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严于律己，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分别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
曾国藩善于将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便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他写日记的习惯后来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在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从未间断过，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
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做了高官，但在读书治学上，曾国藩却按照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而且坚持每日必须完成。这种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难能可贵。
曾国藩供职京师时，恰逢中国内乱外患交迫，当时，外患“英夷”入侵、内患太平天国运动、黄河决口，这些无不困扰着曾国藩，这样的环境决定了他读书的侧重之处有所不同，他对经世致用特别是舆地之学更为关注。通过有选择性地阅读大量的古代书籍，他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把平时读书悟出来的学问应用到实际中，发挥其中的巨大功效。
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世代相传，好多人因信奉这一原则，取得了很大成就。曾国藩也有自己的观点：“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乱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昧即为小人”。
曾国藩一介书生，却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做出了许多武将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他被称为“洋务运动之父”，或曰“中国始开国门之鼻祖”，他做出了许多让后人称赞不已的“第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他能做出这些成绩，不仅得益于他多年的京官生活，以及与各种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更在于他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不断地虚心钻研，懂得应付事变之道。
曾国藩会读书，他主张经世致用，学习治国平天下之学，他曾写过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由此可见曾国藩早年的理想抱负。在经世致用问题上，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加上了经济，从而避免了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他提出，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必须把书本上知识与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曾国藩还清醒地体会到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例如，古代的好多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曹参，东汉的皇甫嵩、朱隽，他们精于用兵，但并没听说他们能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虽然可以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却不是规模很大；像孙武这样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军事家，毕竟少见。因此，如果想做一个有作为的将军，就要多读书，尤其是多读兵书。
曾国藩读书很有选择性，而且善于思考与总结。他除了担任过户部侍郎之外，还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为官期间，曾国藩总是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潜心研读《通典》与《资治通鉴》。因此，他洞悉了当时清朝的政情利弊、官场风气，以及民生疾苦等。在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他仔细阅读了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等，这体现了他明道经世抱负。
在百务缠身的空隙里，曾国藩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他认真研读的精神带动了许多人精读船山著作的风气，湘军中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研读，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研读船山书籍的浓郁气息。湘军将帅们把孔、孟、周、张、程、朱，以及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他们把《船山遗书》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曾国藩阅读了大量的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对于其中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烂熟于心，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心得体会。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经开始研读船山著作，他们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收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
郭嵩焘曾经这样评价道：“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湘军将领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他们许多是一介书生或者布衣寒士出身，但是他们投笔从戎后，由文书、幕僚或者中下级军官一跃成为统兵作战的、可以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或者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这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即使是在战火纷飞中，也要仔细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王夫之的名气与影响越传越广，这与曾国藩积极倡导研读船山之学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曾国藩倡导读书之风影响深远。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不断走向完善，他的军功业绩也如日中天，屡出奇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领导集团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十分深远，而且，活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种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他们都像曾国藩一样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过船山学术。
曾国藩认为，读书是一生的大事，应该相伴终身。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日益衰弱，但是他一直坚持钻研理学，而且造诣颇深。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几句话来警示、鞭策自己不要放松读书：“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是人人都难以避免的事情，而读书则贵在坚持，读书可以体味到好多乐趣。因此，虽然他的体力不支，病情日益加重，但是他却置之不顾，晚上依然要坚持读书。对于他来说，疾病缠身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如果不用心读书，人就会变成废人，所以，医药不如读书。
1871年秋冬季节，曾国藩的病情更加严重了，由于他写作、读书比较投入，常常影响到身体，加重了病情。他在日记中规定自己以后应当停止写作，不要看书。但是不久，有人送了他一部《许周生集》，他爱不释手，便又全神贯注地开始细读。后来，湖南王恺运送给他《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每本书他都认真地翻看了几遍。后来，他违背了自己的规定，又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庸义渠寄来的《湖南阳秋》，王霞轩寄来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著《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新书。
曾围藩的身体每况愈下，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他的身体如此衰弱，但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他在日记中这样感叹道：“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自己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于是，抓住有限的时间与光阴做自己最喜爱的事情——读书。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二程全书》，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1872年3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入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吃点心后，又在洋床入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这是曾国藩在日记中所记载的他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他与世长辞。在他弥留之际，仍然坚持读书，把读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曾国藩是一位“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之所以这样，与他的治学之道有很大的关系。在《圣哲画像记》中，他写道：“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他在此处提到的这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共三十三人。《圣哲画像记》是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在文中，每四人一组，在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都对他们进行了论述。
曾国藩读书很有讲究，他提出了“择书”说，以《圣哲画像记》为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他在文中谈到的三十三人，很多在《讲堂录》中出现了。他的“择书”说对后人影响很大，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他认为，“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他描述道，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甚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信中提到的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
《讲堂录》中全文记载了曾国藩的“八本”说：“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这“八本”是曾国藩一生遵奉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修养的基本准则，可以说他是按照这“八本”践履笃行，毛泽东在后期领导实践中对此不无效法。由此可见，他的这“八本”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讲堂录》比较注重务实学风，例如“谨言慎行即是学”、“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甚至“练达世情皆学问，应世接物之道大难，吾人所研究者也”等等。
曾国藩有这样的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经无把握，焉能闻道？”曾国藩一生都在坚持读书，这从侧面体现了他对自己行为和人生道路选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高度的自觉性与坚定性，读书是激励他勇往直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达到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源泉。
曾国藩学养深厚，鲜有人比，许多为官之人，尤其是那些不喜欢读书的官人，总是一门心思想权术与欲望，但不知不读书只会固步自封，在权力与欲望间，稍有不慎，可能就会作茧自缚。在纷繁复杂的宦海中，曾国藩以超绝之智，游刃有余。这与他一生坚持读书、不断思考与总结有极大关系。
6.言传身教皆有之
曾国藩不仅自己把读书当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在家庭教育中，提到“愿代代有读书种子”，他对待子女读书问题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他的教子方法卓有成效，并且影响深远。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今朝如何位高权重、风光无限，如果不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下一代就难免会流荡沟壑，因此，官宦子弟应该杜绝骄奢无礼，要懂得修身养性。他认为，子女都有成为千里马的可能，而能否使潜在的千里马变成现实，关键在于家庭教育。
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淫、骄怠、不和、侮师慢客。为此，他严于教子，把培养子女们自立自强作为家庭兴衰的“可大可久之规”。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
曾国藩教子，讲求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因此，他经常给家人做示范，让大家铭记在心。他的示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生活上示范
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居官30年，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俭朴。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泽》中，他这样写道：“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这样写道：“俭之一字，弟言时时用功，极慰极慰。然此事殊不容易，由既奢之后而返之于俭，若登天然。即如雇夫赴县，昔年仅轿夫二名，挑夫一名，今已增至十余名。欲挽回仅用七八名且不可得，况挽至三四名乎？”在这篇家训中，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
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咸丰十年（1860）五月十四日，他在信中写道：“弟为余料理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食：曾国藩在生活上自奉节俭，虽身为将相，却如寒素之家。他每食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因此，当时人们称他为“一品宰相”。
任两江总督时，曾国藩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特备盛宴款待他，山珍海味罗列满桌，而曾国藩仅仅只吃了他面前所摆设的几道菜，对于其他的菜，他丝毫未动。宴后，他感叹道：“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他的示范给后代做了很好的榜样。
衣：曾国藩秉性节俭，平时穿衣比较简朴，他曾经做过一件天青缎马褂，只有在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下，在家时从不轻易穿上，因此，虽在家放置几十年，却仍然如新衣一般。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由此可见他在生活上的节俭。
住：湘乡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其弟曾国荃以家中人口逐渐增多为由，又另建了一栋新屋，费资三千余贯。曾国藩听说后很不高兴，他写信责怪弟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其中所见至为深刻，也即曾国藩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之意，其中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