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腊月，成都城。一户家境殷实的李姓人家诞下一名男孩，这个日后被人们叫作李绍明的男孩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李绍明的父亲李亨早年从政，代理过“关外学务局”[1]总办，做过四川汉源县的县长，后来弃政从商办起实业，曾是个颇为成功的商人；母亲是德阳人。作为家中独子，李绍明自小备受父母宠爱，调皮捣蛋，让全家费神。小事上任着他恣意妄为，大事上李父则不糊涂，一向从严教子，他不希望儿子长大后成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关于父亲，李绍明的印象多是些与故事相关的事情。李父平日话语不多，偶尔吃饭时会打开话匣子，这时他会讲些自己在川边、在彝区各地行走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给儿子听。故事中有美好、有苦难，有精彩、有荒诞，有做事的分寸也有做人的志向。它们在那时启迪了小小的李绍明，留给他难以磨灭的印象。
李绍明生于乱世，不过在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城里，总还多少保留着一派悠然自得的气度。“七七事变”使得作为大后方的成都与重庆、昆明等地一样，吸引了大批从沦陷区内迁避难的缙绅商贾、绅士名媛。一时间城内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尽显锦官城昔日的繁华。生长于斯，让李绍明度过了一段还算惬意的童年时光。转眼间就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四年后政权鼎革。此时他已经长成16岁的少年，而我的叙述也就从这一年开始。
1949年成都临近解放，这时李家的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李父的生意在混乱的时局下难以维持。为了贴补家用，一年前他就已经接受去眉山做税务专员的差事。留在成都的李氏母子也早已变卖房产，只租住在一落小院内，靠积蓄维生。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李绍明刚升入省立石室中学不久，还是一名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转年不久，1950年的夏天，命运突现的一次机会却让他成为年轻国家的第一代大学生。
1950年成都市团委创办了一所临时性的学校——青年学园，目的是向全市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青年学生普及革命思想，进行政治教育，一般安排在寒暑假上课。李绍明家庭出身不好，自然被学校动员进了学园，去那里接受先进思想的再教育。李绍明回忆，那里的课程均围绕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开设，讲的内容主要是诸如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此类的文章。在年少的李绍明看来，这些理论教育都有些枯燥，远远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和现实理想。他告诉我，自己想复习功课去考大学，这是他的现实理想。1950年7月新中国即将举行第一次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按照正常学制计算，这时的李绍明根本没有资格报考。一位相识于青年学园的同学却鼓动他可以这么办。
事隔多年，李绍明无论如何也记不起这位同学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姓赵，是一名华西协和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班的学生，当年正准备继续报考华西协和大学。一次课下闲谈当中，他开始极力动员这位小兄弟和自己一起参加华西协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可李绍明根本不符合任何一项参考条件：他既不是高三应届毕业生，也不符合同等学力至少已上两年高中的报考规定。怎么考？面对报考资格的难题，赵姓同学却不以为意，满口应承下来——他要帮李绍明弄到一份假文凭。很快地，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一张写有“利川县立中学”的毕业证书送到了李绍明眼前。除此以外，居然还有一套完整的学历证明，证明他应届毕业的身份。利川县隶属湖北省，位于川鄂交界地带，它距离李绍明的故乡——四川省酉阳地区秀山县（现属重庆市）不太远，地理上相近无疑更增加了这套假文凭的真实性。事已至此，参加高考用李绍明的话说这“纯属偶然”。
接下来历时一个月的强化复习开始了。李家为此特意请了一名高年级的学生辅导李绍明的功课，尤其是一直让他头疼不已的科目——数学。这段挑灯夜战的高强度日子在7月考试结束后让李绍明大病了一场，好在最后的结果回报了他付出的所有努力。他考上了！青年学园，这所旨在改造青年学生的学校，这次真的改变了李绍明的人生轨迹。至于赵姓同学，这位名正言顺的投考者当年名落孙山，第二年考上一所北方高校，再也没有出现在李绍明的人生中。
之所以决定投考华西协和大学，当然不是盲信赵姓同学建议的结果。像李绍明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而言，这所学校在城内的名望是他自小就耳熟能详的。成都城的街头巷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川大土气、华西洋气、成华宝气”[2]。李绍明知道华西是整个成都城里最洋气的学校，就连这所洋学堂里教些什么他也略知一二。学校最负盛名的专业是医科，尤其牙科。另外，文科里的外文系、中文系、社会学系也颇具名声。
不过，等到他自己面临专业选择的时候，这个问题却引发了李家母子的争论。李绍明的母亲自然希望儿子去读医科，将来成为收入稳定又可观并且受人尊敬的医生。为此她打算动用李家老朋友罗品三的关系，为儿子进入华西医科铺好道路。罗家和当时华西协和大学的校长方叔轩正好是至亲，罗品三本人又正担任着华西协和大学理事会主席一职。[3]然而，李绍明另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一意孤行非去念社会科学不可。以后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母亲的劝说失败，宠爱儿子的她熬不过李绍明的坚持，也只能听任他自行其是。就这样李绍明如愿进入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第一节 社会学系里的民族学组
一 新旧华西的模样
成都一解放，新政府对旧政权下各部门、各机构的接管工作旋即全面展开，接管对象也包括城里的几所高校。新旧政权的交替之际，为了顺利平稳地掌控整个局面，新政府对一些部门采取了有限度的宽容政策。解放初期保留教会大学，并待以较为平缓的政策就是其中一例。
1950年1月12日，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温宗祺为组长，成立军管小组进入华西协和大学，开始对学校实行军管监督。此举目的旨在帮助学校建立新的秩序，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进入学校后，监督小组的首要行动是，采取一系列措施革除旧教育体制在学校中的痕迹。他们废除了原有的一些教育机构和制度，比如训导处、男女辅导组；新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课程，如《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每周定时组织师生学习时事政策。此外，监督小组还要求学生们必须参加义务劳动，希望通过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4]不过，在新的政令还没有下达之前，华西协和大学校方被允许继续循旧制开展部分工作，主要指基督教的各项宗教活动。[5]华西协和大学的宗教信仰此时受到宽容的对待，以至于时任校医学部教授的加拿大人启真道（L.G.Kilborn）在1950年10月8日写给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部的信中还感慨道：“……在成都市里还没有干涉学校大教堂（此时宗教活动已经不能进入课堂，只能在教堂举行——笔者注）的使用，因为当局已经友好地安置了我们华大，它让人感觉到他们不可能接管华大的大教堂……许多人感到在这个时候，这幢大楼的建成表明基督教仍然处于华大工作的中心位置。教会理事部认为在动员华西民众的精神力量方面，它将提供一个物质的中心。”[6]
10月，当李绍明来到华西坝时，满眼尽是校园依旧美丽的秋色，对于这场正在悄然进行的教育改革根本没有任何意识。和所有初入华西坝的人们一样，他立即嗅到了这里洋化的空气。学校仍然保留着教会大学一贯的美式教育做派：开设英语必修课，沿用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的选课制度。根据学分考核学生的成绩，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图书馆采用开放式管理等等。不仅如此，在学生管理方面也完全是西方化的：学生的日常生活仿照西式的学舍制（College System）。每个差会负责兴建一幢或数幢教学楼和学生宿舍，由各自管理。根据不同的差会背景，华西的学生宿舍被分为华英、华美、明德、广义等风格迥异的学舍。各差会的学生住进自己差会的学舍。当然，没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同样享有权利入住。各差会都把学舍看作自己的脸面，尽心经营学舍的环境，使之愈加优雅完备，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非教徒学生。学舍是专为华西男生安排的。至于，华西的女士则统一住进号称“女大院”的学舍中。女生学舍由几个差会联合出资修建，这里严格谢绝任何男生的探访。
李绍明不是教徒，入校以后住进了华美第二学舍。他喜欢这里，因为学舍的住宿条件相当好，空间非常宽敞。学舍一般规定，一年级是3—4人一间，二年级是2—3人一间，到了三年级则基本上就是两人一间了，升入四年级的学生还有望变成单人间。不仅如此，学舍给予学生们充分的自由，允许学生自由组合、自愿选择室友，这种规定为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在学舍里面，不同年级的学生可以住在一起，甚至于不同学院和系别的学生也可以自由搭配。一年级时，李绍明的两个室友一个是同班同学，而另一个则来自历史系。等升入二年级时，新的室友常常回家，因此李绍明享受到了单间的待遇。
新政府提供给学校的福利，也让李绍明轻易就能体会到一种伴随着新时代而生的全新的优越感，它反映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中。军管小组进入华西协和大学之初，就立即减免了在校学生的一半学费。等到李绍明入学的时候，已经不再需要向学校交纳学费了，唯一要交纳的费用只剩下每月的伙食费，大约5块钱。可是还没等第一学期结束，就连这唯一的交纳费用也通知不用交了，全由国家供给。“国家不仅供我们吃，伙食费吃不完的还做衣服，发一套，男生女生不一样，裁缝在那量身定做。那个时候伙食很好哦。我们上大学时是不用自己花钱的。”[7]
教会大学固有的宗教背景和文化倾向，与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沟壑，这决定华西的现状只会是暂时的，只要局势一转变矛盾随时都会一触即发。入学没几天，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迅速扰乱了李绍明刚刚开始的校园生活。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随着战争的升级，全国各界掀起了热烈的支援前线的活动，国内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与之相连的是，收回教育主权此时也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愿望。
实际上，早在1950年6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就已经讨论了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课程改革及学制、领导关系等问题。根据会议精神，8月颁布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和《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要求：“私人办的和教会办的私立高等学校，也都必须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奉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我们人民政府有责任引导这些私立高等学校更为顺利地走上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正轨，为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服务”，并规定“私立高等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或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与活动”。[8]启真道大概不知道的是，就在自己写信的几天前，在华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已经于10月3日正式接管了北京城内的私立天主教会大学——辅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也即将迎来和辅仁大学一样的命运。教会大学——这种存在于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的教育机构将完全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1951年1月4日，政府正式对华西协和大学实施了军事管理。军管工作组组建了一支由学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保卫校园委员会”（University Protection Committee），代表官方维持学校内部的秩序。几天之内，他们搜查了华西坝上所有的外国教师以及约15名中国教师的住宅，详细列出了搜查出的可疑物品，以待进一步调查。从军事接管的第一周开始，外国人已不再被允许出席差会的年度会议。不多久，差会的执行会议也被禁止举行了。3月31日方叔轩校长公开宣布，西方人不能再担任学校的任何管理职务，于是华西所有在职的传教士都辞去了职能部门的职务。[9]甚至当时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馆长——美国人白天宝（C.Bright）还因被怀疑盗窃了中国文物而被勒令驱逐出境。[10]
一定程度上，由抗美援朝引发的爱国热情加速了政府接管华西协和大学的步伐，而这一天终于在李绍明升入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到来了。1951年10月6日，华西坝上举行了盛大的接办仪式。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部长楚图南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接办“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学校从即日起更名为“华西大学”。[11]生物学家刘承钊接替了方叔轩的位置，成为新华西大学的首任校长。“当他宣布以人民政府名义负责管理起这所大学时，数千面旗帜、横帜和三角小旗不停地飘扬，在一阵阵鞭炮声中，一个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表明了这个重大的时刻。校园里到处走动着充满着惊喜和激动的人群。”[12]一个年轻人也在兴高采烈的人群中加入庆祝的队伍，他就是李绍明。
二 华西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教育方针确立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宗旨，教育改革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原有教育不合时宜的部分替换掉，尤其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课程必须全部剔除。除此以外，一些理工学院的课程由于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脱节，也在调整之列，不仅如此，文科院系中像文学院和法学院的授课内容也被认为必须充分考虑到知识的实用性。[13]正因如此，当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以及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出台以后，全国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高等学校便纷纷实行了课程改革。首当其冲者就是政治课。
1950年7月24日—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会议决定全国各大学需要普遍进行政治教学课的改革。[14]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现已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因此三民主义不应再作为指导思想用于公民教育中，对此教育界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改造旧的教育体制，取消与三民主义有关的所有课程，诸如《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同时用一系列体现唯物主义思想的课程取而代之。政府相信通过强化政治课的教学和学习，才能确保灌输给每一名青年学生正确的意识形态思想。除了改革政治课的课程以外，教育部又于1951年9月10日发布了《关于华北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该指示提出建立新的政治课教学组织的要求，并认为各高校应该让政治课教学正常化，让政治课正式成为大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要取消“政治课”这个过于笼统的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明确的教学科目，1953年这些科目中又增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一门。不仅如此，教育部还提出各校应该分别为这些科目专设教学研究指导组。简言之，经过1949—1952年的政治课教学改革，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每一所大学的教学实践中被完全确立了下来。[15]
教育部的指示进入到具体操作层面在执行后，各地各校又会因地因时进行适当的变通。在重庆，1950年政治课教学讨论会后，西南军政区随即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西南区高等学校政治课辅导委员会，并分别在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成立了市级政治课教学委员会。这些自上而下的机构成了各级教育部门进行政治课改革的指导机关。课程设计方面，西南地区决定在第一个学期为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开设《社会发展史》一课，为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朝鲜战争爆发后，西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又于1950年11月20日在重庆召开了第二次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讨论会，会上决定，为集中力量开展反美运动暂时停止讲授此前设置的《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两门课程，而改为时事政治学习。[16]
根据上述决议，华西大学根据校情再次调整了授课内容。一年级新生李绍明入学后，第一年之内，学校为他们开设了三门公共必修的政治课。它们分别是《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和《联共党史》[17]。政治课的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和苏联两国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而在中国的高校讲述苏联共产党党史，是以一种致敬的方式，向年轻学子普及苏联经验——党领导革命胜利和完成国家建设的必然性和正确性。[18]除此之外，结合抗美援朝的大形势，华西大学还在常规的政治教学基础上，再次加重政治学习的力度，全校师生被要求每周安排一天时间进行政治学习，不仅学习理论同时还要兼顾时事政策的学习。[19]
政治课的学分固然是李绍明必须认真对待的，与此同时，他还需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对待社会学系开设的一系列专业课程。在我叙述李绍明所学专业课之前，这里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华西协和大学人类学的研究。
一直以来，华西协和大学校内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人类学研究传统，这得益于两个机构的存在：一个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另一个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22年，美籍传教士戴谦和（O.S.Dye）倡议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该学会以“研究华西（包括今天的甘肃、西藏、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的民族历史、宗教、习俗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同时研究其与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等方面的课题”[20]为己任，并创办了大型英文学术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32年，在原有校博物部的基础上，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落成，该学会随即一并迁入馆内办公。以美国人葛维汉（D.C.Graham）挂帅的大学博物馆，在研究旨趣上与学会精神相映成趣，以华西地区、川康民族地区的考古以及古物和器物收集见长。同时，博物馆诸君葛维汉、戴谦和、陶然士（T.Torrance）、叶长青（J.H.Edgar）等人亦是研究川康民族的专家。像葛维汉本人自1911年来华后，先后14次赴四川、西康的藏、羌、彝、苗族地区展开田野调查。他和其他馆员均作为学会成员参与学会活动，并定期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所得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撰写文章。[21]
在华西协和大学以西方传教士为研究主体的早期阶段，学者型的传教士们对边疆族群的关注客观上让这所大学成为当时西南地区人类学研究的重镇。“它（指博物馆）成为一个研究中心，许多来自西方的学者们聚集在那里研究外界几乎不知道的种族。”[22]不过他们的研究多以叙述性文字为重，主要的兴趣是通过资料性的调查、标本式的分类呈现边疆族群的风物景貌。葛维汉是这个阶段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人物。他与陶然士不同的对川西羌民的阐释路径，以及他批驳陶氏视羌民为古代以色列人后裔且宗教信仰基督教化等观点说明，华西人类学研究逐渐显露出脱离以宣教为旨趣的“业余化”研究，朝向科学性研究转变的迹象。[23]
相比之下，华西协和大学人类学的教学开展得要晚一些。建立于1932年的社会学系，其创系宗旨是：“使研究之学程期能尽量适应中国之三种特别需要为标准，一是社会化之良好，培养公民与社会建设事业之领袖人才；二是科学化之社会工作；三是科学化之社会研究。”[24]这时的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注重社会调查，以基督教意义的“社会工作”为主要发展方向。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比重才在系里得到了加强，这得益于1941年夏天李安宅的加入。陈波的研究表明，李安宅执掌下的华西社会学系，通过他的改造褪却了原有的宗教色彩，以从城市视域转向边疆/乡村视域完成其中国化转变，并着重突显出人类学特征的边疆研究。借助李安宅之力，华西人类学强调区域研究及内部视角，注重族群间历时性的文化碰撞与互动，以及结构的复合性等特征即奠定于此时。具体到教学上，在李安宅任职的近七年时间里，华西社会学系的课程设置上，既细分出“西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康藏史地”等课程，同时他自己也完成了在原有社会学课程名义下的人类学转换。他所讲授的《社会学》是融进了对人类学的理解和研究而来。[25]
不仅如此，在李安宅推动下边疆研究的实体机构亦建立。1942年华西协和大学校董事会决定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以研究华西边疆民族为己任。[26]研究所由校长张凌高亲任所长，李安宅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内具体工作，其常驻人员包括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玉文华等人。抗战期间，研究所与另外两个以研究边疆为宗旨的组织——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相互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工作，包括组织田野考察，主办公开演讲，举办文化展览，出版研究刊物等。华西协和大学重视对边疆民族的研究，固然与当时整个中国政学两界对于边疆问题高度关注的大背景分不开，在学理脉络上实际也是对华西传教士人类学学者研究康藏地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们强调实地田野考察的同时，注重对康藏地区藏文经典的收集、整理、翻译。1944年秋，该所赴西康考察获得了大批西藏经典史籍，据此整理出了西藏自唐以来的一些经典文献，如《藏王世系明鉴》《玛巴译师传》《弥拉热巴大师传》及《印藏佛教源流史》。
华西边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都同时在研究所和社会学系任职。自研究所成立以来，通过联合举办专题讲座、授课以及指导学生社会调查等形式，系所之间的互动密切。[27]李绍明入学时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仍然保持着。不过，1950年秋天当李绍明踏入社会学系时，大部分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成员恰好不在学校，整个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处于基本停止的状态。原因是这年3月，以李安宅为首的华西边疆研究所的主要成员于式玉、谢国安、刘立千等人，带领着社会学系的几位学生参军入伍了。他们此行跟随张国华的十八军进藏，为解放西藏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此时，接替李安宅代理系主任一职的是蒋旨昂教授，社会学系的专业课程则由冯汉骥、罗荣宗，以及留守边疆研究所的玉文华、陈宗祥等几位教师担任。
刚进校的第一年，课程以通论课为主。李绍明要学习的内容属于社会学系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基础课。他仍能记得住的课程有：张世文讲的《社会调查方法》，玉文华上的《社会统计学》以及由蒋旨昂讲授的《唯物社会学》。此时尚值院系调整之前，不过蒋旨昂所授的这门《唯物社会学》多少已经透露出社会学在新知识谱系中的尴尬位置。这门课原来的名字是《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一进入新社会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旋即被更名为《唯物社会学》。对于这门名称略显古怪的课程，李绍明解释道，之所以用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名字，目的是“以示与之前的西方唯心的社会学相区别”[28]。但是，尽管课程在名称上作了便宜行事，这门课的实际内容仍是按照原有的知识结构讲述的。课上蒋先生依然是自孔德以下的西方社会学发展的理论脉络开始讲起，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重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个社会学知识脉络中的绝对地位。晚年的李绍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评价道：“换汤不换药。……因为它没有办法变，怎么能一下就变过来呢？不可能，学术的东西。而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是西方的，它怎么能说得清楚？说不清楚。所以名称叫《唯物社会学》，表示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了。”[29]
李绍明并没有赶上华西人类学的黄金时代。关于那个时代的所有记忆集中反映在他对美国式人类学学科体系的理解上。他告诉我一年级的时候自己已经开始接触到人类学的专业知识。每谈至此他总要特意做一番解释，目的是让我明白，当时他们了解的人类学知识，并非只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这部分知识在今天仅属于狭义的人类学范畴，即文化人类学的内容。受原有美国式四部类人类学教育传统的影响，除了关于文化的部分，少数民族体质、语言以及考古等方面均属于应讲授的内容之一，它们被分配进各年级的课程中。事实上，李绍明本人在华西仅接触了四部类人类学的某些部分。但是，人类学由四部类知识共同构成的观念却已经在此时期形成，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意识越来越牢固。
四部类人类学的知识中，体质人类学的内容是李绍明最早接触的，第一年他就选修了《体质人类学》课。由于社会学系学生总人数不多，因此除了正在写毕业论文的四年级学生外，系里允许其他三个年级的学生选修这门课，由罗荣宗先生主讲。罗荣宗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一般情况下，讲授完人种学的理论部分后，他就开始指导学生们当场操作，通过课堂实践来掌握实际测量的方法，比如如何使用仪器，如何测量，如何采集测量指数，等等。那时候体质测量仪器还是个稀罕物，幸运的是，罗荣宗从美国带回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测量仪器，于是在他的课堂上，总会看到同学间相互作为标本进行测量练习的场景。通常，他们以测量面部为主，学习如何根据测量指标采集面部比例的测量数据。
冯汉骥的课堂也是令李绍明既新鲜又兴奋的地方。冯汉骥没有讲授自己的老本行——考古学，李绍明说这是要等到升入三年级以后才上的课程。面对这群新生，他开出的课是《马列名著选读》，原课是冯汉骥解放前开设的《人类学》一课，现如今为配合形势将主要内容改为选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课的重点在于讲解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恩格斯的这本名著是在美国人类学者路易·摩尔根（L.H.Morgan）《古代社会》的基础上，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原始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冯汉骥上课时也会涉及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相关内容。在《古代社会》中，摩尔根以人类学古典进化论的框架系统阐述了原始社会从氏族、胞族、部落到部落联盟的变化过程及特征，并从各个时期的亲属制度的特征入手，分析五种家庭形态，指出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过程。承接摩尔根的研究，恩格斯阐述了原始民族形成的规律，即民族是从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渐发展来的，当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民族也随之产生，从此原始社会的民族就发展成了文明的民族——奴隶制民族。恩格斯沿用摩尔根的历史分析法将人类社会的进程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其中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象征。恩格斯写作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对原始社会进化过程的分析，揭示出人类社会最终必将进入共产主义阶段的客观规律。书中他也描述了进入文明时代后，对应不同的生产关系出现的三种社会形态，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与原始社会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一起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五种类型。
无论是恩格斯还是摩尔根的书，其中涉及大量人类学的基本内容，比如亲属制度、家庭婚姻、社会进化论等。李绍明回忆，冯汉骥讲解时一般会在正式进入文本解读之前，利用一些时间，先向学生们解释人类学的基本内容。为此，他还会另外选取了一些辅助读本，比如林惠祥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旧作《文化人类学》，或是西方人类学的经典作品，如泰勒（E.B.Tylor）的《原始文化》等。可以看到，所选的读本均围绕着原始社会研究这个主题，虽兼及了人类学对原始社会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等领域的传统兴趣。但同时也强调了对原始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我们不久就会发现，原始社会的内容将再次出现在李绍明的课堂上。
在李绍明印象里，冯汉骥知识渊博、口才很好，并且授课极其认真。每次正式进入文本阅读时，他基本上都会采取逐字逐句的方式为学生讲解内容。不仅如此，冯汉骥严谨的治学态度，也给李绍明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课上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张仲实的译本，由于译者不是人类学者，因而文章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为此冯汉骥上课时，一定要用德文、英文和汉文版对勘后，才给学生做出最精确的解答。[30]
升上二年级，系里把学生进一步细分入两个专业组：一个是社会学组；另一个是民族学组。李绍明选择了民族学组，他认为这个决定背后潜藏着父亲李亨的影响。
李亨出生在今天重庆市秀山县的贫苦农家，十几岁外出到酉属学堂（今酉阳第一中学）作校工时，偶然结识了日后成为“关外学务局”总办的吴嘉谟。由于勤奋好学、踏实肯干，李亨受到吴嘉谟的欣赏，开始跟随其左右行事。1907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命吴嘉谟出关办学，李亨由此跟随吴嘉谟一起出关到了巴塘，在当地藏族中推行新式教育，参与创办了巴塘小学。至1913年李亨离开康定之前，李亨不仅为办学事宜跑遍了川边农牧区大小十几个地方，而且在巴塘还娶了一任康巴妻子。他对关外的风土人情可谓了如指掌。[31]20世纪30年代刘文辉主政西康时期，作为曾亲历边务、熟悉各项民族事务的旧人之一，李亨又被任命为彝汉杂居的汉源县县长。李父个人的关外经历伴随着李绍明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被浓缩在了讲给他的故事中。
是故事引发了李绍明探求这些关外“奇特”民族的兴趣，而且李父多年来积攒下许多康藏地区的资料，阅读这些材料也成了李绍明少年时代的爱好之一。他说：“（少年时候）我不想跟她们走（指母亲走访亲戚）。……家里那些书我从小就读，而且家里有很多资料，康藏的资料不少，可惜新中国成立后全部被我母亲一把火烧掉了。”[32]
一定意义上早年的家庭经验成为李绍明选择民族学组的内在影响力。这些经验为李绍明打开了认知少数民族世界的窗口，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探求旅程。分组以后，系里为各组开设了更为专业的课程，比如李绍明此时学习了《西南民族志》，这门课由陈宗祥担任授课教师，课程的主要内容是通过阅读研究西南民族（诸如彝族、藏族、傣族等族）的民族志作品，从中了解当前西南各民族及其研究状况。布置给李绍明等人的阅读书目有：林耀华的《凉山夷家》，江应樑的《傣族的文化与生活》，李有义的《今日的西藏》，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考察报告》，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以及陶云逵的《碧罗雪山的栗粟》，等等。课余之外李绍明还找来不少这方面的书以扩充阅读，比如江应樑的《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庄学本的《西康彝族考察报告》，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倮民》，等等。
当时的华西大学，各院系开设的专业课同样也开放给其他院系的学生来选修。传统上华西大学分为四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和口腔学院。原则上，这四个学院的课程均开放给所有的学生自由选择。作为一名文科学生，李绍明的选课范围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学院内部。他选修了中文系《民间文学》。这门课讲的基本上是汉族的民间文学，只涉及极少一部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内容，这让他感到略有些失望。此外，历史系开设的通史课程也是李绍明中意的，他选修了自己最感兴趣的中国古代史。
当我问及是否有专门讲少数民族史的课程时，他告诉我，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和历史系都没有开设过相关课程。他说：“华西还是英美（人类学）的体系，它怎么会开这个课（少数民族史）。”[33]不仅如此，站在本专业的立场上，当时大多数社会学系的师生或多或少都对历史这门学科存在着一些偏见。一致的意见认为，学历史的只会在古书里面为了一句古话搬来搬去、找来找去，只会解释过去的东西，不从实际出发看问题。李绍明也承认，“我先在社会学系也受这个偏见的影响，但以后进了历史学系，觉得这个（看法）也是有偏见的，其实两方面都应该懂。”[34]虽没有开设民族史内容的课程，但是在定期举办的学术报告上，李绍明倒也听过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他记得系里曾经邀请过岭光电来做了一场关于凉山彝族的讲座，其中大量涉及了彝族的历史内容。
知识学习固然占据了校园生活的大半时间，不过，李绍明和同学们仍然有机会参与大量的课外实践。这时期全国性的各类社会运动中，当然少不了青年学生的身影。在华西大学的这两年里面，李绍明亲身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比如“土改”“三反五反”“建乡”社会调查，等等。总的来讲，李绍明认为自己在华西坝上读书的日子过得非常惬意。晚年当他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时，仍然不禁感慨道，“我这一生觉得在华西那一段时间虽然不长，就两年，但这是我这一生的黄金时段。”[35]华西时期的他几乎成了个“书呆子”，每天最爱跑的地方是学校的图书馆，他只盼望着能够利用大好的时光多学点东西，为以后大展宏图打好基础。甚至连谈恋爱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吸引他，他认为那是今后的事情，对自己来说还太遥远。
人生之中这样的好时光实在不多得，就在李绍明满心期待地准备升入三年级时，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了面前：1952年10月，在全国轰轰烈烈的院系调整工作中，华西大学被解散了。文、理学院的历史、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系科被并入了四川大学，医学院和口腔学院则独立出来另组为四川医学院。而此时社会学系的师生则面临着更尴尬的处境：作为一门资产阶级的学科，社会学在院系调整中被彻底撤销了。华西社会学系的师生只能全部改行转业，社会学组被拆散塞进了不同的系科里面，民族学组的师生则整体并入四川大学历史系。
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这场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彻底结束了民国以来英美“通才”式的高等教育体制；随着1953年全国范围内高校院系调整的结束，作为英美教育模式最直接的代言者，在中国大陆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教会大学不复存在。从此，华西坝上那所弥漫着欧风美雨的大学只能成为李绍明和所有成都人记忆中的校园了。
第二节 历史学系里的民族学组
一 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经验的一个产物。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边倒”的战略指导下，作为中国未来的榜样，苏联在各方面都成为中国效仿的对象。可以说，院系调整是“一边倒”策略在教育体制上的具体表现。据王红岩的研究认为，院系调整不仅是要模仿苏联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以培养工业人才、大力发展单科学院为重点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高等教育体制，同时也是为适应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而做出的必然举措。[36]其实早在1950年6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已经显现出筹划高校院系调整的端倪。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育改革的先声。会上主要讨论了院系调整和大量创办单科院校以及削弱综合大学等议题。会议结束后，国家逐步完成了恢复学校秩序，接管公立大学，改造私立大学，接管教会大学等各项任务，并且通过对高等学校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以清除旧式知识分子原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完成上述步骤的基础上，最终于1952年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院系调整行动。
调整后的中国各高等学校普遍以苏联经验为蓝本进行了全面的教学制度改革。具体做法是采用苏联大学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翻译使用苏联的教科书，学习苏联大学的教学方法，并按照苏联大学的组织形式成立教学教研组。当时中国教育对苏联的模仿，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口试连同口试的摆设也是仿效苏联的。远在昆明那样的城市的大学生进行口试，坐在铺有桌布的桌子旁边，桌子上摆着鲜花——‘因为苏联是这样做的’。广泛地组织起来的课外活动也是中国教育中的新鲜事物。例如，课外活动之一是以苏联植物学家米丘林命名的米丘林小组。小学的班级组成这种小组，负责照看教师绿角里的植物。学生们被鼓励去学习苏联英雄的精神，他们的生活与功绩在50年代一代青年中的知名度就像中国60年代的雷锋和其他模范人物一样。”[37]总之，通过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管理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至1953年整个院系调整工作全部结束为止，中国的大学已经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重新建立了起来。[38]
然而，事情另一面的变化同样也非常显著。尽管人们热切期望苏联高等教育的模式能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建设培养出一支令人满意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专业队伍，但是这种强调专业化的教育模式也给中国大学内部带来某种机械呆板的气氛。
被调整进入四川大学以后，李绍明立即对新环境产生了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那种在华西大学热烈讨论的课堂气氛，到了四川大学就很难再见到了。“华西是英美的学风，比较民主自由一点。川大这样就不太多了。到了川大，就是苏联这一套，比较呆板一点，是灌输式教育，个人在当中的主动性不多，互动不够。上课的时候，学生比较多，上完课就直接下课了，也没有什么讨论。”[39]其实，留给李绍明“苏联这一套比较呆板一点”的印象，不仅仅是课堂气氛活跃与否的问题。同样地，受到这种极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的影响，学生日常的校园生活也表现出了某种机械呆板的面貌：大学中，同一专业同一班级的学生生活在同样的宿舍和校园里，几乎一天24小时共处在一起。[40]这或许也是让刚从相对自由的华西大学生活中出来的李绍明，感到“整个川大的空气很沉闷，不像华西住在里面很悠闲”[41]的原因之一。刚到四川大学的时候，这批习惯了原来华西大学生活的学生表现出的不适，本能地反映到了他们对新校园的实际生活环境的抱怨上。李绍明说：“我个人不排斥历史系。……但还是对川大的环境（感到）不舒服。我们（华西）是两个人住一个屋，到了川大十二个人一间，一个大房子，上下铺，一边三张床，中间空隙都没有。以前（华西）有衣柜、写字桌，床是单人床，虽然简单也不会互相干扰。就是四个人一间的也有单人的桌子，写东西啊什么的很方便。……（川大）不仅室内没有厕所，而且整个大楼都没有，厕所都远得很。我住在二楼，若晚上起来要上个厕所，要下来走很长的路。那个时候川大条件是这样，华西不是这样，华西条件比较好。”[42]
院系调整过程中，依照苏联模式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进一步肃清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取而代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学科体系。当时不仅解散了国内的教会大学，与此同时取消资产阶级“伪科学”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所谓的“伪科学”中就包括社会学和人类学。李绍明告诉我，当时关于“伪科学”的流行说法认为，社会学被取消的原因是，人们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社会问题，因而，不再需要资产阶级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发明的社会学。此外，社会学一直宣扬的改良主义旨趣，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的革命观念相互冲突，也成为它被取消的重要原因。[43]至于人类学，被斥为资产阶级猎奇心态的体现以及殖民主义的产物，同样在意识形态上难以与新政权的趣味一致。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一开始，出于经费、生源、师资等各方面的现实困难，国内人类学界就已经进行了诸项内部调整。[44]1952年，只不过是这场运动的最终结果。另外，院系调整所参照的苏联经验认为，民族学对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仍然有所帮助。[45]于是，民族学的学科名称得以保留，事实上也让1949年之前大批异名同质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从业者戏剧性地纷纷归于其下。
在苏联，民族学是属于历史科学下的一门子学科。苏联民族学认为，“民族学是历史科学的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用直接观察、科学技术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不同的族在人种和民族特征上，在他们的变迁发展上的文化的、生活的特点，从而解决各族的起源问题，使他们的迁移史和分布史得以复现。”[46]这样的学科定位要求苏联民族学提出了一套与西方所谓“资产阶级人类学”完全不同的学科理念：
和资产阶级学者相反，苏联学者认为民族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历史学一定的分支。资产阶级科学界一向不认为民族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或者把它解释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或者认为是一门独特的社会科学。在苏联学者看来，民族学就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这种说法不仅确定了民族学在科学上的地位，而且也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已经提出过的和目前正在提出的要求。就资产阶级民族学来说，有两个概念，即关于成为文化发展基础的诸过程的性质的概念，可以作为他们特征。第一个概念（即进化观）认为某一族、或各族、或全人类所固有的文化现象的发展是一种生物学的过程，是一种在不同的文化区彼此单独发生、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住宅、服装形式、信仰形式、仪节及其他等的逐渐变化的过程。这一切过程被认为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过程。这种进化观属于资产阶级民族学进步的一翼，它已经过时了。现在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学最大特点的是对于一切发展、一切运动的否定。民族文化被认为是不动的、不变的、永远是那个样子的。至于起源和事实上抹杀不了的变化的原因则认为是外来影响，即大抵是迁移、一些族对另一些族的影响、混合及其他等的结果。作为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学，从民族文化的运动中去研究民族文化，这种运动由各种内在原因，首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及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着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所决定的。这一点使得苏联民族学和资产阶级民族学有着极明显的区别。自然，苏联民族学没有忘记各族人民历史上的交往、文化联系和互动，但只把它当作次要过程，把它当作受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社会进步发展这一主要过程的补充来进行研究。作为历史科学一部门的苏联民族学对年代因素非常注意。和倾向于忽视年代因素，不看文化中积渐发生变化的资产阶级民族学相反，苏联民族学给一些文化现象仔细地确定必要的年代范围，说明每一种文化现象在实践和空间中所占的位置，并且也只在确定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转向于历史的概括。……因此，民族学是研究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化形成及其历史发展与现状的学科。[47]
由上可知，苏联民族学批判资产阶级人类学的两个武器，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二是针对现代西方人类学强调的静态结构研究，提出了进行动态过程研究的要求。后者正是理解苏联将民族学作为历史学分支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中国大陆地区通过院系调整，绝大多数原人类学和民族学专业的学者和学生进入各大高校的历史系继续教学研究和学习。与李绍明的求学经历相似的还有严汝娴，作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50级的学生，1952年她也跟随老师杨堃等人被调入了本校的历史系，并从此转学民族史专业，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学业。[48]
二 川大的教育
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组的学生中，1952年10月真正调入川大历史系的是两个年级的学生，总计20多名，原本他们即将升入三年级或四年级。至于另外两个年级，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毕业，刚入校的一年级学生则全部转行去了其他系。当时院系调整的政策采取自愿原则，允许被撤销合并专业的学生自主选择另外的专业就读。李绍明所在的班级中，除了一名同学转学生物外，其余人员全部选择了留下。这批来自华西大学的学生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后，历史系没有将他们重新插入该系三年级的班级中，相反地，所有人被单独整编为一组，仍冠以“民族学组”之名，由原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的赵卫邦教授负责管理。
来到四川大学尽管有着诸多的不适应，不过对李绍明来说，起码有一点还算令人满意——川大历史系开设的课程不错。到了川大除了要改学俄语外，专业课的学习基本上都是和历史系的学生在一起上，李绍明感觉到自己历史学方面的知识和训练明显加重了。
根据教育部统一下达的教学大纲（参照苏联的教学大纲制订出来的，川大制定了相关的学生课程）的精神，在保证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各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条件及所定科研方向，开设专门化或选修课。本着这一精神，历史系一、二年级的学生需要统一学习专业基础课，比如通史，而为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开设了专修课。川大历史系开出的专门化选修课是，汉族以外的任一民族史。[49]此时的李绍明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符合学习专修课的条件，他所上的这门专修课叫《西南民族史》，任课老师是陈宗祥、陈可由、任乃强、杨在龙以及谭英华等人，各人根据自己的专长讲课。
除了这门课外，李绍明还寻找机会补充历史学的其他专业知识，他旁听了低年级的通史课程，“我们到了历史系又补了历史学的课，我们跟着一年级去听课，当时给一年级讲课的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比如，给一、二年级讲先秦史的是徐中舒先生，讲魏晋南北朝的是缪钺先生，讲唐宋的是蒙文通先生，都是大师啊。”[50]随着历史学素养的加深，以及苏联民族学学科定位的确立，李绍明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对历史学的偏见渐渐地消除了。今天他总结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承认：“这两个学科各有特点，社会学、民族学重视现实的实际调查，对文献这块不大关心，但不了解古代文献也是不对的。每个学科的特点不一样，所以不能妄自去评判，最好的是把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这样学问才能做得深入。以后我走的路也就是这样走的。”[51]
在历史系的课堂上，李绍明又遇到了华西的老师——冯汉骥。这次冯先生要为他们开设的课是考古学。除了考古学外，另一门让李绍明产生兴奋感的是闻宥先生讲授的《普通语言学》，包括《语音学》的课程，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学会根据国际音标记音。对这门技术性较强的课，李绍明始终抱有遗憾自己没掌握好，听音和记音都拿捏不准，功夫没练到家。[52]尽管如此，晚年的李绍明言谈中讲到能够在川大接受考古学和语言学知识的经历时，脸上总是洋溢着兴奋和自豪。除了这些知识本身带来的新鲜感外，其中部分原因恐怕还有内心的华西情结。受教两门课让他觉得自己受到过完整的人类学训练，能用这种形式接续上华西四部类人类学的知识传统。
如果说多数课程尚属历史学系学生所受的常规训练的话，那么我们这里就不得不再提到一门由胡鉴民开设的名为《原始社会史与人类学通论》的课了。作为历史学系所有学生必上的专业必修课，这门课既体现了苏联民族学的历史学特征，又直接反映出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历史学本科教育的改造。从此奠定下很长一段时期内原始社会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分支的基础。
根据1956年公布的《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草案）》的规定，原始社会史的研究范畴属于原始游群时代和原始氏族公社时代，而后者又分为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阶段。[53]简言之，原始社会指的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历史时期，相当于考古学意义上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的初始阶段。传统的历史研究无法处理这段无文字记载的时代，但在苏联学科体系下，这个历史时期却属于研究当代文化遗存的民族学的研究范畴。苏联民族学认为：“由于社会的进步使得古代迅速消失，因此民族学家的重要任务是要收集古代遗存。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若民族学家接触到的是落后民族中的古代遗存，则获得有关各落后民族生活中的古老文化成分的材料，可以用来对早期阶级社会，甚至前阶级社会的历史问题加以补充说明。……所以研究古代遗存是民族学的重要任务。”[54]正因如此，将原始社会史研究归入“特殊的历史科目”的原因，正是基于“民族学资料（即一些需要特别加以系统研究的民族生活的活生生的现象）的专门性质”[55]而言。
原始社会史研究除了学术上的意义外，“也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56]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论证原始社会的存在，并指出该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截然不同，以达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57]不仅如此，通过研究原始社会来与西方资产阶级人类学相区别，也是原始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它是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前哨学科，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向不把原始社会当作历史，而视为‘史前’‘野蛮’阶段，实际上这是非历史的说法、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说法，只有在人民民主阵营中才把原始社会当作历史来研究。”[58]
苏联民族学对中国学界更大规模的影响事实上发生在之后几年。1954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调集罗致平等学者开始编译刊印《民族问题译丛》。1956年7月，苏联专家切博克萨洛夫抵达中央民族学院直接传授苏联民族学经验，指导历史学系工作，并开办民族学研究班，为中国教师和研究生系统讲授民族学课程。当时，除了在京从事民族学教学、研究的教师和研究员被选入研究班学习外，全国各地还要求选派部分人员参加研究班，以期回到地方后能向所在地区传授苏联经验。不过在1952年，从李绍明在四川大学所学的这门课看，苏联民族学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已经显露。历史系按照苏联模式搭建起的《原始社会史与人类学通论》课，继续强化了李绍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理解，也使他从中掌握了研究原始社会史的关键——文化遗存法——这是在人类学的古典时期曾被广泛地实践过的方法。就在李绍明的川大生活刚刚适应的时候，1953年4月，距他来到这里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命运再次让他必须作出选择——响应政府号召，“民族学组”的大部分学生离开了四川大学，进入刚刚成立的西南民族学院。
自李绍明们离开后，四川大学历史系再也没有单独设置过“民族学组”，而与民族学相关的《原始社会史与人类学通论》课一直开设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为止。不过，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民族史专门化以及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传统却被成功地保存并发扬下去，至今仍是四川大学最具特色的研究之一。
第三节 西南民院研究班
1950年7月30日，重庆。在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维舟宣布，筹建西南地区的第一所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的工作正式启动。学院驻地选设在成都，到了10月，学院校址亦敲定。经协商，得刘文辉支持，政府购买了位于市内新玉沙街的刘公馆作为校址主体，同时将四周民房二百余间也划归为校区。1951年6月1日西南民族学院正式成立。原计划第一期从西南各省招收学员400人，等到新生入学时，实际到校学生已达500多名。
民族院校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出的一种民族教育模式。[59]其前身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的延安民族学院。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60次会议上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正式确定筹建民族院校的相关事宜。这两个《试行方案》规定了民族院校的办学方针、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开设课程等，是为新时期民族院校办学的纲领文件。当时设想“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各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一处，必要时可以增设……各有关省份设立民族干部学校。”[60]截至1956年，除中央民族学院外，西北、西南、中南，包括云南、贵州、青海和广西四省均建立了民族院校。这8所院校形成了既分工又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体系，确定下新中国民族院校最初的基本布局。
中国的民族院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构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带有明确的政治特征，从创建之初就以服务执政党的民族工作为目标。一方面，民族学院承担着为各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域输送各类人才的责任。其培养原则按1950年通过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概括为，民族学院的基本任务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技术干部为辅。”[61]另一方面，民族学院还需要担负着开展民族问题研究的重任。基于上述目标以及国内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自成立以来，各级民族院校的办学形式都以短训为主，利用短期干部培训班的方式，从政治思想、政策研究、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等方面给予学员相应的培训，学成后成为快速向各地输送的少数民族干部。此外，民族院校还设置预科，招收文化程度相对低或汉语程度较差甚至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学员，帮助他们补习文化。补习文化的目的是为其下一步的正规培训或较高层级的教育打好基础。可以说，新中国民族院校无论是办学模式还是理念，都是与建国初期整个国家的形势要求，特别是民族工作的需求和条件配套而生的，为当时顺利开展民族工作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62]
成立之初起，西南民族学院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均遵循上述民族院校办学原则进行。从第一期学员开始，学院的主要任务是采取短训班的形式，培养能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团结和政权建设工作的政治干部，以及培养掌握民族地区急需专业技能，比如农学、畜牧、兽医、卫生等的技术干部。经过两期学员的培训，到了1953年6月，学院召开了西南民族干部教育工作会议，会上总结了前期培训民族干部的经验，并进一步明确了西南民族学院下一步的办学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应将主要力量置于轮训川、康两省在职干部及经过初步训练，具有深造条件的学员，对他们施以较长的（一年或两年）政治、文化教育；其次吸收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政治纯洁的汉族青年学习藏、彝语文，以培养语文翻译及民族地区小学师资；有计划地训练川、康及云南藏、彝两族上层人物（包括在职上层在内）。至于其他专业训练，尽可能协助有关部门自己办理。如果某些部门急需初级人员，而本身又无条件进行训练时，在取得各部门协助下，学院亦可试办。”[63]
如果说民族院校从建制到课程设计等层面都力图确保让党和国家的政治思想、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干部以及上层人士之间得到有效传播的话。那么事实上，通过对学生日常生活更为细腻的安排，则潜移默化地达成了相同的目的。
在西南民族学院，学生一进校，学院就会在各族学生间开展“交朋友”“一帮一”的活动，要求学生互相订立团结公约。遇到纠纷解决时，还会采用民族形式，召开团结会握手言和。第二期学员开学正值成都暑天，为了照顾来自高寒地区学生的不适感，学院特地将千余师生在1952年7—9月间，送往灌县青城山天师洞、上清宫两地教学生活。此外，对于不习惯城市生活的少数民族学生，学院干部、班主任、班干部做到了极尽可能的无微不至的关心。比如每晚就寝前，督促学生洗脚；每周督促学生换洗衣服和剪指甲；每晚干部要分别到学生寝室查铺，为没有盖好被子的学生盖好被子。上课时也要到寝室走一圈，查看有无学生生病。若有病号，不仅及时送往医院诊治，而且会组织同学看望和送病号饭。[64]这些极致的行动关怀，甚至可以说比直接的理论和政策学习更加深入人心。它们事实上所起到的示范作用，进一步巩固了少数民族学员对党和国家政治思想和民族政策的理解，为将这些理念继续向民族地区普及奠定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培训少数民族干部外，民族院校的另一项任务是展开民族问题研究。按照两个《试行方案》的计划，“中央民族学院及其分院均应设立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室”[65]。为此，西南民族学院也相应建立了研究室，负责调查和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主任由副院长夏康农兼任。起初，研究室只有民族研究人员3人，后又从第一期毕业学员中选留了数人。1953年4月，西南文教部通知西南民族学院要求学院成立了一个民族研究班。研究班学习结束后又有部分人员留校进一步充实了研究室的研究队伍。
对我们的主人公李绍明而言，因为这个研究班的诞生，他的人生奇妙地和西南民族学院连接在了一起。
研究班由两拨不同背景的人组成，西南民族学院自己从校内第二期各短训班中抽调了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24人加入，此外，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组也响应号召调入学生14人和教师6人，这两批人合并共同组建了这个民族研究班。[66]李绍明正是这14名来自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中的一人。这次转校采取自愿原则，允许教师和学生自由选择。学生们都去了，老师们却有没去的，比如赵卫邦留在了川大。1953年4月9日，一行人由老师玉文华、陈宗祥带队来到了西南民族学院。并且玉文华、陈宗祥等人在研究班学生毕业后都留在了研究室继续工作。同年夏天，原清华大学的吴泽霖教授从中央访问团直接调入研究室，成为具体负责研究班教学的教授之一。不仅如此，他还主持着学院民族文物馆的研究和陈列工作。1956年初，从西藏返回成都的李安宅、于式玉夫妇，以及罗荣宗教授也被调入研究室从事研究和教学。就这样，原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仁们，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重新聚在一起共事了。
西南民族学院的研究班对李绍明他们的培养大体分为两块内容。前一块的内容基本延续之前与少数民族研究相关的专业课程，有民族史方面的，也有民族调查方面的，尤其是民族调查的课程，在李绍明看来这即是类似于民族志调查的方法课程，讲授老师是吴泽霖。这门调查课以外，吴泽霖还独立承担讲授《民族博物馆概论》的课程，此外又联合玉文华开设了《西南民族情况》的课程。讲授专题性的史地类课程的有任乃强，他为学生们讲授《康藏史专题》。
关于吴泽霖先生的这门调查课程，李绍明记忆犹新。吴泽霖除了课堂上讲授实地调查少数民族的方法和经验外，为了巩固课堂教学，吴泽霖还要求学生课后切实地完成一项调查，并提交调查报告给他打分。当时为了完成吴先生布置下来的这份课堂作业，一部分同学由吴泽霖亲自带队去了贵州清水江地区，对当地苗族进行调查；另一部分同学则留在学校就地调查。李绍明选择了后者。
西南民族学院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民族调查场所。学院中生活着来自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正好成为了李绍明他们的调查对象。这次他调查了自己的彝族同学李文华等5人。李文华等人来自云南，属于彝族的“聂苏颇”（nei-su-po），“颇”即为“人”的意思。这群彝人分布在云南元江、峨山、易门三个民族杂居地区。李绍明对他们的调查采取访谈的方式，在访谈材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献资料，最终于当年10月写成了一份名为《云南聂苏族情况》的报告。
研究班讲授的后一块内容则真正体现了西南民族学院的特点，以及开办研究班的目的所在。较之于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这块内容恰恰是李绍明在前两所学校求学时从未接触到的全新的知识领域——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
关于这部分的知识，实际内容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民族理论；其二是苏联处理自己国内民族问题的一套政治理论；其三是中国自己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时期以来，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民族实际问题相结合，逐渐形成的一套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办法。教授这门课的老师张汉城，本身就是一名从延安来的老干部。
这门课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及苏联结合本国情况发展出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自然是重要的授课内容。但是，课程的最终目的还是让学员掌握中国共产党从具体国情出发构建的一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整堂课围绕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理念，即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和共同繁荣展开。民族平等指境内一切民族间政治、经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上都有平等的权利，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实行不同于苏联联邦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67]，即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与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讲“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联合”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包括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以及中华民族与“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团结三个层次，其中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关系尤为关键。因此，提出了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68]
成立研究班的目的是配合民族工作的需要在西南地区培养一批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并为各民族地区的民族学校培养中学师资力量。通过一年的学习，李绍明迅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相关理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积累下的一整套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民族政策和政治经验。在后来的回忆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在西南民院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共产党如何理解民族问题和如何制定民族政策。”[69]从那时起，这些知识成为李绍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包括少数民族研究中的一条思想准绳。它像一把标尺随时用以衡量他是否是一名合格的民族问题研究者。
研究班学到的这些知识，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1954年，李绍明毕业了。据他介绍，研究班的毕业生可能的去处有三种：第一种是已经成立的民族学院；第二种是去民族干部学校；第三种是去各级民族事务管理部门。本来李绍明想去重庆，那里是西南民委的所在地。不过事与愿违，四川省藏族自治区（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新成立的民族干部学校（即阿坝州民族干部学校）选中了他。他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前往茂县开始了教书生涯。李绍明任职的这所学校，任务是为当地培养区、乡一级的少数民族干部，通过一年左右集中在校学习，帮助进修干部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除了负责课程安排、教育计划和教师安排外，李绍明还需要为学员开课，讲的正是从研究班学到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第四节 新型人才的诞生
四年中连续更换了三所学校，这样的际遇让每所学校各自的知识传统交汇于李绍明的思想深处，共同成为持续影响他思考和行动的源泉。毕业在即，年轻的李绍明或许对此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他更关心自己是否已经成长为一名符合祖国期望的、合格的、有用的人才。
建国伊始，新中国在国际上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苏联成为唯一援助中国国家建设的外部力量；在国内，尽管中国大陆实现了再次统一，然而局部地区仍不时受到叛乱和分裂势力的威胁。不仅如此，国民政府留给新政权的，除了破败不堪的经济体系和衰弱的经济能力外，还有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政权建设尚未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无疑都成了新国家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层层障碍。但换个角度看，这些困难反过来却又强化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投身于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此时，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培养合格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人才，也成为教育界坚定不移的目标之一。以往书斋式的纯学术不再受到提倡，教学或研究要有实用性，要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相联系。正因如此，教师和学生纷纷抛弃书斋式的生活，读书之余走出校园，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中。
李绍明坦言，大学期间自己参加过不少社会实践活动。一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到后来参加华阳县的土地改革，此外还有两次去民族地区参加社会实践历时较长的活动。某种意义上，对于像李绍明这样一个青年学生而言，在这个时候积极参与校外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体现了国家培养实用性人才的诉求，而且也被青年人视为这是国家赋予自己的责任，借此他们找到了努力参与国家建设，为国家建设发挥力量的机会。
李绍明读大学的20世纪50年代，在各项国家建设的工作中，建立巩固并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是一项重要的中心工作。在广大的汉族地区，仍存在县以下的行政建制尚没有完善的区域，更不用说在西南少数民族原来国家力量本就相对薄弱的地区，新政权的巩固完善甚至建立，显得尤为迫在眉睫。可以说，李绍明参加过的两次前往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都与当时国家建设的这个意图紧密联系。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道：“当时有一个中心的工作，是不管你搞哪一行的，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要做的事，这事和你的业务工作没有关系。这件事就是要建立政权，这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做法。”[70]
1951年夏天，大学一年级的暑假，李绍明报名参加了前往羌族地区的社会实践，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实地接触当地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李绍明动身去往的地方是茂县的羌族沙坝区和赤不苏区。和同时期同类调查相似，这次调查完全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科考目的，学术调查只不过是这次活动的副产品而已。事实上，社会调查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当地建立乡一级人民政府，并动员该地区政治立场始终摇摆不定的地方头人王泰昌，向其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为下一步建立乡政权奠定基础。正因如此，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由玉文华老师带队的一行人，带有官派性质，名义上属于县政府的工作队，接受当地政府领导，被整编命名为第十七工作组。为了建立乡政府，期间李绍明和同学们对当地羌族的家庭人口、经济状况、婚姻状况、民族成分、成员年龄等基础性内容进行了调查，然后将这些情况填入事先拟定的表格事项内，并用画图和拍照的方式辅助调查。这些活动客观上为李绍明提供了一次运用所学调查羌族社区的机会。更重要的意义是，这些涉及羌乡基本情况的调查，目的在于切实摸清当地的社会情况，为乡情资料库提供素材，实际上是建立乡政权的辅助手段之一。
第二年暑假，李绍明再次参加了类似的社会调查活动。这次华西大学的师生们作为川南民族访问团的一部分奔赴乐山峨边县彝族地区。此行的首要目标仍然是为建立基层政权服务，任务是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并争取获得当地上层人士的支持。
两次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经历，既有惊险又有趣味。从此，这些地区像有着巨大魔力的磁石，吸引着李绍明一次次远道而来。羌区和彝区，开启了他不停地行走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田野人生。而羌族和彝族，这两个他第一次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就接触到的民族，之后也与他一生的学术有着很深的联系。只是此时，年轻的李绍明并不知晓这命运的这一安排。他正在为自己能为建设祖国添砖加瓦由衷地感到振奋。
不断地通过让青年学生参与国家建设的各项社会实践，国家不仅能收获了为当前工作服务的大量人力，而且还能将其培养为国家所需的实用型人才。除此之外，这些后备人才力量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与国家保持一致。这一点，从李绍明四年的求学经历中已清晰可见。国家一方面实施一套有效的教育福利，使这些年轻学子切身感受国家对他们的重视，并深刻体会到新教育体制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作为新国家立国之本的一套话语体系，无论是思想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知识，也成功地随着国家新的教育模式的推行而深入人心。从身体实践到思想意识形态，李绍明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作为合格的人才随时等待祖国的召唤。这里，我将借助两份李绍明完成于大学期间的调查报告来分析，李绍明如何自觉地将新的思想意识形态贯彻到自己的书写中，借以说明当时国家对这批青年学生的成功塑造。
这两份报调查报告，一份是《羌民的社会与生活》，完成于李绍明从茂县黑虎乡实践归来后的1951年10月。全文分七部分：“名称及来源”“人口及分布”“政治”“经济情况”“文化教育”“宗教信仰”“婚姻制度及其他风俗习惯”。另一份报告即前文提到过的，1953年间李绍明交给吴泽霖的调查作业《云南聂苏族情况》，聂苏人是生活在滇南红河州的聂苏颇支系，汉语称他们为“大黑彝”。该报告也分为七大部分，分别是：“一般情况”“经济”“政治”“社会情况”“文化教育”“民族关系”以及“亲属结构图”。在这两份报告的各名目下，李绍明又再细分出不同小项，对黑虎乡羌族和云南聂苏人的社会概况作了整体性描述。
两份报告中李绍明均有对羌族和聂苏人经济状况的描述。此时他已经尝试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去描述上述二者的经济状况，得出的结论是，二者尚处在经济落后的发展阶段。叙述羌族社会时，李绍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虽尚未完全成形，文中也没有详细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但已经有意识地从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角度来探讨问题。比如，他将羌族离婚现象少的原因归结为：“羌民因经济贫困，结婚至为困难，男女皆从事劳动，很少有不满，或有不满也尽量忍耐，因为离婚后各方都不可能再嫁娶（经济原因），所以羌族地区离婚很少，但男女双方争吵是不少的。”[71]
时隔两年，等到分析云南聂苏人的经济状况时，李绍明已经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入手，分析聂苏社会的经济形态。他认为，聂苏社会是没有实现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农业社会，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因此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但是，聂苏人已经处于阶级社会，这一点从该社会土地占有、剥削形式以及各阶层生活情况三个方面均能够反映出来。按照政治经济学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阶级的标准来看，李绍明认为，90%的聂苏人属于贫雇农、中农，地主多为汉族，本族地主较少，地主数量虽少但占有了70%—80%的土地，对农民实行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可以说，在这篇报告中，阶级关系成为李绍明解释聂苏社会的主要切入点。比如，他用阶级关系重新解释了聂苏社会原有的社会等级构成，即元江地区的土司制度。他指出：“元江的僾伲族十八土司各据有一个地域，该地域内的各族皆是他的百姓，土司即是大地主，他有很多的田地，土司是世袭的。”[72]或者将原有社会关系着重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理解：“凡过年过节，或遇到地主家的婚丧大事，佃户皆要送礼或替其劳动，这种形式繁多，各地不同。”[73]李绍明认为这是地主以摊派的形式剥削农民，其背后的决定性原因是，地主占有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尽管李绍明评价两个民族都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他还是要力图表现新中国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
历史上黑虎乡羌族由土司统辖，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经历过从土司制度向保甲制度的转变。李绍明首先考察了属民对土司应尽的交税、纳贡等义务后，认为“羌民在土司的统治下受着严酷的压迫和剥削”。紧接着他又分析了民国时期取而代之的保甲制度，指出这仍然是一套剥削羌民的机制，着重于经济上的剥削。对此李绍明无不同情地写道：“羌民在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下，生活一天比一天坏，过着牛马式的生活，与土司统治完全一样。”[74]现在，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成为了过去，正是解放为羌区带来了新的变化，因而他在文中热情地赞扬道：“羌、汉、回多民族成立了联合政府，在羌族聚居区成立了自治政府……政府的机构是区辖乡、乡辖村、村辖居民小组，在联合政府治下有自治政府，或在自治政府治下有联合政府，这是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的，这种由人民直接选举的政府在羌区是空前未有的创举。”[75]
政治上如此，羌民的经济生活亦如此。李绍明在报告中介绍了羌区的贸易和生产情况，意在强调新中国给羌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他分别叙述了羌族的各项传统产业，并得出结论：“羌民以农业为主，耕种多用人力及一部分兽力。因土地是梯田并且每耕一季必须再开（荒）一次，所以较内地农业区落后。粮食可以自给，但有时仍需外来。以前遍地种大烟，自解放后经人民政府劝说后，羌民大多自觉铲除大烟。羌区鸦片基本上已经肃清。羌民多居半山或山顶，农作物易被野兽伤害，解放后人民政府曾配发火药防止野兽，农作物的损害逐渐减少，羌民的经济经过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已由贫困的情况走向繁荣发展的方向了。”[76]
关于二者的宗教信仰方面，李绍明将羌族和聂苏人的宗教信仰界定为既是“原始的”，而且信仰本身也是“迷信的”。不过，新中国的成立帮助少数民族逐渐脱离了蒙昧和落后的状态。他描述羌族的信仰时特别提到，解放后“迷信也逐渐减少，有许多进步家庭白石神被除去，火□神亦可移动，由此可见其进步是很大的。”[77]聂苏人的情况也类似，他说道：“在进行了土改以后，青年的觉悟提高，已经不相信（坝母/师娘婆）。”为此他举出一个颇有说服力的来自聂苏族的卫生状况的例子。他写道：“元江坝子虽土地肥沃，但以前不敢下山（开垦），怕得瘴气死掉，以往得病后只有吃草药，或找师娘婆驱鬼，现在有卫生所了，会时常到各地去治病。”[78]卫生所成为一种比师娘婆还厉害的象征物，借助它的力量聂苏人摆脱了瘴气的困扰。卫生所与师娘婆之间的隐喻转换，在李绍明看来是聂苏人不再迷信的关键。
从上述可知，李绍明学生时代的文本中所描述的少数民族形象是，解放前的状况均被视为处于落后状态的，各方面都需要外部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帮助的。令人感到乐观的是，解放后，在新政府的帮助下，少数民族即使仍旧处于落后状态，但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改变，它的未来会更好。这样一种“落后”与“先进”“被帮助”与“帮助”“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不断出现在李绍明早期的文本叙述里面，不难看出，社会进化论已成为他理解少数民族的主要模式，并且基于此，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同的发展形象也已深入人心。
两份报告中李绍明也特别留意到民族关系的问题。一方面他认为，少数民族的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汉化影响。比如羌族原有的政治制度，他说：“羌人以前皆属本族的土司（或头人）管理”，而这些土司“尤多为汉化的羌民”。这些土司对境内羌民的管理多借鉴了汉人的经验，比如诉讼官司。“（土司）设有衙门及监狱，并有类似司法、官差役的职务来管理辖境内的收租、收税与一切事务，并在每村设有乡约帮助土司管理羌民。”[79]总之，他认为从土司的封号、机构设置再到职能，均可看到来自汉族的影响。同样地，宗教信仰上羌族对汉族的借鉴也非常明显。羌族除了白石崇拜外，还掺杂了日月天地山川崇拜，但其中也因为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而崇拜祖先，甚至拜佛求仙。这样的多重宗教信仰在李绍明看来恰好说明汉族信仰对羌族的信仰的重要影响。他甚至还指出，羌族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被汉族同化的迹象，他说：“羌族最初发源于西北陕甘河湟一带，殷商至汉代与汉人发生战争使得他们向南迁徙至蜀滇一带以及川西北。后汉置汶山郡让部分羌汉中士族同化，而居住在青康藏者又被吐谷浑和吐蕃同化。川西北的虽然仍保存原有风俗但被汉族同化亦深。”[80]
另外，李绍明注意到汉族与少数民族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关系。一种是融洽的民族关系，以元江各民族（包括汉族）为代表：“解放前各族关系就很好，过年过节各族都互相送礼，聂苏颇过节时傣族会送谷子和甘蔗；反之亦然……解放后各族人民之间的情感更加融洽了。”另一种是不融洽的关系，以峨山和易门地区为代表。他写道：“（峨山）解放前彝族和汉族的隔阂很深，相互不来往，受汉族歧视，受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以及反动政府的压迫。土改以后搞了一次‘搞好民族关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着重宣传了民族政策，等自治区政府建立后，这样的关系完全改变了，彝汉人民之间现在的关系很好了。”[81]不过，意识到汉族和少数民族存在着两种关系类型，在李绍明的书写中只是为了强调党和国家在改善民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各族之间和睦相处日渐成为时代书写的主流。
分析李绍明的两篇习作已经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已成为他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指导理论。他开始自觉运用这套理论，观察和解释少数民族及其社会面貌。在他的笔下，经济基础、阶级关系是理解少数民族社会的出发点，他的分析告知读者，正是落后的生产力制约了羌族和聂苏人地区社会发展的步伐。除了运用唯物论揭示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面貌并寻找其根源外，在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上，他也已经接受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正因如此，羌族和聂苏人的宗教信仰在他看来全是应该被革除的“迷信”行为。
报告中涉及大量关于少数民族新旧面貌的对比，意在说明新时期少数民族社会巨大的变化。这番书写背后实际上是李绍明对国家的民族政策方针、当前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的较深的领会。他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改造是实现民族地区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而这条改造之路，必须由国家主导进行，唯此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才终将真正实现。此外，也是基于对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的理解，聂苏人报告中单列“民族关系”一节描述了汉族与各族之间以友好往来为主的互动模式。可以说，国家对少数民族各项政策已内化在李绍明讨论少数民族社会的书写中，最好地诠释了这些政策。
借助这两篇李绍明学生时代的习作，我们清楚地看到，国家意图灌输给年轻学子的思想意识和知识类型在李绍明身上产生了效应。当他即将离开学校、走向工作岗位之时，他已经被塑造成为理想中的国家建设者，随时准备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少数民族研究和工作中去。
注释
[1]“关外学务局”是清末名臣赵尔丰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康区经营“改土归流”期间，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奏请设立的一个机构，主管关外办学事宜，以吴嘉谟为首任总办。后来李亨曾短暂代理过总办一职。详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4—145页。
[2]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2页。
[3]罗品三在华西协和大学的任职情况参见《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华西协和大学（1910—1949）》，收入《四川大学史稿》（第4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4]《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华西医科大学（1950—2000）》，收入《四川大学校史》（第5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5][美]黄思礼：《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华西协和大学》，秦和平、何启浩译，刘家峰、王薇佳校，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6]转引自[美]黄思礼《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华西协和大学》，秦和平、何启浩译，刘家峰、王薇佳校，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7]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2页。
[8]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9][美]黄思礼：《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华西协和大学》，秦和平、何启浩译，刘家峰、王薇佳校，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61页。
[10]《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华西医科大学（1950—2000）》，收入《四川大学校史》（第5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1]《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华西医科大学（1950—2000）》，收入《四川大学校史》（第5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2][美]黄思礼：《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华西协和大学》，秦和平、何启浩译，刘家峰、王薇佳校，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2页。
[13]王红岩：《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3—64页。
[14]王红岩：《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15]王红岩：《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0页。
[16]王红岩：《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17]联共，即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简称。
[18]《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语表明苏联共产党成为苏联革命和国家建设领导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3年版，第431—442页。
[19]《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华西医科大学（1950—2000）》，收入《四川大学校史》（第5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20]霍巍：《温故而知新》，载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5页。
[21]《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载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2004年第1版，第273—344页。
[22][美]黄思礼：《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华西协和大学》，秦和平、何启浩译，刘家峰、王薇佳校，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23]卞思梅：《“羌为何人”——20世纪前期西方学者的羌民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卞思梅的研究看到了葛维汉身处从传教士过渡到人类学学者的过程中的矛盾性，同时认为葛维汉对川西羌民的研究除了受人类学学理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民族历史形成的实况综合研究外，还受到1930年代之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深刻影响。卞思梅：《论葛维汉的羌民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未刊稿）。
[24]《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华西协和大学（1910—1949）》，收入《四川大学史稿》（第4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25]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86—148页。
[26]《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华西协和大学（1910—1949）》，收入《四川大学史稿》（第4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27]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另根据2008年9月成都采访李绍明的笔记。
[28]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7页。
[29]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7页。
[30]李绍明：《冯汉骥先生与民族学》，《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3期。
[31]根据2006年10月曾穷石、舒瑜等人成都采访李绍明的笔记。李亨因与当时的西征军总司令尹昌衡发生冲突而被强行押送回到内地，并被软禁了一年左右。李亨被押回内地时其康巴妻子和儿子尚在巴塘，就此与妻儿彻底失去音讯。
[32]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9、42页。
[33]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8页。
[34]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9页。
[35]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08页。
[36]王红岩：《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37]转引自[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38]王红岩：《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32页。
[39]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9页。
[40][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119页。
[41]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8页。
[42]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8、119页。
[43]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5页。
[44]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62页。
[45]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46][苏]托尔斯托夫：《苏联民族学的任务》，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民族问题译丛（民族学专辑）》，民族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47][苏]托尔斯托夫：《苏联民族学的基本任务和发展途径》，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民族问题译丛（民族学专辑）》，民族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页。
[48]严汝娴口授、曾穷石整理：《人类学家严汝娴教授访谈录》，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43页。
[49]四川大学校档案第169号：《文科三系教学计划1951—1958.7》第2号《历史系52—57年教学计划》。
[50]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21—122页。
[51]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22页。
[52]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4、121页。
[53]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订《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草案）》，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54][苏]勃洛姆列伊、[苏]马尔科夫主编：《民族学基础》，赵俊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2页。
[55][苏]托尔斯托夫：《苏联民族学的任务》，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民族问题译丛（民族学专辑）》，民族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56]杨堃：《原始社会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57]童恩正：《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58]林耀华：《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几个问题》，见其《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59]唐纪南、张京泽：《中国民族院校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60]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2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页。
[61]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2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页。
[62]以上两段参考唐纪南、张京泽《中国民族院校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6页。
[63]西南民族学院院史编辑室：《西南民族学院院史（1951—1991）》，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64]西南民族学院院史编辑室：《西南民族学院院史（1951—1991）》，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3—24页。
[65]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2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2页。
[66]西南民族学院院史编辑室：《西南民族学院院史1951—1991》，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7页。
[67]黄光学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页。
[68]陈国新、杜玉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1页。
[69]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35页。
[70]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07页。
[71]李绍明：《羌民的社会与生活》（未刊稿），《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报告》1951年10月，第8页。
[72]李绍明：《云南聂苏族情况》（未刊稿），《西南民族学院研究班调查报告》1953年10月，第5页。
[73]李绍明：《云南聂苏族情况》（未刊稿），《西南民族学院研究班调查报告》1953年10月，第3页。
[74]李绍明：《羌民的社会与生活》（未刊稿），《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报告》1951年10月，第2页。
[75]李绍明：《羌民的社会与生活》（未刊稿），《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报告》1951年10月，第3页。
[76]李绍明：《羌民的社会与生活》（未刊稿），《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报告》1951年10月，第59页。
[77]李绍明：《羌民的社会与生活》（未刊稿），《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报告》1951年10月，第7页。
[78]李绍明：《云南聂苏族情况》（未刊稿），《西南民族学院研究班调查报告》1953年10月，第7页。
[79]李绍明：《羌民的社会与生活》（未刊稿），《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报告》1951年10月，第2页。
[80]李绍明：《羌民的社会与生活》（未刊稿），《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报告》1951年10月，第1页。
[81]李绍明：《云南聂苏族情况》（未刊稿），《西南民族学院研究班调查报告》1953年10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