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1]1
上编 王宁学术理论与成就探讨
王宁教授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最为杰出的西方文学理论家、文化学者和文化活动家。他的学术建树不仅体现在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引进与批判性研究，还体现在多年来他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不懈关注和在海外的推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王宁开始涉足西方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之后对西方文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一系列兴起于西方学界的理论思潮广泛涉猎，举凡精神分析学批评、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理论、翻译研究以及世界文学等，王宁教授无一不是精研细读，结合中国的文化语境进行尝试、检验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进而与国外的同行形成有效的理论对话，最终为国际文学理论界提供了一种鲜见的中国视角和中国声音。本文将沿着王宁教授的学术足迹，尝试分析他在过去近三十年间的理论追求和学术贡献。一则为王宁前半生的学术成就做一个粗略的小结，二则借着这种粗线条的梳理，试图启示我辈后人在立足本土的情况下，如何做到将中国学术与国际主流学术接轨，将尚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积极地推向世界，真正做到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与欧美甚至全世界的同行学者展开学术对话和交流。笔者将分九个方面论述王宁先生的理论贡献。
一 精神分析学的批判性阐释者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宁先生的学术生涯首先是从扎扎实实的翻译实践开始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王宁就开始翻译一些美国著名作家如欧·亨利、海明威、索尔·贝娄、菲茨杰拉德等人的作品。1987年，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学者王宁异军突起，一下子就出版了四部翻译或编译的著作：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夜色温柔》（与顾明栋、徐新合译，陕西人民出版社）、麦克尔·列维的《西方艺术史》（与孙津合译，江苏美术出版社）、弗雷德里克·约翰·霍夫曼的《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及由王宁和顾明栋编译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而王宁最初有关杰克·伦敦、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几篇重要论文也是在1987年发表的。这一年，一颗学术新星在中国的学术星空上冉冉升起。而在此之前，引领王宁走上学术道路的还有一个标志性事件——1985年10月，王宁应北京大学胡经之和乐黛云等教授之邀赴深圳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而结识了对其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三位学术大家：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北京大学的杨周翰先生，著名文学理论家、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佛克马先生和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国杜克大学的詹姆逊先生。杨先生在翌年即成为王宁的博士生导师，而在王宁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佛克马先生于1990年即成为其在荷兰从事博士后研究时的合作导师，对其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詹姆逊先生也与王宁成为近三十年的忘年之交，用王宁自己的话说，詹姆逊是对他之后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最大的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2]诚非言过其实。这次机会貌似偶然，但这归根结底还是缘于王宁对学术一贯的兴趣、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渴求和一种改变命运的渴望。无论如何，王宁从此步入了学术殿堂，开启了他在学术界叱咤风云近三十年的旅程。
王宁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学术前沿领域，借着翻译霍夫曼的《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的契机，他将博士论文的选题定为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选题的时候杨周翰先生还担心这个题目太新不好完成，但王宁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如期完成了论文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答辩，还顺势结合中国文学及精神分析学撰写了数篇关于弗洛伊德主义的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重要期刊上，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其博士论文的副产品也于199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题为《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此外，王宁在弗洛伊德主义方面的研究还包括编译著作《精神分析》（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专题文集《文学与精神分析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台湾红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等。在王宁看来，弗洛伊德主义首先是一种对现当代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同时也是一种批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其多种著述中，王宁不仅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理论综述与总结，还结合中国文学史上人们所熟悉的经典文本加以阐释，“一方面以（来自西方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作为阅读和批评的理论视角，试图对（中国的）文学文本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另一方面则从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出发对精神分析学理论本身进行检验、改造和质疑，最终达到与这种理论的对话和对其进行重构的目的。”[3]
王宁详细梳理了弗洛伊德的文学观；弗洛伊德主义对西方文学的深远影响；对弗洛伊德及其继承者兼批评者雅克·拉康的成就的总体评价；追溯了精神分析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与流变，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初的译介者包括汪敬熙、罗迪先、董秋斯、高觉敷等，对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钱锺书、沈从文、曹禺等文学巨擘和美学家朱光潜等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对刘呐鸥、施蛰存和穆时英等人在创作上的影响）和80年代的两次高峰。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复苏的弗洛伊德主义批评模式对中国长期以来的印象感悟式文学批评传统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在文学批评界，甚至在整个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王宁指出，弗洛伊德主义对当今中国文学的意义在于：“它能为作家探测和描绘人物的潜意识、无意识心理找到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依据，从而把意识流文学和心理分析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次，作为一种批评模式和方法，精神分析学对于我们深入分析研究心理分析作品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而有节制地使用这种方法，亦可弥补传统的社会—历史—美学批评模式之不足。”[4]关于弗洛伊德主义对20世纪中国文论的贡献，王宁指出，他“（1）创立了一种精神分析式的文本阅读方法。（2）把‘情结’的概念引入了文学批评，从而使批评家得以在作家身上和作品中发现诸如恋母情结、恋父情结、负罪情结、阉割情结之类的因素。（3）前意识、意识、无意识说以及后来的本我、自我和超我说为批评家分析虚构任务的心理结构提供了理论基础。（4）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的假说可供批评家探讨文学作品中的死亡主题。（5）以人本为中心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方法刷新了传统的传记文学写作和传记式批评。此外，通过弗洛伊德等人的努力，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的相互关系也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探讨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铺平了道路”。[5]
作为引进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潮的急先锋，王宁在引进理论时始终清醒地意识到，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一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之用于中国文学，必将首先经过中国批评家——接受者的固有文化传统的‘过滤’，以致发生某种形式的‘变形’。也就是说，能指从原来的处所出发运动到产生所指的处所时，便和另一极产生作用，生发出新的能指。”[6]因此，王宁在用弗洛伊德主义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时，就十分注重理论在接受时的转化和变异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王宁从文本无意识的角度出发剖析了曹禺的名著《雷雨》中的弗洛伊德主义因素，如恋母情结、乱伦等；又选取了颇具典型意义的三位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施蛰存和穆时英，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出发分别对他们的小说《热情之骨》《将军底头》和《公墓》三部作品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指出作家在受到各种外来思潮的影响时，总是具有选择上的主动性和主观性，从而也就成为原来思潮的某种变体。[7]此外，王宁还对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文本，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的《欢乐》、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王安忆的“三恋”系列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徐小斌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等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做了剖析，认为它们其实是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坛中的“变体”；[8]甚至很多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被看作是对西方理论在中国接受和应用的反映，作家凭着他们的“理论意识或无意识，或者说对理论的直觉和感悟进而把握”理论，从而创作出可以称之为原理论思潮之变体的作品，这样便赋予作品以更大的阐释空间。[9]而作为这类文本的批评家，在运用这些理论思潮进行剖析时，也必然要对理论进行选择、转化和整合，而不是全盘接受。在这种意义上，批评家的作品也是相对于原来的批评思潮——如精神分析学——的一种变体。[10]此外，王宁还探讨过弗洛伊德主义20世纪初的主要阐释者之一——朱光潜先生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或远或近的复杂关系，进而指出这种“朱光潜现象”映照出的恰恰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悲剧”。[11]
在王宁的著述生涯早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还有一大批和他齐名，甚至名声远在他之上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也著述甚丰，在当时的学界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被人们遗忘，其著述也鲜有人问津，而王宁早年对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的研究却再度为国际学界所瞩目。他早期撰写的论文经过修改和重写又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被宣读，并由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我想这大概不是偶然吧？[12]这至少说明，他的早期著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已经成为当代国内外学界同行不可绕过的一个深入研究的起点。
二 中国比较文学国际化的先锋
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07年鲁迅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在20世纪最初的40年间也出现过钱锺书、朱光潜、冯至、范存忠、卞之琳等老一辈卓有建树的比较文学学者。但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40年里，比较文学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打压下喑哑无声。直到1983年我国学者首次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年会、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迎来了复兴之日，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也逐渐步入正轨。但比较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却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危机，大批国内外学者呼吁拓展比较文学原来狭窄的学科体系，重新思考如何拓展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在一个知识信息爆炸、国际交往愈加便捷而频繁、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寻求出路。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多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思潮涌入国内，中外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和深入，世界变得日益多元和混杂，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势下，已经在国内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王宁针对比较文学日益式微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提出传统文学研究不应该只满足于对文学的研究，甚至不能只满足于在人文学科内对其进行研究，而是要将其放置于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其他边缘学科的关系中进行横向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应此种情势，王宁提出了比较文学的“超学科”研究概念。所谓的超学科比较研究，在他看来，除了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常用方法之外，还需注意两极：一极是以文学为中心，立足于文学之本，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然后再回归到文学之本；另一极则是平等对待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揭示文学与它们在起源、发展、成熟等各个阶段的联系及互动，最终在两极效应的综合中获得一种总体文学的研究视野。这一思路“融合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类比研究”等各种方法，试图达到“多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综合比较之层次”。[13]
王宁的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着很高的定位。他认为，在20世纪末，要想在国际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批评理念上有所发展与突破，尤其要致力于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开始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西方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对其提出反思和质疑，但它仍旧“阴魂不散”、积重难返，依旧盘踞在西方政治界、经济界和知识文化界。如何去除这种积习，顺应当今非边缘化、去中心化和重建中心的大趋势，调整东西方文化关系上的“逆差”现象，让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达到与西方文化理论界真正平等对话，这一直是王宁等一批具有国际眼光的中国学者所积极思考的问题。王宁借鉴佛克马等学者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倡导打破文化等级制度、促进国际上比较文学研究的平等对话，因此他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比较文学“三足鼎立”新格局的构想，具体为：“以法国为中心的比较文学‘欧洲学派’，其特征是注重对实际存在的文学影响与接受进行实证的、经验的研究，其理论背景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符号学和接受美学；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学派，其特征是注重平行比较和理论分析，其理论背景主要是诠释学传统以及‘二战’以来的一些新理论；以中国、印度和日本为中心的东方学派，其特征是跨越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平行比较研究和诗学对话，同时也兼顾影响研究和超学科研究，以及东方各民族之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其理论背景是一种通过东西方诗学对话而求得的、既可用于西方又可用于东方的文学诠释理论，但在现阶段，仍以东西方文学的双向阐发为主。”[14]这一理论的提出以及王宁本人的研究实践，对打破旧有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二元对立、实现东西方的平等对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面对文化研究和全球化对比较文学学科所造成的挑战与困惑，王宁乐观地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文化研究的盛行其实可以使比较文学突破原先的狭窄语境，发展成一个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建立起文学研究全方位、立体式的发展模式。[15]
作为一位有着深邃的国际眼光和广阔的全球视野的比较文学学者，王宁从来就不满足于在国内产生影响，他在21世纪初进入清华大学工作以来，立即接手恢复停止了十多年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对话机制——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与美国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哈佛大学以及普渡大学合作，先后举办了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把由老一辈学者钱锺书先生和孟而康先生共同开创的这一中美比较文学对话机制继承和发扬光大。他的努力不仅在国内学界独树一帜，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学界的瞩目。2008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著名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为王宁主编的国际学术刊物主题专辑“20世纪的中国”撰写的评论中指出，“王宁在为本专辑撰写的才华横溢且十分全面的导论的第一句话就指出，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的发展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从少数专业汉学家那里走进了‘富有洞见的众多’读者……王宁和他的同事们在本专辑的各篇论文以及其他著作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应该受到称赞，因为他们的努力使得曾经以欧洲中心主义著称的比较文学领地扩大，进而包括了全世界的文学”[16]。应该说，米勒的这段评价代表了欧美学界对王宁的学术成就的肯定。无独有偶，就在米勒说出上述这番话的几年后，王宁也因其在比较文学领域乃至整个人文学科内的卓越成就和巨大影响先后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和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这在中国学者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标志着他的研究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承认和瞩目。
三 后现代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先驱者
后现代主义研究是王宁着力约十年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是他赖以成为一位国际著名学者的起点。作为从西方向中国大陆引介后现代主义的开拓者，王宁位列名噪一时的中国“后现代三王”之首。[17]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兴起于“二战”之后五六十年代的欧美国家，在七八十年代已发展得蔚为大观，到八九十年代之交已显颓势，却因中国的对外开放而被引入中国语境内，掀起了一股激扬鼓荡近二十年的文化潮流。王宁最初介绍并尝试将后现代主义运用于中国语境的著述为1989年发表在著名期刊《文艺研究》《人民文学》和《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三篇重头文章《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此后的十年间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文约三十篇，并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创立了“后现代研究中心”，开展了多种学术活动，在海内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面对纷纭众说，王宁做出了自己的归纳和见解：“1.作为处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2.一种以本体论为主旨的观察世界的认识观念；3.现代主义衰落之后风靡全球的一种文学艺术思潮或运动；4.一种以无选择技法[18]、无中心意义、无完整结构为特征的叙述话语或风格；5.一种用于阅读和诠释文本的符号代码；6.结构主义之后的一种批评风尚和阅读策略。”[19]
王宁指出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出现了一批深受外国后现代作家如巴塞尔姆、品钦、金斯伯格、海勒、梅勒、冯古内特、贝克特、格里耶、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塞林格等影响的先锋派作家，如刘索拉、苏童、余华、徐星、马原、残雪、北村、刘恒、吕新、扎西达瓦、王朔、格非、孙甘露、叶兆言、韩少功、洪峰等，他们虽然不能被冠名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但他们的作品中无疑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因子”，包括能指和所指符号的无端角逐和游戏、文本内在结构的消解、确定性意义的播撒拆解与对偶然性的标榜、故事的增殖、杂乱无序的词语堆砌、稳定中心与二元对立的消解、对无中心或者多元中心的推崇、对文字游戏的沉溺与对现实的逃避、对宏大叙事和人生意义的虚无化处理、对世界与人生终极意义的反讽与戏拟、对崇高与宗教性神圣的亵渎与调侃、病态的幽默与怪诞、对精英文化与市井文化的混杂与越界、等级与秩序的丧失、文本主题与宗旨的模糊化和不确定性、对直接感性经验和演现性的推崇、对互文性和元小说技巧的青睐、叙述技巧的随意性、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与其他文类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弭、对现代主义美学规则的破坏甚至摧毁等。王宁后来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总结出了六个特征：自我的失落和反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的语言习俗；二元对立及其意义的分解；返回原始和怀旧取向；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界限的模糊；嘲弄性模仿和对暴力的反讽式描写。[20]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的对先锋派的后现代特点做出的最为精练和深刻的总结。这些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中国文学文本既是中西方文化思想结合与碰撞的产物，[21]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思想在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激荡的结果，这些创作与尝试代表了一种“新时期中国文学多元价值趋向”；[22]在中国作家的积极接受和创造性转化下，这些先锋派作品可以被称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变体”，是国际范围内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部分。[23]这些实验性作品将“最终达到汉语文学的后现代话语的自觉建构”并与西方的文学作品进行对话的效果，进而“通过这种对话来消解实际上已经存在于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讨论中的‘西方中心’意识，从而达到从东方和第三世界视角对后现代叙述话语的真正重构”；[24]而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我们不仅要追踪这类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而更应当研究其在更为广阔的东西方各国的传播、接受以及其不同形式的变异，以便寻找一种既能适应西方又能用于东方的文学诠释理论”，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及形变正是使我们有了一个在同一起点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的机会”。[25]王宁在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阐释并将其运用到中国语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进行创造性批评乃至再回归到国际学界与西方同行平等讨论和对话方面，至今仍无人能望其项背。[26]
2011年2月，王宁应邀在美国访问讲学期间，与著名叙事理论家、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叙事》（Narrative）主编詹姆斯·费伦一见如故，费伦教授当即邀请他为该刊编辑一个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题研究专辑。王宁不仅自己撰写了长篇论文，探讨研究了莫言的后现代叙事手法，而且还为该专辑撰写了导论，全面阐述了后现代主义叙事在国际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持久影响。该专辑于2013年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后现代主义研究和叙事研究两个领域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7]
四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拓者
王宁在20世纪90年代最为关注的另一个领域当属文化研究。众所周知，文化研究一词肇始自英国的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姆斯等人在伯明翰大学所创立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后为斯图亚特·霍尔和约翰·费斯克等人所承袭，将文化研究的领域和影响进一步拓展壮大。文化研究项目开创之初，利维斯等人有感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扩张、连续不断的战争和冲突以及机械工业化对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摧残，政治上的失望与无力导致他们寄希望于教育和对民智的启发，试图引导人们从阅读经典的英语作品开始，寻求恢复民众的信心、提高其文学素养和文化程度。所以说，这是一种试图用传统的经典文学来教育普通大众、逐步谋求社会变革的一次尝试，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的开端。[28]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研究的多部重要著作连续出版，其中包括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等。但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并非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特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性文化研究，其中也包括对大众传媒、城市文化、消费主义、影视文化，甚至建筑、流行歌曲、时尚等方面的研究；就一般而言，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与性别政治、酷儿理论、身份政治、新历史主义等也都可以被纳入文化研究的探索范围。于是，文学批评中就掺杂了越来越多来自其他领域的术语或者概念（如新历史主义者使用经济学术语如流通、交换、协商等来阐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这一单一学科，而都具有跨学科或者多学科的性质（如后殖民主义就结合了文学批评与政治分析、新历史主义结合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分析法和解构主义策略、生态批评则从生态学和保护环境的视角去从事文学批评等）。因此，当代理论家更愿意用一个新的词汇——“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29]——来替代传统的文学理论。用当代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和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话说，现在似乎“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了。[30]而在当代语境中，文化的概念和含义也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文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化，而更多的是那些“不再具有超越时空界限的永恒价值”的通俗文化或者大众文化了。[31]在这样一个没有主流、多元话语竞相发声、多种思潮杂糅共生的时代里，传统的纯文学研究已经开始失去其权威性地位，很多大学或研究机构都设立了文化研究机构，无数的文学研究者也开始转向或者兼顾文化研究这一新兴领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股浪潮开始波及中国并迅速蔓延开来。王宁作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拓者和推进者，不仅早在1994年就发表了第一篇介绍文化研究的文章，[32]而且还为其在中国的立足进而走向世界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王宁看来，文化研究的一个特征就是“消除了一系列人为的二元对立和界限：消除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界限”，同时也消除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屏障，从而使二者之间的平等对话成为可能。[33]但王宁并非没有意识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如他曾经清醒地指出：文化研究“过分注重文化的无所不在性很容易模糊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分野，使对文学文本的分析研究流于大而无当和缺乏深度；它对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界限的消解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并不能证明它就能生产出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高级文化产品；此外，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理论和方法论还有待于完善”。[34]很多西方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文学研究领地的日益缩减而忧心忡忡，著名的美国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就对文化研究的兴起颇有微词，将所有受解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批评流派如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思潮一律归结为“憎恨学派”。[35]但王宁则更为认同二者之间的一种建设性的“互补性”关系。[36]这里的关键在于不要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和全球化对立起来，而是保持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拓展研究的视角和深广度，与时俱进地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实践这种互补性关系呢？王宁认为，对文学研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传统的大学英文课程设置应当更新，改变其原有的精英模式，扩大文学经典的范围，以一种国际性的眼光选择并扩充经典，尤其不应该回避来自非主流话语和第三世界文化圈的挑战；第二，文学研究的范围应该扩大，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应当注入文化分析的因素，而不应将自己封闭在语言的牢笼之中；第三，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重视东方文化的价值，不可妄自菲薄，以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艺术门类和表现领域的开阔视野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不以趋同为目的，而是在差异中寻求平等对话的基础，真正达到与国际（而非仅是西方）接轨。[37]针对所谓的“文学消亡论”，王宁满怀信心地指出：综观当今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各分支学科领域的现状，可以看出，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年轻、最有生气的学科，它早已通过内部机制的自我调节而克服了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率先从边缘步入中心，登上国际论坛，一方面和西方主流学术界进行平等的对话，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试图吸引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关注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学”。[38]在谈到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和文学经典的冲击时，王宁指出，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却也扩大了经典的选择范围，以前的边缘性文本如少数族裔的、女性的、殖民地的作品等，现在都逐渐进入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对经典重构和经典本身的重新定义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文化研究对经典文学研究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而决定文学价值或者文学作品最终能否传世、能否成为经典的因素有三：“读者的审美取舍，出版社的印刷和发行，以及大学和文学机构的教学和研究，而这三者都离不开文学作品自身的质量。”[39]
在文化研究这一大课题之下，王宁还对后殖民主义、流散文学、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等诸多子课题都做了精深独到、富有新意的论述。如他对当代后殖民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人的理论著述、理论背景和主要理论贡献等都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王宁还将后殖民理论用于对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的剖析和批评，并在此方面卓有成效。此处为篇幅所限而不做赘述。总体而言，王宁认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它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森严的壁垒，为平等对话创造条件，而文化研究的跨文化性和跨学科性也有助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观察视角，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奠定基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有望在文化研究的诸多课题和层面上率先获得突破。[40]
五 国际全球化研究的“中国声音”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一词逐步成为国内坊间的流行语，面对席卷金融界、经济界甚至迅速感染至文化界的全球化潮流，学者们也不得不开始关注起来。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界，学者们对如何看待以及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王宁作为中国最早涉足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学者之一，对此有着独立的思考。他针对各种不同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建构，他指出，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观照全球化现象：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41]在他看来，只有从这七个方面整体把握全球化，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全球化的实质和特征，并能动地参与国际性的全球化理论对话。
全球化的影响显现在各个层面，很多学者都对全球化的影响提出质疑，对其后果做了预测和剖析。随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势力在20世纪的全球性蔓延，很多人担心全球化很难不成为美国化的托词。英国学者查尔斯·洛克就曾指出，隐匿于全球化浪潮背后的其实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理念，而这种理念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美国的霸权标准。[42]对于仍属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我们而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是否会导致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是否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文化或者说弱势文化越发萎缩和失声？全球化对当今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作为人文学界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之一，王宁尤其关注全球化对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人文学科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全球化所造成的危机和带来的发展机遇。很多学者对全球化抱有很强的怀疑和抵制情绪，故而提出一些对抗性策略如“第三世界文化”和本土化策略，其中尤以“中华性”概念的提出为最，试图以之对抗来势汹汹的全球化浪潮和对本土文化的侵蚀；海外华人学者提出“新儒家”观念并试图以之对抗装扮成文化全球化的欧美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潮流。面对国内外很多学者的抵制情绪和对抗思维，王宁理智地指出，我们应当采取一种辩证的眼光，认识到全球化与本土化其实是一种互动关系，而互动的关键是对话而非对立：“我们应当反对强调任何一方面，因为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本土化只能导致中国文化特征的丧失；反之，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容易滋长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其结果必然使我们的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停滞甚至倒退。”[43]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避免采取一种帝国主义式的霸权策略，也不能诉诸一种狭隘民族主义式的过度本度化策略。因而，为了防止比较文学研究再次陷入不必要的危机状态，王宁更认同一种“全球本土化”[44]的应对之道。在王宁看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应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我们的对策首先是顺应它，同时在不损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它来扩大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出去。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真正与国际（而不是西方）接轨”；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没必要以西方的“东方主义”之道，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西方主义”而采取一种敌对性的拒斥态度，而是主张抱持一种胸襟开阔、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观念”，通过“共存”与“对话”，[45]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解除危机，抓住机遇，使中国的文化更加强大、走出国门。王宁对全球化的解读和应对策略，显示出了中国学者的智慧和一种极为开放的心态。这里面既显示出一个健步跨入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行列的学者的自信与乐观，也透露出一种基于自身个性的对机遇的敏感性和进取精神。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在中国国内谈论全球化问题的学者并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在国际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内发出“中国声音”者却实在是寥寥无几。毫无疑问，王宁就是这为数极少的中国学者中的佼佼者。由于他的著述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他于2003年应国际全球化问题研究权威学者罗兰·罗伯逊邀请，出任由他担任总主编的大型辞书《全球化百科全书》副主编，专门负责人文学科条目的组稿和审阅。他不仅利用这一平台打破了全球化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邀请了十多位华裔学者撰写有关条目，而且亲自撰写了这一部分的重要条目“东方主义”“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这部辞书于2006年由英美权威出版机构路特利支出版社出版以来，很快又由他主持翻译为中文，于201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现在，这部大型辞书对于中国学者、政府官员以及企业家全方位地认识全球化现象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六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中国倡导者
如前所述，王宁的学术生涯首先是从扎实的翻译实践开始的。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这些翻译实践，与十年后他初涉翻译研究领域就立即领先国内翻译研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王宁的翻译研究中，他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阐发了“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这样一种观念，用以矫正由来已久的传统的字面翻译或者逐字逐句的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观念，即一种生硬地将以某种语言为载体的内容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的字面翻译。而文化翻译则与之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研究策略。后者的研究重心是把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成另一种文化形式的广义的文化翻译，是“由被动地转述到能动地诠释和建构”；[46]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更应该把翻译研究本身看作“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是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而翻译本身的意义也因此得以丰富和扩展。[47]
回首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史，王宁不无遗憾地看到，中国学界90年代之前的翻译研究只能算是“翻译批评”或者“翻译评论”（translation criticism/review）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因为“它本身无法上升为理论或成为学科意义上的成果”。[48]因此，在综合分析近年来国内外的翻译研究成果后，他尝试性地对翻译研究做出了学科上的初步界定：“翻译研究实际上是一门介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就其基于实证和经验之上的定量分析和微观考察而言，它无疑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小小的分支学科；而就其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及其在高科技和电脑时代的作用而言，它又无法脱离自然科学的影响和波及，特别是近几年来机器翻译的迅速发展对翻译工作者形成的挑战；就其所拥有的广义的文化翻译和诠释功能而言，其人文学科的性质也是显而易见的。”[49]这一定义在翻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学者们纷纷撰文对其进行回应。
针对人文学界文化研究风潮的来袭，王宁也是积极地思考文化研究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多次指出，文化研究可以为翻译研究者提供多样化的理论武器和观察视角，在高瞻远瞩中超越单一的思维模式，得出更具有普遍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的结论，而非纠结于细枝末节的操作技巧，进而谋求与国际学界的对话接轨和翻译学科的地位提升。其次，文化研究还有助于消除文化上的二元对立倾向和等级界限，尤其是消除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有助于消除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屏障，使文化研究和文化全球化成为不同文化可赖以对话的广阔背景，通过翻译研究和高层次的翻译实践，平衡我国翻译领域历来就有的翻译“逆差”，进而促进国内学者直接用外语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对话、交流、发表论文等。因此，将翻译研究从纯粹的语言层面提升到文化内涵和文化阐释的层面是尤为重要的；而翻译研究的范围亦应该扩大，积极吸收其他新兴学科诸如文化研究、人类学、传播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使这一学科尽快健全和完善。[50]翻译在世界文学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翻译的中介，一些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状态”；而通过翻译，民族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产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并在另一文化语境中获得生命的延续或者新生。[51]
此外，王宁还十分推崇“文化翻译”这一概念，指出翻译在文化实践中还具有协调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关系的功能，并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封闭状态，走向世界。[52]时至今日，翻译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在建制上也设立了翻译学的二级学科，与传统的英语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同属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翻译学或者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得到了确立，而对此，王宁从1998年开始发起、国内众多学者积极参与的关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讨论可谓功不可没。[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