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挥枪”曾遭到反对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
毛泽东三湾改编时，一是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同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二是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三是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得了的改革。
毛泽东三湾改编中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其中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党指挥枪”，在连队设立党支部，设党代表，把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毛泽东后来曾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党指挥枪”一度遭到反对，围绕这一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当时担任师长的余洒渡提出各种异议，陈浩、徐韩等人也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耐心作解释，还举出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叶挺独立团为例，把党支部建在团上，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党掌握了自己的军队的成功经验，来说明“党建在连上”，发挥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拖不垮，打不烂。
三湾改编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也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抓军队的建党工作。
在征得袁文才、王佐同意，毛泽东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20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到1928年2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也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工农革命军先后占领茶陵、遂川、宁冈，建立了三县红色政权，根据地范围也扩大到宁冈全县，永新、遂川、莲花、酃县、茶陵各一部。这标志着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在罗霄山脉中段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典范。
“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
1928年4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把土地革命放在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特别重要的位置。
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毛泽东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予生活出路。
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界范围内全面展开，带来了一场农村社会大变动，也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巨大收获。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出身农民的毛泽东，他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农民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1962年5月，他与各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更是强调：“中国这个国家，离开了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来。”毛泽东一生中，非常强调办事情，做计划，要时刻记着中国有几亿农民。
有效利用“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对蒋桂战争的爆发，毛泽东有惊人的预料。早在1928年秋，毛泽东就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毛泽东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有效地利用“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这一时机，确定了红军这一时段的发展方向。
1929年5月16日，毛泽东收到邓子恢代表中央闽西临时特委的来信，信中说因为蒋桂战争爆发，闽西的陈国辉部主力，迫随闽南的张贞部，于5月中旬入粤讨桂，闽西、闽南空虚。信中还报告了闽西形势的新变化和群众革命斗争状况，急盼红四军迅速重返闽西。
毛泽东立即同朱德进行商议，决定进军闽西，在那里开辟革命根据地。
闽军不堪一击。红四军入闽几天工夫，就打下龙岩、永定县城。
5月26日，永定县委还发出了一份旨在扩大政治影响、鼓舞人心的《红军捷报》：
红军第四军前次打死郭凤鸣，此次又打败陈国辉，望闽西各县工农群众奋起肃清闽西反动势力，建设工农兵政权，减低谷价，废除债务，分配田地，停止捐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当用全力为闽西工农群众之助，特此捷闻。
红四军为了诱敌归巢，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当即撤离了龙岩城。反动武装闻讯后回窜龙岩。毛泽东决定杀一个“回马枪”。6月3日，红四军再度占领龙岩。
此时，陈国辉在广东参加蒋桂军阀混战，闻讯后他也管不了蒋介石的指令了，急如星火地回援闽西。
毛泽东、朱德决定再次撤离龙岩城。
陈国辉不费一枪一弹，十分得意地重新占领了龙岩城。
毛泽东、朱德所率领红四军6月7日突取白砂镇，接着向西分兵出动。6月10日，为迷惑敌人，造成向江西退却的假象，进驻通往赣南的县城新泉。6月19日，突然回师，扑向龙岩，一举歼灭了陈国辉部的3000余人，旅长陈国辉带着几十个随从落荒而逃。
一个月来，毛泽东带领部队，三打龙岩，三战三克，在来来去去中不仅打掉了陈国辉部，还把周围的反动武装在运动中消灭掉了。
毛泽东高兴之余，欣然提笔，写下了《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的这首词，一是记载了蒋桂军阀连年混战；二是红军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开辟了闽西农村革命根据地。其用意歌颂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胜利，表现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行为的场面。盼望着全国红色斗争高潮的来临。
早在3月20日，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红四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他详细地分析了闽、浙、赣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和自然条件，特别是分析了赣南、闽西一带党的组织、群众运动、革命武装等情况以及敌我力量的对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应“在国民党内部混战的时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到公开苏维埃政权，由此形成割据区域，从而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4军、5军及江西红军第2、第4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开始萌芽。
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中共红四军“七大”落选
1929年6月，一场政治危机向毛泽东席卷而来。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七大”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提出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和坚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张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接受，甚至被批评搞“家长制”，提出更换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人选。
这时正好收到中央二月份发出的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有人利用“二月来信”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希望毛泽东交出军权。有人以“二月来信”为线索，说毛泽东不赞成中央的分解红四军策略和中央要朱毛离开红四军的指示，不服从中央指示，并以此挑动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使红四军内部对建军原则和领导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红四军各级的争论更加热闹，最后导致了匆忙召开中共红四军“七大”，由于朱德是争论的另一方，会议由陈毅主持。在重新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
通过的决议认为：“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
“七大”落选，对毛泽东是一次不小的打击。被排除在党的领导岗位之外不说，自己的正确意见未能在党的“七大”上为大家所接受，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它这个不正确。
这是毛泽东在他创建工农红军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受到排挤和冷落。
在会议期间，林彪写急信通过红四军政治部秘书江华转交给毛泽东。信中认为：当前的争论是党的问题而且是极严重的问题，不赞成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委，希望毛泽东有决心留下来纠正四军党内的错误。
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中写道：“你的信给我很大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的和一年以来长期的斗争的问题。”
从毛泽东回信中，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因为受到打击而消沉，他依然充满信心，相信历史自然会公正地评说。
“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决议》
1929年11月18日，红四军在闽西上杭官庄召开前委会，传达中央九月发出的一封信，史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主要是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由陈毅执笔整理而成。“九月来信”详细地分析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会上，陈毅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嘱咐：请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并召开一次会议，分清是非，统一思想，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毛泽东结束了从红四军“七大”以来的一场政治危机，也结束了近半年的隐居生活，重新回到了前委的领导岗位上。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1929年11月28日，复出的毛泽东致信中央：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指谢汉秋——引者注）从蛟洋到达汀洲，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任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80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金张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定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
信交给地下交通员带走后，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内部纪律松懈、各种错误思潮泛滥，还有就是在补充兵源时，很多俘虏兵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教育，把国民党军队的一些作风也带了进来，有的打骂士兵，有的赌钱，还有的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这些必须及时着手进行整顿。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旨在否定“八大”的一些错误做法，反对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分配前委委员的方法。鲜明地提出“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这三个条件，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人都可当选前委委员，而不必考虑各纵队之间的入选比例。
12月底，中共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项决议，这一系列决议后被称为《古田会议决议》，它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决议”，成为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会议还改选了新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十一人当选，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等三人被选为候补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红四军“九大”是高效团结的，大家也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朱毛”不可分。“朱毛”的团结和合作关系到党和军队未来的团结。
后来“九月来信”收进了《周恩来选集》，与毛泽东的《古田会议决议》一样，成为人民军队的奠基之作。
回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193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这篇长达7000多字的文章系统阐述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这篇文章源自林彪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林彪写了一封《新年贺信》给毛泽东。信中写到主张采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对前委和毛泽东建立赣南闽西20余县根据地和“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感到疑虑重重，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信中透露着一种悲观情绪。
毛泽东提笔给林彪写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信，这也就是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毛泽东很委婉地开头后，又针对林彪所流露的错误思想和悲观情绪作了如下分析：
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只有用比较轻松的流动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式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毛泽东在信的最后写道：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在信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写完信后，当天下午，毛泽东将信交给冯文彬，要政治部尽快印发给全军党内领导同志传阅。他借林彪来做文章，以端正红四军上上下下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林彪一个月后才读到这封回信。在历史上，林彪的思想曾多次摇摆不定，大他14岁的毛泽东经常批评他“娃娃不懂事”。
1948年2月，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东北局书记的林彪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在印行《毛泽东选集》时，此文不要公开他的名字，称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毛泽东为了照顾林彪的情绪，同意了这个要求，在收入《毛选》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文革”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上井冈山时，仍耿耿于怀这笔旧账，在他的《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中写道：“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这封信中，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新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应该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春夏之际。当时，湘赣边界割据区域刮起了一股颇为扰乱人心的风浪，其代表性口号就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其中的直接原因，是三月底湘南失败，湘赣边界被敌人占领，再加上秋收起义的失利与广州起义失败的潜在影响。一系列挫折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及事实上艰难困苦的环境，就像迷雾一样，朦朦胧胧地遮住了部分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景，陷入在灰心丧气的愁城困海之中。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到宁冈县坝上，了解乡村红色政权建设的情况。宁冈县委有干部向毛泽东反映“眼下冒出个‘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挺是扰乱人心的，这样下去不是个头。”还问毛泽东对此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在革命发生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就怀疑革命的红旗子打不下去，因而发生了悲观情绪。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看小了革命的力量，看大了敌人的力量。这些同志只看表面现象，不看问题的实质，所以容易被迷惑，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悲观丧气的思想也由此而生。”“世上的道路总是弯弯曲曲的，革命何尝不是这样？湘南有个三月失败，井冈山也被敌人占领过一次，这怕么子呢？损失了的东西还可以创造嘛。去年秋天，我们上井冈山不到一千人，尔今又怎么样呢？我们有湘赣边界这样的好地形，又有广大民众的拥护，毫无疑问会得到发展的。边界的红旗子无论如何倒不了，一定能够打下去！”毛泽东最后说：“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充分验证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预言的准确性，20年后，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想。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原名《调查工作》。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本本主义”。
文章开篇提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自然是针对以往许多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提出来的。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这封信在今天看来依然非常有时效性，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养成密切联系群众，站到群众中去，无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都注重调查研究，提倡实地考察，遇事穷源探本。
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1930年12月，蒋介石飞抵南昌，亲自主持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制订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一场对红军的大规模“围剿”即将全线展开。
早在10月25日，为了统一思想，确定行动方针，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会议。于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共江西行委在新余罗坊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历时6天，史称“罗坊会议”。会议纠正了红军和江西党内的“左”倾错误，停止了进攻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行动，确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说：“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前面，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案，但会议在讨论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的战略方针问题，究竟怎样打？战场放在哪里？争论异常激烈，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主张夹江而阵；一是主张诱敌深入。
毛泽东主张“决不能傻乎乎地往敌人口袋里钻，而要叫敌人往我们的口袋里钻，陷入苏区群众的围困之中，然后将其歼灭。我还是坚持这个主张，就是全军渡江，向东转移，诱敌深入，围而歼之！”但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说“不管战场摆在哪里，都反对红军诱敌深入苏区。”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决定：全军渡江，诱敌深入。随即，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罗坊园前村发出“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战略退却命令，12月25日，在离东固不远的小布镇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给大会拟了副对联，高悬在大会主席台两侧：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以少数兵力阻击、消耗、疲惫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军，在12月30日，歼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师长张辉瓒被俘，在源头的谭源师仓皇东撤。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星夜向东韶急进。1月3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我突袭，被歼半数，俘敌官兵3000余人，残敌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经过两次战斗，歼敌10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实行了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同时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这也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的第一个战役。
这期间，一是“罗坊会议”对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是毛泽东“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在实践运用中取得了成功，使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最为关键的应该是东固一战。这一战同样是“诱敌深入”。
1931年4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目前敌军拟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向我军推进......本方面军奉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歼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
4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宁都、广昌、石城地区向东固地区隐蔽待命。
东固位于苏区腹地，是五县接壤处。东固北边80华里的小南、白沙和中村分别有国民党第43师和第54师；东固南边90华里，有国民党蒋光鼐和蔡廷锴的第19路军两个师；东固西富田坡下的则是王金钰的第47师和第28师，其先头部队距红一方面军隐蔽集结地只有20余华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之群众的支持，红军在这里隐蔽20天，没走漏一点消息。
5月16日，王金钰部却先探出了脑袋，翻过九寸岭，到达屠龙坑至万寿宫一线。朱德命令部队迅速出击，穿过蔡廷锴和郭华宗两敌之间仅25公里的空隙，朝敌人的正面猛扑过去。经过16日至17日，红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公秉藩的第28师和王金钰的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取得东固的首战胜利后，接着向东扩张战果，在5月16日至31日，红军横扫700里，在16天中打了5个大胜利，共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多。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郭化若后来回忆道：
第二次反“围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在敌人大军压境又要和王明路线进行严重的斗争中，毛泽东排除干扰，精心谋划一个完善的连续战斗的全战役设计，在情况复杂议论纷纭中，镇静沉着地深思熟虑，把全战役各个歼敌的大体打法，直到打破“围剿”后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伴着发展红区根据地的计划等，都在战前预先精心设计好.......毛泽东出奇制胜的战略思想，不但使许多人心悦诚服，而且也使敌人心惊胆战。
成就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
1931年6月下旬，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不到一个月，即带着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来到南昌，亲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组织对中央苏区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毛泽东、朱德决定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则从闽西地区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集中，积极进行“围剿”准备。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支，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而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发展到21个县境，人口250万，面积5万平方公里，成就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
中央根据地红军经过三次大规模反“围剿”，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理论的红军作战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在国民党“围剿”开始之前，积极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强敌“围剿”开始时，一般是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而后转入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在战略反攻时，慎重初战，实行歼灭敌人的指导方针，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并与游击战相结合，在战役战斗上实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国民党军；在国民党“围剿”被打破转入守势时，红军转入进攻，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并适时准备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等。这些作战原则，也是毛泽东在游击战争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