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1090—1138年），一生经历哲宗、徽宗、钦宗和高宗四朝。其诗歌创作主要在徽宗中期到高宗绍兴议和（1141年）之间，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诗人。
陈与义登上诗坛的时候，正值徽宗统治的北宋末年。由于徽宗的荒淫昏庸，党争酷烈，文禁大炽，国家政治腐败、经济枯竭、军事衰退、士风靡弱。此时，北方新兴的金国又不断南侵，国家在内忧外患中，衰败不堪，逐步走向灭亡。1127年，“靖康之难”发生，北宋政权土崩瓦解。南渡后，南宋与金国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和议，标志着偏安格局的形成，南宋政局从此基本上稳定了下来。
陈与义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其人生、仕途与诗歌创作也随之起伏跌宕。南渡前陈与义的诗歌取材比较狭窄，思想内容也较单调，主要写的是诗人辗转卑位悲怆、颓废的末世情怀。反映了北宋末年末世氛围中正直士人压抑悲怆的情怀和虚无避世的末世心态，也折射出当时政局的混乱和社会的衰败。迫于政治的压力，诗人几乎没有正面触及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这也是北宋末年一代诗人普遍的创作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宣和六年（1124年），陈与义贬谪后，他的诗风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山水成为其主要的创作题材，景物描写的格局也变得相对阔大，出现了像“日落河冰壮，天长鸿雁哀”这样壮美的诗句（《至陈留》）。也出现了像《放鱼赋》深刻揭露社会腐朽的作品，体现出其审美情趣和创作视野的变化，肇起了陈与义南渡后创作的某些迹象。南渡后陈与义的诗歌创作，深刻地反映了南渡初年强敌入侵所带来的严重灾难，以及高宗的庸弱和其政权的无能。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离乱中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以及内心对中兴的热望和这种热望的衰退过程，情感真挚深刻，可以看作是两宋之交社会和士人心态的一个缩影。他一些感伤时事的作品，以内容的深刻性见长，明显地表现出重思理、重意的特点，是比较典型的宋诗，也是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一个突出的亮点。而此时创作的山水诗写得情景交融，表现出重意象和意境营造的特点，具有唐诗的审美韵味，是陈与义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的亮点。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陈与义应召赴会稽行在，诗歌创作走向低落进入了尾声阶段，感伤国运不兴，以及对故国家园的深切思念成为其抒写的主要内容，内容渐趋狭窄，但在艺术上还是有较高的价值。总体上看陈与义南渡后的诗歌创作上表现出融合唐宋的新诗风的新趋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陈与义的诗在当时和后代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早年就被称为洛阳“诗俊”[1]。当时就有人对他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据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陈与义《夏日集葆真宫池上》“诗成出示座上，皆诧为擅场。朱新仲时亲见之，云京师无人不传写也”[2]。他南渡后的诗作更是受到当时和后代诗论家的众多好评。他还在世的时候，有人就说其南渡后“能以山川秀杰之气益昌其诗，故晚年赋咏尤工。缙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题写殆遍，号称‘新体’”[3]。其中“新体”二字就突出了他的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具有独特的面貌。陈与义去世后，他的学生周葵刻印其诗集，晦斋为之作序，说陈与义的诗“能独步一代”[4]。认为陈与义的诗歌成就在两宋之际的诗坛上无人可比。到了南宋中后期，论家对陈与义的诗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杨万里在《跋简斋奏章》中说“诗宗已上少陵坛”。将陈与义提到了备受宋人推崇的杜诗廊庑之下。严羽从诗史的角度，将陈与义的诗单独列为一体，置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之后，杨万里、陆游等四大家之前，认为陈与义的诗代表宋诗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并将陈与义列入了江西诗派之中[5]。刘克庄对陈与义的诗给了更高的评价：
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墨梅》之类，尚属少作。建炎以后，避地湖娇，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优爱，以简洁扫繁褥，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6]
与刘克庄同时的刘辰翁更是说“宋诗至简斋至矣”，并把他和苏东坡相提并论[7]，将他在宋诗史上的地位提高到了黄陈之上，并对陈与义的诗作了大量的点评。胡稚还对他的诗作了详细的注释。元初的方回，不但把陈与义纳入了江西诗派，又提出了“一祖三宗”[8]说，将陈与义列为“古今诗人”的三宗之一，他的《瀛奎律髓》选评唐宋律诗，某些门类（如雨诗）所选陈与义的诗居第一位，数量超过了被他认为是“古今诗人”之祖的杜甫。方回的这些论析，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众多论家的推崇下，陈与义的诗集在南宋晚期到元代初期在社会上流传极广[9]。当时著名的学者吴澄就说：“宋诗自简斋超矣，近来人竞学之。”[10]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据记载有个叫作陈从古的诗人，将陈与义的诗集拿来，逐一和作[11]，这也是诗史上少有的现象。南宋后，诗坛上唐宋诗之争非常激烈，宋诗大家苏轼、黄庭坚等人经常受到宗唐者的攻击，而“陈与义是宋代诗人中少有的几个为宗宋者喜欢，同时也为宗唐者喜欢的诗人之一”[12]。到了清代，四库馆臣总结了前人的论析，对陈与义这样评价：
与义之生，视元祐诸人稍晚，故吕本中《江西宗派图》中不列其名。然靖康以后，北宋诗人凋零殆尽，惟与义文章宿老，岿然独存。其诗虽源出豫章，而天分绝高，工于变化，风格遒上，思力沈挚，能卓然自辟蹊径。《瀛奎律髓》以杜甫为一祖，以黄庭坚，陈师道及与义为三宗，是固一家门户之论。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则庭坚之下，师道之上，实高置一席无愧也。初，与义尝作《墨梅》诗见知于徽宗，其后又以“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句，为高宗所赏。遂驯至执政，在南渡诗人之中，最为显达，然皆非其杰构。至于湖南流落之余，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迹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故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其“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13]
从以上众多的评价中，足可以见陈与义在诗史上的重要性。
自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陈与义的研究逐步活跃了起来，到目前为止共有论文60余篇，专著3部[14]。另外，研究两宋之交诗坛和江西诗派的论著，以及主要文学史也对陈与义的诗有不同程度的探讨。这些论著对陈与义创作心理，陈与义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陈与义在诗史上的地位以及其与江西诗派的关系都有比较丰富的论述。但多数论家受到“一祖三宗”说的影响，习惯把陈与义和黄庭坚、陈师道放在并列的地位来考察，忽视了陈与义和黄陈巨大的年龄与创作时代的差异[15]，对陈与义研究也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偏差和不足。
一是对陈与义诗歌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历程认识比较粗略。论家习惯以南渡为界将陈与义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期。总的来看，学界在研究陈与义南渡前的创作时，过分强调了党争的影响，而忽略了北宋末年整个社会烂透的末世时代环境对陈与义创作心态和创作实践的影响。在研究陈与义南渡以后的创作时，又主要强调战乱对陈与义创作的影响，而忽略了南渡后，宋王朝内部社会混乱对陈与义创作心态和创作实践的影响。事实上绍兴元年（1131年）陈与义到达会稽行在以后，南宋政权内部的争斗（包括党争）以及整个社会混乱对陈与义创作影响巨大。再者，这种以社会历史变迁划分陈与义创作分期还忽视了陈与义人生仕途起伏以及陈与义文学艺术积累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就实际情况看，南渡前以贬谪陈留为界，陈与义诗歌创作无论是取材还是艺术都有非常明显的变化。贬谪陈留前，陈与义的诗风与当时诗坛占主导地位的江西诗派诗风基本一致，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可以看作是其创作的初期。贬谪陈留后，他开始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特的风格，可以看作是他诗风的转变或创作的自立期。南渡后，以到达会稽行在为界，陈与义诗风也有明显的改变。在南渡初期逃难的五年中，题材和审美风格巨变，标志着陈与义创作的成熟期到来，也是他创作高峰。到达会稽行在后，陈与义诗歌创作取材和内容又有了重大变化，进入了诗歌创作的衰退阶段。这些被忽略的因素对陈与义创作的影响是什么？在其诗歌中有什么表现？尚需要从实际来深入细致地考察。
二是对陈与义的创作个性描述不够清晰，甚至还有很大争议。古代论家对陈与义的诗风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是陈与义诗风与江西诗派诗风相近；另一种看法是陈与义诗风逼近老杜；还有一种看法是陈与义是个山水诗人，诗风“上下陶谢韦柳之间”。现在学界对陈与义诗风的看法主要传承了前面两种看法，大多学者认为陈与义属于江西诗派，这也是学界的主流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固然也承认陈与义和黄陈的创作差异，但更强调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创作的一致性，认为陈与义是江西诗派的后起之秀，是江西诗派中的改革派，明显地对陈与义创作个性和审美个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生活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差异，陈与义和以黄、陈为中心的江西诗派诗人的创作心态存在很大差异。生活时代、创作心态、审美情趣的差异必然导致诗歌风貌的差异。陈与义的诗歌独特风貌是什么？与黄、陈以及江西诗派有什么异同？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是“一祖三宗”的说法对陈与义在诗史上定位有偏差。产生这种偏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的依据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总的来看方回等人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是因为他们认为陈与义和江西诗派的成员一样学杜、推崇黄陈，因此其诗风也与江西诗派相近。这与南宋中后期论诗强烈的派别和门户之争的风气有极大关系，他们的持论有明显的门户之见。这种偏差到底是什么？其带来的弊端又是什么？陈与义在两宋之交的诗坛上地位到底如何？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本书以当时的历史文献和陈与义的作品为依据，将陈与义放在属于他自己的创作环境中，将宏观把握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从时代、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对陈与义的创作历程以及其诗的思想、艺术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的关系作一个全面的考索，辨析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的偏颇，对陈与义是否属于江西诗派做出自己的判断，力求对陈与义两宋之交以及宋诗史上的贡献、地位予以客观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