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选择
世界上本来没有政治，有了人就有了需要管理的公共事务，于是政治便逐步地产生了出来。政治是人造物，人造的事物有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这是长久以来不断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中国政治发展有没有规律性的问题也来源于此，同时，政治发展规律问题的探讨也基于人们对中国政治认识与实践的现实需要。
要探究政治发展的规律性问题，需要从政治学学科的科学性说起。
政治学有没有科学性？社会上没有多少人知道政治学还是一个学科，是一门学问，更没有多少人认为政治学是科学，就是这个学科的学生对此也充满疑惑。政治学不是面向大众的，要普通民众谈自己对政治学的认知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在我国政治还没有为自己争得一个好名声的条件下更是如此。但是，作为教学活动的学术探讨，论证政治学的科学性则是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对一定条件下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正确揭示与总结的系统认识，是运用定律、定理、范畴等思维方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依据这样的解释，政治学作为科学，它就是对政治生活发展变化规律的揭示与总结，是以基本范畴、观点、思想等思维和思辨形式反映的政治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
政治学是揭示政治发展规律的，那么，政治发展有没有规律？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性无可争辩，因为它是客观的，具有可把握性、可验证性、可预测性，而说政治发展有规律就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因为政治是人造的东西，是人类创造活动的结果，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人造属性意味着政治是可以选择的，我们常说在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还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人为设计的结果。选择和设计表明政治是人基于自身的利益追求、价值观念和特定的文化取向而建构出来的。那么，人造物的发展有规律吗？
如果不从价值层面审视而仅仅从经验层面观察，可以看出，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比如，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普遍的政治博弈，实际上就是一个争取支持者的过程。一般来说，当博弈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那它就会在博弈中胜出，这应该是个政治规律。小到个人对政治职位的竞取，大到政党对国家政权的取得，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特定地位的获得，都是如此。作为一个人来说，要使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就必须使利益相关人中的多数对自己有所认同，乃至支持，不然就会成为孤家寡人而使自己的处境困难重重。对一个政党来说，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诉求，不论是取得政权还是实现本党设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没有多数民众的支持都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竞取国家政权无论是采取暴力手段还是票决方式，实际上都是争取民众支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当年争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实际上就是与国民党争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当共产党争得了多数民众拥护时，国民党政权也就不可避免地终结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论大小，如果在国际社会没有多数国家的认可、同情和支持，它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就没有可能。可以说，在多数以“力”而非以“理”论成败的政治场合，这一规律都是存在的。
政治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政治发展规律的存在肯定不是单数，应该是复数。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是政治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他认为人类社会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几个发展阶段，这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但是，要让人接受和信奉这一学说，心服口服地承认这一规律，是一件不易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大规律，大在哪里？大在了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使我们任何一个人作为个体无法经验这个规律，以自身的实践无法体验这个规律，因而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它的认知。这可能是作为个体的人对社会发展政治规律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个障碍吧。
作为个体的人不可能经验漫长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规律，那么，能不能经验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发展规律，比如说20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规律呢？应该说是肯定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使个体的人的经验成为不可能，但对于20世纪的100年来说，个体的人的经验显然是可能的。那么，20世纪的100年中国政治的发展有没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呢？肯定有，是什么呢？这完全是一个基于逻辑推理而提出的问题。这不是笔者一定就能做出回答的问题，更谈不上做出满意的回答。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0世纪100年的中国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较量的年代，也是世界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场所，政治风云激荡，社会跳跃式发展，天翻地覆是这一时代的主色调。俯瞰百年中国这一政治舞台，我们就会发现，百年中国社会呈现出了一种波浪式的发展态势，这就是每过十年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发展的不稳态现象，而且这种不稳态大都集中在每个年代的七、八、九三年，这几乎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常态”。
1917—1919年，1917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并由此直接导致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并促使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转折点。
1927—1929年，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国民党统一了中国，成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国共合作的破裂、南昌起义爆发。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师井冈山，创建了革命军队，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中国两大政党就国家政权的归属问题展开的殊死搏斗正式开始，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1937—1939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此后，上海、太原失守。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徐州、武汉相继失守。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进行全面侵略，中华民族处于危机之中。
1947—1949年，著名的三大战役，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国家政权的转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是，政治发展的不稳态并没有结束。从1957年起，以维护国家政权为指向的政治斗争和以推动社会发展为出发点的政治运动却此起彼伏，呈现出周期性。
1957—1959年，“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接踵而来的是1958年5月在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一直持续到1959年夏。
1966—1969年，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8月1—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1968年9月，自上而下的革命委员会夺取了各级党委、政府权力并取而代之。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走向了高潮。“文化大革命”历经10年，使党、国家、人民和中国社会发展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6—1978年，开国领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强调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1987—1989年，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等规定载入宪法。这是宪法对经济制度规定的突破性变革。
1997—1999年，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6月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世纪末的七、八、九三年，政治是和平的、有序的，不再以曲折的形式、以体制外手段寻求发展，历史以凯歌行进的方式进入新世纪，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政治景观，这是在经济社会转型基础上中国政治转型的开始，是政治出现新趋向的标志。
百年历史的这种回顾和概括太简单了，只涉及每个年代七、八、九三年的重大事件而舍弃了其他，这有基于说明自己观点的需要而剪裁历史之嫌，也有着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否真的把历史当成了一个可以由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可以肯定，这一历史描述的框架不一定为所有人认可。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这一历史描述框架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将百年中国宏大、复杂、曲折、沉重的政治故事粗线条地展现了出来，而且使它的特性更加凸显，使政治发展样态的展现更为集中。
每个年代七、八、九三年的政治发展不稳态，都给中国政治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影响了政治的发展进程。从类型学意义上说，有些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如1917—1919年、1947—1949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有些则是灾难性的，如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及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大大延滞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战略选择等则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用不稳态概括不同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明，不稳态是一个表明社会发展出现了突然的、短时间的、较大变化现象的中性词，而在价值取向上没有给它赋予正向性或负向性的意蕴。
集中表现在每个年代七、八、九三年的政治发展不稳态，是百年中国政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人为的社会现象，还是注定了的、不可改变的中国政治的发展规律？这种设问的思维模式是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它可能使我们的分析掉进自己为自己事先挖好了的坑里去而影响对问题本身的分析。从逻辑上讲，如果说它是规律，那就是说当政治这一人造物被创造出来之后它就具有了自组织性，就会脱离创造者而依据自身的规律运行，成为人主观世界以外的“客观实在”，并以人为约束对象，改造人、塑造人。这就是说，政治规律是一种异化现象，人的创造物成了人的主宰者，我们不能改变它，不能废除它，只有顺从它。从现实政治来看，如果它是规律，21世纪的中国政治就会重复20世纪每过10年就在七、八、九三年出现不稳态的周期性状态而不能自拔。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不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了吗？我们不就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隶而永无出头之日吗？我们改变自身和社会的实践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它不是规律，为什么却会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
当然，社会不稳态所呈现的周期性，不同于基于因果关系的自然界的周期性。严格地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并无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可检验、可重复出现的那种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周期性。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其所依赖的社会条件都是一次性出现的，后来事件的产生，即便是它们的发生条件具有相似性，但也没有严格的一致性，至多是部分的相似而已。我们所说的周期性不稳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是对已有的历史经验的概括。因此，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呈现出来的规律只能是“类规律”。如果说自然规律是作为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在起作用，那么，社会规律这种相对于客观的自然规律的类规律就是由价值多元的、目的和意图多样化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共同作用、共同创造的。
依据“人创造历史”的逻辑，历史就是人类自身选择的结果。人创造了它，人也就可以改变它。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历史就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和改变自己创造的物的过程。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人类最终不会成为人造物的奴隶。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恩格斯的观点告诉我们，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又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创造的。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历史是自身之外的“客观世界”，个体的人不能依据自己的意图而改变它。因为对每一位个体的人来说，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更是这样。当历史进程在某种社会力量主导下朝着某一方向演进时，个人会感觉到历史是被一支无形的强大力量推动着并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客观现象，任何个体的人在它面前都无能为力，根本不能影响更谈不上改变这样一个进程。正是在无法左右历史的个体的共同作用之下，才使历史成为它能够成为的那样，即产生出与每个人最初期望都不相一致的结果。于是个体的人便会产生历史由某种客观规律推动的意识，感觉到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存在。当然，并不是每一具体的个人在历史面前所起的作用都是相等的，对于那些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如政治家来说，他们是未来社会蓝图的设计者、宣传者，也是将其付诸于实施的组织者、领导者，如果他们对社会建构的理想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能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并将这种实现构想的社会企盼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成功地实现自己预定的政治目标，这种成功就特别容易给他们以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自信，并且使他们将自己的意图、理念和设计提升到历史规律的层面上去。历史发展的过程使他们易于产生自己的认识就是对社会规律性的认知，甚至将它与自然界的规律等量齐观，把人造类规律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看成是一回事。但是，对于由单个人组成的人类群体来说，历史就不是自身之外的“客观世界”，而是一个人类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历史及其发展是由他们决定的，正是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信念甚至人性本能的驱使使人所做出的选择才创造了历史。因此，它不可能有自然界那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创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类规律也不是任何一个作为个体的人能够改变的，而能够改变它的只能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出的合力。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类规律与客观的自然规律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百年中国政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周期性的政治发展不稳态是各种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是一种作为任何个体的人都不能改变的类规律，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却能够改变它，能够重新塑造21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态势，而这种改变和重塑的前提在于认识它、掌握它。
怎样看待每个年代七、八、九三年的政治发展不稳态，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就方法论而言，把百年中国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还是看成截然不同的两个50年，就令人非常纠结。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政治上的不妥当之处在于，前50年与后50年的中国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执政的政治主体、国家与社会的性质不能同日而语，如果等量齐观，会遇到政治上的评判困境，就是说方法论与政治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与冲突会使学术研究成为不可能。而如果不把前50年与后5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则不能说明为什么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政治上的这样一种周期性现象却仍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一问题。
从时代条件来看，刚刚过去的20世纪离我们太近，犹如一棵参天大树覆盖它周围的土地一样，20世纪历史的投影也深深地影响和决定着当代中国社会，作为利益相关者要客观、公正地评价那个时代的大是大非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社会发展却需要对过去进行评价，需要为认识今天提供指向。
历史是由作为整体的、自觉与不自觉、自主与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各种力量，即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出的合力塑造的，正是这种任何个体不能改变的合力所具有的特性转换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周期性不稳态现象，这种不稳态的特点在于，一是突变性。所谓突变性就是政治力量对比，或者是社会发展面临问题，或者是社会性质、意识形态、社会发展方式等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发展方向的突然转折。突变性常常使得社会发展出现突然断裂，使人的心理、观念和行为在新与旧、过去与现在的选择中陷入两难而无所适从。同时，它又给百年以来寻求变革的中国人以巨大的吸引力，人们寄希望于通过突变跨越卡夫丁峡谷，以突变来摆脱落后、贫穷和受人欺凌的状态。人们坚信，突变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不会是新的锁链，得到的只能是一个新世界，这一必然性的发展逻辑给人以极大的鼓舞，塑造着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从期望突变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和理想的社会变革模式的意义上讲，20世纪周期性的政治不稳态则是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实践形态。二是跳跃性。基于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经久不变的痛苦经验，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革命乃至战争式的跳跃式发展是20世纪中国人崇尚的社会变革方式，人们相信跳跃无疑会大大加快社会发展速度，缩短社会发展过程，超越其他国家不得不经历的痛苦的发展阶段，尽快实现自身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跳跃式发展也使得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新旧事物不能有效转换的空白期，在政治上出现专制制度被废黜而自由却未产生、君主制被废除而民主制度难以建立、人治受到鞭挞而法治状态却遥遥无期的现象。导致人的行为失范、社会失准、发展失序，付出比常态发展高得多的成本与代价。三是不可预测性。在自然界，可预测性是指自然现象建立在客观的、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它是可以把握、验证和可重复的。与自然界不同，在社会生活领域，可预测性则有赖于社会生活严格按照人造制度的规定有序运行。制度是行为准则、评价尺度和规定社会未来发展走向的强制性规范，有了人人严格、自觉地遵守的制度，人就可以预测行为的后果并把握自己的未来，即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家做主。而20世纪的百年中国政治所呈现出来的不可预测性则是发展的非制度化或者制度化被强制终止的基本表现。不可预测性是原有制度功能丧失，是制度失灵，是政治在体制外运行的结果。正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不稳态所表现出来的上述特性，给人们认识和把握政治发展问题带来了困难。
如何认识这种由合力塑造的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样态，有两个维度：一是将20世纪的中国政治置于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予以考察；二是将中国政治置于国际形势的大格局之中予以审视。
将20世纪的中国政治置于整个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予以考察，我们会如何解读它出现的周期性不稳态及其特性呢？笔者以为，中国政治发展的这种不稳态及其特性不仅表征了20世纪世界政治民主与专制博弈的主题与本质，也是中国政治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古代中国的政治史，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君主专制取得了无可争辩的合法性、神圣性。辛亥革命使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神圣性不复存在，虽然新生的中华民国在运行中并不顺利，尽管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和共和国治理初期，握有大权的是大清帝国的旧政治人物，他们的学识和素养等方面与共和国并不匹配，尤其是对民主政治的运作规则表现出无知、无能与我行我素，但以共和代替专制却是其不得不做出的基本选择。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的政治选择不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高扬的是民主的旗帜而不是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价值理念。在中国人眼里，代替君主的只能是民主，代替君主制的只能是民主制，我们没有以制度限制君主权力或者君民分权、君民共治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秦代以后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基本的政治格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像欧洲那样始终存在着抗衡君主的政治力量和一定意义上的约束君主权力的政治制度安排。中国君主的权力没有边界，君权不能限制、不能制约，虽然有传说中的诽谤木、敢谏鼓，也有制度化了的御史台那样的中央行政监察机关与中央司法机关负责行使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的职权，但对王权来说它只有道德意义，是基于君主个人道德自觉而并非制度的硬约束，是象征性的。君主专制的基本理念是权力的至上性和唯一性。因此，在推翻专制君主之后的政治选择也只能遵循这样的逻辑：或者选择新君主，或者由民做主，二者必居其一，不能有其他选择，包括通过分权来保留君主的君民共和。君主只能被替代，替代他的不是新君主，而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至于不同政治力量心目中的民主为何物则另当别论，而建立作为君主制对立物的民主制则是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确立起来的基本意识。与此相比，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举起来的旗帜不是被搁置，就是被看成与民主水火不容的歪理邪说，唯有民主是神圣的，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
先进的中国人崇尚和追求民主，民主人神共佑，人人口必称之，但各人心中所想却是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民主作为舶来品，在它的老家本来就含义多元，再经过中国文化的浸染，更是五颜六色，不知其为何物。因此，整个20世纪在民主制度的确立和民主的政治实践进程中围绕民主与专制、真民主与假民主、口头民主与实践中的民主、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其他类型的民主、群众运动式民主与制度化程序化式民主、特色民主与“普世”民主等的博弈和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或者是观念的分歧与冲突，或者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争斗，民主始终是中心议题。可以说，持有各种民主理念、具有不同民主价值追求的力量之间的反复博弈，使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展现出了它那样一种特有的样态。
与此相联系，政治权力配置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观也是造成政治发展不稳态的基本因素。在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现象，那就是政治权力配置形式的变化与掌权者的变化二者之间始终存在一种不匹配现象，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掌权者阶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权组织形式即政治权力配置方式的变化。同时，政治权力配置方式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掌权者阶级的变化并不一定带来政治权力配置格局的根本改观。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这一问题的基本表现是，过分集中的权力配置格局的基本形态始终未变。过分集权造成了利益、权力配置的非公开性、非程序化甚至私密化。纵观整个世界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固然与人心、人性和民族的文化心理以及传统有关，但主要还是与当下的制度有关。在一个权力、资源、福利、利益可以得到透明、公平、程序化和权威性分配的社会，健全的民主与法治会使一切不良行为处于严格的监督与制约之下，政治博弈的结果会得到高度认同。相反，过分集中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在资源与利益的配置上必然会产生失衡，即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被搁置、否定或无视，出现利益配置得不到广泛认同的社会后果，导致利益受损者的抗争，并呈现出政治社会的不稳态现象。
理解20世纪中国政治，还必须将它置于国际政治大格局之中予以审视，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是国际关系中一个被动的受体，近代社会以来它不得不承受国际社会对自己的单向作用，以一个被影响者的角色处于国际关系之中。因此，只有将国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置于当时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之中才能给予合理解读。
20世纪的国际政治是怎样一幅政治景观，其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态势呢？可以说，20世纪的世界是多面的：既有血腥风雨，又有盛世太平；既有困惑与绝望，又有希望和成就；既有令人痛心的倒退，也有跨越式的神奇发展；贫穷与富裕、机遇与挑战同在，真善美与假恶丑并存，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在这个多元世界里和平曾经是普世的价值追求之一，因为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那些不计其数的小型战争和武装冲突，使多少人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浩劫更是灾难性的、空前的，大部分国家被卷入，大部分人被波及，整个世界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难以计数。第二次世界战后虽然没有出现世界性的热战，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它们双方各自具有的足以多次毁灭地球的核力量却使整个世界笼罩在核大战的恐怖的穹顶之下，因而维护和平显得至关重要，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向往和世界发展的主题之一。20世纪价值追求之二是社会主义。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展引起了本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也导致殖民地国家起来反抗，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国内多种政治力量对腐朽的沙俄政权的不满导致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共产党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此，共产主义思潮迅速地向全球其他地区蔓延，中国、东欧诸国、古巴等相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苏联成为政治、军事上的强国，形成了能与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由弱小的政治力量发展成为能够与资本主义分庭抗礼的、造就世界新格局的巨大力量，极大地吸引了世界上的一切进步势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价值追求之三是独立，各个民族国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20世纪也是殖民主义发展到极端的世纪，但在60年代后它却迅速地土崩瓦解，整个世界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在此基础上非洲和亚洲建立了许多新兴的独立国家。受当时两极格局的影响，独立国家不是被迫进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就是进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那是一个各国在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中不得不站队的年代。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性的约束机制不存在了，这为各国独立寻找自己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道路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此时独立所追求的目标虽然不同于60年代，但各个民族国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价值取向则是不变的。价值追求之四是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反法西斯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之间以战争的形式进行的自由、民主与专制制度的决战，虽然反法西斯国家之间对民主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异，但其对民主的追求则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则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摆脱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建立自己的国家，获得自身解放，实现当家做主的伟大的民主实践，虽然今天这一进程在一些国家已经夭折，但可以肯定地说，各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仍在继续，历史的进程不可逆转，人类社会不可能回到黑暗的受奴役的时代。与此相一致，民族独立国家几十年间也在不断寻求自己的民主之路和符合本国实际的民主模式。对于发达国家来说，20世纪，也是它们开启民主进程的历史时期。如果说自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国家首先举起的是自由这面大旗，那么20世纪它们则是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走向民主的时代。比如普选制，资产阶级虽然最早提出“普遍选举”的口号，用来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但是在他们夺取政权后，却严格限制选举权，规定了诸如居住期限、财产资格、教育程度、性别、种族等选举资格的限制，直到20世纪初，普遍选举才成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原则。如在英国，曾经实行复数选票制，即选举人除可在其居住地选区投票外，如占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或达到一定学历，还可在其营业地选区或大学选区再次投票，这种不平等的选举资格直到1948年才废除。在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还有五个南部州的法律规定以缴纳人头税作为选民的一项资格。人头税之所以成为剥夺选举权的一项手段，主要不在于这种捐税的金钱价值，而在于地方当局可用以摆弄黑人。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妇女到20世纪才开始享有选举权。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才普遍地真正地实行不分种族、性别、教育程度和财产资格等的限制，年满18岁以上的本国公民都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制度。价值追求之五是追求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是各个国家的基本目标，区别只是在于有些成绩斐然，有的国家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也有的国家经济发展波折不断。经济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虽然说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和平、独立、民主的实现和社会发展，但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都是空话。20世纪各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目标选择基本相同，那就是实现本国的工业化、现代化。
当然，引领20世纪前进的各种价值追求并不是等同的，具有同样的地位。从事实和逻辑上看，不论是对和平、社会主义、独立、民主、经济发展还是自由、公正、平等、人权等价值的追求，它们的共同取向和特征都在于，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和政治个体的人都要摆脱受奴役受控制的状态，掌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所有价值追求中的核心价值，是引领整个价值体系的首要价值追求。正是民主作为20世纪的历史潮流，从而使它获得了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势力敢于说自己是反民主的，即便是那些假民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国家和政治势力，也用民主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20世纪的中国就处于这样的国际关系背景之下，它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改变着每一位中国人的命运。站在世界的高度看中国不难发现，在百年中国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诸多重大事件的产生都是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影响的结果，都与当时国际上出现的特定事件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变化刺激所作出的非自主性回应，这种回应的表现就是民主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因此，可以这样说，百年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不稳态实质上是不断生长着的民主与顽强的、一直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反民主的力量二者之间反复博弈的基本表现，而周期性正好反映了两种力量之间较量——积蓄力量，重整旗鼓——再较量的周而复始的博弈状态。
20世纪的中国在其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作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一个被动的受体，不得不承受国际社会对自己的单向作用，这是一种长时期我们不能摆脱的处境和生存状态。在我国，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经济文化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的大幅提升，中国社会解决自身问题的自主性才逐步显露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国际事务与中国内部事务的处理上作为自主者、影响者的身份越来越凸显，以新的角色开始了建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并作为国际事务的重要政治力量日益深入地参与其中。正是这样一种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角色转换，正是21世纪中国政治生态的转折性变化所形成的合力，塑造出了不同于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景观，替代了原有的周期性发展不稳态的类规律，使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出现新趋向。
中国化：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定位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及其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传统学科都面临着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实现全方位变革的客观要求和历史机遇。政治学向何处去，也成为政治学理论工作者思考和着手解决的基本问题。笔者认为，将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定位于“中国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中国化”定位与世界政治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相一致。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科学化”理想的支配之下，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试图以自然科学为模型，致力于建立在各国普遍适用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然而，正如《开放的社会科学》一书的作者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就世界范围而言，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却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第一，受各国不同政治文化传统、民族政治心理的浸润和影响，特别是现存政治价值观念的支配，政治学深深地打上了民族政治文化的印记。第二，长期以来，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其他国家似乎只能将其照搬到本国社会，试图以此解决自身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寻找适合本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为其提供理论指导与学术支撑的本国政治学学科的建立也成为当务之急。第三，由于各国国情的巨大差异，特别是现实社会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准则和国家权力建构模式的不同，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产生于他国的政治学以指导本国政治实践而取得成功的先例几乎没有。这就意味着汲取国外政治学研究中一切进步和科学的因素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实现本国化之后才有价值。多元化、多样化是世界范围政治学发展与繁荣的标志，也是各国政治学最终走向成熟的当代形态。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学家曾经认为，今日发达国家所展示的是欠发达国家的未来景象。这种认识既反映了部分政治学家对政治学“科学化”追求而产生的认识上的偏颇，也表明了西方固有的政治文化殖民主义情结，同时还体现出通过“一元化”赋予西方国家政治模式以普遍意义的“制度拜物教”思维模式。实际表明，政治学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原因在于，首先，各国政治学都把其研究的视角聚焦于本国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使多元化不可避免。应该说，从古希腊政治学到当代各国政治学，都把对本国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作为其学科体系建构的基石，视国界为其价值实现范围，而不是先验地以研究价值的国际性质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尽管政治学研究的政治现象的部分内容和对政治发展规律的揭示也具有一般性质，但落脚点却只能是具体国家的政治发展。正因如此，各个时代才产生了适应于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学。其次，政治学学科内在的政治取向使多元化成为必然。政治学是“治国兴邦”之学，有“经世济民”之用。因此，它的内容与取向总要反映特定利益群体的愿望和要求，特别是受国家利益的支配。因此，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政治学的取向都不是中性的，存在形式也不可能是一元的。最后，各国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催生了政治学的多元化格局。西方中心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当世界上许多国家尚未取得政治独立时，谈不上创造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只能跟在西方之后亦步亦趋。随着旧殖民体系的瓦解，特别是各国解决自身问题能力的大大增强和政治发展日趋成熟，创立自己的政治学以维护和指导本国政治实践，并构筑国家政治发展的未来模式，便成为现实要求和政治学家的责任。由此可见，政治学从西方中心主义走向多元化既是必然的，又具有学科发展的变革性质。将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定位于“中国化”，是世界政治学多元化、多样化格局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政治学谋求建构发展的理性选择。可以说，不坚持“中国化”的历史定位，中国政治学就不能在世界政治学多元并存的总体格局之中拥有一席之地，也无法为自己的存在与发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二、政治学“中国化”定位的基本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邓小平理论指导政治学研究。我们认为，以“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就能带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景观。首先，学科取向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表现在：第一，学科的取向转移到与时代要求相一致的方向上来。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时代条件的变化使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滞后性凸现出来，导致政治学这一致命弱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建构政治学体系的基点的选择上出现偏差，新的时代条件要求实现基点的转换，即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学的学科取向与时代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第二，由单纯的政治思想教育向学术化与政治化相统一的取向转化。现行政治学的专著和教材，绝大部分囿于“正反理论”的思维模式。这种政治学理论的叙述方式对政治思想教育功不可没，但作为一门学科来讲则显得底气不足。邓小平同志曾经讲政治学要赶紧补课，我们不能仅仅从满足政治思想教育需要的局面理解“补课”问题，而要从改革开放需要政治学学术支撑和理论指导的高度思考这一问题。沿着这一思路，使政治学由政治思想教育层面上升到科学层面，实现学术化与政治化的统一，政治学就会在发展上有大的突破。第三，由脱离实际的哲学思辨转换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创新上来。现行政治学特别是哲学思辨不足但却有着浓厚的理论色彩。言其“不足”是指政治学只停留在对特定制度和政策说明的层次上；说其理论色彩浓厚是指现行政治学是一个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由传统观念构成的远离现实的演绎体系。克服这一矛盾现象虽然要从多方面入手，但根本一条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使政治学在理论创新、学科创新和学术化的基础上繁荣和发展起来。其次，研究视角的转换。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开放的中国实现自己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也必须以“三个面向”为指针，就研究视角而言，也要有一个全面的变革。一方面要改变把政治学研究范围单纯地固定在对抽象的发展规律和制度分析上的状况，进一步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政治现象的各方面，各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的过程之中；研究中国问题既要把它放在中国的视野之内进行考察，更要将其置于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对政治现象的分析，既要从历史的视角来认识，又要从未来的发展趋势上予以把握，从而使政治学研究更合乎理性。另一方面要关注现实。政治学学科的生命力源于对现实政治生活中新问题、新现象、新态势的研究与关注，远离现实的政治学最终只能走向窒息。政治学除了要对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以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现实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政治关系、政治过程以及政治主体的发展与变化进行研究，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理论，使其充满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邓小平理论对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是基本原则、内容取向和方法论层面上的指导，这对于保证政治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和“中国化”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以邓小平理论指导政治学研究是政治学“中国化”定位的实质和核心。
2.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发政治文化资源以建构政治学理论大厦。当代中国存在的政治文化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它属于本土文化。其虽然博大精深，延续几千年之久，但却未能演化出民主与科学，没有形成政治学学科。它的专制主义色彩也与近现代政治学的民主取向格格不入。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退出意识形态舞台，学术界仅仅将其作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进行研究。二是近代以来输入的西方政治文化。近现代意义上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大多来自于西方，政治学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政治学以更快的速度、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和更大的规模被介绍到中国。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这是当代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学构成主体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就发展渊源而言，政治学是舶来品，从学科体系到概念术语大多具有外来性质。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开发、研究和利用已有政治文化资源基础上，由中国学者以其科学创造性思维建构政治学理论大厦，实现政治学突破性发展已成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发、研究和利用政治文化资源并构筑政治学理论大厦，首先是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现行政治学进行全面的反思、梳理和扬弃，使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精神的内容得到传承、发展，并与当代中国学者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创新结合起来，确保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时代性、方向性和中国特色。其次是要重视对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尽管已成为历史遗产，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决定其通过政治社会化仍然对当代中国人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思维模式和政治行为有较大影响。任何人都不能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割裂开来。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向传统回归，更不是以现代新儒学作为政治学的理论基石，而是挖掘其具有合理性和科学因素的思想精华并使之升华，使古代中国政治文化找到其现代形态的切入口，进而成为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政治学发展中国化的应有之义，也是走向成熟的中国政治学的理性选择。最后是要借鉴和汲取国外政治学研究中一切科学的、合理的东西。政治学发展的中国化并不意味着对国外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一概采取排斥态度，借鉴和汲取其科学的、先进的东西仍然是基本立场。我们对国外政治学研究中发现的新领域、新问题，提出的新理论、新见解以及采用的新方法兼收并蓄，就会使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获得新的更高的起点和更广阔的视野，与世界政治学同步发展。但是，借鉴代替不了的创造，立足于自己的创新是基本的出发点。只停留在借鉴的层面上就永远是尾随于别人之后的“消费者”，更谈不上对国外政治学的超越和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成熟。同时，借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与之结合，使外来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被吸收、消化，以中国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如此，才能称得上是中国政治学。
3.面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综观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任何学科都是适应当时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特定领域的需要，由思想家、理论家在概括和总结政治与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思维的再创造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满足本国社会某一方面的需求也是社会科学这种精神产品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的先决条件。因此，对中国政治学来说，只有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价值体现出来。面向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要求政治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学科术语等都深深扎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沃土之中。另一方面，政治学必须科学地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勾画出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模式，体现政治学的功能。面向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必然结果是政治学发展的中国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学放弃对世界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政治学研究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必然关注整个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发展的。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在认识、分析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时，并不仅仅是站在中国的视角看中国，而往往需要从全球的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的新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形成的新思维模式，也是政治学工作者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转换的重要表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伟大的变革之一。12亿人口大国的实践走出一条既非西方模式亦非“四小龙”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开拓出一片崭新天地，其意义已远远越出国界。以此为内容的政治学研究，其价值的国际性质是不言而喻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是民族的，才会是世界的。“中国化”是中国政治学自立于世界政治学之林的依托和桥梁。
三、“中国化”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以“中国化”作历史定位，是我们依据世界政治学多元化格局，对21世纪中国政治学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态势的基本认识。那么，这样做会不会堵塞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通道？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明确两点：第一，“中国化”定位是否要建立一个新的封闭式的政治学体系？从前述关于“中国化”定位的内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化”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质的命题。它既是面向世界的“中国化”，要借鉴和学习世界各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也是对外来先进文化吸收、消化并以民族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化”。正是这种特定的开放式政治学体系，使中国政治学与世界各国政治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第二，什么叫走向世界？它并不是指中国政治学要有与国外政治学相同的理论观点、学术思想和同一的政治价值取向。依据我们的理解，走向世界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成为世界政治学多元格局中具有自己特色的一元，并为国际政治学界所认可；二是有以平等的身份与国际政治学界对话的能力；三是其研究成果能够为国外政治学所借鉴和吸收，从而为世界政治学研究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化的历史定位与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是一致的。如果没有政治学发展的中国化，那只能是误入歧途而不是走向世界。
一个国家的政治学能否走向世界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首先，受政治学自身发展状况的制约。这种发展状况一是指学科的学术化水平的高低，其中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基本范畴的确定是否合理，分析框架、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等。一般来说，成熟的、学术化水平高的政治学学科体系的确立是其走向世界的基础和前提。二是指学术上的创新性。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是全方位的。对于目前的中国政治学来说，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但会使政治学工作者形成观察思考问题的新角度和把握研究对象的新途径、新方式，而且会使政治学学科具有发展上的自我更新机制和能力。因此，以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变革为突破口推动政治学的整体发展和学术上的创新，才能为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开辟道路。三是指政治学内容的真理性。与其他学科一样，政治学在空间上的拓展张力和价值实现范围也源于其内容的真理性。即构成政治学基本内容的政治理论、思想和观念等的价值取向是否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相一致。虽然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政治地域单元的事实使各国政治学工作者对政治学内容真理性成分的认同遇到一定障碍，但是，科学在发展进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却使各国学者在学术领域相互借鉴和吸收他国政治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成分不可避免。因此，揭示真理而不是固执谬误与偏见的政治学就会具有走向世界的内在张力。四是指政治学价值实现的程度。政治学的价值是多重性的，它既为国家政治系统的运行以理论上的规范和方向上的指导，又为所有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性质、效果和目的以巨大影响，也为人类追求政治发展的理想境界和崇高目标以学术支撑。如果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价值实现是充分的，具有符合逻辑的正向效应，最终也会走向世界。其次，受本国政治意识和政治实践经验学术化程度的制约。各国都有自己的政治实践经验以及特定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和观念，但却不一定有个性化的、较为成熟和学术化水平较高的政治学。可以说，前者只是为后者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能。从前者上升为后者，还有赖于本国政治学工作者对前者的研究、探索、整理并进行科学的思维和自觉的再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力图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学，必须正视支配和影响我国政治生活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实践经验，特别是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新观念、新思路、新模式进行全面的研究、概括和总结。笔者以为对下述问题的梳理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化、时代化和制度化三位一体的政治发展理论与目标取向；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谨慎推进与大胆创新相结合的政治发展思路和实践特征；以党和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层层推动的政治运作模式；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注重政治发展的目标性引导的基本经验；政治意识形态、基本政治制度、根本政治制度的刚性与具体体制相对柔性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指向；坚持政治发展自身价值的同时，强调其对国家中心工作的“服务”性质和发展的同步性的理论与实践；以自我变革、自我完善界定基本制度发展取向和政治改革性质以及先立后破的思维模式，力求政治发展的探索性、方向的正确性和制度运作的连续性、稳定性的思想；等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已为政治学体系的建构及其学术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材料。只要政治学工作者能从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和提升，通过科学思维的学术性创造，成熟的、学术化水平较高的中国政治学体系就能建立起来。最后，受国家综合国力及其所决定的国际地位的制约。在国际政治学界，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学往往被看成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所谓“世界政治学”，其他国家的政治学则不享有这一殊荣。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国家综合国力及其国际地位在其政治学上的放大效应。在世界范围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家，其政治学被视为世界性的；而由于各种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国家，其政治学则被认为不具有世界性特征。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学工作者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爱屋及乌”心理。他们把对西方国家物质现代化的向往转移到了对其政治学的崇拜上，并把后者与前者的关系简单地看成一种因果关系，以致在二者之间画等号。由此不难看出，政治学能否走向世界与国家综合国力及其所决定的国际地位联系在一起。中国政治学要走向世界，有赖于中国走向世界。当然，作者并不是要倡导“中国中心论”，只是说，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学要以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为依托。
原文发表于《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