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进取是一种耐力与意志力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出现逆境在所难免。对待逆境，不要逃避现实，既不要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又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懂得积极进取。
曾国藩说：我在《杂著》中专门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对这一卦的卦辞有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奸佞当道，小人得势，不会政通人和。正派而能干的人很难展示才干、发挥作用；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人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更谈不到有所为了。
两军对峙勇者胜，两军相持久者胜。曾国藩说：打持久战最忌讳的是“势穷力竭”。其中，力是指将士的精力，势是指大局以及整个作战计划。意思是说，只要坚持下来，就有抗衡的机会，积极进取的同时，要注意等待时机。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说是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这与他不断进取有很大的关系。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出一种自我修养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做主。”
他还这样讲道：“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他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并且要求子孙后代不可抛弃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志、有恒。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并且把“敬德修业”看作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此，他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致以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安熟也，须从这里过”。
曾国藩认为，若想成为成功者，就要“敬德修业”，积极进取，因此，没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是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生的进取，是从“学问”两字开始的，只要能够坚持下去，阅历就会逐渐广博，渐习渐熟，就可以获得成功。
积极进取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是人生修养中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要求，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所以他终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而锐意奋斗。
11.立志当坚，持之以恒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是人生目标的决心和信念，它决定着人生和事业。一个没有志向的人，就会平庸一生，相反，那些志向高远，胸中始终怀有敬德修业之志者，不仅可以干成一番大事业，还会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
曾国藩说：“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他坚信，人人可以为圣贤，于是，他给自己立下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宏愿大志。他认为，君子当立志于宏，脱于流俗。他将“立志”看作人生成功的基点，因此才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事业。
曾国藩这样说过：“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往，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志向是人生价值目标的确立，是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会影响人一生的成就。远大、坚定的志向是人的内在精神动力。因此，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应该具有坚韧不拔、坚定不移的精神。当自己的远大志向和现实生活产生矛盾时，就需要适时地做一些调整。乘兴而立，遇阻而改，并非真正的人生志向。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志向坚定不移，是催人奋发的动力。一旦立定了志向，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就须坚守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如果仅是随兴而发，时过志迁，经常改变，就无法成为激励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志向是对人生目标与人生价值的选择，是给自己划定了一种人生境界，体现了一个人的理想，限制着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与生活内容。志向有大小之分，王夫之说：“志不大则所成者小。”因为，“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小近之志容易实现，会使人轻易处于满足状态，不思进取，而远大的志向便能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积极进取。
曾国藩作为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儒家道统传承的自任者，他对志向深有体会，他为了远大的志向而矢志不移地努力，而且对其子弟、门生及同仁也谆谆教诲。他的成功是志存高远，坚定不移的结果。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读书进仕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寒门庶子无权无靠，若想有出头之日，大多会选择读书进仕这条通道来获取进身官场的资格，也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会底层的人通过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可以改变自己及家族的命运，“十载寒窗，一举成名”，上可追封祖、父，下可荫庇妻、子，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从此开始了别样的人生。
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在曾国藩的青少年时代，曾家是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生活虽日渐宽裕，但却算不上是名门望族。因此，曾国藩从小就立志，要发奋苦读，求取功名。
他青少年时期刻苦读书，为了考取功名，毅力坚定、百折不挠。在远大志向的激励下，他从小便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而且他颇有才华。在他的弟弟曾国潢出生时，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做一篇八股文。年仅10岁的曾国藩，居然很快就做出来了，这令祖父非常高兴，祖父高兴地赞赏他说：“文中有性格，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
1833年，曾国藩23岁，他第一次参加科试就考中了秀才。全家对于曾国藩的功业早成欢欣鼓舞，高兴万分。但是，曾国藩认为，这离自己的远大志向还相差甚远，他不想就此贪享安逸。小小的秀才是不足以使他沾沾自喜的，他决定继续努力。为了自己的远大目标，他不惜背井离乡，继续求学深造。
1834年，曾国藩进入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他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独自北上，等待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遗憾的是，他没有考中。当年恰逢皇太后六十大寿，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于是，他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第二年的恩科。
在京生活的这一年，曾国藩增长了许多见识，使这个生长在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湖南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在此期间，曾国藩不仅刻苦读书、认真准备应试，而且对韩愈的古文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而八股文的限制较多，古文比枯燥的八股文多了一些生气与意义。于是，他开始专研古文，并且从中获得许多乐趣。
1836年，恩科再次报罢。两次会试落第，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磨练与打击。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于是悻悻而归，打算继续苦读书。拥有远大志向，却没有实现的机会，这经历不仅促使他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形成了孜孜以求的品格，也使他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也为他更好地探讨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奠定了基础。
1838年，经过了刻苦的学习与专研，曾国藩又到北京参加会试，这一次，他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此后，他参加了朝考，结果他的成绩非常好，列为一等第三名。他的试卷呈道光御览之后，道光皇帝非常满意，特别将他拔置为一等第二名。于是，他很幸运地被选入翰林院深造，当了庶吉士。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刻苦攻读，曾国藩取得了进身资格，逐步进入了上流社会。
曾国藩在涉世之初，就显示出了其处世之大端。他从小就深受家风、时代之熏染，在父亲曾麟书的耐心指导下，从小就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直到他中了翰林以后，以至后来为官为相仍然一直坚持。他把握住自己的人生阶梯，志存高远、刻苦自励、百折不挠，也正是这坚定不移的志向使他能够在人世浩茫的迷宫里找到通往光明的大道。
很多人到了翰林院，就不再用功读书，只消钻营门路，或者做做诗赋日课，便坐等散馆授官。曾国藩却恰恰相反，在京十余年，他的志向更加坚定，经常勤读史书，形成了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暗寓“为国藩篱”之意。
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有这样的见解：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就是因为一直矢志不移，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曾国藩对待学问的态度非常坚定，他非常反对做学问趋时若鹜的做法，他认为，学问虽然要与时代合拍，但不能随波逐流，没有立场与根基。他说：“现在做学问的人，不把有利自己身心的作为要务，总是看到一时的风尚就涌了过去。要不了几年，风尚又变了，又丢下现在研究的，去研究新的。像汉学、宋学、词章、经济，和那些只是一门技艺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门派，轮流着兴盛衰亡。探究它们的源头，其实都含有圣人之道，如果一心想得到天下的赞誉，树立永世不灭的名望，那么却恰恰丧失了自己的操守，成为社会的危害。”
对于读书做学问，曾国藩不仅经常自省，还常常警诫后人不要“一心为这些奔波劳碌。”在给家人的信中，他这样说：“我近日来读书没什么收获，应酬太多了，每天都顾不过来，真是令人讨厌。”
由此可见，他读书不趋时尚，而是“有定志”。影响志向实现的因素可能有许多种，但像曾国藩所说的“追风尚”的那种浮躁心理则是其中主要的一种，这会影响整个人生价值的实现。
“志守一井，力求及泉”的做学问方式，也使曾国藩成为了学问上的“大家”。他认为，宋代的范仲淹就是一个始终坚信“一个人如果不能读书，立大志，即使吃饱喝足，生活舒适，也没有多大意义”的好榜样。范仲淹的家境十分贫寒，他上不起学，生活非常艰苦，但是他把这种艰苦当作一种磨砺，他可以“超我”地战胜自己本能的需求和欲望，不管生活条件如何恶劣，范仲淹的志向从来没有动摇甚至改变。
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圣贤人物。他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评价，共得32人（实际上是33人），作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画其图像，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榜样，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曾国藩从自身成就大事的角度，对立志有独特的阐述，他认为，立志是一生的大事，不应少年热血，中年凋零，晚景凄惨，而要有矢志不渝的精神。
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姣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他被称为“中兴名臣”。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无论何种志向，志向一旦确立，就不要轻易改变，要立常志，而不是常立志，否则，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心在摇摆，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或者人云亦云，这样不利于自己目标的实现，这样的人立志不坚，最终也难成一番大事。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自己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高明之举，成功之举。但是，若无破釜沉舟之志，没必要远行百里之外。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之。”的确，曾国藩一生不渝本志的做法及以此对子孙的教育，使曾家后代多有所成。
曾国藩的一生的确是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的一生。他继承了中国历代圣贤重“志”的思想，堪称“立志”与“行志”的楷模。这位出身湖南穷乡僻壤的普通农家子弟，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证明了“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的壮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