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最初十年，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在美国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它在美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突破了传统的写作技巧和思想主题，成为占据重要地位的写作流派，为整个世界的文学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此期间，美国文坛涌现了一大批包括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约翰·霍克斯（John Hawkes）、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约翰·巴思（John Barth）和E.L.多克特罗（Edgar Lawrence Doctorow）在内的优秀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他们富有才气而又个性鲜明，通过创作丰富的内容、形式多样的理论模式、写作模式、主体性模式和政治模式，重新解读了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科技突飞猛进、政治动荡不安、时空体验错位和文化观念日新月异的故事，为人们提供了一套与传统迥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和意识范畴。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淡忘了一名特立独行的隐士作家——唐纳德·理查德·德里罗（Donald Richard DeLillo）。
0.1 德里罗创作概况
德里罗于1936年11月20日出生在纽约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作为少数族裔贫民子弟，他在布朗克斯工人阶级社区度过童年生活。从红衣主教海耶斯中学毕业后，他进入耶稣会学校福德汉姆大学深造，并于1958年获传媒艺术学学士学位。次年，他进入奥美公司，负责撰写广告文案。业余时间，他坚持文学创作，于1960年在《新纪元》（Epoch）上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约旦河》（The River Jordan）。1964年，他辞去工作，正式成为一位自由作家。多年后，当他谈到自己从事创作的原因时，他认为除了天主教的成长背景外，主要是受纽约这座城市的影响，“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绘画，爵士画廊和先锋村的音乐，费里尼、戈达尔和霍华德·霍克斯的电影”。[1]这些早年经历成为他的灵感源泉和创作素材，尤其体现在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底层世界》（Underworld，1997）中。迄今为止，他共创作了十六部小说，包括《美国纪事》（Americana，1971）、《球门区》（End Zone，1972）、《大琼斯街》（Great Jones Street，1973）、《拉特纳之星》（Ratner's Star，1976）、《玩家》（Players，1977）、《走狗》（Running Dog，1978）、《名字》（The Names，1982）、《白噪音》（White Noise，1985）、《天秤星座》（Libra，1988）、《新毛主席像》（Mao Ⅱ，1991）、《底层世界》（Underworld，1997）、《身体艺术家》（The Body Artist，2001）、《大都市》（Cosmopolis，2003）、《坠落的人》（Falling Man，2007）、《指向终点》（Point Omega，2010）、《一切都好》（Zero K，2016），七部剧本包括《月光的工程师》（The Engineer of Moonlight，1979）、《休息室》（The Day Room，1986）、《运动员以为进入天堂的狂喜》（The Rapture of the Athlete Assumed into Heaven，1990）、《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1999）、《平凡生活中的奥秘》（The Mystery at the Middle of Ordinary Life，2000）、《爱在淌血》（Love Lies Bleeding，2006）和《雪的故事》（The Word for Snow，2007），一部短篇小说集《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The Angel Esmeralda：Nine Stories，2011）和一些散文。他的创作形式多样、题材广泛，涉及媒介、消费文化、体育运动、语言哲学、行为艺术、东西冷战、恐怖主义、核战争威胁以及全球化等主题，并将文化批判与人物塑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全景图。
20世纪70年代是他创作的初始期，也是他的盛产期，先后有八部小说问世。1971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纪事》（Americana，1971）。[2]这本小说历时四年完成，但出版后反响平平，很快被人淡忘。直到十八年后，这本小说才又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紧接着，他于1972年推出关于美国大学橄榄球与核战争的黑色幽默小说《球门区》（End Zone，1972），赢得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很多评论家据此把他定义为体育小说家。1973年，他出版了摇滚讽刺小说《大琼斯街》（Great Jones Street，1973）。在他看来，与《球门区》相比，《大琼斯街》情节更加紧凑连贯、幽默诙谐。两年之后，他与景观设计师芭芭拉·本尼特（Barbara Bennett）结婚，居住在纽约郊区布朗斯维尔。1976年，历时两年完成的小说《拉特纳之星》（Ratner's Star，1976）出版发行，该书是关于一个数学神童加入地下科学家组织的冒险故事。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本小说与品钦的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德里罗认为这是他最难写的一本小说，也是他最喜爱的一本小说。在这部长篇小说之后，他分别于1977年、1978年发表了两部中篇小说《玩家》（Players，1977）和《走狗》（Running Dog，1978）。前者是关于一对年轻的雅皮士夫妇与恐怖分子纠缠在一起的故事，后者只用了四个月就创作完成，是关于一群人争夺希特勒性爱电影胶片的恐怖小说。1978年，他获古根海姆奖学金资助到中东旅行，最后定居在土耳其。在回顾早期的创作生涯时，他曾说：“虽然我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感到遗憾，但我认为，如果我少一点仓促，不急于开始每本新书的创作，我在20世纪70年代可能会写出更好的作品。”[3]同时，他也承认，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存在着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缺陷和不足。
20世纪80年代，德里罗的小说创作开始走向成熟。1980年，他以笔名克莱奥·伯德韦尔（Cleo Birdwell）与苏·巴克（Sue Buck）共同出版了第二部体育小说《亚马逊》（Amazons，1980），该书是回顾美国第一位女性参加全国冰球联赛的故事，这让很多评论家误以为他的确是一位体育小说家。虽然与其他小说相比，这本小说诙谐幽默，但是商业气息过于浓重，所以成名之后，当出版商准备再版小说名单时，他从目录上删除了这本小说。德里罗在希腊度过了四年海外生活，并花三年时间创作了一部情节复杂的恐怖小说《名字》（The Names，1982），讲述了风险分析师在中东偶遇邪教刺杀事件的故事。这部小说虽然得到评论界的积极响应，但在商业上并不成功，没有赢得太多的读者。1982年，德里罗第一次破例接受汤姆·勒克莱尔（Tom LeClair）的采访，畅谈自己对写作和人生的看法。随着第八部小说《白噪音》（White Noise，1985）的出版，德里罗迅速跻身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之列。这本小说不仅为他赢得1985年全美“国家图书奖”，也奠定了他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重要地位。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德里罗仍像往常一样与外界保持距离。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道：“很抱歉，今晚我不该来这里，但我感谢你们的到来。”然后坐了下来。[4]这本小说对许多青年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乔纳森·里瑟（Jonathan Lethem）、乔纳森·弗伦岑（Jonathan Franzen）、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萨迪·史密斯（Zadie Smith）和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等人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察觉到德里罗的写作风格。时隔三年，德里罗于1988年出版了史诗巨著《天秤星座》，故事追溯到1963年达拉斯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虚构并想象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的个人生活经历。为了创作这部小说，德里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阅读了大量官方调查报告，总重量达一吨半之重。小说的最初题目是《美国血案》（Ameircan Blood）或《得州教科书》（Texas Schoolbook），但最终改名为《天秤星座》。这部小说一经出版就成为国际畅销书，获得1988年全美国家图书奖提名，并赢得下一年度“爱尔兰时报艾尔·林格斯国际小说奖”（The Irish Times Aer Lingus International Fiction Prize）。这部小说也在评论界引起激烈争论，乔治·威尔（George Will）在《华盛顿邮报》上公开宣称，这本书是对美国的侮辱，是“不良公民故意在文学上搞得破坏行为。”[5]
20世纪最后十年，是德里罗小说创作的黄金期，其作品的艺术水平在这一时期达到新的高度。在《新毛主席像》中，德里罗关注大众传媒和恐怖主义居支配地位的社会中小说家和小说本身的地位问题。显然，这部小说受到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刺杀事件和新闻界对作家塞林格（J.D.Salinger）隐居生活入侵事件的影响。[6]在接受玛丽亚·纳多蒂（Maria Nadotti）的采访时，德里罗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书是在追问这些人在听谁讲话。是传统上那些被认为可以影响人们想象力的作家抑或是那些被权力扭曲、要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强加给这个世界、把地球缩减成一个充满危险和愤怒地方的极权主义领导人、军人和恐怖分子。近年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人不会再像十年前那样带着同样的精神踏上飞机：一切都变了，这种变化以同样的力量渗透进我们的意识，它也以同样的力量渗透到贝克特或卡夫卡的洞察力中。”[7]这部小说不仅在评论界赢得极高赞誉，也受到同行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和品钦的关注。凭借此部小说，他最终赢得1991年“福克纳国际笔会奖”（PEN/Faulkner Award）和1991年“普利策奖决赛提名”。在这之后，除了于1992年在《哈珀斯》（Harper's）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墙上的帕夫科》（Pafko On the Wall）和1995年的短篇故事外，德里罗很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1997年10月3日，期待已久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底层世界》终于与读者见面。[8]该书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轰动，评论界认为这本小说是德里罗创作生涯里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小说家兼评论家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认为，这部小说标志着这位“伟大的作家上升到新的高度”[9]。凭借此书，德里罗赢得199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和“纽约时报1997年畅销书年度奖”，以及1998年、也是第二个“普利策小说奖提名”。1998年，这本小说最终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99年，德里罗因“作品表达社会中个体自由的主题”荣获第十九届“耶路撒冷文学奖”（Jerusalem Prize），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作家。评委会选择德里罗作为获奖者的理由是，他的作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持续不断地斗争以反抗压制个体和公众自由最为复杂的形式”，标志着德里罗的作品在过去十年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经典。[10]在此次国际图书节上，德里罗加入了由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哲学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成员包括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西蒙·德·波伏娃（Simon de Beauvoir）、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尤金·艾里斯柯（Eugene Ionesco）、V.S.奈保尔（V.S.Naipaul）、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2000年，德里罗荣获“威廉·豪威尔斯奖”（William Dean Howells Medal）和“里卡多·巴凯利国际奖”（Riccardo Bacchelli International Award）。《纽约时报》在评选过去25年来美国最好的小说活动中（2006年5月宣布），《底层世界》荣膺亚军，《白噪音》和《天秤星座》也名列其中。德里罗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非常惊讶，在2007年的采访中他说：“当我完成《底层世界》时，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寄予厚望。这是一本非常复杂的小说，800多页，100多个人物——谁会对它感兴趣呢？”[11]时隔多年，当他在2010年重新阅读这本小说时说道，“现在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够拥有如此广度和深度的写作能力。该书的某些部分有些冗长、烦琐，我不知道，或者是放纵……还有对纽约市的描写，似乎有点超越现实的感觉。”[12]
德里罗在21世纪初期的创作趋于平淡。与早期的史诗巨著相比，这一阶段的艺术创作趋向于简约和委婉的风格，早先在《白噪音》《天秤星座》和《底层世界》中所展现的广阔视野已不见踪影。德里罗在评论这种转变时说道：“如果这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我就会这么写。一部小说会创造自己的结构和术语。我遵循小说的这种规律。我从来不会故意把我认为是一部紧凑的短篇小说书写成长篇小说。”[13]据2010年3月的报道，这种有意识的文体转移与他重读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陌生人》（The Stranger）、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的《守门员点球时的焦虑》（The Goalie's Anxiety at the Penalty Kick）和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的《完新世纪的人》（Man in the Holocenne）等欧洲小说有关。[14]在《底层世界》的宣传活动之后，德里罗再次淡出人们的视线，潜心创作第十二部小说《身体艺术家》（The Body Artist，2001）。在这部小说中，德里罗将个人的许多爱好融入小说创作中，尤其是行为艺术和阴谋秘闻。然而，与《底层世界》这样的鸿篇巨制相比，中篇小说《身体艺术家》具有不同的风格格调，评论界对此也莫衷一是。两年后，《尤利西斯》的现代版本《大都市》（Cosmopolis，2003）面世，只是场景转换到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的纽约。[15]对于这部小说，大多数评论家持否定态度，甚至连厄普·代克这样的小说家兼批评家也表达了不满情绪。不过，随后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人们对这本小说的偏见。2004年，德州大学哈里·兰塞姆人文学科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收藏了这部小说的手稿。2007年5月，德里罗携《坠落的人》（Falling Man，2007）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开始关注“9·11”事件对纽约人的生活和心理的影响。2007年，他在接受《时代周报》（Die Zeit）采访时曾表示，自己从未想过写一部有关“9·11”的小说，倒是有想法写一本有关其他内容的书。但是，随着2004年11月乔治·布什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他突然萌生要写一部有关“9·11”事件小说的念头。[16]尽管这部小说备受期待，而且批评界普遍认为德里罗是最擅长用小说形式处理“9·11”事件的当代小说家之一，但这部小说出版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也没有赢得大的文学奖项或者提名。和往常一样，德里罗对负面评论仍旧保持沉默。他在2010年说道：“20世纪70年代，当我开始小说创作时，我是一个边缘人，而这也正是我属于的地方。如果我往回走，对我而言我没意见，因为我觉得那总是属于我的地方。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改变了，但我宁愿待在房间的角落静静地观察。”[17]2009年4月25日，德里罗赢得由特拉华匹兹堡国民银行设立的文学大奖“2009年共同财富奖”，以表彰他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此前的获奖者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索尔·贝娄（Saul Bellow）等多位享誉世界的诺贝尔文学获奖者。2009年6月9日，德里罗宣布，他的第十五部小说《指向终点》已经杀青并准备出版发行。[18]2009年12月10日，小说的一段情节第一次在西蒙与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网站上公布。2009年7月24日，《娱乐周刊》宣布导演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将把德里罗2003年的小说《大都市》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虽然《底层世界》和《天秤星座》早已被买断版权，但这将是德里罗小说第一次被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德里罗自己也撰写了电影原创剧本《第六场比赛》（Game 6，2005）。2009年11月30日，德里罗在《纽约客》杂志发表短篇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子夜》（Midnight in Doestoevsky）。和以往不同，如2007年的《静物》（Stiff Life）是稍后出版《坠落的人》中的一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子夜》并非是小说《指向终点》中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
21世纪第二个十年是德里罗创作生涯的新起点。2010年2月，德里罗发表第十五部小说《指向终点》（Point Omega，2010），对媒介驱动的消费社会和民众意识做出了悲观预言。该作品取材自苏格兰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的视觉艺术作品《24小时惊魂记》，题目来自泰拉尔·德·夏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概念“欧米伽点”（Omega Point）。[19]夏丹认为宇宙一直都在慢慢地向着某个点靠近，当宇宙或者说时间运行到那个终点（Omega Point）时，我们将灭亡。这部小说面世后引来诸多争议，赞扬者认为德里罗的这部小说表明他的创作水平已经恢复常态，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而批评者则抱怨小说太过单薄，缺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小说出版后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占据第35名的位置达一周之久。在2010年1月29日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德里罗表达了自己对写作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期望。德里罗表示，他会继续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但是不会像许多同时代的作家那样撰写回忆录，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对此还没有任何兴趣。[20]针对目前的文学现状和青年作家面临的挑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代作家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因为现在的编辑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于理想，出版商也没有以前那么宽容，所以他认为青年作家首先应该创作短篇小说，其次才是长篇小说，而且语言应该更加精练。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他们的创作应该要循规蹈矩些。[21]在2010年2月21日接受《时代》报纸采访时，德里罗再次肯定小说在技术和媒体驱动时代所具有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并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2010年10月13日，美国笔会将“2010年度索尔·贝娄小说成就奖”（American Pen/Saul Bellow Award）颁给了在世的“代表美国文学最高水平”的优秀小说家德里罗，以表彰他在持续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作品所表现出的追求卓越、心怀抱负等品质。[22]在这之前，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和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都曾获此殊荣。2010年的评审委员会成员是琼·阿科切拉（Joan Acocella）、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和纳森·英格兰德（Nathan Englander）。评委们对德里罗的评价是：“两人（贝娄和德里罗）都是历史小说家，他们雄心勃勃的作品描写了从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晚期的美国生活，让我们看到历史黑暗的一面”[23]。2010年10月21日，圣路易斯大学图书馆协会（the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ibrary Associates）将“圣路易斯文学奖”（St.Louis Literary Award）授予德里罗，以表彰他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长达5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取得的成绩，成为继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2009）、E.L.多克托罗（E.L.Doctorow，2008）、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2007）、威廉·加斯（William Gass，2006）、乔伊斯·卡罗奥茨（Joyce Carol Oates，2005）、琼迪·迪恩（Joan Didion，2004）和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2003）之后第8个获此殊荣者。2016年，德里罗发表了第十六部小说《一切都好》（Zero K，2010）。
尽管德里罗已经成为美国当代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仍旧辛勤写作、笔耕不辍，持续关注着世纪之交的重大问题。他的作品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记录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与反思晚期社会问题的空间。在过去四十年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中，德里罗一直延续着这样一种风格，为我们呈现出不同视角下的美国社会，并回应人类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之一，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在美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也是无法撼动的。可以说，如有没有这样一位特立独行、充满神秘色彩的隐士作家，美国文学界和评论界定会缺少很多值得讨论的话题。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德里罗的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小说的后现代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研究视角最早可以追溯到Tom LeClair的评论集In the Loop: Don DeLillo and the Systems Novel（1987）。作者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根据美国文学发展趋势，将德里罗、罗伯特·库弗、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和托马斯·品钦定义为“系统小说家”。通过分析和探讨从《美国纪事》到《白噪音》以来的八部作品，认为德里罗弃用传统的故事架构、创造无序混乱的情节实际上是一种元小说叙事策略，旨在揭示社会体系无限制的、相互作用的本质，批判20世纪的美国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他同样考察了小说中未被挖掘的特征与小说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小说中的神秘主义来源于德里罗的天主教背景。在小说中，德里罗不断创造两极化的结构——体裁、情境、人物、语言、声调——这使得小说返回自身，质疑小说的写作规则、起源和发展，探讨作者的立场、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让读者有意识地反思阅读行为。Frank Lentricchia 的Introducing Don DeLillo（1991）第一次向读者系统介绍了德里罗的作品及其成就，巩固了他在当代文学经典中的位置。事实上，在《白噪音》出版之前，这位作家在评论界和出版界没有太大的名气。随着《白噪音》的出版，德里罗一跃成为知名作家，才开始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但这两者之间似乎并不相辅相成。直到Lentricchia等批评家把德里罗作为“后现代社会最后一位现代主义作家”推荐给读者和评论家时，他的社会价值才真正得到确认。Lentricchia认为，德里罗的作品除了对当代社会的主题予以关注外，最大特点就是多样化的文本结构和恐怖喜剧模式，他使用音调、风格和声音的蒙太奇手法，将恐惧和幽默融合在一起，奠定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基本旋律，揭示了文化的发展和命运主宰着个体的发展和命运。不同于当时占据主流的新乡土派小说家，德里罗也向我们讲述了美国政治中的污点和个体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反应。Lentricchia同样也回击了以乔纳森·亚德里（Jonathan Yardley）、布鲁斯·鲍尔（Bruce Bawer）和乔治·威尔为代表的保守派攻击。Lentricchia同年编辑的另一本评论集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1991）从消费主义和生态主义视角出发解读德里罗对后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为小说的经典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时的评论家开始将德里罗小说纳入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视野，但由于受当时研究范式和议题的限制，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只是略微触及德里罗小说思想文化层面的问题。
中期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主要集中于身份认同、媒介文化、自然主义、恐怖主义等主题。Arnold Weinstein 的 Nobody's Home：Speech，Self，and Place in American Fiction From Hawthorne to DeLillo（1993）通过考察德里罗和其他美国作家的小说，认为社会力量在个人的生活和特性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抵抗语言限制可以确定自我身份，构建自己。Douglas Keesey的Don DeLillo（1993）解读了从《美国纪事》到《新毛主席像》每一部作品中凸显的媒介主题，如《美国纪事》的电影、《球门区》的语言、《大琼斯街》的音乐，并认为媒介表征对现实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威胁人们远离自然和自我。他还认为《美国纪事》非常有趣，并非像有些评论家说的那样结构松散、人物呆板、缺乏变化。在经过细致的研究之后，Keesey认为德里罗准确把握了该书的结构和人物，并做出了完全有意识的美学选择。但是，许多评论家尽管同意基斯主要基于个体经验和概念得出的结论，认为德里罗揭露出人类个体能动性和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所面临的威胁，但是他们认为德里罗描写媒介并不是为了真正接近真实的自我和与现实的联系，而是为了强调摆脱受控制、受支配的个体经验和概念是可行的，遁入纯粹的、无媒介的身份和经验是不可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络期刊Postmodern Culture：An Electric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ism 推出由 Glen Scott Allen和Stephen Bernstein编辑的DeLillo Cluster（1994），以《拉特纳之星》《新毛主席像》和《天秤星座》为例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下偏执狂症、恐怖主义，以及恐惧的历史根源等问题。Steffen Hantke的Conspiracy and Paranoia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The Works of Don DeLillo and Joseph McElroy（1994）关注德里罗小说中后现代社会的阴谋论和妄想狂症状。Paul Civello的American Literary Naturalism and Its Twentieth-century Transformations：Frank Norris，Ernest Hem ingwa，Don DeLillo（1994）则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德里罗的小说进行了解读。在第八章到第十章中作者以《球门区》和《天秤星座》为例，将德里罗置于美国文学传统中来探讨自然主义小说在20世纪的变化与发展。通过考察德里罗的作品与自然主义的关系，Civello认为，由于德里罗在小说创作方面借鉴了最新的物理学和系统理论，所以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基于传统物理学、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等经典的自然主义传统。Civello又以《球门区》为例，指出德里罗试图通过艺术创作为混乱的、多形态的现实世界创造秩序。对Civello而言，逻各斯学院的橄榄球教练埃米特·克里德（Emmett Creed）俨然就是橄榄球这个封闭系统内的宙斯神，每天对他的球员发号施令。主人公加里·哈克尼斯（Gary Harkness）享受着系统内的简单生活，但是当他到空旷的沙漠旅行时，他逐渐意识到许多表面真实的东西用人类有限的认知结构是无法解释的。Civello高度评价了《天秤星座》，认为奥斯瓦尔德阴谋的失败是为后现代社会重构自然主义小说。尽管传统自然主义小说的人物都受已知法则的支配，但德里罗的奥斯瓦尔德表明个体必须要适应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因果关系颠倒的新世界，那种了解和支配外部世界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著名杂志American Fiction Studies在专刊DeLillo 11（1999）中收集了菲尔·内尔（Phil Nel）、马克·奥斯廷（Mark Osteen）和杰瑞米·格雷（Jeremy Green）以往的论文，以示对德里罗研究的重视。Erick Heroux编撰的网上期刊Undercurrent（1999）探讨了德里罗小说所体现的后现代诸多症状，如《底层世界》中的技术至上论、死亡和人性异化，《白噪音》中的原始主义以及拟象，体现了作者试图扩展后现代主题的努力。Hugh Ruppersburg 和Tim Engles的Critical Essays on Don DeLillo（2000）收录了从第一部小说《美国纪事》到《底层世界》一系列书评和散文，涉及后现代死亡、恐惧、暴力、战争、消费主义、垃圾、偏执狂、拟象、历史和主体等主题。作者将这些评论大致归纳为两个阶段，从《美国纪事》到《名字》为第一阶段，从《白噪音》到《底层世界》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评论家们主要关注德里罗小说中的语言技巧、幽默风格以及思想主题。在第二阶段中，评论家侧重于小说中的严肃主题探讨，如语言暴力、现实世界、冷战意识和科学技术等。作者认为，这些主题很清晰地表明，德里罗的写作传统主要受小说家托马斯·品钦、琼·迪戴恩（Joan Didion）、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威廉·福格纳（William Faulkner）等人的影响，而且他对国际局势、恐怖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注完全不同于早期作品触及的领域。随着《白噪音》的成功，人们开始重新评价德里罗的早期作品，并且对《天秤星座》《新毛主席像》和《底层世界》等后期作品充满期待。显然，这一时期的研究已经突破旧有的范式，开始从内部形式转向外部文化批判，更加关注思想层面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德里罗研究更加趋于多元化。Mark Osteen的American Magic and Dread：Don DeLillo's Dialogue with Culture（2000）解读了从早期到《底层世界》等一系列作品，介绍了作品和作家的接受问题。John Duvall的Underworld：A Reader's Guide（2002）将其作为当代小说家系列的一部分，介绍了解读这部作品的多重视角和研究者应予关注的问题。David Coward的Don DeLillo：The Physics of Language（2002）探讨了后现代语言问题，包括语言运用和表现人物特性所使用的语言问题。他把小说分为三类，分别为：早期试验阶段（《球门区》《大琼斯街》《玩家》和《走狗》），流行小说（《白噪音》《天秤星座》《新毛主席像》）和取得成就的小说（《美国纪事》《特拉纳之星》《名字》《底层世界》和《身体艺术家》）。Coward认为，纵观这十二部小说，德里罗凸显了语言本身和与语言相关的问题。他对当代不断丰富的社会专业性话语节奏有着不可思议的洞察力。但Coward对这些专业性话语的兴趣超出了简单仿拟的范畴，德里罗语言外的思考维度才是他的主要关注点。Joseph Dewey、Steven G.Kellman和Irving Malin 的《底层世界：德里罗〈底层世界〉多种解读》（2002）认为《底层世界》是德里罗过去二十年最知名、最值得期待的作品，也是持续发展的后现代小说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十三篇评论汇集了美国研究与当代美国文学研究中的新老观点，使读者不仅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而且在美国文学和文化的背景中感受这部小说的魅力。Harold Bloom 编辑的评论集 Don DeLillo：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2003）选取了多位评论家的文章，从“寻找瓦尔登湖”“德里罗的美国”“白色悲剧”“神话、奇迹和恐惧：从宗教解读文化”“浪漫主义玄学”“丧钟为谁而鸣：美国纪事”“消费叙事”“浪漫主义和后现代小说”“后现代田园牧歌”“反思底层世界”“无解的问题”“政治小说中的政治”等各个角度阐释了德里罗的作品。他认为，尽管英国批评家托尼·坦纳（Tonny Tanner）暗示德里罗与品钦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譬如品钦所描述的偏执狂症、废弃的垃圾、塑料消费主义充斥的世界秩序是《底层世界》的文本语境，甚至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德里罗与品钦的关系如同品钦与威廉·加迪斯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关系一样，尽管德里罗戴着“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帽子，但他本质上却是这个时代具有“高度浪漫主义情结的超验主义者”，师从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反对噪音和垃圾，其作品带给人永久的启示。[24]Leonard Orr的White Noise：A Reader's Guide（2003）对《白噪音》做了通俗易懂的解读。Jesse Kavadlo的Don DeLillo：Balance at the Edge of Belief（2004）认为德里罗是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尽管他的作品可以被视为后现代经典范例或者对未来文化具有启示作用，但Kavadlo认为德里罗的小说（包括《白噪音》《天秤星座》《新毛主席像》《底层世界》和《身体艺术家》）主要关注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虽然德里罗的世界充斥着对信仰的排斥和不忠以及隔阂与绝望，但他的小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平衡的可能性，去纠正道德沦丧、世风时下的现状。Benjamin Kunkel的Benjamin Kunkel on Novelists and Terrorists（2005）对德里罗小说中的恐怖意象做了深入探讨。Kunkel认为，正如德里罗在《新毛主席像》中描述的那样，恐怖分子可能是小说家的对手，也可能是他的代理人。无论现实如何，恐怖小说都是元小说，或者关于小说的小说。德里罗认识到，小说家和恐怖分子一样已经变成孤独和黑暗的代理人，准备伴随着一声巨响象征性地向公众发出挑衅。Kunkel认为这一类小说家缘起于福楼拜，正如德里罗所建议的那样，应该到贝克特结束，他们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控诉与反思。他们的权威总是与人类的文明相矛盾，这是由他们看似完全站在文明外的立场所决定的。Peter Boxall的Don DeLillo：The Possibility of Fiction（2006）回顾了德里罗从《美国纪事》到《大都市》一系列作品，试图追问文学作品介入当代全球文化的可能性。Boxall指出，作为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社会批评家，德里罗时刻都在遭受新的传媒形式和先进的规制和监控模式的威胁。从“9·11”事件切入，Boxall审视了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全球力量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并试图提供在后“9·11”的语境中介入全球化、全球恐怖主义的方法。Joseph Dewey的Beyond Grief and Nothing：A Reading of Don DeLillo（2006）从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爱在流血》开始追寻主题的流变轨迹。该书探讨了德里罗作为深刻的精神作家和与自己的天主教背景角力的作家本身，并认为他是自弗兰纳里·奥康纳以来过去十年美国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宗教作家。Dewey认为德里罗对美国社会的关注围绕着三个主题，标志着作者文学创作的演变过程：对街道的热爱、词汇的拥抱和灵魂的颂扬。John Duvall 的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2008）涵盖了德里罗研究专家的大部分早期文章，并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角度探讨德里罗作品的美学与文化影响，涉及神秘主义、大众媒体、恐怖主义等话题。Peter Schneck 和 Philipp Schweighauser的Terrorism，Media，and the Ethics of Fiction：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s on Don DeLillo（2010）涉及《新毛主席像》和《坠落的人》，关注后“9·11”时代的创伤文学，探讨文学艺术介入社会现实、医治心理创伤的可能性。该书还探究了恐怖主义的现实根基和历史渊源，个体、作家、大众与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恐怖主义在后现代社会如何被想象和表征的问题。Stacey Olster的Don DeLillo：Mao II，Underworld，Falling Man（2011）关注三部作品中的恐怖主义、世界秩序、媒介文化、城市空间、身份认同、行为艺术和创伤等问题。
与国外相比，国内研究还处于摸索与成长阶段，主要以单本小说为研究对象，还没有太多全面、系统的学术研究。1997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天秤星座》，首次将德里罗的作品介绍到中国。随后，《当代外国文学》发表了朱叶的“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死亡之书’：评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2002年4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发表了李公绍的《名字与命名中的暴力倾向：德里罗的〈名字〉》（2003年2月），《外国文学》发表了杨仁敬的《用语言重构作为人类一员的“自我”：评唐·德里罗的短篇小说》（2003年3月）、范小玫的《“复印”美国当代生活的后现代派作家》（2003年3月），以及杨仁敬的短篇小说译作《象牙杂技艺人》和访谈译作《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唐·德里罗谈小说创作》（2003年3月），标志着中国学界开始将目光聚焦于这位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和他的作品。
从2002年4月截止到2015年12月，各类核心期刊共发表55篇文章，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其中，10篇以《白噪音》为研究对象，从消费主义、生态主义和符号学的角度探讨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境遇和后现代审美艺术特征；9篇以《坠落的人》为研究对象，仍旧是延续西方主流话语的论述思路，探讨后“9·11”时代的创伤与书写问题；6篇以《天秤星座》为研究对象，探讨后现代主义中的文学叙事与历史书写、媒介与人类命运以及社会现实处境等议题；《底层世界》共4篇，探讨后现代文学艺术、冷战前后时代与生态危机的关系；4篇以《大都市》为研究对象，探讨机器与死亡的关系、文学改编的艺术、电影对文学审美再现和时间形态问题；4篇以《名字》为研究对象，解读语言与认知中主体性和名字与命名中的暴力倾向问题；2篇以《身体艺术家》为研究对象，探讨人与时间、语言、心灵、创伤记忆的关系以及对主体性和身份的认识；2篇《指向终点》，探讨空间政治与电影改编的问题；1篇以《美国纪事》为研究对象，从法国思想家德波的景观社会入手，探讨后现代社会对主体的认知；综述文章5篇，涉及后现代艺术特色，消费文化、技术崇高化与恐怖主义三大主题，“互文性”创作手法，空间艺术的诗学功能和历史书写元小说；涉及德里罗的4篇，探讨了美国当代文学中的政治情愫、风险理论的嬗变、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特色[25]、反叙事小说的政治寓意；访谈2篇，探讨德里罗的创作观和艺术观、恐怖主义诗学的文化内涵以及美国小说与世界性的问题。根据以上统计，我们可以看出，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主要以单本小说为研究对象，而单本小说主要又以《白噪音》《坠落的人》为研究对象，其次是《天秤星座》，再次是《名字》《底层世界》和《大都市》。就时间跨度而言，70年代的作品少有人问津，80年代作品的评述文章较多，90年代之后的作品，除了关注重大历史事件“9·11”的《坠落的人》评论较多外，其余作品的评论仍旧偏少。就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内容而言，主要以探讨小说形式技巧和主体性认知为主，涉及一些社会历史方面的内容，对思想文化层面的问题鲜有关注。
与期刊文章相比，硕博论文和专著（截止到2015年）的研究则更加系统化，也比较有深度，其研究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从后现代视角出发剖析当时的政治关系，揭示当代美国小说艺术上的典型特征和介入政治的诉求（如陈俊松）；第二种视角则非常普遍，主要以德里罗的经典著作《白噪音》为研究对象，从消费主义和从生态主义两个视角分别切入，聚焦后现代社会拟象世界、信仰混乱、大众传媒、符号消费和生存危机等现象，关注后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境况，涉及个体、大众、信仰、死亡、传媒、符号、环境、消费、危机、污染等主题；第三种是以历史与虚构的平衡、历史的解构与重构为主题，通过探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从而观照后现代社会现实状况；第四种则是探讨暴力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揭示后现代社会面临的政治、文化、精神和信仰危机，体现作家的伦理关怀（如朱荣华）；第五种以德里罗小说中凸显的现代媒介为研究主题，探讨媒介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角色和功能（如张瑞红）。
总体而言，国外对德里罗小说的研究全面而深刻，评论家们从不同角度对德里罗的小说进行了阐释，国内的研究则显得有些单薄无力，仅停留在单部作品的后现代叙事技巧、社会状况、人类命运的探讨上，没有太多涉及社会历史层面的问题。[26]不过，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大部分人都集中于中期作品研究，对新近作品的关注不够，研究也多以艺术审美特征和艺术范式作为切入点，而对他整体创作中的政治议题以及内在审美特征与外在的现实关注之间的有机联系鲜有关注，使我们无法完全领略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影响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小说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究竟如何在冷战结束后的大时代背景中理解后现代主义小说呢？后现代主义小说除了审美之维外，它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到底如何？后现代主义小说到底是要为人们指出这个世界的虚构性还是要制造一个虚构的世界？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0.3 选题缘由与依据
詹明信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永远历史化！”他认为这是回答美学与社会历史关系问题的真谛，可以将分析的内容和方法本身纳入思考范围之内，达至历史分析和中立美学之间的平衡。评论家不仅需要将文本历史化和语境化，考察文本指涉的政治历史、社会历史和生产历史，而且要关注阐释策略对个体文本理解的影响，分析和反思批评方式和方法，因为在他看来，文学文本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是阶级集体意识形态愿望或政治幻想的投射，它可以将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种种矛盾通过无象征性的解决现实中不可被概念化的矛盾。从总体化的研究框架出发，在考虑历史观照文本的同时，要把当前的现实与特定、具体的内容相联系，考虑可能的存在的替代物，为乌托邦的想象提供可能性。[27]正是在查找那种未受干预的叙事的踪迹的过程中，在把这个基本历史的被压抑和被淹没的现实重现于文本表面的过程中，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学说才找到了它的功能和必然性。[28]德里罗的政治写作与詹明信的总体化批判策略是相契合的。他严肃地对待美国社会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从历史化的角度认真思考全球化语境下消费主义的权力欲望、帝国霸权的范式转化、政治审美化的危害、阴谋社会的偏执狂症、全球恐怖主义、媒介化社会等种种问题，为人们提供思考问题和认识社会的多种可能性。
第一，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把后现代主义置于社会阶段论的理论框架之下，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竞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晚期阶段（跨国资本主义）对应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指出后现代主义有其独特的审美体征。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是资本主义后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产物。它否定现代主义的单一性、封闭性、中心性、整一性，强调世界的多元性、开放性、无中心性和断裂性，提倡重新界定和建构。就后现代主义小说而言，作为后工业大众文化的产物，它打破了现代主义那种封闭的、自满自足的美学形式，倡导一种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它使用元小说、反体裁、语言游戏、戏仿、拼贴、蒙太奇、迷宫、黑色幽默等艺术技巧来表现语言主体、叙事零散、能指滑动、零度写作、不确定性和内在性等主要特征。同时，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也批判了一种教条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只有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除此以外一切都是多余和无关紧要的，因为马克思辩证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同时，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29]可以说，辩证唯物史观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就现实世界而言，可以划分为已经变化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和即将发生变化的世界。已经变化的世界可以称为历史，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可以称为当下，也就是詹明信所谓的后现代，而即将发生变化的世界则是未来。加拿大著名文论家琳达·哈琴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历史的意识，同时还夹杂着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批判意识。德里罗的小说创作探讨了美国后现代社会与二战以来的历史根源之间的关系。他的小说把美国政治关系与外交策略的局限性置于大的历史语境中，以巨大的当代热情和浪漫主义情怀界定政治与个人、政治与公共问题之间的界限，“意在用制度上的分析来取代个人至上的理想主义”。[30]德里罗在《指向终点》中对美国的看法同他在创作生涯的开篇《美国纪事》中批判思想是相吻合的。他认识到，“‘文化政治’与‘真正的政治’或者实际生活是不可分割的”。[31]它们在标志、寓意和指向上有着相同的旨趣，这也是政治与个人的交汇点。他把作为作家的自己和日常的现实世界、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里罗的文本充满了后现代主义气质，但是，他却植根于我们这个时代以及对这个时代的批判中。正如琳达·哈琴所说，后现代质疑权威的态度是60年代介入与参与社会思潮的必然产物。[32]德里罗以小说的形式将美国的现实与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触及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政治。他如此大范围、多角度地审视和观察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社会是同时代作家所无法比拟的，贯穿始终的是他对人类命运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注，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深刻反思，挖掘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权力逻辑和政治指向，才能全面理解小说的内涵。
第二，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国为争夺全球霸权、称霸世界，采取相互敌视和遏制的政策，展开全方位的竞赛，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控制世界。为了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双方不仅在世界各地挑起间接的战争对抗，而且在陆地上和外太空展开针锋相对的核军备竞赛，彼此都囤积了足以让地球毁灭成百上千次的核弹头，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核战争的阴霾之下。在当时的背景下，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狂热好战的反共右翼思潮在美国国内泛滥，美国政府借此对内实施集权专制统治，对外以经济军事援助为借口控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政变和代理人战争争夺亚非拉，朝鲜战争、猪湾入侵、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成为美国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主要体现。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冷战宣告结束，世界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是，美国作为在政治和军事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运用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展开全球性的战略扩张。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德里罗通过横跨四十年的写作表达了对个体思想、行为和命运的关注，批判了美国政府对百年前建国者确立的民主自由理念的肆意侵犯和践踏。后现代主义最革命性的特征就是颠覆传统和破除权威，拒绝用固定不变的概念解释和说明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在德里罗看来，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叙事框架下，对政治谋杀、军事战争、恐怖主义这样的历史文本书写都应该受到质疑，因为如果说历史是由官方书写而成，那么它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可辩驳的事实，而这恰恰与后现代主义的开放型的结构和自由的思想品质相契合。作为一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严肃作家，德里罗政治写作不仅仅是通过文本追溯历史根源，提供历史岔口的可能性，他还怀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对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生存境况予以关注，如他在《天秤星座》中颠覆传统史学家的历史叙事，重新书写肯尼迪遇刺事件，批判植根于美国历史的例外论思潮；在小说《坠落的人》中反思“9·11”恐怖袭击事件，凸显后“9·11”时代的现实状况，并试图通过文学叙述抚平纽约人的内心创伤；在《指向终点》中回顾后现代媒介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揭示美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全球信息空间的延伸。这些小说充满了对美国未来社会预言式的描述，暗示民主社会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侵犯和迫害，指出美国社会本质上仍旧是一个高度技术化、体制化、极权化的社会。
第三，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席卷全球，有一统天下之势，“历史终结”的时刻似乎即将到来。伴随着第三次科技浪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急速扩张，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叙事话语。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主宰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命运的达谟克利斯之剑。华尔街道琼斯指数的急剧攀升，互联网即时通信的速度，让人们都浸淫在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憧憬中。在资本的大力推动下，美国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在这样一个社会，精英艺术与日常生活没有了界限，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没有了差别，人们沉迷于折中主义与符码混合的繁杂风格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无深度、平面化、无历史感的、重复与过剩的消费文化盛行。[33]借助广告、电视和媒体等新兴媒介的力量，曾经沉默的边缘化群体开始进入主流话语和公共领域，到处呈现出一种表面看似多元的、开放的、差异的文化主义，实则是由文化产业生产的一种标准化的、同质性的、单一性的而非差异性的大众文化。安吉尔·默克罗比指出，后现代主义可以和各种不同的学说与主义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形成富有创造力的空间，它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和自嘲性，因而它并非要否定社会性和道德性，而是要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变革提供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34]德里罗在考察纷繁复杂的后现代社会文化景观时，对符号、影像和欲望的生产给予了高度关注，揭示身处其中的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反应，如《白噪音》揭示了消费主义文化中的症候，剖析了美国病态社会的现实根源；《新毛主席像》关注媒介驱动社会中小说家个体与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对置于单一性的社会维度中的人们充满担忧；而《底层世界》中使用多镜头的叙述视角揭示当代美国社会的诸多现实问题和重重危机。德里罗强调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的重要性，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形象生动的描写，指出大众文化如何被制造和生产，受众如何接受和内化大众文化，以及它们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现实，如何呈现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和政治的问题。
第四，自1987年第一次接受汤姆·勒克莱尔（Tom LeClair）的采访以来，德里罗的声望与日俱增，他本人的隐居生活和带有预言性质的小说成为媒体和评论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他每推出一本小说，都会成为读者和评论界瞩目的焦点，引起评论家们的激烈争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如果没有他迥然不同的写作风格，美国的评论界会是怎样的乏味和无趣。评论家们时常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作品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挖掘和探讨德里罗小说的创作意义和重要性，揭示美国社会的种种文化现象和现实状况，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美国社会的钥匙。相比较于国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现状而言，国内评论界对德里罗小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完全脱离国外评论家的议事日程和认识范畴，更谈不上全面客观地把握德里罗小说的艺术内涵和思想主题。可以说，德里罗的艺术创作对美国社会和历史的反思具有某种自觉性。他并没有把对美国社会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揭露和谴责的层面上，而是将它们置于世纪之交这样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置于这个年轻国度走过的二百多年历程中，探讨人类社会的历史命运和终极走向。在德里罗看来，美国社会绝非自由与民主的化身，充其量只能算是欧洲旧世界在美洲新大陆的翻版，小说上溯到美国历史和领土形成的时期，揭示了这个自我开创的公司化的美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迷茫和困惑。德里罗这种贯穿历史的思想深度注定了他所具有的批判性。不过，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大部分评论家都集中在对其早期作品的研究，对新近作品少有关注，研究也多以单个文本作为切入点，而对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所反映出的一以贯之的、具有颠覆性政治主题鲜有关注。这不仅忽略了文本所形成的整体观念，而且也忽视了文本之外的现实维度，使我们无法完全领略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正如王逢振教授所言，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社会学科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在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才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35]从德里罗整体的创作历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掘作品的内涵，不仅着力于德里罗小说创作中的文学审美维度，更重要的是揭示潜伏文本背后的权力逻辑和强烈的政治指向，从而凸显他作品中蕴含的政治、阶级、种族、意识形态等多维特质，拓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议题，彰显后现代主义小说对现实和历史的介入问题。
0.4 基本观点与框架结构
笔者以德里罗的小说为研究对象，根据对已获中外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拟采取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将德里罗小说的研究视域置于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语境之下，在全面搜集和整理德里罗的作品及相关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出发，通过文本细读和叙事分析，采取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的方法，综合运用当代中外理论家的各种学术观点，譬如，福柯的微观权力论、哈特的新型帝国权力论、德波的景观社会论、凯尔纳的媒介理论等，探索文本与社会的关系、再现特定历史叙事群体、批判并反思这些事件成因及其历史遗产，结合后现代主义审美艺术形式的探讨，从而追问美国历史的走向和人类未来的命运。
本书首先进行纵向研究。主要按时间顺序纵观德里罗创作的6部小说：《白噪音》（1985）、《天秤星座》（1988）、《新毛主席像》（1991）、《底层世界》（1997）、《坠落的人》（2007）、《指向终点》（2010），从中可以发现小说的主要思想脉络，是一幅以战后美国政治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关于美国当代社会的历史画卷，始终探索的是过去的政治事件与现在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连接脉络。这种贯穿始终的内在联系表明，德里罗的小说根植于美国文化。德里罗独具匠心地从美国文化的内部视角来书写，运用文学的想象力生动地再现了美国后工业化社会的种种现象，被誉为“美国千禧年末最犀利的文化解剖家之一”。[36]本书其次进行横向研究。德里罗的小说是历史、现实、政治与思想的混合体，因此，笔者对德里罗的小说进行文本细读，并结合相关后现代文学理论分析德里罗作品中关于政治视角关照下的社会焦点问题，力求对其小说展开全方位的审美探析。在后现代主义创作视域的关照下，德里罗小说的创作，旨在通过探讨政治主题描绘自二战以来美国社会的全景图。他的作品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极大地拓展了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议题，使美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更加丰富多彩。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是探讨美国文化本质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对美国当代社会问题根源的寻根之旅。
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论及文学时，曾明确指出，文学并非一种客观的、描述性的范畴，也非随意的价值观判断，它植根于深刻的信念结构之中，而这些就像帝国大厦一样巍然不可撼动。文学绝非“结构主义”意义上的存在，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而且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集团赖以行使和维持统治权力的假定。[37]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政治性的。那么，这就必然涉及文学与现实、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换句话说，文学是关于政治与现实、政治与历史的关系。作为一名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小说家而言，德里罗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就是一种介入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政治策略，不仅能够影响大众的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政治小说家”。[38]美国右翼学者布鲁斯·鲍尔曾公开指责德里罗，认为他的小说就是一些政治宣传小册子，根本不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故事，目的是不断地给读者灌输一种浅薄而程序化的认识：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生活无聊、精神麻木、毫无人性的国家……更恶劣的是，他似乎通过一个又一个小说中劝说我们成为杀人抢劫的疯子，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平静地接受由空调、装配线、电视机、超市、化纤织物和信誉卡构成的美国。[39]著名专栏作家兼记者乔治·威尔甚至宣称：德里罗是一个不良公民，故意破坏文学作为培养主流审美意识和捍卫主流价值观的传统。[40]言外之意就是，德里罗的创作破坏了那种维系在社会权力基础之上的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即主流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居于社会中心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41]面对这样的质疑和挑衅，德里罗幽默地回应道：称我这样的小说家为“坏公民”，应该算是对小说家的一种恭维。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我们应该成为“坏公民”；从批判权力滥用、政府失责、公司垄断、生态危机、科技泛滥和消费主义猖獗这些层面上讲，我们应该是被主流文化定义的坏公民；而且，如果我们是坏公民，那反倒意味着我们正在做一些有益的工作。[42]这表明，德里罗试图从相反的角度解剖和分析美国社会，展开自己的批判事业。对德里罗而言，鲍尔和威尔的视角恰恰是他将后现代状况特征化的一个尝试。他想告诉人们，后现代状况如何将人类与现实世界和真实历史之间的联系切断，将来自现实和历史的人物与事件同化进自身的存在模式中。虽然德里罗选择这样的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似乎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选择。但是，面对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他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策略和一个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化的角度分析问题和寻找答案。
本书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对现实和历史的政治介入这一母题统摄一至六章的内容。根据对现实的政治介入问题和对历史的政治介入问题的划分，论文内容又分为两大部分，“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和斗争不太具有历时性和时间限制的意义上而言”，第一部分为前三章，揭示作者试图通过批判后工业社会来重构真实世界；“从狭义上的、间断发生的事件和按照年代顺序发生的事件而言”，第二部分为后三章，揭示作者尝试通过重写历史，建构历史新意义。总之，不管是现实政治观念，还是历史政治观念，最终都是一种“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的延续和命运，从史前生活到等待我们的遥远的未来历史”的历史观。[43]以下为各章主要内容：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消费主义文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旨在揭示技术理性是极权主义冲动在消费主义文化中的隐性特征，而这种从冷战中继承下来的极权主义冲动才是最终导致一切都被商品化、一切都被消费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美国政治文化的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德里罗从社会层面深刻剖析极权主义冲动在美国社会运行的同时，也从国家层面分析了极权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德里罗以巨大的勇气追踪帝国主义霸权在历史中的演进，以及帝国主义如何延续着殖民暴力对他者的控制，这也成为第二章探讨的主要内容；在第三章中，德里罗将美国的生态灾难和政治危机追溯到1951年棒球比赛遮蔽冷战形成这一重要的时刻，揭示了消费主义文化所具有的准意识形态功能，不仅阉割了美国二百年以来追求的精神信仰和自我身份，而且带给人类世界末日的图景，显然，冷战的胜利并非美国人民的胜利，而是消费主义自由选择的胜利；德里罗为了让人们重新认识后冷战时代，将读者带回到冷战时代。通过重新叙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剖析了美国冷战意识的深刻历史根源，指出美国政治中表现出来的偏执狂症和阴谋论是美国例外论的最直接表现，促使人们反思美国扭曲人性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在第五章中，德里罗不仅深刻反思了了“9·11”事件发生的根源以及造成的后果，而且鞭辟入里地阐释了恐怖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德里罗试图打破跨国资本和媒体渗透在美国文化中造成的恐怖效果，通过写作来医治纽约人的心灵创伤。作者通过挖掘潜藏于“9·11”事件背后的历史，揭示美国社会日益极权化的残酷现实，凸显恐怖主义者与美国形象之间的密切关系，批评了美国政府固恋于冷战思维这样一种特定的叙事。今天，冷战早已经结束，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信息技术不仅将时代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引入到空间领域，而且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被这种技术理性所殖民、所渗透的人们，患上了更加严重的精神麻木和行为瘫痪症。为了化解后现代社会高度理性化语境下的虚无感和麻木感，人们一味地寻求感官上的愉悦，心甘情愿被流放在现实社会的荒漠中。但是，后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压迫性的话语和控制性的权力机制并没有丧失，而是借助新兴互联网和现代传媒技术以另一种压抑变态的方式呈现出来，理性极权主义对个体和公众的操控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和技术化，成为权力场域中一种隐喻性的结构。
本书的结语为：本书指出，德里罗从后现代视角出发，描写了美国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和症候，揭示了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构建的主要意识形态和实施的统治手段以及外交策略，打破人们对以往政治问题的陈旧观念，揭露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模式；德里罗的文学创作不仅围绕着政治主题展开，而且将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正如在詹明信看来，文学文本中涉及的一切都可以被纳入社会和历史的范畴，而这一切事物归根结底又都是政治性的；[44]通过对以上作品思想主题和艺术形式的分析和讨论，本书旨在揭示消费主义、生态危机、大众传媒、身份迷失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强调美国霸权主义、政治干预、种族压迫、阶级矛盾中的深刻根源。德里罗在一系列的小说中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的政治介入写作，打破了人们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思维定式，后现代主义不仅具有否定、解构和摧毁的品质，而且蕴含肯定、整合和建构的内涵，并非完全充斥否定、悲观和虚无主义的论调，提醒人们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重构新的历史意义，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在解构中心和消解权威之后重构世界的努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观的应有之义。因而，如果将德里罗小说研究仅仅局限于形式技巧这一维度的探讨，这种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不仅忽视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多维特质，更忽视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小说所具有的强烈现实意义，导致对后现代小说之存在的争论。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倡导适度无序的创造精神，在实践中践行这种可贵的品质，它倡导多元灵活的研究视角与对话风格和对现实世界的关心爱护，因此德里罗小说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美国20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经历都有着直接联系，虚构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总是与已知的现实或历史事件无法分开，这样的写作策略不仅使小说家德里罗置身于美国历史见证者的行列，而且为人们探知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提供了另类视角，丰富了德里罗小说思想主题的内涵，扩展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议题的深度和广度，以其对德里罗小说做出新的评价，在美学形式和思想主题上有新的突破。
本研究重点拟解决如下问题：第一，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对现实和历史的介入问题和它们在后现代主义中的理论依据；第二，德里罗小说中政治主题的界定及其指向；第三，文本书写与政治事件在对美国历史与现实介入过程中的关系；第四，德里罗小说全面反思后现代社会的策略和依据；第五，德里罗的创作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评价标准。而本研究的难点在于：第一，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与现实的关系；第二，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与历史的关系；第三，后现代主义小说对现实和历史介入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德里罗的创作一直围绕政治展开。在《白噪音》《新毛主席像》和《底层世界》《天秤星座》《坠落的人》《指向终点》中，德里罗通过后现代主义视角触及二战以来美国政府在国内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中的种种行为，揭示了生态危机、大众传媒、身份迷失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指出美国霸权主义、政治干预、种族压迫、阶级矛盾中的深刻根源；二是德里罗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的介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重新构建历史意义，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在解构世界之后重构世界的努力，驳斥了后现代主义中历史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极端看法；三是将德里罗局限于后现代主义形式技巧的探讨是非常片面的，这不仅否认了其多维度的创作尝试，而且也否定他强烈的政治指向和现实意义。德里罗小说中的历史事件都与美国20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经历有关。在德里罗的小说中，虚构的情节与已知历史或科学的事件总是无法分开的，这种政治写作使德里罗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为人们探知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提供了另类视角，从而开拓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议题；四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形式极其多样，主要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如果将后现代主义小说仅仅等同于语言游戏和形式技巧方面的创新，这必然会束缚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扩展和挖掘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思想主题，不仅丰富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视野和范围，而且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批判精神；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以及物质决定意识和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定律才能够真正认清后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和症候，纠正我们在思想认识上的误区，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
注释
[1]Robert Harris,“A Talk with Don DeLillo”,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Thomas DePietro.Ed.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5,p.16.
[2]也有人将这部小说译为《美国志》。
[3]参见网址：
[4]详见网址：
[5]David Remnick.“Exile on Main Street: Don DeLillo's Undisclosed Underworld.”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Thomas DePietro.Ed.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5,p.141.
[6]David Remnick.“Exile on Main Street: Don DeLillo's Undisclosed Underworld.”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Thomas DePietro.Ed.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5,p.131.
[7]Maria Nadotti.“An Interview with Don DeLIllo.”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Thomas DePietro.Ed.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5,p.110.
[8]该小说的标题也有人译作《地狱》《地下世界》和《黑社会》。
[9]参见网址：
[10]John Duval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Cambridge: Cambridge UP,2008,p.1.
[11]参见网址：
[12]参见网址：
[13]参见网址：
[14]参见网址：
[15]也有人将这部小说译为《国际大都市》。
[16]参见网址：
[17]参见网址：
[18]也有人将小说标题译为“欧米伽点”，本文采用“指向终点”译法，见《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1期朱荣华“唐·德里罗获2009年共同财富杰出服务奖”。
[19]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1966—），出生于苏格兰，是当代最为著名的多媒体艺术家之一，代表作有《24小时惊魂记》（24 Hours Psycho，1993）、《穿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Between Darkness and Light，1997）、《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1999）等；夏丹的中文名字为德日进，是法国耶稣会的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曾在中国长期工作，是北京周口店猿人发现者之一，著有《德日进全集》。
[20]参见网址：
[21]参见网址：
[22]“索尔·贝娄奖”于2007年由美国笔会创立，奖金为2.5万美元，每年由三个笔会会员或同等资格的人组成的评审小组经内部提名颁给在世的“代表美国文学最高水平”的优秀小说家，以表彰他们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作品表现出的追求卓越、心怀抱负等品质。
[23]参见网址：
[24]Harold Bloom.Ed.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Don DeLillo.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2003,pp.1-3.
[25]王守仁和童庆生认为，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德里罗关注现实生活，创作题材与国际时局、历史事件、现实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白噪音》描写了美国现代生活的种种问题，关注美国民众的内心世界。《天秤星座》描写历史事件，在援引历史记录的同时虚构人物、对话和情节。《新毛主席像》以中东恐怖分子活动为背景，暗示美国安全威胁的来源。《底层世界》关注50年代冷战开始到90年代冷战结束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和人生境遇。《大都市》则描写金融大鳄埃里克·帕克（Eric Packer）一天的生活，情节虽然虚构但给人真实的感觉，但故事本身又解构了表面的真实，颠覆了作者为读者营造的梦境，预示着作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的美国表面繁荣的背后处处潜伏着危机。所以，作者将此部小说归为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参见王守仁、童庆生《回忆、理解、想象和知识：论美国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48—59页。
[26]对德里罗小说的定位，在国内外仍存在诸多争议。德里罗在一次采访中，曾被问及：“你的小说经常被描述为‘后现代’。那个词对你意味着什么？你使用那些东西了的吗？”时，他说道：“没有。我是最后一个被问的人。如果我为自己分类，那么应该是现代主义链条中的一环，从詹姆斯·乔伊斯到威廉·福克纳等等，他们是我的榜样。从文学角度讲，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属于自我指涉艺术的一部分。人们将标签贴在作家、电影导演和画家身上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宣布这项运动已经不复存在”。这表明，研究者对德里罗小说的定位与德里罗本人对其小说认识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后现代小说的空间。参见网址：
[27][美]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国内学者对作者姓氏的译法各有不同，为了行文方便，本书正文全部采用“詹明信”这个译法。同时，为了查找引文的方便，论文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保留原作者的译法。
[28]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29][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
[30][加拿大]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和小说》，李扬、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
[31][加拿大]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和小说》，李扬、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
[32][加拿大]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和小说》，李扬、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33][英]迈克·费瑟斯通：《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34][美]安吉尔·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35][加拿大]帕米拉·麦考勒姆、谢少波编：《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蓝仁哲、韩启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36]Joseph Dewey.Beyond Grief and Nothing.Columbu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6,p.6.
[37][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38]笔者与小说家的好友兼评论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兰克·兰特里夏探讨这个问题时，他说到，德里罗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小说家。
[39]Bruce Bawer.“Don DeLillo's American.”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Don DeLillo.Harold Bloom.Ed.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2003,p.22.
[40]George F.Will.“Shallow Look at the Mind of an Assassin.”Critical Essays on Don DeLillo.Hugh Ruppersburg,Tim Engles.Ed.New York: G.K.Hall ＆ Co.,2000,p.56.
[41][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42]David Remnick.“Exile on Main Street: Don DeLillo's Undisclosed Underworld.”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Thomas DePietro.Ed.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5,p.141.
[43][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135页。
[44][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