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底，北京医院一间病房里，洁净、素雅，窗台上一盆夏兰，吐露出翠绿的叶片。
病榻上有一位老人正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他就是90高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几天前，他因患感冒刚住进医院，多种并发症使他的病情日趋加重。
这时，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里，身穿白色大褂的医生们也正里里外外忙碌着。毛泽东因心脏病发作处于昏迷状态，守候在房间外的高级领导人的心揪得紧紧的，焦急地等待着……
当重病缠身的朱德获知毛泽东的病情后，焦虑万分，他特别嘱咐医疗组的医生们快到毛主席那里去。医生们尽力劝慰着他，因为他的病情也很令人担忧。
无情的死神在向两位耄耋之年的领袖袭来。他们留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历史的镜头拉回到48年前的江西井冈山。
1928年4月间，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着各自的部队会合到井冈山下。他们那两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显得那么热烈，那么深情。就在朱德和毛泽东会面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宣告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在湘江赣水，在华夏大地上，流传着一个响亮的名字，它就是“朱毛红军”。30年后，朱德重返井冈故地，面对那十分熟悉的一景一物，不禁触景生情，欣然挥笔，赋诗一首：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
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
朱德和毛泽东的会合，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先后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七溪岭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剿”和三次“会剿”。在指挥作战中，逐渐总结出了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其中包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著名的“十六字诀”）等。这些战略战术原则的产生，不仅出自擅长理论概括的毛泽东之手，而且得之于具有长期戎马经验的朱德，同时，还汲取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因此，可以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朱德和毛泽东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对农村的情况了如指掌。山乡生活的熏陶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尽管他们很早就离开了处于封闭状态中的山村，步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却依然保持着劳动人民质朴、爽直和勤奋的秉性。但不同的家庭环境对他们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形成了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朱德生长在一个十多口人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祖母掌管着全家的开支、生计，家务均由母亲和她的妯娌们承担。在这种环境里，朱德受母亲的影响最深，母亲的宽厚、善良、忍耐的人格潜移默化地融入他的血肉之躯。而毛泽东则生活在一个由刻薄、自私、专横的父亲掌管经济大权的家庭中，父亲的严厉管教，使毛泽东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常做出“忤逆不孝”的举动。在他后来的革命生涯里，这种抗争的意识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红军初创时期，我军内部就如何建立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尚处在探索的阶段。朱德和毛泽东在军队建设的问题上，都有着各自独到的见解。实践中，红军将领们深切地感到红四军既离不开朱德，更离不开毛泽东。在红四军的党代表会议上，当罗荣桓等提出了希望在闽西上杭养病的毛泽东回部队工作的意见时，朱德爽朗地说：“我同意把老毛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朱德与毛泽东的合作持续了48年。“朱毛”的旗帜已成为革命者的共识。即使是朱德和毛泽东自己也把“朱毛”作为一种团结的象征。1935年6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共同北上。可是，张国焘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提出红军领导权的问题。周恩来顾全大局，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张国焘担任，但是，张国焘仍不甘心，还要夺取党的领导权。当红军行进到川甘边界时，他借口无法过河，企图使部队回转南下，并且密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要“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毅然决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一计不成，便公开提出成立“第二中央”，并且要求与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军的朱德发表声明，反对所谓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朱德面对张国焘的威胁利诱，毫不退让，他明确地表示：“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当作一个人，朱怎么能反对毛呢？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事后，毛泽东得知此事，深受感动，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公开诬蔑、攻击朱德，甚至恬不知耻地把井冈山朱毛会师篡改为“毛、林会师”。1967年初，江青指使戚本禹挑起揪斗朱德的风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朱德还是要保的。”他在约见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时，对中南海里贴出污蔑朱德是“大军阀”、“黑司令”、“老机会主义”的大字报提出批评，他说：“这很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1973年12月21日，中央军委会议在毛泽东的住所召开。多年来，由毛泽东召集的一些重要会议经常在他的住所举行。这天，朱德身着深色的中山装，手拄拐杖，从郊外的住所赶来参加会议。自从祸国殃民的野心家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以后，朱德的心情舒畅了许多。他在一次家人团聚的时候，挥笔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以此来表达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朱德一迈进会议室的房门，便看到了许久没有见面的老战友毛泽东，未待毛泽东起身，他已经走到毛泽东的近前。毛泽东拍着身边的沙发请他挨着坐下，而后动情地问：“红司令，你可好吗？”朱德高兴地回答说：“很好！很好！”说话时，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坐定后，毛泽东习惯地拿起一支雪茄，点燃后吸了一口，随即轻轻地吐出一缕缕青烟，他环顾着与会的其他领导人，又扭转头对朱德说：“有人讲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接着，他又笑了笑，风趣地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朱德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结下的深厚友情，不仅仅反映在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上，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充分体现出来。他们既是战友同志，又是朋友知己。解放战争期间，频繁的战事促使党中央的领导人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十分紧张。年过花甲的朱德在领导人中的岁数最大，考虑到他的身体，毛泽东提议，朱德可以在深夜召开会议时自由参加，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几位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1947年春，朱德和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从延安抵达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指导华北地区的军事、土改工作。这年秋季，冀中行署的同志给朱德送来了面粉和红枣，朱德特别嘱咐这些同志说：毛主席等领导人在延安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工作很辛苦，请你们把面粉和红枣分成几份给他们送去，表示我们冀中的同志对毛主席的问候。此刻，虽然朱德和毛泽东相隔千里，仍然时常惦念着自己的老战友。
1976年7月6日，朱德的逝世，使毛泽东再度陷入极度的痛楚之中。这时，毛泽东因心肌梗塞发作，刚刚从垂危中被抢救过来。当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来到他的住所向他报告这一噩耗时，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道：“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随后，他又嘱咐华国锋一定要料理好朱德的后事。
（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