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治乱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学术”，这是关中大儒李颙的治世明言。李颙的这种治世思想得到了清朝初年周至县知县骆钟麟的高度认可，或者说二者思想是不谋而合，因此，骆钟麟赴任后造访的第一位名士就是李颙，并把李颙的这句话作为他的为政的座右铭，“书其言，终身诵之”。
关于这位知县，《清史稿·骆钟麟传》记载：骆钟麟，字挺生，号莲浦，浙江临安人，清世祖顺治四年（1640）“进士副榜”，用现在的话说，他不是正取的进士，而是计划以外超录的进士。明代就有这样的规定，清朝因袭之。副榜不得参加廷试，但还可以参加下一次进士的考试，骆钟麟中进士副榜后，没有授予官职，这也是与正榜进士的差别，只授了他一个安吉学正，在浙江省安吉县当了一位在编教师，吃上了皇粮。这一干就是十二年，顺治十六年，朝廷才任命他为陕西省周至县知县，从此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骆钟麟到了周至县，据说，下车伊始，便到李颙的草庐中谒拜李颙，那么，李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得这远道而来的县太爷这样的尊重，这样的崇拜？本文主要是论述知县骆钟麟，然而，骆钟麟为政却把李颙的话作为终生诵记的座右铭，那就不得不先把李颙此人交代清楚。
《清史稿》有他的“传记”：“李颙，字中孚，周至人。又字二曲，二曲者，水曲曰周，山曲曰至也。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李颙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在学术界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清史稿·儒林》把他列在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之后的第四位。读《清史稿·李颙传》及其他有关史料，觉得此人有两奇：一是才奇。李颙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战乱时代，他的父亲李可从就是在这时的战乱中死于河南襄城的战场上的。父亲死后，家境贫寒，房无片瓦，地无垅田，母亲决意让李颙从学，但因家贫无力供养，屡被塾师拒收。李颙九岁那年入了一次学，但只读了二十天就因贫困而辍学，从此发愤自学，于挖菜、打柴间手不释卷，县中士子看他学而执着，愿借书给他阅读，李颙随阅随还，数载之间，博览群书，且逐渐明确了自己研究的目标——宋明理学。他对南宋理学大师朱熹、陆九渊都有深入的研究，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陆之教人，一洗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他提出“明体适用”的哲学思想，将玄奥的哲学理论体现在经世宰物的实用上来。李颙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自成派别，与北儒孙奇逢，南儒黄宗羲遂成三足鼎立之势。他还与眉县的李柏，富平的李因笃二位鸿儒一起探讨学问，被称为关中三李。他在理学上的造诣被世人推崇，被誉为海内大儒。入学仅二十天，靠坚苦自学成为大儒，能说不是奇才！二是志奇。李颙在学术上取得了很深的造诣，名播四海，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关中书院，聘请李颙做主讲，并给他准备了官服，李颙谢绝了，他仍然穿着“庶人常服”登台演讲，这给投降清朝的汉官们一记响亮的耳光。鄂善一再举荐李颙入朝做官，李颙曾多次上书以身体有病力辞。《清史稿·李颙传》记载：“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称疾笃，舁床至省，水浆不入口，乃得予假。”更有史料记载：李颙被举荐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并派官员亲赴李颙家催逼赴京，李颙坚不从命，官吏连同卧床一起将李颙抬往省城，李颙拔刀自刺，官吏惊骇而止。关中儒士称誉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汉。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赐书嘉奖：“操志高洁”。
儒家奉行的是入世思想，学为世用，学为时用，李颙倡导的正是实用哲学。而当朝廷征诏赴朝做官时，他却坚决拒绝，其志所在，岂不称奇！从1664年清兵入关，至康熙晚年，清王朝已经经营大半个世纪，而李颙怀抱明末遗老的思想，矢志不为清廷效力，不与北狄为伍，岂不遗憾！李颙四十岁以后的主要精力用于讲学，他企图用教育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他曾著有《匡时要务》《帝学宏纲》《时务急策》等著作，集中反映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同时他在行动上又不愿为世所用，这其中也折射出李颙内心深处的极大矛盾。
也许是骆钟麟有过十二年的教育经历，因此，他对李颙的为人、学识及“天下之治乱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学术，人心正，风俗移，治道毕矣”的治世思想崇拜有加，不仅是初任周至知县，下车伊始，就到李颙处造访，同时以师礼以事李颙。他不仅仅是停留在学术领域的探讨上，更重要的是他在知县的位置上，以行政的手段推行他的“为政先教化”的治世思想。
骆钟麟在贯彻以教化正人心的治世理念，分为几个层次来推行。
其一，设立讲学场所。“春秋大会明倫堂，进诸生迪以仁义忠信之道。”（《清史稿·骆钟麟传》）明倫堂是太学正殿，这里指的是讲学的场所。诸生，是通过考试录取的学生。在县里，通过考试录取的学生，应是一县在最高层次的学堂里学习的文化精英。骆钟麟利用这样的课堂，聘请名师，或自己亲自宣讲，其内容就是儒家倡导的思想，其目的是教育诸生怎么样按儒家思想标准去做人。人心要正，正在仁义忠信。在讲授儒家仁义忠信的同时，他还以《吕氏士约》为蓝本加以增删，作为教材颁发学舍。《吕氏士约》，或称《吕氏乡约》，是北宋神宗时期，关中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人称“蓝田四吕”制定和实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村规民约，这部乡规包含四大内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吕氏乡约》应该是我国村民自我管理的有效模式，它确定了“乡约”的组织性质，这是民间自发的组织，推选正直不阿、德高望重者为约正，负责赏罚评判，规定按时相聚，讨论村里事宜，具酒食以增加感情。在《吕氏乡约》的内容里，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就是“患难相恤”的内容，这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的尝试，具体体现在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七项内容，这种体恤和相助，是提高民间大爱的意识的导向，是构建和谐乡村的保证，也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从《吕氏乡约》问世以来，历代都很重视，朱熹就曾以《吕氏乡约》为基础，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明永乐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再刻《蓝田吕氏乡约》，并派属官监督推行“乡约”。清初，朝廷倡导乡约教化，“乡约”就由原来民间的自发组织管理，逐渐演变为官方主导，官民结合的一种乡村管理模式。骆钟麟把《吕氏乡约》加以增删，作为诸生教材，这无疑是用教化的手段，达到“正人心”，推动乡村道德建设、基础文明建设和自我管理的目的。这是由虚妄宏论的教化走向贴近百姓实际的最有成效的教育，这也是这位知县“为政先教化”的教化思想的进步。
其二，深入民间演讲、宣教。这类教育的对象是成人，尤其是与那些上了年纪、道德修养较高的人进行沟通，以礼相待，每年还要备些礼物去看望这些老者，目的是树立乡里道德标杆，扩大乡里道德影响，推进乡村道德文明建设进程。
其三，设立社学。清代的初等教育体制相对还是比较系统的，而且朝廷对兴学极为重视，这是源于北方少数民族对大汉民族统治的需要。清廷在京城设立专门供皇家子弟、八旗子弟及王公大臣子弟就读的初等教育学校，如宗学、八旗官学等，地方上就设置社学、义学。社学、义学多为官办，有些也有官民合办，义学多设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六《礼部·学校·各省义学》记载，清顺治九年（1652）政府就颁布了在全国建立社学的政令：“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瑾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廪饩养赡。”并且规定由提学进行监督落实情况。然而，政令归政令，执行起来可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清史稿》记载骆钟麟“立学社”，距顺治九年的政令已近十年了，社学的教育内容仍是《小学》《孝经》中的内容，教材的导向及目的一是识字，二是道德教育，这一层次的教育如同现在的小学教育。
骆钟麟在知县任上，努力践行他的“为政先教化”的执政方针。周至县本身就有浓厚的文化氛围，骆钟麟作为周至知县，上任伊始就先拜访李颙，并拜其为师，这一举动对进一步引导小县文化发展，提高百姓文化意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接着，他以务实的作风，多层次发展教育，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即便是他被调任常州知府以后，他仍然在践行他的“为政先教化”的原则。《清史稿·骆钟麟传》记载他到常州后，创建延陵书院，邀请李颙到书院讲学，而他率领全体僚属听课，由此可以看出骆钟麟对教育，尤其是思想教育重视之一斑。
骆钟麟曾以李颙为师，而李颙从骨子里就排斥清朝，即便在康熙盛世，也不愿出来做官，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与传播，他所讲的“天下之治乱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学术”的治世思想，旨在强调教化的治世作用。骆钟麟极为赞同他这种观点，且有幸到周至为官，得以近距离地向李颙请教，因此，他把“为政先教化”作为官任上的工作原则，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实，不管李颙如何在思想上排斥清廷，也不管是骆钟麟对李颙如何尊崇，在衡量教化在治理社会中的作用方面，李颙和康熙的思想是一致的。《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七《礼部·风教》记载了康熙皇帝的一段话：“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淳良，风俗朴实，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懋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不过李颙把治世之宝全压在了教化上，而康熙也谈到了教化是治世之本，是长久之计，而“不专以法令为事”，就说明康熙虽然强调教化的作用，但他并不排斥以法治世，法令与教化并用，才能达到更佳效果。骆钟麟的“为政先教化”的行政思路，或与康熙的这种思想相融相合，或者可以这样说，他打着贯彻执行康熙“为政先教化”的旗帜，堂而皇之地拜李颙为师，而又借李颙的东风，或者说受李颙“明体实用”思想的启发，掀起教化热潮，达到他治理周至，尽一县首长职责的目的。
骆钟麟与李颙的区别就在于李颙是一位学者，而骆钟麟则是一位朝廷命官，李颙只是在哲学领域进行一些学术探讨和宣传，而骆钟麟虽然极为崇拜他的学问及为人，但他所关心的不仅仅是百姓的思想教育，还有所面对的百姓的衣食住行，社会稳定及复杂的社会矛盾，只有不断地去化解这些矛盾，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莅狱明决”，这是《清史稿·骆钟麟传》对骆钟麟断案的描述。《清史稿·骆钟麟传》还说：“所案治即势豪居间莫能夺，人畏而爱之。”“莅狱明决”，这四字是对骆钟麟办案风格的概括，后面的描述又是对这四字的进一步阐释，短短二十个字，起码说明几个问题：一是说他人格的高尚。他清正廉洁，无私无欲，刚正不阿，依法办案，也只有清正廉洁的人格，才能依法断案，因此，百姓佩服他，敬畏他；二是说他断案的风格淋漓。法理烂熟于心，是非自然明辨于脑，不推不诿，雷厉风行，细致、果断、准确，令人口服心服。《清史稿》和《清代吏治丛谈》都列举了他兼摄兴平，鄠县两县事务时审理的一起案件，案中两派都是当地有权有势的豪族，“分四门为部党，健斗讼，持吏长短，前令不能治。君按治主者，党皆散”（《清代吏治丛谈》）。“莅狱明决”，不仅赞扬的是他对法理的谙熟，这是对他人格，办案风格及为政的担当和智慧的肯定。
其实骆钟麟在办案方面分为两个层次，上面彰显的是一位廉洁无私、刚正不阿、依法行事的法官形象。但更多的他是作为一位和蔼可亲的知县形象出现在百姓面前，当乡里发生民事纠纷，互相争讼时，他充当的是调解的角色。“民有争讼，后悔愿寝事者，令两造得自言，慰遣之。”（《清代吏治丛谈》）作为百姓，谁也不愿陷入官司的泥潭，遇到贪官，原告、被告通吃，其结果是倾家荡产，两败俱伤。骆钟麟则以春风化雨，和谐乡里为目的，双方都同意调解者，他便以知县身份劝解安抚，以“寝事”宁人。
骆钟麟作为一县的最高长官，始终心系百姓，关心百姓疾苦，《清史稿·骆钟麟传》记载，骆钟麟在官任上，两次发大水，第一次是“康熙元年，夏，大雨，渭南溢，且及城，斋沐临祷，自跪水中，雨幸止，水顿减，徙而北流者数里”。第二次是到常州知府任上，天灾频至“九年，大水，发仓廪，劝富人出粟赈民无荒亡”。一次遇大旱：“十年夏，大旱，葛衣草履，步祷不应，责躬吁天，言知府不德累民，涕泣并下。”关于骆钟麟在周至任上，乃至后来提到常州知府任上遇到的几次天灾，《清稗类钞》《清代吏治丛谈》也都进行了佐证，甚至比正史记载得更夸张一些：渭河决水，他“以身当其冲”，大旱祈雨，“十步一拜”“身自系狱”等。我们从史料中看到，在残酷的自然灾害面前，为民生计，他曾采取了一些积极防预和善后的措施，比如，他曾打算“自览家寨迤东开复故道”，治理渭河，可惜凭一县之力，很难达到目的，治河一事被众人否决。康熙九年大水，他开官仓，劝富豪共同赈济百姓，与百姓共同度过灾荒。史料记载更多的是他在突如其来的无情的天灾面前的无奈与无助，祈祷可能是当时他的重要或者是唯一的选择。用现在的眼光看，祈祷行为是愚昧而又无用，是封建官吏蒙蔽百姓，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但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史书上写骆钟麟“斋沐临祷，自跪水中”“以身当其冲”“十步一拜”“步祷不应……责躬吁天，涕泣并下”及“身自系狱”等祈晴、祈雨的场面也是非常感人的，没有与百姓的真情，没有对百姓的责任，即便是现在看来这些虚妄的举动和场面也不是一般官吏能做到的。
在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时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靠天吃饭，而又左右不了上苍，只能以祈求的方式期盼上天赐予风调雨顺，因此，祈睛、祈雨就成了消除天灾的主观愿望，甚至传说也是祈福的一种措施。到了清代，就形成了一种较为完善的典章礼制。根据史料记载，清代皇帝举行“雩祭”是在顺治十四年（1657），据说，顺治皇帝祭祀礼毕，还未还宫，即降大雨。这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史官为阿谀皇帝做的伪录，后人再看到这份档案，已真假难辨了。康熙皇帝继承了他父亲的做法，在位六十一年曾五十多次举行雩祭，之后，每位皇帝都以这种方式为民祈福，《清稗类钞》还记载了慈禧太后祈雨的一个场面：“不御珠玉，服浅灰色衣，无缘饰，巾履亦然。饮食仅牛奶、馍馍二物，宫眷则食白菜煮饭。默诵祷词：‘敬求上天怜悯，速赐甘霖，以救下民之命，凡有罪责，祈降余等之身。’默诵三遍，行三跪九叩毕，乃出。”在几千年的祭祀天地的文化背景下，清代在雩祭方面逐渐形成了一种礼制，这就使祈晴、祈雨的祭天活动形成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最高统治者的雩祭活动有多少虔诚的成分，因人而异，很难说清，但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封建统治者都没有让其子民安居乐业的愿望。骆钟麟在大清顺治皇帝首次举行雩祭的第三年，就于水中为民祈祷，至虔至诚，我们且不谈这种行为能否起到什么作用，但在一定历史社会环境下所折射出的一片为民之心，值得后人尊敬。
《清史稿·骆钟麟传》还记载骆钟麟在常州府任上，免赋税，惩贪吏，整顿官风，“属邑岁例餽漕羡三千金，钟麟曰：‘利若金，如吾民何？’峻却之”。他拒金不受，当漕运官把金子放到他面前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百姓，能把自己私利同百姓冷暖自然的联系在一起，我们怎能不说他是清官！
官吏好坏，老百姓心中有杆秤。骆钟麟心系百姓，为百姓着想，为百姓办事，所以当骆钟麟离任之日，数千人号哭乞求朝廷把他留下来，“不可，至罢市”。可惜这位使老百姓爱戴的清官年仅五十三岁就与世长辞，死后，当地百姓立牌位祭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