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等
2004年7月，当代中国的大陆新儒家学派通过贵阳儒学会讲公开集体亮相，标志着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十年来，这一派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十分活跃，自称已从边缘走到了中心。对这样一个思潮究竟怎么看？
方克立：2004年7月，当代中国的大陆新儒家学派通过贵阳儒学会讲公开集体亮相，成为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发展的新阶段、新形态。如果以1989年蒋庆在台湾《鹅湖》杂志发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为大陆新儒学之发端，那么这种思潮客观存在已有1/4个世纪了。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过是一定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意志和愿望的反映，大陆新儒学思潮也不例外。十年来，这一派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十分活跃，自称已从边缘走到了中心，其影响不容忽视。
今天，我们想请各位就以下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大陆新儒家学派提出了哪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主张，其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是什么？大陆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其他各派思想处在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中，包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与港台海外新儒学的关系，与大陆学界崇儒而不反马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他们进行的舆论斗争和社会组织活动有什么特点，在今天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如何，未来前景如何？今天，我们只能从总体上初步谈一谈，有些具体问题还需要日后深入分析和研究。
一 “崇儒反马”的基本立场
张世保：公开宣称要以儒学、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宪法确认的指导思想地位，是大陆新儒学最核心的思想观念，也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特征。蒋庆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当今中国大陆，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2005年，蒋庆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又说，要“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
康晓光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为共产党执政提供合法性，“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他提出了“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以及“儒化中国”的主张，并且提出“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陈明则提出“鹊巢鸠占”说，意指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个位子本来应该是儒学的，现在却被马克思主义占去了，其不满情绪溢于言表。秋风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早已崩溃。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患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和后意识形态精神狂躁症，要治疗这种意识形态疾病，就必须根除马克思主义，回归儒家。以“铁杆反马列派”自称的余樟法态度更加激进，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对”，因此对“马家进入和影响中国一个多世纪，高居‘宪位’大半纪”的现实强烈不满，要求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他寄希望于中共“去马归儒”“改邪归正”。
从大陆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到，在“崇儒反马”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高度一致。这种公开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虽然得到了一些人的“欣赏”，但其思想主张实在离现实太远，很难得到广泛认同。大陆新儒家十年经营，造势力度不小，但实际影响有限，这大概也是人们更加关注“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眼下还没有足够重视大陆新儒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陆新儒家重视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他们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在为儒家争夺文化领导权。同谁争夺呢？当然是同今天中国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的主流意识形态“争”。
为了实现“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大陆新儒家采取了“阵地战”策略，就是要占领网络、报刊、出版社、学校、社团、文艺舞台、新闻广播等文化阵地，把它们变成宣传大陆新儒学思想的工具。《阵地战》一书作者说，在中、西、马三方对阵的“三国演义”中，“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最弱势的状态”，“节节败退”，“一蹶不振”，儒家主要是在同西方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这是用讲大话的方法贬低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大陆新儒家一直都是把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作争夺的主要对象和“阵地战”进攻的主要目标。西化自由主义不但不是大陆新儒家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对象，还是他们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同盟军。十年来，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不仅创办了“儒学联合论坛”“儒家中国”等网站，出版了《原道》《儒生》等辑刊和丛书，而且通过兴办书院、举办论坛等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也反映出，我们的一些媒体和出版机构“守土有责”的意识比较薄弱。
方克立：有的大陆新儒家代表认为，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是中共“摒弃意识形态”“回归中华道统”的标志，是他们“去马归儒”“儒化中共”战略取得的一大胜利。这恐怕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新一届党中央非常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血脉联系，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二是强调研究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是一个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继承方针，与大陆新儒家“崇儒反马”“复古更化”“改旗易帜”的政治文化企求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 “复古更化”的政治诉求
林存光：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学思潮天然地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除了“崇儒反马”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积极、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具体制度构想。这些政治主张和制度构想，是一种融文化主张、政治理念和宗教诉求为一体的，具有强烈的“复古更化”色彩和“儒化中国”性质的整体方案和行动纲领。
蒋庆的“政治儒学”极力鼓吹儒教“王道政治”的外王理想。他所谓的“王道政治”是一种“‘为民而王’的政治”，“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在制度架构上，他构想出了一种中国式三院制的“儒教宪政制度”，它由“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组成，分别代表民意、超越（天道）和历史文化三重合法性。蒋庆之所以提出上述中国式的“王道政治”主张和制度构想，主要目的是“复古更化”，即“在当今中国恢复古中国圣王之教”，“‘儒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秩序”。
康晓光把原始儒家的仁政学说改造成一种“现代仁政”理论。他说，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只有贤人才配有统治权。因此他“反对‘主权在民’原则”，“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人民大众只能接受儒家精英的统治。康晓光不讳言“现代仁政”就是一种“专政”，他称之为“儒士共同体专政”，由有贤德的仁者、“儒士”专“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的政。
蒋庆、康晓光都主张“立儒教为国教”，建立“儒家（教）宪政制度”，最终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最喜欢讲“儒家宪政”的还有秋风，在他看来，儒家的政治义理从来都是宪政主义的。他特别推崇汉儒董仲舒“屈君而伸天”的“天道宪政主义”，强调儒家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天下，即所谓“虚君共和”。他认为，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正宗的政制理想就是儒家宪政”，它已“由儒家士大夫付诸实践”，形成了“中国的宪政主义政治传统”，近百年来，儒家宪政仍是“中国人构建现代国家之正道”，在今天，更应以儒家道统为“现代宪政的价值之源”，“以宪法延续、守护道统之理念”。
以上集中体现了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政治主张与制度构想。尽管他们之间在具体观点上存在某些差异，但根本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其政治意图和诉求非常明显，就是试图重新恢复儒教的“国教”地位，将儒家道统确立为宪法的根本原则，并据此来为当今中国创制立法。蒋庆明确地说，他设计的王道政治方案是一条“儒化”当代中国政治秩序的“复古更化”路线。大陆新儒家所谓的“政治儒学”“王道政治”“现代仁政”“儒家宪政”，说到底，就是要改变我国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路线，改旗易帜，“复古更化”，使中国走上“儒教中国”“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回头路。
三 “圣人教化”的文化主张
张小平：大陆新儒学有着鲜明的政治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特征，正如林存光所说，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文化主张、宗教诉求是融为一体的，是一个“复古更化”的整体方案和行动纲领。大陆新儒家的文化主张，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亡教亡文化论。蒋庆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亡文化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走一条西化的路，“文化歧出”的路，“以夷变夏”的路。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国”保了，“种”保了，但“教”亡了，文化亡了。他认为，要克服百年来的“文化歧出”，解决亡教亡文化危机，就必须复兴儒学，重建儒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把中国近代史说成是一部亡文化的历史，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第二，文化民族主义。有的大陆新儒家学者以拒斥一切意识形态的姿态出现，康晓光却坦承文化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反对西方化（包括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复兴儒学（教）、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儒化”（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争夺战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
第三，重建儒教。大陆新儒家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在儒教复兴上。蒋庆提出了复兴儒教的两条路线，一是“上行路线”，走儒教与政治权力结合的道路，争取“立儒教为国教”。他们虽对此有所期待，但不敢抱太多希望，于是又提出了一条“下行路线”，即通过民间社会来重建儒教的道路，其具体做法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以儒教协会的组织形式来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
第四，儒化社会。康晓光说，文化民族主义必须完成整理国故、社会动员、制度化三大任务，才能把“儒化社会”落到实处。为此应该采取几项必要措施，除了以“立儒教为国教”为关键措施外，还特别强调“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在高等院校中，与公共管理有关的专业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各级党校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把人的“儒化”放在首位。
第五，圣贤史观。蒋庆在提倡读经活动时说：“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在他看来，“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所以“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他就是用这种观点来指导少儿读经。
大陆新儒家以反对西方文化、复兴民族文化代表的姿态出现，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宣称要以儒学挽救世道人心，“为万世开太平”。这对普通民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好像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只能从儒学、儒教中去找“立国之本”和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这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激活、萃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包括儒学精华），让它在建设当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积极作用，完全是南辕而北辙，在两条道上跑的车。
四 保守主义的激进形态
刘东超：方老师曾多次阐述和论证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我们可以把当代大陆新儒学思潮放在这一格局中进行观察，这样可以较为准确地对它进行定位。
大陆新儒学思潮从属于这一格局中的保守主义，是其中的一个支派。当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包括两大潮流：一个是当代儒学思潮，一个是当代宗教思潮。就体量来说，后者远大于前者，其中任何一个传统宗教思潮都比当代儒学的社会影响和现实力量大得多。不过，宗教思潮大多不对现实政治问题发言，尤其不对意识形态主导权提出明确要求，因而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思想上的对峙和竞争要少一些。当代儒学思潮中的少数人则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所以也特别引人注意。
“五四”后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发展到今天，内部都有左、中、右之分野，当代儒学也是这样。所以在今天，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比20世纪要错综复杂得多。就当代儒学来说，根据地域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学，一支是大陆的儒学复兴思潮。前者主要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钱穆等人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代表。后者则指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我国大陆开始出现的儒学复兴运动，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支派：一支是右翼激进派，即以蒋庆、康晓光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另一支是中、左翼温和派，主要为大陆学界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倾向、尊孔崇儒但不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人士，其中不乏主张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合则两利，离则两伤”者。他们不是与“崇儒反马”的大陆新儒学公开划清界限，就是谨慎地与其保持距离。“儒马”关系问题已成为当代儒学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依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学界从左到右的学派分野十分明显。在中国大陆学者中，持马克思主义儒学观的还是多数。主张“复兴儒学”的文化保守派，对待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也有温和与激进之分。当然，不能排除有游走于二者之间者，就是在大陆与港台和海外学者之间也有互相游走（交流）现象，如杜维明就担任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院长，也有港台学者在大陆高校兼职，或在民间开展读经工程活动的。
上述分析表明，即使在保守主义阵营中，以蒋庆、康晓光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学激进派也是人数较少的一支，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派格局中，其力量显得更小。但他们的名声却并不太小，这与他们善于炒作、造势，好用大言、古语来自我标榜，喜以激烈观点、言辞吸引人们的注意有关。另外，他们具有比较强烈的团体意识，在一些问题上抱团出击，有时也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方克立：我曾把大陆新儒学看作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阶段，把蒋庆、康晓光等人称为第四代新儒家。就中国现代三大思潮格局中的发展谱系来说，大陆新儒学无疑是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种新形态，是前三代新儒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代表人物大都是通过阅读现代新儒家的著作，受到他们思想的启发和接引而归宗儒学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生存环境中，它也确实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前辈思想的特点，如从“心性儒学”到“政治儒学”，从“复兴儒学”到“重建儒教”，政治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特征更加突出，它批评港台新儒学是一种“西化”的儒学，而要求更加纯粹的“中国性”，等等。
刘东超提到杜维明在北京大学任职，我注意到杜维明也曾多次批评蒋庆的“政治儒学”，将其视为儒学在大陆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蒋庆坚持“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杜维明20多年前就主张儒学要同马克思主义对话，最近他和汤一介共同主持一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课题，力图在这两个伟大的人类思想成果之间找到相融相通之处，找到结合点。这是后辈比前辈更激进、前辈比后辈更理性的一个例子。
我们既要看到大陆新儒学与20世纪现代新儒学的学脉渊承关系，也要看到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当代中国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更加错综复杂的格局中对它进行准确定位。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