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政治思潮的规律性问题
思潮有规律可循吗？答案是肯定的。思潮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政治思潮是思潮家族中的主角。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演进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生发展同样具有规律性。具体到作为社会意识特殊形式的政治思潮，其规律性源于社会实践的规律性和认识活动的规律性。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是盲目的，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认识活动同样不是盲目的。作为社会群体认识活动的一种成果，政治思潮的流变也不是盲目而缺少章法的。
一般说来，探讨某种社会意识的规律性表现，往往缺乏现实基础。意识由于自身的活跃特性，往往很难被记录，而思潮特别是政治思潮，其核心是比较成熟而成体系的思想体系，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作为研究对象，相对就易于把握，也能够在历史和逻辑的框架内对其规律性进行深入发掘。
学界对政治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十个方面：政治思潮的研究方法、政治思潮的定义、政治思潮的特性、政治思潮的功能、政治思潮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地位、政治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家在思潮形成发展中的作用、不同思潮的相互作用、政治思潮的传播与控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政治思潮等。研究成果的形式有论文、专著、教材。从成果的理论观点来看，这些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对以上问题都有明确的界定和论证，这些论证反映了各位作者所掌握资料的情况和学术立场。二是绝大多数作者在对思潮的一般性理论问题研究中或对具体思潮的研究中，力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尽可能做出科学分析，为党的理论工作的创新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出贡献。三是这些研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随着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大量吸取了国外学者关于政治思潮研究的成果，并且对国外学者的研究做出了初步评介。四是这些研究成果也反映了面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学者们力图对这些新问题、新矛盾做出自己的理论分析。
毋庸置疑，这些年来随着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与时俱进和重大创新，随着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的加强，学术界在政治思潮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政治思潮运行的一般规律，把握具体思潮运行的轨迹，有效引领政治思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另一方面，从现有成果的综合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对政治思潮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内容上，还是在研究的方法上都还留有很大的空间。研究中有待深化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思潮的一般性、规律性研究还需要深入。对思潮的已有研究成果大都是对具体思潮的分析，综述性特点明显，而对政治思潮的一般性、规律性问题研究显得有些不足。研究具体思潮的著作大都只在序言或导论中对思潮的一般性规定做简单交代，且多集中于讨论具体政治思潮的历史背景。少量论文也涉及政治思潮的规律性问题，但研究深度显得还有些欠缺，全面性、系统性有待加强，特别是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还需深化。比如在对政治思潮基本含义、政治思潮的特征等问题的研究上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二是研究内容有一定的重复。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研究者对具体思潮概括角度和基本定位不同，相同的思潮文本往往被冠以不同的思潮称谓；另一方面，表现在一些研究者基于对本时代的一些具体社会问题的学术立场和思考，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翻新性”研究，有的研究成果与此前的研究结论近似，形成某种重复性研究。
三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思潮的关注还须加强。多数研究着眼于处于“过去时”的思潮，忽视或者回避处于“现在时”的思潮。走过完整生命周期的思潮为研究者提供了思潮运行的全部轨迹，只要潜入丰富的史料中挖掘整理，就可勾勒出思潮的清晰面目，也可以体现研究的完整性。已有成果中很多是对既往的具体思潮的研究，对当代特别是当下思潮进行深入研究的较少，这可能是由于当下正发生的思潮较难识别和把握。研究成果一出炉往往即成为“过去时”，然而思潮并未停止前进的“脚步”，这难免使研究出现缺憾。也有一些成果对某些具体思潮的未来走向未能做出一定预测，缺乏一定的前瞻性。
四是某些成果缺少创新性。一些研究把对政治思潮的研究等同于思想史研究，只着眼学术层面，描摹学派与人物，介绍观点和理论框架，或等同于对社会舆论、社会热点、思想理论动态的研究，有的甚至与对社会时尚的关注混为一谈。这些研究对深化政治思潮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在思潮的深层次问题研究上还待深入和创新，对思潮的社会性、群体性和动态性等特殊性还须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以上研究状况说明，有必要通过研究政治思潮的一般规律，科学分析政治思潮的一般问题，勾画政治思潮的一般形象，为具体思潮的研究提供较为科学的“路线图”，也为政治思潮研究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类别奠定一定的基础。
本书是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理解和探讨政治思潮方方面面的。政治思潮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只有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体现。政治思潮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位置问题是思潮的意识特性问题，是思潮研究中的基础性理论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对理解政治思潮性质和特点及发生发展条件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 政治思潮的内涵
为了更透彻地理解政治思潮，需要对政治思潮的含义做出详解。研究政治思潮的内涵，首先需要把政治思潮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交代清楚。从总体上说，在学术研究中，往往把社会思潮等同于政治思潮，而这也与思潮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在社会思潮家族中，政治思潮是其核心，尽管也存在着一些非政治思潮，但往往是思潮格局中相对不重要、难以引起广泛关注的思潮。在人们的日常使用当中，社会思潮也多指政治思潮。在本章对思潮的意识特性的探讨中，学界多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而所得出的结论完全适于政治思潮。因此，在本章内容中，并没有刻意区分政治思潮与社会思潮，充分尊重学界研究的客观情况。
1.“思潮”的语义分析
一个重要概念表达思想时，其含义既是约定俗成的，也是随历史变化而发展的。往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在同一个时期不同场景有不同理解，在不同理论体系中也有不同解释。本书并不从语源学上去解读社会思潮，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际出发，把社会思潮放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根据它在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去理解。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思潮”时，常把“思潮”与“社会思潮”混用，对待思想潮流时，时而称之为“思潮”，时而称之为“社会思潮”。在实际运用中，“思潮”即指“社会思潮”，因为没有不属人的思潮，没有不具社会性的思潮，没有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思潮。社会思潮就是思潮，包括所有领域的“思潮”，区别在于不同思潮离社会生活的远近不同。更多时候，在实际生活中广有影响、备受关注，特别是作为思潮研究重点内容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更为突出的思潮，即那些社会性、现实性、政治性较强的思潮。
具体地说，“思潮”一词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级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情况而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二是接二连三的思想活动。[5]两种含义都突出了思潮跌宕起伏的特点。前者更清晰更明确地概括出思潮的社会性、阶级性，接近社会思潮的基本含义，后者泛指比较明显的心理、思想波动，两者实际上分别概括了思潮内涵中的不同方面。
“思潮”一词在20世纪初就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研究中的常见词汇。梁启超就提出要关注“时代思潮”，并把思潮称之为“今之恒言”[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一部分对思潮的总括，尽管把学术思想史与思潮史等同，把思潮即作为思想的流变，这一点与我们所理解的社会思潮有所差别，但他的分析对于研究思潮的一般性问题是很有启发的。本书在后面的相关部分中还会谈到。五四时期，“思潮”一词更为广泛地为人们所使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思潮”一词始终都是思想理论界广泛使用的词汇。《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也增加了“社会思潮”这一条目。
从现有材料看，国外学界并没有把“社会思潮”作为一个重要的有确切内涵的学术概念。一些著名的学术工具书[7]并没有收录“社会思潮”，但表达社会思潮含义的词组在一些文献中有所体现。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一书的主编在寄语中说：“马克思逝世一百年后，他的思想仍然是最有影响和活力的现代思潮（Currents of modern thought）。”[8]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思潮”似可译为“Currents of social thought”。《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社会思潮”条目翻译为“Trends of social thought”。这两种译法，都是从中文“社会思潮”出发翻译，应该说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理解，本书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地道的英文名词对应“社会思潮”。从翻阅的部分英文材料看，国外学者对具体思潮的讨论比较多，因此，具体思潮的中英文名称对应得比较完满，比如自由主义思潮对应liberalism，民族主义思潮对应nationalism，等等。在英语中，Current和Trend含义有相似的地方，但前者更侧重动向、趋势、潮流，后者更侧重倾向。[9]也有把“思潮”译为“an ideological trend”（直译是“意识形态倾向”）的。[10]这三种译法分别强调社会思潮流动性、倾向性、意识形态性，对思潮的特性都有反映，但总体上看，“Currents of social thought”的译法似更确切一些。“Current”一词流动与倾向两种含义都兼具，表达思想的潮流更贴切一些。
2.“社会思潮”的多种解读
经典作家与革命领袖往往从革命性、先进性的角度理解思潮。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创立的学说称为“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这样写道：“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1]列宁刚刚走上革命征途，便号召俄国青年学生认真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在1913年写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书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从1848年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到1904年俄国革命；从1905年俄国革命至今。他认为：“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绝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到第二个时期，通过发展和不断斗争，“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列宁认为，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为群众性的社会思潮”。以上论述说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进步思潮，并且特别重视这个思潮在俄国的广泛传播，也说明了一个进步思潮的一般发展过程。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当时流行的错误思潮表现出很强的批判精神，指出罗素的和平主义“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12]，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新思潮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兴趣，并组织新民学会进行积极研究和探讨。鲁迅也是从先进的角度理解新思潮的。他1919年4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学界新思想之潮流》一文，认为“新思想之潮流日行扩张，一般以保守国粹自命之学者，遂群起抨击之”[13]。
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学者都十分重视对各种思潮的研究，很多学人本身就在积极推动着某些思潮的发生与发展。在研究和推动思潮发展过程中，这些学者都会从不同角度对思潮作不同程度的解释。梁启超曾描述过思潮形成的过程：“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14]这一论断虽未明确思潮的内涵，但揭示了促使思潮产生的一些重要条件，如心理条件、环境因素等，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思潮的运动性。
胡适也讨论过“新思潮”，但他对新思潮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他所宣称的新思潮是没有革命性的。他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15]评判的态度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16]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17]
五四时期还有很多人士在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堪忧的时代，更注重社会思潮的社会功能问题。当时的杂志《新潮》第一期集中发表了四篇研究“新思潮”的文章：《新思潮我观》、《新思潮之来源与背景》、《社会改造与新思潮》、《现代思潮之伦理基础》。[18]寓公的《新思潮我观》认为，“新思潮就是解决疑难，具有目的观念适应底自然的有意作用”[19]。百里的《新思潮之来源与背景》提出，思想界除要进行事实的冲动外，却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发挥精神的作用。因此，“吾人文化运动之精神，要当唱黎明于鸡鸣之前一秒钟。当不扬之时而扬之，而运动之真精神乃出此。今日谈新思潮者所当急为自省者也”[20]。其余两篇，分别提出新思潮与社会改造互为因果、现代思潮的伦理基础等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贺麟在《现代思潮批判》一文中，认为思潮能支配各国人的行为。[21]
上述论断揭示了思潮的一些特性，特别是“新思潮”的批判旧传统、建设新思想功能。这些论断的提出，是基于对新旧思想对比得出的。虽然他们所说的“新思潮”未必是先进的革命的思潮，但相对于腐朽社会势力所秉持的观念还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因此这些思潮才会具有批判与建设的功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思潮的关注给予我们更重要的启示。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所写的《新旧思潮之激战》、《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新旧思潮冲突的意义，社会思想变化的物质根源性。他说：“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22]，又说，“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23]。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指出研究社会思潮的重要性：“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感情，以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所以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的流动，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及映照。”[24]其他如邓中夏的《中国现在的思想界》、李达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文[25]，对我们也有重要启发。在各种思潮的交锋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思潮的“主力军”们的论战，也为我们理解思潮的诸多性质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就“问题与主义”、“无政府主义”、“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的激烈的思想交锋，客观呈现了用唯物史观研究思潮的运动规律、基本特性、社会历史根源、相互作用，以及认识、鉴别多种具体思潮的正确途径。
当代学者在对社会思潮的研究中大都对社会思潮进行了定义，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在一些研究具体社会思潮的著作中[26]，作者往往在前言中提及梁启超的《清末学术概论》中对“思潮”所做的解释。但梁启超对于“思潮”所做的分析突出强调“环境”因素，也就是在强调思潮的时代性特点，并不是对社会思潮的严格定义，对其内涵概括得不是很全面。本书以下列较为典型的例子说明当代学者对社会思潮内涵的理解。
《社会思潮初探》[27]一文这样界定社会思潮：“社会思潮就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经济关系，人们生存的社会条件以思想观点和情绪等形式在社会一部分人的意识之中的反映。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或生存的社会条件大致相同或相似，由此产生的思想观点和情绪等便自然而然地汇合成一股社会思潮。”这一定义强调了社会思潮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思想观点，一是社会心理。在当代学者对社会思潮的定义中一般都可以看到这两方面。如《当代世界思潮》[28]一书在绪论中就认为思潮是“理论形态和心理形态的统一”。应该说，思潮以一定的思想理论作主导，又与人们的社会心理相结合，表达一定人群的情感和愿望，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理解。《社会思潮、普通意识及其相互关系试探》[29]中把社会思潮界定义为“自发性涌动兴起、起伏鲜明、政治色彩浓烈且具有一定群体特征的思想浪潮”，把思想理论学派（如文学思潮、史学思潮、哲学思潮等）和思想运动（如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想运动，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等）排除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思潮之外，明确提出学术思潮与社会思潮不相同的问题，颇富启发性。多数研究社会思潮的著作或文章把学术思潮包括在社会思潮之内。这意味着无论多么纯粹的学术思潮也不可能没有社会性，仅仅具有学术性的思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潮，而是对相同学术问题的不同解释的“思想流派”，不会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只能存在于不同的学术领域内。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社会思潮”条这样解释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综合的表现形式。”这一定义是比较典型的综合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给社会思潮下定义的办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对社会思潮进行定义时，一般都循百科全书对社会思潮的定义。如《论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与消退》[30]一文中认为：“社会思潮是一种流行性的社会意识现象，是一种以时代为背景、以社会为场所、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意识的运动形式。每一种社会思潮，都是一定社会环境中人们共同的思想潮流和心理倾向。”
以上研究对思潮内涵及定义所做的积极探索，是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些研究探讨思潮的角度不同，对思潮所做的界定是对思潮特定本质的简略概括和对不同层面的强调，因此从表面相似的定义中尚难看出论者在思潮的关键问题，如思潮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地位等重要问题上的看法。
3.“社会思潮”的科学释义
社会思潮是以一定的社会心理为意识基础，以相关社会意识形态为理论核心，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意识的活动形态。
社会思潮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是“以相关社会意识形态为理论核心”的题中之义。“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31]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是不同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特别是生产方式不同。因此，社会意识具有社会历史性，作为社会意识特殊形式的社会思潮同样具有社会历史性，某种社会思潮一定是在某种相应的历史时期才能存在并发生影响。社会心理不需要更多环节而直接反映社会存在。反映社会存在变动的社会思潮中必然存在一定的社会心理的意识形式，否则社会思潮就不可能产生和传播。社会思潮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是思潮与社会存在发生相互作用时最重要的精神因素。
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说，它是社会意识，但它又具有有别于社会心理和其他意识形式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就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一定影响”、“以一定的社会心理为意识基础”、“以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为理论核心”、“活动形态”。这就表明社会思潮既表现社会意识的一般，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当然，社会思潮的定义并不能反映思潮的全部面貌，不能揭示思潮的全部内涵，只是对思潮主要特性的描述，因而也就不能代替对思潮的具体分析。对社会思潮的全面把握来源于对社会思潮的具体考察，对它内涵的理解，也是在对具体思潮的科学认识中归纳出来的。
社会思潮有着质与量的对立统一。就某种具体思潮来说，社会思潮的量是指社会思潮发生的规模、影响的程度、发展的速度等。没有一定的量，不足以构成思潮；一种社会思潮的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社会思潮的量在没有达到足以使社会思潮“质变”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只影响社会思潮基本功能的发挥，并不影响思潮的其他性质。
从认识论角度看，社会思潮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和认知过程，既是认识活动的结果，也是动态的认识活动过程。社会思潮的社会心理成分是认识主体日常的心理层面的认识活动，是人们在日常社会中对各种自然、社会和人文现象的直接或间接地观察、感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态度、意见、情绪、观点等，具有直观性、流变性、群体性、地域性甚至民族性；社会思潮的思想理论成分是认识主体在理论层面的认识活动，是高级的认识形式，为人类精神世界提供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
4.“社会思潮”辨析
社会思潮虽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题目，但对这个词语的运用已经很普遍，且使用上存在某种概念不清的问题，因此需要明确社会思潮与多种意识形式的联系与区别。
社会思潮与社会流行。社会流行多在社会学意义上使用，并不指称某种具体的意识形式，有必要把它与社会思潮区别开。某种生活习惯、衣食住行的某种新表现在特定阶段、特定时期在较大范围人群中传播开来，为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效仿，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即社会流行。时髦的发型、服装款式，时尚的娱乐方式、娱乐内容等都是常见的流行内容。可见，社会流行主要表述某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人们衣食住行变迁的表征。它从一个侧面折射社会思潮心理层面的部分内容。社会思潮是在社会上流行的思潮，但并不是社会流行的内容，不是社会学的内容，更多的是关乎政治性的思想观念。
社会思潮与社会潮流。“社会潮流”表征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社会思潮是对社会潮流的观念再现。社会潮流具有物质性，是第一位的东西，社会思潮是精神性的第二位的东西，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前者。后者可能顺应潮流，也可能逆潮流而动。社会主义的时代潮流如“洪水猛兽”时，“复古”思潮就是在逆潮流而动，而作为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则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顺潮流而下。
社会思潮与流言、谣言。流言是指没有根据的言论，多指背后议论、诬蔑或挑拨的言辞；谣言则指故意捏造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流言。流言与谣言多发于社会相对动荡、政治欠清明、传播渠道不能正常引导舆论的时期。流言与谣言主要体现着人们一定的社会心理现象，往往是对事物、事件的主观想象，有着自生自灭的特点，体现了人们心理上的某种期待，但不是科学的认知结果。错误思潮中往往有流言、谣言在起作用，是这些思潮的构成因素，对这些思潮的生成、发展起作用。
社会思潮与社会舆论。舆论与思潮在发生上往往有同步性，舆论活跃的时代往往也是思潮活跃的时期。一般说来，舆论是指一定数量的群众、群体或组织对社会存在和发展表达的有倾向性的情绪、看法、意见、态度等。舆论总体上属于社会心理的意识层面，表现某种心理的共同倾向，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舆论是“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32]。社会思潮虽兼有社会心理和理论意识两方面内容，但作为其标志和核心的则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性较强的理论意识，这是思潮区别于社会舆论的地方。思潮往往从舆论中获得“营养”，推动不同舆论的发展，从而试图解决社会走向之类更为重大的问题。正因为一种思潮往往与关注不同问题的舆论相杂糅，往往使得公众特别是意识形态部门长期把思潮与舆论都当作“社会舆情”看待。这从一般认知和具体工作角度来说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潮就是社会舆论。
社会思潮与社会“热点”。“热点”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思潮与“热点”的一个共同点是公众的关注度都比较高。“热点”热得快，冷得也快，涉及的问题广泛，层次不一。而思潮却是潮涨潮落，持续不断。“热点”大多是备受关注的具体问题，而思潮却有较深层次的思想理论。思潮与“热点”的关系密切。思潮体现在热点中，热点为思潮所借用。“热点”是思潮表达的“平台”之一，思潮往往会借助社会生活中的“热点”特别是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表现自己，获得广泛传播的机会。社会生活中原来就存在的突出矛盾也会因潜伏的思潮与偶然的突发事件相遇而形成“热点”，或使“热点”再次升温。思潮借“热点”而广泛流行，是思潮生发的规律之一。思潮往往是热点的“灵魂”，为思潮所“左右”的热点往往影响更大。有时某些社会思潮也体现出社会“热点”的来去匆匆的特性，所以这些持续时间较短的思潮也可以称为“热点”。
社会思潮与思想。思潮的主体往往具有群体性，思想的主体往往是个人。在某一时期内一定的思想可能会发展成为思潮，感染和影响更多人。这时，思想便从个体走向群体，成为社会现象，少数人的思想成为多数人共有的思想，个人或少数人成为思潮的代言人，其思想成为思潮的理论内核。思潮不能脱离思想单独存在，思想可以脱离思潮单独存在，但不是所有的思想都能成为思潮的思想内核。
社会思潮与思想运动。思想运动通常指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意识领域非常活跃的状态，往往特指某一影响广泛的历史大事件，如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五四运动等，社会思潮往往是思想运动中的精神承担者。思想运动发生时期，往往是社会思潮活跃、集中出现的时期，没有思潮的集中，就没有思想运动，但没有思想运动，社会思潮仍会存在，只是数量不如思想运动时期多、影响不如思想运动时期大。
社会思潮与思想理论动态。“思想理论动态”是思想理论观点的变动情况，是我们思想宣传理论工作关注的重要问题。思想理论动态描述社会意识形式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关注思想上层建筑的变化情况，是对社会思潮中思想体系变迁的描述，比较关注其社会性与政治性。思想理论动态一定意义上可以等同于思潮，因为思潮的外在体现，往往体现在各种言论上，而思想理论动态一定是言论的集合。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把部分言论作为一个思潮。对部分言论是否是思潮要具体分析。要按照思潮内涵中的基本要素确定言论与思潮之间的关系。
社会思潮与学术流派。社会思潮与学术流派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二者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它们都有长期关注的主题、有一代甚至多代代表人物（由创始人至门徒、至集大成者，有时好几代人传承接续）、有基本立场和观点、有兴衰过程。学术流派对社会思潮的产生有巨大贡献，社会思潮往往以某种学术派别的观点为核心，但学术派别的影响面不如社会思潮广。学术流派的核心理论体系成为思潮的思想内核后，则成为具有社会性的普遍共享的精神资源。学术派别活动的参加者往往是参与该学科研究的“圈内人”，其成员比较“纯”，其思想理论较系统严密。而思潮的接受者、传播者，从专业人员到社会各阶层都有，比较“杂”。他们相互之间的思想观点只是在主要方面相同，内部还包括各种各样互相补充又互有分歧的小流派。学派活动是学术的、理性的，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或属意识形态或是非意识形态，往往与社会心理距离较远，而思潮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意识现象，横跨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使某种思想流派与社会心理相结合，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理性的、感性的、非理性的、心理的、情绪化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思潮的流行虽然与学派活动有联系，但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所以有时候某学派衰落了，而以该学派的学说为核心的思潮并不随之衰落，而是继续流传。例如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学派它早已衰落了，但实用主义思潮至今还在盛行。
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潮”。从对“学术思潮”的具体研究看，“学术思潮”的指称有两种情况：一是对社会思潮的思想理论体系部分进行抽象，从“纯学术”的角度对社会思潮进行探讨，基本不涉及思潮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从这个角度定位社会思潮，则可把其等同于思想流派。但实际上不存在纯粹的抽象后的“学术思潮”。还有一种情况是，研究社会意识形式中非意识形态部分如语言文字时产生的不同看法，这是纯粹的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能算作思潮。由此可见，“学术思潮”是因对社会思潮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提出的对一种具体思潮的定位，它强调思潮的思想体系性、学术性方面的特性，即忽略思潮的政治性、社会性，不是对思潮的全面归纳。有时，有些学术思潮并非以甚至主要不是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它有自己的学科对象、研究结果、过程，也可以表现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此说开去，还会有“政治思潮”、“政治性思潮”、“经济思潮”的区分，这些都是对思潮的不同方面的强调，是社会思潮的划分标准不同所致，都属社会思潮，但不能与社会思潮并列而独成一种思潮。
在诸多与社会思潮有关的范畴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范畴。本章将以专节探讨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二 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动态综合
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位置，是社会思潮意识特性的重要方面。
1.社会思潮与社会意识结构
关于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结构中定位的研究，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结论：一是认为思潮兼有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这可以归纳为“综合说”；一是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中介，可以称之为“中介说”。二者对进一步研究社会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也有需要深化的地方，“中介说”似需做更多说明。本书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动态综合。以下对“综合说”与“中介说”作客观描述并作评析。
“综合说”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综合。《社会思潮初探》一文认为：“社会思潮就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经济关系，人们生存的社会条件以思想观点和情绪等形式在社会一部分人的意识之中的反映。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或生存的社会条件大致相同或相似，由此产生的思想观点和情绪等便自然而然地汇合成一股社会思潮。”[33]《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社会思潮”条这样定位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综合的表现形式。”这两个解释强调了社会思潮的两个重要方面——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是比较典型的关于社会思潮与社会意识关系的“综合说”。
“综合说”揭示了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位置，表明社会思潮内部的意识形式表现是复杂的，是彼此交融的多种意识形式构成的综合体。也有些持此论者未能注意到理论意识与社会心理在社会思潮的意识结构中的主次之分，对两者的辩证关系说明得还不够，没有强调理论意识是社会思潮的标志和核心。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具有社会心理和理论意识两个要素，但并非有时表现为理论意识，有时表现为社会心理，而是始终表现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的动态结合。本书基本同意“综合说”，但认为其尚须补充内容。
“中介说”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中介。《略论“社会思潮”》一文关于思潮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中介位置的论述比较鲜明：“在社会意识这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中，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次序，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三个基本层次：社会心理、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形态。它们之间既有差别又有联系，而社会思潮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34]这一表述把社会思潮置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成为社会意识结构的中间层次，是中介说的典型解释。
应该说，“中介说”看到了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形式在“社会心理”与“意识形式”的二元结构中定位的难处，欲突破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感性和理性两分法为立论基础，把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变成三分法，给社会思潮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社会意识的中间环节应该比较稳定，但社会思潮起起落落，时兴时败，如果它是社会意识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也会时有时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这样的办法：在没有或缺少思潮的情况下，“普通意识”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中介。普通意识是社会意识中介的一般形式，而社会思潮则是普通意识在特殊情况下如危机、变革时代的特殊表现，是特殊的中介形式。[35]
如果把普通意识及其特殊表现——社会思潮作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中介，仍有可探讨之处，因为普通意识通常被当作与社会心理同一层次的概念使用的，这样，把社会心理当作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中介，就像把1当作1和2的中介一样。说明普通意识与社会心理等同，比较复杂，需要从社会心理、普通意识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心理、普通意识的理解入手，才能使问题得到更透彻的说明。
对社会心理现象做出科学分析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心理”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未曾出现过，但与社会心理等同的用法是有的。这些概念和用法揭示了社会心理的基本内涵，即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自发的、直观的社会意识的初级形式。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用“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现存实践的意识”[36]与“纯粹的”理论意识相区别来指称社会心理，还用过“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的用法[37]，也使用过“有限的艺术感”[38]、“小商人习气”[39]、“风俗习惯”[40]、“金钱崇拜感”[41]等说法。
普列汉诺夫则更深入地揭示了社会心理的基本内涵，明确把社会意识中的“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区别开。他的一些思想能够使我们加深对社会意识结构的把握，对于我们研究社会心理、普通意识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唯物主义论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文中，在深入分析社会结构问题的同时，揭示了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关系。他强调要重视对社会思潮的研究，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不可能。”[42]
普列汉诺夫曾用“一切习惯、道德、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43]，“一个阶级的意向和趣味”[44]，“流行情趣”[45]等来表达社会心理。认为人的心理“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46]。在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关系问题上，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心理作为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和相互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没有经过思想家加工改造的一种原始形态的普通意识，与严整的思想体系相比，还是属于社会意识的初级形式，正因为如此，使它成为思想体系与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之间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他说：“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47]，“‘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48]，而“社会的心理永远顺从它的经济的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49]。
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结构思想的核心——“五项因素公式”[50]，明确表明社会心理是作为思想体系与社会存在的中介和桥梁存在的。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这个因素很重视。他把社会心理列为社会结构五项基本因素的第四项，认为它是介于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与社会思想体系之间的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他指出，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通过社会心理决定各种思想体系，各种思想体系又通过社会心理反映人们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在他看来，社会心理对于各种社会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要了解各种思想体系，了解人类思想发展史，就必须在考察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社会心理。为此，他提出了以社会心理为对象建立“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见解。
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根源并不意味着他否认思想体系的根源是社会存在。他对社会心理的重视，源于把社会心理正式纳入意识构成，突出了社会意识形式的丰富性。他在论述美学问题中讨论审美情趣时曾经说过：“甚至在原始狩猎社会里，技术和经济并非总是直接决定审美趣味的。往往在那里发生作用的是相当多的和各种各样的中间‘因素’。可是，甚至一个间接的因果联系也依然是因果联系。如果在一个场合下A直接产生C，在另一种场合下A通过它先前产生的B而产生C，那末难道可以因此而说C不是来自A吗？”[51]这同样能够说明社会存在、社会心理、思想体系之间的真实关系，社会存在始终是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根源。
一般说来，社会心理指人们的感觉、情绪、动机、习惯等，是在社会存在和人们活动的具体条件影响下直接发展起来的，不是用概括化了的思想体系表达出来的。社会心理同社会意识的各种系统化的形式相比，是社会意识的较低层次。基于对社会心理这样的界定，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探讨它与普通意识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到过类似于普通意识的一些概念，但都是在社会心理层面使用的，如日常意识、通常意识、普通的日常意识、普通人的日常意识。[52]马克思指出：“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在人们的感觉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买者付出一定量的货币，卖者付出与货币不同的物品”，“至于这种劳动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价值的一般要素，具有一种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区别的属性，这一点却是普通意识所不能领会的”。[53]这就是说，“人们的感觉”和“普通意识”都只能认识劳动力商品的表象，而不能认识其内涵的特殊本质。显然，马克思是在同一层次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而“人们的感觉”恰恰属于社会心理层次。马克思还曾指出：“……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相互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54]不难看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就是朴素的日常经验意识，亦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心理。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似找不到把普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中介的明确根据。苏联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也把社会心理和普通意识等同，认为“社会心理是在人们日常活动和相互交往过程中直接形成的一种普通意识”[55]，“是人的普通意识的一个部分”[56]。而国内学界似对“普通意识”关注甚少。
“中介说”的另一理由是，“社会思潮比社会心理有较多的理性因素较少的心理因素，而比思想体系则有较少的理性因素较多的心理因素”，所以社会思潮应处于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者的中介。[57]但事实却是，现实中的社会思潮既有丰富的理性因素，也有丰富的感性因素，其理论成分和感性成分都不比单纯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少。实际上，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相对稳定结构，不论人类实践活动领域如何深入和扩大，社会意识总是表现为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两个方面，而社会思潮却时有时无。在有些时期，社会思潮非常活跃；而在有些时期，社会思潮却非常沉寂。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春秋战国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的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思潮都非常活跃。在漫长的封建宗法专制时期，无论是欧洲的中世纪还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社会思潮都不活跃。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却在任何时代都始终存在着。这一点也说明，把社会思潮作为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中介与它们并列不符合实际。
如果把社会意识的中介分为一般中介形式和特殊中介形式，那么在社会思潮成为特殊中介时，作为一般中介的普通意识还存不存在？它又与社会思潮有何关系？能说在社会思潮存在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普通意识了吗？显然，为了把社会思潮纳入社会意识结构而用普通意识填补没有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潮处于不活跃时的空白，还是不甚科学的。
一个事物内部往往都存在一定梯度和不同的环节。这些环节往往都是事物内部的过渡环节，但并不被认为是事物中介，比如感性认识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的不同层次和环节，我们不会认为知觉是感觉和表象的中介；理性认识有概念、判断、推理等不同层次和环节，我们也不会认为判断是概念和推理的中介。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为感性认识和理论认识找一个中介和桥梁，因为它们天然地内在地具有承上启下的关系。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之间也是如此。它们作为社会意识的不同层次，同样内在地具有过渡的机制和环节，并不需要人为地安排一个中介作为二者沟通的桥梁。因此，把普通意识定位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中介是缺乏足够证据的，在此基础上所做的推论——社会思潮是普通意识的特殊表现，是社会意识结构的特殊中介形式，就难以成立。
总之，把社会思潮看成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综合的综合说与把社会思潮作为一个独立的层次置于社会意识结构之中的中介说，都对我们进一步研究社会思潮的意识特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社会思潮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并不是社会意识结构中的一个单独的层次，而是在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层次上活动着，兼有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成分的特殊意识现象。
2.社会思潮的构成要素
社会思潮的构成要素是感性的社会心理和理性的意识形态。
社会思潮兼具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社会思潮就不可能流行、传播开来，就无法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也就难以成其为思潮。同时，社会思潮又是促进观念变革和社会运动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源于思潮中意识形态部分的理论魅力，先进思潮更是如此。梁启超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58]列宁指出了先进思潮具有重大的社会改造功能：“‘新风’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是用不着怀疑的，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造反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59]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一定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思潮的理论内核，社会思潮的社会改造作用的发挥必然会受限。一种社会思潮的社会心理越广泛，就越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就越容易产生出相关的理论体系；一种社会思潮的思想越成熟，理论越完备，越能比较自觉、主动地转变为一定的社会政治运动；一种社会思潮越是与现实生活和现实运动保持密切联系、越具有某种理论形态，它的社会影响就会越广泛越深远。
社会思潮的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相互渗透的，彼此在性质上具有一致性、共通性和相容性。在性质上不一致、不共通、不相容的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结合成为思潮的。社会心理成分并非是纯粹的心理内容，而是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心理要素。因为它必然要受到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熏陶”，这使之更加集中和概括。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参与，社会心理永远得不到升华，就不可能形成社会思潮。五四运动时期猛烈的思想潮流震撼中外。其势之所以如此猛烈，是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奴役、侮辱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卖国求荣政策的强烈刺激所致。没有这种刺激，也就不会引起广大民众的心理变化，也就不会出现社会思潮。但是，这股思潮之所以能够形成，离不开进步的理性力量的积聚。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传入，没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没有科学民主思想的倡导，这一时期的思潮也不会那么活跃。因此，作为社会思潮意识内容之一的社会心理，不能只归结为感觉、情感和流行趣味，它还包括某些观点和思想，而这些观点和思想是由群众掌握的，并成为群众的信念及其活动的兴奋剂。同时，作为社会思潮另一个成分的意识形态则是受到社会心理激发和制约的意识形态，这使它更加接近民众意愿和时代要求。因此，社会思潮不是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双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而结成的有机整体。
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一定程度上又有着不协调性。这种不协调性突出地表现在先进的社会思潮中。民众心理会对先进的意识形态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程啸的《晚清乡土意识》一书中即认为，民众意识对于当时的先进社会思潮，既有促进、推动的作用，又处于互不协调的状态。一方面，民众意识制约和影响了先进思想家对历史主题的思考，社会底层亿万民众的情绪、要求和呼声，是他们构造各种学说的养料和凭据；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先进社会思潮和乡土意识各自的历史局限性和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距，晚清年间的先进思潮一直未能掌握民众。乡土社会的巨大习惯力量又把先进思潮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社会范围之内。他认为，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农业自然经济体系和社会心理环境没有实质性改变是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等运动中先进社会政治思潮不可能扩展到民间去的基本原因。这一分析表明，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众心理不仅制约着社会思潮的产生，也制约着其作用的发挥。如何使民众接受先进的思想意识，一方面要靠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思想家群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宣传自己的思想，教育群众。
社会意识具有多种形式。不同意识形式的体系性和深刻性不同，反映这些意识形式的社会思潮的理论水平也有不同。有的思潮的理论内核的体系化、系统化程度高；有的思潮的理论内容则相对简单些，系统化程度不够，体现更多的感性色彩和心理成分。一般说来，社会思潮的成熟程度的标志是其理论内核的成熟程度。社会思潮的活力，一定程度上也与其思想内核是否科学、是否成熟有关。社会思潮的发展过程就是其理论内核逐渐成熟的过程。思想内核科学、成熟的、先进的社会思潮最终会战胜思想内核落后、反动的、落后的社会思潮。
我们在强调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时，更加强调的是思潮的意识形态因素，强调意识形态在思潮意识构成中的核心作用。这是因为作为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生产方式的思想体系，能够系统地反映时代特性和社会走向，而群体的社会心理只能模糊地感觉社会的变动。既肯定社会思潮意识构成的综合性，又肯定理论在其中的核心作用，这是辩证的统一，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我们在实际运用社会思潮这一概念时，通常也是以其理论内核作为标志，较少关注思潮的心理成分，于是就有了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文化思潮以及哲学思潮、伦理思潮等这样的概念。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特定的强势集团。知识分子在表达这些强势集团利益诉求的社会思潮中，往往扮演的是“代言人”的角色，此时思潮中社会心理与思想意识的一致性更明显。
3.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活动形态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60]由各种要素构成的整个社会意识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源于社会存在的不断变动，源于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社会意识并不是静止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而是表现为这些要素为时代环境所激活而形成的现实活动形态。如社会心理表现为动态的社会情感、社会情绪、社会情趣、社会态度、社会风俗、意志、信念等，社会意识形式表现为由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一系列相对稳定但处于不断动态发展的概念范畴体系。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动态发展往往通过社会思潮的形式表现出来。
“变动性”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特性之一，与思潮的时代性、政治性、群体性等特征紧密相连。马克思讲过：“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61]思潮如果不是社会意识的活动形态，它就难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社会思潮的活动特性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社会物质活动决定社会意识是活动的。社会物质活动始终决定社会意识的起源和发展。这是思潮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意识起源时就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62]这就是说，无论社会意识的初级形式还是高级形式，其产生和发展都是由人们的直接的物质活动决定的，而社会思潮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现象恰恰鲜明地体现着社会意识的这一活动特性，它的活动性必然由人类物质活动所规定。不具活动品格的社会思潮是不存在的。
其次，生产关系的变动是社会思潮活动的直接原因。社会思潮活跃的时代往往是危机、变革、转折发生的时代。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会在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带来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发生变革、转折、危机。社会的这种动荡不居集中反映在社会意识领域，特定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社会思潮也就活跃起来。尽管思潮时起时落，有时改头换面，似无从把握其运动方向，但总的说来，它是随生产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的变革与危机往往表现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利益调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3]。而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仍然是思潮主体的重要形式。列宁认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64]在人类仍然没有走出阶级社会的时候，各种利益团体为了在社会变动中最终成为时代的核心，必然会为了利益而促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社会心理相结合，推动思潮的发展、壮大，以图取代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如果此时，人们也普遍希望社会变革，期盼有能够指导社会变革、解决危机的理论出现，那么，特定社会心理氛围就会和要求改变现状的理论形态结合，发展成为各种各样的思潮，社会意识层面就呈现活跃状态。可以说，时代的危机、变革、转折是使社会思潮苏醒并活跃起来的号角。
生产关系稳定期往往不存在有较大较长时间影响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思潮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一时期生产关系变动比较活跃。生产关系比较稳定时期有时也有思想理论领域的波动，也有个别思潮存在。比如广受批判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前一段时间盛行的极“左”思潮，就是发生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认识上的偏颇，就是执政党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发生了一定的偏差所致。当然，也不排除我们党内的一些人成为一些社会思潮的主体，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对者。这在古今中外多个社会思潮并起的时代都有表现。改革开放新时期，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在主导意识形态主导和引领功能充分发挥时，思潮发生的概率就比较小，从根本上说这一时期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动不大，也就不会给思潮以根本的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思潮的存在是比较困难的。
第三，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思潮意识构成成分处于不断的互动之中。列宁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于真理的追求。”[65]社会心理作为意识活动的土壤，是特定理论意识生成和壮大的最初“营养”和素材。升华了的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反过来积极影响社会心理，使之得以更新和积淀新的具有理论色彩的心理成分。在不同历史阶段，在思潮的发展过程中二者的作用程度不同，或者表现为心理成分多些，或者表现为意识形态成分多些，或者两个方面都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两者的互动中，社会思潮得以发展、壮大。在某种具体社会思潮生长到一定阶段时，由于社会生活实践的变化，它就会面临着或成为大潮、主潮甚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或由于不再与历史潮流相符合而销声匿迹。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是社会心理和理论形态呈现积极良性互动的过程。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若逐渐式微，则意味着社会心理与相应的理论形态正逐渐脱离，二者的契合度大大降低。当然，思潮的消退和消失并不意味构成思潮的每一要素都全部消失，就像海浪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海水也消失一样，一些因素仍会在某些角落存续下来，待有适当土壤，仍会“东山再起”。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诸多思潮就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着较深的理论和历史渊源。
最后，传播是社会思潮存在的重要方式，社会思潮总是处于不断的传播之中。思潮要通过传播产生和发展，更要通过传播积聚力量，回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形成社会运动。思潮在传播过程中，要不断地制造“声势”，通过评价、宣传、教育等方式来统一思想。传播过程既是思潮积聚能量的过程，也是耗散能量的过程。社会思潮体现时代课题越突出，其表现就越活跃，扩张能力就越强，社会影响也就越深远。如果作为思潮存在依据的时代课题已解决或超越，思潮的理论核心就可能走到逻辑尽头，无法再解决现实问题，那就意味着该思潮的能量已经耗尽，传播即将停止，即面临着退出社会思潮大舞台的命运。
三 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
厘清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加深对社会思潮理解的重要方面。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是包含关系。进一步说明思潮的社会意识特性，需要把二者加以区分和抽象后，讨论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以下分析是基于对社会思潮两个基本因素——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抽象和剥离基础上的。这样的分析主要是为了说明一种具体社会思潮与另外一种并非自身所有的意识形态的区别与联系。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社会思潮意识特性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在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意识形态既是社会思潮的核心部分，又与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层面的表现有所不同。社会思潮起落消长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不断调整的信号。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感受社会思潮的过程往往是感受意识形态的过程。没有意识形态的参与，对社会思潮本质的把握是无法深入的。
1.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联系
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思潮的理论核心是意识形态。二是从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在分别作为独立系统的角度考察二者的关系，意识形态要借助社会思潮传播。意识形态是人们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思想体系，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范畴。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了一定社会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意识形态能动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广大社会成员对它的理解、认同和掌握，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才能支配社会成员的行为，实现其现实目的。要做到这一点，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宣传、鼓动等传播方式以社会思潮的形式出现。社会思潮作为社会意识综合的、动态的表现形式，能够使作为思潮核心的意识形态在群众中得到传播和普及，使意识形态融入群众的社会认知、情感、动机和态度之中，从而引导广大群众的社会行为。否则，作为体现一定阶级意志、观点和政策的意识形态，难以与群众的社会心理相融会，也就难以转化为他们的实践活动。
社会思潮既是社会精神活动的对象化过程，也是对象化的结果，既是社会精神资源，又是社会精神力量。社会思潮的流转，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形成特定的心理氛围和思想的“引力场”，吸引和同化场内的社会成员，使部分社会成员个体的心理状况趋同，为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成员的认识尺度和价值标杆奠定了基础。社会成员间经过心理交流与碰撞，逐渐在情感、意志、信念等方面倾向基本一致，这就为意识形态的付诸实践、反作用于社会实践有了基本的社会基础。
同一种类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不同社会意识形式影响社会心理的强度、速度、规模是不同的，这直接反映在不同社会思潮对社会存在不同的整合力度上。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是对社会心理发生影响的最主要因素，往往会快速地大范围大规模地对社会心理发生作用，这与社会政治法律思潮鲜明的政治性、现实性不无关系。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对社会心理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潜移默化的，同时又是持续的和稳定的，这与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的深刻性、历史性密切相关。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其对社会存在影响的大小，影响时间的长短和影响力的强弱，一定程度上与与之相应的社会思潮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有关。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社会思潮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需厘清。学界对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的认识上没有太多分歧，对思想上层建筑中是否包括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包括错误和反动的意识形态，语言、科学技术等是否是意识形态，曾有分歧。[66]马克思说：“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67]这就是说，经济基础的总体状况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总体状况。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不同生产关系对应着不同的上层建筑。如果一个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存在多种生产关系，反映在思想上层建筑中必然有多种意识形态，有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分。改革开放新时期，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思想上层建筑领域必然反映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局面。应该说，这一时期思想上层建筑的成分是复杂的，是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共存的局面。意识形态是思想上层建筑，由此，社会思潮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集中体现为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必然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必然影响经济基础，社会思潮亦循此路径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发生联系。不同思潮对应上层建筑中的不同意识形态，有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有的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相协调。一段时期内，社会思潮总体状况呈现复杂局面，恰与思想上层建筑内的复杂情形有关。
从把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分别当作独立系统来看，需要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社会思潮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总结社会思潮活跃的不同时期社会思潮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大概有两种情况：对立和协调。对立抑或协调是动态的。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其中，有的思潮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也有一些思潮是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甚至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形式，但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并不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也会适当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基本上是维护统治阶级意志和要求的。
在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中，还需要研究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把意识形态分为主流和非主流，更多时候是针对当代中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意识形态状况，其中主流意识形态特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虽然我们党的文献和学者们的研究没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给予明确界定，但并不妨碍在说明问题时使用这一说法。凡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并对社会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某种思想理论体系都可称为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未必是主流意识形态，“在野”的社会思潮未必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某种意识形态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称为主流意识形态：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体系并为社会所认同，便是主流意识形态，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非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却广为社会接受，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不断为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所接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地看，一定时期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并非都是科学的、进步的。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意识形态就是非主流意识形态，两者的主次之分是相对的，符合历史潮流的意识形态终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由于社会思潮是一个系统，其中有不同指向的多种具体思潮，因此，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实际上指的是某种具体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一般地说，某种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表现为三种情况：等同、相似和对立。等同，意指某种社会思潮所秉持的思想体系在特定时期的社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较长，尽管不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则成了支流；相似，意指某种社会思潮在特定历史时期，与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主要诉求方面相近，在个别方面不同；对立，则指某种社会思潮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对手”，对手可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其他社会意识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会以多种形式不同内容相异的思潮表现出来。当代中国就存在着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改革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等，这些思潮体现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社会思潮系统内部多个具体思潮的情况并下相同，有的可能影响大，是主流思潮甚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的可能是支流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或者所有思潮都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考察当代社会思潮的重要方面。尽管这一时期内，社会思潮家族的部分思潮社会影响巨大，但与其他影响较弱的思潮都属社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思潮的这一客观情况决定了各种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决定了思潮彼此间的关系。明晰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我们把握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基本情况、社会思潮的基本格局有积极意义。
2.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区别
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从社会意识的角度看，社会思潮与社会意识形态同属于社会意识现象，但二者又不等同，把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完全割裂或者把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完全等同，都是不正确的。从二者的构成要素来看，社会思潮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和思想潮流，裹挟着许多社会心理，是社会心理、思想体系的有机统一。同社会思潮相比，意识形态不具有社会心理因素，只是一种系统而完善的理论体系，属于社会意识中的思想体系层次。社会思潮与纯粹意识形态——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在反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要求的程度和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即社会思潮一定程度上在意识形态性的表现上不如纯粹意识形态那么强。
从二者的发展方向上来看，任何社会思潮总要寻求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争取成为某种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的主导性理论，因此基本上是沿着由低到高、由下到上的路线发展。就意识形态来说，不管哪一个社会的哪一种意识形态，支持它的势力总是力图向社会扩散和传播，寻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和社会心理基础，将自己的政治法律思想和道德观念等，熔铸到人们的行为动机、内心信念和审美情趣等社会心理中。
从二者的社会地位及相互作用来看，社会思潮往往不具有支配和指导整个社会活动和国家机器运转的功能，但是客观上会对意识形态产生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消极的影响在于会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某种冲击和威胁，损害、侵蚀其权威地位和指导功能，甚至动摇其核心观念上层建筑的地位；积极的影响在于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使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得以补充和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甚至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决定了其在社会中承担着支持政权、整合社会、凝聚人心和规范生活的作用，它要完成这种功能，仅仅凭借某些物质力量和组织手段是不够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社会思潮，来为大多数成员所理解、掌握，并影响他们的行为。在这里，社会思潮就充当了社会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心理的中介。同时，由于社会思潮对意识形态的正反两面的作用和影响，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往往会对社会思潮进行分析和鉴别，吸收社会思潮中有益的、积极的因素，剔除对其不利的因素，对于威胁他们地位的社会思潮会通过种种途径和手段予以干涉，甚至宣布其为非法直接加以取缔。
从二者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看，社会思潮是积极反映现实的，是对基于现实的“社会存在”的超越。社会思潮有可能超越也有可能落后现实的社会存在，但它始终是基于现实的社会存在的。社会思潮与社会存在具有相当的同步性。而意识形态在同步性上不如社会思潮。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一种意识形态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存在的不同步性比较突出。一种意识形态即使其社会存在已经消失了，但其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仍然可以累积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