成为锡兰有力的盟国，开始传播伊斯兰教，这对佛教的影响较大。到13世纪，佛教在整个东南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发展缓慢下来，后来随着斯里兰卡被欧洲国家进行殖民统治之后，受其殖民政策的影响，佛教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因此，总体而言，从11世纪到18世纪的几百年间，各个时期的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是不一样的，虽然佛教得到过不同程度的扶持，但这一时期的斯里兰卡佛教基本上处于衰落时期。
一 阿努拉德普勒王朝末期佛教的衰落
到阿努拉德普勒王朝（公元前5—公元11世纪）的后期，斯里兰卡的佛教开始由盛走向衰落。公元8、9世纪以前，印度佛教的各种思潮和学派不断地涌入斯里兰卡，为斯里兰卡佛教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斯里兰卡佛教的蓬勃发展，使斯里兰卡佛教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但到公元8、9世纪以后，由于佛教自身内部的派系纷争，同时也因伊斯兰教力量的扩大和印度教的传入，使斯里兰卡佛教受到影响而逐渐走向衰落。
当印度南部的朱罗人在公元993—1070年间占领了斯里兰卡北部之后，阿努拉德普勒王朝佛教就开始失去国教的地位，国王开始扶持湿婆教（Saivism）。在湿婆教的冲击下，佛教逐渐衰落。后来南印度的朱罗国军队南侵兰卡，一占领阿努拉德普勒，便大肆焚烧佛寺，驱逐僧人，使佛教遭到严重破坏。朱罗国军队进而南下攻占了陪都波隆纳鲁伐，在波隆纳鲁伐设立总督府，统辖占领的领土。1017年朱罗军队攻入斯里兰卡的鲁忽奴，生擒玛亨德五世国王和王后，把他们带往印度朱罗国。至此，朱罗人便把整个斯里兰卡岛并入朱罗帝国的版图。朱罗人统治阿努拉德普勒长达77年，使斯里兰卡佛教文化的中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当时的印度朱罗国内早已盛行湿婆教派，全力宣扬湿婆教派和印度教文化，许多印度婆罗门在这个时候涌入斯里兰卡。他们在波隆纳鲁伐等地建起了一座座湿婆神庙，提倡印度教信仰。在这种形势下，斯里兰卡不少佛教徒改信了湿婆教，一些地方的佛教信仰也添加了印度教的元素。随着印度教影响的扩大，多年来早已淡漠的种姓制度和种姓歧视复兴起来，与此同时，印度教的经典语言梵语受到特别的重视，而上座部的经典语言巴利语却受到冷落。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的1200多年以来，虽然曾经几度受到南印泰米尔人的侵袭和破坏，但都是局部的、短暂的，从来没有遭受到这样全国性的、长期的、遍及佛教文化各个领域的毁灭性的打击。从此，斯里兰卡佛教便从兴盛期转为衰落期。[39]
二 波隆纳鲁伐王朝（1070—1236）时期佛教的起伏发展
11世纪下半叶，斯里兰卡南部的鲁忽奴地区的维阇耶巴忽（Vijayabahu）带领军队反抗朱罗人的统治，到公元1070年，维阇耶巴忽收复了古城阿努拉德普勒，把朱罗军队赶回印度，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并将首都建于波隆纳鲁伐，成为波隆纳鲁伐王朝（1070—1236）第一代国君。维阇耶巴忽王即位后，现有宗教现象使他担忧，为了整顿僧团，专门遣使去缅甸，迎请精通三藏的上座部佛教高僧来斯里兰卡传戒，建立僧团仪轨，同时还建立了三藏注疏院，恢复佛教研究传统。在国王的推动下，恢复了僧侣的崇高地位，并把佛牙作为王权的象征。这一时期的佛教以来自缅甸的派别影响最大，其他派别开始逐渐消失，但与此同时，维阇耶巴忽王也扶持湿婆教，这一政策使得上座部佛教活动中开始出现一些印度教的成分。
在维阇耶巴忽王之后的两任国王，维克拉玛巴忽一世（Vikramabahu Ⅰ，1111—1132年在位）和伽阇巴忽二世（Gajabahu Ⅱ，1132—1153年在位）都没有亲近佛教，甚至还没收了僧伽的财产，收回历代国王布施给寺院的田产，这使得刚刚恢复的佛教又大伤元气。
12世纪中期，与阿努拉德普勒王国时期的佛教发展盛况相比，佛教的势力较弱，但是在这一时期佛教分裂的局面却得到了扭转，在斯里兰卡佛教史上出现了三大派别统一的局面。到1164年，波罗迦罗摩巴忽（Parakramabahu Ⅰ，1153—1186）请摩诃迦叶波联合各地的长老，召集比丘们集会，整顿律仪。在这次会议上，佛教各派开始合并，统一为一个大的僧团。这时的无畏山寺派和祇多林派主张的某些大乘教义，例如菩萨信仰等，已经开始和大寺的教义结合了。[40]三派的分裂局面得到改善，逐渐形成大寺独尊的局面。波罗迦罗摩巴忽国王重修了金鬘大塔，规定了吠舍节（Wesak）和佛牙节。但他却同时规定僧团的管理者必须由国王任命，将僧团的管理纳入国王手中。
三 檀巴德尼耶时期佛教的发展
这一时期，在斯里兰卡的北方已经建立了以泰米尔族为主的贾夫纳王国，泰米尔族主要信仰印度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佛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而在南方的维阇耶巴忽三世（Vijayabahu Ⅲ）后来把首都迁到西南方的檀巴德尼耶（Dambadeniya）。此后以檀巴德尼耶为都城的这段历史，被称为“檀巴德尼耶”时期，同时也形成了斯里兰卡历史上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维阇耶巴忽的儿子继位后，提倡文治武功，史称波罗迦罗摩巴忽二世。在其统治时期，斯里兰卡全境得到统一，和平发展了几十年。在他的扶持下，佛教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林居派、村居派和头陀行者都得到国王的布施，有了休养生息的时期。1266年在林居派长老弥檀迦罗·摩诃沙弥的主持之下，重开一次僧团会议。这次会议进行宗教裁判，驱逐许多行为不端的比丘，并拟订新的规则法令以指导僧团，制定了著名的《檀巴德尼戒律》，不仅对比丘的行为作出规定，而且还对于教团组织以及僧团财产的管理作了规定，防止个别成员为私人利益动用布施。僧团的最高首脑称为“那耶迦”或称“摩诃沙弥”，次于他的是名叫“大长老”的两位高僧，分别管理林居派和村居派的僧众。他们以下还有僧团分支组织的领袖，以及各学院的首领。较高的职位必须由国王亲自核准。在国王的赞助下，举行比丘受具足戒的特别集会。这些措施一直维持到檀巴德尼耶王朝末期。这一时期制定的《檀巴德尼戒律》一直延续至今。
这一时期由于国王的鼓励和大力提倡，研读佛经，学习声明、文法之风盛行，高僧大德能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研习理论。法称（Dhammakitti）长老写作《小史》（Culavamsa），对于早期斯里兰卡历史典籍《大史》进行了补充。玛育尔巴德（Mayurpada）长老著有《供养史》（Pujavaliya），在研究斯里兰卡佛教发展史的基础上，论述了供佛礼仪。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国王本人还创作了斯里兰卡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王冠宝石诗》（Kavsilumina）。这部长篇叙事诗以佛经本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对于斯里兰卡长篇叙事诗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他参考了《阿毗达磨俱舍论》（Abhidhammakosasasutra）以及《解脱道论》等多种巴利语和梵文经典用僧伽罗语注疏《清净道论注》（Visudhimagga Sanna），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并极大地鼓励了社会信仰佛教、研习佛理之风，对于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 14—18世纪佛教的发展
由于14世纪开始，斯里兰卡的政治局势经常动荡不稳，导致僧团内部情况日益恶化，佛教的发展跌宕起伏，有繁荣复兴的时期，也有衰落不振的时期。历代国王虽然对于佛教有过不同程度的扶持，但是，此时的斯里兰卡佛教再未出现早期佛教那样的繁荣局面。
为了重振佛教，很多国王都通过扶持不同的教派来整顿僧团，制定僧团律仪。例如，1369年，阿罗古温婆罗曾经支持当时的僧团领袖达摩揭帝僧王进行了一次僧团的整顿。1396年，僧团为了进一步纯洁队伍，再度清除不良分子，这一次是维罗巴忽·阿波授权第二位达摩揭帝僧王执行的。波罗迦罗摩巴忽六世于1460年颁布了一套新的清规戒律，对僧团进行整顿。在国王和高僧们的努力下，从维阇耶巴忽三世时期一直到波罗迦罗摩巴忽六世时期，先后出现一些长者，他们在精神和学术修养方面都是很杰出的，他们的声名远扬其他佛教国家。[41]在此期间，斯里兰卡高僧编写了《佛牙史》（Dathavamsa），将巴利语《本生经》（共550经）翻译为僧伽罗语，并在民间广为传播，同时最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高僧们完成了僧伽罗语的文法修订[42]，出现了一部被推崇为僧伽罗语语法经典之作的《结论集》，相传是一位高僧用巴利语韵文编写的。该书被后世学者们认为是现代僧伽罗语形成的标志。[43]
14世纪中叶，婆罗门教在斯里兰卡的势力也很大，国王不仅要护持婆罗门教，而且要雇请婆罗门徒为国家的法律顾问，以及参议佛教典礼的仪式。不少的国王在扶持佛教的同时也扶持婆罗门教。这一时期的佛教信仰与婆罗门教信仰相互交融，观世音菩萨信仰在斯里兰卡成为佛教信仰的一个亮点，但也受到了婆罗门教的影响。其建筑艺术也受到婆罗门教的影响，即南印度槃荼婆的建筑形式。[44]
14世纪斯里兰卡的重要佛学著作有《摄精要》《摄正法》等。但是，1506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他们在推行基督教文化的同时，打击佛教，很多寺庙被毁，僧徒被迫改宗。但在斯里兰卡的部分地区，佛教仍有较大影响。例如15世纪下半叶，下缅甸的达摩悉提王（1472—1492年在位）打算整顿勃固国僧团纪律，振兴佛教，曾遣使到斯里兰卡留学，并依大寺传统授戒，戒坛设在据说是佛陀到过的克拉利耶河上。东南亚佛教的罗曼那派就是起源于此。
但是，后来由于政局动荡，佛教又受到极大破坏，1592年即位的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不得不先后两次迎请缅甸佛教长老来斯里兰卡复兴上座部佛教。后来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又从缅甸的勃固、阿拉干和暹罗（今泰国）迎请佛法。泰国送来了斯里兰卡所没有的佛典、佛像，派遣了很多长老前来授戒，使上座部佛教逐渐得到复兴。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依靠缅甸和泰国的影响，接受泰国和缅甸南传佛教，逐渐得以复兴后，分为三派：第一个派别是罗曼那派，即11世纪从缅甸迎请的佛教长老所建的系统。第二个是暹罗派，是18世纪从暹罗迎请的上座部系统。第三个派别是阿摩罗普罗派，其信徒主要是一部分斯里兰卡社会地位较低的在家佛教徒。由于其地位较低，本国僧人不愿为之授戒，因此1802年罗摩罗睺罗去缅甸接受当地长老授戒后，返回斯里兰卡后创立了该派。这三派在教理上无甚相违，但戒律稍有不同，因此和睦相处，直至今日。
这一时期的佛教始终处于发展缓慢的阶段。从16世纪开始，斯里兰卡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基督教西方文化的冲击，严重影响佛教的发展，由于先后被葡萄牙（1505—1658）、荷兰（1658—1796）、英国（1796—1947）殖民者统治，斯里兰卡的文化传统被压制，西方殖民者以欧洲基督教为正统，视佛教为异教，排挤和打击佛教僧团。许多佛塔、寺院被破坏，寺院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一些佛教徒被强迫改宗。[45]而佛教也逐渐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在后来形成民族主义复兴思潮，在全国掀起了复兴佛教的运动。
第五节 佛教复兴和发展时期（1750— ）
一 佛教的复兴
16世纪葡萄牙人占领斯里兰卡后，推行天主教和基督教，斯里兰卡的佛教处于低落时期。17世纪荷兰人占领了斯里兰卡西部和北部之后，中部山区的康提王朝仍然保持着独立，康提国王将弘扬僧伽罗民族传统的佛教文化为己任，保持本地文化的独立地位。康提王朝第一任君主维摩拉达磨苏利耶一世从缅甸阿拉干地区迎请高僧到斯里兰卡授戒，使斯里兰卡佛教出现了一点转机。维摩拉达磨苏利耶二世（Vimaladharmasurya Ⅱ，1687—1706）登基之后，又派人到缅甸孟族地区，请来以桑达纳（Santana）上座为首的33人组成的僧团，在玛哈维利河中的一个小岛上筑坛传戒，有100多人受戒。[46]
17世纪时，有僧人萨拉昂卡拉团结了一批学识渊博的僧人和沙弥，组成一个僧团到7个最大的城市去弘扬佛教。后又组织了一个“沙弥戒行团”（Samanera Silavatta），恪守佛教戒律，力图恢复佛教。后来由于萨拉昂卡拉的威望日高，那兰德拉辛诃国王封他为僧伽尊长，并采纳他的意见，派出使团到泰国求法，后逐渐形成斯里兰卡的暹罗派。1764年萨拉昂卡拉被封为斯里兰卡僧王。在国王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次戒律结集，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废除了原先的“沙弥住持寺庙”的制度。此举极大地鼓舞了斯里兰卡佛教界，标志着斯里兰卡佛教开始走向复兴，同时，斯里兰卡的暹罗派也得到了发展壮大，因此这次结集在斯里兰卡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47]
19世纪末，斯里兰卡掀起了佛教改革和复兴运动。1880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勃拉瓦斯基夫人首先在科伦坡建立了神智学会，推动佛教的复兴。达磨波罗继而在印度创立摩诃菩提会，发掘保护佛教遗迹，编纂佛典，出版刊物，在世界各国宣传佛教，积极建立分支机构，最终使摩诃菩提会的活动成为一个广泛的佛教复兴运动。
斯里兰卡佛教僧人本来是不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但因2000多年以来，佛教是传统的宗教，故僧人在政治生活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自1505年葡萄牙侵入，加上其后的荷兰及英国，斯里兰卡在外人殖民地统治支配下，长达441年，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屈辱。在宗教方面，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倚仗殖民地政府势力的支持，很快地获得了扩张和蔓延，本土的原有佛教等宗教，反而长期受到压迫而衰微。佛教徒试图修复阿努拉德普勒的古代都城，将其作为一个圣地。到了1873年，在巴那都罗（Panadura），佛教与基督教最后一次的大辩论胜利以后，促成斯里兰卡人民的自觉，振奋了全国的人心，佛教徒亦多恢复了自己宗教的信心。斯里兰卡长期在西方列强统治下，佛教的文化和精神是最能团结斯里兰卡人民反抗外力争取国家独立的基础，僧人有指导社会人群的责任感。因此斯里兰卡的佛教徒，有很多人抱着“民族主义”的强烈意识，也有不少僧人参加政治活动，具有很大的发言力量。1889年，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将寺庙财产从被指控管理不善的僧侣监管下转移给选出的委托人。1931年，政府颁布了《佛教寺院财产条例》。根据条例，佛教寺院的所有收入和开支都要受到公共委托人的监督和检查。[48]
1945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把复兴佛教看作恢复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了具有世俗性质的各种佛教社团，创办佛教大学，编辑出版《佛教百科全书》。在1956年斯里兰卡全国总选举的前两年，因为佛教长期受到西欧诸殖民地的压迫和不当待遇，佛教徒组成了“佛教调查委员会”（Buddhist Committee of Inquiry），选举六位著名比丘及在家居士为委员（后又增加一名），两名干事。它的目的是调查全国佛教的现状，以期改善佛教的社会地位。委员会的调查工作，自1954年6月从罗多那城（Ratnapura）开始，至1955年5月阿耨罗陀城为终点，旅程共历6300英里。最终，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书记载：“葡人侵入斯里兰卡以前，宗教及民族性二者价值明确，就是与陀密罗人长期战争中，其光荣和繁盛也没有遭到破坏，此二者常操在斯里兰卡人手中。然而自1505年葡人侵入后，此二者不幸已从斯里兰卡人手中被剥夺去。”[49]报告书最后呼吁不要再宽容，明确反对西欧诸国殖民地的支配。
1956年斯里兰卡全国举行大选，佛教比丘们更进一步舍弃一向传统的方针，进行政治活动，帮助和拥护其他人竞选，虽然不能直接成为候选人，只站在助选发言人的立场，却有左右政治的力量。因为出家人在人民心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公开宣布拥护或对任何人竞选人民代表。当时的选举力量最强的团体，就是佛教的僧人。僧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可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大众统一党”（Mahajana Eksath Peramuna）；另一派支持“联合国家党”（United National Party）。支持大众统一党的，是“比丘统一会议”（Eksath Bhikkhu Peramuna），它结合了“僧伽会”（Saghasabha）与“全锡兰比丘团体会议”（All Ceylon Congress of Bhikkhu Societies）两个组织，属下团体有七十五个，拥有约一万两千比丘为会员，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支持。支持联合国家党的，一般都是较富裕的大寺院领导者，如花园寺、阿耆梨耶寺的比丘，以及智增学院、楞伽学院的院长等。[50]
斯里兰卡佛教除了佛寺是弘法道场，各地还有很多在家佛教协会或佛学会的组织，主持人常礼请有德学的僧人说法，并指导信众们修行的方法。
斯里兰卡佛教徒，尤其是出家比丘，热心向外国弘法，表现积极，成绩可观。他们的贡献和成就，胜过任何一个佛教国家，让世人都知道斯里兰卡为传扬佛教的国家。斯里兰卡比丘也富有能力和经验向外国传教，他们在国内外成立摩诃菩提会，建佛寺精舍，训练有素养的比丘轮流驻外弘法。尤其他们的英语基础很好，能直接用英语演讲佛法及著作，使欧美人士能容易了解。在1891年，达磨波罗居士首先在印度成立了摩诃菩提会，以复兴佛教为己任。他主张广泛建立摩诃菩提会分会，至今世界各地很多城市都有摩诃菩提分会或精舍的成立，弘扬佛法。同时各国佛教徒往印度朝圣，也得到摩诃菩提会热忱的接待和照顾，非常方便。1956年，斯里兰卡那罗陀长老到欧洲建立道场弘法，在伦敦成立了“伦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长期轮派斯里兰卡比丘住持精舍推行各种弘法活动。1966年，在科伦坡的“德国弘法团”支助下，斯里兰卡比丘又至德国弘扬佛法。斯里兰卡比丘向外国宣扬佛教，成就巨大，丰功伟绩，能使很多外国人皈信佛教，也提高了他们国家和佛教在国际上的声誉。[51]
二 现代斯里兰卡佛教派别
斯耶姆派（Siyam Nikaya）、阿玛拉浦拉派（Amarapura Nikaya）和罗曼那派（Ramanna Nikayaya）三个派别是国内佛教界三大派，有的派别还分为若干支派。
1592年，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即位，先后两次延请缅甸上座部长老前来传教；继之，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还从泰国迎请佛法。到18世纪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在位时，再次从泰国延请阿瑜陀耶（大城府）王国的上座长老乌波里和牟圣尼等，帮助本国重整佛教制度轨仪，传授戒律，1750年形成了斯里兰卡佛教中的暹罗派。
（一）斯耶姆派
也称暹罗派，是1753年从泰国传入的现为斯里兰卡僧伽势力最大的一派，共有僧侣19284人，寺庙6304所。该派主张僧侣剃眉，主要活动在过去康提王国地区，有玛尔伐吐（Malvatu）、阿斯羯利（Asgiri）两大支派和科蒂（Kotte）、卡尔亚尼两小支派。
康提的佛牙寺是斯耶姆派的总部，也是斯里兰卡著名的佛教中心，珍藏着佛牙舍利。每年7—8月寺里要举行迎送佛牙仪式，届时佛寺灯火齐明，虔诚的佛教徒簇拥着佛牙在城内周游一圈。此外，各支派还各自拥有本部总寺和僧官制度，在全国24个地区都有该派佛寺和僧人。本部以坎底的末罗婆多寺（历史上称花园寺）为中心。组织设大长老主席一位，拥有推行僧政最高权力；副主席两位，由僧伽议会二十位僧伽委员中选出，再由斯里兰卡政府总理委任。大长老主席并有职权委任各属下地方的僧伽主席，掌理各区域的僧伽行政。僧伽议会开会时间没有规定，随事情的重要性而决定，大长老主席也可召集临时会议。
除了末罗婆多寺本部，暹罗派后又分出四个支部，各支部也设有僧伽议会，选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书长一人。如包括末罗婆多寺在内，暹罗派共设立了五个支部：
1.末罗婆多寺（Mallavatta），即原先本部，是最大的支部。
2.阿耆梨（Asgiri）。
3.拘提（Kotte）。
4.宾多罗（Bentara）。
5.迦耶尼（Kalyani）。
以上五个支部各自独立，不相统属，但组织完全相同，都从原先本部分出。[52]
由于受斯里兰卡种姓制度的影响，暹罗派只给高蕴格玛（Govigama）和维拉拉（Vellala）等上层等级的人传戒，不给渔民等下层等级的人受戒。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阿玛拉浦拉派
又称缅族派，是1802年由上缅甸传入的派别，是斯里兰卡第二大宗派，共有僧侣6837人，寺庙1940座。该派主要活动在斯里兰卡西部一带，目前有24个分派。1966年各派僧伽代表集会，成立“斯里兰卡阿玛浦拉大僧伽协会”的联合组织。大僧长是本派僧伽领袖，领导机构是最高僧伽会，僧伽审判局是处理僧侣违戒的司法部门，僧伽下事会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阿玛拉浦拉派的比丘对戒律执行较严，并且热衷于传统的禅定修炼方法。缅族派僧团由最初本部，后渐分出为24个支部，最大一个支部称“不灭吉祥正法统大宗教”（Amarasiri－saddhammavamsamahanikaya）。每个支部僧伽行政都各自独立，意见常发生对立，没有统治各支部的机构。各支部自设僧伽议会，推选大长老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书长一人。每个支部，由大长老主席再委任全国各省僧伽省主席一人，视情形需要而定，约八位至十位（斯里兰卡分九省）。僧伽省主席规定为僧伽议会委员，管理支部所属各佛寺。每个支部，一年中至少要举行一次会议，大长老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僧伽省主席均须出席。[53]
（三）罗曼那派
又称孟族派，这是1864年由下缅甸传入的派别，是斯里兰卡佛教第三大宗派，共有僧侣4544人，寺庙1166座，分布于34个地区，该派主要活动在斯里兰卡的西南部沿海一带，思想比较保守，基本上没有分派。罗曼那派注重戒律，比丘持戒严格，僧伽执法严厉，很多僧人都在森林兰若修行，并且反对其他派别的一些现代主义思想，要求僧人外出不得打伞，披覆双肩。中央领导机构是大僧伽会，下设理事会、审判局、行政僧伽会、学业委员会等。地方机构有教区理事会、教区僧伽会和寺院等。该派僧人热衷于弘教和传法事业，办有佛学院和佛教大学多所，出过一些有学问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佛教高僧。由于他们观念较为保守，坚决主张禁酒、推行僧伽罗语为公共语言运动，在复兴佛教运动中表现突出。
暹罗派和缅甸派、罗曼那派都是从斯里兰卡传出去的上座系佛教派别，其教理、教义并无原则区别，但在衣着、戒律、诵经声调等方面略有差异，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斯里兰卡社会种姓制度的影响。例如，暹罗派仍然只接受高级种姓的男子出家，要求本派僧人穿衣时偏袒一肩。缅甸派的僧人社会地位较低，认为斯里兰卡社会的前三种姓均可出家，僧人着衣不应袒肩。这两个派别还有不同的分支。暹罗派下分6部，缅甸派下则有30多部。罗曼那派因为成立较晚，经过了改革，它注重戒律，反对寺院蓄财。三派中以暹罗派势力最大，它以康提的摩瓦特寺和阿吉利耶寺为根据地，拥有财产和土地，僧侣多出身于上层社会。
暹罗派僧人剃除眉毛（此派由泰国传入，泰僧规定剃眉），出寺外披衣法，有披覆两肩的，有偏袒右肩的。不论到何处，手中都持一把长柄的黑布伞，天不下雨亦如此，成为习俗的随身物之一。缅族派僧不剃眉毛，出寺外规定披覆两肩，亦持伞。孟族派僧出寺外，披衣同缅族派，但要持多罗（Tala）叶扇（芭蕉制），可作遮雨和防日晒，但下雨时不能遮蔽全身。三派僧人受信徒礼诵经时，手中都持一把小多罗叶扇。他们外出时，不像缅僧和泰僧在手中都持一个僧布袋。
孟族派僧人手不捉持金钱。他们常把钱放在抽屉或箱子中，当需要用钱时，就告诉侍童或别派僧人代取。有时外出，也须一个童子随侍，不然用钱很不方便。还有孟族僧人如远行，须常系钵在身；其他两派僧人并不系钵。三派僧人比较起来，孟族派守戒严格，缅族派其次，暹罗派再次。
三派僧人之间互相礼敬。依律制，戒年少者向戒年高者礼敬。三派可同住共食，但不共同诵戒。因为暹罗僧派人自认种族高贵（Goigama族），不接受其他种族人出家，而被暹罗派看不起，所以不和从缅甸传入的两派僧人共布萨羯磨。[54]
这三大派形式上各有自己的组织和大长老（即领导）。各派大长老可任命副大长老和长老，并派他们到不同的地区弘法。每位长老都有自己的弘化区，即每一地区都有一位长老。有时大长老甚至任命像英国长老、日本长老等分别管理和弘化英国和日本的佛教徒，实际上这种长老制度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并无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因为这种任命方式既不是根据僧人的修持道德，也不是根据僧人的学问或能力，所以它只是一种传统，在实际中长老制根本不起多大作用。从以上三派僧伽行政组织看，斯里兰卡佛教僧团组织未形成统一的僧团管理模式，虽然各派之中也有自己的最高管理者，但各派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同时在同一派别中因地域差异，各派的管理也不一样。
2015年5月8日，阿德达西长老（Ven Galagama Attadassi Thera，大导师）在位于斯里兰卡康提的Asgiriya寺庙当选斯阿斯羯利派第21代僧王。阿德达西长老1922年1月11日出生于斯里兰卡中部地区马特莱，14岁出家，学习佛法。1947年至1977年间，曾在学校教授佛学。1999年成为阿斯羯利派大长老（副导师），曾经代表斯里兰卡佛教界出席过印度、新加坡、缅甸、泰国和老挝等多国的佛教活动，一直致力于弘扬佛法。
（四）汉传佛教净土宗的出现
近年来，汉传佛教开始在斯里兰卡佛教界有所传播。斯里兰卡佛教界始终信仰南传佛教，但近年来，在斯里兰卡佛教界中也开始出现了修行汉传佛教净土念佛法门的现象。[55]
中国汉传佛教的净土念佛法门是由斯里兰卡僧侣真乐法师从马来西亚引入的。真乐法师能说一口流利中文，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斯里兰卡僧人。他原名Seelananda Thero，1962年出生于斯里兰卡南部，15岁出家，1983年在斯里兰卡的第一个王朝所在地Anuradhapura 读佛教大学。1987年获得奖学金留学中国，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五年后学成回国，在佛学院教授英文、梵文。2004年真乐法师在马来西亚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马来西亚净土道场，第一次接触了净土念佛法门，就觉得殊胜无比。本来只打算借宿一晚的，却住了一个月。于是真乐法师开始研习净土法门，成为一位穿着南传袈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念佛堂里面专心念佛的僧人。2006年，真乐法师皈依汉传佛教，换上了汉传僧服。一时间，在斯里兰卡这个以南传佛教为主流宗派国家里，真乐法师成为斯里兰卡佛教界议论的焦点，甚至被批评。后来真乐法师在斯里兰卡注册成立了“阿弥陀佛学习中心”。真乐法师在马来西亚槟城的汉传佛教佛学院学习了两年，起初来回奔波于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直到2011年法师去台湾大仙寺受了汉传佛教的具足戒后，才在马来西亚佛教居士的帮助下，在离科伦坡不远的库鲁内格勒城市，建立了汉传佛教净土宗的道场。近年来，随着世界佛教的交流日益密切，真乐法师作为一位斯里兰卡僧侣去修行汉传佛教一事，已经开始逐渐被斯里兰卡佛教界的长老们接受了，有的长老甚至也接触汉传佛教的净土法门。净土道场的建立可以说是汉传佛教在斯里兰卡传播的开始。
此外，斯里兰卡还有不少白衣尼和尼庵，由于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未恢复，故而虽然其中不乏有学问和专事禅法之人，她们还是只能着白衣进行修行，但她们受到政府的保护，受到广大佛教徒的尊重。
三 现代斯里兰卡佛教组织
早在荷兰统治时期，斯里兰卡就酝酿着佛教的改革和复兴。进入19世纪下半叶，佛教与基督教发生了多次争论。1875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及其俄籍夫人勃拉瓦斯基在纽约创建神智学会，1880年到斯里兰卡受佛教五戒，成为西方第一批佛徒；同年，于科伦坡设立佛教神智学会，兴办佛教学校，推动佛教复兴。推动了斯里兰卡佛教的发展。受其影响，被称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之父的达磨波罗（1864—1933）在1891年发起“摩诃菩提会”，致力于复兴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佛教。同年，在印度菩提伽耶举行首次国际佛教会议，很多国家的佛教代表都出席会议。在达磨波罗等人的努力下，摩诃菩提会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佛教团体，其对世界佛教的复兴功不可没。
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继续推行扶植佛教的政策。1950年，著名学者马拉拉塞克拉发起“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到1978年6月，已拥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66个组织，世界各大洲都有斯里兰卡比丘建立的寺院或弘法中心。1951年班达拉奈克组织自由党，复兴佛教和民族文化是该党的口号之一。班达拉奈克去世后，在其墓后竖立有五根巨大的石柱象征着班达拉奈克先生认为斯里兰卡社会的发展应该依靠的五大社会力量：佛教僧侣、教员、传统医生、工人和农民。而佛教僧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1960年班达拉奈克夫人积极支持发展佛教学校，在农村普遍建立佛教保护会，推动斯里兰卡农村社会的佛教发展。1978年贾亚瓦德总统更提出“佛法化社会”的构想，推动了斯里兰卡佛教的全面复兴。同时，佛教界也建立各级佛教教育学校，全国有佛学院300余所，有智增和智严两座佛教大学。[56]与此相呼应的是，斯里兰卡社会也纷纷成立了各级佛教徒组织，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运动。
（一）斯里兰卡青年佛教会
斯里兰卡青年佛教会是斯里兰卡佛教徒成立的历史悠久的佛教徒组织机构。它曾经在反对殖民政府，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独立以后，青年佛教会致力于弘扬佛教文化的活动。1948年隆重举行了庆祝该会成立50周年的大庆。在斯里兰卡佛教文化的开展和佛教教育普及方面，青年佛教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斯里兰卡青年佛教会的总部设在科伦坡，里面有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大殿和一次容纳数百人的会议厅，还开设了旅馆和体育场等设施，每年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维持活动经费。
青年会成立的宗旨是研究和发扬佛陀的教法，促进戒律的实践。他们组织各项活动，包括宗教活动、宗教考试、僧伽罗语文学、英语图书馆、演剧活动、社会服务活动、体育活动等。以宗教活动为例，包括星期日说法，每周坐禅、佛法讨论、教义研究等。每周出版佛教书刊3500册。每月（阴历）十五日，受持八关斋戒，供僧等。每年五月卫塞日举行盛大庆祝，通过电台电视向全国播放。
其组织机构是：在总部设置会长1名，副会长5名，秘书1人，理事多人，会员可以个人身份入会或者以团体身份入会。在部门的组织机构建设方面，设宗教活动、宗教考试、斯里兰卡文学、英文图书馆、社会服务、文艺与体育等部门，经常举办坐禅、佛法讨论、教育研究、持戒等培训班，以及赈灾布施等各种佛事慈善节庆活动，印刷出版佛教书刊。1902年开始发行世界上第一份英文佛教杂志《佛教徒》，至今仍是该会的会刊和现代世界最古老的佛教刊物。
在青年佛教会取得的成就中，其最具有特色的工作就是创办佛法学校（Dhamma School）与宗教考试（Religious Examination），这是全国规模的推行佛法学习和培养指导者的机构，效果显著。佛法学校教授佛教基础知识，分成多级，讲授《法句经》、《六方礼经》、《念处经》、论书、佛教史等。宗教考试方面分为佛法考试（Dhamma Examination）、佛法教师考试（Dhamma Teachers Examination）、论书考试（Abhidhamma Examination）。由于青年佛教会在社会和政府层面的影响较大，因此，参加佛法学校学习和宗教考试的人与日俱增，逐渐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青年佛教会还举办其他活动，例如在僧伽罗语文学活动中，举行诗歌研究及朗诵，组织英语图书馆及文学活动，接受图书赠送，开办演讲会及辩论会等。同时还以青年佛教会名义进行各种社会服务活动。例如有不收门票的电影欣赏、汽车巡回文库阅读，为劳动者而设的夜校等。
青年佛教会还和世界许多佛教国家的佛教团体有直接联系，在国际宗教界有一定影响，在国内有重要地位。[57]
（二）斯里兰卡全国佛教徒会议（All Ceylon Buddhist Congress）
这是斯里兰卡最有社会影响力、成员众多、实力最大的在家佛教徒团体组织，[58]本部在科伦坡。设主席1人，秘书2人，会计1人，组成总会的最高组织成员。大会由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组成，每年召开一次全会。
会长、副会长、理事等为执委会成员，每年召开六次执委会议。下分社会服务员会及教育文化、宗教委员会等机构。社会服务委员会下设18小组，负责办理各种社会事业，如医院、孤儿院、少年院、少女院、养老院（分出家、在家二类）等，为身体有障碍者、聋哑者、盲人、流浪无依者服务。教育文化、宗教委员会下设6人小组，其中如三藏翻译委员会（Tri-pitaka Taranslation Committee），即将巴利语三藏译成僧伽罗语出版。本部及其下属委员、小组人员，原则上都为社会、宗教服务，没有报酬。大会经费主要来自会费、政府补贴、佛教徒布施、公共设施收入、各种基金会和国外援助等。大会还设有比丘研修所、比丘教师研修所等，以及医院、孤儿院、少年院、少女院、养老院和职业训练所等各种社会福利事业。
斯里兰卡全国佛教徒会议虽然是以在家居士为主体的组织，但聘请比丘为各委员会顾问，请比丘们对组织机构的活动提出指导意见。另外，还专门聘请佛教各派僧王长老、佛教大学校长及其他高僧大德12人为赞助人，同时还请15位德学兼备的高僧组成一顾问委员会。故而这一佛教团体的活动不直接关注政治，而是以佛教徒的精神推行社会运动，形成广泛的社会网络，实力较强。
1955年4月16日大会制定章程，1963年1月和1973年9月又经过先后两次修订，主要宗旨是：
1.强有力地关心和弘扬佛教、促进佛教的发展，维护佛教徒的权益；
2.促进佛教徒及佛教组织之间的联系；
3.引导佛教徒参加公共事业，领导他们从事佛教活动；
4.对佛教徒所关心的事情进行讨论，并尽量给他们创造机会；
5.从事佛教慈善服务活动。
大会下辖的宗教文化事务民族委员会则具体指导佛教徒的修习实践活动，聘请比丘说法、指导禅定、礼佛和守戒等佛事。1968年1月1日大会以佛教斋日代替了星期日休假制度，在每年的雨季安居期都组织500—1000人的集体守戒活动。国民教育委员会则从事佛教教育、一般教育的指导及活动，三藏翻译委员会是文化组织，负责将巴利语三藏译为僧伽罗语等民族语言出版。国民青年会议是青年组织，负责青年佛教徒的社会活动和联系。例如，1969年曾在国内召开全国青年团结会。1972年又组织了世界青年佛教徒联谊大会第十次大会。大会一直为弘扬佛教传统而努力，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意识，领导了战后的佛教复兴运动，并与国内其他重要的佛教组织合作，努力开展佛教活动，与国外的佛教界也有密切联系，发起和参与了一系列国际佛教会议和成立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这样的国际佛教组织，因此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三）斯里兰卡全国妇女佛教会（All Ceylon Women’s Buddhist Accociation）
这是斯里兰卡全国性的女性佛教徒的代表团体，总会设在科伦坡。其宗旨在宣扬佛陀的教法，遵守戒律，服务社会。由7位受托人组成理事会，次有执行委员会。设主席1人，副主席5人，秘书2人，会计1人。约有个人会员500名，团体会员50个。事业方面，分宗教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其中在宗教活动方面，主要是推广宣传守持佛戒、佛法座谈会，以及在肯杜玻达禅定中心（Kanduboda Meditation Center）举行布施会，庆祝卫塞节及摩哂陀渡岛节等。社会服务活动方面，经营旅社、儿童家园、盲女收留中心、洋裁班、种植素菜（供给旅社及盲女中心）、图书借阅、医院茶水供给、烹调讲习、插花等。会中办有《佛教妇女》季刊。
（四）其他重要团体组织
1.斯里兰卡全国佛教学生联合会（All Ceylon Buddhist Students Federation），是斯里兰卡各个学校学生联合组成的佛教团体。总部设在科伦坡，分20个支部；会员40万，目的和主张是提高佛教徒学生之间互相协助的精神。
2.公务员佛教徒教会（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mment Buddhist Association），成立于1956年，是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联合组成的佛教团体。
3.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Maha Bodhi Society）。这是印度摩诃菩提会在斯里兰卡的分会。斯里兰卡的摩诃菩提会总会设在科伦坡，建有大讲堂、印刷部、宿舍等。设主席1人、副主席1人、编辑1人、秘书2人、会计2人。其经济基础稳定。有星期日学校、孤儿院、出版巴利语三藏及注释书、对外国僧人提供宿舍等。与设在印度的总部摩诃菩提会一起共同致力于世界范围内佛教的复兴和发展。
4.佛教出版协会（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本部设在坎底，西方比丘诺那波尼迦长老（Nyavaponika Mahathera）等为其监督委员。它的宗旨是出版佛教图书及论文小册，向世界各地宣扬佛教思想，其发行遍及65个国家以上。[59]
四 近现代有名的佛教人物
近现代以来，斯里兰卡的佛教界人才辈出，涌现出很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佛教名人。近代斯里兰卡在动乱不安的社会背景下激发了佛教民族主义情绪，培养了大批的佛教民族主义改革家和思想家。例如，在佛教民族主义复兴和佛教改革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有达磨波罗（Dharmapāla，1864—1933）；在近代佛教学术界和向西方传播佛教做出杰出贡献的在家居士有：马拉拉塞克拉（G.P.Malalasekera，1899—1973）、贾亚铁拉克（K.N.Jayatilleke，1920—1970）教授等；出家比丘有布达搭陀（A.P.Buddhadatta）、那兰陀（Narada，1898—1983）、罗睺罗（Walpola Rahula，1907—1997）长老；等等。
马拉拉塞克拉是20世纪国际佛教界的著名人物。他1899年出生于斯里兰卡巴拉杜拉的医生家庭，早年习医，后改研究东方思想文化，1922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东方语言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1936年他被选为斯里兰卡佛教大会会长，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在斯里兰卡取得独立后，他开始领导全国佛教徒致力于改善佛教地位的活动，推动佛教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倡议成立了“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这一国际组织，并被选为首任主席。1957年退休后，他出任斯里兰卡首任驻苏联大使，并用僧伽罗语写作和宣读国书。1967年担任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1973年病逝。马拉拉塞克拉对佛教和语言有很深的造诣与研究。1939年他撰写了《锡兰与巴利文学》一书，介绍了斯里兰卡巴利语佛教文学的发展脉络，对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佛教人物和佛教经典做了详细的考证，史料丰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他注重佛教教育的普及工作，认为没有斯里兰卡传统文化知识，会使国人愚昧。他精通僧伽罗语、巴利语、梵语、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和印度的几种方言，对佛学、斯里兰卡史、印度学、哲学等都有独到的研究，被称为“师中之师”。他还任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的主编，参加过撰写僧伽罗文大藏经的工作，编纂了《巴利语专用名词辞典》（二卷）、《英僧字典》以及对《大史》的注疏和10多部佛教通俗读物，并在国内外杂志用多种文字发表了大量论文，对于斯里兰卡佛教在国际上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达摩难陀长老也是一位对斯里兰卡佛教发展功不可没的重要人物。他1919年3月18日出生于斯里兰卡南部。在马达拉接受正规教育。由于文化的影响，年幼时便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有位出家的舅父，成为他的精神导师。他的母亲是个非常开通及虔诚的佛教徒，虽然达摩难陀长老是长子，他的母亲却鼓励他出家。母亲还说：如果你结婚，只能照顾到家人而已；若出家成为法师，就能照顾到无数的众生。长老12岁时，依Venerable K.Dhammaratana Maha剃度出家，在Venerable N.Sarananda Maha座下成为沙弥，29岁受具足比丘戒。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佛法，他进入哥伦维也华丹那佛学院及其他著名佛学府深造，专心研修梵文、佛教哲理、巴利文经典。26岁获得学院语言、哲学和巴利文经典研究文凭。曾得到印度兴都大学奖学金，去兴都大学深造，主修梵文、兴都文和印度哲学，4年后获得印度哲学硕士学位。后来回到锡兰建佛学院，弘扬佛法。出版佛教月刊让村民阅读。33岁时，长老受维戴加拉学院院长选派，到马来西亚十五碑锡兰佛寺服务，1962年长老在十五碑佛寺成立佛教弘法会，以研究佛法和推广佛教文化为宗旨，鼓励、促进和发展佛教真理和慈悲观以及培育宗教和平及认识。20世纪60年代，长老是马来西亚宗教联系机构的活跃成员，也是筹组各宗教咨询理事会的创办人之一。1970年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成立，长老鼓励佛教弘法会青年组、大马锡兰佛教会青年组也加入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同时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也邀请长老为宗教导师，为佛教青年和其他年龄的佛教徒提供宗教资讯服务，这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斯里兰卡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在长期的弘法过程中，达摩难陀长老积极到世界各地传播佛法，为了表彰他对佛教传播的重要贡献，他获得了东方研究大学、那兰陀大学、兴都大学所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可以说，他是现代佛教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诃摩拉伐·真谛（Hammakava Saddhatissa，1914—1990）长老是斯里兰卡佛教在国外活动的著名僧人。1914年他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小学毕业就加入僧团，1939年成为一名教师。20世纪50年代他到欧洲弘法，以伦敦为基地热心传播佛教，经多年努力，斯里兰卡佛教在欧美的影响扩大了，原来一度沉寂的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再度开始工作。他曾担任伦敦佛寺住持、英国摩诃菩提分会主席、大不列颠僧伽委员会主席和大不列颠寺派僧团长老、通晓梵文、巴利语、僧伽罗文，曾在欧美、斯里兰卡、日本、印度、加拿大等地学院或大学讲学或开过佛学讲座，有《佛陀之道》《佛教徒伦理》《佛的一生》《佛理入门》等著作留世。真谛长老认为佛教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门宗教哲学，更重要的是，佛教是一种实践的道德修炼活动，佛陀的教法适用于国内、国际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当今世界上之所以问题丛生，与其说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不如说是根源于道德的堕落，而佛教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真谛长老的传法活动扩大了佛教在西方国家的影响。
A.W.古鲁吉（Ananda W.P.Guruge）也是当代世界佛教界有名的学者。他曾获梵文和印度史名誉顾问，智增大学梵文系主任、教授、名誉校长等职，发表大量用僧伽罗语和英语写作的佛教论文，曾被选为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副主席，他的学术成就对于佛教在国际社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罗睺罗（Walpola Rahula）教授是斯里兰卡著名的佛教学者，他少年时落发出家，1950年他在Demiéville教授的帮助下获得法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入法国学习大乘佛教，他也是第一位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的斯里兰卡人。从此以后，罗睺罗对大乘佛教的禅宗、唯识和中观都很感兴趣，并针对这些专题写了不少论著。他先后获文学学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斯里兰卡、印度、法国、美国等多所大学研究和讲授佛教。罗睺罗著述等身，重要的著作有：《锡兰佛教史》《真理的弘扬》《佛教徒的命运》《禅和驯牛》《佛陀的启示》《西方世界的佛教》等数十部。他通晓大乘、上座部学说，又懂僧伽罗、梵、巴利、英、法等文字，研究佛教屡屡有新意，被学术界公认为佛学权威。由于他对佛教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1965年斯里兰卡佛教僧伽大会授予他“三藏大师”称号。世界各国佛教学者编辑出版了《祝贺罗睺罗的佛学研究》一书，总统贾亚瓦帝纳亲自参加该书的首发式，表达对他的敬意，现在他的很多著作被译成法、德、西班牙、意、中、缅、泰、僧伽、泰米尔、越南、英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他还主张佛法不离世间觅求，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为多数人的利益奔走呐喊。他认为世界是变化的，所以佛教也不能一成不变，应该适应形势而调整、发展，有革新的思想。罗睺罗长老不仅勤奋好学，而且热心参与社会活动，保护和弘扬佛教的传统。他的佛教思想与复兴民族文化、反对殖民统治和维护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他的入世利他主义思想对斯里兰卡的国民特别是对年轻比丘影响很大，促使佛教重新成为斯里兰卡政治舞台上的一支活跃力量。因此，在斯里兰卡也就出现了“政治比丘”和“比丘政治”的称号。如果把罗睺罗的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期，我们或许可以分为早期上座佛教哲学思想时期和后期上座部与大乘佛教哲学思想融通时期。因为在1950年之前，罗睺罗长老修学的是上座佛教，虽然他在早期也有大乘佛教思想的启蒙，如在《比丘的传承》中就有很多大乘佛教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大乘佛教的训练之前，是不可能真正进入深奥的如唯识和中观等大乘佛教哲学课程的。罗睺罗长老是一个既能出世又能入世的佛学大家。他始终认为服务社会是出家人的责任。他的演说、著作不仅对东南亚佛教徒和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西方各国佛教徒和学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比丘去斯里兰卡留学事宜就是由罗睺罗长老和维普拉萨（Vipulasara）长老访问中国时，与赵朴初会长达成协议促成的。[60]罗睺罗对佛教的弘扬与让佛教走向世界的贡献，将永远受到世界佛教徒的怀念。[61]
现代斯里兰卡佛教经历了复兴的喜悦，也碰到过困难和挫折。虽然后来在发展过程中，斯里兰卡出现诸多种族和宗教纠纷等种种情况，佛教的发展相应地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海外传播方面的影响有所减弱，但就总体发展趋势而言，佛教在斯里兰卡的影响不会减弱，仍然有着重要地位，它作为传统的民族宗教文化，仍将继续影响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62]
五 现代斯里兰卡佛教教育
1868年以后，为因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南传佛教国家在脱离西方殖民统治之后的需要，佛教界开明人士开始对教育进行维新改革，使传统教育纳入现代学校教育形式和内容。主要表现为，寺院可以创办学校，并且强调在不忽视传统巴利语佛典教学的基础上，寺院可以展现出一定的积极性，让有知识的僧人担任教师，其次，学校机构和管理模式采纳了西方建制或体制。这一改革推动了斯里兰卡教育体系与西方教育制度的接轨，极大地促进了斯里兰卡佛教与西方教育理念的对话和交流。
在办学和教育理念上，很多重要人物对现代南传佛教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首先是斯里兰卡的瓦拉那悉达他（Walanesidhartha）大长老“兴教济民”的思想。他于1839年为僧人创建了“圣法塔学院”（Paramadharmacetiya Parivena）。在瓦拉那悉达他教育理念的影响之下，从“圣法塔学院”毕业的苏曼伽罗（H.Sri Sumangala）大长老和法光（Ratamalana Dhammaloka）大长老分别于1873年和1876年于首都科伦坡创建了“智增学院”（Vidyodayaparivena）和“智严学院”（Vidayālayalan· kāparivena）。这两个学院于1958年同时升为政府大学，僧俗都可入学攻读。[63]
为了振兴斯里兰卡的佛教，美国陆军上校奥尔考特（Colonel Henry Stell Olcott）于1880年在科伦坡创立了“佛教灵智学会”（ 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该学会主张和平友好，保卫宗教反对压迫，出版了英文杂志《佛教徒》（The Buddhist）等。该学会还先后开办了阿难陀学院（Ananda College）、法王学院（Dharmaraja College）和摩哂陀学院（Mahinda College），让佛教徒子弟就读，教英文和僧伽罗文，吸引许多西方学者到斯里兰卡发展教育，尤其是发展佛教教育。如今，阿难陀学院等已是斯里兰卡的名校。
奥尔考特同时还利用他的法律知识，在英国殖民时期为佛教徒争取到了佛教节日——卫塞节日公休假，设立了“星期日学校”，教授英文和佛教，为佛教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对于近代斯里兰卡佛教教育的成功，佛教复兴运动的领军者、《大菩提期刊》（Maha Bodhi Journal）的主编达磨波罗（Angarika H.Dharmapala）写道：“The current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had been effectually stemmed by the Buddhist educational movement.”肯定了基督教与佛教教育运动之密切关系。[64]
现代社会斯里兰卡佛教大学教育发展较快，斯里兰卡的几所综合性大学都开设有佛学专业，修学者僧俗皆有。僧人可以选修除了佛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课程。
凯拉尼亚大学是斯里兰卡的主要大学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1875年的智严佛学院，这是佛教僧侣学习中心，1978年改为凯拉尼亚大学，这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巴利文和佛教研究及相关领域的中心，从事巴利文、梵文、僧伽罗语、印地语等语言学和佛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这是首先使用僧伽罗语教学的大学之一，凯拉尼亚大学在保持其与斯里兰卡佛教密切的历史本色的同时，也是斯里兰卡第一个将大学分为三个独立学院——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商业和管理学院的教育机构，积极推动佛教教育体系与现代教育体系并轨，在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
此外，斯里兰卡还有3所佛教高等学府：巴利语佛教研究生院、佛教巴利语大学和比丘大学。巴利语佛教研究生院在科伦坡市内，院长Y.Karunadasa是一位著名学者。1986年以来我国（包括大陆和台湾地区）赴斯里兰卡攻读学位的僧俗学子，大部分都在该院就读。
佛教巴利语大学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办人为佛学泰斗罗睺罗（Valpola Rahula）长老。现在这所大学在斯里兰卡国内有多所学院，分别在新加坡和韩国设立了分院，在国际上有良好声誉。
佛教声闻乘法系比丘大学（Budhasavaka Dhammapitha Bhikkhu Visvavidyalaya）于20世纪70年代创建于古都阿努拉德普勒。这所大学的学生皆为比丘，教学内容是巴利语三藏。[65]在课程设置方面，强调对巴利语系佛教的教育。
六 当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教交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7年中国周恩来总理访问斯里兰卡，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有了新进展。周总理在斯里兰卡访问期间，斯里兰卡佛教大会会长马拉拉塞克拉教授陪同，在群众大会上做翻译，得到周总理的好评。同年7月，斯里兰卡纳罗达法师到北京，代表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将一颗佛舍利赠送给中国佛教徒，受到中国僧众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马拉拉塞克拉等斯里兰卡佛教界朋友也先后到我国访问。斯里兰卡佛教徒为了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决定编纂《世界佛教百科全书》，这项伟大的文化事业得到了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支持，国内许多对佛教有精深研究的学者都参加了撰稿工作，著稿达200万字。
1961年中斯两国佛教徒的友好合作与往来进入鼎盛时期，应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的邀请，中国珍藏的佛牙被迎奉到斯里兰卡巡行2个月，生动地反映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进一步促进了友谊的发展，在两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63年班达拉奈克夫人到中国访问，她每到一地必到佛寺礼佛，还在上海最大丛林玉佛寺延请64位高僧诵经，为已故的丈夫班达拉奈克追荐冥福，又将一尊仿斯里兰卡故都阿菟拉达普拉的古佛雕像送给北京广济寺供养。两国政府还在1960年10月举办了纪念中国著名高僧法显访问斯里兰卡1500周年的中国佛教图片展。中国佛学院也在此时向智增大学赠送佛经，法显成为中斯两国人民友谊的代名词。1978年后中斯两国佛教界交流又有新发展，双方领导人和僧侣来往更多。[66]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佛教协会首先选派圆慈、净因、惟善等5位比丘赴斯里兰卡学习，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才交流之风，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至今双方互派僧侣学习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交流史上最值得一提的是法显大师及其在斯里兰卡流传的“法显文化”。法显大师在公元410年到达斯里兰卡，于公元412年绕道爪哇回国。他到达斯里兰卡时，曾去圣足山朝拜，并在途中的一个山洞里停留了数日。这一带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外国来的高僧，便将此山称为“法显山”，将他停留的山洞称为“法显洞”，山脚下的村庄则名为“法显村”，村中的寺院也名为“法显寺”。
法显村位于今天的布拉特辛哈地区。在通往法显洞的路上有一条大道，据说是古代北方王城通向诸侯国的一条大道。当时法显大师就是通过这条大道走向圣足山的。自山脚向上攀登近五百石阶，便到了法显洞。山洞高大宽阔，犹如一个可容纳上千人的大厅，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僧太虚大师来此访问时曾手书“法显洞”三个汉字，请当地僧人将字刻在洞口上方，但最后没有完成这件事。
现在已经圆寂了的法显寺昙摩朗西长老和前财政部长罗尼·德迈尔先生曾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重建法显村的建议，中国政府欣然同意，并提供了二百万卢比的援款。重建工程于1981年7月正式开始，包括修建民宅、扩建学校、铺设道路、重修法显寺等。直至今日，法显村的村民对来自法显祖国的客人依然表现得格外亲切。他们不停地称道法显大师的业绩，感谢中国政府的援助。在斯里兰卡，只要一提起法显大师，立刻就会唤起中斯双方更加亲切的友情。[67]
此外，双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起来，随着互动次数的增加，中国和斯里兰卡佛教界的友谊进一步加强了。
2009年3月11日，斯里兰卡佛教主要派别之一的阿斯羯利派向在斯里兰卡访问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颁发荣誉学位证书，该派僧王、多位大长老及佛教信众百余人参加了颁发仪式，中国驻斯使馆派员出席。阿斯羯利派长老在致辞中高度赞扬刀述仁会长长期以来为传播佛教文化和促进中国佛教与斯里兰卡佛教交流所做的贡献。刀述仁会长感谢阿斯羯利派授予其荣誉学位，希望中斯佛教界双方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斯里兰卡佛教荣誉学位专为对佛教文化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设立。几十年来，仅有三位外籍人士获得该项殊荣。
2010年10月11日，斯里兰卡佛牙寺（Asgiri Mahanayake）僧王大导师Most Ven.Udugama Sri Buddharakkitha Asgiri Siyan Nigaya Mahanayaka Thera以及来自科伦坡的大长老Venjalvoja Jncnissara Thera一行参访河南嵩山少林寺，受到少林寺的热烈欢迎。
2010年11月12日至21日，应“世佛联”潘·瓦那密提主席与斯里兰卡全锡兰佛教会贾格特·苏玛提帕主席的联合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64人访问斯里兰卡，并出席在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第25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暨成立60周年庆典、斯里兰卡佛教电视台法显演播厅揭幕仪式等系列活动。11月13日，中国佛教代表团应邀走访了斯里兰卡菩提寺世界佛教文化苑。世界佛教文化苑是由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阁下倡导，准备兴建的展示各国佛教文化传统的宗教圣地。世界佛教苑位于科伦坡的郊区，这里树木茂密，环境优美，文化苑计划占地总面积大约77英亩，划分有十几个分区，也是希望将来世界各国能共同参与筹建。
11月14日下午，第25届“世佛联”大会开幕仪式在科伦坡Nnamon Grand饭店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僧大德与各界人士近600人出席。斯里兰卡总理D.M.贾亚拉特那、“世佛联”秘书长攀洛·泰阿利、王作安局长等出席并致辞。学诚副会长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会议。开幕仪式还举行了富有斯里兰卡民族特色的文化表演以及纪念邮票发行仪式等。[68]
2011年5月17日至23日，中国佛教协会组成以浙江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光泉法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佛乐代表团”一行43人赴斯里兰卡出席了纪念佛祖成道2600周年庆祝活动。5月17日至18日是斯里兰卡重要传统节日卫塞节，2011年恰逢佛祖悟道2600周年，斯里兰卡总统宣布2011年卫塞节定为“卫塞年”，并在全国举办丰富多彩的系列庆祝活动。
2011年5月20日，斯里兰卡佛牙寺国际佛教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出席并为博物馆剪彩，内阁部长、议员、佛教界僧王、大长老及各界人士出席开馆仪式。正在斯里兰卡访问并参加纪念佛祖悟道2600周年相关活动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也出席了庆祝仪式。
2011年12月17日，斯里兰卡国际佛教中心奠基仪式暨国际援助基金会佛教会议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隆重举行，应新加坡学航法师的邀请，斯里兰卡的中国留学僧康体分会会长仁虚法师和祖光法师带领康体20余位留学僧与斯里兰卡长老Mahanayake Thera、泰国高僧Seck Kong Hian、新加坡学航法师在国际佛教中心参加了会议，促进国际佛教界的交流。
2014年9月16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佛教协会会长、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应邀率众拜访斯里兰卡第一僧王Uduma Buddharakkhita Mahanayaka Thera，受到了斯里兰卡僧团的热情接待。印顺大和尚率团受邀抵达位于康提的佛牙寺，向斯里兰卡第一僧王送上来自中国的祝福，祝愿中斯人民安居乐业，两国佛教界继续深化合作、共创辉煌。僧王希望中斯两国佛教界继续保持紧密互动，共同为世界佛教发展做贡献。
2015年4月8日，斯里兰卡阿斯羯利派僧王（大导师）乌都伽玛长老（Most Ven.Uduma Buddharakkhta Mahanayaka Thera）圆寂。乌都伽玛僧王，1929年出生于康提，是斯里兰卡举足轻重的佛教领袖，在南传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中国佛教协会于第一时间发出唁电，并委派中国佛协常务理事、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本性法师专程前往斯里兰卡康提吊唁，代表中国佛协参加于康提为僧王举行的国葬仪式，以寄托中国佛教界对乌都伽玛僧王的怀念与哀思。
2015年5月斯里兰卡罗曼那派（又称孟族派）僧王Rev Napana Premasiri、科伦坡赞颂寺住持、西方省长老等带领僧团参访广东佛教界，受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佛教协会会长明生大和尚等的热情接待。在参访了普陀寺、光孝寺之后，僧王也专门赴南华寺瞻仰六祖真身、憨山和丹田三位大师的真身舍利，并于六祖真身前诵经礼佛。93岁的Revnapanapremasiri僧王虽年事已高，但依旧在弟子的搀扶下，恭敬礼拜六祖。僧王此次前来，也为广东佛教界带来了尊贵的礼物——佛陀牙舍利。5月24日佛陀舍利从斯里兰卡顺利抵珠，珠海普陀寺举行了盛大的恭迎仪式，随后佛陀舍利入寺内安奉。
此前，明生大和尚带领中国广东佛教友好交流团出使斯里兰卡，受到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亲自接待，在斯里兰卡期间，珠海普陀寺和斯里兰卡科伦坡赞颂寺结为友好寺院。双方结为友好寺院，将促进中斯佛教和文化交流，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友谊。
2015年9月斯里兰卡四大僧王之一的百岁长老Ven Dr Davuldena Gnanissara Maha Nayaka Thero与斯里兰卡佛牙寺住持Ven.W.Upali Nayaka Thero、新加坡Ven.Dr K.Gunaratana法师以及曾在北京大学攻读过博士学位的古那拉达纳法师等一行七人访问厦门。斯里兰卡僧团也为厦门佛教界带来了尊贵的礼物——佛陀舍利。僧王加尼萨拉一行拜访南普陀寺，并应邀参加了鸿山慈善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最后，斯里兰卡僧团将佛陀舍利供奉于鸿山寺，供信众瞻仰。
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佛教界的交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频繁，尤其是自2007年开始中国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佛教论坛，为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斯里兰卡僧团与中国佛教界有了更多的相互了解，彼此的往来增多，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受到，随着交往的频繁，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与斯里兰卡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斯里兰卡各个佛教派别各派僧王几乎都到过中国，这说明斯里兰卡佛教界都开始重视与中国进行佛教文化的交流。正是在相互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教发展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开展各种国际活动，另一方面又有内在的佛教学术体系的提升。
注释
[1] 锡兰在古代被称为“楞伽”（Lanka），1948年宣布独立后，西方国家仍称之为“锡兰”（Ceylon）。1972年正式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Sri”是僧伽罗文，表示“吉祥、胜利、妙”之意，“Srilanka”翻译为中文是“斯里兰卡”。
[2] 王兰：《斯里兰卡的民族宗教与文化》，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3] 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斯里兰卡的国名有不同的称呼，例如，在我国古籍中曾被称为“狮子国”“师子国”“僧伽罗”等。西方国家对之又有“锡兰”之称。但很多学者在著述中，常常将1505—1948年殖民地时期的斯里兰卡称为“锡兰”。故为了与历史记载相匹配，在本书的写作中，沿用不同历史时段的称呼。——笔者注
[4] [斯里兰卡]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纳：《锡兰简明史》，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12页。
[5] 《斯里兰卡发布最新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商务部网站，2012-06-29（引用日期2013年10月4日）。
[6] 参见[美]帕特里克·皮布尔斯《斯里兰卡史》，王琛译，中国出版集团2013年版；王兰《斯里兰卡的民族宗教与文化》，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7] 王兰：《斯里兰卡的民族宗教与文化》，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145页。
[8] 同上书，第155页。
[9] 王兰：《斯里兰卡的民族宗教与文化》，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10] 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1] 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摩哂陀是阿育王的弟弟，《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一（二十三国）：“佛去世后第一百年，无忧王弟摩酰因陀罗舍离欲爱，志求圣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足步虚空，来游此国，弘宣正法，流布遗教。自兹已降，风俗淳信。”但在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内，普遍流行的说法为摩哂陀是阿育王的儿子。
[12]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内部刊行），第9页。
[13]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内部刊行）1985年版，第27页。
[14] 汉语版《善见律毗婆沙》，又称《善见毗婆沙律》《善见律》《善见论》《毗婆沙律》。由南北朝时期僧伽跋陀罗译出，十八卷。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15]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16] 邓殿臣：《斯里兰卡佛教林居派及其向泰掸老傣地区的传布（上）》，《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1期，第48页。
[17] 邓殿臣：《斯里兰卡佛教林居派及其向泰掸老傣地区的传布（上）》，《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1期，第45—49页。
[18] 也有传说是印度羯陵伽国的一场战乱中，公主从印度带到斯里兰卡避难，公主将释迦牟尼佛的一颗佛牙藏在头发之中，将佛牙带到了斯里兰卡，此后一直珍藏在这里。
[19]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0]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8页。
[21]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5页。
[22] [斯里兰卡]阿僧伽·提勒卡尔特耐：《玄奘和法显有关斯里兰卡历史和宗教的记载》，康冬妮译，www.fjdh.com/wumin/... 3662444.html 2012-8-3。
[23]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内部刊行），第28页。
[24] 1.G.P.Malalasekera：The Pail Literature of Ceylon，第112—115页。2.2500 Years of Buddhism，第217页，转引自净海《南传佛教史》第一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25] 玄奘书中译为“师子国”。
[26] [斯里兰卡]阿僧伽·提勒卡尔特耐：《玄奘和法显有关斯里兰卡历史和宗教的记载》，康冬妮译，www.fjdh.com/wumin/... 3662444.html 2012-8-3。
[27]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内部刊行），第29页。
[28] 季羡林：《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29] 同上。
[30] A.K.Warder，Indian Buddhism，Delhi，1980，p.358.
[31] 王邦维：《略论古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及大小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32] 详参[斯里兰卡]摩诃那摩《大史》，韩廷杰译，（台北）佛光出版社1996年版。
[33] 日本学者南条文雄在1923年根据梵文本编订了《梵文入楞伽经》，印度学者维迪耶（P.L.Vaidya）在1963年编订了梵文本《妙法入楞伽经》。我国吕澂、季羡林等学者均对之进行过深入阐述。
[34] 对于《入楞伽经》产生的时间和地点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考证，笔者不再赘述，笔者在此关注的是其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以此来判断其在印度出现的时间。
[35]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内部刊行），第31页。
[36] 黄心川：《道教与密教》，《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1999年7月出版），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第205—218页。
[37] 飞锡：《大唐故大德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肃国公大兴善寺大广智三藏和上之碑》，《大正藏》第52册，第860页下。
[38] 邓殿臣：《斯里兰卡的大乘佛教思想》，《法音》1999年第10期。
[39]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内部刊行），第37页。
[40]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内部刊行），第39页；[美]帕特里克·皮布尔斯：《斯里兰卡史》，王琛译，中国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28页。另外，由于在各种汉译本斯里兰卡历史资料中，译者对斯里兰卡国王的音译词不尽相同，本书主要还是引用邓殿臣先生所译词。——笔者注
[41] [斯里兰卡]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纳《锡兰简明史》，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29—530页。
[42] [斯里兰卡]C.Dipayaksonr：《锡兰佛教史》，第150页，转引自净海《南传佛教史》第一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43] 淡然：《斯里兰卡佛教之我见》，天涯社区论坛，阅读时间2013年9月28日。
[44] [斯里兰卡]C.Dipayaksorn：《锡兰佛教史》，第158页，转引自净海《南传佛教史》第一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45] 参考杜继文主编《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6] 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内部刊行），第56页。
[47] 同上书，第59页。
[48] [美]帕特里克·皮布尔斯：《斯里兰卡史》，王琛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
[49] 同上。
[50] 参考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李荣熙翻译《锡兰佛教史》（油印本）。
[51] 参考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52] 参考《亚细亚近现代研究》，第309页，见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53] 参考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李荣熙翻译《锡兰佛教史》（油印本）。
[54] 参考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55] 悟一法师：《斯里兰卡的第一位净土行者》，佛教在线网站，
[56]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页。
[57] 参考www.fjdh.com/wumin/...3662444.html 2012-8-31。阅读时间为2012年9月1日。
[58] 参考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59] 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101页。
[60] Gunadas Liyanage，On the Path，Biography of Prof.Ven.Dr.Walpola Sri Rahula，Srilanka，1995，pp.287-295.
[61] 参考惟善《斯里兰卡佛学家罗睺罗长老及其佛教哲学思想》，《哲学家》2007年卷、2008年卷（连载）。
[62] 参考www.fjdh.com/wumin/...3662444.html 2012-8-31。
[63] 详细见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0页。
[64] The Maha Bodhi 1891—1991，Centenary Volume，the Maha Bodhi Society of India，1991，p.40.转引自圆慈《近现代南传佛教教育》，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65] 参考邓殿臣、赵桐《斯里兰卡考察报告》，《法音》1995年第9期。
[66] 参考杨曾文《当代佛教》，第92页。
[67] 参考明贤法师《僧伽罗国的佛教》，新浪佛学网站，2012年12月7日。
[68] 桑吉：《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斯里兰卡出席第25届“世佛联”大会暨成立六十周年庆典等活动》，《法音》201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