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5月间，刘少奇为了纠正“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研究调整农村的政策，亲自到湖南省长沙、宁乡两县做了40多天的调查。同时，他指示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专门就农村的手工业、商业问题进行调查，并于4月24日和5月12日先后两次听取了我们的汇报。5月12日的会上，就是否有必要调整手工业的所有制问题，我没有同意少奇的意见，并与少奇争论了好长时间。少奇在讨论中那种平等待人、谆谆诱导、以理服人的民主作风，使我这个做具体工作的党员受到深刻的教育，永难忘怀。
根据我们的调查，宁乡县城关镇原有24个手工业合作社，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20个转为社办工业，4个变为国营工业。所有制这样改变以后，为市场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产品减少了，而且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都下降了，原材料消耗增加，成本提高，工人收入减少，生活水平降低，群众意见很大。大家认为，县、社工业面临着危机，问题必须解决。采取什么办法解决，我们参加调查的同志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同意刘少奇4月下旬在天华大队谈的意见，即从所有制方面着手，把合并到社办工业中的手工业退回去，恢复过去的手工业合作社，实行小集体所有制，自主经营，民主管理，按劳分配，自负盈亏，以利于调动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发展手工业生产。另一种意见是，不赞成调整所有制，主张维持现状，认为只要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合理安排供产销，改善经营管理，实行按劳分配，克服高指标、瞎指挥的错误，就可以解决现存问题。5月12日在宁乡县委会议室里，我把上述情况和意见汇报以后，刘少奇根据他的调查仍然坚持4月下旬谈的意见，认为不从所有制方面着手解决，不改变“平调”的状况，很难调动手工业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他说：“不问条件如何，一下子把所有手工业者的所有制都改变了，是不对的。省轻工业厅认为以搞手工业合作社为好，我看手工业合作社势必要恢复。能改进的可以不退，有优越性的可以保留，标准是4条：产量高，质量好，品种多，工人收入增加。”我当时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不敢否定社办工业中的“平调”问题，不敢怀疑“一大二公”的错误，因而不同意少奇的意见，而赞成第二种意见，认为不改变所有制，只要加强领导，改善经营管理，也可以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我争辩说，如果把社办工业退回去，恢复手工业合作社，那就体现不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和优越性。少奇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现在生产下降，质量下降，工人收入降低，手工业者很有意见，哪有什么优越性？这样下去，社办工业非垮台不可。“现在你把乡下手工业工人统统集中到县、社工厂，他工资低，收入减少，一定要跑。是把他们卡住好，还是把他们解放好？我看把他们解放好，让他们回去。把他们放回去，你们工厂就会垮台。这个问题，你们去想一想。”
刘少奇讲了这些意见以后，我还是坚持己见。我们又继续争论了好久。一直到会议室里的时针指向13日零点，我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说县和公社的一些同志也是这种意见。刘少奇听了我反复说明的那些并不反映群众真正要求的意见以后，既没有不高兴，也没有批评我，最后很和蔼地说：“杨波同志，看来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那好，我再给你5个月的时间，去搞两个点，一个按照我的办法搞，一个按照你的办法搞，然后再来总结，看哪个办法好，群众满意。”刘少奇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实际上是等待我的觉悟，让实践来证明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我听了以后，当时虽然还没有觉悟到自己的不对，但心里却热乎乎的，深为刘少奇以平等地位与下属讨论问题的作风所感动。
汇报会结束以后，少奇即乘吉普车于13日凌晨1时返回长沙。我也跟着回长沙。在回程的路上，有位同志告诉我，刘少奇本来要在12日23时以前离开宁乡回长沙，由于我坚持己见，与他进行争论，结果把会议时间拖长了一个多小时，不得不推迟到次日凌晨出发。我听了这一情况，顿时觉得很不应该，内疚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夜，虽然吃了安眠药，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开始怀疑自己的意见是否真正反映了群众的意愿。以后的实践证明：少奇的意见是正确的，我的意见是错误的。
（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