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国作家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华大地上四处迁徙流亡，作家迁徙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不仅呈现出鲜明的特点，而且还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文学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就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至今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各方面进行观照。但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相对而言还是较为薄弱，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被研究者所忽视。作家迁徙作为20世纪4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很少被人关注。本书对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现象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做一个初步的论述，探讨作家迁徙这一文学现象及其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影响，以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20世纪40年代，文学与战争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战争，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而且改变着中国作家的人生轨迹、精神世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学。“这十二年的文学（通常又称40年代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和战争与救亡发生紧密的联系。战时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包括思维方式与审美心态，促成了许多唯战时所特有的文学现象；战争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心理、姿态、方式以及题材、风格。即使是某些远离战争现实的创作，也会不自觉地打上战时的烙印。”“和其他历史时期不同之处在于，战时形成的地缘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发展、风貌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1]战争爆发，20世纪40年代作家大规模四处迁徙流亡，或从沦陷区迁徙到国统区，或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或从内地迁徙到香港，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迁徙经历和非同寻常的生命体验。作家迁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独特文学现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文学现象。
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形式多样。废名从北京迁回故乡黄梅隐居乡间是一种迁徙形式，朱自清等教授作家随清华北大集体内迁到昆明是一种迁徙形式，丁玲等作家从国统区奔赴延安也是一种迁徙形式。可以这样说，20世纪40年代除了极少数停留京沪两地以卖文为生的作家外，绝大部分作家或因躲避战火，或因追求政治理想，或因谋生需要等原因在中华大地上四处迁徙。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是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作家迁徙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无疑产生巨大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许多作家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迁徙历程，这不仅改变了作家的人生轨迹，而且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深远影响。茅盾20世纪40年代四处迁徙奔走，行程最远，经历最为迂回曲折，是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的一个典型案例。抗战前夕，茅盾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抗战爆发后，茅盾和上海进步文艺界人士一起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并重新创办刊物《呐喊》（后改名为《烽火》）。上海沦陷后，茅盾迁徙到武汉，并在武汉、长沙、广州等地来回奔走，写文章，编辑刊物。因为武汉印刷条件并不好，并且“从长远看，汉口并不安全，敌人如沿长江逆水而上，武汉市守不住的。……于是决定：《文艺阵地》在广州编辑出版”[2]。茅盾迁徙到广州后，因为广州天天有空袭警报，学校也不上课。此外，加之《立报》总经理萨空了邀请茅盾到香港去编辑《立报》副刊《言林》，茅盾遂接受了萨空了的邀请，迁徙香港定居，从事抗战文艺工作。但没过多久，广州失守，武汉陷落，因香港生活成本高，还因杜重远的劝说，诸多因素促使茅盾决心离开香港到新疆从事抗战文艺工作。茅盾从香港经越南辗转到昆明，又从昆明坐飞机到兰州，从兰州辗转到新疆迪化（即乌鲁木齐，笔者注）。茅盾到新疆后做了许多抗战文艺工作，但新疆军阀盛世才肆意迫害进步人士，新疆环境险象丛生。茅盾借机乘坐飞机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等地脱险回到延安。没过多久，因革命工作需要，茅盾又被党派遣到重庆去领导文艺工作，担任重庆军政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将《文艺阵地》从上海搬到重庆来复刊出版。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斗争形势日益复杂，“目前这里（指重庆，笔者注）的文化人太集中了，为防意外的变故，需要做适当的疏散，一部分留下来坚持工作，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香港”[3]。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茅盾被派遣到香港工作，二度客居香港。茅盾在香港撰写杂文，编辑《笔谈》，还创作了中篇小说《腐蚀》。香港沦陷后，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茅盾一行昼伏夜行，在高山密林中穿越东江游击区，辗转到桂林。后途经柳州、贵阳，又回到雾都重庆，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走在民主运动的行列中。[4]上面简单回顾了茅盾20世纪40年代的经历，可以看出20世纪40年代茅盾的足迹几乎踏遍全国的角角落落，迁徙路径迂回曲折。而茅盾在迁徙奔走过程中，不仅创作了数量巨大的杂文与文艺评论，而且创作了《腐蚀》等小说。20世纪40年代迁徙的经历，不仅丰富了茅盾的创作视野，而且迁徙途中的见闻、风土人情等为茅盾积累了众多的创作素材，造成了茅盾这一时期创作丰富而又庞杂的特点。20世纪40年代茅盾迁徙与创作交织在一起，茅盾迁徙的案例具有典型意义。
抗战爆发后，作家端木蕻良迁徙流亡各地，颠沛流离，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迁徙过程。端木蕻良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2年加入“左联”从事左翼文学运动。后凭借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一举成名。抗战爆发后，端木蕻良迁徙流亡到上海、武汉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此期创作有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以及风格独异的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等。因战火逼近武汉，1938年1月，端木蕻良与萧军、萧红等去山西临汾民族抗日大学。因战事，临汾岌岌可危，后返武汉，并与萧红在武汉结婚。之后，端木蕻良与萧红一起辗转到重庆，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又因重庆屡遭敌机轰炸，1940年，端木蕻良与萧红一起乘飞机飞往香港。萧红在香港病逝后，端木蕻良又辗转于桂林、重庆、贵阳、遵义、武汉、上海、香港等地。小说《初吻》《早春》《大江》《大时代》《上海潮》《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等完成于这一时期。战争迫使端木蕻良在中华大地上迂回迁徙，端木蕻良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并在迁徙的过程中创作了大量情调旖旎而又豪雄硬朗的小说，风格别具一格。
20世纪40年代除了作家流亡式的个人性迁徙外，还存在有组织有规模的作家集体性迁徙。一个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40年代香港文化人大营救。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粤港两地的文化人大营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而这段营救经历也成为20世纪40年代作家刻骨铭心的记忆。但这很少被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及。抗战爆发后，香港作为自由之港及英属殖民地，吸引了大量内地文化人士避居香港从事抗战文化工作和革命文艺工作。这些文化名人有著名作家茅盾、夏衍、胡风、宋之的、廖沫沙、端木蕻良、萧军、孙钿等，著名报人邹韬奋、张友渔、范长江等，出版家萨空了，著名哲学家胡绳，社会贤达人士柳亚子、何香凝等，评论家黄药眠、葛一虹等，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金仲华、张铁生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胡蝶等，以及画家丁聪，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著名经济学教授千家驹，翻译家戈宝权等人。据统计，当时辗转到香港的文化名人有上千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在这些文化名人当中，名作家占据很大一部分比重，如茅盾、夏衍、胡风、端木蕻良、萧军、孙钿、宋之的、廖沫沙等。但香港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平静。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抗日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从上海、桂林、重庆等地避居香港的上千文化人滞留香港，不得脱身。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并早已采取行动积极营救这些身陷香港的文化名人。周恩来对具体营救工作做了精心安排，并两次电示廖承志、潘汉年等人负责营救工作。如，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就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在香港、上海的廖承志、潘汉年、刘晓发出电报，对于英美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作出五条指示，其中第四条即是：‘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5]周恩来则电示廖承志、潘汉年等人：“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应将在港朋友先接到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6]并对营救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对营救路径、营救经费、接应转送等工作都做了详细周密的安排部署。大营救将这些文化名人分批从水路和陆路撤出。走水路的文化人士主要是电影界、戏剧界的著名文化人。具体转移路径是安排他们乘坐私船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再转移至东江游击区，然后再迁徙到内地。滞留香港的作家走的是陆路。陆路营救的路径和情况也较为复杂。这些作家首先装扮成难民，组织派人带着他们从香港九龙红磡码头翻过几座山头转移到宝安县阳台山东江纵队根据地司令部所在地白石龙。在东江纵队游击队员的护送下，作家们徒步在茂密的山林里昼伏夜行，走到惠州，然后转移到桂林重庆等地。[7]茅盾晚年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对这次文化人大营救进行了清晰的回忆：“我们走的路线是九龙—东江—老隆线，是第一批从这条路线撤退下来的人。后来有千把文化人，在香港地下工作者的安排下和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陆续沿这条线逃离香港，平安到达了内地。”[8]并将香港文化人大营救称为“抗战以来共产党组织的最伟大的一次抢救工作”[9]。香港文化人大营救实际上就是一次文化人集体大迁徙过程，这次集体大迁徙不仅拯救了中国知识精英的生命，而且这次刻骨铭心、惊险纷呈的长途迁徙丰富了20世纪40年代作家的人生阅历，使一贯静坐书斋的作家的身心受到极大的考验和震撼，对作家精神世界及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这次作家及文化人大迁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作家迁徙是贯穿20世纪40年代始终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上论述的个案只是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浪潮中的几朵浪花，从这几朵浪花我们可以对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现象有个整体感知。20世纪40年代作家无论是有组织有秩序的集体迁徙，还是作家流亡式的个人迁徙，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并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第一，作家集体性迁徙与个人式迁徙并存。与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形式多样，既有国家层面上传承学术、保护文化人的集体性迁徙，又有个人层面上的避难流亡式迁徙，多种迁徙方式交织并存。国家层面上组织的作家集体性迁徙除了上文论述的香港文化人大营救外，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吴宓、陈梦家、杨振声、李广田等寄居在清华、北大、南开等高等学府的教授作家随学校一起内迁到昆明。还有寄居在武汉大学的教授作家苏雪林、叶圣陶、袁昌英、朱光潜、冯沅君、陈源（陈西滢）、钱穆、王世杰等因武汉大学迁徙乐山而集体迁徙到乐山。此外，受到战火侵扰的东北作家群骆宾基、端木蕻良、萧军、萧红等结伴从关外流亡到关内，也可以看作集体迁徙的例子。20世纪40年代作家有组织的集体性迁徙的案例并不少见。作家个人流亡式的迁徙例子就更多了，除了上文提到的废名从京城迁徙到故乡黄梅外，丁玲出狱后奔赴延安、何其芳奔赴延安、张天翼在战火中四处迁徙等都是个人迁徙的例子。所以，20世纪40年代作家无论是有组织有规模的集体性迁徙，还是作家流亡式的个人式迁徙，虽迁徙的目的与方式不尽相同，但都能说明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作家集体性迁徙与个人式迁徙交织并存。
第二，作家迁徙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烙上时代的印记。20世纪40年代作家在辗转迁徙的同时，高举文学旗帜，坚持文学创作，以笔为武器进行战斗。20世纪40年代无论是有组织的集体性迁徙，还是自发的个人性迁徙，作家们在迁徙过程中始终不忘文学工作，一方面以笔为武器揭露日寇侵略的血腥无道与残暴不仁，另一方面从民族文化底蕴中汲取精神力量，唤起民族抗战的热情。作家的迁徙过程就是一幅战斗的画卷，颠沛流离的迁徙历程伴随着慷慨激昂的文字，作家迁徙始终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彰显出不辱祖先、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所以，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烙上烽火文心的时代印记。
第三，作家迁徙与文学创作关系紧密。作家迁徙不仅仅是一种肉体行为，更是一种精神活动。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不仅仅使作家历经血与火的考验，还促进了20世纪40年代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与文学空间的拓展，作家迁徙与文学创作紧密相连。胡风对20世纪40年代作家的战斗生活和文学创作做过这样的总结：“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10]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与文学创作互动关系可见一斑。以胡风为例。胡风20世纪40年代在烽烟滚滚的中华焦土上迁徙奔走，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在迁徙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文学工作，以笔为武器进行斗争，撰写文章，宣传抗日，胡风迂回曲折的迁徙过程也是不屈不挠的斗争过程与文学创作过程。抗战前夕，胡风在上海从事抗战文艺工作，创办了《七月》杂志，共出了三期。抗战爆发后，由于“商业联系和邮路受到阻碍，上海的刊物很难发到外地去，作者又纷纷离开上海”[11]，所以胡风“决定把《七月》移到武汉去出版”[12]。因此，胡风带着家人迁徙到武汉继续编辑出版《七月》，还从事诸多抗战文艺工作，如举办木刻展览会，编辑《新华日报》文艺副刊《星期文艺》，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由于武汉离前线越来越近，胡风于1938年9月匆匆离开武汉，坐船途经石首、宜昌等地，辗转到重庆，继续编辑出版《七月》。在重庆，胡风经历了日军飞机的大轰炸，了解到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时重庆“能走的文化人都要离开重庆，一批去延安，另一批去香港或转新四军”[13]。胡风被组织安排去香港，他与家人搭乘商货车离开重庆，途经贵阳、柳州、湛江，一路颠簸到香港。在香港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胡风与从香港撤离的上千文化人一起，在东江纵队的护送下，昼伏夜行，徒步千里，脱险到达桂林。在桂林拜访文艺界朋友，开展文艺工作。后又返回重庆，创办文学刊物《希望》，参加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14]胡风在迁徙过程中写下大量文章，这些文章不仅仅是简单地秉承血与火的抗战文学传统，而且进行了理论与文体实践等多方面的探讨，促进了20世纪40年代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与文学空间的拓展。且其迁徙行为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20世纪40年代七月派的形成和消隐。作家迁徙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及七月派等文学流派的影响可见一斑。
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与文学的紧密关系还体现在作家迁徙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方面。上文论述的惊险纷呈的香港文化人大迁徙，本身就是难得的创作素材，以致很多作家一生中都对这次迁徙记忆犹新，并倾注笔端，写下大量回忆文章和以这次大迁徙为内容的作品。如作家茅盾对这次迁徙不仅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有专门叙述，还专门写下以大迁徙为内容的纪实文学《劫后拾遗》。胡风等人的回忆录也列专章清晰地记录了这次迁徙的全过程。以这次大迁徙为内容的作品层出不穷。并且20世纪40年代废名、沈从文、萧红等作家长途迁徙后，文学创作进入转型期，在文体与风格上进行了多重实验，创作了在40年代颇有影响的实验性小说。张天翼在四处迁徙奔波，流亡桂林后，令人惋惜地终止了讽刺文学创作，而转向儿童文学创作。这些都说明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作家迁徙与文学创作关系紧密。
由于战争等原因，20世纪40年代作家辗转奔走于全国各地，颠沛流离。在流亡式的迁徙过程中，作家们从不怠慢文学工作，或参与抗战文艺问题讨论，或撰写文章揭露打击敌人，或办刊办报，唤醒民众投身抗日的洪流，每到一地，都点燃那里的文学火焰，作家迁徙促进了20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同时，迁徙打破了作家书斋的宁静，改变了作家的命运，使作家产生不同的生命体验，对作家心理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作家的创作，而这也必将带来20世纪40年代文学文体与风格的一系列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迁徙也促进了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深化拓新，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与文学紧密相连。因此，从作家迁徙角度观照20世纪40年代文学实有必要，对于重新理解和看待20世纪40年代文学相关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页。
[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
[4]茅盾在战火中的迁徙经历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5页。
[5]何蜀：《香港大营救》（一），《红岩春秋》1997年第1期，第22页。
[6]何蜀：《香港大营救》（一），《红岩春秋》1997年第1期，第22页。
[7]香港文化人大营救与文化人迁徙路径参见何蜀《香港大营救》（一），《红岩春秋》1997年第1期，第20—28页；何蜀《香港大营救》（二），《红岩春秋》1997年第2期，第36—44页；何蜀《香港大营救》（续完），《红岩春秋》1997年第4期，第3—16页。
[8]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5页。
[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5页。
[10]胡风：《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胡风评论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11]晓风编：《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12]晓风编：《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13]晓风编：《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14]胡风在战火中的迁徙经历参见晓风编《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2—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