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岁月是在建始县第一中学度过的，确切地说是高中最后一年，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1、去县里读高中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俨然是一个小社会，具备政府一样功能，享有同政府一样级别，除了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外，企业内还办有教育、医院等，工厂内公安保卫、邮局、银行、供销社等一应俱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才强行将企业办的这些社会机构与企业脱钩，让企业能轻装上阵，专心经营，既是让企业得到解脱，也让教育和医疗等能回归自己的运行规律。不过计划经济时代企业自办教育为解决企业自己职工子女就近入学，解除职工后顾之忧，让职工们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让一个企业在承担国家下达生产计划的同时，还要分出精力办好学校，的确有些勉为其难，其结果是误人子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到了建始县第一中学才知道，我们厂里的子弟学校校舍简陋、教学器具缺乏、教学不成体系，老师没有受过系统专业训练。倒是学校虽小，门类齐全，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有。附近农村孩子也有来我们厂子弟学校借读。这些孩子不惜每天翻山越岭，每天要跋涉十几里路来磺厂子弟学校读书，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磺厂子弟学校学制跟整个恩施地区同步，包括高中在内共九年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读小学是春季入学，读到三年级时国家将春季入学改成了秋季入学，所有学生都延长了半年，变成了九年半。磺厂子弟学校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往高年级走，由于留级或者中途辍学，学生人数越来越少。我们这一届，能升到高中二年级的只有包括我在内四人了。学校为我们四人办个班显然是不划算的，因此要求我们，要不自找门路转到其他学校，要不留下来跟低一年级合班，重读一年高中一年级。有见识的家长清楚地知道继续留在厂子弟学校读书会学不到什么知识，支持孩子去县城读书。唯独我的父母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反对我进城读书，我自己也丝毫没有想要离开家的想法。
打小一起长大的任培才同学，一直是我的亲密伙伴。他父亲动员我父亲，让我跟他儿子和其他同学结伴去县城读书，结果不仅没讨到好，还遭来我父亲一顿训斥。于是，他们三人撇下我去了县城，而我只好留下来复读了。
他们三人的出走和我留下来复读，导致1978年这一届磺厂子弟学校没有毕业生。因此，三十年后磺厂子弟重新相聚，子弟学校校友们录制的“流金岁月”、“眷恋之歌”、“故园寻梦”追忆往昔电视片，独缺78年这一届。
不仅我留下来跟低一年级复读，一位更高一年级的李姓同学为了逃避下乡，连留两级复读。于是新学期是由几个年级组合起来的新的班集体开始了，谭老师仍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仍然受谭老师器重，指定我跟李同学互为班长，共同商量调整座位。
我依然是父亲发泄内心不满的对象，处处看我不顺眼，隐隐让我有摆脱家庭束缚，奔向自由的想法。可是离开家又能去何处去呢？同学们走后不久，一次父亲对我恶语相向终于让母亲看不下去，同意让我跟同学一起去县城了。母亲仓促为我收拾了一个废弃的炸药箱作为行李箱，塞上几件衣物，带上一床棉絮和一个月的生活费，离开了家。记得当时这种炸药箱还是朝鲜进口的，松木材质，长宽大约50厘米，10几厘米深的方形木箱。像这样的炸药箱磺厂还不少，有些家里捡起来当箱子用。任培才的家长同意我跟他共用被褥。
对我来说去县城绝非是为了接受教育，因为那个时代整个社会充斥的是读书无用论。前途迷茫，去思考理想无疑是我们那个时代人不切合实际的奢望。人生道路是不由自己选择，离开家仅仅是为了躲避父亲，能早些自食其力，那只有一条路——读完书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怕，因为我天生柔弱，吃不了苦；常常心思重重，富有幻想，精神承受能力差。如果真去农村，吃着苞谷饭、合渣菜，喝着洋芋汤，夏天里顶着烈日，冬天里忍受严寒去地里干活，不饿死累死，也会郁郁寡欢地闷死。
建始县是离磺厂最近的县城。磺厂与建始县没有行政上隶属关系，在行政上享受县团级同样级别，但磺厂所属地理位置是在建始县地域之内。我一直以为我们磺厂是孤立存在，其实历史上磺厂与建始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磺厂的厂志里隐去了建厂历史，不提罢了，因为磺厂的起源跟资本家有关。解放前磺厂是受建始县管辖的。具史书记载，解放前一个来自奉节叫聂泰和的人既有政治才能，又有商业头脑，是他建立的硫磺厂。芒硝和硫磺是制造枪弹火药的军需物资。这位聂泰和任恩(施)、建(始)、(归）秭硝磺局局长期间，创建了建始第一家初具规模的硫磺厂，为整个鄂西硫磺工业发展都奠定了基础，有200年历史，建始的硝磺从招商到开采都是专职承办，一直为当时政府所重视。在泰和记开办了建始第一家初具规模的硝磺厂之前，鄂西一带的工业基本为零，“泰和记”开矿办厂成为恩施地区工业发展的先行，积累的开矿技术和经验也使得建始县地下矿藏发掘和利用日益扩大，为以后鄂西硫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聂泰和作为从三县（恩、建、秭）硝磺局局长时，有九股山、磺厂坪硫磺厂，有工人100余人。到了1935年磺厂被一个罗裕民接办，规模逐渐扩大，工人增加到300余人，月产硫磺达20多吨。直到解放后政府接管，建立了直属专署的恩施地区硫磺厂。
磺厂位于建始县范围内海拔最高处，从磺厂赵家垭可以鸟瞰建始县城。看似不远，可是路山路弯弯也有几十里路。从建始零公里点算起，到磺厂约60华里。这个点也是建始去巴东县的起始点。零公里处往磺厂方向不远有一段上坡，汽车每到这里要减速爬行，是我们爬车最佳地点。那时来往磺厂与到建始之间没有公共交通车，有运气，又跟司机有交情可以请求货车司机捎带。但毕竟来往两地人多，而货车少之又少，多数情况下靠步行。那是要走一整天的山路。
我们在建始读书期间每到节假日回家心切，尤其是任培才和李恩来两位。那年国庆放假，我们四人天黑前埋伏在零公里上坡处。过来一辆装有木材的汽车，当汽车在这上坡缓慢爬行时，我们一拥而上地赶紧往车上爬。可能是因为汽车装的木材重心高，摇晃幅度大，特别是在车顶上。我们爬上去后伏下来紧紧抓住捆绑在木材上的绳索，但大幅度摇晃仍感抓不住，而且要坚持几个小时，心中的恐惧油然而生。我和刘彩云坚持不住跳了下来，而任培才和李恩来却死死抓住绳索不下来，就这样他们俩回家了，我跟刘彩云还得返回学校。在回学校路上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在想，要是跳下来的只是我一人，还真不知道该往那个方向走呢。
建始县是恩施地区所属八个县之一。县城位于业州镇和猫坪区，那时叫城关镇，大约有3万人口。建始县管辖十几个乡镇，我父亲解放初期从专署下来，带领的土改工作队就是在建始县这十几个乡开展工作的。父亲在这些乡镇留下足迹。
朝阳观是建始县城最著名的风景区，上有天池寺。听说叶挺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转移到此关押。我登上过朝阳观，记忆里没有看见过上面有什么寺庙。文史记载也查不到叶挺曾转移到建始的资料。一条穿过建始县城的广润河在朝阳灌山脚下绕过，这里是广润河最深处，是我们那时游泳和跳水常去的地方。这里每年会有人淹死。
建始县城与磺厂相距不远，可口音却相差很大。我们磺厂子弟在跟建始孩子争辩，都说自己的话更接近普通话，其实两地口音都离普通话相差很远。建始话有几个字比较特别，把食盐（yan）的盐字的说成银(yin)，面（mian）条的面说成命（ming）。因此有句笑话“有了白米饭，连命（面）都不要”。许多走出去的建始人仍改不了这两个音。
建始县第一中学，创建于1943年，在朝阳灌附近。建始县师范学校也在建始一中校园里面，所谓一个校区，一套班子，两所学校。要是我母亲解放初上过的建始师范在这里的话，母亲也应该算是建始一中校友了。
那时，建始城关镇与郊区乡有条沟为界，建始一中就在界沟往郊区侧。建始一中背靠广润河。靠郊区院墙侧，因为长期有人从这里翻院墙，形成了一个不是门的门缺口。从这个缺口穿过一所城关镇中学，是郊区的农田了。从田埂上再走几里路是县城唯一的一家电影院和县医院。再远一点是县化肥厂。电影院是当时建始县最好建筑，可以容纳几千观众，听说决策建电影院的领导，因为超前建设，过度奢华而遭免职。
2、初入校
有了任培才和李恩来两位家长的前期铺垫，我们很快被学校接收。
我们一行去校长家里报道。校长姓尹，河北人，军人出身，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文革”前转业到了建始县，被安排到建始一中做老师，教政治课。尽管在建始工作了十几年，但他那浓浓的河北口音未改。他家三个女儿，都很有出息。我们在一中校园内一幢旧校舍一楼找到尹校长家。尹校长已经看过我们的转学证明，可能因为我是班干部又是共青团员，获得尹校长的好感，将我第一个安排在三班，这个班的学生主要来自工业领域子弟。稍后，李恩来和任培才被安排到一班，这个班主要来自城镇居民子弟；而刘彩云一个人去的是四班。实际上随我们一起去建始一中读书还有两位女生，因为她们自愿要留一级，去了高一年级。尽管我们都是从小到大的同学，到了这个阶段，男女界限清楚，也不相往来了。
那时建始一中设有初中和高中，初、高中学制都是两年制。高中两个年级，每个年级七个班，各个班大致根据学生家长所从事的职业分为工业班、农业班、财贸班、党政群、文艺班等，其中文艺班建始话又叫“摇曳班”，有文艺特长，也是人才集中的班，是一个优秀班。每个班50多人，全年级将近400人。
建始一中到底是一所具有一定历史的老校。教学体系完备，设施齐全，校园里有几栋教学楼、饭堂、礼堂、操场、篮球场、乒乓球台等。老师一般出自正规的师范专业学校，都有几年甚至十几年教龄的老师。老师不是“万金油”，不同的课由不同的专业老师担任。
那时还有义务劳动，但没有我们在磺厂子弟学校时那么多。我经历过的义务劳动是从学校后面的广润河里搬运河砂到校园里来。为了完成这项义务劳动，我们得从家里带来一套撮箕和扁担。另一项义务劳动是定期拔掉学校周围的草。让我奇怪的是，好生生的草坪为什么要把它拔掉，露出光秃秃的泥土。这种长势肥壮的青草放到现在是要花大钱铺的。随着高考的恢复，学校意识到要抓教学质量了，这些义务劳动也取消了。
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跟不相熟悉的孩子们在一起，有些忐忑不安。第一天进教室，我是束手束脚、战战兢兢地找到自己的座位。同学没有因为我是新来的欺负和嘲笑我。
跟我同桌的是一位叫铁钢的同学，他皮肤黝黑、体型健壮，大家都教他“黑皮”，是打架好手，看得出班上好多同学都怕他。好在是跟他同坐一桌，可以得到他的保护，免受其他同学欺负，让我能专心致志地学习。那时学校秩序混乱，许多学生无心学习，还有跟老师对打的现象发生。有位英语老师正在门后张贴海报，一位同学进教室时推门过猛，老师避让后退时踩上图钉，于是一场老师跟学生的对打开始。
那时学习风气不好，学习差的同学想办法找学习好的同学抄作业。我的到来，成了一些人的潜在救命稻草，被人盯上。一位外号叫“覃瞎子”的同学虽坐在靠门的座位，离我还有两排座位，也要找我给他抄作业，否则要让我好看，让我有些担惊受怕。好在有同座的铁钢守在我旁边，如遇“覃瞎子”来捣乱，他定会以拳相向来修理他。铁钢同学很讲义气，成了我安心学习的保护伞。后来才知道，铁钢之所以要保护我，是因为让我认真听讲、好好做作业，做对作业，他能独享抄作业。出于感激我会毫无保留地敞开让他抄，一度让他学习成绩有所提高。
坐在我后排的一位同学姓杜，都叫他“肚脐儿”，是班上团支部书记。有团支部书记这顶官帽戴着显得格外正经，是班主任老师好帮手，尽管受到周围同学百般挑衅，仍能保持不温不火。后来分班到了快班，跟我还是同学，不过不再是书记了，真面目显现，调起皮来比谁都厉害。
步入了正规学校开始了规律性学习。早上7点起床早操，接着吃早餐。吃完早餐，一个小时自习时间，开始正式上课，一直到中午12点下课吃午饭，然后午休两个小时。下午2点30分上课。下午下课后有一段时间自由活动时间，我们会打打球等。有一位同学乒乓球打得不错，握横拍，反拍攻球厉害，正好跟我合拍，我们俩旗鼓相当，于是下课后我们俩相约一起切磋球艺。一下课我们就到饭堂里，找到一张乒乓球台，跟他对打，让我乒乓球技大有长进。晚上7点到9点是自习时间。
过去在我们厂子弟学校学的许多不正确的习惯和姿势要纠正。记得上体育课，我的跑步动作像小孩子骑着竹竿蹦跶一样，让老师和同学看了好笑。可能是小时候经常将竹竿当马骑不自觉的跑成这个样子。由于跑步姿势不对，体力消耗大，1500米长跑，我竟然跑了7分40秒。老师一个简单的纠正，让我终生难忘。我有意识的模仿、纠正，包括其他的体育项目我都暗自学习。由于动作规范了，长期以来养成了早上起来跑步习惯，大学时1500米长跑测试，我跑到6分40秒，足足快了1分钟，再也没有人说我跑步姿势难看了。其他运动我也协调规范。
由于以往学习基础不牢，或者是因为没有准备，入学后第一次数学测试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才考三十几分，而一同下来的任培才和李恩来两位同学都考到八十分以上了。相差如此之大是我始料不及的。过去在我们厂子弟学校，我们三人学习成绩不相上下，而在数学方面，更多时候是我考得更好。这次考试，让我知道了自己的真实实力，感到跟同学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于是，我发誓要努力学习，缩小跟同学之间的差距。
班主任是一位语文老师，我本来语文学得不好，只是短暂地做她的学生，我已经对班主任老师没有了记忆，或许在她记忆里也没有我这个学生，因为我太普通了。我对数学吴老师印象深刻，因为我在建始一中读书最初是在他那里得到认可，获得了信心。印象中和其他老师比起来，吴老师知识分子形象要差一些。他体型肥胖、脖子粗短，背上和颈项一堆赘肉显得他像驼背。他讲的课没有吸引住学生，看得出班里同学不是很喜欢他，因为他的课，班里秩序格外差。他甚至对那些不好好学习的同学说“他们将来当火头军”。
化学老师是一位小个子张老师，是华中师范学院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听说上大学前是建始县化肥厂工人。给我们上课时，她刚生完孩子。我记得最深的是她手脚并用，描述甲烷分子式，她要用手和脚代表甲烷碳元素周围4个氢元素。
新的环境，新的同学，加上我胆小的性格，坐在教室里，目不斜视地跟着老师视线走，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完全吸收进去。一个月后有了起色，在一次全年级四个班一起数学测试后的第二天，看见数学吴老师站在班上门口跟班主任交头接耳，不时看看我，比比划划，接着班主任进来宣布让我做数学课代表和小组长，才知道我在这次数学测试出乎意料的得了96分，是第一名。而参加这次考试四个班全部同学只有3个人及格，其中第二名才72分，第三名62分。物理和化学我也开始崭露头角，虽然没有考过试，但从我做作业认真程度和老师批改看，我应该在班上名列前茅。
那时学生虽无心读书，但老师依然非常敬业，只要找到机会就给学生灌。英语老师周日特地为我们磺厂下来的学生补课，主要是补英语语法，如：时态、语态、变格等方面的内容。英语的词汇量是肯定补不上来的，而语法部分只要理解就行。阶段测试结果我又是九十几分。又得到英语老师在全校表扬，说磺厂子弟没有学过英语，仅用一个月时间，就补上来了。她是想将我们树立起榜样，让其他学生要重视起来。
其实我们在磺厂子弟学校学过英语，而且时间还不短，从初中第一年算起，已经学三年了，教我们英语老师还是子弟学校校长。只是我们从来没有用心学习它。那时学生普遍不重视英语，学校里英语老师备受冷落。而恰恰那时英语老师看起来素质一般要高于其他课老师。为我们补习英语老师是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夫妇两人同在一中教书。像这样的好老师，以后恐怕在像建始这样的县级学校见不到了。英语老师拿我们做榜样，意思是在教育一中其他学生，同时表示自己的工作有成效了。
那时还没有高考一说，“读书无用”依然盛行，正常上课都难以为继，学校还准备开展培优。各门功课培优学生都是由授课老师指定。教化学的张老师首先在她教的几个班挑选出培优的同学，以我平时的成绩，我非常自信地以为自己铁定进张老师的化学培优班。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任培才和李恩来同学进去了，而我确落选了。我那时还在纳闷，是不是老师将我漏掉了？我有意在老师跟前晃了几次，也没见老师对我有反应，看来张老师不喜欢我。
3、一起住读的孩子们
我们磺厂子弟男生都安排在一栋旧教室二楼的一间宿舍，是一间旧教室。
我们磺厂子弟一行四人中任培才是我最要好的同学，小时候我们都叫小名培培。任培才的父亲是磺厂机关书记，母亲是家庭妇女，有时打点临时工，家里只有一个独子，过得挺殷实。由于他母亲姓吴，和我母亲同姓，小的时候都各自都叫对方母亲“大姨”。正是因为他父亲的劝导，得以让我在县城中学受到关键一年正规教育和有机会参加高考，成就了今天的事业。
任培才原本应该姓屈，是过继到任家。像这种过继的家庭在磺厂还有几家，只是他要特殊些。据说他亲生母亲生他时，因为他撒了一泡尿，有人说“下地一杆枪，而后成人不是杀爹就是杀娘”，愚昧的认为这泡尿是一杆枪，于是将刚出生的他扔到厕所里，被他养母捡起抚养。屈家就住在他砍下，膝下子女成群，也不在乎少一个孩子。
培培自小懂事，对他的养父母非常孝顺。小时从不承认自己是捡来的。可是，他越是不承认，淘气的孩子们越要说他是捡来的，因此让他从小受到身份不明的困惑和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培培相貌越来越像屈家兄弟，渐渐地他接受了这种关系，相反真正挑明了关系，他再也不用背负压力，没有人再用“捡来的孩子”来激他了，他还多了几位屈家兄弟姐妹。
好在他生活在一个相对有知识的干部家庭，至少在经济上较为宽裕，让他无忧无虑成长。养父母视他是掌上明珠，成长时期流行的许多玩具，只有他家才有，如：积木、各种棋类。我小时候玩过的这些玩具都是跟他一起玩的。
他爸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但长期在机关干部工作，熏陶出有知识有文化，懂得如何教育和培养孩子。很早就开始对培培进行文化方面的培养，买来一些课外书籍，我小时候很羡慕他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尽管那时全社会充斥的是读书无用论，但他比较早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因此，相对来说比较用功，尤其在数理化方面成绩比较好。
从小一起上学和放学，一起打牌、下棋和玩耍，有时也会有磕磕绊绊。他的弹弓射得特别准，动作也潇洒。他的那把弹弓是金属梯用模具铸出来，银白色，非常别致，全厂只有他一支。我们常常一起射麻雀，掏鸟窝，一天下来可以射下10几只麻雀。回来后，拔毛、剖肚，去掉内脏，包上面团，或油炸或煨汤，以茶代酒，煮酒论英雄，尽情享受。
尽管他是独子，家境不错，但不是纨绔子弟，放学后仍跟他母亲做点副业，糊炸药盒子。我有时还去帮忙。
他似乎有很多亲戚，不管是在厂里，还是在建始。在家里是客人不断，到了建始也是有走不完的亲戚，他后来娶的妻子，也是我熟悉的同学，也是他亲戚。
李恩来，小名叫李毛儿，小时在磺厂热水池发生过一次让我惊魂的事件就是为了救他，或许他早已忘记，但那惊涛骇浪一幕至今还让我心有余悸。
李毛儿也是跟我是小学到高中的同学。他父亲是厂里负责安全的工程师，是那个学校中专毕业，湖北黄陂人，黄陂乡音不改。第一次听到黄陂口音说出来的“八月十五吃月饼”就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他母亲可能是恩施人，是吵架打架能手，几乎打遍全厂，而且是屡打屡败。性格超强，稍有不如意，就会采取意想不到的极端动作。有一次吊颈，有人来解救时，她还骂人家；一次往自己头上钉钉子，还是一个草医帮忙把钉子拔出来，无大碍；再一次吃水泥。
李毛儿挺聪明的，喜欢看书，有较好文才。小时候经常跟他交换小说看。由于看书多，知识面广，是个辩论能手。一次晚上我跟他宿舍辩论，我们那时都有口吃，引来隔壁师范学生关注。第二天都说他是个辩才。
李毛儿也跟他母亲一样，到处惹事，要不是他惹别人，就是别人欺负他，走到哪里都是一样。小时候一起长大，深知他的品行，我有跟他过节时，尽量忍让，而不跟他正面发生冲突。我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即使我打架时打赢他，可是过后被他生纠死缠也够烦的。一次我俩弟弟打架，我们站在一边，随时准备出手帮忙，他弟弟年长，显然是我弟弟吃亏。经过一番激烈思想斗争，要是我上去了，便是四人缠在一起，一发不可收拾。于是，硬是把我弟弟拉走了。
不知道刘彩云怎么会跟我们一起去建始读书，他肯定不是磺厂升上高二的四位同学之一。他父亲是工人，要是有培养孩子读书的想法，的确难能可贵。也说不定，小时候被他父亲管教很严，经常挨打。有一次将他吊在篮球架上打，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再往伤口上抹盐。我不相信所谓“不打不成材”，“棍棒之下出孝子”之说，因为，我相信棍棒没有把他打成材。
印象中他擅长给人家取诨名。以直呼同学父亲名字取乐还不够，还得歪呼。大多数同学的父亲被歪叫名字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如一位叫刘体东同学的父亲刘本善，他叫人家是“人之初，性本善”；同学熊武的父亲叫熊楚飞，他说“一只熊从楚国飞起”；一位叫于刚的父亲叫于跃（yao），他喊：鱼要不要？鱼要（于跃）……如果取不出诨名，就用动作代替。如任培才的父亲叫任宗瑶，他便用手按自己鼻子下的人中摇。他用沙家浜里十八棵劲松一段唱词有“乘荫凉”，来叫我，因为跟我父亲名最后一个字“良”谐音。他给人家取的这些诨名都不幽默。倒是他父亲名字叫刘焕友，有同学叫“硫磺有没有啊”“硫磺有（刘焕友）”，正好切题切意，在硫磺厂，挺合适的。
我们搬进来时，里面已经住了一些学生了，都是来自县城郊区农村，加上我们新来的，宿舍里住了差不多20来人。除了我们这间是住读的中学生生外，建始师范学生也住这层楼。我们宿舍隔壁左右住的是成了家的青年教师。一楼是初中二年级教室，可以透过地板缝看见楼下教室上课的情景。我们高二年级上课的教室在这栋楼的后面一栋的二楼。
宿舍楼面朝操场，我们每天早上的广播体操就在楼下的操场进行。住在楼上的学生可以睡懒觉，到广播体操喇叭声响起再起床下楼还来得及。磺厂子弟格外调皮，相互恶搞，花样翻新。宿舍里其他孩子也跟着起哄。一种恶搞法是晚上趁对方熟睡后，用毛笔在对方脸上画眼镜和胡子。李恩来是比较懒的同学，每天早上要到广播体操喇叭声响起才起床，脸也不洗，边穿衣服，边往操场跑。有一次刘彩云同学在趁他熟睡时，在他脸上满脸胡子，第二天早操广播声响起，他提着裤子往楼下跑。全校师生几百人已经排好队，正做广播体操预备动作，看见李恩来一张黑脸花里胡哨跑来，全场大笑。
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丢尽了颜面，他是不会甘心的，一场更激烈的报复大战即将开始。他知道一定是刘彩云干的。入夜，宿舍的学生心照不宣的洗漱准备睡觉。而李恩来还坐在那里心神不定的学习，他是在等待，他要等刘彩云睡着，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可是刘彩云就是不睡。李恩来实在熬不住了，不管刘彩云睡还是不睡，就要往刘彩云脸上画。刘彩云当然不让，奋起反抗。画不了，就相互往对方身上泼墨水，还不解恨，再往对方床上泼。这一泼又溅到任培才的床上，于是任培才又加入了泼墨之战。三人混战，乱作一团，不知打到什么时候了，是怎么收场？我不管他们，自己先睡了。
磺厂子弟恶作剧远不止是画胡子眼镜，更加恶劣是趁对方熟睡后，用绳子一头拴住对方蛋蛋，一头拴在床架上，等早上起床，扯住蛋蛋，以此为乐。
学生公用厕所是在下楼后，还有几十米靠院墙的地方。每次上厕所是我锻炼的好机会。平常锻炼机会少，我会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以百米速度来回跑完这几十米距离和上下楼梯。
宿舍里有一位患“夜盲症”的农村孩子，大家叫他“鸡母眼”。因为患“夜盲症”的人视力跟鸡一样，白天无恙，到了晚上感觉不到弱光如同盲人。这位“鸡母眼”孩子，天黑后是他困难时间，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宿舍，哪里都不敢去。要是走出宿舍再回来，连自己的床铺都会找不到，有时，甚至会摸到人家床上去了。
当他要尿尿时，他会摸索着走出宿舍门，就在走廊上解决。有时半夜，看见他站在窗户前，手在摸索，像一只爬虫找不到逃生的路口。我纳闷，他连自己床铺都找不到，怎么知道门和窗户呢？后来才知道他是凭感觉，朝有风来的方向走。他在窗前摸索是因为他把窗户当成门了。
这个孩子来读书非常不容易，家里每个月只给他7元钱生活费。他是靠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面糊当饭吃。和这孩子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几位同村同学，跟磺厂孩子一样，也是内讧不断。
我只带了一个小木箱和一床棉絮就仓促离开家，另外带了一个脸盆，那时叫“洋瓷盆”。脸盆已经打过几处补丁。
因为只带了一床棉絮，只好跟任培才同学一起将两张床拼起来，共用被褥。我们都是孩子，再好的关系也难免不闹一次别扭，拌一次嘴。一次扇了任培才一耳光后，我们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破裂。那时磺厂子弟有个恶习，都以叫对方父亲名字来取乐，早在磺厂时就有。叫者乐，被叫者发怒；你越是怒，对方越是叫，周围人跟着起哄。久而久之，有的孩子只知道他父亲名字，而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了。磺厂子弟又将这个恶习带到建始。不仅磺厂子弟间相互叫对方父亲名字，建始孩子也跟着这样叫。我们磺厂子弟的父亲名字几乎都让建始孩子知道了。可是，我从不参与其中，我既不这样叫别人，也不容许有人这样叫我。我不能容忍有人拿上辈开玩笑。由于我从不参与，建始孩子不知道我父亲名字。有一次大家聚在一起，一位建始孩子正向在座的磺厂孩子打听我父亲叫什么？我正低头看着书，心想看谁有胆量说出来。这时，任培才脱口而出说出了我父亲名字，话音刚落，被我一巴掌扇来。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得他不知所措，他没有想到我会下狠手。他怔了一下，就哭起来，接着要跟我分床。无奈之下，我只好又跟另一位同学搭伙，直到家人把被子和蚊帐送来，从此才有了自己的独立床位。
李恩来是我们磺厂子弟中有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他想好好学习，因为他父亲是磺厂技术员，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对他寄予希望；另一方面他又控制不住自己，到处惹事，既惹人，又被人欺负，每次宿舍里混战都离不开他。还没有到建始前，也是这样。据说我离开后，第二年他在建始一中复读，更多同学欺负他，甚至到了考试时间，有同学竟然将他拖住，是他拼命挣脱才赶上考试。还有一次将他装进麻袋，从二楼宿舍窗户往下放，然后吊起来悬在半空，再往麻袋上泼水，这些极端恶作剧都是发生他身上的。当然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是是听说的。
李恩来床上的蚊帐永远是不打开的，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有一次打开他的蚊帐，扑面而来的恶臭几乎要把人熏死。
我一般不跟他正面冲突，过去是，现在也不跟他冲突，实在看不过他的所作所为时，会唆使别人去修理他。李恩来半夜撒尿一般不去厕所，就用自己的洗脸盆在床上解决。一次宿舍的人都熟睡了，我还没有入睡，见他伸手从床底下将他脸盆拿进他蚊帐，接着是嘘嘘撒尿声。我那时还是和任培才睡一张床，我假装熟睡，猛踢了任培才一脚。他醒来听见撒尿声，大叫“有人在床上撒尿啊”。于是，他们之间一场打斗就这样开始。
我们跟师范学生共用食堂。师范学生享受国家补助，免费用餐，凭票打饭。食堂主食是让我难以咽下苞谷面饭和洋芋汤。师范学生会每周打一次牙祭，一般是粉蒸肉。我们搭伙的学生是享受不到牙祭待遇的。有些来自农村的学生为了节约，将自己的那一份牙祭卖给我们这些搭伙的学生。任培才和李恩来两位同学家境条件比较好，会定期送来大米和肉，委托食堂师傅帮忙蒸。食堂里有位师傅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身负过多次伤的老兵，非常乐意帮忙。我们有空时，也会帮他忙。
我打小不吃包谷面饭，只好以土豆汤代饭，显然是营养不够。相对早上的馒头更合我胃口。要是一次遇上吃米饭，我可以不用菜下饭，猛吃一餐。记得最多一次吃了一斤米饭。那一次是跟任培才比，都争强好胜，他为了赢过我，吃了一斤饭后，再加一个馒头。
由于长期伙食不合胃口，让我营养不良，造成轻度浮肿。一位医生说是患了肾炎。不过我非常懂事，深深知道营养对身体的重要，我会省下钱来，每周独自下一次馆子。专点油水多的回锅肉面条，记得一碗面2毛7分钱。因此建始桥头的那家中心餐馆是我再熟悉也不过了。
4、参加第一次高考（1977年高考）
两个月以后，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像天空中滚动的一阵阵惊雷，撼动着当时每个有志青年，特别是下乡知识青年的心。这些有志青年纷纷行动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建始师范学校学生邱农就是其中一人。
邱农是我们磺厂职工子弟，跟我哥哥是同一届同学，我们那时叫他邱哥。他是作为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几年后，最后一批被推荐上了建始县师范学校。他家是书香门第，名望家族，父亲是解放前毕业的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邱哥尽管一直要求上进，学习很好，但受家庭成分不好拖累，一直不被推荐上大学。即使是上建始师范也经过了一番政审波折，险些连建始师范也上不了。一次跟当年的尹校长聚会，说到当年邱哥上学的曲折经历，是尹校长力排众议，说服了招生老师，才让邱农如愿以偿离开了农村。那时尹校长既是建始一中校长，又是建始师范学校校长。事实证明尹校长的力荐是对的，邱哥成了建始师范出类拔萃学生，毕业后留在一中当老师，一步一步走到副校长岗位，培养了许多学生考上大学，桃李满天下。
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传来，也让邱哥激动了一阵。他一得到消息，便立即开始复习，准备迎接考试。但1977年高考具体细节规定，在校的大中专学生不能参加高考，让他十分失望。不过以我对他们这一届毕业生的了解，即使给他们机会考也未必考得上。除了文科基础相对比较好以外，有些优秀的人能写一手好文章，而理科基本上是空白，因为他们中学里没有开设物理化学课，他们中学学过唯一一本理科教材是《工业基础知识》。数学内容也是非常简单，教科书里相当部分是以毛主席教导和理论联系实际内容。但他们语文课本内容比较丰富，里面的课文我篇篇喜欢，当我课余时间读的故事。我对三国里的人物最早是从他们语文课文里一篇《草船借箭》了解到的。那一届能考上大学的是凤毛麟角。而76届毕业的一批磺厂子弟，正好赶上国家抓过一段学习质量，系统的学过数理化知识。恢复高考后，这一届收益最大。
突如其来高考消息并没有撼动我的心，我没有激动，因为对我来说大学是天上的月亮，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是那些积压了十几年的数百万社会青年翘首以盼的机会，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放过的，更何况我的基础那么差。我家里也不是知识分子家庭，家族中没有出现过大学生，能吃饱穿暖是我们寻常百姓最大的愿望。我依然相信我的宿命就是早点读完书，下放劳动，减轻家里负担。
这年高考允许在校的优秀高中生参加。于是，学校连夜组织了一场选拔考试，按照当年设置的高考科目，一个晚上考完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自愿报名参加。大家都毫无准备，齐齐上阵参加了这次选拔考试。很快，第二天就宣布结果，我们班就我和班长两人入围。全校共选出来约20人，有的班可能只有一人，以六班和七班选拔出来的人最多，可能与这两个班来自干部、老师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多。
就这样我懵懵懂懂地加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大军。学校非常重视，把我们被选拔上的同学组织起来，借用师范学校一间教室，为我们补课，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老师。按1977年考试大纲要求，我们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学，必须在高考前20天补完。数学内容涵盖了几何、函数、统计、概率；物理包括力学、运动和力、振动和波、功和能、能量守恒定律、热力学、电学；化学包括胃氧化还原反应、金属、非金属、有机化学等。那时社会上青年，特别是来自大城市下乡到山区的知识青年，意识到这是他们一次回城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非常重视那次高考，全力以赴，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我们高考辅导班，如遇大课，他们也会参加，用功程度远超过我们。他们要早上4点从驻地出发赶来占位置，中午随便找个地方休息或复习。
1977年高考是考试前填报志愿，可以填五所大学和三个参考大学。在没有人指导下，也不知道大学有好坏之分和应该按梯度选择等技巧，就胡乱填报了志愿。我全部填的是建筑方面的大学，如：重庆建筑学院、南京建筑学院等。我内心真正的志向是当建筑设计师，因为我喜欢艺术，更喜欢建筑艺术。我天真地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作为建筑设计师所创作的作品，如果成为了不朽的艺术，将有无限的生命。即时创作者不在世了，而他的作品将永远的留给了后世，如：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高迪设计大教堂、梵蒂冈的圣保利大教堂，那是多么的雄伟、壮观和有艺术观感啊。殊不知现代建筑专业分工细致，即使我上了建筑方面大学，也未必是设计专业。究竟有机会做建筑设计师应该读哪个专业，我那时都没有搞清楚。说不定我真有这方面的才能，可惜自己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在中国，一个人最终的职业选择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为我们补习老师都非常敬业，比学生还着急。我记得最清楚是物理老师，让我有兴趣地在短短二十天里学完高中阶段的全部内容。下课时间，我们补习班的同学一起在走道里谈天说地，让我有机会结识了其他班同学。实际上我还没有进入状态，只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参加的这个补习班，没有使出全部力气复习。二十天时间补完高中全部数理化内容，便仓促上场。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开考的日子到来了。考场设在我们自己学校，四门课程分两天考完，分文理科。理科科目包括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物理化学合成一门）；文科没有理化而是历史和地理，语文会比理科难一些，数学比理科简单些。考试下来，政治课我几乎没有摸到门，语文作文是要写“记一个学习雷锋的故事”，我乱写了一通。数学和理化我可能考得好一些。其实当时考题非常简单，要是拿来让现在的孩子考，大多数可以考高分。不过1977年这次高考体现了真正的公平，考出了真正的智力。因为只给大家非常短的时间复习，让人来不及加小灶，请高师，做题海。全凭考生智力能在短时间内超过别人，能真正看出一个人爆发力。
高考期间，没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都放假回家了，因此磺厂子弟都回磺厂。我考完后也回家休息了两天。回家没有给家人带来喜悦，因为家人没有指望我能考上大学。离开家时还闯了祸，我想从家里带些“炸广椒”，自己翻开坛子时，失手将坛子掉在地上砸碎了。那时磺厂家家户户都自己做泡菜、“炸广椒”和霉豆腐，这些自酿的辅食装在泡菜坛子里。为了防止空气进入，坛子周围盛一圈水。这些泡菜类辅食是我最喜欢的，到现在只要想起小时这些泡菜，我口水就会流出。摔坏了泡菜坛子，母亲没有责怪，但我内心感到深深的内疚。
那时任培才同学还在跟我闹别扭，不讲话。他父亲是厂机关书记，回校时，他父亲安排了一部便车，是厂领导坐的吉普车。任培才只叫上李恩来跟他一起走，将我留下了。找不到便车，只好走路了。他们走后，我接着也跟家人告别，独自踏上回校的路程。
从磺厂到建始县城零公里处是60华里，是从磺厂赵家垭算起的。再到城里和学校还有十几里路。从磺厂最高处赵家垭开始往建始方向走，先是一段长长的陡坡。我只管赶路，必须在天黑以前赶到城里。山路我不怕，怕的是路上遇到恶狗。在通往县城必经路上，有一座小桥，小桥边住着一户人家养了一条恶狗，是绕不过去的，除非翻过山。如果翻山止不定遇上另外的恶狗。有人说会叫的狗不咬人。可这只恶狗不止是汪汪地叫，它还追赶人，扑上去，能不咬人吗？我从大人那里知道，对付恶狗的办法是不要跑，做弯腰捡石头动作，狗会怕了。可是做这个动作是有风险的，要是狗不怕，扑上来了呢？手里拿根棍会更保险，恶狗扑来时站着不动，慢慢移动位置，估计狗追不上了，拔腿就跑。我就是这样绕过了那支恶狗，历经艰险终于返回到学校。小时的恶狗印象太深，让我成人了有时还会梦到恶狗向我扑来。
成绩出来了，但不公布，也不能查分。四门功课满分是400分，听说我们学校李树人分数是二百四十分，考得最好；另一位叫严兵的同学是二百二十分，第二名。当年上省属以上大学分数线是180分，而对于恩施地区考生上本地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降低到160分。平均每门课只要考40几分就可以上大学了。他们俩的成绩已经远远超过录取分数线，但这一年，国家又为在校学生划了一个分数线，规定在校学生上大学分数线比社会考生多100分，即总分要达到280分才能上大学。他们两人虽考到高分，但仍没有达到在校学生规定的分数线。如果220分可以上武汉大学，考到280分可以上清华北大了。我不知道我考了多少分，也不想知道考了多少分，因为我感觉考得不好。可是录取分数线只有180分，说不定我也达到了。
听说建始县有两人考上北京大学，都是武汉下放到建始的知识青年。磺厂子弟聂新政以190分文科成绩考上华中师范学院，成了我们厂第一位考上大学的职工子弟；另一位刘则第分数180分多分，超过了省属大学录取分数线，因为政审不合格，这一年与大学失之交臂，据说是因为受他父亲的牵连。第二年再考，刘则第不及上一年成绩，只上了恩施本地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这个差别对将来事业发展有天渊之别。磺厂子弟还有两位考上了地区级大学，也是非常不容易了。
我发现1977年高考75届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较多。那一届学生正好邓小平抓过一段时间学习，让那届毕业生受益不少。而77届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则凤毛麟角。
1977年高考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多年了。现在想起来这次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它从此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我非常有幸地参加第一次高考。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4、7%。虽然我没考上，但见证了历史，也为我参加1978年高考打好了基础。
5、准备第二次高考（1978年高考）
有了第一次高考经历，我知道了高考对我们这些寒门子弟的意义，同样意识到了上大学并不是遥不可及。但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绝非一般人能够上得了的，只有极少数精英才能成为这种天之骄子。于是，我开始发挥了与生以来超乎寻常的毅力。
在我们备考期间，学校同时对其他学生进行了分班考试，分出了两个快班，其中一班到五班选出来的优秀学生编为七班，六班和七班分出来的优秀学生编为六班。我们参加过1977年高考的同学直接以原来所在班进入了快班，因此我进了七班。同时，来自原来一班的两位磺厂子弟任培才同学和李恩来同学也分到了七班，我们又再次成为了同班。
我们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李树人同学，1977年高考以240分，远远超过录取分数线的优异成绩一举成名。李树人从小学到高中一直以来都是建始县佼佼者，不仅在学习方面优秀，体育、文艺等全面也全面发展。他家其他兄妹也都非常优秀，是那时建始县城里家喻户晓好学生。老师和同学几乎所有人都预判下一年他将冲刺北大或者清华了。李树人跟我邻座，也许我们俩是英雄惜英雄，互相鼓励和照应。当然我不能跟他平起平坐，因为他太优秀了。
班上有一位叫宋云的同学引起我的注意。我家挂有一张我刚出世不久跟一个叫宋云的合影，我一直在想照片中的宋云在哪里？成了我心中的谜团。据说他父亲是建始县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人。我想班上这位宋云无论是年龄还是他家特征，可能就是跟我合影的那位宋云了。面对真实的宋云，虽说相貌过得去，但调皮淘气，让我大失所望。专注学习，无暇顾及他了。
为了迎接下一年度高考，学校组织了一次动员大会。尹校长对1977年高考进行了总结，讲了许多1977年高考过程中发生的趣闻趣事，尤其是作文里出现的五花八门笑话。1977年高考作文是“写一个学习雷锋的故事”，有些是脱离现实杜撰出来的故事，有写成寓言体裁。古文翻译一个削足适履成语，各种离谱的翻译也引来学生们阵阵笑声。尹校长口才好，讲起故事来诙谐动听，让人听起来着迷。后来才知道他做的这次报告讲的好多故事也是听来的，说不定是些子虚乌有的东西。
尽管离高考时间只有半年，高中阶段课程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完成，在学习高中阶段课程同时，还要腾出时间复习和巩固以往学过的内容，部分同学开始紧张起来，但仍有相当部分同学紧张气氛还没调动起来，似乎高考是与己无关的事情。白天我们在教室上课还好说，可是晚上相当多时间是在宿舍。20来个同学挤在一起，有爱学习的，更多是不爱学习。晚上时间多半是在相互打闹和捉弄，而且花样翻新。这种环境是没有办法静下心学习。出于嫉妒，其他同学也不会让你安心学习，以磺厂子弟刘彩云和李恩来花样最多，其他学生跟着起哄。其实，李恩来是挺矛盾和痛苦的，一方面迫于家里压力，他要好好复习；另一方面，他又控制不住要跟人打闹。
我虽然跟他们同龄，又都是磺厂子弟，可我特别懂事，很有自制力，从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宿舍里的混乱让我无法静下心来学习，又没有地方可以去，这个时候教室已经关灯关门。我知道，他们总有玩累和睡觉的时候，于是我想个办法，我在他们打闹时睡觉，养足精神，他们睡觉时我起来学习，还得想办法让他们不知道我在学习。吃过晚饭，我大致活动一下，大约7点到8点钟洗漱和上床睡觉，到了夜晚11点以后，整个宿舍安静下，我再起来学习。起身学习时不能动作太大，以免吵醒他们。我只能半卧位躺在床上看书，直到深夜实在撑不住为止。早上6点还要坚持起来复习政治。
我在床头拉根电线，装上床头灯。不久其他同学也跟着效仿，也装上床头灯，但都没有像我这样有毅力坚持下去。他们照样打闹，累了才上床学习，哪里能坚持住呢。只见他们床头上亮着灯，手里抱着书，其实早已经进入梦乡。没过多久，我们宿舍停电了，可隔壁左右房间仍亮着灯。我顺着电线检查线路，爬上天花板上，发现我们宿舍的电线被整齐剪断。接上电线，继续学习，第二天又被剪断，再接上，再剪断，如此反复，终于有人告发到学校说我们私接电线，被学校管理后勤老师没收了我的电线和床头灯，其他所有私装的床头灯也一同被没收。显然是我们磺厂子弟出于嫉妒搞的鬼。
没有照明，我该怎么办？时间一天一天的浪费，让我心如火焚。我又想到另一种非常原始的办法，点煤油灯。于是，我找来一个装过墨水的空瓶装上煤油，在瓶盖上钻个眼，插根引芯，自制了一盏煤油灯，又重新在他们打闹时我睡觉，他们睡觉后我学习。我恨上苍给我的时间不够，多希望老天能借用一些时间给我，我宁愿少活几年来补老天爷借给我的时间。
晚上睡眠不够，白天上课补。我知道语文知识要靠长期的积累和广泛阅读，靠一朝一夕积累起来的，考前突击复习语文是没有用的。而且已经到了临考时候，老师还在慢慢讲解课文，还不将语文课时间用来复习。我基本上放弃了语文课学习，而语文课恰恰安排在上午，正是我瞌睡来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课，我用书挡在前面，补我头天晚上的睡眠不足。
语文老师姓敖，也是我们班主任。敖老师大学学的是美术专业，字写得漂亮。黑板上画条线、画个圈显得那么流畅，就可以知道她的美术功底。有时熬老师以画来表达课文里的意思。虽然上她的课大部分时间我在睡觉，但她讲的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至今还在我脑海里回荡。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敖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解，成了我的催眠曲。我的睡眠生理生物钟有两个异常调定点就是在那时固定下来了，早上九点到十点和晚上的七点。到了这两个时间点瞌睡一定要来，特别是上午九点的时间点，无论我头天睡得多么好。记得大学里，上午第二节课正好是九点，每到第二节课是我最难熬的。我用手掐自己的腿，嘴咬自己的唇，都赶不走睡意的袭来。干脆眯几分钟，很快会清醒起来。否则整个上午都在跟瞌睡作斗争。记得大学一年级一次上组织胚胎学大课，老教授在讲台讲课，大班一百多人在认真听讲，突然一声呼噜声，让老师和全班同学将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让我尴尬得恨不得钻进地里去。我现在开车也是到了九点钟眼皮就开始打架，我一定要找人代开一会，或者将车停在路边打一个盹，只需要几分钟，我又可以精神振作起来。
敖老师也教我们作文。过去我一直对我写作文没有信心，但每周得按老师要求写一篇。我只有一次作文“记一个学习刻苦的同学”获得过老师的表扬，还将我的作文拿到全班上念。这篇作文记的一个刻苦同学是任培才，我杜撰的他是如何用功的故事。作文写到“他经常学习到半夜，不懂事的妈妈进来将他房间灯关掉，他用镜子反射从隔壁来的光继续学习……”这个杜撰的故事让老师拿到班上念，惹恼了任培才。于是他也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对付我，杜撰一些我是如何学习用功的故事。他在作文里说我晚上为了能坚持学习不睡觉，吃辣椒，摸清凉油。不过他将作文杜撰的方法，后来自己用上了。
敖老师为我们押的作文一点没有挨上我们那年高考作文的边。
学校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老师。物理老师还是那位为我们补习的老师，是我最喜欢的。这位物理老师为了不间断他讲的课，常常是两节课中间不休息，连续讲下来。但也不占用学生休息时间，他会提前10分钟下课，给学生20分钟休息，正是我喜欢的方式。物理老师讲课时条理清楚，循序渐进，又再次将物理的力学、运动和力、振动和波、功和能、能量守恒定律、热力学、电学讲一遍，让我更加深了印象，比我在补习时学的要清楚多了。
化学课还是那位矮个子张老师。不过化学课容易理解，有了一次学习，老师讲不讲的好也没有关系，关键是要花时间复习。
1978年多加了一门英文考试，由于英语不计入高考总分，英语课也基本上放弃。
学校有时会组织全年级学生听大课，有时在操场，有时在饭堂。由学校认为最得意的老师为我们大课解题，其中一位叫常老师。常老师原来是任培才和李恩来同学一班的班主任，是他们班数学课老师，毕业于恩施师范专科学校。可是让他大课解析的是化学难题。说明常老师是学校里全能老师。他也在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常老师宿舍就在我们上课的这栋楼里，晚上经常看见他挑灯夜读到很晚时间，我很羡慕他有个好的复习环境。我在想他是学校最得意的金牌老师，将会考出多么好的成绩啊。我们跟他一起参加高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为我们进行语文解析的是毛老师，他在语文教学方面是学校最得意的老师。毛老师的两个儿子也在读中学，其中一个大儿子“大第儿”，跟我们同年级不同班，两个孩子似乎没有继承他爸爸的优秀基因。毛老师语文功底已经被学校老师和学生传为神话，因为他可以从《恩施报》的文章里找出错别字或者语法错误。那时的人一般认为报纸上文章的是绝对正确的，视为经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是神人，而能从报纸里找出错误不是更是神人吗？不过以这种在报纸上挑错误的方式在大课上解析，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帮助不大了。
学校组织的大课和专门解题会，吸引了周边许多备考的社会青年和乡下知识青年，每场都是座无虚席。
不知道有谁暗中帮忙，让我们几位磺厂学习好的子弟搬出了嘈杂宿舍，和师范学校学生住一起了。在同一层楼，隔了两间房，宿舍里还是20来人。跟喜欢滋事的学生隔开，磺厂子弟间的恶作剧大有收敛。师范学生宿舍是高低床，靠里的床位都已经住满。没有选择，我跟任培才同学就住靠门的一架床了，任培才睡上铺，我睡下铺。李恩来在里面找到一个床位住下来了。
师范学生都是老实本分的学生，回到宿舍都各自安静地做自己事情。没有了竞争和嫉妒，我们可以再次架起了床头灯，我再也不用先睡一觉再起来看书了。有了床头灯，想看书多久，就多久。
跟我们连在一起的一架床是新来的磺厂子弟子弟，叫刘子建。刘子建原来在磺厂子弟学校读书，失踪过一段时间才来建始读书的。原来之前他去了他的老家湖北应城读书。刘子建还有位姐姐刘子慧是跟我们是从小到大的同学，也跟我们一起来建始一中读书的，不过她没有跟我们上同年级，而是留一级，重新从高中一年级读起。那时许多孩子家长听说高考后，为了让自己孩子学习基础打扎实一些，纷纷将自己孩子留级重读，有的甚至留两级，从初中读起。有一位同学，在我大学五年快毕业了，她才参加高考，也只是考进了一所中专学校。殊不知高考拼的是相对成绩，你基础扎实了，人家也扎实了，相应考题也难了。说不定她不留级，按部就班地读下去，也能考上这所学校。
刘子慧和刘子建的父母都是我们厂医生，是我们尊敬的刘叔叔和胡阿姨，人缘关系极好。刘叔叔父亲长期跟着刘叔叔住，在磺厂去世时，丧事隆重不输厂里任何去世的人。刘叔叔可谓为他家子女倾注了心血，到处找人托关系。终于在他最小女儿身上有了成效。每当他说起小女儿是出国的人，刘叔叔都会眉开眼笑，内心喜悦无以言表。
没有经过高考只是推荐上大学的人，不管是好大学还是差大学，甚至中专生的学生水平都是一样。好大学里有差学生，差大学里有好学生。建始师范的这些师范学生有些看起来也挺体面、上进。要是有高考机会，他们中说不定能考上几个大学生来。有两位学生非常突出，一个是磺厂子弟邱农，另一位是他们的班长。这位班长在我当时看来长得挺英俊潇洒。记得第一次看到香港演员钟镇涛时，总感到记忆中有个人像他，但始终想不起是谁像他。当我回忆起中学时光时，想起来就是这位班长像钟镇涛。邱农和这位班长都在读师范时谈对象。两个人的对象都称得是他们师范学校校花。
从磺厂来的邱农对磺厂子弟有种特殊感情，自己没有机会参加高考了，却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磺厂子弟上，尽力为我们创造条件。这次调整宿舍说不定是他暗中帮忙的。为了激励我，他拿我哥哥做榜样，杜撰一些我哥哥是如何用功上进的故事。其实作为弟弟，我当然知道我哥那个时代的事情，他们那时是没有用功一说，因为那是一个动乱和知识无用的时代。他们所谓上进是要站对队伍。当然，我哥哥始终没有放松过自己学习和读书。限于当时条件，我哥哥有这种精神已经不错了。
磺厂子弟只有刘彩云没有虽我们搬进师范宿舍，正好我们厂子弟学校一位叫金傲峰老师到建始一中进修，住进了我们原来的宿舍。刘彩云很快就粘上金老师，跟他热络起来。金老师是建始城关附近人，经常带着刘彩云回他家。他俩相处时间长了，想必金老师定会有一番苦水往肚里吞。金老师的到来像是及时雨，拖住了一个自己不想学习，却破坏他人学习的累赘，间接地帮助了我们。
有师范学生大哥哥们罩住，再没人敢捣乱了，大家开始倾力拼搏。晚上想看多久书也没有人干扰，只要能扛得住。但那时毕竟都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到了时间，眼睛皮开始打架，强撑也没有用。我们想了一些办法，如眼角抹清凉油、吃辣椒，都无济于事。这两种方法是任培才在作文里曾经虚构过我的故事，付诸实践。抹清凉油可以刺激眼睛，只是一过性效果，刺激作用一过，仍止不住眼睛皮要搭下来，甚至不等刺激作用过，眼睛皮也会搭下来。我没有试过吃辣椒，毕竟动作大，试想每到瞌睡来的时候，找到辣椒瓶，打开瓶盖，舀一瓢辣椒咽下，未免有些夸张。殊不知睡眠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一种生理现象，是大脑神经活动的一部分，是大脑皮质内神经细胞持续兴奋之后产生了抑制的结果。人在生活中，有工作，有休息，在神经活动中，有兴奋，有抑制。抑制本身是为了保护神经细胞，以便让它重新兴奋，让人们继续工作。实际上人的睡眠是不可抗拒的，没人能靠毅力违抗身体的生物调节。到时间，虽然床头仍亮起灯，实际上是早已进入梦乡。
同学们之间在暗暗较劲，时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要想超越别人只能抓住别人玩耍、吃饭、睡觉的疏忽，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但还得避免引起同学之间的嫉妒心。孩子天性就是想玩，但又怕自己玩而别人用功超过了自己，一定要拖着你一起玩不可。我的策略就是谁叫我去玩，都不会拂人家的面子，但我也不会放弃多比人家学习的机会，中途我会偷偷地溜回来看书，但是是躲在不被人发现的地方。
同学叫我去看电影，我也欣然跟着去。那时建始县城只有一家电影院。从学校去电影院要翻过后门院墙，穿过城关镇中学，走过一段田埂，才能到达。城关镇中学到电影院之间是农田，走过这段路要跨过一道一道田坎，没有路灯。入夜，田里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行人经过时，在田埂上乘凉的青蛙扑通扑通地跳进田里。有人会打着手电筒来到田埂上抓青蛙，一晚可以抓好几斤。估计现在这片农田都盖上高楼了。
在文化娱乐匮乏的那时，看场电影是极大的享受。跟随一班人进入电影院，我还牵挂着我的功课，过一分钟就让我心痛一分钟。终于等来开演时刻，电影刚开始几分钟，趁他们没有注意便偷偷地溜了出来。在漆黑的夜晚下，走在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跑回学校。回去了也没有去处，教室已经熄灯，不敢直接回宿舍，还得假装看过电影。
学校靠围墙内有一片油菜地，旁边有一根电线杆上装有路灯。6月-7月正是油菜长得最茂密、油菜花开得最灿烂的时候。我便躲进这片油菜花地，坐在电线杆下，借助这一盏路灯看书学习。大群飞蛾在路灯周围乱撞，蚊子嗡嗡的不断地在我耳边叫，叮咬。我要坚持学习，一直到他们看完电影快到宿舍时。我还记得我看过，而中途退场的几场电影，如：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罗马尼亚的《斯特凡大公》等。
炎热的夏天，学校后面的光润河是我们降暑和嬉戏的好去处。更远一点是朝阳灌山脚下，那里是光润河最深处，可以跳水。爬上山崖的台阶往下跳足有5米高，正是我拿手的，不管是鱼跃式头朝下，还是插冰棍式脚入水，我都在行。对其他几位磺厂子弟来说不止是为了消暑降温，更是满足他们作为初学者的游泳瘾。因为磺厂地处高山，即使夏天，从山里流出的水仍然是冰冷刺骨。建始的光润河是难得的机会。我在磺厂的热水池和小溪里泡过几年，虽动作不规范，但水性不错。任培才和李恩来那时还不会游泳。他们去河里一定要拉上我，我知道他们心里的小九九“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学习，你也别想”，否则大家都玩得不愉快。每天中午和晚饭后两个时间段常规要去游泳。我中午一定要休息的，因为全天紧张的学习，要靠中午的午休来恢复，同时备足精神，晚上再战。于是等他们下水玩的正欢，我也游了几个回合，便偷偷地上岸，赶快回宿舍睡一会。
每天两次的下河游泳，在水里要泡几个小时，以为身上很干净不用洗澡了，不知不觉地发现我们身上皮肤开始起点点斑块。先是任培才脖子部位开始起，像过去见过的蛇皮病（鱼鳞病）的斑块，接着我身上也开始有了，向肩膀、腋下部位扩散，渐渐结成一片。我们以为自己是得了什么怪病，相互之间传染了，惊恐不已。偶然用肥皂一擦，可以擦掉，那是因为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肥皂真正洗澡而结的“虼蚤”。
有一次任培才神情若定地站在水里一动不动，屁股后面几坨大便漂浮上来，是他在水里拉大便，他以为他拉的大便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沉入水底，哪想到大便的比重比水轻，从水里浮上来了。
离1978年高考越来越近，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家人开始想办法找人补习功课，开小灶，猜题押题；在伙食方面加营养，如家里送来米饭和肉什么的。为了让孩子掌握时间，有的家长送来手表。临近考试还调整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睡眠。
由于1977年高考，磺厂子弟考出了骄人成绩，磺厂子弟学校也组织考生加入了1978年的高考行列。因为我们的出走，没有应届毕业生，他们从高中一年级选拔出来部分学生参加高考。还有相当部分工人1977没有反应过来，1978年也报名参加高考，他们中好几位都是我熟悉的人。磺厂领导非常重视磺厂考生，将来建始的考生安排在磺厂住建始办事处附近的旅社。还从子弟学校精选出老师陪，连考前一天也不放松补习，为考生们解题。我接待了他们，观摩他们最后一晚的补习和解题课。解题课是在磺厂住建始办事处举行，解题老师是一位叫陈疑生的老师。陈老师是湖南中南矿业学院毕业分配到磺厂当工人后，抽出来做老师的。陈老师虽没有教过我，但我知道陈老师喜欢打牌，经常看见他跟磺厂老师们聚在一起打牌，而且非常投入，容易激动，常常因为跟人争个输赢吵得面红耳赤的。陈老师也酷爱打篮球，主力队员轮不到他，常常是作为后备队员等待队长召唤。
周围紧张的气氛并没有感染我，我的心情平静如水，仍然按部就班地复习，家里人没有特别照顾。我以不抱希望的轻松心态迎接这次高考。我预估了一下我自己，要是按1977年录取比例，我们学校今年最多只能上10人，我大概进不了前10名范围。
七月二十号高考正式开始，到二十二号结束，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英语只作为参考，不计入总分成绩。记得政治科有一题是列出党内十次政治路线斗争。语文作文是意外地写一篇缩写文，将郭沫若的一篇“科学的春天”3000字，缩写为800字。当考语文科做到作文题时，觉得这篇“科学的春天”每一句话都重要，难以取舍，于是我几乎是一字不少照抄了原文，显然作文是得不了分。最后一门是英语，多数考题是ABCD选择题。我几乎是没有看题随机勾了答案，几分钟就做完卷子。由于考场规定开考后30分钟才能离开考场。30分钟一到大半考生就交卷离开了考场，不到一小时几乎全部考生交卷，只剩下李树人一位考生还坐在考场，仍在全神贯注地做题。由于他是坐在靠窗的座位，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在场外看见。李树人在上届曾在创造过骄人成绩，这次全校师生对他寄予厚望。已经交卷的部分同学，没有离开仍守候在现场观看这历史一刻，大家都期待李树人能再创佳绩。终于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李树人才起身交卷，一步一步走出教室。
6、高考后事
我们作为集体投报建始一中学习的首批磺厂子弟，取得了良好成绩，为磺厂子弟打开了局面，同时在磺厂人中扩大了影响，磺厂子弟纷纷效仿，要到建始一中读书。
为了加强两校之间联系，加深磺厂子弟对建始一中了解，我知道磺厂子弟都酷爱篮球，已经一年没见过他们球技了，想必他们一定又有了新的长进。于是，在高考结束后，我向邱农建议组织一场磺厂子弟学校与建始一中篮球赛。正好一中有位体育老师与磺厂子弟学校的一位体育老师是同学，他们一拍即合安排了这次活动。于是我回到磺厂，将这帮磺厂职工子弟带下山，还是走路下来的。不过有这么多同学们一起走山路感到轻松多了。到了建始，我们在老街找到一家餐馆，以AA制方式，每人出5毛钱凑起来，吃了一个集体大餐。
当天跟建始一中学生进行了一场篮球友谊比赛，这次比赛虽是建始一中胜利，但磺厂子弟只是从30多人选出来，而建始一中是从400位学生里选拔出来的，因而磺厂子弟虽输犹荣。
高考结束后整个心情放松了，只等待公布结果了。如果说1977年考题简单，分数线只有180分，作为贫困山区的恩施地区考生更低至160分，平均分数40分可以上大学的话，1978年考题要难得多，我估计分数线应该是200分左右，最多不会超过240分吧。我虽跟人一再强调我考得不理想，我暗自评估自己可能会超过200分，心里有些窃喜。不过毕竟分数没有下来，仍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
八月份的一天，终于收到了招生办公室寄到家里的高考成绩单，是一张小纸条列出的考试总成绩和各科成绩。我出人意料地考到300多分，这个成绩是我们班第一名，也是全年级第四名，高出我们磺厂一同在建始一中读书的子弟最高分的一倍多。我的各分科成绩中，政治科成绩一般，既没有为我加分也没有为我减分。语文成绩最差，一方面是老师战略有误，高考前还在上新课，而不尽早进入复习；另一方面，要是那篇作文字数不那么离谱，或许能让我失分少一些，将对我总分是极大飞跃。数学没有考出我应有的水平，可能是因为我始终认为数学是我的长项，次次数学竞赛，不管是学校、县里，还是地区我都能得一等或者二等奖。化学超常发挥，得了91分，不过学校更有两位高分人，分数是93和92的高分，分别是为我们进行过大课解析的常老师和李树人。我物理成绩是79分，从分数看不高，却是全县第一名，这个成绩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全县第二名和第三名也只是71分和62分。英语只得18分，靠乱蒙到这个分数也不错了。刘彩云英语竟然蒙出21分来。虽然考到300多分的好成绩，也有风言风语说我的分数通过查分加了几分，据说复查卷子的老师就是一中老师，从我的草稿纸里找到了数学答案，是我没有来得及写在答案处。如果情况属实得感谢那位查分的老师。
一直被看好的李树人同学的成绩让人大跌眼镜，刚过300分。大家都以为他的英语起码能上到90分，结果只得39分。不过，那时报考英语专业的英语成绩也只是40分，有39分的成绩是很不错了，而且英文考试一般不会失误，最能反应实际水平。这年高考建始一中过300分的只有6-7个人，上省属以上大学分数线是280分，建始一中上这个分数线的只有10来个人。
我的父母为我的这个成绩高兴得无以言表，家里有了一些祥和的气氛。此时我感觉到了上大学不是那么遥远。如果被录取我将是磺厂应届毕业生中第一位考上大学的子弟。
分数线出来了，出乎我的意料，省属以上大学分数线是280分，比较77级，有了大幅度提高。按相对分数算，有些参加过1977年高考的同学，1978年成绩未必好过上一年，李树人就是典型例子。
我们上线的同学返校填报志愿。我在学校里已经没有住处，我找到母亲同学兼好朋友李阿姨家里住下，跟她家小儿子一起住他家楼上阁楼里，也在她家吃饭。那时大人很少跟孩子交流，究竟我母亲和李阿姨是怎么认识的，是怎么个关系，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是我母亲朋友，住在他家也就心安理得了。李阿姨是北方人，待人热情。她家有4个孩子，老大在恩施地区文工团；老二读中学时，曾经拉练到过磺厂，我家本想要好好接待他，可是他太客气，怎么也不肯来我家吃一餐饭；一个女儿跟我同学，是同年级的文艺班，长得漂亮，分班时没有进入重点班。那时男女界限分得很清楚，尽管我在她家吃住了好几天，没敢正眼瞧她，也没有和她讲过一句话。我们家只有找她家麻烦，她家从不麻烦我家。
这一年填报志愿是在高考分数下来，并划好分数线以后填报的。我一改以往要学建筑的兴趣和志向，转为儿时的约定，填报的全是医学类院校，武汉医学院、湖北医学院、中山医学院、第三军医大学等。这个约定是小时候我们兄弟定下的，我哥哥说他长大后学文，将来当作家；我学医，做个赤脚医生，在田间地头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弟弟学工，将来当个技术员。这个约定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基本实现了。
回学校提交填报好的志愿时，碰见了六班的班主任艾老师，她看完我填报的志愿后，以肯定的口吻说我能去武汉医学院了。她的女儿就是上届考上武汉医学院的；这一届是她儿子参加高考，也考出了骄人的成绩，被武汉建筑材料学院录取。
高中生活虽吃了不少苦，但却是我人生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往后的日子是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总感到我这次能考上大学主要是运气。首先是机会运气，已经中断了十几年的高考，正当我应届毕业时国家恢复了高考政策，此时我的身体又是处于最佳状态。高考这一年里，长期折磨我的扁桃体没有发炎。其次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得以让我在众多优秀同学中脱颖而出。如果按平时的排名我是进不了前几名的。
我相信命运，如果上苍是公平的，给每个人好运和歹运机会均等的话，我的这次好运补偿了我童年时的所有不幸，也透支了我将来的好运，以致我在后来无数次，几乎到了手到擒来的机会而没实现。追溯既往，是我这一年的运气太好了。由于我太迷信上苍的公平，我一生中从不参与像买彩票和抽奖这种碰运气的活动，因为我担心中了大奖，命运的天平会向歹运方向倾斜。要是不得已参与了这些活动，我宁愿不中奖。我更希望的是付出努力，来获得相应的回报。
1978年的这次高考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唯一一次最公平的竞争，因为那是一场完全凭分数的竞争。这次竞争，不用看个人长相、不用看家庭背景、不用看言谈举止、不用看人际关系，也不是经过投票。虽然，我以后也经历过无数次考试和竞争，但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人为因素，既要要求自己发挥出水平，表现出实力，更要走人际关系。其中人为因素太大。
虽然过了分数线，能够上大学了，但比起那些考上北大和清华的优秀考生我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对我来说，虽不及许许多多的更加优秀考生，但让我获得了一个更上一层楼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