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有一位大学问家叫毛奇龄，他一生著述等身，经史研究、文学研究、方志研究、音韵研究都有建树，诗、词、歌、赋、散文、骈文造诣颇深，我们每每翻阅毛奇龄的著述，总是在慨叹今人在做学问方面的浮躁，对古人那种沉稳、执着、专注的治学精神敬佩不已。毛奇龄一生专注于学问，也曾做过七品翰林院检讨，参加过编修《明史》。康熙十七年（1678），这位翰林院检讨回乡省亲，路过上海看望他的同乡、同学、上海县知县任辰旦。翰林院检讨和上海县知县虽然同为七品，但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工作难度却相差甚远，毛奇龄看到这位同学在知县任上的生活、工作状况时，感慨不已，说：“吾观待庵（辰旦，号待庵）吏治，一丝一缕，唯恐伤民；杯水束薪，不以累物。”赞扬这位同学、同乡高尚的官品、人品。
读这两句赞词，总觉得是在说任辰旦为官的心态：一是写任辰旦施政谨慎，千头万绪的工作，都守一个底线，那就是不伤及百姓；二是写任辰旦思想上有一种超脱，那就是不以累物。不以累物，就是不以物累，无论是杯水束薪，还是金山银山，都不为之拖累。庄子所说“物物而不物于物”，不物于物，是说不为外物所驱使、牵累，说的是人的处世方法，欧阳修《归田录》中记载宰相吕蒙正不为物累，说的是吕蒙正的官品，任辰旦不把杯水束薪作为拖累自己的身外之物，也是在赞美他清廉的官品。毛奇龄善于观察，从细微入笔，从宏远处作结，可谓精辟、淋漓。
任辰旦（1623—1692），字千之，号待庵，浙江萧山人。顺治十三年（1657）进士（按《清史稿》说），康熙初年，授上海县知县。上海县置于元代，隶属松江府。上海是一个大县，“户甲数万计”。上海自古都较繁荣，农业、商业、盐业、航运是其几大支柱产业，据史料记载，上海“多夷贾（海外商人）贸易，漕边富家以奇货相雄”。到了清代，上海除了固有的农业、盐业之外，商业更加发达，刺绣、纺织、印染、米市，各种日用商铺应运而生，琳琅满目。黄浦江船桅林立，唯运沙船就有几千艘。随着经济的繁荣，人口迅速增多，市镇规模不断扩展，到清中叶以后，上海就成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清康熙年间，上海县虽然说比不上清中叶以后的繁荣，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已使经济社会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势头。然而，就因为上海相对富裕，朝廷也把这个地方当成了聚宝盆和摇钱树，据毛奇龄的《任君集课记》记载，上海每年向朝廷缴纳租赋就高达四十余万。且正赋之外另有杂征，老百姓也是叫苦不迭，加之上海人员庞杂，豪猾僄侠尤多，也是有名的难治之县，因此，前任上海九位知县，皆因施政不力，考课不符合朝廷要求，或被罢官免职，或下狱为囚。任辰旦授上海县知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其思想及工作压力实在不小。那么，任辰旦又是怎样当好这个知县的呢？
清苦自励。任辰旦有“唯恐伤民，不以累物”的为政底线和思想情怀，因此，当了六年上海知县，他始终都把自己作为一个标杆，以廉率属，以俭示民，清苦自励。据毛奇龄的《任君集课记》记载：“予（毛奇龄）尝入其署，见君衣木棉疏屦，厩马无栈豆（栈豆：马料），日买水二百钱，亲朋宴饮，辄假樏榼（樏搕：盛酒食的器具）于荐绅（荐绅：有官位的人）之知者；屋腐不葺，天雨则持盖行屋下。荐绅之贤者，请其教，却其所餽饷，其介如此。”又载：“予至上海，值王师南征，造鸟船渡湖，……君入乡度木，子妇求观县令者遮道出，且有饷茶及鲜枣，熟艿（艿：芋头）者。既得木，给值，民各辞金，揖让林木间。不得已，命不取值者则散还其木，于是领去。后度商人木，给商值，亦有辞之再者，予亲见之内宅门间。”这段记载真实地描写了任辰旦这位大县知县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毛奇龄没有谈到任辰旦吃的是什么，这可能是因为任辰旦有这位同学、同乡来看他，饭菜质量肯定不错，不然他怎么会在他的诗中写道“官贫不厌故人来”呢？但毛奇龄却看到了这位上海知县穿的是粗布、麻鞋，招待同学用的酒器都是从有钱人家借来的。住的是茅舍，破旧待修，天一下雨，要撑着伞在屋下行走，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那匹瘦马，马槽里竟找不到一颗喂马的豆料，更有甚者，连喝的水也要用工资去买。可见生活之俭约。《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六《任辰旦传》中，作者用“清苦”二字形容这位上海知县的生活是极贴切的。即便如此，一些官宦人家要从这里获取一些教益，而想给他一些适当的报酬，却被他一一拒绝。老百姓对这位好知县非常拥戴，当任辰旦奉命为造船到民间按一定标准购买木材时，百姓夹道观看、欢迎，并送茶水、红枣、芋头给知县品尝，然这位知县都一一谢绝；知县买百姓的木头，百姓不忍心要钱，知县就命执事者，如果百姓不要钱，那我们也不能要他们的木材；和商人交易，商人为答谢这位知县对商界的关照，也坚持不要钱，而这位知县在感谢百姓的一片好意的同时，分别按市场值付钱，公买公卖。这一切都被毛奇龄看在眼里，无怪乎他对任辰旦做出“一丝一缕恐伤百姓，杯水束薪不以累物”的评价。
整顿赋税，以防伤民。清初赋税征收基本上是按照明代规定的额度延续下来的，百姓赋税较重，以至于缴纳不起而累年拖欠。顺治末年，朝廷曾颁政令，令各地彻底清查所欠赋税，有拖欠不交者，严加惩办，官府有敢徇私包庇者，也要撤职查办。这道政令，确实有一定成效，多数地区如期完成了任务，然而“卖田典屋清偿积欠”者随处可见。更有一些百姓，征税的登记簿上显示土地若干，由于地理环境变化和诸多原因，百姓现有耕田已远远少于登记簿上的数字，而赋税仍按原来数目征收，百姓哪里会交得起，以至于家破人徙。据《清史稿》记载，上海县当时有六千亩田地被海水淹没，但“赋额未除，输者率破家”。这种情况前任知县也曾派人勘查，但都未查清。任辰旦上任后，奉旨重新勘查。任辰旦非常乐意干这件事，说：“是吾志也。”“日往来泥沙中，篷首垢足，按鱼鳞旧册，履亩丈量，厘其荒者，阅二月悉白。费皆自办，俸不足，银钏棉布偿之，籍上得减除额征有差。”（《清代吏治丛谈·上》）这段记载起码说明几个问题：一是任辰旦广视听、询民情，对赋税伤民情况十分了解；二是解决这一问题并非知县的权限范围；三是得到旨意以后的工作态度。“是吾志也”四字，充分流露了任公早想解决此事，而苦于无法下手，一旦得到旨令的愉悦的心情，并且不辞辛苦，亲临现场，按照鱼鳞册簿（鱼鳞册：旧时为征派赋役而制作的土地登记证，标明某块土地的所有人，及这块土地长、宽、面积、四邻、四至、形状错落如鱼鳞，故称鱼鳞册）核对勘查，仔细丈量，费时两个月完成这项任务，虽然所需费用均为知县变卖家产筹集，但了却他一桩心愿，那就是老百姓不该上缴的钱不再缴了，伤民的一大毒瘤被割下来了。宁伤已而不伤民。
科学治水，不费民财。吴淞江，原为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因此，长江入海口也叫吴淞口。现在的吴淞江是从明代黄浦江占领了吴淞江故道后，成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但长江入海口，至今还叫吴淞口。吴淞江源于太湖，流经吴江、苏州、昆山、吴县、嘉定、青浦等县市，整个苏、杭、常、嘉等地之水都汇集于吴淞，自古以来，多有水患。曾任江宁巡抚的慕天颜，奏请皇上，要求朝廷动用水利经费，再次疏浚河道，并在黄龙浦口附近修建水闸以管控吴淞江水，然而，建成后的水闸不久就被大水冲塌，耗费巨资而无功，参与治水建闸的官员竟束手无策。等到任辰旦知上海县，上级将这件事委托给了任辰旦，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且为了利用季节、气候条件，上司规定的工期很紧。在讨论如何建闸时，有人提出一套施工程序：“修闸者，必筑坝，如治河法，先用柳梢裹木石沉阑（栏）河中，然后戽水令竭，次第筑址。”简单地说：先拦截江水，然后建闸。他们算了一笔账：“每梢值四十余金，合计若干梢，得若干金。至戽水时则当得牛车若干、桔槔（桔槔：井上汲水工具）若干，夫领夫役若干，伍伯相视、押差监课若干，既廪（既廪：给养）若干。”（《碑传集》卷九十二《任君集课记》）这是一笔多大的费用啊！即便如此，如果在春水来临之前不能完工，则可能会前功尽弃。应怎么办呢？任辰旦在吸取前人施工教训的同时，拿出了自己的施工方案：“乃仿浙地之为梁者，命匠者先范石于陆，识其甲乙，而次第下于水中，使善泅者纵而理之，一如陆地所范者，短长合度，顾未尝竭水也。”（引文同上）他的施工方案是不筑坝、不拦水，而是模仿浙江当地修桥的办法，先让工匠在陆地上按照施工图纸搞模型，长短和图纸要求一样，然后将用来建闸的石条标上序号，再选会水者按照序号放在水中，扣好，这样，完工后，水下建筑就和陆上的模型一样，简单地说，就是不拦江水，而在水中铺闸基。这种方案的成功就在于岸上的准备工作做得扎实、细致。按照这一方案施工，效果如何呢？施工“始乙卯腊月，而告成于丙辰之十月，民不病役，国不糜帑，六郡无水涝之忧，一邑八万户无征输期会之苦。”（引文同上）一是工程如期完成，二是不浪费国家钱财，更重要的是不伤民力，不伤民财，省时、省钱、省力，真是一人智慧，六郡受益。《任君集课记》还说，大闸完工后，邑人为永记任公公德，为任公修建祠堂以供奉。有一位上海的书生叫瞿炯，还专门写了一篇《修闸记》，其中说到任辰旦“甘以官殉，而不忍以百姓殉，故毅然任之而不疑。”说明任知县接受这项修闸任务，且用这种施工方案，承担着丢官、丢命的风险，但为了百姓，他不顾自己安危，毅然接受这一风险颇大的任务。这位书生赞扬的是他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修闸记》中还不无后怕的写道，第二年春天，江浙一带淫雨累月，洪水滔天，如果按原来的施工办法，先截流再施工，工期延长，遇这种天气，不但工程全部报废，而且不知会有多少百姓在施工中被洪水冲走！当时还有一位进士名叫许自俊，回嘉定老家，路过上海，也写文章赞扬说，吴淞闸关乎嘉定、上海、昆山、青浦四县的百姓安危，现在任公把闸建成了“而四邑安，四邑安而江东十余郡皆安，侯之明德远矣”。将任辰旦科学治水建闸的意义又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为民解怨，春风化雨。任辰旦知上海县，由于前任九位知县都被罢官，乃至下狱，因此积案颇多，毛奇龄在《任君集课记》中说：任公“清民讼，非大狱多以情遣”。这就是说任辰旦基本上把案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民事，另一类是刑事。受理民事，以情以理，化干戈为玉帛，充分显示了这位知县的智慧和爱心。《任君集课记》讲了几个感人的故事：
城中有一位叫金娜的女子，经媒人介绍许给了姓王的一家公子，还未成礼，年内选了个好日子送去了一些食品作为定亲礼物，但因家境不宽，没送银钱，恰好媒人死了，王家就想就此把金娜娶过来，遭到金娜谢绝，并剪短了头发。过不久，又有人把周家公子给金娜提亲，周家有钱，金氏父母嫌贫爱富，极力劝说金娜嫁给周家，辞掉与王家的媒妁，这样，王家就把金家告上了县衙。任辰旦受理此案，询问金家为何收了人家的聘礼而截发反悔，金家却说王家是诬告，媒人已死，无人佐证。任辰旦心生一计，他不在大堂审案，而是先把金娜请到内庭，一方面安慰金娜，不必害怕，另一方面讲明道理：嫌贫爱富拒婚王家要受道德谴责，金娜说：“我并无意与王家退婚，剪掉头发是另有原因，并非为了此事。”任公摸清了金娜的心思，随即临案大堂，传金氏父母，大声呵斥说：“金娜说你们已经收了王家的小礼，你们为何隐瞒不认，分明是嫌贫爱富，强迫女儿另嫁他人，是何道理！况且你们的女儿谨守妇道，对王家忠贞不贰，你们从中唆使，女儿不好与你们争辩，难道你们忍心毁掉你们女儿的贞节品质吗？”父母遂悟，连忙叩头谢罪，金、王两家重归于好。
任辰旦曾受理一桩旧案：一位姓丁的寡妇，丈夫和儿子都死于仇人之手，诉状上案件牵涉十一人，这十一人都被逮捕下狱，其中就有几位是平时与丁氏不睦而与杀夫害子没有关系的人，丁氏仍以凶犯的名义一并诉讼，其中真凶也被缉拿归案，但因真凶指使从犯抵赖，混淆黑白，致使真假难断，后来真凶因其他原因也死于监狱，这样，案件就搁置了，无法了结。任辰旦上任后，丁氏再次起诉，然而这些嫌疑犯已在牢里关了三年了。任辰旦仔细翻阅卷宗，认真查询案情，觉得不太对劲，其中有四个人与凶杀案似乎无关，于是他采取了特殊的断案方法，在询案过程中，他与丁妇有一段对话很精彩：“曰：‘踯躅（指告状忙碌）良苦？’丁泣曰：‘饥咽不熟者三年矣。’君顾诸囚指而曰：‘以视彼累累者何如也？’曰：‘彼更甚。’曰：‘夫彼之所以贯索累累（贯索累累：在大牢里囚禁很久），喇肌剟肉冻饥拳拲（以上指各种刑罚），十倍于汝苦，极三年而不辞者何则？为杀汝夫与子也。脱或不然，而以无何有之人，徒区区小嫌细故偶不解，而遂令至是，安乎不安乎？’丁愕然不应。君视其幧（幧：头布）类尼服，问曰：‘何谓服此？’曰：‘吾悔吾生之不辰，以罹此祸也，吾服此，将以懺也。’曰：‘吾以汝为犹未能悔祸也，若果悔之，则前此夫之与儿其为受祸者亦既深矣。今復不戒，而以杀平人再种其祸，其为报岂有既耶。’丁初聆君语辄点首，至是则曰：‘吾知之矣。’遂引薄乞供，供其平日与四人嫌怨状，释四人去。而四人者，与其乡人灼臂（灼臂：佛教中一种忏悔方式，此指四人对自己错误反思）诣谢此妇。”
这两起案件的审理，我们似乎没有看到县太爷庭堂端坐的威严，也没听到惊堂拍案，衙役呼威，那些使人心惊肉跳之声，看到的是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听到的是入情入理的漫谈，而这种特殊的庭审方式带来的却是春风化雨的效果。
前者是不在大堂审案，而是把被告请到内庭，晓之以利害，使当事人思想首先转化，然后矛盾迎刃而解，矛盾多方相安无事；后者实在是一桩大案，也是一桩人命陈案，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任公发现破绽，选准了案情的突破点，当丁氏一口咬死这几名“嫌犯”时，任公仍然以漫谈的方式切入。先是嘘寒问暖，对其三年来不停地奔波告状的辛苦表示慰藉，以此调动丁氏情感上的共鸣。继而将话题移到诸囚身上，指出就因为这一案子，他们在大牢里关了三年了，受尽了各种刑罚，她们所受之苦，比之于你丁氏之辛苦如何？丁氏自然会脱口而出：“更甚。”继而任公直切主题，做了个假设：假如不是这几个人杀了你的丈夫和儿子，你却因为一点小事咬定他们是凶犯，让他们受苦，心安吗？这就使丁氏良心发现，“愕然不应”。任公抓住她心理这一微妙变化，继而旁涉，问起丁氏穿戴，当丁氏说出穿尼服是为了忏悔，任公紧追不放，指出你的内心还没有真正忏悔，前日丈夫与人有怨，致使丧命，今又因小嫌而告其杀人，丈夫之祸恐怕还会再来。至此，丁氏悔悟。整个庭审过程，和风细雨，娓娓而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之心服口服，供出真相，而其四人也在反思自己的过失，两家握手言和，搁置多年的人命大案有了新的进展。以和为贵，不伤百姓，这是任公调解民事的原则，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采用的方法是“以情遣”。然而，一旦遇到刑事大案，或有伤百姓的案件，任辰旦则是非分明，果断决狱，显示他公平，公正、担当、智慧的行事风格。
明敏决断，主持公正。《任君集课记》还记载了两起任辰旦断案故事：城中有位叫孙祥的人，其父孙辛于康熙九年被同邑人徐捨所杀，这个案子也牵涉不少人，徐捨指使其中一人买通证人，让大家证明杀孙辛者就是此人，但经查，此人杀人证据不足，因此，这个案子就搁置下来，不了了之，上司也只好发下指令将其赦免释放。唯独孙家有仇难报，有冤难申，陈尸多年不葬。后来，孙祥觉得靠官府报仇已无指望，便自己想法寻机报仇。孙祥明知杀父仇人是徐捨，因此，他想尽办法靠近徐捨，献上殷勤，以示相好。后来，干脆将女儿嫁给了徐捨的孙子，更加取得了徐捨的信任。机会来了：一次徐捨从外面喝醉了酒回家，由孙祥搀扶着，途中，孙祥拔刀将徐捨刺死，大呼：“吾以复父仇也！”随后到县衙自首。这个案件并不复杂，按照大清法律，杀人者死，尽管任公对孙祥为报父仇杀人，及杀人后敢作敢当侠义之风有同情之意，担任知县仍判孙祥死刑，并写判词：“挟六年不共之仇，坐一日束身之罪，为父罹辟（罹辟：遭法律制裁），死不愧于九原（九原：指父亲九泉之灵）；持刀杀人，生敢逃乎三尺。”明明白白，该肯定的肯定，该依法治罪的依法判刑。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如遇有伤百姓案件，任公更是为民做主，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毛奇龄引用《申浦记闻》一段记载：“浦东有屠蚌得大珠者，鄰首之官称珠美，色如含桃。君判纸尾曰：‘民自得珠，与官何涉？’首者惭去。”老百姓从蚌中得大珠，招来了附近一小吏眼馋，一纸公文递到县衙，想从百姓手中夺过来。任君见到这些想占百姓便宜的人，气就不从一处来，此案不值得一判，但还是以既轻蔑而又带训斥的口气判定；不知羞耻，既早打消掠夺百姓的念头。其关爱百姓之心，溢于言表。
任辰旦在上海知县任上工作了六年，六年间，以其一颗炽热的爱民之心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康熙十八年，受人举荐调往中央任给事中（七品），后改任大理寺丞（从六品），人虽不在上海，但他与上海百姓的感情没有割断，他曾有一首诗《示沪人——时沪民诣县请留》：
暂离数千里，似隔两三年。
费日攀征马，成云失灌田。
踌躇无可赠，为尔祝平安。
寄托了他对上海百姓的无限深情和永久的怀念。
任辰旦对上海百姓眷恋，是因为上海百姓对他的拥戴，进京之时，百姓到县衙挽留，继而夹道哭送，送别场面催人泪下。百姓之所以对这位知县如此爱戴，是因为任辰旦在上海为官六年，一丝一缕均想着百姓，杯水束薪以洁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