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中的“省先生”
毛泽东的童年时代，2岁起到8岁，大多数时间寄居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外婆家务繁忙，就让他的表哥文运昌、文南松带他到八舅父文正莹的私塾里玩耍。虽然年纪尚小，但幼时的毛泽东有时也能坐下来有模有样地学着听课、背书。在父亲正式把他送进学校之前，毛泽东就这样非正式地接受了“学前教育”，这与此后的私塾学习内容是一致的。因此，虽然毛泽东8岁以后的学习间有中断，但他幼龄时的启蒙教育却颇有渊源。在记忆力惊人成长的幼年阶段，亦师亦长的影响总是比单纯的拜师学习似乎更能让学童得到益助与关爱。在那里，毛泽东似懂非懂地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以及一些其他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神童诗》等。
1902年春，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将已过8周岁的毛泽东从外婆家接回，送入离家不远的南岸私塾。这是一栋祠堂式古建筑，原为韶山“邹氏公祠”，后在此兴办邹氏族校，对于当时的韶山冲来说，可以算得上最气派的一所学堂了。毛泽东的启蒙老师名叫邹春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邹先生见过毛泽东之后，把他引到东墙下摆放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牌位，从今往后，你每天早上进学堂，都要对神龛叩拜”。
毛泽东对神龛并不陌生，八舅父文正莹开设的蒙馆里也有这样的神龛，大红纸上都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表哥他们上学照例每天要向牌位磕头礼拜。于是，毛泽东就按邹先生所说，向神龛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南岸私塾的教学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之后教授《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但毛泽东此前已陆续背诵过一些蒙学书，因此相较其他蒙童学习上较为轻松。在邹春培的私塾里，填红蒙字是学生的必修课，8岁的毛泽东已颇有功底，可以达到不用填红的程度，放开手写的毛笔字比别人写仿填红的还要好一些。由于少年毛泽东天资聪慧，功课又好，不需要邹先生太费精力去教，班上的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从8岁起到16岁这个成长阶段，除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之外，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冲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就读。乡间读书需要不断寻找真正有学问的老师，这在当时教育并不发达的乡间村落里并非易事。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恳切要求，毛泽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对这六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这里毛泽东指的小学并不是后来仿效西方建立的小学校那样，能读新式的课本，有新式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实际上是乡间里流行已久的只传授初级儒家学问的私塾。
毛泽东接受传统蒙学教育的这个阶段处在中国教育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作为中国人自隋唐以来就习惯接受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模式，此时已经难以为继了。曾经作为读书人入仕途径的科举考试与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自新图存的历史要求逐步脱节。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典籍作为使用的教材似乎也无法适应时代潮流的需要。
后科举时代的乡村儒学
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6年开始，中国所有乡试、会试、各省岁科考试等旧式科举考试内容一律停止。清廷主管教育的学务大臣负责组织颁发各种类型的新型教科书以适应新的教育改革需要，同时要求各省的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员尽快落实废除科举之后推广新式学堂的政策。在府、州、县等各级行政区域，甚至在乡一级地方广泛设立小学堂。
新式学堂要求有新的教科书。1903年，文明书局就发行了一套“蒙学教科书”，包括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卫生、生理、天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等23种。基本符合近代分科和学制规范的模式，按照学期制度成书，内容进度和难度在当时而言与旧式的蒙学书籍相比，有明显的区别。在内容上有较大拓展，尤其结合了西方科学新知识，令蒙童少儿也耳目一新。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另一套“最新教科书”，介绍民主国家的政体、解释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和进化知识等，为儿童展示了真实丰富的外部世界图景。这两套教科书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的“教科书时代”。
从销售影响来看，据学者研究，最受各地新式学堂欢迎的是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毕苑：《〈东亚普通读本〉：百年前一部中日合编的教科书》，《读书》，2010年第12期。]而来自官方机构的组织出版及鼓励无疑起到了引领时代风气、为新式学堂兴办推波助澜的作用。
1905年底，清廷成立“学部”。“学部”编译图书局在五年内（1905-1910年）先后编纂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等教科书近百册，向全国加以推广。
中国的教育制度由此开始发生着划时代的巨变。但是在内地偏远的乡村，这种风气的变化无疑是缓慢的。毛泽东所在的韶山冲一带，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家人供子女读书，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识字、记账、振兴家业，或在乡间的日常纠纷中因为懂经书而占据上风。人们并不奢望这些读书的孩子能够走出封闭的世界，可以开辟与时代相关的生活轨迹。虽然多数人都相信读书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
在舅舅家接受的蒙前教育和之后的私塾教育，毛泽东读的主要是儒家蒙学读物。虽然这些书与中国教育大变革的时代潮流无法合拍，却为毛泽东一生的国学根底打下了基础。当毛泽初步具有了学问的辨别力和人生价值观之后，传统国学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身上焕发了别样的光彩。
“四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为“四书”，是儒家基础的经典读物。“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部古籍。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旧时私塾先生教的这类儒家的基础经书，多数时间里只照本宣科而不讲解，学生只能不断强化记忆，求得顿悟。当然除了背诵正文，在较高年级之后，会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进行开讲，强调朱注即答案。这种囫囵吞枣式的学习，多数情况下不能使学生真正领会理学大师的解释。因此，背经典、记朱注就成为令人生厌的事情。少年时候的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些课程枯燥的教学形式和内容。而且旧式的塾师教学中崇尚严管，甚至远远超出严格而变为苛刻，责罚学生成为教学管理的主要手段。有一次，毛泽东从学校中逃出，为了避免回家后被家里发现逃学而受到父亲责打，竟然跑出家门在外流浪了三天。虽然一个少年只是在村子周围七八里的小范围内游荡，但却让家里着实担惊了一次，父亲毛顺生出于本能的爱护对儿子的态度略有改变，这种改变就是稍微降低了粗暴的等级。毛泽东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多次谈到：“我是不喜欢经书的”。少年时期的好学生尚且如此厌恶读经学儒，可见旧式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本意渐渐式微，而它教条生硬的弊端已无从使人在教育中感受思想启示的魅力。但毛泽东还是在这种枯燥的学习中有所心得，并默然转化成一种宏大思想体系的基石。这个过程也自然地证明，无论哪个时代，何种教育，迈入门径之后，无论智者与愚者，皆因此有所收获。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讲时说：“我幼年没有进过什么马列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其实，毛泽东在传统教育中所收获的不只识字这么简单。
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六年孔夫子”（因中间有务农的两年多，总共大约是八、九年的时间）对少年的毛泽东来说固然枯燥无趣，但终年的强化练习，乡间尊儒的风尚引领，出于学习而生硬记忆的知识却为毛泽东打下了文化基础，并且在青少年阶段逐步转化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好奇与探索，这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用起一些传统知识往往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而儒家经典里真正的智慧，经过岁月交替、兵火烟尘的过滤与沉淀，将与来自西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加以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这恐怕是少年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濯足”与“修身”
1903年的夏天，正在私塾读书的毛泽东，见户外天气晴朗，绿色如画，自然里水光动人。因为私塾先生不在，便不想再去温书，与班里的其他少年一起到附近的池塘里游泳去了。塾师回来后极为生气，恼怒地说：“孺子不可教也。”
出于一个教师的尊严，不能让学生这样目无尊长，他本想对带头逃课的毛泽东加以责问，毛泽东却搬出了逃课游泳的理由。
毛泽东说带头让学生们游泳的不是我，而是我们的文圣人孔子。说着，他往东墙上的孔子牌位一指。邹春培问毛泽东：“孔子何时教你们去游泳？”毛泽东打开《论语》，翻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递到先生面前，说：“先生你看，孔夫子不是也说过可游泳吗？”
邹春培看到论语上有这样的话：“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邹春培脸上顿时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这样的解释如果出自大人之口，就比较牵强幼稚，但出自一个儿童之口，不仅显示了学生的读书能力，更带着几分调皮狡狯。学生的逃课理论令邹春培哭笑不得，他又想了一个以学代罚的方式——对对子。如果学生们无言以对，就要施以责罚。他出了上联：“濯足”，其他学生们都在思索，惶恐中不知道怎么回答，毛泽东思考片刻却对出来了：“修身”。这样的对仗不仅工整，而且意思也很贴切。邹先生听到这个回答，点了点头，气也就消了一半，开始继续上课。于是一场责罚变成了日后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1957年11月，毛裕新（毛泽东私塾同学）到北京对毛泽东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就是洗脚。《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中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以‘灌足’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可以‘修身’，可以锻炼身体，又提高修养，先生当然不责怪我们，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四书五经”这类古籍仍属案头研习的经典。这时杨昌济[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县人，伦理学家，教育家。曾赴日本、英国留学。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杨开慧之父。]刚刚从英国留学返回长沙，在一师执教，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学问渊博，在英国时专攻伦理学（哲学分支），同时精通旧学，著有《论语类钞》等，对中学、西学都持批判态度，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在堂上讲课，在课外辅导，以西方哲学的思辨，将儒家学说条分缕析，指出中西之不同。他不厚古薄今，也不重洋轻华，往往以理性色彩对中西文化的优劣有所阐发，提出精当的见解。因为有宽大的视野作为学问的视角，往往令学生茅塞顿开。这些明显异于乡间旧学的学问门径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毛泽东日后在理论研究中不拘拟于书本，能与实践相结合，活学活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知识，是颇有帮助的。同时，这样的思维锻炼，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养成了辩证思维的习惯，加之毛泽东崇尚实践精神，所以能避免早期多数共产党领袖机械沿袭苏联模式而形成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这与一师时研习受教于杨昌济的治学方法有很大关系。
走出一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新文化运动中思考人生方向，忧虑中国之命运，并在接触西方思潮中被马克思主义所感染洗礼，逐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于中国古代的哲人孔子、孟子，在批判的基础上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对于孔孟在历史上合理、进步的方面亦有所肯定。他曾在一篇通信上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对于国粹，毛泽东确实是扬弃之外有所选择、有所发扬的。
马克思主义化的“孔孟之道”
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各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放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对此，毛泽东表示了相当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文章中他写道：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领域”，毛泽东的引用是在孔子“大同”理想的基础上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进而对传统意义上的“大同”社会做了适度的肯定，更做了本质的改变。他由唯物史观出发，代替古人天命色彩的唯心史观，将“帝王将相创造历史”改变为“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毛泽东对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的“大同”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用中国人易于接受的民族化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的代表人物，因此被称为“亚圣”。孟子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对毛泽东“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都有所启发。孟子的“民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中也得到了升华。毛泽东说：“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在著名政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民间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有学者曾对《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孙子兵法》、《晋书》、《国语》等，正是毛泽东所持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和态度使他能够古为今用，使中国传统的智慧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时被赋予新的诠释。
不那么高兴孔夫子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刘汉民在《毛泽东没有写过“郭老从柳退”一诗》（《党史文汇》，1997年第8期。）一文中，从当时人物回忆、毛泽东的做诗习惯等角度，指出：毛泽东从没有写过“郭老从柳退”一诗。但以笔者揣断，在“文革”中形成的无法弄清的领袖讲话即使是附会使然，也在某种程度上有近似于领袖本意的可能。]。这首诗的意思是，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和唐代古文运动中的柳宗元一样伟大，但不如柳宗元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很落后。意思是说郭沫若这个人虽然现在是共产党人，思想上却与孔子为伍。
早期的郭沫若是孔子的坚定维护者，对于“打倒孔家店”的说法，郭沫若表达了相反的态度。就此而言，他与“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较为激进的否定国粹的思潮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给哲学家宗白华的信中直陈己见：“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这是郭沫若对孔子学术和思想体系的基本认识。
《十批判书》，由《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10篇文章组成。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在书中，郭沫若表达了这样的政治观点：“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挽联是这样写的：“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他将鲁迅与孔子并列，也说明他认为孔子如当时的鲁迅一样，是时代的先驱者。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当着郭沫若的面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于异国荒野之中。从事后查获的材料看，林彪试图从孔孟之道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武器，林彪甚至手书孔子“克己复礼”一语，挂在卧室中。毛泽东据此认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是尊儒反法的。所以决定在“批林”的同时“批孔”。
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个材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毛泽东本人意见撰写的意见稿。两校大批判组从林彪集团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摘出涉及孔孟或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并与孔孟之道相对照。毛泽东意在通过这个材料，通过“批孔”，进一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思想根源、极右实质以及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文革”中，毛泽东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否定态度，似乎与早年他对儒家文化辩证看待的态度有所差异。这时对儒家思想的全面批判，主要不是由思想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特定时期政治斗争的需要使然。当政治走到孔夫子的对立面时，打倒孔家店就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抗表现了同样的摧毁力。但其打倒的对象虽然是同一的孔子，但在这个表层之下，打倒的内容和要求，打倒的目标都是大为不同的。新文化运动打倒的是传统的社会文化意识；而批林批孔打倒的却是与政治纠结在一起使用孔子言论的政治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