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虽身居高位，却能够自我保全，既没有受到贬谪，也没有性命之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他曾对其弟曾国荃说过：“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
1.时时牢记“谨慎”二字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吕坤在《呻吟语》中谈到：“世间事各有恰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朱熹也说过：“真正大英雄人，都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
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功立业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会谨行慎思。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为未来的忧患担忧，更害怕因身边的事情处理不当而羁绊住自己的脚步，令自己停滞不前或是倒退，甚至是功亏一篑。因此，他们会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
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成立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每失败一次，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失败的痛苦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次次想要自杀，结果都被手下拦住。
每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如果不谨慎，不去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从他每日检点自身的习惯中可以看出。虽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待的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不再以敢、强标榜自己了，而是将其掩藏在内心中。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他如此陈述：
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虔恭、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为官生涯中，曾国藩仔细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随着镇压太平军的战功赫赫，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他日记里经常写道：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
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恺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这无疑让他感到恐惧，但当王恺运劝他自立时，他却丝毫没有动摇，而是静观其变，毕竟，他对清朝是忠心的。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那时候，她就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曾国藩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这一年十一月份，他连着给两位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面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宫廷内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预政治，开始了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
奕与洋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多，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张改革，并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
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大权。奕的境遇又成了曾国藩的一面镜子，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然而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权大臣。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此人虽没有什么才能，不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仍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奏折呈上后，御史佛尔国却反参了曾国荃一本，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满清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
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他在信中向曾国荃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官文虽然是肃顺余党，但由于是满人，受到的惩罚非常轻。官场就是这样，这样的环境无法改变，只有试着去适应它。
同治五年（1866）湘军将领蒋益澄任广东巡抚，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弹劾，转而为广西按察使，职位连降两级。从中足见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实而真切。同治八年（1869），他在给黄翼升的信中写道：“吾辈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已是六十高龄，次年，他的一生结束了，身节俱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能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因为大意而连累家族，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对“慎”和“畏”曾国藩有独到的体会：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俏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练后得来。
2.锋芒时时隐，灾祸远其身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锋芒毕露必将处处碰壁，不露锋芒则能保全自身。君子爱物，取之有道，欲得功名，也该如此。
俗语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非是表明人们对名声的重视。大多数人都有功名之心，也正是因为功名之心，人们才会拼搏奋斗，为取得功名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失去了生命。
但是，在求功名的过程中，人们的表现方式各异。有人认为要想取得功名，就得向外人证明自己有才。于是，他们会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标榜自己的实力。没有赏识者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类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才，便选择了炫耀自己。结果为此遭到的反感、忌恨远远超过了自己需要的赏识。
曾国藩遍读古书，深谙锋芒毕露招祸患的道理。他常以古人为鉴，检点自身，生怕自己因为露出锋芒而遭忌受挫。
三国时的杨修，在曹营中任曹操的主簿。他思维敏捷，颇具才华，但他总是锋芒毕露，不知伴君如伴虎。
曹操曾命属下为自己建造一处花园，属下尽心尽力，很快将花园建好，请曹操前去观看。曹操去后，面无表情，没有对所建花园发表看法，只是提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匆匆离开。属下人苦苦思索，仍然觉得茫然。杨修对众人说道：“门上添一‘活’字，自然为阔，丞相觉得花园门太大了而已。”于是，主管此事的人立即对已建花园进行翻修，建好后再次请曹操前来观看。曹操见后，心里很高兴。不过得知是杨修解其意后，心中不是滋味。
事后不久，塞北官吏给曹操送来了一盒酥饼，曹操即兴在盒子上写下了“一合酥”三个字，然后将其置于台上。杨修看到后，即刻将酥饼取来与众将士同享美味。曹操问杨修为何不经过自己的准许便将酥饼分与众人，杨修却解释说，“一合酥”乃“一人一口酥”之意，既然丞相如此命令，不敢不从。曹操听后，脸上虽然高兴，心中却暗暗妒忌杨修的才能。
曹操猜忌心很重，他怕别人会暗杀他。于是常对手下说，他睡觉时总是做一些杀人的梦，告诫他们不要在他熟睡时靠近他。一日，曹操睡觉的时候将被子蹬到了地上，一侍从慌忙拾起被子准备给他盖上。这时，曹操一跃而起，拔剑就刺，侍从一命呜呼。曹操继续上床睡觉，醒后，假意不知其事，召人问之。待知实情后，曹操大哭，甚为痛苦，随后厚葬被杀侍从。杨修一语点破曹操的心思：“丞相非在梦中，而君在梦中。”曹操对其更加忌恨，欲找借口杀了杨修。
曹操带兵驻扎汉中一带，本想速战速决，不想竟与刘备大军形成对峙局势。曹操心中极为矛盾，进退难定。一天，厨师送上鸡汤，曹操见碗底有鸡肋，顿时心生感慨，暗自沉吟。适逢夏侯惇前来禀请夜间号令，曹操脱口而出：“鸡肋！鸡肋！”夏侯惇误以此为号令，将其传出，众人皆知。作为行军主簿的杨修立即令随行军士整理行装，为撤退做好准备。夏侯惇不明白杨修所为，急忙赶往其帐内。杨修说道：“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听了杨修的一番解释，夏侯惇甚感有理。曹操知道事情缘由后，异常愤怒，以造谣惑众的罪名将杨修处死。
杨修恃才傲物，屡次引发曹操忌恨，得此下场也是必然。历史上不乏类似杨修之人。
隋代的薛道衡，天资聪颖，十来岁便能够将《左氏春秋传》烂熟于心，并能够讲给别人听。隋文帝在位时，薛道衡因出类拔萃在朝廷任内史侍郎。文帝驾崩后，炀帝即位。炀帝很是自负，他自认为文才很高，无人可以居其右。
炀帝时，薛道衡先在潘州任刺史，后被召至京城，在宫廷内做事。他作有《高祖颂》，其文辞自然超群，炀帝阅后，心生怨恨，妒其才。御史大夫火上浇油，在炀帝面前搬弄是非，说薛道衡自认为才华横溢，没有人可以超过他，尽管有人指责他，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把炀帝放在眼里。炀帝本来就对薛道衡不满，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将其绞死了。
虽天下人都为薛道衡鸣不平，那又如何？封建王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薛道衡不露锋芒，就不会引起炀帝嫉恨，也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才，并不意味着能仕途通达，它需要有德来约束。这里的德，乃是指掩盖锋芒的自制力。
关于才德，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曾国藩的见解颇为独到，洞察了德与才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有才无德，便会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解，正是吃了很多苦头后才体味出来的。
曾国藩的前半生，处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廷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但三个月后曾国藩却伸手要权，遭到了皇帝的拒绝。同时各方面的舆论认为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对他发出种种指责与非议，对于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犹望终制，盖其心态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