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性，物有物性，草木有草木之性，兽禽有兽禽之性。所谓性，就是天地造化赋予之者，是人之所以为人、物之所以为物的那样的一种本然的东西和性能，是自然而然者，是他力不可左右和改变的。鸟飞在天，鱼游于水，春华秋实，河流入海，日升日落，花开花谢。这就是天性，这就是自然，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世界、宇宙的意志和表象。
凡是自然的，都是合理的、本真的，也是美好的、诗意的。自然的本质是生机勃勃的，是生生不息的，是让人和天地万物活而不是死的；同时，自然又是十分节制的，有度的，适可而止的。无论是人还是社会，都应该效法自然，像自然一样自自在在、从从容容、生气勃勃、真真切切、如诗如画。
历史的巨轮把人、社会和自然都带入了一个悖谬的陷阱，这就是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只能往而无法返的。自然也是这样，只可以效法，但无法返回。我们是自然之子，同时又是自然的弃儿。这是人类社会，也是我们每个个体无法选择的悲剧性的宿命。
一 法地法天法自然
人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是人的本源，又是人的最终归宿。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来源于自然，依赖自然，最后又返归自然。人与自然，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因而，认同、热爱、亲近、向往、崇拜、效法自然是人的本能和天性，尤其是在科学尚不发达的人类的童年和还未掌握科学常识的个体成长的初期。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现代人往往把人效法自然的观念上推并归结到老子的这段非常经典的话，其实这是一种误读、误解。老子说的自然，与我们今天说的自然，字面相同而内涵有别。现代汉语中的“自然”，是天地万物的总称，相当于英文中的nature。而老子笔下的“自然”，则是“自己的那种样子”的意思。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是产生、育化万物的东西，是天地人之所以成为天地人的存在，如老子所言，它是“天地之母”“万物之始”（《道德经》第一章），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试想，连天、地都效法它，它怎么可以再反过来效法大自然呢？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是说它谁也不再效法，因为它是最高的存在，它只效法它自己，成为它自己的那个样子就可以了。老子这样说过：“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里所说的域中四大即道、天、地、人中，并没有提到道所法之自然，可见自然只是道的代名词，而非独立的存在。
老子所尊崇的“道”固然重要而神奇，但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连老子也说它“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老子》第十四章），是一种“玄之又玄”（《老子》第一章）的、超验的而非实体性的存在。而他所同样尊崇的地、天，则作用于人们的感官、经验和日常生活：人们居住、生息在天之下、地之上，俯仰之间，时时刻刻、在在处处须臾不离、可见可触。而在早期的儒、道、法、墨等的典籍中，更是频繁出现，而且是天、地、人并置共提、互映同构。庄子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一体的体悟；孔子面对天地也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对天地的伟大、造化的神奇充满着赞美之情；《中庸》曰：“唯天下至诚……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黄帝内经》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黄帝内经·灵枢》）；孟子则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以上诸说，见仁见智，但对人与自然的态度、取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天人合一，都体现了人对天、地的顺从、仰慕和崇尚。这里的天、地是自然的代名和总称，单独说天时，也包含了地，它们涵盖了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草木、风雪雷电、春夏秋冬等的诸多自然存在和现象。《礼记·礼运》则对人效法、遵从自然的态度做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
人与自然的关系，西哲有着同样的观念和表述，而且更为简洁明了。霍尔巴赫这样写道：“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越出自然，哪怕是通过思维，也不能离开自然一步；人的精神想冲到有形世界的范围之外，乃是徒然的空想，它总是不得不回到这个世界里来。”[1]赫拉克利特这样写道：“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2]
常常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以万物灵长自居的人类，为什么面对天地自然时却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颅，甘愿匍匐在地、顶礼膜拜呢？人类初期，因为科学的不发达，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认为万物是有灵的，天是至高无上、威严无比的，地是神秘莫测、无法掌控的，天地自然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决定着人类的祸福。因而我们的先祖认为：个体、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非常渺小脆弱、可怜无助的，人只有顺从、膜拜自然，才能够生存活命、避祸得福、否极泰来。先民对天地自然的原始崇拜，通过神话、巫术等的途径，代代相因，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积淀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即使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每个个体人生之初，也会重演、重现人类的早期经历，感受和体验人与自然万物你我不分、交融一体的状态。儿童往往是推己及人、以我观物、移情于他人外物的，对自然有一种发自生命深层的、本能的认同、友好和怜惜，如诗如画，若梦若幻。
故而，顺从自然、效法自然、崇尚自然，是人类，也是每个个体与生俱来、不可遏止、发自生命本体的欲望和天性。
二 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天性中对自然亲近、崇尚和效法，那么人在自然中所对应、吸取的又是怎样的元素和特质呢？自然中哪些最核心、最独特、最本质的东西融入了人的血肉情感，与人产生了共鸣同构、相渗互融呢？
《易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有出生、生命、生长、长生、重生、生机、生意等多重含义，指的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生存繁衍、生机勃勃的特性、状态和趋向。木欣欣向荣，泉涓涓长流，鱼在水中游，鸟在天上飞，种子萌芽，秋叶落地。这些都是天地万物生命意志的自然呈现，如柏格森认为的那样：“宇宙间的一切皆是生命冲动的结果，千差万别的事物源于生命冲动。生命是一股无限的流，生命之流的绵延性创造了一切，生命欲的冲动性使万物发展、变化；理性是无能为力的，人只能凭直觉把握生命之流和生命欲。”[3]
《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将天地自然的这一生生不息的特性吸纳、内化为人的品性，无论是在自然生命还是在人格禀性上，都崇尚天地自然的阳刚、自强、生机盎然的特性。
天地自然的生生之德，体现在人的身上是两大本欲，即食和性。著名性学家霭理士这样写道：“人生以及动物的两大基本冲动是食与性，或食与色，或饮食与男女，或饥饿与恋爱，它们是生命力的两大源泉，并且是最初元的源泉，在人类以下的动物界中，生命的全部机构之所由成立，固然要推溯到它们身上，而到了人类，一切最复杂的文物制度或社会上层建筑之所由形成，我们如果追寻原要，也得归宿到它们身上。”[4]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也这样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亚圣孟子借告子之口说了意思相同的话：“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饮食和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行为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生命内涵，是本欲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
先说食，也就是饮食、吃饭。这看似简单、日常甚至原始，以至于连刚出生的婴儿、动物都无师自通，但它却是人赖以存活的最基本的重要需求、活动和生命现象。一个人必须从自然中获取营养，也就是通过吃饭才可以吐故纳新，维持和延续自我的生命，而一个人食欲的强弱、食量的大小，也是一个人生命力强弱、大小的重要尺度。民以食为天，一个人如果吃不到饭，或者有饭却吃不下去了，说明一个人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谋取食物也构成了个体和人类最基本的动力和活动，只有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人们才可以从事其他更高层次的活动。
再说性。性非罪，并不是古人所认为的万恶之首。与食一样，它也是人的生命的基本元素、特性和活动，性欲、性力的状态同样是一个人生命力的表征。性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珍贵而神奇的礼物，它赋予人以不同的性别，让人成为男人或女人，并在人生命深处植下了对异性的好奇、爱恋、欲望、冲动以及最终的合二为一的神奇的种子。两性的自然结合，不仅使生命的原欲得以宣泄，给身心带来一种欲仙欲死、如痴如醉的快乐和愉悦，也是对人的生命的一次革新和洗礼，让人破茧化蝶，从一个孩子变为男人或女人。性是人的生命里一颗非常神奇的种子，它不仅改变、更新着人的身体和容貌，让男子健壮，使女人美丽，还塑造着人的心理和灵魂，给人以激情和活力。它贯穿、激荡着人的生命，伴随人的一生，构成了人奋然前行的动力和孜孜以求的目标。叔本华说：“性爱不仅是在戏剧或小说中表现得多彩多姿，在现实世界中亦复如此，除生命外，它是所有的冲动中力量最强大、活动最旺盛的；它占据人类黄金时代（青年期）一半的思想和精力；它也是人们努力一生的终极目标。”[5]霭理士认为：“性是任何事物也无法熄灭的长明之火。我们应该像摩西那样，扔掉鞋，赤着双足，去探索这不可思议的火焰。”[6]性是对人的生命、能量的积聚、调动和爆发，不仅给人带来勃勃生机，也让人从异性身上、从异性的关系中发现、体验到了美好和诗意，并把这美好、诗意推向整个世界。霭理士甚至这样说：“自然界里人类所认为最美丽的东西全都和性的现象或性的冲动有联带的关系或因果的关系。”[7]
性不仅对应和宣泄了生命，还延续和繁衍着生命。性的冲动和行为主观上是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客观上的结果却是成就了族类，使群体的生命绵延不息，生生不已。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会走向衰老和死亡，但通过性和相随而至的生殖，使自我的血脉以另一种方式得以重生、延续和扩展，就如草木通过果实、枝条、根块可以生育出无数新的小生命一样。因而，本来是个人的欲望和本能，但在生殖的生命转换和延续中，却增添了神圣的色彩，成为上帝赋予每个人的神圣的使命，也使一个人潜隐于身心深处的蓬勃的生命意志外化、呈现为另外的具体、独立而鲜活的生命形态。
在自然状态下，人依凭的是健康、青春、容貌、激情甚至是蛮力，只有这些与生命、肉身密切相关的元素，才可以生存下去，并吸引异性，生育后代，生生世世，繁衍不息。而每个民族，在原初的时代都经历过对生殖的崇拜。古希腊对生殖器尤其是男性生殖器一度顶礼膜拜，《易经》对天地、阴阳及其变化多用男女、雄雌、交合、生育来隐喻、象征：“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些也正是对生命繁衍、造化神奇的一种崇敬和礼赞之情。就此，霭理士这样写道：“在草昧初开的时代，性器官便开始成为一种神圣的东西，而性的功能也就从而取得了宗教上的尊严。生殖之事，造化生生不已的大德，原始的人很早就认识，是原始文明所崇拜的最大一个原则，原始人为了表示这崇拜的心理，设为种种象征，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生殖器官本身。……阳具的崇拜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在文明很高的族类里也可以找到，例如帝国时代的罗马和今日的日本。”[8]
食、色、生、欲、变、动，这些都是天地自然赋予人的天性和权利，生生不息地活着，维持并延续自己的生命，对任何个体而言，这就是最大的道德和最高的律令。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何政，凡阻碍生的，让人死而不是让人活的，都是不道德的。
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佛家的压抑甚至扼杀本欲的戒律，之所以悖逆人心，就在于他们对人的食、色、生、欲的本性看得不明，体察不深，故而难以为大众认可、遵从，只能成为少数文人雅士追求的理想境界和恪守的人生准则，更多的则是衍生出许多伪君子、假道学和吃教者。这就叫悖天而行。其实，人欲即天理，生生即佛性。
三 自然即美
卢梭说：“凡是自然存在的东西都是好的，没有哪一个普遍的法则对人类是有害的。”[9]又说：“出于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真的。”[10]我还可以加一句：凡是自然的，都是善的、正常的、合理的、符合人性的。
在自然状态下，人生更贴近生命的本质。吃也好，性也好，都是出于肉身的需要、生命的欲求、自我的圆满。人生是简单而自足的，如老子所说是“为腹不为目”（《老子》第十二章）的，身心不会为物所役，是役物而不役于物的，不去追求远离生命而仅为虚荣、颜面甚至炫耀而存在的东西。人还没有被私有观念所毒化，因而人的欲望是有限、有度、有节制的，不会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生命也是具体的、感性的、可触可感、活泼泼的，不会为与生命无关的问题而苦思，也不必对远离生存的未来而烦恼。一切都是现时的、呈现在眼前和肉身的，与心跳、呼吸、奔跑、喊叫、大笑、流汗等肢体、筋力活动紧密相连。
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几乎是不劳而食，都是吃现成的。从树上采摘果实，在河流、山林中捕猎鱼虾、鸟兽，享受着大自然的慷慨无私的恩赐，人们过着伊甸园一般的生活，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享受着上苍的恩惠，人们自然会对给予自己衣食、幸福、快乐的大地和苍天产生感恩、膜拜之情。与此相伴，暴雨、大火、狂风、洪水、地震等给生存带来的威胁和灾难，又使人对天地自然在内心深处产生敬畏之情，萌发戒惧之心。来自天地自然的恩威并施、奖惩同在的正反两面，日分昼夜、月有圆缺、阴晴互换、春秋更替等这些人力无法改变、不可解释的自然规律，让人开始思索、叩问天地万物背后的造化、主宰一切的存在，认为一个神秘的力量，高悬苍天，无时无处不在，俯视、监管着人间乃至每个人的一切，左右着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因而产生了神与鬼、前生与来世、天国与地狱等的观念。这使人与自然处于一种万物有灵的神话关系中，形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神、人共在的世界。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时时处处都感到世界是神秘而奇异的，对天地是敬畏和感恩的，对自己是自警、自戒、自律的。
随后而来的农耕时代，虽然由自然状态进入了文明社会，但离自然状态较近，还残留着些许自然的痕迹和余韵。如果说自然状态下人们追求身心的自足，那农耕文明下的人们还紧贴着大地，浑身沾满泥土，心灵连着地气；如果说自然状态下的人们生活在伊甸乐园，农耕文明中的人们则生活在乡土田园之中：神圣、肃穆之情淡化了，但还充满着诗情画意。
自然是散淡，农耕的特征则是缓慢。一切都松弛下来了：速度是缓慢的，出行、运输靠的是徒步的肩挑手提、马牛拉车、风力水流推动的帆船；节奏是舒缓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夏耘冬藏，与自然保持着同步。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人口的生产也是节制而缓慢增长的，因此，人与自然得以保持着一种亲密和谐、朋友一样的关系。人们用汗水耕耘田地，用粪土肥沃土壤，用清水灌溉田园，从而获得衣食之需，但不会过度地开采，更不会掠夺，当然也不会造成污染。人们是理智地、整体性地、可持续地、适度地开发和使用资源的，与土地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和友好的态度，开采是有限度的，使用是珍惜节制的，绝不乱采滥用。正如陶渊明诗中所吟诵的那样：“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求？”（《和刘柴桑》）“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人们几乎只是凭着良心和天伦，只获取和享用属于自己那个生命时段的资源和财富，而将肥沃的土地、清澈的水流、清新的空气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人们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和悠然自适的心境，因而在与天地自然的往还中会在心底生出温馨美好的诗情，在年年岁岁、日日夜夜、缓慢流动的时光中，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地体味人生的真趣。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街坊邻居，虽然也会有矛盾冲突，但整体上是彼此讲信义、重人伦、尚仁爱的。因为大家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聚居生活在同一块或相隔不远的土地上，而且子子孙孙还将一直相处下去，彼此都有着或浓或淡的血缘关系和或近或远的亲戚朋友关系。人间的温情、善良、忍让、谦和构成了日常生活中人性、人情的主要内容，而简单、缓慢、理性、节俭、和睦则成了农耕时代的主要特征。在农业文明中，勤劳、节制是一种美德，也是生存的必要前提。
四 自然可以效法但无法返回
在自然状态和接近自然状态的社会，人生是正常的，是贴近生命、合乎人性的，是美好迷人、充满生机活力的。假如一个人一直停留在童年，假如人类一直保持在原初混沌状态，人们一定会比现在幸福得多，地球要比现在干净得多，生物要比现在繁盛得多。技术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不仅给地球及其他生物带来了毁灭性灾难，也给人类自身造成了无法治愈的创痛。人类的黄金时代，不是卫星上天，不是日行万里，而是人神共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其乐融融的时代和状态。
世世代代，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美好梦想，那就是返归原初，回到过往。垂暮的老人梦想回到青春浪漫的青年，成年的个体希望回到无忧无虑、自由快乐的童年，人类则幻想返回到单纯而充满生机的自然状态和简单而安宁的农耕时代。古今的圣哲、中西的思想大师，为此都做过艰苦的努力，提出过迷人的设想。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安提斯泰尼和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先后提出了“返于自然”[11]；儒家憧憬、向往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老子推崇和描绘的“归根”“返”“静”的理想是回归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和“复归于婴儿”的孩童状态；卢梭也有着相同的取向：呼唤返回自然，羡慕野蛮人，礼赞儿童；陶渊明笔下的如梦如幻的桃花源、美丽动人的田园，则是这种梦想的诗意表达。回归原初，回到过去，返于自然，这样的观念已经积淀在每个个体的心灵深处，化为了民族、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它会时不时地在人的梦中，在诗歌、小说中，在音乐、绘画中，以多种形态呈现出来。
时光不会倒流，自然也是无法返回的。一个成年人不会再退回童年、变成婴孩、缩回到妈妈的肚子里，进入高铁、航天时代的人们，当然不可能、也不愿退回到步行、牛车的时代。那些智者、思想家的美好理想和精心设计，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尔的乌托邦都无法变为现实，只能是个梦想，在坚硬如石、冷寒如冰的现实面前，一个个都如肥皂泡一样破碎、飞逝了。正如弗洛姆所言：“人曾经同自然处于前人类的、乐园式的合一状态，一旦他从这种状态被分开，他就永不能回返，两个天使带着火剑阻挡他的去路。要想完成返回，只有两条路径，即是死亡或疯狂——而不是生活与清醒。”[12]
自然虽然不可返回，却是可以效法的，即使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人们也可以在心灵、在行为方式上按照自然法则行事。不过，能做到这一点，能进入这一状态和境界的，只有那些智而清的悟者才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到自然，就是回到自己。
注释
[1][法]霍尔巴赫：《自然体系》，转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3页。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页。
[3]吴光远、肖娟娟编著：《尼采——不做“好人”做强者》，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4][英]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91页。
[5][德]叔本华：《叔本华论文集》，陈晓南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6][日]桥爪大三郎：《性爱论》，马黎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7][英]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5页。
[8][英]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6页。
[9][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50页。
[10][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吕卓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1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94页。
[12][日]铃木大拙、[美]弗洛姆：《禅与心理分析》，孟祥森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