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元前221—前206年），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嬴政所建。在秦朝，始皇帝建立了从朝廷到地方的一整套政治体制，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成长。由于秦始皇及二世胡亥实行暴政，导致秦朝迅速灭亡，为汉朝取而代之。
郑国渠利（《资治通鉴》卷六）
公元前246年，韩国想使秦国军民疲惫，不能发兵东征，便派了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工匠到秦国，游说秦王兴修水利。工程从仲山起，开凿一条引泾水、沿北山东注洛河的灌溉渠。在工程进行时，秦王发觉了韩国的意图，想杀死郑国。郑国说：“我确是为韩国延长了几年的时间，但这灌渠建成后，秦国也可享千秋万代之利啊。”于是秦王命他继续完成了灌渠的修筑，使填塞着的泾水流入关中，灌溉盐碱土地四万多顷，关中从此农业收成渐丰，更加富饶。
事典评析：
郑国的话说明了一个道理：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
做人为官要深思熟虑，但绝不能瞻前不顾后，也不能不顾现实一味地空想。
作为从政者，没有长远意识行吗？其决策稍有失误，就可能成为“千古之恨”。当要决策大事的时候，应该好好想一想，未来人会恨骂吗？
现在科技飞速发展，我国要走的是科学发展之路，决不能以拼资源、拼消耗换发展，决不能以破坏社会公平与正义换发展，决不能要冒着浓烟、流着黑水的国内生产总值。否则，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请记住：不要让今天的繁荣透支明天！
廉颇遗恨（《资治通鉴》卷六）
公元前245年，赵国任命廉颇为代相国，领兵去攻打魏国，夺取繁阳。赵孝成王去世，他儿子悼襄王继位，派武襄君乐乘取代廉颇。廉颇不解，大怒，攻击乐乘，乐乘逃走。
廉颇不敢回赵国，便逃到魏国，但魏王不信任廉颇。赵国军队多次遭秦军困逼，赵王想召回廉颇。廉颇也想再为赵国效力。赵王派了使者去察看廉颇是否还能任用。廉颇的仇人郭开贿赂使者很多金钱，要他毁谤廉颇。廉颇会见使者时，有意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后披上甲上马，以显示自己仍能带兵打仗。使者返回赵国，向赵王汇报说：“廉颇虽然年老，但很能吃饭；只是与我同坐时，不一会就去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年老，便不召他回国。
楚王获悉了这一情况，即派人去接廉颇。廉颇成为楚国的将领后，就没立过什么战功，因为他心里还想着赵国，他曾说：“我想为赵国出力！”可是这个想法，直到他在楚国的寿春病死也没有实现。
事典评析：
廉颇因人事任用不满，一时冲动惹下祸端，奔走他国。他虽满腔抱负，却报国无望，最终客死他乡，实在令人惋惜。
家里有个贤妻，单位有个好领导，这生活就有滋有味了。有时，好领导比贤妻更重要。在古代，妻不贤，可休；在当今，妻不淑，可离。而领导不好，你应对的办法就不多了，搞对抗，弄不好停职、离岗、穿小鞋、一生憋气；“跳槽”，这山不比那山高，这里领导素质也许更低，遇到什么样的领导，真有点撞大运的意思。尽量别埋怨上司有眼无珠。上司有能庸贤愚之别，任事用人总有不公，其中曲直不必细说。然而牢骚太盛，于事毫无补益。多有终日慨叹“怀才不遇”者，倒霉根由正在此处。
冲动易怒是造成廉颇遗恨的根本原因。冲动是一种最无力、最具破坏性的情绪，它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因为冲动，有人铸成大错而抱恨终身；因为冲动，有人家破人亡而痛不欲生；因为冲动，有人危害他人而遭人唾弃……许多人因为冲动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冲动的一个最大缺点是轻易做决策，或突然决定干什么，或突然决定撤销什么计划。这种轻率的行为本身很可能就是失败，根本不需要等到结局发生。俗话说：“冲动是魔鬼。”古人也有言：“三思而后行。”所以，人们要谨记：冲动往往以愚蠢开始，以后悔而告终。
李园献妹（《资治通鉴》卷六）
公元前238年，楚国的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为此担忧，遍寻许多能生育的妇女进献给考烈王，结果还是没生儿子。赵国人李园想把自己的妹妹送给楚王，听说楚王不能生育，恐怕自己的妹妹日后因没有儿子而不受宠爱，于是请求做春申君府上的舍人，设计使春申君纳其妹为妾。
没过多久，李园的妹妹有了身孕，李园即让她去劝春申君说：“楚王非常宠爱你，就是亲兄弟也没有像这样好的。现在你为楚国相国二十多年，而楚王却没有儿子，到楚王死后便将另立他的兄弟为王，而新君必定会让他的亲信得到尊贵，这样，您又如何能长期受宠呢！不但这样，由于您长期掌握政事，对楚王兄弟失礼的事也多，一旦他们登上王位，您就要大祸临头了。现在我有身孕而别人不知道，我和你相爱的时间不长，如果您能把我进送给楚王，楚王一定会宠爱我。如果上天保佑我生了男孩，那将是你的儿子继承王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这与身临不测祸患的情况相比，哪个好呢？”
春申君十分赞同这个意见，于是把李园的妹妹送出府，另建馆舍让她居住，并向楚王引荐她。楚王召她进宫，宠幸她，后来便生了男孩，立为太子。
后来，李园的妹妹被立为王后，李园则掌管政事。此时李园开始了他下一步的计划—杀掉春申君灭口。他暗中豢养死士，只等时机到来。
楚王病重时，春申君的门客朱英对他说：“世上有意想不到的幸福，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现在你身处捉摸不定的社会中，事奉喜怒无常的君主，身边怎能没有一个您尚未预料却忽然出现的帮手呢？”春申君疑惑地问道：“先生说的我不明白。”朱英说：“您任楚国相国二十多年了，虽然名义上是相国，实际上相当于国王。楚王现在发病，早晚都会死去。楚王死后，您可以辅佐幼主主管国家大政，到国王年长时交还政权，当然，您也可以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当王，这就是意想不到的幸福啊！”春申君问：“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灾祸？”朱英说：“现在朝中有权力的，除了您就是李园。他是个十足小人，还暗里豢养了许多勇士，楚王一死，他一定会抢先入宫夺权，杀您灭口，这就是意想不到的灾祸。”春申君问：“什么是尚未预料却忽然出现的帮手呢？”朱英说：“您任命我为郎中，楚王死后，李园想进入宫殿，我替您杀死他，这就是所谓忽然出现的帮手！”
春申君不认为李园对他有什么威胁，毫不理睬，朱英害怕被李园报复，就逃走了。十七天后，楚王驾崩，李园果然发难，抢先入宫杀死进宫的春申君，并将春申君一家屠戮干净，立李后所生的儿子为楚王，是为楚幽王。
事典评析：
春申君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被小人李园设局套牢，导致家败身亡。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太看重利益，与生俱来的清净心就会被污染。一旦失去清净心，判断是非的能力就大打折扣，就会置责任和道义于不顾，整个人就难免心浮气躁。此时，如果有人诱之以利，没有谁会不“中招”的。
春申君的悲剧还警示人们：要提防小人。
小人就是那种忘恩负义者，有困难时别人鼎力帮助他，但他不仅不知回报，反而过河拆桥；小人是搬弄是非的高手，他到哪里，哪里就不再平静；小人还是造假的圣手，擅长无中生有，不把别人害死决不罢休；小人见不得阳光，只在阴影中出没，且手段刁钻、狠毒。
对付小人，既要有一定的原则，也要有一定的策略和技巧。首先要居安思危、勤于检点，让小人无机可乘。其次是处变不惊、从容镇定，能以不变应万变。再者是胸有成竹、进退自如——进则必胜，一剑封喉；退则能忍，海阔天空。当然，君子无小人之心，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在对付小人之时，还是先想想自己有没有冒犯过小人，若有，那就防着点！
李斯上书（《资治通鉴》卷六）
公元前237年冬，吕不韦被免除了相国职务，离开咸阳到洛阳。
秦国的贵族大臣们建议说：“从各诸侯国来秦国任官职的，都是为他的主君游说并离间秦国的君臣的，请求把他们全部赶出去。”于是秦国大肆驱逐来自各诸侯国来的客卿。
客卿楚国人李斯也在驱逐的范围中，走的时候，他上书给秦王说：“从前秦穆公聘求士人，在西方戎地中得到了由余，在东方宛邑得到百里奚，在宋国迎取了蹇叔，在晋国聘得了丕豹、公孙支，因此兼并了二十个国家，在西戎称霸。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诸侯各国都亲近臣服秦国，直至今日国家仍然非常强盛。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六国的合纵联盟，使他们事奉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使王室强大。这四位君王，都是任用客卿而成就功业的。从这些事实看，来自诸侯的客卿没有对不起秦国的地方！而您却对人才不分其才能高低、不论好坏，凡是不属秦国的客卿就驱逐。我听说泰山不推辞土壤，所以才能构成它的高大；河海不嫌弃细小的水流，所以能够成就它的深广；圣贤的君王不抛弃民众，故能够显现他的恩德。这是五帝、三皇所以天下无敌的原因。现在您却抛弃非秦国籍的百姓，使他们去帮助敌国，斥退客卿让其为各诸侯效力，这就是所说的给敌寇借兵器，给盗贼送粮食啊。”
秦王看到李斯的上书，召回他，恢复他的官职，废除逐客令。秦王后来用李斯的谋略，重金聘用各方的人才，为己所用。在短短的几年内，终于兼并了天下。
事典评析：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秦国之所以能够兼并天下，正在于此。无论是当官还是做人，都要像大海一样“有容”，有大海一样的胸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成大事者，除了有能力、有本事之外，有没有胸襟也是关键之所在，有多大的度量做多大的事，小肚鸡肠的人又如何能取得天下？“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其中的道理又何止是做人做事啊！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胸怀坦荡方能成大事，包容是人的第一美德。齐桓公曾经与管仲结下“一箭之仇”，但因他能摈弃前嫌拜管仲为相，才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李世民登基后重用敢于进谏的魏征，并把他作为一面镜子时刻督促自己，正因为他有坦荡的胸怀，才成就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贞观之治”盛景。
包容他人是美德，也是智慧。我们面对着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职业的人，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喜好或观念去从事社会活动。有了包容之心，我们就更能理解他人，在人生这棵茂盛的大树上放射自己迷人的魅力。
“有容”，是一个时代人才辈出的有力保证。在历史和现实中，高明的领导者在用人方面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包容”政策——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一技之长，都让其占有一席之地，发挥才干，故而人才辈出。
韩非之死（《资治通鉴》卷六）
公元前233年，韩王向秦王割让土地献上印玺，请求成为秦国的藩国，并派韩非到秦国拜谒问安。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之一，擅长刑名法术之学。他看到韩国国力日益削弱，多次上书请求韩王重用他，但韩王不用。韩非对韩王治理国家不任用贤能，反而将那些轻薄淫逸的害人虫安置在有功劳实绩的官员之上，尤其对“形势宽缓时就宠用有虚名的人，形势危机时就动用穿甲戴盔的将士；国家所培养的人不是所要任用的人才，所要任用的人又不是国家所培养的人”的行为不满，痛心廉洁正直的人在韩国不能容身。他看到以往治乱得失的演变，撰写了《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五十六篇文章，共有十多万字。
韩非出使秦国后，便上书向秦王进言说：“现在秦国土地方圆几千里，军队号称百万，号令统一，赏罚分明，天下各国都比不上。我冒死求您见我一面，如果我的计谋不能使您破了六国的连横，不能使六国全都臣服于秦国的话，您就杀了我。”秦王对韩非的上书非常高兴，但并没有马上见他、任用他。
秦国的重臣李斯和韩非是师兄弟，对韩非的到来异常担心，害怕自己会被他取代，就决心除掉这个眼中钉。于是他向秦王说：“韩非是韩国公子。现在我们要兼并诸侯各国，韩非终将为韩国打算而不会为秦国打算，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你不任用韩非，而让他在秦国长期逗留，后再放他回去，这是自遗后患啊，不如依法将他诛杀。”秦王认为李斯说得有理，便将韩非交给刑狱官吏治罪。
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赶快自杀。秦王醒悟后悔，派人去赦免韩非，但韩非已经死了。
事典评析：
学问的高深与品格的高尚有关系，似乎又没有必然的联系。有时候我们发现，学问和最卑鄙的品行结婚，其生产的怪胎更为可怕，比如对权力追逐的不择手段，对权贵的卑躬屈膝、趋炎附势，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对平民的傲慢无礼、横行霸道，也到了让人深恶痛绝的地步。李斯学问可谓大矣，可他有嫉贤妒能的恶习，当他发现他的同学韩非比他才学更高一筹，有可能超越他的地位的时候，不惜采用栽赃陷害之术，谋害了韩非。为了一己私利，李斯让自己的人格分裂到此等程度！
财富也是如此，有多少人能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相反，财富倒成了品德败坏和堕落的催化剂，它掌握在意志薄弱、缺乏理性的人手中，只能成为诱惑和陷阱。一个人，假如拥有学问、拥有财富，再赋予他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自私自利、凶狠残暴的性格，不就是希特勒在世吗？不就是给这个本来安详的世界制造了一个威力很大的原子弹吗？能让这种人上台执政吗？人需要知识、需要财富聚集，但更需要德行润身、德才兼备。
得从德来。在工作中，领导干部若依靠权力、威严赢得百姓的赞誉，注定是“人前人后两个样”、“人走茶凉”；唯有依靠品德赢取的百姓赞誉才会持久。道德可以分为很多种，如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等，这些都是优良的品质，需“涵养”、“坚守”、“厚实”。
荆轲刺秦王（《资治通鉴》卷六、七）
公元前232年初，燕国太子丹曾在赵国作人质，与生在赵国的秦王是朋友。待到秦王即位后，太子丹又到秦国作人质，秦王对太子丹不以礼相待。太子丹一气之下，逃回燕国。
转眼几年过去了，公元前228年，由于太子丹仇恨秦王，想报仇，便询问自己的太傅鞠武。鞠武提出联合其他国家一起攻打秦国，但太子丹认为这样太慢，不如找人刺杀秦王来得快，于是他拿出全部家产，寻找能够刺杀秦王的人。
太子丹听说卫国人荆轲贤能，便带着丰厚的礼物去求见荆轲。他费尽心思，用谦卑的语言，请荆轲刺杀秦王。荆轲答应了，但认为时机不成熟，并提出要两样东西，一是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州东）的地图；二是因犯罪而逃到燕国的秦国大将樊於期的脑袋。荆轲认为自己带了这两样东西去见秦王，才能取得他的信任，方能接近秦王。
公元前227年，荆轲身带锋利的毒匕首到了咸阳，用重金贿赂秦王的宠臣蒙嘉，求见秦王。秦王非常高兴，身穿朝服，设九宾大礼来接见他。荆轲捧着地图献给秦王，地图翻到最终，匕首出现，他便扯住秦王的衣袖猛力刺去。荆轲没有刺到秦王的身体，秦王惊起，拉断了衣袖。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殿柱奔跑。群臣们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有想到仓促之间会发生此事，大家都失去了常态。依照秦法，在殿上伺候的诸臣，不能佩带任何武器，左右近臣只好徒手前去扑打荆轲，并大叫：“君王快抽背上的宝剑！”秦王抽出背上的宝剑刺击荆轲，斩断他的左腿。荆轲将匕首掷向秦王，击中铜柱。荆轲自知大事不成，骂道：“我来此是想胁迫你达成协议，来报答燕太子呀！”秦王大怒，便肢解荆轲示众，并派大军前往赵国，命令王翦攻打燕国，大破燕军。
事典评析：
荆轲刺秦虽然以失败而告终，命丧黄泉，但自始至终，他一直是作为反抗强暴的英雄形象出现的。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与专诸、聂政、豫让相比，他们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因此，他自然名列“四大刺客”之首，是人们心中的大英雄。
当然，对荆轲刺秦的评价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位历史学家说：“这个话题多年来一直被当作英雄话题，但实际上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当时六国普遍政治黑暗，六国的君王不是无所作为就是亡国之君，所以人们今天评价那一段历史，认为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他结束了割据分裂的深重灾难，他的统一为后来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秦始皇是一个建立了巨大功勋的历史人物。所以荆轲刺秦是不顾大局的行为。不必否定荆轲，但也不必夸大他的精神。”也有人认为：“历史的进程是个人无法阻挡的。即使荆轲杀死了嬴政，还会有下一个秦王来继续统一事业，所以他这种行刺的举动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当然，他的精神还是可贵的。”还有的人则认为：“逼樊於期自杀，这表现出了荆轲的凶残，绝非什么侠义之气。”
尽管各派对荆轲的评论不一，但是有一点形成了共识：荆轲刺秦体现了一种阻挡秦国继续攻打其他小国战争的愿望。无论是退兵之计也好，或仅仅是缓兵之计也罢，这应当是荆轲为解燕国之困，更是为诸侯国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荆轲虽不懂得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勇力担当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
古语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以前，有很多英雄豪杰为了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顶狂风战恶浪，舍生取义去奋斗、去拼搏；迎着困难上，经受住各种苦难的磨炼；生为人民而战，死为人民献身……这是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操。
在新时期，为政者的爱国情操表现在根本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方面，即政治上的坚定性—模范践行当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不动摇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表现在对待人民的根本态度方面，即有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俯首为“牛”，鞠躬尽瘁，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自我；表现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即有无比英勇顽强的精神—无论对方多么狡诈，给予什么样的好处，也决不卑躬屈膝，在困难面前决不放弃必胜信心，英勇斗争，为国为民舍身丧命毫不吝惜；表现在人生道德情操方面，即有思想情感的正义性—勇于坚持真理，凛然伸张正义，绝不献媚取宠，始终正大光明，廉洁奉公，清白做官，保持高风亮节，珍重国格人格。
王翦伐楚（《资治通鉴》卷七）
公元前226年，秦将王贲讨伐楚国，占领十余座城池。秦王问将军李信：“我想占领楚国，你预计用多少人可以攻下？”李信说：“不超过二十万。”秦王问王翦，王翦说：“非要六十万人不可。”秦王说：“王将军老了，怎么如此胆怯啊！”于是派李信、蒙恬率领二十万人攻打楚国；王翦因而称病辞职，回到故乡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
第二年，由于兵力不足，李信、蒙恬很快支撑不住了。后来，二将又中楚国计谋，结果不但没有消灭楚国，反被攻下两座军垒、杀死七位都尉。李信逃归。
秦王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怒，亲自到频阳向王翦道歉说：“我不采用将军的计策，李信果然使秦军受了羞辱。将军现在虽然生病，难道能忍心弃我不管吗？”王翦辞谢说：“我年老病重无法率兵。”秦王说：“过去的事，不要再提！”王翦说：“如果迫不得已要任用我的话，非用六十万人不可！”秦王说：“惟将军之计是听。”于是王翦率六十万人攻打楚国。
秦王送行到霸上，王翦请求封赏很多肥田大宅。秦王说：“将军你去吧，凯旋归来，不用害怕以后没好日子过。”王翦说：“作为大王的将军，即使立下功劳，也无法封侯，因此趁着您信任微臣时，请求赏赐田宅，好为子孙留下产业。”秦王大笑。
王翦率兵前进，来到武关，五次派遣使者回去请求赏赐。有人说：“将军向人讨赏，也太过分了！”王翦说：“不是这样。大王心性多疑，而用人不专，现在倾国内的兵力委任于我，我如不多次请求赏赐田宅为子孙谋立产业，表示坚决为大王效力，反而会使大王猜疑我了。”
公元前224年，王翦占领楚国陈以南直到平舆的地方。楚国人听说王翦增兵前来，就出动全国兵力抵御，王翦坚守壁垒，不与楚军作战。楚国人多次挑战，王翦始终不肯出兵。王翦每日让士兵休息，沐浴，享用美好饮食，来安慰他们，且亲自和士卒一起进餐。过了些日子，楚军开始松懈了。王翦问部将：“军中玩何种游戏？”部将回答说：“正在玩投石、跳远的游戏。”王翦说：“好！可以出兵了！”
楚军见秦军不肯作战，开始向东转移。王翦乘机率军猛攻楚军，楚军毫无防备，结果全线撤退，将军项燕被杀。王翦大获全胜，占领了楚国很多城邑。
事典评析：
王翦自损名声，向秦王伸手要赏，从而消除了秦王对他的怀疑，深信他不会造反，因此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这样，王翦在战场上才没有后顾之忧，一举歼灭了楚国。
适时地“自损名声”而达明哲保身之效，也不失为一种做人的大智慧，这样就可能远离灾难与麻烦，轻松、平安地度过某个非常时期。
这个事例也说明，作为领导者要心诚。有名人言：“真诚的人，不会怀恨他人。”一个人多心就会多疑，多疑就会无信。怀疑者永远得不到真诚，永远得不到信任。作为领导者，要去疑心留诚心。诚心，就是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就是对任何人都诚心、诚意、诚实。这也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和为官最基本的官德。只有诚心，才能换来真心；只有诚意，才能换来真意；只有诚实，才能换来真实。只有以心换心，才能赢得人心。
齐王田建亡国（《资治通鉴》卷七）
公元前222年，初始，齐襄王王后十分贤惠，对待秦国谨慎，对待诸侯守信，使齐国扩充领土，东到海边。而那时秦国日夜不停地进攻韩、赵、魏、燕、楚等国，这五国忙于调兵自救，无暇他顾，所以齐王田建即位四十多年未遭兵灾。王后去世之后，后胜为齐相，他收受秦国的许多金钱，离间齐国的君臣。齐国的客卿前往秦国，秦国也用金钱贿赂他们。那些人回国后都为秦国说好话，劝齐王朝拜秦王，不必修治攻战的装备，不要去援助那五国攻秦。秦国因此轻易地灭了五国。
齐王要动身去咸阳朝拜秦王，即墨的大夫听说后，拜见齐王说：“齐国领土有数千里，武装的士兵有数百万。那三晋的大夫都不愿降秦，大王可收容安抚而给予百万民众，让他们收复三晋故土，那么秦的临晋关便可攻克。鄢郢的官员不想帮助秦国，大王可以安抚收容，并给予军队，让他们收复楚国故土，秦的武关便可攻下。这样，齐国可树立威信，秦国可以败亡。”齐王不肯听。
公元前221年，秦王派人诱引齐王，约定封以五百里土地，于是齐王投降。秦国将他转移到共地，置于松柏之间，齐王饥饿而死。齐人怨恨齐王田建不早和诸侯国合纵联盟，听信奸人的谗言而亡国，故作歌云：“松树啊，柏树啊！使田建迁往共地饿死的，是宾客啊！”
事典评析：
在政治谋略中，分化瓦解敌方的联盟，有利于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因此在政治军事斗争中，不可轻易解除联盟关系。由于齐相后胜的贪财、齐王田建的昏庸，使得秦国的离间计得逞，从而破坏了齐国与其他五国合纵相亲的关系，秦国方能各个击破，齐国最终灭亡。这就是唇亡齿寒的道理。这个故事还说明一个道理：对于从事共同工作、渴望成功的事业伙伴或从事同一领域开发进取的人，都要奉行团结给力、合作发展的原则，要时刻记住，只有互助互利，大家才能实现共存共赢。
国家统一（《资治通鉴》卷七）
公元前221年，秦王兼并天下，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于是改称号为“皇帝”，改命令为“制书”、“诏书”，自称为“朕”。
初始，秦始皇对齐国人奏请的邹衍的金、木、水、火、土五德始终运行之说加以采用，以为周朝得火德而王天下，秦取代周，遵从火德所不胜的，就是水德。于是开始改年，朝会庆贺都从十月一日开始；衣服、旌旄、节旗都崇尚黑色；计数以六为一个单位。
丞相王绾上奏说：“齐、燕、楚的故地距离咸阳过于遥远，不在这些地方分封王侯，便不能镇抚百姓。因此，请您分封诸位皇子。”秦始皇将这个建议交给大臣评议。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了很多皇族子弟，他们的后代关系日渐疏远，甚至如同仇敌一般彼此攻击，周天子却无法加以制止。现在天下仰仗陛下的神威而获得统一，并划分为郡和县，同时对各位皇子及有功之臣给予了丰厚的赏赐，这样有利于朝廷控制天下，才是安定国家的方略。分封诸侯并不适宜。”秦始皇说：“百姓已经受尽了诸侯王不停打仗的苦楚，如今有赖祖宗在天显灵统一天下，若重新分封诸侯王，就等于走了周朝的老路，自己培植战乱的祸根，以后再想求得宁静、休养生息，将会很困难。廷尉的想法是对的。”
于是始皇帝下令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每郡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收缴全国民间所藏的兵器，运送汇集到咸阳，熔毁后铸成大钟和钟架，以及十二个铜人，各重千石，放置在宫中；统一法制和度量衡，将各地富豪十二万户迁徙到咸阳，置于朝廷的监控下。
事典评析：
秦朝是由战国时代后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统一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六大诸侯国的事业，实现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他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其所采取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措施，为后世帝王所采用。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应充分肯定，不能因为他后来实行暴政而全盘否定其历史功绩。秦始皇结束了割据分裂的深重灾难，他的统一为后来中国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是一个建立了巨大功勋的历史人物。
对于秦始皇，两千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功过是非争论不断：说他是一个大暴君，焚书坑儒；赞他是“千古一帝”，统一中国。辩证法告诉我们，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多面性。有人看见了这一面，有人看见了那一面，因此便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除了黑白，世界上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扼杀了赤、橙、黄、绿、青、蓝、紫，哪还有百花齐放？
社会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人们的见解也应该是多元的。和而不同，才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邓小平说得好：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焚书坑儒（《资治通鉴》卷七）
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上书建议：史官将除秦国史记之外的所有史书全部烧毁；除博士按职责收藏书外，天下凡有私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人，一律按期将所藏交到郡守、郡尉处，一并焚烧；有敢于互相谈论《诗》、《书》的处死；有借古非今的诛杀九族；官吏发现这种事情而不举报的与以上人同罪；此令颁布三十天后仍不将书籍烧毁的，判处黥刑，并罚修筑长城劳役的城旦刑；不可以焚烧的是医药、占卜、种植的书。如果想要学习法令，应以官吏为师。始皇下制令：“可以。”
事典评析：
“焚书坑儒”的目的是保持思想的纯正，一有异端，即予铲除。但难在思想的对错很难用一把固定的尺子量度。官吏的尺子只有一把，就是现在的法度律令，但新的思想几乎都是突破了旧有的法度律令才产生的，一切新的思想在守法的、刻板的官吏眼中都成了应当铲除的异端。结果势必形成扼杀一切新思想的桎梏，其危害性是非常巨大的。
中华民族是很有思想的。那是一个诸子立说、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有思想，道家、法家、墨家有思想，其他诸子也有思想。有人认为，自秦以后进入帝国时代，我们的民族没有思想，也开始不会思想。在秦以后的封建专制社会的两千多年，出现了凤毛麟角的几个所谓“思想家”，他们也没有能达到或接近先秦诸子的水平，更没有一个能超越先秦诸子的思想，而且大都是学问大于思想。
人类的伟大，在于思想文化的伟大。有思想文化的人，创造出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和难以想象的高度物质文明。但人类作为有思想的高级动物，又人为地设定了许多禁锢自己的框框、教条与牢笼。于是乎，就有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次的思想文化解放，为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而奋斗不止。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不难得出结论，一个国家要想站在世界的前列，成为富强的国家，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自己的思想家，一个民族中有一些关注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那是没有未来的。
譬如，清朝后期闭关自守，完全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拒绝接受新思想、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对许多爱国志士进行无情的镇压和迫害。结果，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变成了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印第安人的发展也是如此。他们死抱自己的传统不放，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世界里，他们拒绝人类所有的科学成果，拒绝和这个世界合作，拒绝和这个世界融合，好像只有这样才是生存之道。结果在自己的所谓保护之下，成了人们观赏的对象，并且止步不前，还有种族灭绝的危险。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应顺应潮流、与时俱进，都不可能在历史的大潮中另寻一条平坦宽广的大道。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可以找到世界潮流的影响，除非它硬要逆历史的潮流，硬要与这个世界为敌；除非它以牺牲发展为代价，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决定着其生存发展的未来，虽具有独立性，但必须对外来的先进思想、文化、科学兼收并容，否则很难适应时代的潮流。国家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必须慎之又慎，必须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善听民声，民主决策，审时度势，而不是拍脑门做决策，更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这一切，都需要健全和完善的民主法制制度做保障。
嬴政之死（《资治通鉴》卷七）
公元前210年，十月，始皇帝出游，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左丞相李斯陪同前往。始皇帝有二十多个儿子，其中小儿子胡亥最得宠，他也在出游人员之列。
十一月，始皇帝一行到达云梦，向九疑山遥祭葬在那里的舜帝。登上会稽，祭祀禹帝。返回归途经吴地，渡过长江，沿海北上，至琅邪、芝罡。始皇帝看见大鱼，即发箭将鱼射杀。又沿海西行，到了平原渡口后便病倒了。病势加重时，始皇帝命中车府令、兼掌符玺事务的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参加丧事处理，灵柩到咸阳后安葬。”诏书封好，放赵高处。二十日，始皇帝在沙丘宫平台驾崩。丞相李斯唯恐发生变故，秘不发丧，将棺材停放辒凉车中，由始皇帝最宠信的宦官在车边陪乘。上呈餐饭、百官奏报事务如旧。只有胡亥、赵高及受宠的宦官五六个人知内情。
当初，始皇帝尊重宠爱蒙氏兄弟，蒙恬在外担任大将，蒙毅在朝中参与国事商议，称为忠信大臣。赵高生下来就被阉割，秦始皇听说他办事能力强且通晓刑法，就提拔他做了中车府令，让他教胡亥学习法律，胡亥对他非常信任。此时，赵高深知若立胡亥为太子对自己的好处，于是趁机劝说胡亥，假传圣旨，诛杀扶苏立自己为太子，胡亥欣然同意。
赵高对胡亥说：“这件大事，如果不与丞相商议恐怕办不成。”随即面见丞相李斯说：“皇上赐给长子扶苏的诏书和符玺全部在胡亥手里，现在确定太子就在您我一句话。您想怎么办？”李斯回答说：“这不是人臣能够商量的！”赵高说：“从信赖程度上，您与蒙恬相比，长子扶苏更信任谁？”李斯回答说：“我比不上他。”赵高接着说：“一旦扶苏即帝位，一定用蒙恬做丞相，您就只能荣归故里了！胡亥仁慈敦厚，完全可以继承帝业，希望您早定大计！”李斯考虑再三，认为赵高说的对自己有利，于是同他合谋，诈称接受始皇帝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改写诏书给扶苏，责备扶苏没有能力开辟疆土创立功业，还怨恨不允许他回咸阳当太子；将军蒙恬不能纠正扶苏的过失，还参与其谋划。令他们自尽，将其兵权交给副将王离。
扶苏接到诏书，哭着进入内室，准备自杀。蒙恬赶来劝解，无效，扶苏自杀。蒙恬不肯自杀，被关押在阳周。胡亥一行从直道到达咸阳后，发布治丧的公告。太子胡亥继承帝位。殡葬始皇帝于骊山陵墓。
胡亥想杀掉前朝忠臣蒙恬、蒙毅兄弟二人，二世的侄子子婴曾劝谏道：“诛杀忠臣而任用没有德行的人，将使朝廷内群臣互不信任、在外将士丧失意志。”二世不听，终杀二蒙。
事典评析：
赵高、李斯合谋，使用阴谋奸诈手段将胡亥推上皇位。就算他们在智慧上有孙子的计谋，可在人格上却连“孙子”都不如了。皇权下的官场钩心斗角、暗使绊子，也许是没有办法，人在专制和霸权面前想不当孙子也得当孙子。当皇帝的身边是一群孙子，一群去雄的男人都争宠于一个能决定自身生死荣辱命运的主子时，还有谁能持有光明磊落的情怀呢？在这种阴险狡诈的环境中，正直忠信之臣便遭厄运。
阴谋诡计与专制独裁是“儿女亲家”，如果选择了婚姻，“亲家”就是必然要搭配来的“衍生物”，除非不让儿女结婚。历史告诉我们：有独裁就有阴谋，有专制就有小人，因为阴谋诡计的最大策源地就是封建皇权本身。哪一位皇帝不是踏着阴谋诡计登基的？
阴谋游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宫廷是这样，江湖是这样，民间也是这样。
曹雪芹写《红楼梦》，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女的算计男的，男的算计女的，奴才算计主子，主子算计奴才，虽然个个素手纤纤、无缚鸡之力，可弄出来的人命案可不少。但机关算尽，在皇权之下都成了泡影。
最险恶、阴谋最多的应该是《三国演义》，其中臣欺君、君诈臣、同僚之间不同心、“摔孩子收买人心”屡见不鲜，真真是三十六计各显神通，算得上是一部阴谋诡计的“百科全书”了。
小说没了阴谋，就缺少跌宕起伏的情节，就没了读者；江湖上没了阴谋，现实就缺少传奇，就没了看客。阴谋是人们最早悟到的智慧，阴谋是人们最容易理解的理论，阴谋是人们提神的鸦片。没了阴谋，皇帝就六神无主；没了阴谋，小人就寸步难行；没了阴谋，百姓社会就没了谈资。教育体系中虽没有阴谋这一专业，但稍有头脑的人都无师自通。
从古至今，人们都崇拜有谋略、聪明的人，这其中阴谋多、阳谋少，从人性上就少了一份博爱与仁善。如今到了醒悟的时候了，民与官之间、民与民之间、官与官之间都应同心同德，共同构建以人为本的幸福社会，让一切阴谋在阳光下烟消云散吧！
赵高专权（《资治通鉴》卷七、八）
胡亥做了皇帝后，更加宠信赵高，任命他为郎中令。升了官的赵高，小人得志，一方面怂恿二世沉迷于酒色，另一方面排除异己，诛杀了很多与己有仇的人。就这样，有十二位皇子在咸阳街市上被斩首示众，十位公主在杜县（今陕西西安市东南）被分裂肢体而死，他们的财产全部充公。受牵连被逮捕的不可胜数。公元前208年，赵高害怕大臣入朝奏事，于是向二世进言道：“天子要想让大家尊敬、服从，就应让他们始终有神秘感。您应让他们只能听见声音而不能看见您的容貌。况且，您现年轻，做事难免有不当处，如果您每天都召见大臣，时间长了，恐怕会被他们耻笑。我有一法，您不如每天居住深宫，大臣们禀报的事就交我和那些熟悉律法的人。我们接到奏章后商量如何处理。这样，大臣们就不敢奏报是非难辨的事情，天下便都称道您为圣明的君主了。”二世采纳了赵高的这一建议，不再坐朝接见大臣，赵高侍奉左右，独掌大权，一切事情都由他来决定。
对于赵高所为，大臣们十分不满，连原来同谋改写诏书的丞相李斯也十分生气。赵高听说后，就想了一条毒计，打算除掉李斯。一天，赵高到李斯府上，对他说：“我知满朝人都对我不满，可我没办法！如今天下大乱，到处都是叛贼，可皇上仍每天只知饮酒作乐，又是修阿房宫，又是搜罗一些没有的东西。我想向皇上进谏，可自己地位卑贱不敢言。您是丞相，这可是您分内的事。”李斯听后，说道：“我早想劝谏，只是见不到皇上。”赵高见李斯上了套，忙道：“等皇上有空闲，即通知您。”李斯不知是计，还后悔当初错怪了赵高。
至此，赵高常派人通知李斯进谏，可不是皇上空闲的时候，而是皇上玩兴正浓时。每次皇上正在兴头上，李斯即来求见。几次之后，秦二世对赵高说：“这个李斯真是扫兴，早不来晚不来，偏偏等朕玩得高兴时来，他是认为我年轻、见识浅薄吗？”赵高见时机成熟，趁机说李斯的坏话，说他曾帮二世做皇帝，但二世没有给他封地称王，心中有恨。还说，陈胜是在大泽乡造反的，那是李斯的大儿子三川郡守李由的地盘，是李由和陈胜串通，叛贼才敢那样猖狂。二世听后大怒，当即就想惩办李斯，但又怕情况不确实，于是先派人调查三川郡郡守李由跟盗贼私通的情况。
李斯得知，气得火冒三丈，上书二世说：“从前齐简公的丞相田常很会玩弄权术，他一方面取得齐简公的信任，另一方面又讨好百官，在得到群臣的支持后，弑杀了简公，夺取了齐国。如今赵高掌握了朝中大权，富可敌国。根据他的表现，这人图谋不轨，早晚有一天会谋害您。”二世看完后不屑一顾，说道：“赵高原是一个宦官，是他自己努力才取得今天的地位，凭借忠心才得到重用，你一定不要怀疑他！”
赵高见李斯告了自己一状，就对二世说：“李斯说我谋反，其实他才是田常。现在他是害怕我，只要我一死，他就要效仿田常谋反了。”
此时，天下的起义军越来越多，朝廷派了很多人攻打起义军。李斯联合了左丞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一同劝谏二世，希望他停修阿房宫。二世听后雷霆大怒，把这三人全投进监狱。结果冯去疾、冯劫二人在狱中自杀。二世将李斯交赵高处理。
赵高用尽各种酷刑折磨李斯。李斯是一个书生，哪受过这般折磨，只好“招供”，他认为自己没有谋反的心思，凭自己的才能一定能得到二世的信任，于是，又写一书，想呈给皇上，可赵高哪能同意，冷笑道：“一个囚犯，怎么能给皇上上书！”
最后，李斯被判了腰斩，三族全被赵高杀害。
秦二世任命赵高做丞相，事情不论大小，都由他做决定。
公元前207年，赵高发动叛乱，杀死秦二世。子婴设计杀了赵高，并诛其三族。
事典评析：
赵高是中国封建史上第一个专权的宦官。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何以能成为“宦”、“官”，又如何成了掌握国家大权甚而将皇帝视为手中玩物的人？但出现这样的人偏偏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从秦朝的赵高，到明朝的魏忠贤，再到清朝的李莲英，都曾是有资格“总管”皇帝家事和国政大事的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特色”之一。但中国何以有这样的“特色”？许多书籍往往只是介绍史料，而没有去追问更深层的原因。将人的生殖器割掉，从根本上将人不当人，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中国历史中的封建属性曾达到了登峰造极、万国莫比的地步。而被阉割、已经卑极贱极的人，又偏偏是皇帝最可信的依靠对象、重用对象，那样的人一借用“万岁爷”的权势，就有可能喝令群僚、欺压万民，成了“九千岁”式的第一贵人，连“万岁爷”也能被哄骗得团团转。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封建式的“忠”十之八九是假的，非蠢即伪而已。或许，秦二世到临死前才会明白这个道理。
历史说明，统治者用权，一忌有宠宦，二忌有宠臣。宠宦坐大，左右皇帝；宠臣做大，挟制朝廷。到头来于已于国都是失败。秦二世宠信赵高，身死其手；天启帝宠阉宦魏忠贤，权力全到了魏忠贤的手中；乾隆帝宠首辅和珅，大清的财产又几乎让和珅贪光。结果呢？国家的元气大伤。赵高、魏忠贤与和珅也都死无葬身之地。看来，统治者和臣属保持一定的距离，甘心寂寞，即是国家之福，也是臣下之福。
古往今来，“亲则疏”的现象是较为普遍的，这大概也可算做一条交际规律。古人常说“亲善防谗”，意思是要想结交一个有修养的人，先不要急着跟他亲近。因为一旦与君子交往过分亲密，小人就可能由于受到冷落而心生忌恨，进而生出挑拨离间的念头，使彼此生疑。实践证明，越是亲近的人，一旦被挑拨离间，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历史上父子交兵、兄弟相残、亲信叛逆的例子足以给后人警醒。在处理上下级的关系时，领导者应珍视自己的尊严。有了尊严才有神秘感，才能吸引人。如果上下级之间过于亲密，领导者就会失去神秘感，吸引力也就荡然无存了。同时，亲近可能带来轻视，任何人在他的贴身侍从眼中都不是什么英雄。因此，朋友之间不可以过密，上下级之间不可以过亲，否则就会造成彼此的伤害。
保持一个怎样的距离，才能使得彼此心里都感到踏实？这是有一定之规的。《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醇。”《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交往中亲疏有度、把握分寸的道理。如果不掌握分寸、不在乎分寸，只想“急于求成”、“立竿见影”，除了拔苗助长、事与愿违、多栽几个跟头之外，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把握好了人生的分寸，也就把握好了人生的命运。
陈胜吴广起义（《资治通鉴》卷七）
秦二世苛征重敛，暴政如虎，常常驱使大批贫苦壮丁经年累月为其服役。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闾左戍卒赴渔阳屯戍，七月，因雨滞留大泽乡，不能如期到达渔阳戍地。按秦朝法律，屯戍误期应当斩首。为了求生存，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揭竿而起，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起义军得到农民的拥护，进至陈县（今河南淮阳）时，人数已达数万。陈胜自立为“张楚王”，分兵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受阻；任命旧友陈地人武臣北向攻取赵地；派周市进攻魏地；派德才兼备的周文向西进攻秦王朝。
周文进军逼进咸阳时，秦二世释放修筑骊山陵墓的刑徒，发给兵器，让少府章邯率领应战，周文军战败。武臣占取了旧赵都城邯郸后，自立为赵王，不服从陈胜的指挥。周市在魏地立旧魏贵族魏咎为魏王，自己任丞相。章邯军连攻败周文，周文自杀，军队失去战斗力。章邯东逼荥阳，吴广被部将田藏杀死，田藏率兵西迎秦军，军破身亡。章邯军抵达陈县，陈胜被车夫庄贾杀死，陈县失守。
这样，仅存六个月的张楚政权因陈胜、吴广先后被害便迅速灭亡了。但这次起义点燃了推翻秦王朝的熊熊烈火，鼓舞了后来者的斗志。
事典评析：
对农民起义军的评价，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但不管如何评价，有一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农民不是因为好战才起义的。在中国，沉默、忍耐、认命的人特别多，农民尤其如此。试看历史上那些成事与未成事的起义者，无不是一忍再忍，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扯起大旗。
统治者常犯的错误是把老百姓想象成特别愚笨的人，以为老百姓看不破他们的花招。其实，他们往往高估了自己、低估了老百姓。统治者的智力也在普通人之列，少有智力超群的。蒙古推翻了宋朝后，在中原为所欲为，视百姓为草芥，甚至任意宰割、任意驱使。结果呢？短短几十年就被放牛娃朱元璋推翻了统治。
对于百姓而言，高层的决策和方针是重要的，因为这从政治、经济方面规定了他们的权利，关乎他们的存亡。如果连生存都成了问题，百姓们就会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叹，才会燃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抗争激情。求稳定求发展是任何政府的愿望，但欲使朝政稳固、社会安稳，当政者必须睁大两只眼睛：既要看清官员的所作所为，也要关注下层百姓的所思所想，历史和现实都在发出警告，不要忽视社会下层的困窘。在任何一个社会，决定其发展前途命运的，都是其最短板—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否则，国强民富的愿望不止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可能引起惶恐和不安。
当前，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某些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极大地侵犯了普通群众的利益。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和不满情绪，应引起关注。
在2011年，被戏称为“最励志”的话是“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最无奈”的话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拼搏不如拼爹”。有人说现在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从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地升级，既低俗，又荒诞。
同样是在2011年，当校车事故频发后，网上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评论：中国的校车很脆弱，因为许多人不把普通公众的孩子当回事；美国的校车很坚固，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大众习惯性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的不满情绪，释放到突发事件中去，即使对政府采取的各种解决措施，社会上也充满了不信任的情绪。
在2012年，玛雅预言带来的末日情结在网民中一浪高过一浪。这表明民众无力改变社会的不公平现状，并由此产生了玉石俱焚的“集体焦虑”，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四处蔓延。与此同时，追求物质主义、享受主义、消费主义却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金钱至上观念的泛滥、人文精神的丧失，导致一些人紧张、焦躁，甚至精神崩溃，整个中国似乎都处在一种亚健康的心理状态中。
上述种种表现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加。矛盾主要集中在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是争利不争权。
现在距离邓小平南巡讲话已有二十多年，在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上，领导干部要有一些总体判断：一是政治基本稳定；二是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三是社会矛盾突出；四是生态环境污染堪忧。
对于如何让社会和谐进步，让广大的普通群众安居乐业，和政府心连心、同舟共济，领导干部必须在宏观的社会管理上形成五点共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公平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巨鹿之战（《资治通鉴》卷八）
公元前208年，章邯已打败了项梁，他认为楚军不必担忧，就渡过黄河向北攻打赵国，赵国大败；他带领军队到了邯郸，把邯郸所有的人迁移到河内郡，铲平邯郸的城郭。张耳和赵王歇逃进了巨鹿城，秦国大将王离包围了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陈馀向北去收集常山的兵卒，得到几万人，驻扎在巨鹿北面，章邯驻扎在巨鹿以南的棘原。赵国多次向楚国请求援助。
楚王召请宋义来谋划要事，他十分喜欢宋义，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援救赵国。其他别部将领都属宋义指挥，号称“卿子冠军”。
公元前207年，宋义率领军队到安阳，驻留四十六天而不进军。项羽不满，要求进攻秦军外围。宋义不允，言道：“现秦军攻打赵军，等秦军疲惫时，再攻击它，一定会胜。要说披坚执锐器，我比不上你项羽；但是坐在营帐内筹谋划策，你就不如我了。”他下令给军中：“逞强而不听从指挥的，处斩！”
宋义派他的儿子宋襄出任齐国相国，他亲自送儿子到无盐县（今山东东平东），举行盛大宴会饮酒。这时天气寒冷，下着大雨，士卒受冻受饥。项羽十分着急：“国家的安危存亡，就在这次击秦救赵的战争上，现在你不体恤士卒而徇父子私情，不是国家的忠臣！”
十一月的一天，项羽早晨进见上将军宋义，在营帐中砍了他的头，对全军下令说：“宋义与齐国合谋反叛楚国，楚王密令我杀了他！”将领们大受震慑，没有人敢抗拒，于是商议拥立项羽为临时上将军，派桓楚向楚王报告，楚王便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章邯修筑甬道连接黄河边，给王离送军粮。王离军队的粮食充足，即加紧攻打巨鹿。巨鹿城内粮食耗尽，士兵人数少，张耳多次派人请陈馀来救巨鹿。陈馀因兵员少，不能胜秦军，不敢去救巨鹿。张耳大怒，派了张黡、陈泽去责备陈馀不顾生死之交，不信守前言。陈馀称即使前往巨鹿也难救赵军，却白白送死。如同把肉块丢给饿虎，有什么好处呢！张黡、陈泽一再约请，陈馀只好派五千人先试攻秦军，结果全部战死。这时，齐国的军队、燕国的军队都来援救赵国；张耳的儿子张敖也到北面收集代地的士卒，收得一万多人，但来后在陈馀军的旁边安营扎寨，不敢攻打秦军。
项羽杀死宋义后，挑选两万精兵，让当阳君、蒲将军率领两万兵，渡过黄河去救赵国。交战稍有胜利，便截断了章邯修筑的甬道，使王离的军队缺乏粮食。几天后，项羽带领全军渡过黄河，把船全部沉没在水中，砸烂釜、甑等饮具，烧毁营舍，带上三天的粮食，以表示决一死战，不让士卒存侥幸之心。到了巨鹿城外包围了王离军，经过九次大战，大败秦军，杀死秦军将领苏角，俘虏了王离，秦军只有一个叫涉闲的人不肯投降自焚。楚军打败了秦军，项羽召见各诸侯将领，诸侯将领进入项羽的营门时，无一不屈膝前行，无人敢仰视。项羽从此成为诸侯的上将军，诸侯都归属他。
事典评析：
项羽率领士兵“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很好地运用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兵法原理，取得了重大胜利。
面对困境畏首畏尾，必将受制于困境。反之，拼死一搏也许能闯出一片天地。不搏“等死”只是消极地听天由命，那么“死”将是必然的结局。而“找死”是主动出击，虽可能“死”却非必然结局，“死”只是预料中最坏的状态。“置之死地而后生”语出《孙子·九地》，原是形容己方形势的一种说法。在这种形势下，把军队布置在无法退却、只有战死的境地，兵士就会奋勇杀敌取胜。后比喻事先断绝退路，只能向前，不能撤后，如此才能下决心取得成功，否则就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
以“死”之法寻求生路，必会全力以赴，生的可能性就大增了，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还有退路，人就会有理由放弃，有借口不努力。有的人说留有退路才可以百密而无一失、无后顾之忧，可是谁又曾想到，存在退路也许正是失败的原因，给自己留太多的退路就等于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做一件事，难免想着为自己留条后路。但是，人一旦有了后路，往往就会患得患失、畏缩不前。当你退无可退了，才能够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不要每次到关键的时候便有退缩的念头，每次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想起破釜沉舟。当你面对瓶颈时，不如背水一战、放手一搏，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就问心无愧了。
在今天的中国，改革工程已有坚实的基础，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带来的压力，丝毫不亚于当年。改革越往前走，人们对它的期望越高，遇到的困难也越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也越大。过去建一个工厂带动就业、增加税收，大家无条件欢迎；现在则要面对种种质疑：会不会挤占耕地，会不会破坏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搞改革，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没有不计毁誉的心理素质，没有坚不可摧的创新意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
更为复杂的挑战是，随着改革走向深入，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越来越小。社会多元化带来的利益分化，时常令改革者陷入两难的境地—“不是这部分人不如意，就是那部分人有意见”。当矛盾的化解很难再靠觉悟、动员时，当分歧的根本不在于“是非”而在于“取舍”时，改革就从“理当如此”的抉择变成你来我往的博弈。面对转型期社会的这些新问题，我们既要有大刀阔斧的果敢与决断，还要有烹小鲜一样的灵活与周密。
在继续深化改革时，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不同：前辈们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现在，我们的财力增强了，对规律的认识加深了，但却出现了精神懈怠、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险情况。在当下与未来，领导干部有没有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能不能继续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是否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决定着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改革的困难重重，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是躲不开、绕不过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的深化改革势在必行。领导干部只有更加自觉地思创新、促改革，像改革先辈一样做闯关夺隘的开路先锋，才有可能跨过改革攻坚期的艰难险阻，才能将改革开放大业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继续创造辉煌。
约法三章（《资治通鉴》卷九）
公元前206年，冬季，沛公刘邦率军抵达霸上。秦王子婴乘素车、驾白马，颈上系着绳子，手捧封好的皇帝玉玺和符节，伏在轵道亭旁向刘邦投降。众将领中有人主张杀掉秦王。沛公说：“当初怀王之所以派我前来，本就因为我能宽容人。何况人家已经降服了，如此做是不吉利的。”于是将秦王子婴交由主管官员处置。
贾谊论道：“秦国凭借一点点地盘发展到掌握万乘大国的权势，控制冀、兖、青、徐、扬、荆、豫、梁八州，使与秦地位相等的六国诸侯前来朝拜，经过了一百多年，然后以天下为家，以崤山、函谷关为宫。但是，一有人发难便使宗庙被毁，自身也死于他人之手，令天下人讥笑，是由于不施仁义，打拼天下和守护业绩是不同的！”
刘邦率军西进，入咸阳后众将领都争先恐后地瓜分秦皇宫及王公贵族的财宝，唯有萧何抢着把秦丞相府的地理图册、户籍簿等收藏起来，以便了解天下的山川要塞、人口的分布多少及强弱。
刘邦看到秦皇宫中数以千计的宫殿、名马、金银珠宝和美女，便想留下来。樊哙劝刘邦说：“您只想作一个富翁吗？秦宫中的美女和宝物是招致秦朝覆灭的东西，您要它有什么用？若是您希望坐拥天下，那您就要尽快返回霸上，不要留在宫里！”对于樊哙的话，刘邦根本听不进去。张良也劝刘邦：“秦朝不行仁政被大家推翻了，您才有机会来到这里。现在我们刚刚进入秦的都城，还有其他起义军正在赶来。如果您现在安享其乐，就是百姓所说的‘助桀为虐’。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希望您能听取樊哙的劝告！”刘邦细细思量一番，决定率军返回霸上。
十一月，刘邦召集各县的英雄豪杰之士，对他们说：“大家饱受秦国严刑峻法的苦楚，之前我与各路诸侯约定，先进入关中的称王，据此我应当称王。现在我与大家约法三章：杀人的处以死刑，伤人者和抢劫者抵罪，其余的秦朝法律则统统废除，官吏和百姓只需像过去一样安居不动。我来到这里，只为推翻秦朝这个祸害，不是来欺凌你们的，你们不要害怕！我率军返回霸上驻军，是为了等诸侯们聚齐后商量一个约束大家行为的办法。”
随即刘邦派人与秦朝官吏一起到县、乡、邑，将他的话转述给当地百姓。老百姓听了都很高兴，争先送来牛、羊和酒食慰劳刘邦的军队。刘邦推拒不受：“军队的粮食还有很多，不能让你们再耗费了。”老百姓听了更加高兴，只怕沛公不做关中王。
事典评析：
刘邦采取“约法三章”的安民措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取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老百姓是水，为政者是船。如果水总是波澜大兴、风高浪急，恐怕覆舟只是早晚的事了。秦朝迅速灭亡，就是一个例证。所以，为政者施政不能违背老百姓的愿望，老百姓满意、高兴、答应，就为，还应多为；否则，就不为或者缓为。
聪明的为政者总是立足眼前，谋划长远。把眼前百姓最需要的事情办好，在办眼前事的同时，为长远发展打好基础，不能为眼前的事而急功近利，为长远埋下隐患。这是衡量一个为政者执政水平和德行高低的标准。
为政者对百姓要有诚心、真心和热心。要带着诚恳的感情做事。不能应付，不能心不在焉，不能摆样子。要说百姓话，要问百家情，要纳百姓言，要解百家难。要和百姓真正心连心。
老百姓对执政者心里有杆秤，他能掂量出你干不干实事，他更能衡量出你对他的态度。态度好了，即使一时干不成，他也理解；你半心半意，他就对你吞吞吐吐；你不讲实在的，他决不给你说真的；你跟他“掏心窝子”，他就视你为朋友；你高高在上、弄虚作假、玩“花活儿”，他决不“尿你这一壶”。
老百姓的眼里揉不进沙子，这就是民心不可欺、民意不能违。
千古一宴（《资治通鉴》卷九）
当初楚怀王答应项羽、刘邦，谁先攻占关中，谁即在关中称王。公元前206年，项羽平定了黄河以北的地方之后，带领诸侯的军队向西进入关中。此时，刘邦已平定关中，自然想称王。他接受别人的建议，派兵守函谷关，以期抗拒诸侯军入关。不久，项羽率军来到函谷关，发现关门紧闭。他即派黥布等人攻破了函谷关，进驻鸿门。当听到刘邦军中的叛徒左司马曹无伤“沛公意在关中称王”的密报后，项羽怒不可遏，马上准备攻打刘邦。项羽身边的谋士范增劝项羽说：“沛公住在崤山以东时，贪财好色；如今入关，财物、美女都不要了，此人的志向不小啊！将军，如不趁其羽翼未丰时灭掉他，恐怕以后就难了。”
项羽觉得有理，更加坚定了攻打刘邦的决心。可他没想到自己的队伍中也出了叛徒，此人不是别人，而是亲叔项伯。项伯曾经杀过人，是张良救了他，为了报恩连夜赶去刘邦大营，把项羽要攻打刘邦的消息告诉了张良，想叫张良同他一起离开。
张良听后，不仅没逃走，反把项伯引荐给了刘邦。刘邦听后，着实吓坏了，因项羽此时拥兵40万，而自己只有10万人，打起来，自己占不了便宜。于是千方百计讨好项伯，又是敬酒，又是和他约定结为亲家。项伯深受感动，自然答应帮刘邦渡过难关。回营后项伯千方百计为刘邦开脱，劝项羽不要轻信小人之言。按照与项伯的约定，第二天，刘邦在谋士张良的陪同下来到鸿门，向项羽解释、谢罪。项伯的进言、刘邦的态度，消除了项羽的怀疑，并设宴款待刘邦。范增、项伯等参加。
席间，范增屡次示意杀掉刘邦，免留后患，但项羽不予理会。范增只好离席，找到项羽的堂兄项庄，授意其去敬酒，以舞剑助兴为由，寻机杀掉刘邦。
项庄入内敬酒闭，提出舞剑助兴，项羽同意。项庄拔剑起舞，而此时的项伯已解项庄意图，便拔剑与项庄对舞，且有意以身掩护刘邦，项庄无从下手。
这一切张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离席到军营门口，找到大将樊哙，告之宴席上的危急状况。樊哙忠心保主，决计前去以命相拼。他强行进入营帐，怒视项羽，头发直竖，两边的眼角都睁裂开了。项羽赐酒，他大口喝，赐生猪腿，他大口吃。吃喝后，他大声指责项羽听信谗言，不但不奖励有功的刘邦，还要杀他。项羽无话可说，只好叫他坐下。过了一会儿，刘邦假装上厕所，趁机招呼樊哙出去，言明自己想逃，但无托词，樊哙道：“人为快刀案板，我为鱼肉，性命要紧，无需告辞。”刘邦听了，直接逃回霸上。
张良估计刘邦已回营中，便来到项羽面前，言明沛公因怕其责备，先走了。同时又将一双白璧献给了项羽，将大玉杯一双送给了范增。项羽没多想，接过了玉璧，而范增则一剑击碎了玉杯，言道：“项羽不是成事之人，将来天下一定是刘邦的。”
事典评析：
鸿门宴上，由于项羽的“妇人之仁”，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从而放虎归山，造成后患。毛泽东对此总结教训，有诗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意在提醒人们不可学习项羽对诡计多端的敌人姑息宽容的缺点，要猛追穷寇，且不可姑息养奸。应当看到，项羽优柔寡断的性格弱点，也为自己最后失败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在生活中，很多人都有优柔寡断的表现，他们总是无法下定决心，使自己成了“病夫”。
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的性格弱点，可以破坏一个人的自信心，也可以破坏一个人的判断力。如果一个人在做每一项决定时都优柔寡断，那么久而久之将养成一种习惯：逃避责任，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很多机会都是转瞬即逝的，优柔寡断者到最后往往是一无所获，成不了大事。因为这种习惯会让时机从身边溜走，让别人得到先机。
刘邦用陈平（《资治通鉴》卷九）
公元前205年，周勃、灌婴等人对刘邦说：“陈平虽外表俊美，但腹中不一定有真才实学。他品行不端，听说在家时曾与他的嫂子私通；为魏王做事因不被容纳而投奔楚国；在楚不得信用，才来降汉。现您这么赏识他，授给他高官，命他监督各部将领。此间，他接受将领们送的金钱，金钱给得多的人，就能得到好的待遇，金钱送得少的人，就会遭到极差的待遇。像这样反复无常的乱臣贼子，望大王您明察！”
刘邦对陈平有了猜疑，即招来引荐人魏无知前来责问。魏无知说：“我推荐陈平时是说他的才能。您责问的是他的品行。现在有人虽有好的品行，却无对决定胜负有所补益的才能。如今楚汉抗衡，我荐举人，只是考虑他的计策是否对国家有利。至于私通嫂子、收受贿赂，又有什么值得去怀疑的呢！”
刘邦又召陈平来见，责问说：“你事奉魏王意不相投，事奉楚王而又离开，如今又来与我共事，守信义的人不该三心二意呀？”陈平说：“我事奉魏王，魏王不采纳我的建议，所以我离开他；事奉项王，项王不能使用人才，他所宠爱的人，不是项姓本家，就是他的亲属。我听说汉王能够用人，才来归附您。我空手而来，不接受金钱就无法生活。倘若我的计策值得采纳，恳请大王用之；假如不堪使用，金钱还在这里，我会封好送还，并辞去官职。”
陈玉真切的言辞使刘邦疑惑全释，遂向陈平致歉，重赏了他，任其为护军中尉，监督全军所有的将领。
事典评析：
陈平有奇才，为何三易其主，很值得人们深思。陈平先去魏王那里谋事，魏王非常固执，不听忠言，只好又奔项羽；项羽志大才疏，任人唯亲，不讲原则，陈平只好投奔刘邦。但为此事又引起了不少谗言，遭到怀疑，诸如“品德不正”、“三心二意”、“反复无常的乱臣贼子”等，幸亏刘邦是个明白人，能把事情原委弄清楚，要不陈平又只得告辞另投他人了。刘邦重用了陈平，陈平也尽力辅佐刘邦灭掉了项羽。陈平三易其主的经历说明，一个领导者本身的素质与人才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要做到合理使用人才，领导者不仅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他们本身的政治、业务素质也在起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
知人善任是一种领导艺术，刘邦知道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论大功不寻小过的道理。虽然他本人有缺点，他所用的人也都有不少缺点，但都有一技之长，合起来就是一个整体，无往而不胜。刘邦用人只求独当一面而不要求文武齐备，这就是刘邦的高明之处。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领导能够知人善任。在用人时，发挥他的特长，避免他的短处，做到人尽其长。如果一个人因为有缺点而不被任用，那么，这不仅是一种损失，有时还会带来威胁。尤其在人才竞争的时代，放走了一个英才，就等于为对手增加了一份力量。
汉代政治家贾谊说：“大人物都不拘小节，从而成就大事业。”可以说，做大事的人一般不拘小节，太死板的人一般成不了大事。当然，有前科的人总让他人不放心，担心他旧病复发，或者怀疑他本性不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既然犯有前科，就有一些特别之处，如勇气和胆量等，如果积极引导这些人，他们也许会做出很多利国利民的优秀业绩。具体的办法是：先考察他们的本性，如果本性尚正，只是一时失足或糊涂犯下错误，他们就是可用的。此后，就应大胆地鼓励他们。当他们悔悟后，就会有知恩图报之心，能力自然会超常发挥。
屡次犯错不改的人，则应毫不犹豫地清理出去，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留隐患在身边。
识人才既不能一俊遮百丑，也不能只见不足、不见长处。对人才要全面识别，就是说，看人才要综合地看、立体地看，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瞎子摸象的寓言当引以为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有缺点有毛病，应该允许改正，也应该给予改正的时间，一棍子打死，多少人才会夭折在半途之中？
我们不要轻易看不起人，要独立思考不可盲从，我说好就跟着喊好，我说坏就一无是处，这种偏听偏信，没有个人主见的人，是很难产生大智慧的。
我们不能以个人好恶、不能以小圈子、不能带着情绪化来看人、待人，那样就不客观了，正如古人所言：“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你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的，被观察的对象也是发展变化的，今天的竞争对手可能就是明天最好的合作伙伴。变化是永恒的，看问题不能武断。再说，如此态度，也难免被人利用，长此以往，不仅失掉了人才，在群众的评价中也会失掉不少分。
陈平用计（《资治通鉴》卷十）
公元前204年，刘邦对陈平说：“天下战乱不断，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安定下来？”陈平回答说：“项王身边有几个刚直不阿的臣子，如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人。您若能拿出几万金，便可以此施反间计离间楚国君臣的关系，使他们互相猜忌。项羽原性多疑，容易听信谗言，一旦实施反间计，他们内部就会自相残杀，我们若乘机发兵攻打楚军，必能取得胜利。”
刘邦认可了陈平的计策，给了陈平金四万斤，任凭他使用。陈平用黄金雇请间谍，让他们到楚军中散布谣言：钟离昧等将领功勋卓著，但却没分得一块土地，至今连个王都称不上，他们早已心生不满，想与汉军联合灭掉项氏、瓜分楚国的土地、各自称王。项羽听到谣言后，果然有所猜忌，不再信任钟离昧等人。
同年四月，楚军在荥阳围住汉王，形势危急，刘邦请求讲和，提出荥阳以西的地方归汉。范增劝项羽不要中刘邦的奸计，仍需急攻荥阳，刘邦犯了愁。几天后，项王派使臣到刘邦那里。陈平使人置办丰盛的宴席，命人端去款待楚国使者。一见到楚使，陈平故作吃惊地说：“我以为你是亚父的使者，原来是项王的使者。”随即将宴席撤掉，换上粗劣的食物。这个使臣回去，把这事禀报项羽，项羽果然中计。范增想赶快攻下荥阳城，项羽却已不信任他了，更不听他的建议。范增见项羽疑忌他，十分生气地对项羽说：“天下的事大致已经定了，你好自为之，请允许我带着这把老骨头回去吧！”范增离开楚王，还没到彭城，他就背部的疮毒发作病死了。
事典评析：
项羽手下唯一的一个著名谋臣，竟被陈平略使小计除掉了。在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兵以诈立”，可见成功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手段。
手段，指我们在处理事情时，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方式方法。人生的计划和行动，是需要靠章法来完成的，而不是靠一些怪招去谋划的。在某种程度上讲，做人为官要想成功，就要学会运用手段。为什么一样的环境、一样的性格，有的人如鱼得水，而另一些人却举步维艰？为什么有些人一次次地获得成功，而另一些人却四处碰壁？所谓“殊途同归”，只有承认方式方法的多样性，我们处理事情才能够灵活，不至于死搬教条。手段让事情由难变易，没有手段就等于缺少了最有力的武器。如果你不知道一件事情该怎么做才最正确、怎样做才最有效，那么，你将永远与成功无缘。但是，手段从何而来？成大事者的经验告诉人们：以大义为本，坚持自己的原则，经常总结自己，自我反思，自我完善，从而避实就虚，找到自己人生的强项—自己究竟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并付诸实际的行动。这个过程就是成大事者走向成功的手段。
项羽之死（《资治通鉴》卷十一）
公元前202年，十月，汉王刘邦追击项羽到达固陵（今河南太康南）。齐王韩信、魏国相国彭越，本来约好日期与汉王会合，但却没有来。楚军攻打汉军，汉军大败。汉王只好坚固营垒自我防守。刘邦见诸侯不与己会合，便问计张良。张良道：“楚军即将被打败，而韩信、彭越二人还没有分到确定的领地，不来会合是理所当然的。您如果能与他们共分天下，就可以立即把他们招来。现在，您可以把从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以北到穀城（今山东东阿）的地区都封给彭越，把陈县以东到沿海地区划给韩信。您将他们的故土作为封地给他们，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楚国就很容易攻破了。”汉王听从了张良的建议，韩信、彭越都率军前来。
十二月，项羽到了垓下，兵少粮尽，与汉军交战未能取胜，便退入营垒固守，被汉军重重包围。夜间，汉军四面唱起楚歌。项羽大惊，认为汉军已攻占了楚国，便起身在帐中饮酒。他慷慨悲歌，泪下数行，侍从见状也都纷纷哭泣。项羽带领八百余骑，当夜突围往南奔驰。
天亮时，汉军才发觉，灌婴率五千名骑士追赶。项羽渡过淮河，相随的士兵仅百余人。到达阴陵后，项羽一行人迷了路，向一个农夫问路，农夫骗他说：“往左。”结果陷入了大沼泽地中，被汉军追上。项羽领兵逃窜至东城时，仅有二十八个骑士相随，而汉军则有数千人紧追。
项羽料想难以逃脱，就对跟着他的兵士说：“我自起兵至今已八年，身经七十余战，从未败过。今天却被困在这里，这是上天亡我，不是我用兵有错。我愿决一死战，一定突破重围，斩杀敌将，砍倒汉旗，夺取这三大胜利，让诸位知道亡我是天意，不是我用兵的过失！”说完把他的二十八个骑士分成四队，向四个方向突围。汉军把他们层层围住，项王对骑士们说：“看我为你们取汉军一将。”接着下令突围后越过山岭，到山的东面分三处集合。
项羽大呼一声飞马冲下，马上斩杀了汉军一将。这时郎中骑杨喜攻向项羽，项羽怒目圆睁大喝一声，杨喜连人带马倒退到数里之外才停下。
项羽与他的骑士分别集合在三处，汉军分不清项羽在哪一处，也只得分兵三处把他们围起来。项羽又飞马冲击，连杀汉军两个都尉官，杀掉了数十人至百人。
项羽再度集合他的骑士，仅仅丧失了两人。他对骑士们说：“我作战如何？”骑士们人人佩服，异口同声地说：“果然像大王说的那样！”
突围之后，项王飞马来到乌江打算渡江，这时乌江亭长正划船靠岸，过来接应项羽上船。他对项羽说：“江东虽小，也有土地上千里、民众几十万，足够用以称王的了，请大王赶快渡过江去。如今只我一只船，汉军是无法过江的。”项羽仰天大笑说：“上天亡我，我过江有什么用！想原先我领江东八千子弟兵渡江西进，如今无一人回来，纵然江东父老怜悯我，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他们？即使他们什么也不说，我难道心里不惭愧！”项羽把他的骏马骓送给亭长，下令骑士全部下马步战。
项羽一个就杀了汉军数百人，身遭十余处伤。奋战之间，项羽看见了汉军骑兵司马吕马童，对他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不敢直视项羽，对中郎将王翳说：“这就是项王。”项羽说：“我听说汉王悬赏黄金千斤、封邑万户，取我的人头，我把这点好处送给你吧。”说罢自刎而死。
王翳砍下项王的头颅，其余的骑士蜂拥而上，争夺项王的尸体，他们互相残杀死了数十人。最后王翳与杨喜、吕胜、杨武和吕马童各得一段肢体。五人把肢体凑在一起，证明确系项羽。因此原来悬赏的封邑分成五份，每人分两千户，五人都被封侯。
事典评析：
霸王项羽能征善战、豪气盖世、叱咤风云，一生大战数十次，巨鹿之战、楚汉之争都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与项羽相比，刘邦有“六不如”：声望不如，势力不如，英勇不如，仁义不如，信义不如，对士卒的亲爱不如。刘邦虽然在上述六个方面远远比不上项羽，但刘邦却有项羽比不上的优点，就是善于使用人才，使得手下强将如云、谋士如林，而项羽则有一范增亦不能用，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后人在评论项羽时，对他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易暴易怒、有勇无谋、爱慕虚荣、目光短浅。他听不进范增的忠告，就注定了他悲剧英雄的下场。这充分表明了他自满自大、足勇少谋、缺乏从谏如流的领导性格，反而衬托出刘邦的圆滑亲切、包容并蓄的领导才能。就是因为项羽的这些性格缺陷，让他在与刘邦“争天下”时，一步步错失机遇，从主动变为被动。
李清照曾作诗慨叹：“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虽然项羽在乌江自刎，却不能抹杀他的英雄气质。他有尊严、有志气、不失男儿本色，即使大难临头，也不会委曲求全，而是选择最有尊严的死法。所以，古往今来，人们还是从内心崇拜这个震撼人心的英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