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界仍然处于延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禁锢之中，“左”的意识形态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直至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总结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训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宏观背景下，在理论界思想大解放和外国文学—文化思潮输入的双重资源的作用和影响下，古代文学研究开始走上了矫正与转型之路。一方面是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扬弃，对庸俗社会学和泛政治学研究所认定的一些学术“冤案”进行了“平反昭雪”；另一方面是对古代文学研究的理念、对象和方法以及古代文学学科都有了全新的定位，由此促进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发展与学术转型：被泛政治化扭曲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得到了修正，传统考据学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恢复，融合西方理论的新型学术范式也在探索中日益丰富起来，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时代主流。
第一节 改革开放的双重资源和影响
在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走向改革开放之初，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界同时面临着矫正与转型的双重使命，如果说“矫正”是面向历史的扬弃，那么“转型”则是面向未来的重建。在此进程中，需要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文艺思想解放和外国文学思潮输入双重资源的作用和影响。
一 文艺思想解放的资源与影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尽管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批判运动，但就整个理论界来看仍然是以“左”倾思想为主导，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方针严重地阻碍了思想解放的兴起和深入。直到1978年才出现了重大历史转折，此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以此为发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标志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序幕的开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1]这进一步促进了思想界的解放，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奠定了主题基调。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2]会议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理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影响到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从1978年底到1979年初，《文艺报》、《文学评论》、《上海文艺》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否定了“文艺黑线”论，推倒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有力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定位，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即“从属论”）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即“工具论”）一直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尽管当时的批评家也试图对这一文学观念的缺陷作一些修补，但却无法从根本上予以矫正。在这场文艺思想大解放中，文艺界与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这一关系，展开了一场“为文艺正名”的讨论，重新定位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978年6月，陈丹晨、吴泰昌在《上海文艺》上发表《评“文艺创作都要写阶级斗争”》一文，文章把“文艺创作都要写阶级斗争”列为“四人帮”“最惯用最典型的假左真右的反动文艺谬论之一。”继而陈恭敏也发表了题为《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对“文艺是政治的工具”提出了质疑：“把文艺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显然是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种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是不符合艺术的规律的”，“当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转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种‘工具论’，更值得加以重新研究”。[3]1979年3月，《文艺报》举行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开始受到普遍的诘难。
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对文艺“工具论”作了极为有力的批判。文章指出：“我们的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而得‘放’，迅速改变现状，满足群众的需要，就必须对‘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这个口号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提法，如果仅仅限制在指某一部分文艺作品（对象）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这个范围内，那么，它是合理的。如果把对象扩大，说全部文艺作品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艺作品的全部功能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原来合理变成了歪理。‘四人帮’的鬼把戏正在于：他们把一部分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阶级斗争工具’，作为全部文艺的唯一功能来加以宣扬，从而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歪曲成了文艺的定义和全部本质，这样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的特征。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将某些无法起‘阶级斗争工具’作用的文艺开除文艺行列；另一方面又将那些根本算不上是文艺但却适合于他们所需要的阶级斗争的东西强称为是文艺。这样，就把文艺变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文章不仅从思想解放的高度批判了“工具论”，揭露了“四人帮”以“工具论”进行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而且从文艺的自身的特点出发揭示了“工具论”症结的学理所在。文章认为：“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应当是文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只有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作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来考察的文艺观，才是唯物主义的文艺观。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要求文艺创作首先从思想政治路线出发，势必导致‘主题先行’，这样就撇开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把文艺与阶级的欲望、意志的关系作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来考察，这样的文艺观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文艺观。”同时文章还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以审美为中心的多种社会功能，反对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
解决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求得真的价值；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主要为了求得善的价值。在真与善的基础上，还要解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是为了求得美的价值。这三者的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文艺所追求的真，不是概念的真，而是艺术形象（主要是人物形象）的真；文艺所追求的善，不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说教，而是把强烈的、代表人民的爱与憎熔铸在艺术形象的创造中；文艺所追求的美，也不是纯形式的美，而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
由此可知，“‘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之所以必须纠正，因为它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说成唯一的、全部的关系，这样的文艺观，将导致文艺与政治的等同，因而是一种取消文艺的文艺观，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为文艺正名》正是从思想解放、文学自身特点揭示了“工具论”的症结所在，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影响。在此之后，《文学评论》、《文艺报》等许多报纸杂志或开辟了“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专栏，或刊载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文章，在全国形成一股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讨论的高潮。尽管仍有一些文章还是坚持“从属论”、“工具论”等陈旧观点，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了这种观点的错误所在，正确地澄清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定位也已成为党的文艺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发表《祝辞》，提出“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党的文艺政策是：“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4]第四次文代会闭幕不久，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5]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过去长期使用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社论既肯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同时也着重指出了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缺陷，强调指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社论根据第四次文代会精神，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新确立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针。1981年8月8日，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等观点作了重新的评价：“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1963、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6]也就在第四次文代会后不久，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被彻底否定，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及其政策方针也得以废除，这是文艺界思想大解放的重要成果。
文艺思想大解放直接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矫正与转型提供了思想资源，新时期之初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反思、学术“冤案”的“平反”，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的重新定位，都是建立在文艺思想大解放的基础之上而逐步向前推进的。
二 外国文学思潮输入的资源与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促进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外国文学思潮的输入，此与文艺思想大解放常常发生交互作用和影响。
九叶诗人、翻译家袁可嘉是较早把外国文学思潮引入本土的学者之一。1979年，他撰文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几个主要流派作了重点介绍，分别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象征派诗歌、三四十年代的意识流小说和50—70年代的荒诞派戏剧。对这些文学流派的介绍，主要是出于思潮性和艺术性的考量，已基本摆脱了意识形态至上的惯性思维。如他介绍象征派诗歌时指出：“无论在思想倾向或艺术手法上，象征主义都是划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界线”，“象征派诗歌值得我们注意的既在它有曲折地反映艺术家与资本主义社会相矛盾的思想内容，更在它开拓了一些新的艺术方法。这种艺术方法……就是十分重视形象思维，用一个诗篇所拥有的全部手段来形象地构造作者所想创造的意境，极力避免泛泛的一般的陈述或描写，力求表现方法上的浓缩和精练，力求体现‘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闻一多：《诗的格律》）”。关于意识派小说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意识流小说家力图打破现实主义小说只注重对外界环境、人物行为的描写和故事情节的安排旧框框，“深入到人物意识的奥秘中去”；“在写法上，他们主张作者应当避免直接出面评头论足或说教宣传，放手让人物意识自动地、自由联想和种种象征手段来真实地显示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而荒诞派戏剧是以“二战”后存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存在主义哲学把“自我”看作存在的核心，把世界万物看成是“自我”的表现、补充或阻碍，人的存在只能是“荒诞的存在”，所以荒诞派戏剧“也只能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这种荒诞的存在”，其舞台出现的就是“非理性的世界和非人化的人物”。[7]这几种文学流派不仅有欧美文学思潮的时间上的承前启后的传承性，而且分别体现了诗歌、小说和戏剧三种不同文学体裁，因而具有典型性。此后，袁可嘉又从总体上概括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艺术主张，即重主观表现、重艺术想象和重形式创新；其艺术手法是采用表现法，而非描写法。[8]
1978年，《哲学译丛》第4期上刊有郑项林摘译的《结构主义与哲学》和王炳文摘译的《结构主义》两文，简要介绍了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及其代表人物，但未引起反响。1979年，袁可嘉又在《世界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一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结构主义文论的文章；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幼蒸对比利时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译著，极大地促进了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1983年，张隆溪在《读书》杂志上从第8期到第11期，连续发表4篇专论结构主义的文章，包括《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语言的牢房——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和人类学》、《诗的解剖——结构主义诗论》、《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这些文章进一步促进了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1980年，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由曹庸翻译刊载在《外国文艺》第3期，是“文化大革命”后最早介绍英美新批评的文章。1981年，杨周翰于《国外文学》第1期上发表了《新批评派的启示》一文，从新批评理论反思了我国此前的文学研究。1982年，赵毅衡撰文《“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新批评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指出新批评派是一种相当独特的形式主义，其突出特点是能够对文学作品结构作辩证的理解，强调绝对的文本中心主义，把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作者心理原因，把读者反映问题，文学社会效果问题，文学作品群体特征及文类演变等等全部推到文学研究的门外，十分注重文学语言特征的研究，甚至以文学语言特征作为文学区别于科学的特异性。[9]1984年，韦勒克和沃伦所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学界对新批判理论的关注和重视。
1981年，朱虹《〈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发表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作者站在女性主义价值立场上，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编选出版了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系统地开始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的译介。序言中不仅简介了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还简介了《女性之谜》、《性权术》等女权运动的重要著作，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弗吉尼亚·伍夫的《自己的房间》及苏珊·格芭等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女性主义批评经典。由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文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
1983年，张黎《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对接受美学进行了介绍，指出接受美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科学变革的直接产物，把读者提到了文学考察的主要地位，“强调了为文学史家们历来所忽视（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读者’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个重要因素”。[10]
此外，还需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高行健出版于1981年《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小册子。该书虽然是探讨小说写作技巧之书，却对西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流派作了大量的介绍，几乎涉及西方现代文学种种流派及其相关的艺术技巧，如叙述语言、叙述人物、意识流、怪诞与非逻辑、象征、结构、艺术抽象、时间与空间、距离感等。[11]
80年代初期，一些学术刊物纷纷开辟专栏来介绍和讨论西方的文学流派和思潮，在外国文学思潮输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外国文学研究》从1980年底开始率先推出“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专栏，对西方种种现代派文学进行了介绍并讨论。《当代文艺思潮》于1982年4月创刊，其宗旨之一就是“开拓文艺研究领域，革新文艺研究方法”。从1982年至1984年先后开辟出“美学与文艺学的现代化问题”、“文艺学与现代科学”等专栏，介绍讨论外国文学新思潮与中国当代文艺研究的新走向。
一些西方哲学理论的输入也对外国文学思潮输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如1981年在北京先后隆重举行了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纪念大会和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大会，推动了西方古典哲学理论的输入；此后有“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等等。这些都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西方文学思潮的输入。
外国文学思潮的输入，不仅拓展了固有的学术视野，而且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武器，成为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另一种重要资源。当诸多学者从“从属论”、“工具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逐渐清除了“阶级性”、“人民性”等批评话语后，他们关注的视角就不再停留于作者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而是由此延伸到作品的文本本身、作品的接受者——读者。同样，他们也不再满足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而是开始借鉴美学的方法、心理学方法、宏观研究方法以及民俗学、考古学、神话学、宗教学等文化学思维来进行新的文学解读和研究。因此，对于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思潮促进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第二节 三十年学术的反省与扬弃
古代文学研究的矫正，首先体现在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学术反省与扬弃。三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一般分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两个阶段。它们之间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本质的不同。张白山指出：“回顾前十七年，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后十年是毁灭文化的动乱时期，但也有教训可以总结。……前十七年‘左’的干扰与后十年的极‘左’路线虽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却有原则区别的。不看到这个区别，就不符合历史的实际。”[12]徐中玉也指出：“十七年应该与十年浩劫相区别，因为问题的性质不同。但是，十年浩劫时期的某些问题，例如‘左’的干扰、个人迷信、思想僵化，在十七年的后期已经存在。‘四人帮’则变本加厉，更加发展到了极端。”[13]
一 对“文化大革命”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总体说来，“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主要标志是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来指导研究与教学工作，逐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古典文学研究的面貌根本改观”。[14]
杨公骥对十七年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作了具体归纳：一是古典文学资料（包括作品、作家传记、重要文献）的整理和校勘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研究也较为精致；注释、训诂和考证等工作的成就也较为突出。二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了相当繁荣的表现。三是培养了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形成了队伍，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旧中国。四是广大的古典文学工作者，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都愿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作家，评价作品，使得古典文学研究的面貌根本改观，研究规模之宏大，研究成果之丰富，都远远超过了旧中国。[15]
胡念贻还从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层面分析了十七年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绩，他认为：
解放以后，广大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学习了马列主义，学习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把它运用到古典文学研究中来，促使古典文学研究改变了以前的面貌，具有了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完整体系。这一门学科的内容，如所周知，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古代作家和作品，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研究这一门学科，就是为了批判地继承遗产，而批判地继承遗产的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是为了繁荣创作、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有许多是力图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结合时代背景，作了思想性的分析，有的还分析了艺术性。文学史著作也不像过去许多文学史一样只是人物事实的叙述或随心所欲的简单论断，而是侧重在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论了。这些工作大都是以前很少作过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却是普遍地认真地作起来了。[16]
胡念贻从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从当代中国新学术传统的建立与发展的视角阐释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也有诸多的缺点和错误，对此研究者也有深刻的思考，并且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作深入的探析。
第一，古代文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教条化、庸俗化。主要表现在：不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而是形成了分析思想性、艺术性的公式和套子；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古代文学，而是奉行“疏不破注，注不破经”的经书注疏式阐释，仅满足于用文学现象注释某些个别结论；在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只是简单地把马恩列斯毛的理论和高尔基、鲁迅的理论罗列在一起；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则往往以领导个人的好恶为“标准”和导向，缺乏独立思考，也“不许”和“不敢”独立思考。轻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错误的，但也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庸俗化、教条化，进而演变为实用主义原则，从而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17]程千帆将这种教条主义束缚、权威迷信的现象称作为“新经学的迷雾”。[18]
第二，不能处理好遗产的继承与批判的关系，从而影响古代文学的正常研究。曹道衡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古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只讲批判而忽视继承，“认为强调批判是‘革命的’，而强调继承则是‘保守的’或‘落后的’”。“这种思想本质上就是‘宁左勿右’的错误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反映。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些研究者对古代作家或作品中某些本来有进步意义的内容，作了脱离历史条件的苛责，甚至全盘否定。”脱离历史条件而苛责古人的一种突出表现就是“以人画线”，根据历史人物的政治观点进步与否而决定对其文学作品作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并以此为准则来判断与其交往的作家与作品。苛责古人的另一种表现则是抓住某些部分，而否定全部，只攻其一点而不计其余。这种苛责古人的结果“必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对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因而不能正确处理古代文学的研究。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其任务首先是研究古代遗产中优秀的东西，汲取其有益的成分，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而这种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则不能达到这种效果。[19]
第三，片面强调古代文学的思想性研究，而忽视古代文学的艺术性研究。胡念贻指出：“五十年代初期，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一般不谈艺术性。一九五六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谈论艺术性的文章多起来了。到了五十年代末，这一类文章往往受到批判。从此以后，古典文学的研究文章，对于艺术性又过度小心，不敢多谈，要谈也是很空泛。因此可以说，解放以后，对于古典文学艺术性的分析，是工作中一个薄弱环节。”而文学的特性是通过语言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和思想感情，要求有美感，能动人。如果撇开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就不成其为文学作品。因此，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就必须十分重视研究它的艺术性。同时，古代许多作家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创作，在作品的艺术性上有着许多独创性的特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所以从艺术的继承性这一点来说，也应该加强古代文学的艺术性研究，而不能只就古代文学的思想性作研究。产生这种现象，既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待古代作品遵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有关；也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中流行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思想倾向有关。[20]
第四，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轻信“定评”，害怕“冷门”。我国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形成了极为丰富、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产生了大量的作家和作品。各种文学流派、思潮、风格，变化万千，层出不穷。但对于这样丰富的文学遗产，新中国成立后所涉及的范围极其有限，研究对象少，研究领域窄。以唐诗为例，据《唐诗纪事》载，唐代有两千多位诗人，而新中国成立后研究或介绍的诗人只有四十几位，而大多数又主要集中在李白、杜甫等大家、名家身上。对于汉赋、齐梁文学、宫体诗等，由于早有“定评”，被视为一种消极的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者轻信这种早已“定评”的结论，不敢打破陈陈相因的陋习，因此研究缺乏创新性。对于一些较为偏僻的“冷门”学术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把钻“冷门”视为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一种表现，因此，研究者不敢涉足其中。正是由于顾忌太多，轻信“定评”，进一步促使古代文学研究范围变得更加狭窄。[21]
第五，古代文学研究忽视民族性特点。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之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文学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点，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古代文学研究却缺乏自己应有的民族性特点。这主要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照苏联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史体系，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抹杀了我国古典文学的民族特点。如“气”、“味”、“风骨”等，这些概念很难用西方的概念解说清楚，但它们所概括的内容却相当明确，这就是有民族特点的东西，我们应该加以发扬，加以改造。[22]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是主流，但缺点和错误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为重批判轻继承，重思想轻艺术，理论僵化，实践狭窄，缺乏民族特点，之所以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左”倾思想所致。
二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由于“四人帮”阴谋政治和极“左”思想的主导，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正常的学术活动已基本停止，学术研究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因此研究者对于此期的古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的。
杨公骥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的文学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他认为江青的“政治统率文学”，林彪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强有力的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和封建主义的文学观是全然一致的”。因为他们认为文学不是由社会现实生活产生的，而是由“道”、“道德”、“义理”产生的；他们认为文学不是被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所派生的具有自己特性的意识形态，相反，而说它是另一意识形态（“道”或“政治思想”）的附庸和表现工具。这与马克思文艺观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马克思文艺观“从来反对把观念当做意识形态的始因，从来反对把意识形态看做是表现观念或宣扬‘道’的一种工具”。因此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新“文以载道”论，究其实质只不过是继承了封建主义的“宗教”或“神学”传统。而古典文学研究也受到这“理论”的影响，使古典文学的研究，不是从文学的历史出发，不是从文学史的既定事实出发，而是从“道”出发，文学史也变成了“载道”工具。[23]
除了从整体上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古代文学观念进行批判否定外，研究者还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红极一时的“儒法斗争”、“评红”运动和评《水浒》等所谓的文学批判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剖析。
“儒法斗争”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而展开的一场学术批判活动。他们臆造儒家和法家的对立，歪曲中国历史是一部“儒法斗争史”，儒家是落后和反动势力的代表，法家则是进步和革命势力的代表，而中国文学自始至终贯穿这一斗争史。因此他们自我标榜为革命进步的“法家”，而把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污蔑成是落后保守的儒家。其御用写作组“江天”之流炮制了《研究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等文章，企图高唱文学史上的“儒法斗争”论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对此章培恒、胡念贻等分别撰文《对文艺发展历史的卑鄙篡改——评〈研究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及其他》、《驳所谓“儒法斗争是贯串中国文学史的主线”论》，[24]对中国文学史中的“儒法斗争”主线谬论作了批驳和剖析。章培恒指出，所谓“儒法斗争史”，“实际上是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胡念贻则认为“儒法斗争”论实际上是“四人帮”出于政治阴谋而捏造的荒谬公式，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章、胡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四人帮”捏造的“儒法斗争”论的政治目的和荒谬实质。
“评红”运动发生于1973—1974年，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场“评红热”，刘梦溪率先作出了反思，但他对这场“评红热”基本上是持“应予肯定的”态度，他认为这场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是广大群众试图运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阐释观点来研究该书，推动了《红楼梦》研究；只不过缺点就是“‘四人帮’乘机插手了评红运动”，散布了一些极其荒谬的观点。[25]对于刘梦溪的这种反思，很多研究者都作了有力的反驳，并且提出了更为客观的反思意见。如丁振海认为这场评红运动“是‘四人帮’操纵和控制下的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运动，并非仅仅是‘乘机插手’的问题”，所谓“空前的”“群众性”和“广泛性”并不值得称道，况且“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对待《红楼梦》研究”本身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26]傅继馥也认为这场“评红热”是“四人帮”垄断操纵的一场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评红运动从根本上予以否定”。[27]王志良、方延曦则指出“评红热”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该给予彻底否定。[28]
“评《水浒》”发生在1975年，紧接着“评红热”之后，也被纳入到“儒法斗争”的荒谬思维逻辑当中，特别是制造了“宋江架空晁盖”这样主观臆断的荒谬论题以鼓吹“篡权”、“夺权”之类的伪命题，从而达到污蔑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政治目的。对此，丁振海认为“四人帮”的“评《水浒》”运动是“对《水浒》进行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歪曲”，这样歪曲的表象下是为了他们的政治阴谋。[29]
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古代文学研究，学界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认为十年“文化大革命”完全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全盘否定了文化遗产，对古典文学来了一个大扫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十七年中“左”的错误的恶性发展。当然，十七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虽有一定的“左”倾观念，但正常的学术研究还占据着主流，并且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后者则完全颠覆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把学术研究推向泛政治化，学术研究完全成了政治批判的工具和手段，学术成果几乎一无是处。
概而言之，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古代文学研究进行深刻反思，是文艺思想解放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主要成果的具体体现，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关键一步。因为只有深刻认识到了古代文学研究中“左”的思想观念长期盛行的深层原因，认识到了马列主义教条化、庸俗化对古代文学研究造成的严重危害，认识到了基于“从属论”、“工具论”而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所带来的沉痛教训，才能自觉纠正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偏差，改进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实践缺陷，因而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矫正与转型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由于时代局限所致，一些反思还不够彻底，认识还不够深刻，还有一些论题存在着分歧和争议，但反思毕竟是矫正与转型的前提。
第三节 学术“冤案”的“平反昭雪”
在对三十年古代文学研究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交织着对三十年间累积的学术“冤案”的“平反昭雪”。所谓学术“冤案”，是指那些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和政治批判运动中出现的对于一些古代文人作品的错误批判和定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被错批的学术问题又得到了重新评价和肯定。这些“平反昭雪”的学术“冤案”典型者有：孔子、杜甫、韩愈、金圣叹以及宋诗的错误批判。
一 孔子的“平反”
“文化大革命”期间，伴随着“评法批儒”斗争的进行，“法家”被标榜为进步的革命派，而“儒家”则被视为落后的保守派，中国古代文学史则被认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儒法斗争”，[30]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及其文艺思想自然也紧接着被批判打倒。
“四人帮”被粉碎后，章培恒、胡念贻等人分别撰文对中国文学史中的“儒法斗争”主线谬论作了批驳。随着“儒法斗争”的思想束缚被打破，儒家思想、孔子思想被歪曲的评价开始得到“平反”。庞朴认为：“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人物，孔子创建了一个学派，提出了一些错误见解，也认识到了一些真理，从而留下了许多为后人由以出发并得以利用的思想资料。……孔子学说在后世产生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也还有积极的一面；后人对孔子的利用，起过反动作用，也曾起过进步作用。我们不能以一个方面否定另一方面，不能拿一种作用抹杀另一作用。而所有这些方面和作用，又只有从其同孔子思想的联系和区别中，作出评价，从历史发展的曲折和波澜中，寻找说明；不能皂白不分，爱恶先定，‘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胡涂对胡涂，那将是什么也判不清楚的。”“四人帮”的荒谬性就在于“既不区分不同尊孔活动的不同实质和作用，更蓄意混淆孔子思想和尊孔活动实际存在着的差别，进而把肯定孔子思想合理因素的学术研究一律谥为尊孔，继之以‘凡是尊孔派都是反动派’的大棒，凶神恶煞，气焰万丈，把历史搞乱，把理论搞乱，把政治和学术关系的政策搞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其结果是，在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切工作的大破坏中，历史研究中的孔子批判工作，也是荒芜一片，疮痍满目，直至形成禁区，无人敢于涉足。”[31]
对于孔子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地位，陈祥耀认为孔子对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孔子编辑、传授的经书，对古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孔子的“德治”以及通过孟子而发展起来的“仁政”思想，成为古代进步的文学家衡量政治、批判现实的主要思想武器；孔子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有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孔子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把内容放在第一位，这在原则上也是正确的。因此，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孔子对古代文学的发展贡献是不可低估的。[32]张文勋则认为孔子文学观中关于文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关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关于“道统”和“文统”的问题在我国文学史上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33]蔡厚示也指出，在先秦文论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占有突出的地位。孔子就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创作原则和方法等问题，都作过较明确的回答和发表了较完整的见解。在古代文论领域中，孔子不仅比他的前辈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而且比他的同时代人（甚至晚于他一两个世纪的人）提供了较为正确的看法，这正是他的历史功绩。[34]李泽厚则指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奠定汉民族的心理—文化结构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事实”，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为它的对立和补充，儒道的对立和互补，构成了中国美学的思想主线。[35]
二 杜甫的“平反”
杜甫被喻为“诗圣”，新中国成立后又被称为“人民诗人”，但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喜好多次表达了对杜甫的不甚喜爱，[36]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杜甫不仅被摘掉了“诗圣”、“人民诗人”的荣耀，甚至被当作反面诗人典型被批判打倒。1968年至1969年，郭沫若附和毛泽东的个人喜好，写作专著《李白与杜甫》，1971年出版。该书首先摘掉了杜甫头上“诗圣”和“人民诗人”两顶帽子：“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并且严厉地批判道：“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的诗和文。”[37]此后，刘大杰在再次修改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杜甫所真正向往、赞美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他儒化了的法家政治”，后来又产生了疑儒、轻儒思想，晚年进而“由轻儒倾向于重法”。这样，杜甫既是“法家诗人”又是“封建卫道士”。[38]
针对刘大杰的观点，陆侃如以杜诗的统计数字证明杜甫不是“轻儒重法”，而是“尊儒尊孔”的，所谓“法家说”根本不能成立，而杜甫后期所谓由儒入法的“转变”也根本没有发生，因为后期杜诗中的儒家色彩远远要超过其他一切。[39]韩酉山则指出，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经过叔孙通、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就逐渐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法家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流传下来，同先秦法家思想有着不同的基本特征，如“法古”、“礼治”、“仁政”等，而“杜甫的政治思想同儒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而同法家是毫不相干的”，因此杜甫所谓“被他儒化了的法家政治”思想根本不能成立，所谓“由疑儒、轻儒倾向于重法”的思想发展过程并不存在。[40]
对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观点，许多研究者都提出了批评。萧涤非认为郭沫若是用曲解和误解杜诗的方法来歪曲杜甫；[41]高建中也认为郭沫若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剪裁客观材料、甚至不惜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研究方法来曲解杜甫的。[42]董治安则指出：“杜甫的诗歌用同情的态度，相当广泛地写出了当时人民的疾苦，暴露了封建统治的腐朽，鞭挞大地主统治集团的种种罪恶，触及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和带根本性的矛盾。”所以“杜甫对待人民的同情和对于封建统治集团的批判态度，使得他有别于其他许多封建地主阶级作家”。[43]王学太特别推崇杜甫“用尽毕生精力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在这些诗中他塑造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许多典型人物形象。这里有农民、士兵、军官、贵族、书生、商人等，并且描绘了这些典型人物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这一切生动地再现了大唐帝国——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过程。他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人民所受的苦难，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包括爱国主义呼声）。在占杜甫作品绝大部分的抒情诗中塑造了一个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命运、共甘苦的诗人自我形象。他的一生中遭受了许许多多苦难，但是不管生活的道路有多么艰难，他的忧国忧民之志愈挫愈坚，如倾日之葵，朝海之流，永不变其初衷。他的诗深深激动着后代读者，告诉人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如何去做一个真正的人。许多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的仁人志士不少是受到杜诗哺育的”。[44]因此，陈昌渠认为杜甫“可以，而且必须”称为“人民诗人”；[45]萧涤非在《杜甫研究》中也指出：“在我国文学史上，欠劳动人民的血汗债最少、而为劳动人民说的话却最多的诗人，不能不推杜甫”，所以杜甫是称得上“人民诗人”的称号的；[46]朱东润也认为杜甫“运用人民的语言，诉说人民的情感”，可以被称为“人民的诗人”。[47]至此，“人民诗人”的荣耀又戴在杜甫的头上了。
三 韩愈的“平反”
犹如评价李白、杜甫一样，历史上评价韩愈、柳宗元两人也是扬抑各执一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迎合最高领袖个人的爱好，人们往往扬柳抑韩，韩愈一直未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50年代，就有人著文批评韩愈“反对王叔文及其领导的政治集团”，“是一个维护大地主世族地主利益，而始终和旧势力妥协者”。[48]“文化大革命”期间，著名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出版了《柳文指要》一书，书中凭着作者个人的兴趣和附和领导的爱好，也持扬柳抑韩的观点，严厉批判韩愈所谓勾结方镇、疏附宦官的政治行为和思想，批评韩愈“以文为诗”的诗风。[49]新时期之初，吴世昌仍然延续着扬柳抑韩的论调，对韩愈作了否定性的评价，甚至对于韩愈的古文运动主张和地位都作了否定，认为韩愈的文学主张是“贵古贱今”，把韩愈当作古文运动的发起者或领袖“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50]
针对扬柳抑韩的现象，郭预衡撰文对韩愈的政治思想作了重新考察，认为韩愈虽然反对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客观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但主观上他是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反对佛老思想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对韩愈的政治思想作一概的否定。[51]郭预衡紧密结合韩柳所处的时代背景，深入考察了韩愈思想的复杂性，批驳了对韩愈的一些不正确的评价，为韩愈的“平反”迈上重要的一步。蒋凡则进一步指出，韩愈的政治主张虽然与王叔文集团有分歧，但对“永贞改革”并没有全面对抗，与“永贞改革”的具体措施也“并无根本矛盾”，“在‘外制方镇’、‘内抑宦官’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并无本质的不同”。而且“在韩愈柳宗元的时代，对王叔文集团和‘永贞改革’的态度，并不是检验政治上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在贞元末至元和年间，反对王叔文集团的，“既有反动腐朽的势力，又有进步的政治人物，不可一概而论”。[52]王启兴也认为韩愈的政治思想和王叔文集团的“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的改革措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53]
针对韩愈“以文为诗”的诗风批评，江辛眉指出，韩诗之所以具有刻意求新、险怪奇崛的风格，是为了矫正大历到贞元年间诗坛诗风平庸、多袭陈言的状况，实质上是一种革新尝试。“韩愈诗的散文化倾向，正是当时古文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力矫诗坛颓风的有效措施。”“只有在诗的散文化倾向出现以后，才始意味着逐步摆脱了六朝以来轻靡诗风的桎梏”，“诗的散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给诗歌以更大的自由，增添纵横驰骋的气势”。韩愈的诗歌创作虽然是有弊端的，但是“不能由这些弊端存在便说这些手法不能用”。[54]程千帆也认为：“韩愈以文为诗，其实际意义就在于要突破诗的旧界限，开拓诗的新天地，这不但有助于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面目，而且成为宋诗新风貌的先驱。”[55]阎琦指出以文为诗具有合理性：诗文在体制上有互相渗透的现象；诗乐分离使以文为诗手法成为可能；古诗尤其是七言古诗宜于散文化；题材的扩大促进了诗的散文化。韩愈以古文句法为诗，“最成功的努力是尽力创造一种使诗歌既不失基本整齐、规范的句式，又摆脱了形式整饬的束缚；既不是押韵的散文，又采用接近散文那样流动、潇洒、善于传情达意的语言和句式的新型诗体”。[56]
刘国盈则撰文重申了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重要地位：“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不过是像接力赛跑一样，他接过了前人传下来的接力棒，继续向前跑了一段路程罢了。然而，这一段接力却很重要。没有韩愈的接力，古文运动就可能半途而废，有了韩愈的接力，古文运动就有了成绩。”“古文代替了骈文的地位而成为一种通用的文体了。这固然有时代的原因，但韩愈个人所作的努力，也是不能抹杀的。首先，韩愈通过师道关系，大大扩大了古文运动的影响；其次，韩愈写出了‘许多堪称模范的散文作品’。……只有韩愈的大量的‘堪称模范的散文作品’问世之后，才显示出了古文运动的实绩，才最后战胜了绮靡的文风。”因此，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是功不可没的。
这样，韩愈对“永贞改革”的思想态度、“以文为诗”的诗风、古文运动中的地位都得到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 金圣叹的“平反”
金圣叹是清代著名的文论家，其评改的《水浒传》和《西厢记》在清代颇为流行，但对于金圣叹及其评点的作品历来褒贬不一，争议很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金圣叹被定为“反动的封建文人”，其评改的《水浒传》和《西厢记》也多被否定。1964年在关于金圣叹的讨论中，虽然偶有研究者反对这种定评，但并没有推翻这个符合政治原则的结论。[57]1975年，《学习与批判》刊登了罗思鼎《三百年来一桩公案》一文，对金圣叹及其评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作了彻底的否定，并且对一切不同意见加上“刮起为金圣叹翻案的妖风”的罪名，妄图给这桩公案下个定论。
“四人帮”粉碎后，金圣叹及其评点的“平反”工作被研究者提上日程。张国光首先为金圣叹不遗余力地作了翻案工作。张国光认为，历史存在着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一个是旧本宣传投降主义走投降路线的《水浒》和宋江，一个是金圣叹评改的《水浒》和宋江。“金本《水浒》是评改得成功的。它反映了人民群众被逼上梁山的曲折而痛苦的历程，歌颂了农民的起义斗争，歌颂了敢于革命的英雄好汉，体现中华民族和广大劳动人民酷爱自由、反抗压迫的革命传统，符合于事物的辩证法。”金批序文、批语中对宋江的讥贬，是金圣叹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涂上的一层“保护色”。[58]张国光还指出，在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成就最高、对我们的借鉴作用最大的则是他的《西厢》评”，金本《西厢记》中，无论是思想主题、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其成就都远远超过了王本《西厢记》。[59]金本《西厢记》优于王本《西厢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正面人物性格进行了深化；对王本《西厢记》的唱词进行了加工，使之更易于阅读和普及；截去了第五本，删掉了大团圆的结局，突出了反封建的思想主题。[60]
由于张国光为金圣叹的翻案做得过于完美，有点矫枉过正的味道，因此引起了一些批评。如萧相恺和欧阳健就指出，张国光为金圣叹翻案而努力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他“为了夸大金圣叹和金本《水浒》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对于旧本《水浒》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等观点，“实在令人难以信服”。[61]
黄霖、洪克夷等人则对金圣叹及其评点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翻案态度较为平允。黄霖通过对金圣叹的诗作《沉吟楼诗选》的思想内容分析，认为“金圣叹的思想是复杂的、矛盾的”，他“一生穷秀才的生涯，虽然没有使他跳出阶级局限，倾向农民革命，但低下的地位、困苦的生活就是能使他切身感受到社会的黑暗、群众的疾苦，能起来抨击腐败的政治和呼吁改变劳动人民的遭遇，以至最后挺身而出，为反对贪官酷吏而献出了生命”。金圣叹评改《水浒》无可否认有着深深的阶级烙印，暴露着种种局限，但“不能简单地说金圣叹反对农民起义”，“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能像他这样大胆地、热情地对这样一部书、这样一群人、这样一些事，作这样的歌颂的，实在是不多的”。[62]洪克夷也认为金圣叹“既有反清的民族思想，但又缺少骨气，容易动摇。他对封建政治腐败有不满和牢骚，在环境的推动下甚至敢挺身而出，可是他并无反叛的决心，更没有反叛整个封建统治制度的思想。他不甘受严格的封建伦理的羁绊，但头脑中又有浓厚的封建观念”。金圣叹思想中有最为可贵、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在某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对封建传统的叛逆精神。他不仅痛恨贪官污吏，而且由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而至于贬斥君权”。金圣叹“评点的《水浒》、《西厢》，是早被封建统治者斥为‘诲淫诲盗’的。在他们看来，书评中蔑视传统的议论，以其触目的光彩，足以掩过浓厚的封建意识的一再表露。事实上两者客观影响的大小，确实不是以字数篇幅的多寡计的。因此我们若平心而论，金圣叹及其书评对封建制度所起的，毋宁说主要是破坏作用，而不是维护作用”。[63]黄霖、洪克夷等人的评价在肯定金圣叹及其评点的历史价值和地位时，也没有刻意忽视他的历史局限性，是较为公允的。
五 宋诗的“平反”
唐宋诗之争是一桩学术公案，历来各有褒贬。1965年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十三年后，信被公开发表，[64]又引起了一场褒唐贬宋的宋诗批判，纷纷批判宋诗违反形象思维的规律。如周寅宾指出，宋代诗坛先后出现了西昆体和江西诗派，它们都违反了形象思维的规律，其原因则是宋人脱离了现实生活，结果只能作空洞的议论和堆叠晦涩的典故。[65]苏者聪则从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毛泽东的观点：“唐人强调诗歌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宋人多从前人创作中讨生活”；“唐人重抒情，宋人主说理”；“唐诗用形象，宋诗发议论”；“唐诗用比兴，宋诗用曲故”。[66]宋诗违反形象思维规律的突出表现就是“以文为诗”，好发议论，好用典故。这显然是把“形象思维”与“以文为诗”作了绝对的区分。
对于此种论调，程千帆指出，诗歌中的议论“是《诗》、《骚》中早就存在的。韩愈以及追随他的宋人以古文立论之法入诗，只是踵事增华，并非自我作故；同时，也只是扩充了诗歌议论的成分，而非只在诗中说理，不在诗中抒情。韩愈及宋人的许多含有议论成分的好诗，无一不是抒情与说理非常巧妙的融合”。因此，“以文为诗”是可以与“形象思维”共存的。而“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的，在宋代作者中只占极少数。多数人以文为诗，并没有放弃形象思维，其作品并不缺乏形象性。由此可见，他们并非不懂形象思维”。[67]也就是说，宋诗虽然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但同时也包容着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同时共存的。以此种观点来批驳贬宋诗的研究者甚多，如徐有富说：“宋诗的议论不仅没有违背诗歌创作的规律，倒是十分注意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的。”[68]赵仁珪也说：宋诗的议论化“能在形象的基础上加深命意，余味无穷，富有哲理性”。[69]江溶也指出：“宋人议论入诗，虽有流于抽象迂腐的，但多数并未取消用形象思维来反映生活这一特质。许多议论本身就是通过生动的图画进行的。……有些议论本身不一定非常形象，但由于饱含了诗人的情感，并与作品的其他部分有机地糅合，依然起到良好的效果。”[70]
杨廷福、江辛眉则针对苏者聪的观点一一作了反驳，他们认为宋诗并非没有联系现实生活的好作品，对“从前人创作中讨生活”的倾向也不一概而论；以“抒情”和“说理”来界分唐宋是不适当的，因为“情”和“理”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并且宋诗说理之处也是从唐人嬗递而来的；发议论和用形象并无矛盾，唐宋人都是能形象化地抒发议论的；宋人运用形象化比兴手法，甚至较唐人还深刻，而且用典也是一种“比”。[71]
张白山再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视角来批驳贬低宋诗的错误论点。他说：“从中国诗歌发展的进程来看，应当说宋诗是唐诗的继承和发展，没有唐诗，宋诗便无所师承，也谈不上创造。宋诗的革新和发展，具体表现在‘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方面。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宋诗散文化问题。”[72]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实则是宋诗继承唐诗之后的新变和发展，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不能因为有了这种革新和发展就贬低宋诗的成就和地位。傅璇琮也肯定了“宋诗是唐诗的发展，而不是停滞或后退”。[73]刘世南在充分肯定宋诗继承唐诗的优良传统而有所革新和创造的同时，更大胆地指出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对宋诗的否定是不符合事实的，而那些在《信》影响下随声附和的，也是‘一叶障目’”。[74]
至此，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手法，宋诗的诗歌史地位得到了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一场由毛泽东个人喜好而导致的唐宋诗论争得到了平息，一些研究者在思想解放之初因思想尚未完全解放而加诸宋诗的不恰当评价也得到了修正。
通过对上述学术“冤案”“平反”的个案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在系列“冤案”的“平反”的过程中还存有一定程度的“左”的思想，还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化目的和阶级性的标准，但总的来说，这种学术“冤案”的“平反”充分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因思想解放而进行自我矫正的珍贵成果。其重要意义一是在于对过去三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经验教训的理论反思与总结取得了新的阶段性成果。这为今后古代文学研究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总结和超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二是在于摆脱了以往泛政治化与庸俗社会学研究的惯性思维。不再以政治意图或政治人物的言论而故意拔高或贬低作家作品的文学地位和历史价值，甚至能够对政治人物的一些有失公允的“定评”进行翻案，因而具有拨乱反正的示范意义。三是在于纠正了过去研究中只重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忽视艺术形式的普遍缺陷。在注重分析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的同时普遍重视艺术性的探讨，努力做到两者并重，这为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重新定位作了良好的铺垫。四是在于对学术“冤案”本身进行了较为客观公正的清理和再评价。在正面肯定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和历史价值时也不忽视他们所存在的缺陷，把作家作品还原到特定历史当中去加以理解和研究，然后较为客观公正地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相应地位。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尤为可贵。
第四节 古代文学研究的重新定位
如果说新时期之初对三十年学术的反思与扬弃是“破”，而对三十年间累积的系列学术“冤案”的“平反昭雪”是由“破”而“立”，那么，对于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理念、对象和方法以及古代文学学科的重新定位则完全进入了“立”的新阶段。
一 古代文学研究理念的重新定位
由于“左”倾思想观念的影响，从附属和服务于政治的理念出发，古代文学研究逐步被异化为政治批判和斗争的工具；又由于突出强调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政治工具性，在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上也只讲批判而不讲继承，因为批判代表着进步和革命，而继承则是落后和反动的象征。这种极“左”的学术理念严重扭曲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轨道，严重破坏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态，最终把古代文学研究推上了一条从非学术到反学术之路。新时期之初，在文艺思想大解放和学术研究拨乱反正过程中，古代文学研究的重新定位首先是学术理念的重新定位。
一是消除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从属论”和“工具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整个思想界的大解放，文艺思想也得到了解放，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深入思考和重新定位，否定了长期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从属论”和“工具论”，即文艺从属于政治，是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文艺思想的解放直接促使了人们对古代文学研究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首先，人们对过去“文学从属于政治”中错误的“政治”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如杨公骥认为文学史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但过去对于“政治”的理解是错误的，把“政治”概念模糊化和泛化了，因此当提起“文学从属于政治”时，就变成了文学“从属”于具体的政治运动、政策、法令或领导人的“指示”，甚至是领导人闲谈中的只言片语。[75]其次，人们对“政治标准第一”的评价准则的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如张白山指出，我们过去分析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时，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政治标准第一”错误地理解为“政治标准唯一”，从而使得古代文学作品的评价简单化，不能够对文学作品的思想的实质性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76]最后，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古代文学研究虽然不能完全离开政治的意识形态，但它不是政治批判的工具或手段，它有自身的独特的研究目的和终极追求。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的主导和引领下，人们开始对古代文学的艺术性研究有了更强烈的冲动，也有更多的学者转向艺术性维度拓展古代文学研究。
二是端正古代文学研究中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曹道衡指出，作为文化遗产的古代文学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态度，一种是批判，一种是继承。只强调继承而忽视批判就会走向抱残守缺，只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则会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正确的态度是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批判。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古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只讲批判而忽视继承，“认为强调批判是‘革命的’，而强调继承则是‘保守的’或‘落后的’”。“这种思想本质上就是‘宁左勿右’的错误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反映。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些研究者对古代作家或作品中某些本来有进步意义的内容，作了脱离历史条件的苛责，甚至全盘否定。”因此，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其任务首先是研究古代遗产中优秀的东西，汲取其有益的成分，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而那种只批判而不继承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则不能达到这种效果。[77]杨公骥也指出，“今人‘继承’古之‘文学遗产’，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即‘扬弃’。所谓‘扬弃’，就是对原有的文化材料（遗产）有所抛弃，有所保留，有所发展，有所提高。所以，我们所说的对‘中国文学遗产’的‘批判地继承’，乃是根据现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水平，重新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从中发现其规律以指导今天的文学实践；重新总结中国古代文学实践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以利于今天的文艺创作；重新评价古代作家的作品，从中辩证地分辨其精华与糟粕，同时从精华中提取出有利于德育、智育、美育的材料，加以改造之后，使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生活服务”。[78]
古代文学研究理念的重新定位为古代文学研究对象的重新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重新确定以及古代文学学科的重新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前提条件。
二 古代文学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位
由于古代文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的定位，学术研究不再被视为政治批判的工具和手段，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也不再是以“政治标准第一”来衡量，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就不再依据人民性、阶级性等政治性标准，而是基于文学研究自身的需要。在新时期之初，不少学者能大胆汲取当时的思想解放成果，努力打破过去的惯性思维，不断扩大研究对象，拓展研究内容，不但对那些符合人民性、阶级性等政治性标准的作家作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而且也对那些不符合这些政治标准的作家作品展开了更为广泛的研究。王季思和黄天骥就指出：“古代文学作品往往是精华糟粕交错在一起。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常常因噎废食，害怕读者‘中毒’，把研究和教学的范围局限在狭小的天地里。我们不大谈那些艺术技巧高明而思想内容颇有问题的作品，至于那些‘反面作品’，更是封闭起来，束之高阁。今天看来，过去的做法是不妥的。”[79]这种不妥就表现在以政治标准来选择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经过政治标准屏蔽的古代文学研究对象与我国三千年来的文学创作实际是极不相称的。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位，还有以下两点需要特别予以强调：
一是研究者开始扭转过去重思想性轻艺术性的学术偏向。吴调公指出，三十年来的文学艺术规律的研究虽然说不上是一个禁区，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观念使艺术规律的研究成为思想性研究的附庸，“片面强调作家思想对艺术的作用，却完全忽略了艺术规律有其客观性和传统性”，其结果是：“思想好艺术也就好；思想坏艺术也就坏。思想差或思想坏的作品，艺术上就不可能有可取之处。即使肯定，也得按实际打几分折扣”。因此，对于古典文学的艺术规律应该加以强调，成为研究的中心。首先，要对今天创作具有借鉴意义的古典文学艺术规律作重点研究；其次，不仅要从理论分析的角度也要从美学欣赏的角度去总结古典文学艺术规律；再次，要加强古典文学的风格和流派的研究，以进一步分析古典文学艺术规律；最后，对于古典文学艺术的规律研究要和其他艺术的规律进行比较研究。[80]例如，齐梁文学往往被认为是形式主义严重的文学而被政治标准屏蔽于古代文学研究之外，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对象重新定位后，开始有研究者对其作出了新的探讨，曹道衡就是新时期较早对齐梁文学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不能以形式主义倾向的理由来否定齐梁文学研究，齐梁文学对唐代诗人和唐诗的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唐代许多大作家、大诗人，唐诗的体裁和格律的发展，都离不开齐梁文学的发展，而且齐梁文学的思想内容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不少作家的作品能够表达关心民生疾苦、批评政局昏暗、痛惜国土分裂等思想内容。[81]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以政治评价标准而人为拔高了的作家作品也重新以艺术性标准衡量而作出了不同于过去的新评判。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奉为“热爱人民的诗人”、“现实主义诗人”。但进入新时期后，一些研究者提出这种评价并不恰当，因为它忽视了文学的艺术性特点。王启兴指出，白居易的新乐府是“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诗论支配下的产物，新乐府的写作规定了一套程式，它称不上是一种艺术手段，实际上是无视诗歌的艺术规律”。[82]牟世金也指出，对白居易的拔高显然是与“政治标准第一”的时代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是没有关涉艺术性的标准。[83]
二是研究者开始突破过去被视为政治禁忌的研究内容。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关于文学的“人性”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被视为修正主义的典型而被批判打倒。新时期以来，由于理论界和文艺界的思想大解放，研究者又开始重新思考这一理论问题。朱光潜即是这一问题的最早反思者之一。他认为，所谓人性，就是“人类自然本性”。“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性与部分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因此，“人性论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理论界不应该对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共同美等问题设禁区，这种设禁区的做法是错误的。[84]王淑明、钱谷融也积极响应朱光潜关于人性问题的研究。一时间，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重新为理论界所讨论，并得到了肯定和认可。在理论界的影响下，古代文学研究者也开始以“人性”问题为视角对古代文学进行新的研究。如胡大俊是较早就此问题作出探索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挥舞庸俗社会学的大棒打人，在人性、人情问题上，不但否认一切历史的、阶级的联系，而且根本不承认有人性的存在，用阶级性取代了人性，因此人性、人情问题像瘟疫一样被研究者躲开。实际上，人性、人情不仅不是瘟疫，而且是“诗歌生命力所在”。如唐诗中所反映的人与自然或人与物的关系，描写片段的生活情景、感情状态的诗篇，描写民情风俗的诗篇等都是人性、人情的具体表现。只不过我们在对待古代作品中的人性、人情问题的，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古人的人性、人情更为纯洁、丰富，为今人所服务。[85]
三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重新定位
与古代文学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位相契合，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重新定位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庸俗社会学研究范式进行批判和否定。张白山说：“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矛盾和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是不能刻板地简单地画上数学等号的。如果说学术思想就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反映，那么，这反映也不是那么直接的。”因此，古代文学研究中那种极“左”化、教条化的庸俗社会学应该彻底批判和否定。[86]张春树则对万能的阶级分析法提出质疑：“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有许多艺术形象是只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完全观察到他们的本质意义的。他们虽然也是一定阶级关系的体现，常有他们所属阶级的烙印，但最富感染力，作用于读者心灵的，却主要不是他们的阶级属性，甚至也不是他们的政治倾向性，而是他们的道德的倾向，善恶的属性。”[87]对庸俗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批判和否定，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重新定位创造了条件。
二是为打入冷宫的考据学方法恢复“名誉”。经过批俞、批胡运动之后，考证的研究方法已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的研究方法而被打入冷宫。新时期以来，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考证的研究方法。冯其庸指出：“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离不开考证，我认为应该为考证工作恢复名誉。其实，考证是一种手段，是学术工作上的调查研究，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研究文学史，就需要脚踏实地地认真做好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工作。一切结论，应该从大量的客观资料中归纳出来，而不应该先定一个框框，先定一种结论。”作者最后呼吁“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材料统一的，持之有据，言之有物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88]曹道衡也指出：“考据，实际上就是搜集大量材料，并加以审核，确定哪些材料可信，哪些不可信。这种工作虽然不能用来代替其他研究方法，但也不失为研究工作的一种手段。”因为“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讲，就是要掌握大量的文献资料。不但要占有材料，而且要鉴别材料的真伪和考订这些材料中的记载是否合乎当时的史实。不经过这番工作，那么即使有再好的理论，也难免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89]考证研究方法“名誉”的恢复，在当时庸俗社会学研究范式尚未完全清除和新型学术范式尚未兴起之际，可以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可靠的传统性研究方法，使古代文学研究能够在过渡时期得到健康的恢复和发展。
三是从宏观上来重新定位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还有一些学者能跳出微观的视野，而从宏观的角度重新定位古代文学研究方法。郭绍虞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纵与横的问题。所谓纵的问题即是从时间的纵向上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批评进行史的梳理与研究，但研究又绝不能局限于此，还得从横切面上对一些问题进行专题论述和研究。前者具有总论性，后者具有专论性。总论性的重在整个的历史，专论性的则重在局部的历史。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从“线”和“面”上透彻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二是古与今、中与外的问题。认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和提法是正确的，古典文学理论研究应该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今后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确是应当参考西方的文艺理论，这不失为一条途径。但在走这条途径时，必先弄清它的含义，然后再和中国原有的理论批评相比较，才能正确运用这些术语”。三是窄与博、专与通的矛盾问题。就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的一小部分而言，就和中国的哲学、史学、书画之学、金石之学，都有关系。因此，假使基础不广，那就较难提出更新的问题，有时提出了也不容易解决问题。所以，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者来说，应该有广博的知识修养作基础，这样才能真正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且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有价值的问题。[90]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宏观定位，无疑从新的理念、新的视野上促进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对外来新方法的广泛借鉴和融合，并在打破社会学研究范式主导下的一元化格局中呈现为更加丰富多彩的多元发展态势。
四 古代文学学科的重新定位
古代文学既是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门学科。对于古代文学学科的重新定位，应在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与价值的同时努力探索其发展演变规律。
古代文学在时间维度上的延展，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属于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首要任务，就是理清古代文学的发展演变规律。张松如指出：“文学史的研究，应当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不应当只是作家作品的评论汇编”，因为“认识和掌握了文学发展规律，才能用以回答当前的现实的问题，才谈得到以利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发展，才谈得到有助于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91]宁宗一进而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不仅要探寻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他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最高任务是探索、发现和总结文学的发展规律，诸如文学发展的内部矛盾是什么，怎样由于各种矛盾的变化而显示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文学的‘源’与‘流’的辩证关系，等等。因此，要求于中国文学史研究者的是：既要研究一般的文学发展规律，也要研究进步的文学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要研究中国的进步的文学的发展规律。”而过去“我们在讲到文学发展规律时，主要还是一般的艺术规律，还不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学的发展规律”。[92]冯其庸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要注意“通”和“变”。所谓“通”，“就是要求我们去找出文学发展的规律，找出各种文学形式、文学题材的从源到流的发展规律”，“文学史的研究，就是要通过对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占有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去详加分析，从客观的实际材料中去找出它的发展规律”。所谓“变”，“就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着也都是在变化着，文学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93]“通”和“变”是辩证的关系，前者是指文学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指文学艺术发展的特殊规律，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了解和掌握古典文学的发展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除了从时间纵向上探讨其发展演变规律外，还应在横向上考察文学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艺术等其他人文学科的关系。冯其庸指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孤立的存在与发展，是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各个方面紧密地联系着。文学，只是这个时代的多面体的一个‘面’，要了解文学的这个‘面’，就必须再了解这个多面体的另外的一些面”，因此，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就不是形而上学地片面地存在着文学的这个‘面’，而是形象地、立体地存在着这个历史的多面体了”。[94]如果说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文学史的内部研究的话，那么注重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则是文学史的外部研究。过去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虽然也是一种文学的外部研究，但这种外部研究过于狭窄，并且把文学研究等于政治学研究，消除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独特性。然而我们又不能因为有了过去这种外部研究的教训而否定文学的外部研究。所以在重新定位古代文学学科特点时，除了着重强调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外，还应注重从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关系加以综合考察。这种学科定位是非常明智和科学的。
杨公骥对古代文学学科的重新定位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他认为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任务有三方面：第一，从中国各时代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识这一时代的特定的文学实践，并从特定的文学实践过程的总和中，寻求出其固有的规律。第二，从中国文学实践过程中，研究各种艺术构思方法和表现方法，研究各种文学体裁和文学样式，研究不同的语言风格和修辞炼字的技巧。第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古代文学中表现出的历史的进步思想进行科学分析，使之成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材料。[95]前两点是从古代文学学科自身特点来讲的，后一点是从古代文学学科对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来讲的。其中，第一点是强调古代文学的外部研究，第二点是强调古代文学的内部研究，大致涵盖了古代文学的自身内、外部研究及其当下的社会意义，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新时期古代文学学科定位的广度和深度，从而纠正了古代文学研究因过分强调政治性而失去了文学性、因过分强调思想性而失去了艺术性、因过分强调当下性而失去了学科性的偏颇和错误。
古代文学学科的重新定位对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复兴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它明确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属性和学术独立性，既摆脱了过去以古代文学研究为政治附庸的偏向，又清醒地认识到文学与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人文学科的密切关系。
第五节 古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取向
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取向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原有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在摈弃教条化、庸俗化观念与方法后得到了健康的运用，传统考证研究方法也在恢复“名誉”后重新确立了应有的学术地位，焕发出新的研究活力；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艺思潮和文化理论趁着改革开放之潮纷纷涌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和思维创新，同时也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多元发展与快速兴替——先后衍生出美学研究、“新方法”热、宏观研究法、文化学研究以及新批评、叙事学等重在文学内部研究的新型学术范式，对于推进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 传统学术范式的恢复与修正
考证研究方法的恢复和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修正促进了拨乱反正后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并且成为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多元取向的重要研究范式。
随着考证方法“名誉”的恢复，其学术地位也重新获得了肯定，尤其在新方法尚未兴起之前，传统的考证方法在新时期之初得到广泛的运用，并且成为此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最为基础的学术范式，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文献考证，诸如作者年谱编著、作家生平考证、作品版本考证等。如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和《曹雪芹家世新考》（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和《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朱星《金瓶梅的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周勋初《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卞孝萱《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缪钺《杜牧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等等。二是文献整理，包括文献辑佚、资料汇编、作品校笺等。如王仲闻《李清照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任二北《优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刘逸生《龚自珍己亥杂事诗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孔凡礼《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王遽常《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曾祖荫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等等。考证研究成果在新时期之初大量涌现，既是对过去社会学研究范式过分忽略考证研究的一种纠偏行为，是“名誉”得到恢复后的一种激情爆发，也是新时期新型研究方法尚未出现之前的一种过渡性选择。所以，当新型研究方法出现以后，考证方法即回归常态而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基础性研究方法。
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修正也在新时期之初取得了重要进展。在逐步摆脱了“左”的思想影响，纠正了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之后，文学研究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服务于政治，对文学的社会历史内容也不再被抽象为简单狭隘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而是充分考虑到了社会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考虑到了社会历史与文学结合的多样性，考虑到了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应阐释的文学本位性。因此，新时期修正后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又重新焕发活力。试以《红楼梦》的社会学研究为例，问世于新时期之初的代表作有张毕来《漫说红楼》（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和《贾府书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徐迟《红楼梦艺术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张锦池《红楼十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等。这些著作已经开始对社会学范式的教条化、庸俗化成分进行修正。透过这些著作的命名，即可感知已从过去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分析逐渐转移到人物分析和艺术分析上来。以张锦池《红楼十二论》为例，全书共有十二篇专论，思想主题分析只有一篇，而人物分析有六篇，艺术特色分析三篇。在艺术分析上也逐步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偏颇和束缚，不是从外部的政治标准出发，而是基于小说文本内部分析进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比如作者在分析林黛玉性格时指出：“林黛玉的思想性格，既有着尊重自我、敏感、尖刻、孤高、脆弱的一面，又有尊重别人、笃实、宽厚、谦和、坚强的一面。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二者在她身上是辩证的统一。”过去那种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淡出，而代之以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
二 新型学术范式的探索与建构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化理论——文艺美学、心理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叙事学、形式主义批评；等等，都趁着改革开放之潮涌进了中国，由此激发了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热的持续高涨与快速兴替，对于建构多元化的新型学术范式，促进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在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新型学术范式的探索与建构中，最先登场的是美学研究。1980—1981年，以李泽厚《美的历程》的发表继而出版为标志，勃然而兴的美学研究热潮迅速由理论界推向整个学术界，直接带动了古代文学研究美学热的出现，使人们在长期习惯于教条化、庸俗化的社会学和泛政治化研究的封闭状态中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景观。这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范式的首次转型，给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最先登场的美学研究范式，对于打破三十年来社会学范式一统天下的格局，促进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具有特别重要的先锋意义。
美学研究范式出现之后，紧接着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热和宏观研究的兴起与融合。1980年第1期《哲学研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的研究》。1981年，《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科学方法论文集》，号召研究者“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希望从事哲学、逻辑学、科学史、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研究工作的同志都来关心科学方法论”。[96]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迅速带动了文学理论界的新方法热，至被称为“方法论年”的1985年臻于高潮。该年3月、4月和10月，文学理论界先后在厦门、扬州、武昌召开了全国性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由此促使了新方法热的空前高涨。同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古代文学运用新方法论的座谈会，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运用起到了推动作用。
与新方法论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宏观研究，是伴随着1983年中国文学史研究与编写的大讨论而引发的，1983年2月，孙昌武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文学史研究中的微观与宏观》一文，这是古代文学宏观研究理论的正式开端。1983年6月12日至14日，由黑龙江省文学学会主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特点与文学史规律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在讨论中国文学史研究时再次提到宏观研究。[97]1983年7月至11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门组织一些学者撰文讨论中国文学史研究与编写方法等问题。然后至1985年，又被方法论热再次激活，于是古代文学的宏观研究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1985年第3期《文学遗产》刊载了关于“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与方法论问题”的笔谈，其中刊有陈伯海《宏观的世界与宏观的研究》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古代文学的宏观研究的号召。1986年第3期《文学遗产》又发表了《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1987年3月，《文学遗产》等单位在杭州举行全国首届“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古代文学的宏观研究。至此，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热和宏观研究已逐渐由分而合，成为新时期继美学研究范式之后古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次学术转型。
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文化论著和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股“文化热”蓬勃兴起，为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第三次学术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1982年，钱学森发表了《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一文，率先提出要开展文化学研究。同年12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共同发起“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标志着文化学与文化史研究的同步兴起。然后至1985年后趋于高潮，有关文化方面的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和学术出版物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98]与此同时，“文化热”也广泛地影响到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古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迅速成长为一种更具统合性与辐射力的学术新潮，广泛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文学的文化学阐释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等等，成果显著，影响深远，不仅迅速地取代了新方法论和宏观研究的学术地位，消除了古代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方法那种特有的扞格难融的沟痕，而且成为此后的古代文学研究一种具有标志意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研究范式，为新时期推进古代文学研究的第三次学术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以上三次学术转型的时间轴线上，还交织着神话—原型批评、心理批评、接受美学、比较文学、叙事学、形式主义批评等各种来自西方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成为新时期中西文化交融以及重构古代文学新型研究范式的“实验场”，的确充满了学术激情和创新活力，令人应接不暇，但也不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憾。但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对其所产生的多重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
一是学术矫正的意义。多元新型学术范式的探索与建构，体现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泛政治化“左”倾观念的持续反思和修正。虽然新时期之初社会学研究范式本身对学术政治化的“左”倾观念作了自我反思和修正，但因为没有跳出原有的学术范式，这种反思和修正有时还不是十分深刻和彻底。美学研究范式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和人的尊严性，把古代文学研究从简单抽象的政治图解中解放出来，把研究者从阶级斗争和政治批判的旋涡中解放出来，它不仅有利于修正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左”倾观念，而且本身对政治倾向采取了相对疏离的态度。因此，美学研究范式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先锋意义，即在于它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学术范式的旧格局，更是新时期出现的对政治采取了相对疏离的第一种学术范式。“新方法”论和宏观研究是以自然科学理论来研究古代文学，其距离政治更为疏远；同时，新方法论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有利于修正庸俗社会学研究范式因政治取向所带来的主观随意和臆测武断，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文化学研究范式虽然有着一定意识形态性，但它不是从政治取向出发而是着眼于文化观念，是以文化观念来阐释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这实际上也是对学术的政治倾向的另一种疏离。
二是学术创新的意义。多元新型学术范式的探索与建构，体现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为了寻求最佳研究方法以契合研究对象实际而孜孜以求的学术创新追求。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内在生命力，虽然传统的考证研究方法和社会学研究范式为新时期之初古代文学研究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就学术范式的创新性来说，还无法满足其内在要求。美学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对过去“美”的缺失的矫正与补偿而最早登场的新型范式，既率先打破了传统学术范式主导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旧格局，同时又唤醒了人们在研究中对“美”的追求和欣赏，给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一股除垢沐浴般的清新与惊喜。新方法论和宏观研究的出现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以自然科学方法来创新的一次大胆的尝试，虽然如今看来其弊端显而易见，但其开拓性的意义不可忽视。文化学研究范式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方法结合失败后的另一种学术创新。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文化学研究——无论是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批评，还是狭义的学术范式，它都凝聚着研究主体对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纠缠、激烈碰撞后的深切思考，是从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视角、基于文学而又超越文学的内在逻辑对古代文学进行意义重释和价值重建，所以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
三是学术超越的意义。多元新型学术范式的探索与建构，体现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对当下运用的学术范式所产生的偏差与失误的及时总结和超越。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总体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开拓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崭新局面，但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学术理论与文学研究实践结合得不够理想的地方。因此，新型学术范式的不断更新既是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创新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古代文学研究对当下学术范式运用所留下的学术教训的总结和超越。美学研究范式突出了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的审美特征，但同时由于只顾及文学的审美性而没有考虑到文学的整体性研究。新方法论和宏观研究则对美学研究范式所留下的缺憾作了较好的修正，从古代文学的整体和宏观上进行了尝试研究，然而由于理论来源于自然科学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难免有扞格不入之弊，再加上人文学者对自然科学理论的不熟悉，运用起来又食而不化，因而它留下了更大的学术教训。文化研究范式是对新方法论和宏观研究的一种超越，它避免了自然科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之间的扞格之弊，并且有着众多的文化理论作为古代文学研究实践的学理依托，极大地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境界，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当然，文化学研究范式也存在着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对文化理论的简单比附和公式化运用，文学与文化的本位立场错位，把文学的研究对象错位成文化的研究对象，文学成了文化阐释的材料和例子；同时文化批评只注重意义阐释而忽视价值评判，造成研究主体的批判精神缺失。因此，从90年代起，文学本位、本土本位和主体精神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为世纪之交的古代文学研究反思的新课题。
总而言之，正是这些多元的新型学术范式持续修正了新中国成立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政治化图解的“左”倾误区，推进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并及时总结并超越了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的偏差与失误，从而把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不断推向前进和深化，直至跨入21世纪。
注释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133页。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3]陈恭敏：《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戏剧艺术》1979年第1期。
[4]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2页。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2—884页。
[7]袁可嘉：《象征派诗歌·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8]袁可嘉：《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
[9]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1982年。
[10]张黎：《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
[11]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12]张白山：《继承清算极“左”思潮，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13]徐中玉：《谈谈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14]《继续解放思想，把古典文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15]杨公骥：《漫谈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16]胡念贻：《研究古典文学与批判继承遗产——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文艺百家》1979年第1期。
[17]1980年7月10日至17日，《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和吉林省文学学会邀请了国内部分古典文学专家和研究、教学工作者举行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会上各位学者发言刊于《继续解放思想，把古典文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18]程千帆：《从新经学的迷雾中走出来》，《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19]曹道衡：《关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
[20]胡念贻：《研究古典文学与批判继承遗产——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文艺百家》1979年第1期。
[21]《继续解放思想，把古典文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22]同上。
[23]杨公骥：《漫谈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24]分别见《文艺论丛》第1辑和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5]刘梦溪：《红学三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26]丁振海：《也谈“文化大革命”中的“评红热”》，《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27]傅继馥：《〈红楼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
[28]王志良、方延曦：《评〈红学三十年〉》，《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
[29]丁振海：《〈水浒〉研究三十年简评》，《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
[30]“四人帮”御用写作组“江天”所炮制的《研究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等文章，对中国文学史上的“儒法斗争”作了集中阐述。
[31]庞朴：《孔子思想再评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32]陈祥耀：《孔子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33]张文勋：《孔子文学观及其影响的再评价》，《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4]蔡厚示：《怎样评价孔子的文学思想》，《福建论坛》1981年第1期。
[3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36]最早把杜甫称为“人民诗人”的其实也是毛泽东，1949年他在接受苏联费德林采访时称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参见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但是由于毛泽东个人性格气质更偏爱李白而不喜欢杜甫，因此在五六十年代曾多次表达了不喜欢杜甫的话语。参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37]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25、195页。
[38]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0—207页。
[39]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文史哲》1977年第4期。
[40]韩酉山：《杜甫有“轻儒重法”的思想吗？——评〈中国文学发展史〉（新编）关于杜甫思想的一些论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41]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文史哲》1979年第3期。
[42]高建中：《评〈李白与杜甫〉》，《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
[43]董治安：《杜甫评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78年第4期。
[44]王学太：《对〈李白与杜甫〉的一些异议》，《读书》1980年第3期。
[45]陈昌渠：《关于李、杜研究中的两个问题——重读〈李白与杜甫〉》，《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46]萧涤非：《杜甫研究·前言》，齐鲁书社1980年版。
[47]朱东润：《杜甫叙论·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8]黄云眉：《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59页。
[49]章士钊：《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年版。
[50]吴世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
[51]郭预衡：《韩愈评价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52]蒋凡：《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
[53]王启兴：《为韩愈一辩——韩愈评价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54]江辛眉：《论韩愈诗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辑。
[55]程千帆：《韩愈以文为诗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1979年。
[56]阎琦：《论韩愈的以文为诗》，《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57]详见齐森华《一九六四年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关于对金圣叹的评价》，《学术月刊》1965年第1期。
[58]张国光：《两种〈水浒〉两个宋江——兼谈金圣叹批改〈水浒〉的贡献》，《学术月刊》1979年第7期。
[59]张国光：《杰出的古典戏剧评论家金圣叹——金本〈西厢记〉批文新评》，《古代文学理研究丛刊》第3辑，1981年。
[60]张国光：《有比较才能鉴别——〈金西厢〉优于〈王西厢〉之我见》，《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1979年。
[61]萧相恺、欧阳健：《何止多走了一小步——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论》，《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62]黄霖：《读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复旦学报》1980年增刊。
[63]洪克夷：《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64]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77年12月31日；《诗刊》1978年1月号；《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
[65]周寅宾：《“味同嚼蜡”的宋诗》，《新湘江评论》1978年第7期。
[66]苏者聪：《宋诗怎样一反唐人规律》，《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67]程千帆：《韩愈以文为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1979年。
[68]徐有富：《简谈宋诗中的议论》，《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69]赵仁珪：《“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从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看宋诗的议论化》，《文学遗产》1982年第1期。
[70]江溶：《关于宋诗的思考》，《九江师专学报》1983年第3期。
[71]杨廷福、江辛眉：《唐宋诗的管见——与苏者聪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79年第8期。
[72]张白山：《宋诗散论——谈宋人以文为诗、爱国诗及诗与画的关系》，《文艺研究》1982年第4期。
[73]傅璇琮：《关于编辑〈全宋诗〉、〈全宋文〉的建议》，《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1日。
[74]刘世南：《关于宋诗的评价问题》，《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75]杨公骥：《漫谈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76]张白山：《继续清算极“左”思潮，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77]曹道衡：《关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
[78]杨公骥：《漫谈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79]王季思、黄天骥：《我们的几点想法》，《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80]吴调公：《从探索古典文学艺术规律所想起的》，《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81]曹道衡：《略论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
[82]王启兴：《简评白居易的新乐府》，《光明日报》1985年10月22日。
[83]牟世金：《古代文论研究现状之我见》，《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
[84]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85]胡大俊：《从唐诗谈谈文学作品的人性、人情问题》，《西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
[86]张白山：《继续清算极“左”思潮 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87]张春树：《阶级分析与道德分析——关于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标准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2期。
[88]冯其庸：《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
[89]曹道衡：《关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
[90]郭绍虞：《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91]张松如：《应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92]宁宗一：《文学史要探索文学的发展规律》，《光明日报》1983年7月19日。
[93]冯其庸：《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
[94]冯其庸：《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
[95]杨公骥：《漫谈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96]《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研究》，《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97]姜兰宝、刘丽文、雷啸林：《黑龙江省文学学会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与文学史规律》，《光明日报》1983年7月26日。
[98]相关数据统计来源于杨竞芳《中国文化研究述评》，《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5期；王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概况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方克强《新时期文学人类学批评述评》，《上海文论》1992年第1期；朱维铮《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断裂与继承——青年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