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初，长沙的夜晚已不像白天那样，令人感到燥热。阵阵凉风吹拂而过，说不出的畅快。在清水塘畔的毛泽东家，灯还在亮着。坐在灯下的毛泽东、刘少奇正在交谈……
“少奇，我前几天到安源去了，了解到那里举行罢工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但也感觉到那里还缺少得力的党的干部。要领导1万多工人的大罢工，隆郅他们的担子太重了。所以，我们商量，把你派到那里去，参加领导即将举行的大罢工。”毛泽东以征求意见的口吻，交代着工作任务。
“我？”
“是的，你有领导长沙土木工人和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经验，派你去，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好！我去。”刘少奇神情中现出激昂斗志。接着又说：“都说安源是个‘小上海’，还真想去那里看看哩！”
“既然决定去了，那么，我先给你讲讲那里的情况好吗？再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干。”
屋外一片宁静。屋里的灯，一直亮到东方发白。
9月11日，受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的指派，刘少奇赶往安源。到那里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又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根据信中关于罢工时要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要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的要求，他们决定在罢工中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9月14日凌晨，震动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揭开了序幕。经过5天的坚持与斗争，罢工以胜利宣告结束。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在写给他的信中所作的“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完成了工作的大转变，及时迅速地组织革命力量转向农村，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广大的华北敌后根据地。在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刘少奇对其他同志说：“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在击败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尖锐地指出：“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对此，毛泽东在全会的结论中肯定地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对。”在错误路线面前，毛泽东与刘少奇互相支持，共同斗争，其情景令人感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去重庆谈判。离开延安前，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确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为保障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及胜利归来，刘少奇耗费了极大的心血。他要求我军对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挑衅，必须给予坚决、严厉的回击。对此，有些同志产生疑虑，怕双方矛盾、冲突太尖锐，对毛泽东的安全会有不利影响。刘少奇解释说：“蒋介石是吃硬不吃软的，他只懂得拳头，不懂得道理。我们前方对他的打击越坚决、越沉重，在实际行动中越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他越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触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毛泽东的安全就越有保障。”最后他说：“这是毛主席动身前给我的指示，我在坚决按照主席的意旨行事。”人们的顾虑终于打消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从此，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张喜悦的笑脸。
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的生活，刘少奇更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繁荣富强，两人都是殚精竭虑，共谱新篇。1950年4月，刘少奇起草了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演说稿。他在演说词中指出：“我们目前的困难乃是胜利中的困难，进步中的困难，而胜利与进步的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困难的一切因素。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些因素，创造出必要的条件，我们就能克服这些暂时的困难。”
演说稿写成后，刘少奇即送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改后于4月29日复信说：“不要说‘今后一年是困难的最后一年’，因今后几年内都会有困难，而且仍将是相当严重的困难，不过将一年一年地减少罢了。”他还嘱咐刘少奇：“如时间来得及，请于你讲后即刻付排，送清样给我再看一次，然后发表。”后来，毛泽东在清样上又作了20多处修改。
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也是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复修改后才发表的。毛泽东还在他的手稿中作了长达700多字的大段补充，并专门为此写信给他，对土地改革中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等政策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1956年，在刘少奇主持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过程中，还将草稿一部分一部分地送请毛泽东修改，毛泽东每改完一部分，都要附信说明他修改的情况……
在他们的合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伊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