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当时，看到在怡和轩陈嘉庚先生的会客大厅墙上悬挂了一张毛主席画像，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南洋公开悬挂的第一张毛主席像啊！
1937年，国内全面抗战开始之后，海外广大华侨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潮。嘉庚先生领导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为祖国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这样，陈嘉庚先生却因“对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又“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而感到“义有未尽”。于是，他于1939年冬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南洋各地华侨筹赈机关热烈响应，派出代表组成慰劳团，共50余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嘉庚先生年近古稀，腰骨常疼痛，但为使慰劳团能尽南洋华侨代表之责，他不辞辛劳，毅然率团回国。
慰劳团在重庆逗留期间，中共领导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和邓颖超曾到嘉庚先生寓所拜访，并在中共驻渝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嘉康先生欣然应邀前往。在茶会上，嘉庚先生介绍了南洋华侨总会成立及其任务之后说：“华侨热爱祖国，支援抗战。若发生内战，将为亲者痛，仇者快，华侨将会大失所望。万望两党以救亡为前提，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会后，嘉庚先生询问：“若往延安，交通是否方便，行程如何？”叶剑英同志一一奉告，并说，到西安后可到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一切方便。事隔两天，陈先生便接到毛主席来电，邀他前往延安会晤。
嘉庚先生到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并设晚宴招待。窑洞陈设的俭朴，领袖和同座谈话的平等融洽关系，不事铺张的晚餐等，都给嘉庚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毛主席又几次来到陈嘉庚先生的住所，与他交谈，或同午饭，或同晚餐。在交谈中，嘉庚先生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毛主席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请嘉庚先生将此意转达蒋介石。毛主席还表示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望，希望陈嘉庚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侨胞据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陈老一一答应。有一次，毛主席和陈嘉庚先生共进晚餐后，又来到陪同陈先生来延安的国民党某科长的住处，同他交谈到很晚。对此，嘉庚先生感触尤深，认为毛主席竟与一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他还对我们说：“我对延安的印象，不是只凭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们的介绍。我也同从集美、厦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并且实地参观、访问，了解那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生，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就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嘉庚先生每每谈起延安之行，总是很兴奋。他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老人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为庆贺他安全脱险，在重庆的集美校友会、厦大校友会、福建同乡会和闽台建设协进会等10个团体，举行了有500多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我也参加了这项活动的组织工作。大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都到会了。毛主席也送来了祝贺的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从大会的致电和报纸上得知大会盛况，以及公众对自己的崇高评价以后，在给庆祝大会的复电中说：“敌寇南侵，侨胞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庚避匿爪哇，未同诸侨分苦，实深抱愧。”
当蒋介石磨刀霍霍，妄图挑起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毛主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嘉庚先生听说以后，担心毛主席受害，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后来，嘉庚先生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进步人士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呼声，给香港《华商报》题词：
还政于民，谋皮于虎。
蜀道崎岖，忧心如捣。
提醒人们对蒋介石不要抱幻想，可见他对蒋介石的为人看得入木三分，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敬重，和对毛主席安全的焦虑。
1946年3月底4月初，我从重庆经香港回到新加坡，向陈嘉庚先生介绍毛主席赴渝同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以及蒋介石阴谋撕毁协定的情况。当时，看到在怡和轩陈嘉庚先生的会客大厅墙上悬挂了一张毛主席画像，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南洋公开悬挂的第一张毛主席像啊！
1949年2月间，我在槟榔屿接到陈嘉庚先生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回国去，邀我同行。我即于4月初至新加坡，方知原来是毛主席于1月20日给陈嘉庚先生来电，邀请他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
我们于4月底离开新加坡，途经香港，继续乘船北上，于6月3日驶抵天津。6月4日，当我们乘坐火车来到北平时，受到了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等的热诚欢迎。7日，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我们到西山同毛主席晤谈。会见时，朱德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也在座。延安一别，转眼9年过去了，故人重逢，彼此都感到分外亲切。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全中国解放在即，也许是因为时局的发展证实了自己延安之行后的预见，嘉庚先生显得很激动。相互问候饮食起居之后，嘉庚先生即对解放大军胜利过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表示祝贺，谈自己在北上途中得悉这些消息时的心情，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他向毛主席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况，并对家乡福建何时能解放表示关切，希望中央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福建。当毛主席答复已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同志前往时，嘉庚老人很高兴。在这次晤谈中，嘉庚先生对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足见他对毛主席的信赖。
1950年，陈老先生回国定居。他把全部财产献出来，用于建设厦门大学新校舍和集美学村。在建立集美解放纪念碑时，他写信请毛主席为纪念碑题字，毛主席欣然命笔，很快寄去了手迹。这块纪念碑，作为人民领袖同爱国侨胞亲密交往的又一见证，屹立在嘉庚先生长眠的大地上。
（庄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