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郭沫若在《喜读》中说：“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
毛泽东和郭沫若，是中国现代诗坛上两颗灿烂的巨星。早在抗日时期，他们就有翰墨来往。建国以后，他们时有诗词唱和。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开始公开发表自己的一些诗词，有时他还请郭沫若为他润色诗稿。例如，1959年毛泽东作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于9月7日写信给胡乔木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两次写信，直率地谈了修改意见。毛泽东在9月13日又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1962年正值全国筹备纪念毛泽东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意在《人民文学》5月号上发表他作于30多年前“马背上哼成的”六首词。《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六首词发表前抄送郭沫若，请他写些注释性的文字，以便于青年读者们了解。郭沫若随即写信给毛泽东，对六首词的字句修改和编排次序，提出了意见。4月底毛泽东复信郭沫若，肯定了郭老对六首词的编排次序的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与此同时，郭沫若欣然答应《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约稿，于5月1日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以下简称《喜读》）一文。5月9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去的清样，马上写信送请毛泽东“加以删正”。
郭沫若在《喜读》中说：“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
毛泽东在看《喜读》的清样时，将郭沫若关于《娄山关》的解释部分全部删去，在清样的边旁空白处，以郭老的口吻改写了一段文字（以下简称《改文》），其中写道：“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了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毛泽东的《改文》长达五六百字，是一件珍贵的文献，不仅对研究毛泽东的《娄山关》，而且对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郭沫若的《喜读》一文，发表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了转载。经查上述报刊，《喜读》一文没有按毛泽东的《改文》排印。翻阅郭沫若的著作集如《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等，都未见收入《喜读》一文。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是否毛泽东没有把修改后的清样退还郭沫若呢？笔者带着这个疑问，走访了郭沫若的女儿、郭沫若故居陈列馆副馆长郭平英。她说：“60年代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过毛主席《改文》的复制件。可能是这个复制件送给父亲时，未能赶上《人民文学》的出版时间，否则父亲不会不按照毛主席的修改付印的。”她还说，关于父亲的文艺评论文章，他生前没有来得及编辑成书，因此那篇文章尚未能按毛主席的修改出版。郭平英透露，在郭老的文稿中，记载了同毛主席的这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
（吴正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